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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在来看过去
张国焘
（1937年2月6日）
我觉得我现在与党中央完全一致，原则上没有丝毫分歧，我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党员、也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和党的路线的一个坚决的执行者，我是中国苏维埃运动中和整个红军中一个战士，从鄂豫皖赤区到川陕赤区，我执行着四中全会的路线，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决议以后，我执行着十二月决议的路线。我不是中国党中央的反对派，也不是`有特殊政治见解的人物。我不是代表苏维埃运动中一种特殊形式，也不是代表红军中的某一系统，更不是所谓实力派，因为这是我坚决不愿意做的，没有什么理由使我这样做，因为我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党员，我而且认为每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党员都不应当这样做，因为这是布尔什维克党所不容许的。
我说上面这段话，我觉得是有充分理由，没有丝毫虚伪。不错，在五次“围剿”后，一九三五年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地区会合时，我与当时的党中央有过分歧；但在十二月决议后，我和党中央在政治上很自然的归于一致。在这政治上一致的基础上，又在西康地区自动的取消自称中央的错误行为，成立西南局，从政治上的一致走到军事策略的一致，组织对立的撤销，一直到党在政治上组织上完全的统一，和一、二、四方面军的会合，现在我与党中央之间，没有任何的原则上的分歧了。
但是，过去有过分歧，不能不留下一些余波和痕迹，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来在主要问题上加以说明。一则我自己应当开展自我批评，检查我自己过去的错误；二则为了纠正同志中过去分歧可能发生的错误观点。因为党中央的路线是依据着世界革命的理论和经验，特别是联共的经验教训和中共的经验教训，以及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和需要来决定的，是唯一的领的领导中国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的路线；党中央是中国最优秀的布尔什维克领导干部所组成的，每一个党员都应当了解党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党中央是一个领导的整体，全国红军是党中央领导下的一个整体，应当坚决在党中央领导下奋斗到底。
一九三五年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因为当时目击一方面军减员和疲劳现状，就过分的估计了这一现状，由这里出发，就发生了为什么这样的疑问，发展到怀疑到五次“围剿”中党中央的路线是否正确？现在想来，这正是我的错误观点得着发展的开始发动，错误观点在那里呢？
第一、没有充分估计到五次“围剿”中客观情况，五次“围剿”中敌人采用战略战术的特点，和中国革命不平衡发展的特点，这样就过分估计了五次“围剿”中的主观错误。
第二、在中央红军突围成为必要后，敌人追击的严重性，远过于红四方面军西征时敌人所给予的压迫，对于这点，估计也是不足的；这就抹煞了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英勇奋斗，和布尔什维克的坚强，一个数量很大的红军的万里长征，减员是不可避免的情况，终于达到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目的，和大批干部的保存，正是表现着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在这一点上不应当超出党中央决议上的批评。
第三、因为有了上述两个观点，同时对五次“围剿”所受的损失也估计过分，就发生当时对中央所提出的战略方针的怀疑。虽然三致同意北上方针，但将中央北上之方针了解成为这不过是长期大规模的运动战和游击战争的实际，提出了在比较更西北地区来创造根据地的另一战略的意见。
第四，同样对于中央苏区对党、苏维埃和红军各方建设工作所获得的成绩估计不够，并对中央同志根据中央苏区经验所给予四方面军的错误和缺点的批评表示不接受和误解。第五、在左路军北上受着阻碍的条件下，以为北上既然会成为大规模运动战，倒不如乘虚南下。因此，成为北上和南下的对立，红军分开行动，发展到对中央路线不正确的了解和组织上的对立。
现在看来，上述五点是主要错误所在。
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之下，在五次“围剿”以前，五次“围剿”中和突围以后，都是执行着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一贯的正确路线，坚决领导着苏维埃和红军进行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为苏维埃中国奋斗。虽然有着关于统一战线策略上的错误：（如对十九路军）和军事策略上的错误（如党中央决议历次批评的那样），但是基本路线是正确的。因为当时的基本路线是为苏维埃中国而奋斗，根据当时的一般条件，所应当采取的路线。这次不能拿策略上的部分错误曲解成为路线上的错误。
五次“围剿”中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应当永为中共的光荣。中央苏区里的党、苏维埃和红军的建设工作，发扬了布尔什维克的精神，足为全国的苏维埃和红军的模范，万里长征中英勇坚决的抗战，是中共布尔什维克最堪夸耀的一页，虽然红军受着一部分损失，但万里长征中表现了布尔什维克坚强和北上战略方针的实现，这是胜利的。
南下虽然是发扬了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获得了创造川西赤区、红军扩大和迎接二方面军北上的胜利，但在与北上对立和形成党和红军不经常的关系上说来，是错误的，假若南下没有发生党和红军组织上的对立，那么南下和北上不过是军事策略上的争论，如果认为南下是失败的，那是不应当的，南下在战略上虽然有他的不利之点和在左路军北上受着阻碍的条件下执行的，可是在党员群众英勇奋斗的基础上获得了相当胜利。
那时党中央直接领导一、三军团北上，的确是贯彻北上方针的正确行动，指斥为逃跑路线，就是绝对错误，就是红军分开行动也不应由北上主张者负责，而应当由南下主持者负责。
最严重的错误是组织上的对立。否认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而自称中央，这是政治上错误的结果和组织原则上错误的表现，布尔什维克的中国共产党所不应当有的。
就是领导四方面军的党的组织在十二月决议后，对党中央过去关门主义性质的错误的认识也是不对的。应当了解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日作战协定三条件的提出，是统一战线策略运用的开始，在当时情况下，在统一战线策略运用上虽然有着关门主义的错误，但不能解释成为政治路线上的错误。
上述的错误，从一、四方面军会合时起到十二月决议时止，在这一段时间中我自己的确犯了反党反中央的错误。虽然十二月决议开始了转变，没有再继续这一错误，向着和党一致的路上转变，但这一过去有过的错误，是应当严重指出的。
这一错误的根源在那里？
我认为领导四方面军的党的组织和自己，在基本上是执行着一贯的为苏维埃中国奋斗的基本路线，一贯的忠实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进行着反帝国主义和土地革命，这也是后来转变到党中央领导下来的基础，对于五次“围剿”中，和中央红军万里长征中所受损失的过右估计，和夸大领导的错误，对于五次“围剿”后，正是民族危机严重关头，应当采取统一战线策略来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不了解，从单纯军事观点出发去估计当时的军事方针，发生了军事策略上的彷徨。对于四方面军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估计不够。对组织原则不够布尔什维克的了解，军阀主义倾向得着发展，这些就是错误的根源。因此在过去一个时间中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和组织上的对立，这在政治上是原则性的错误，组织上是组织路线的错误。
虽然我现在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完全与中央一致，我应该申明坚决脱离过去有过的错误，而且反对过去的错误，并且劝告过去与我有过同样观点的同志们，应当坚决反对和脱离过去的错误。
应当认识党中央的路线是一贯的正确的，坚决拥护党中央的路线和党中央。应当认识党和红军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反对一切派别观点、小团体观点、门户之见、地方观点、部落观点等等，这些是有苏维埃红军从不同地区发展起来的农民意识的客观原因做我的基础。应当扫清一切不正确的观点的残余，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为党当前的历史伟大任务而勇往直前的奋斗。因为党的毫无缺陷的布尔什维克的团结和一致，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保障。
一九三七年二月六日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