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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敬告国人书——并与中共同人商榷抗战建国诸问题
张国焘
（1938年5月6日）
抗战发生，国步艰难，有识之士，佥认救亡图存，惟有举国一致，精诚无间，抗战到底，始克有挤，而达到此目的之最重要条件，端赖民族意识之高度发扬，牺牲精神之百倍提高。本人于四月初自肤施到达西安时，适得读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抗战建国纲领，认为深合国家民族之追切需要，而其吁请全国人士共同奋斗之至诚，亦复滥于言表，尤深感动。因即离陕来汉，冀与此间中共中央负责诸君详为商讨，期于抗战建国事业，更作进一步之最善努力。不意商讨未竟，即受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之处分，并造作种种澜言（如加本人以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表示不信任，对中国革命表示绝望，并进行破坏抗日团结等不经之词），当即就本人政治意见，简略有所声明，其要点有四：
（一）本人素具抗战到底之坚强决心，和抗战必胜之坚强信心，对于中国抗战建国之光明前途，并无丝毫失望，本人更愿贡献一切，为国家民族效力。
（二）当此国家民族危急存亡关头，本人认定国家民族高于一切。
（三）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须，中国国民党为主持抗战建国大计之领导中心，蒋先生为全国唯一之最高领袖，此三点中共中央亦不否认；中共中央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方针，自是中共中央的进步，本人亦表赞成，但深觉如此还是不够。因主张中共中央对于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应即为更恳切之响应，以达更进一步之精诚团结和增强抗战建国力量之目的。
（四）本人曾本上列主张，用至诚态度，与中共中央诸君初步商讨，未蒙采纳，今后仍望中共诸同人，对于本人上列主张，深切考虑。
上之简略申明，本人自信对于当前政治需要，尚无不合之处；乃近见武汉中共负责人公表函件，一对于本人主张与行动，续有话诽，综其所述，无非蔑弃真理，偏执己见，甚至不管虚构事实，颠倒是非，以遂其抹杀政治商讨，维护局部利益之私图。如此，足征中共负责诸君，对于近代政党党员应具之自尊心，未甚重视，政治道德，亦鲜顾及，此本人深为惋惜者也。
当此抗战建国之严重关头，本人深信每一政治战士，在国家民族至上之原则下，均有放弃过去一切成见，端正其政治趋向之必要。并应全国上下，精诚团结，努力完成复兴民族之大业。据此观点，愿就本人与中共间政治上分歧之点及因此而引起之争论，略陈梗概，邦人君子与中共诸君幸垂察焉。
关于中共政治路线之全般检讨，因范围过广，此处暂勿深论；仅就目前整个民族迫切需要之抗战建国基本观点，加以考察。本人确切相信中共政策错误之发生及其过程，实非偶然，而且这一错误过程，直到今日，还未停止，这是本人不敢苟同的主要所在。
中共的政治路线，向来是环绕着一个错误轴心而转动。这个错误轴心的构成，可从下列诸点，加以简略说明：
第一，中国原是一个经济落后的与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散漫的农业为组成国民经济的骨干，纯民族工业的比重，颇为低下；因此革命的任务，对内是铲除封建残余，改正土地关系，完成国家的统一，对外是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境内之经济特权与政治特权，争取领土主权之完整，与政治上经济上之完全独立自主，这是国民革命的主要内容。关于这一点，在中山先生与越飞君的联合宣言上说得最清楚：“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高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概括言之，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全民性的国民革命；任务是内求统一，外求独立；而就革命动力言，城市市民与乡材中小地主及自耕农都占极大数量，这些阶层对外积极反对侵略，内并不代表妨碍统一之封建势力，所以除去封建的旧势力而外，广大国民群众都是这一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和拥护者。
中国共产党虽亦见到这些基本问题，而并没有深切的了解；因此，经常以急进的主观上之幻想，代替中国社会发展之客观条件；机械地了解民主革命的阵容，只有循着苏联十月革命的唯一途径。更错误的是不了解革命客观形势，基此而采用诸多错误政策，客观上对于可能参加的广大革命力量，竞予以过当的摧折，直至九一八民族危机之严重性明显呈现时，仍是如此，而在今天，亦未曾表里一致地改正过来。
复次，中国国民党领导之对内统一运动，其目的原为反对封建割据，亦系形成全民对外之先决条件，应当确认其为进步的革命步骤。中共味于此义，贸然将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勉强地予以联系，并强调阶级斗争愈深入，民族解放愈追近成功之说，处处以阶级利益抹杀民族利益。这一切与国民革命不能调和之基本观点，在理论与事实两方面，均已确证其误。
第二，以上是说明中共对于国民革命理论的错误见解，基于此种见解，于是对于中国国民党之认识，亦极不正确。中共初则认三民主义为反动思想体系，而认国民党只是代表地主资本家的阶级政党，继又认国民党为法西斯主义之分派，国民政府为亲日卖国政府；但就三民主义的本质而言，就国民党的组成成分而言，就国民政府及蒋先生之过去政策而言，此请估计显非事实。中国国民党实继承中国革命史上之优良传统，它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创立中华民国，北伐后逐渐完成统一中国的任务，迄今尚担负着神圣抗战建国的重任。即以此次抗战而论，举国上下，一致奋起，为中国历史上所使见，将士牺牲者为数在五十万人以上，尤有再接再励。此诸明显事实，无论何人，均不得不承认此为蒋先生领导成功之明证，国民党革命精神发扬之实例。尤为进者，蒋先生为举国一致所公认之最高领袖，当此国本飘摇，一千钧一发之际，挺身肩负此民族兴亡之重责，忠诚谋国，中外同钦，凡我国人均不应借口某些枝节问题，吹毛求疵，别谋发展，以快私图。所以那些认为国民党具有两面性，在目前抗战是革命的，抗战胜利后是不革命的谬误观点，不仅否认由抗战胜利而展开之革命光辉，而且对于正在进展中的抗战建国之伟大工作，亦必然予以严重损害，此则可以断言者！
第三，中共对于中国革命之错误判断，对于三民主义国民党及其领袖之固执成见，于是形成其一般策略路线的连串错误，中共本身组织之缺陷与退化，亦随此错误路线而愈益充分暴露出来。
中共策略路线错误之具体表现，即为不顾革命所需要的客观条件而争取领导权的斗争。自民国十六年以来，中共更提出苏维埃政权口号，采取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暴动政策，争取所谓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十年以来，现已证明，所谓苏维埃口号完全与民族利益背道而驰。就共产党本身组织言，它久已退出产业区域，走向偏远地带，失其应有之群众基础。它已起了质的变化，已经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的政党，而是以农民占多数的小资产阶级的集团，不断的在进行军事阴谋与暴动，以从事持久的阻挠内求统一与外抗强敌的斗争。
第四，抗战发动以后，全民族之迫切要求，为精诚团结，一致抗日。中共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形式上改变红军，取消苏维埃政权，停止土地革命，表示服从中央政令，但实际上仍然因循其固有错误思想与派别成见，严格维护其小组织的利益，因而减弱现阶段抗战建国的神圣工作。自中共牢不可破的成见看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两个以上不同政治团体的暂时联合，此政治团体乃基于其社会基础之不同而所代表之阶级利益亦异，“国民党是代表地主资本家的政党，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两者间之利害毕竟是不能调和的，这里便隐藏着过去历史重复的根源。吾人近来习闻的中共宣传，有所谓“共同领导，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共同纲领”等说话，仍不免是一种争取领导权之陈旧思想，毫无放大眼光以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为己任之气魄。保存实力，保持边区政府与某些游击区域的特殊地位，以力图发展，乃其真正目的所在，抗战合作不过为达到此目的之宣传手段。据中共之意见，所谓民族统一战线，诸凡与其意见相左之抗日分子，皆放在统一战线之外，而一切打倒；所谓合作，凡中央政府管辖之地，皆任其作谬误宣传，而陕北边区则视外人租界封锁尤严。如斯作法，岂以为人尽可欺耶？窃意中共诸君如果承认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与目前民族危机的严重，统一意志、抗战建国之万分必要，则应毅然决然放弃这些成见与作法，开诚布公，与国人相见，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根据上面的分析，本人站在抗战建国的基本观点上，愿作下列提议，希望中共同人予以善意考虑：
第一，中共同人只有在确认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之原则下，真诚拥护蒋先生领导的抗战建国运动，毫无保留地实行三民主义，务必言行合一，不再作与此相违反的宣传和组织，基此立场，中共同人应自动破除门户之见，泯灭界限，与国民党党员同在蒋先生领导之下携手前进！
第二，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国家政权和军队应完全统一。第八路军，奋勇杀敌，深为国人所赞许，但望中共同人能根本破除“抗日联军”之成见，使八路军国军化；如此一面可增强抗战建国力量，减少一切不必要之顾虑，一面于彼此融化之过程中，互相交换经验，则今后裨益抗战实力，当非浅鲜。边区既不可当作中共之根据地，也不应形成特殊区域，更不宜自定法律，深闭固拒，排除异己，效法军阀割据；总之，边区政府现已无存在之必要，应即还政中央，以昭大信于天下。在中共所领导之游击区域，亦应秉命中央，充分发挥其抗战作用。
第三，一致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从事实践中央之外交政策。
以上三点，即本人前次申明所谓“更进一步之精诚团结”的具体内容。
本人与中共历史关系甚深，由于近二十年之经验教训，愈使我深刻地理解中共政策之不当，尤其是抗战发生以来，国家民族危如票卵，更不愿躬睹此错误政策之继续存在。尤杞民国二十四年夏毛泽东领导之一方面军与本人所领导之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时，当时曾发生不同意见，毛泽东等估计长征是胜利，主张应北进出陕西，形成川陕甘根据地，重建所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本人彼时估计长征是失败，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前途早成过去，吾人应在川西和西康地区域或甘肃西北部之甘凉肃一带，首先求得与中央军之休战，再图举国一致抗日方针之实现，因为两种主张未能一致，遂致形成中共之分裂。是年十二月间由于共产国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之决定，遂使此种争论渐次减少，终于形成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会合。
本人到达陕北时，恰是西安事变前十天，西安事变是由于中共“抗日反蒋”之宣传主张而来，其实质则系军事阴谋，本人事先并未与闻。西安事变发生后，延安方面中共负责诸人均不免有情感冲动之主张，当时特别冲动者，另有人在，事实昭然，当可复按。嗣后决定采取和平方针，本人与中共其他负责人均一致赞成。而且基于此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方针，使本人与毛泽东等的意见接近起来，这是一贯的事实。于此可见中共公表文件，所谓本人当时坚决主张内战方针之说，完全是别有企图之造谣。在这一期间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本人曾在原则上表示完全赞成，但认为更须彻底执行，方能挽救民族之危亡，因而认为中共彼时所执行者仍感不够。
由于统一战线方针，致使本人与毛泽东等的意见接近起来；又因为毛泽东等对于此一政策之执行，仍系深怀成见，貌合神离之作法，致使本人深为不满。特别是抗战发动后，毛泽东等所保持的独立自主，别立门户，不以国家民族为重之精神，引起本人与毛泽东等之间许多争执。故此次毅然离开延安，来到武汉，这完全是基于共赴国难之坚强信念，光明正大之举动，中共同人原无所用其疑虑。乃中共负责人不加深察，对于本人此次参加抗战建国之积极行动，妄肆攻击，横加诬蔑，充分发挥其非政治的、偏狭自私的、阴谋煽陷的宣传，企图对内压制中共党内之自我批评，对外敌视一切拥护中央领导、努力参加抗战建国之分子。凡此一切，均可视为中共对于团结抗战缺乏诚意之表示。至于其劫持本人之种种非法企图，原属陈周秦等少数人之无理举动，识者自有公论，不足深辩。
总之，本人自弱冠以来，目击国势凌夷，奋起救国，不计其他。献身革命，垂二十年，对于中共政策之形成，未能及时纠正，自然亦负有某些连带责任。然生平言论行动，素为国人共见共闻。此次举动，纯出爱国至诚。为亲护中共同人，更为爱护中国革命起见，本人赤亦披沥所抱之见解，深愿社会人士予以明察；更愿中共同人本自我批评之精神，弃文过饰非之谬习，憬然自悟，纠正中共现行一般政策之错误，在国家民族至上之原则下，努力抗战建国，庶中国革命大业，迅底于成，此不仅个人之幸，亦全体民族之福也。
一九三八年五月六日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