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塾师

　　我有个偏见，以为自己的微薄知识都是自学得来的，并非某位师长传授的。我要学习某种知识或技能，绝不求人传授，即使有人自愿来传授，我也学习不好。我宁愿自己去培养兴趣，去搜集入门书和参考书，去钻研。我过去以为这种学习方法才是最正确的方法，而这样得来的知识或技能才真正是自己的。
　　晚年，我反省，认为这是“偏见”。强调“自学”是对的。俗语说：“师父带进门，修行在各人。”进门之后自己不去努力，一味依赖师父，一定学不到本事。反之，即使没有师父携带，靠自己努力闯进门去，倒是大都能够成才的。但自学方法强调得过了头，就成为偏见了。我就是这样。
　　我强调自学，从书本上学习知识，对于著书的人表示佩服，感激，愿意奉之为“师”。但他们并未耳提面命教过我，连新式学校的师生名义也没有。反之，在新式学校教过我书的人，则我想不起曾经从他们学到了什么知识。因此，我并不佩服他们，感激他们，这是事实。但我在进新式学校以前也曾得益于私塾老师，这也是事实。至今我还时常怀念少时授我知识的一些前辈。
　　我在一九○五年破蒙。我的启蒙老师就是我的堂叔郑锡光。私塾就设在我家里。为什么不送到大的私塾去，就教于更高明的塾师呢？惟一原因是在自己家里方便，那时我虚龄才五岁，到别处去祖母不放心。
　　郑锡光，字履卿，乳名庆丰，比我的父亲小，但“进学”（即考得秀才）比我父亲早。家贫，“书香’’（即祠堂每年分给秀才的稻谷）不够维持生活，非教私塾不可。私塾设在“铁儿馆”，即我的曾祖父自建的书斋。书斋距离我们的住家约一百米，即使不读书，我们小孩子每日也要来书斋玩的。
　　学生是附近人家的小孩子，西至旗杆厝，北至洪厝坪，东至中水门，都有，还有几个是上水门外永春店的小孩子。他们来读书，只求能够认几个字，没有一个是为了考秀才的。丰叔教这些小孩子，绰绰有余。
　　我同这些小孩子一起上学，没有得到什么特殊照顾，一样认字，诵读，背书。要说有照顾的话，那就是书背不出时未曾挨竹鞭打后脑。我在这里读了《三字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每次上学后，学生轮流去先生桌前听先生教读一段书，便回到自己桌子上读起来，快放学时轮流去先生桌前背书，然后回家吃午饭。饭后再去上学，重复上午的课程。先生只教读音，没有或少有解释字句的意义。我晚上温习白天的功课。除丰叔外，没有人教我书。父亲和祖父都不管。晚上温习，丰叔也不管。
　　我现在想起来，应当感激丰叔对我的启蒙教育。我的汉字的读音就是他教的。他的读音是标准的，即本县一切读书人的标准读音。不仅一般的读音，而且特殊的读音，都没有教错。所谓特殊的读音，即一些普通的字，在四书五经中某些地方，特别是人名或地名，需要读特别的音。例如，“费”字，在《论语》中，作为地名，就须读“闭”音；又如“陶”字，在《书经》中，“皋陶”就须读“皋摇”。丰叔决不会读错。他教学生写字，也是一丝不苟的。
　　丰叔在本县的秀才班子中没有地位，人家看不起他。不仅因为他家贫，而且因为他所知不多。我感激他教我正确的读音，但在当时的人看来，读书没有读错音，是做秀才的、教书的人的起码条件，没有什么可夸耀的。我的父亲的好多朋友都劝父亲送我去其他的私塾，拜更有学问的先生为师。我自己却不愿意换一个学堂，因为丰叔除了背书之外都不管我，我可以随意游玩。我的父亲恐吓我，说他要自己教我，或者送去三牧第“阶儿”那里读书。“阶儿”就是羽卿先生，就是温赞尧，当时漳平最有名的塾师，以严厉著称。我没有尝过严厉管教的味道，不知是否吃得消，但一想起我父亲自己来教，我就害怕。他少时教过私塾，他认真起来是很厉害的。幸而父亲自教的话不过恐吓而已，他哪有工夫教我。“阶儿”在己酉年（一九○九年）又考中优贡，不再教书了。
　　我从丰叔读书五年，至一九一0年，祖父和父亲终于送我去三牧第读书了，那时教书的已经不是“阶儿”。
　　回想起来，我在铁儿馆读书得益不少，在那里识了字，读出了字音。这是丰叔的恩赐，我不能要求他给我更多的了。我至今仍不知道那几年我们家是否付给丰叔相应的“束惰修”。
　　丰叔教的私塾是教“小学生”识字的一类私塾，不能同三牧第及其他几个大私塾相比，那里除“小学生”外还教“大学生”。所谓“小学生”是指那些只求识字的学生；所谓“大学生”则是指学八股文或论说文的学生。但丰叔并非没有教过“大学生”。他的长子嘉林就是一个“大学生”。林兄比我大三岁或五岁，自小就是父亲一手教的，当我读四书的时候，他已经开笔学做八股文了，似乎也能成篇。科举未曾废除以前，八股文已经废除了，改用经义取士，仍以经书出题，不过文章不写成八股的形式。例如，《学而时习之义》，要求把这句话的意义说清楚就好。但“义”毕竟也有一定的格式。林兄放下了八股文，又在父亲指导之下，读了许多当时的人写的叫做“义”的文章，自己也做了好多篇“义”；以后听说“义”也不中用了，要做“论”，而且所论也不限于经书，于是学习做“论”。最后，科举恢复无望，丰叔就带林兄去“官立高等小学堂”报名，编入丁班。
　　幸而我比林兄小几岁，我的父亲又没有丰叔那样热心，才得免除学做“八股文”和“义”的苦难。
　　辛亥革命以后某一年，忽然有一个叫金水的“大学生”，来铁儿馆拜丰叔为老师了。这个“大学生”是长泰县人，他的父亲在大路街上，明伦堂对面开一间洋货店，家住在洪厝坪大祠堂旁边。金水比我大三至五岁，年龄同林兄差不多，但比林兄开朗、活泼，给人以好感。他完全没有商人气，像个书香子弟。他读了不少的书。不仅读了四书及诗书易三经，而且读了《礼记》。漳平很少人读这本书。这本书我家里没有，在其他同学家里也没有见过，我却在金水案头看到了。金水又曾从天主堂安神甫学习算术，学得很好。他也懂得“新学”，知道中国和世界的大事。这些知识是哪里来的呢？原来，他的父亲结交了汝舜先生父子。汝舜先生，特别是他的儿子少韵，常去金水父亲开的店里聊天，老店主殷勤招待了他们。汝舜先生，名陈华，住北门内窟儿尾，属于蓝田陈家，是本县有名的老贡生，也是一个绅士，懂得一点新学，大家称他“汝舜先生”，但晚年他改字为季韵，知道的人较少。他是我祖父一辈的人，同我父亲也有来往。一九一九年曾做过漳平县的“视学”，主修过县志。我去法国同他有关系，我在下面还要提到他。但给金水以新学知识的，是他的儿子少韵。当时少韵是福州法政学校的学生，同他一起在福州读法政的还有李志埙、陈玉银、陈螽诜。他在福州学到了许多新学知识，寒暑假回家来就传授给金水。他和金水是好朋友。可惜，就在金水拜丰叔为师那几年中，陈少韵就病死了。
　　金水和林兄一起去“官立高等小学堂”登记为丁班学生。他的学名叫做“张澄清”。两人后来在学校里同占一个房间，但仍保留在铁儿馆的房间。校长刘志和在学校表扬张澄清“用功”。我们这一班学生大多数是本县头面人物的子弟，但没有一个不佩服张澄清的。他的作文和算术是全班最好的，读的书无论是旧书或新书，都比我们多得多，人又和气，以致我们每个人心悦诚服，这是很难得的。
　　一九一四年底小学毕业时，张澄清列于榜首。毕业后不久，他结婚，我们都去喝酒，闹新房。可是，结婚后不久，张澄清竟死了，不知道害什么病死去的。这是很痛心的事情！
　　张澄清的学业提高了丰叔的声望，以致我们这班人也请他评定过一些作文。但是给我更多知识的不是丰叔，而是少泉先生和养奇先生。这两位先生并不是我的塾师，并未正式教我书，但他们比我的任何塾师都给了我更多的知识，我内心上始终尊敬他们为我的老师。
　　少泉先生和养奇先生是我父亲鸦片烟榻上的常客。少泉先生是每日必到的，他吸烟成瘾。养奇先生未成瘾，偶然吸一两口，虽非每日必到，但两三日内必到一次。他同我父亲少时同在左夫家庙读书，学八股文，两人交情老而不衰。听说我父亲死时养奇先生还为他写了小传或别的纪念文字。少泉先生还是我父亲的学生哩。据说，他少时是刘志和先生自己教的，某年因事不能教，少泉先生曾在我父亲教的私塾寄读了几个月。一日为师就是终身为师。我记得，己酉年少泉先生考得拔贡回来坐轿拜客时，到我父亲的书房下跪。但平时两人之间没有师生的关系。
　　养奇先生姓陈名祖光，字养耆，乳名和生。他的父亲做平和县学官时生了他，故名“和生”。他的父亲当时已过花甲之年，替他取“养耆”为字，表示老年得子。他长大后不喜欢这个字，改为同音的“养奇”。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读书很多，知识很广，在秀才班子中很有名，所以八国联军之后清廷被迫要办学堂时漳平县选派三个秀才去福州学习，其中就有他。漳平县创办“官立高等小学堂”，以至办理甲班毕业，他有很大的贡献。可是民国初年改名“县立高等小学校”，而恢复停顿后的工作时，他就置身事外了。什么原因我不清楚，大概是因为他和校长刘志和不对。他又不像玉芝、莪宾及国文教员陈先生那样不管校长有没有聘请，一开学就挤进去教书。养奇先生并非对教育没有兴趣。就在那几年，和睦里要办小学来县城聘请教员时，养奇先生竟应聘去教书了。那里的大绅士喜出望外。可是，他只教了半年书就辞职回城。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第一任县知事永定卢某来漳平时，聘请了养奇先生和少泉先生作幕宾，许多措施都出于他们两人的主意。他们白天去衙门办事，晚上一般都到我父亲的书房来，一面过烟瘾，一面高谈阔论。我从中获得了不少的知识。辛亥革命前后，人家传说漳平也有革命党。我父亲说：漳平哪有革命党，除非养奇和少泉是革命党。我父亲没有把静居先生包含在内，他们三人是一起去福州学习办学的。静居先生不抽鸦片烟，来我父亲书房的机会较少，发表的议论也较少。但父亲一定另有根据。养奇先生和少泉先生自然未曾加入同盟会或光复会，但他们在辛亥革命前的议论已经是同情革命的。我至今还记得一九一一年秋间某一天，养奇先生匆匆来我父亲的书房，说道：“武昌失守了。”说时，即使不是喜形于色，也是没有表示反对或惊慌的神气。正是从此时起，全城一连好几天纷纷议论革命大事。
　　养奇先生未曾同我谈论过经书和文章，也未曾单独对我发表过什么议论，但我从他与我父亲的高谈阔论中听到不少知识。他喜欢评论时政，熟悉当时的时事，以及政治上和文化上活动的人物。他不管听的人是否听得懂他的话，好像他心中有了这些议论，非找一个地方说出来不可。我想，当时除少泉先生外，没有一个人，包含我父亲在内，能够完全听懂他的话的。我第一次从他的话中知道，中国有个叫做樊增祥的文豪，诗文都做得很好。
　　民国初年以后，他的豪气衰退了，议论带有讥讽和玩世不恭的意味。例如，民国二年举行选举时，许多选民连姓名都不会写，他议论说：可以拿豆腐干刻成被选人的姓名，然后交给文盲选民带到明伦堂去，涂上墨水，印—亡选票就得了。这话显然是讽刺主持选举的刘志和的。又如，民初某年，本县邮局仍用清朝印戳盖销邮票，他议论说：这有什么关系，用蟠龙邮票也无所谓。这话是表示对于革命的失望，革命后还不是同革命前一样。
　　我父亲是倾向养奇先生的。他常称养奇先生“知足”。这话的意思是表示反对少泉先生在民国初年去北京参加文官考试，后来又去江西做县知事。养奇先生己酉年未考得优贡或拔贡，可能考场上的命运不如温赞尧和刘子瞻，但朋友间还是佩服他的学问和聪明的。几个人议论在漳平办中学的事。有人说本地没有人能教物理、化学。我父亲说：“养奇鬼什么不懂？他学一学就会教的。”
　　养奇先生并不富裕，亦非寒士，是个中等家庭。先人留给他一个大厅带厢房的宅子，兄弟两人居住。他的弟弟襄甫，乳名赞，是个商人，浦南客，兄弟不知是否分了家。在福州学习时，看见同学中那些富家子弟衣服华丽，他并不自惭形秽，而是故意穿着旧衣以示清高。他未曾出贡，始终是“廪生”，即是高一级的秀才，在祭孔中站在最关键的岗位。我小学毕业后参加祭孔时看见他和另一个廪生（郑宗沂）站在大成殿门口迎接主祭官。
　　我在中学读书时常去大夫家庙看他。那时，他借大夫家庙一间耳房做书房，在那里接待宾客。我在他的案头上发现他的一本著作，题为《不庸园随笔》。我不敢随便拿起来看，大概他后来无处发表议论，便把感想写成笔记了。不知道《不庸园随笔》保存下来没有。
　　整个太常陈大族中，要数养奇先生最有学问和才气了，可是他并非族长。太常陈的族长，就我所知，是陈玉鸣；玉鸣死后是他的大儿子鹤汀（陈齐旋）；鹤汀死后是舜明的儿子慎修（陈齐云）。民初选举，太常陈挂出国民党的旗帜，是慎修带头的。慎修作为候选人同丁坂刘竞争，又同坂尾刘竞争，结果都失败了。人家说，慎修鼻子太小，运气不如，其实是学识和才华不如对手，而养奇先生却因不属于玉鸣系统退居慎修之后。
　　刘子瞻子少泉，乳名清淇，但家里的人叫他“和尚”。漳平县同全国一样，有一种风俗，即把宝贵的儿子故意取一个极贱的名。刘志和先生的长子叫“和尚”，次了叫“狗”。漳平县叫“狗”的小孩子很不少，也有人叫“狗屎”的。据说，爱吃小孩子的鬼魔听到了如此贱名就会弃之而去的。由此又可见民间信佛却把“和尚”看作下贱的人。《诗经》有“瞻彼淇奥”句，故宫名“子瞻”，又因苏子瞻是苏老泉的儿子，故字“少泉”。刘志和先生的第三子清荣，就干脆以“子由”为名了。
　　刘志和先生是有名的私塾老师，设馆于南城上刘祠堂，从学的很多，那里出了一个举人，即刘万里。科举废了，秀才们免除了宗师每隔三年案临一次的负担，经书和八股文都置之脑后了。少泉先生在家时几乎每天都泡在我父亲的书房内，过足烟瘾后便高谈阔论。他与养奇先生不同，不爱议论时政。我从他那里听到的是一些历史故事。例如，“时来风送滕王阁”的故事，我是第一次听他说的。同座的人有秀才，也有不第秀才，他们也常论旧小说。一个人问他知道什么好小说，常人难得看到的，他推举李笠翁的《十种曲》。这人设法去借，居然借来了，看了几日觉得不好，便在背后怪他推举得不对，我至今还记得这种事情。当时的人可能分不清楚戏曲和小说，因为都是说故事的。《西厢记》也侧身小说堆中，但李渔《十种曲》则是僻书，居然能在漳平县借到，足见本县藏书颇多，又可见少泉先生于经书八股文之外涉猎很广。但在我父亲的烟榻房，我从未见他看书。他考取拔贡，以及民国后去北京应文官考试，有人说是他的父亲迫出来的。就他的烟瘾说，什么进取之心都消失了。他的父亲为此很不满意我父亲鼓励他（至少不劝阻他）沉迷于烟瘾中。
　　少泉先生有时还是教我们兄弟读书的，还是给我们一些书本上的知识。当一九一四年我去三牧第做“大学生”时，住族兄连山（郑寿南）的房间内。他在那里办理丙班毕业事，白日就在连山房问办事，有时晚上也睡在连山的床上。此时他教我更多的知识。一九二四年下半年，他去北京以后我就未曾再见他的面了。一九二五年，我在上海遇见他的二弟刘子明；刘子明回家告诉我父亲，说我是共产党员。我父亲恐慌起来，去问少泉先生。那时少泉先生已在江西做了县知事，回家林下优游了。他安慰我父亲，说青年人应当去“闯”的。一九二八年，我在上海街上偶然看见刘子明，那时他刚从南京监狱中释放出来，告诉我他的哥哥此时也在上海，但我没有去见他（也算是我的塾师）一面。
　　一九一0年，我终于离开铁儿馆私塾了。家长送我去三牧第读书，此时三牧第换了塾师。是岑仲先生教“大学生”，君亮先生教“小学生”。而我既不受教于岑仲先生也不受教于君亮先生，我的祖父和父亲另聘一位塾师，庆中先生，专门教我两兄弟，座位设在三牧第大厅东正房前面，那里相当空阔。我的二弟名为八岁，实只六岁，第一次入学，读《三字经》。我已经读完了《孟子》，忘记此时是读《尚书》或《毛诗》。庆中先生是本城“名士”，他“名士派头”十足，随随便便，不负责任，爱来就来，爱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往往教了之后就走，没有或很少要我们背书。教了一段时期之后干脆就不来了。这一年读书，没有留下什么印象。这年旧历十月间，我的祖父做六十大寿，热闹了一阵，接着祖母死去，又热闹了一阵，也没有人管小孩子读书的事情了。
　　庆中先生三兄弟都是本城有名的秀才，太常陈，家住北门城墙边，本是大地主家庭出身的，否则不会三兄弟都考取秀才。但后来家道中落。长名和中，长期住在华崶，不知道做什么事情，只偶然回城来短时居住。民国元年或二年，我见过他一面，在明伦堂同本县绅士一起议事。次名建中，他是我父亲的塾师，常到我父亲书房来，我父亲还是待他如朋友，不过要我们小孩子称他“先生公”。他看的旧小说很多，有些时候我同他谈旧小说，他都能说出书的内容。一九一三年，天主堂办小学，聘他为国文教员，我去读书，他也是我的先生。庆中先生居末，学问最好，也是我父亲书房的常客。他的女儿就是少泉先生的夫人，结婚久未生育。翁婿二人平时很少往来。
　　我对庆中先生保留的印象，还是我进中学以后的事情。我父亲一定要我把中学所做作文抄一份寄给他，我不知道为什么，只好照办。以后我才知道父亲收到我的作文，就把庆中先生找了来，供给他鸦片烟，请他批改我的作文，然后寄给我。原来这是科举时代的把戏：把子弟文章请有名的文人批改，而给以报酬，表面上是为了子弟的进步，实际上是要名人替子弟宣传。这种批改对我毫无用处，但这里也可以看出庆中先生旧书读得多。有一篇作文，我用了“司空见惯”四个字，我父亲不懂，问庆中先生，他不假思索，就在文章后面空白处写下了那一首有名的唐诗，一字不错。有时岑仲先生来我家，我父亲也拿出我的中学作文请他批改。
　　无论岑仲先生或庆中先生，这种批改对我并无帮助。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无聊，父亲要这样做，我只好每次把作文抄去。
　　庆中先生很自负，他说，某次在朋友书房从架上拿下一本《庄子》来看，看完未曾放回书架，朋友问是谁看这本书，他说：“漳平县除了我还有谁看。”庆中先生也会下围棋，一次我在育才舅书房中看他们二人下围棋，可惜当时我不懂。
　　一九一一年，县城的教育事业有很大的变化。新学堂仍旧是停顿的，但未正式宣布解散，有丙班学生和丁班学生，但都不来上课，有教员但都不住在学校，也不来学校。只有一个门房，抽鸦片烟，看守着这个空阔的校舍。丙班学生和丁班学生绝大部分在私塾读书。说私塾，首先就要提三牧弟。自从刘志和先生不再教书，上刘祠堂只有日光先生（乳名晃）教一些“小学生”之外，最出名的兼教“大学生”的私塾只有三牧弟。温赞尧做塾师时，教得很好，县城内外的“大学生”集中到他那里去，他们是准备考秀才的。有少数“大学生”是父亲自教的，像张金水那样就学于丰叔，是例外。温赞尧不教书后，当时惟有两个人可以教那些“大学生”：一个是刘岑仲，一个是陈霞阁。一九一0年是刘岑仲教书，一九一一年不知道怎样，刘岑仲也不教书了，那些“大学生”都受教于陈霞阁。但学堂不是设在三牧第，而是设在北门外佛儿架山下的菁城书院。这个书院，过去想必有山长，有生徒，有官员莅临等热闹场面，但久已空关了，房屋还是完好的，且有楼房。
　　这里要提到陈寿山（字福如）的作用。陈寿山是西门的富人，考得一名秀才，成为西门最有势力的人物。三牧第这个私塾就是他背后支持的。他支持羽卿先生，不仅在教学上支持，而且出资供给羽卿先生去浙江候补知县。后来三牧第空出位置，岑仲先生去教书，我猜测，他没有陈寿山的支持是不行的。但寿山更倾向于霞阁先生。因他与霞阁都是蓝田陈家。一九一一年，他出面组织把空闲的菁城书院开辟为私塾，以霞阁先生为塾师，专教“大学生”。这批“大学生”就是一九一0年在三牧第受教于岑仲先生的那些人，他们就是官立学堂的丙班学生，外加一些新长成的“大学生”。如此一来，岑仲先生即使要在三牧弟教书，也没有学生可教了。我至今还不清楚：究竟是因为岑仲先生因事不能教书，故陈寿山另设一个私塾呢，还是因为那些“大学生”都被陈寿山拉去受教于霞阁先生，以致岑仲先生只好罢教呢？总之，决非因为那些“大学生”不满意于岑仲先生的缘故。这从一九一四年，岑仲先生重来三牧第教书时照样满门桃李，甚至在菁城书院受教于霞阁先生的“大学生”都到三牧第来读书这件事，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那年，我名为十一岁，实只十岁，够不上做“大学生”，我只好去三牧第受教于君亮先生。陈维馨，字君亮，小名明德，是官立高等小学堂甲班毕业生，名次并不高，又是小商人家庭出身，但大家看得起他。为了生活，他不得不做塾师，教“小学生”绰绰有余。我在那里读《易经》，因为《诗经》和《书经》似乎都读过了。他只教我读，并不解释意义，“小学生”都是如此。《易经》意义尤其难解，我忘记了是否读完。总之，那时我对读书毫无兴趣，一心只想玩，有时逃学。就在这年旧历八月间，武昌起义，人心惶惶，我干脆不上学了。不记得是我个人不上学，还是君亮先生停止教书。
　　我过去不把君亮先生算在我的塾师之列，不承认他是我的老师，以后也不同他来往，路上见面也不打招呼。这当然是不对的，他毕竟教了我几个月的书，师生名分是无法解除的。君亮先生以后到县立小学做书记工作，再以后到基督教会办的新民小学做教员或职员，信了教，在漳平县基督教会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
　　菁城书院的私塾只办了一年，次年仍旧空关起来。也许武昌起义后，谣言蜂起，师生都不敢在那里居住了。我没有去过那里，但君亮先生和他的几个朋友是去过的。他们回来在学生面前议论那里的情况。后来，我从曾在那里读书的人知道了一些故事。主要是书院远离居民点，山上又有许多坟墓，民间传说有鬼，大家怕鬼，因而停办。
　　一九一二年和一九一三年，刘志和先生说服了我的祖父，由我们两家合聘丁坂黄作朋先生来教我们两家的子弟。学堂就设在洪厝坪刘家背后半个宅子里，是不久之前刘家租来（或典来）的。宅子有大厅和两个正房，有左辅厝，但无右辅厝。作朋先生在左辅厝小厅教我们读书和听我们背书。辅厝的两个房间，一间归作朋先生居住，另一个藏书。藏书室偶然开门时，我探头去看，里面的书很多，据说是从丁坂搬来的。丁坂刘家文化很高，出了好几个举人。
　　学生只四人，我们兄弟和刘志和先生的两个儿子。清淦和清荣，学名子明和子由。
　　作朋先生是我父亲最亲密的朋友。他家住丁坂，每次来城都到我父亲书房来，我家送饭到书房招待他。他是秀才，但以画画著名。我少时看过他的好多幅画，山水、花卉、人像都有，署名“延龄季子”。他家境尚好，本不需要出来教书的，似乎他未曾当过塾师，但秀才教书没有问题，他仍有时间作画。刘家父子懂得画理，常常同他讨论画理。他又学习肖像画，少泉先生教他使用比例尺，把照片上的人像放大为画像，这样还可以卖钱。
　　刘志和先生也关心我们这些小学生，以至我们的品德。他考问我们，督促我们。他特别严厉对待我，认为我品德不好，会带坏他的两个儿子。
　　就在一九一二年夏天，我的生命史上发生了一个转折。
　　一天，我生了小病，不去上学，躺在隔壁三伯父房间一只谷柜（当临时卧床用）上。发现他枕头边有一本石印小书：《薛仁贵征东》。这个故事，我听人说过，书中有些字是四书五经中没有的，如“些”、“吗”、“呢”、“你”之类，但猜得出意义。整句整行看来比四书五经好懂，于是就在三伯父翻开的那一页看下去，看得津津有味，舍不得放下。一直到母亲来喊吃晚饭，我才从谷柜上下来，小病早已好了。
　　以前，同一般年龄的小孩子一样，我看到书就厌烦，没有先生和父亲的命令，我自己不会去翻书的。玩，还来不及呢。自从看了《薛仁贵征东》之后，我就减少了玩，最后失去了玩的兴趣，而缠着三伯父，要他去借《薛丁山征西》《罗通扫北》《薛家将反唐》《粉妆楼》《双凤奇缘》等书给我看。三伯父自己不买小说，他所看的小说都是向别人借来的。一九一三年，选举时，我父亲当选代表去漳州选举议员。临行时我开了一个书单，约十几本小说，塞在他的行李箱内，我以为他不会买的，可是他居然买回来了。其中有《兰花梦》《林兰香》之类。这些书名，我都是在小说中看到的。当时只我一个人看小说，无法同别人交换意见，因之不知道究竟还有什么小说，更不知道辨别其中的好坏。
　　小说中的许多故事，我少时听大人说过的，包含薛仁贵故事在内。有些故事在戏台上也演过。看戏，听故事，也是我玩的一部分。戏不常演，说故事的大人也要高兴时才肯说，我往往不过瘾。现在好了，我从这些小说中就可以满足我的故事欲了。看小说的兴趣盖过了玩的兴趣。从此之后我就不同堂兄弟们一起玩了。我变成了另一个人，整天捧着小说看，走路时也看，只有上学和吃饭时不看，我常被母亲责骂，因为不肯帮她做家务，上街买东西也是勉强的。一次去买酱油，路上把瓶子打破了，回来挨了一顿打。但父亲不干涉我看小说。
　　看了小说以后，我渐渐地改变了性格。我脱离了“群众”，不同一般大的小孩子玩，而同小说中人物交朋友，跟着他们在北方大地亡驰马挥剑，在南方画舫内轻歌曼舞，与书中人物交流喜怒哀乐的感情。别的小孩子的话，我没有兴趣听，我说的话，他们听不懂，我干脆就不说话了。由此渐渐酿成了我的孤独、怪癖。
　　在以前的社会里，看“闲书”是一种禁忌。秀才应当专心“举业”，要应付“三年一比”，没有工夫看闲书。秀才中举或出贡之后可以不受“三年一比”之罪了，有空暇看些闲书。我们那里，看小说成为识字而无功名的人的专利，父亲和丰叔是不看小说的。祖父出了贡，看过几本小说。我曾听他给祖母说《二度梅》《争春园》的故事。他看的小说都是木版书。六公是不第秀才，倒看了很多小说，过足烟瘾后常给我们小孩子讲故事，但他正式教育我们的是晚上召集我们来听他讲《太上感应篇》。他有一部《太上感应篇》，正文每句之后征引史书笔记中有关的事实来说明因果报应，其中还有图画，我们小孩子仍有趣味。
　　但有几种小说，斯文人是可以公开看的。它们是《聊斋志异》《三国演义》和《东周列国志》，《今古奇观》也可以看。看小说的人，常常自称为“看三国”，一般人也说他“看三国”，不管他手里拿的是一本什么小说。正如清末民初的上海，凡看报纸都说是“看申报”，哪怕手里拿的是一份《神州日报》。
　　看小说，首先给我的利益，就是同文字亲近了。每日接触文字的时间多得多了，而且觉得文字是可亲的，可爱的，不是父师强迫我去结交的一个面目可憎的伴侣。读四书五经时，先生只教读音，不解意义，读多了或多或少也能懂得单个字的意义，但字结合成句，则不见得能够理解。现在，没有人教，小说中每个字每句话，我都能够理解——不是一开始就能理解，而是读多了，读久了，自然而然地理解了。
　　那时，我虚龄十二岁，读了许多书，识得许多字，但尚未开笔作文，连一张字条也未写过，所识的文字，不知道怎样使用。这年完毕，两家合办的私塾就解散了。不知道是作朋先生不愿教我们，还是我们的家长不愿聘他。一九一三年，我们兄弟去天主堂新办的小学读书。
　　天主堂神甫，西班牙人安斌琅，奉上级之命在本县办一个小学校，即以教堂为校舍。在县衙门立了案。
　　外来的宗教，天主教和耶稣教，何时进入漳平县，发生了什么影响——这也是新的县志应当记载的。据我所知，似乎耶稣教先在本县立足，设福音堂于西门外，主持人是坎儿脚太常陈家一个人，名叫“红蚶儿”。这人虽非秀才，但穿长衫。一九○0年，义和团运动时，群众也要打教堂。据说我父亲同一个朋友站在城墙上对着教堂骂，很快许多人集拢来，跟着骂。也有人从城上扔石头，红蚶儿走出来对骂，群众下去把他捆起来送县衙门，被戴上铁链收监。不久，义和团失败了，红蚶儿放出来，传闻要办那些打教堂的人。于是县里一批人，包括我父亲在内，便去漳州请求那里的天主教会派人来漳平县传教。这批人就是最初的教友了。派来的神甫就是安斌琅，大家称他为“安会长”，因为他是“耶稣会”修士。最初的天主教堂就设在现在的团结巷三十一号（即我家）隔壁一所民房，以后才迁到新建成的西门外江边那个教堂。当时教友很多，有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也有秀才，如陈建中、郑磬滨和我父亲，也有富家子弟如陈子丹。但不久之后大多数人都不去联系了，虽然未曾正式脱离。同耶稣教比较起来，天主教是默默无闻的。例如，耶稣教早已建成了一座很大的教堂，并在教堂内设立了新民小学，招收了不少学生，并附设了女学。天主堂还是那样，直到一九一三年才办了这样一个小学。
　　天主堂小学聘请了两个教员：陈建中先生和郑磬滨先生，都是本县有名的秀才，又都是教友。他们不知道怎样教新学堂，因此采用教私塾的一套办法来教。只是读的不是四书五经，而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部审定的“共和国教科书”罢了。其中有“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等，但不开“修身”课。因为去县衙门立案时说明白了，用教义问答一类的去代替“修身”。还有一点不同，即先生不仅教学生读，而且把所读一段的意思说给学生听。十几个学生，参差不齐，读的尽有高小的，也有初小的。我读高小一年级的书。
　　算术是安神甫自己教的。他并不按照教科书教，他从加减乘除教起，再教分数和比例。没有教应用题。他能说漳州话，但很吃力，他也能听懂漳平本地的方言。我完全听得懂安神甫的话，也能理解他教的内容。我按照教科书作习题，以至四则运算应用题。那些复杂的应用题，我经过多次思考，居然做得出来了，从中感到快乐。回想起前几年，父亲过足烟瘾后，教我打算盘，教来教去，我都学不会。一次，他生气，拿起算盘朝我头上劈下来，被我躲开了。从此他也不教了。他同朋友说：“这个孩子很笨。”我确实不理解，为什么一时说“七六四十二”，一时又说“七六十三”，为什么用三除时要打“三一三十一”。再加放学后正是我玩的时候，父亲板起严厉的面孔叫我去打算盘，心里先就不高兴。在天主堂学会算术之后，我又添了一种乐趣。
　　两位先生是轮流坐班的。后来，我就不去了。因为他们没有私塾教师那样负责，不懂得新学堂的教学方法，却已学会新学堂教员的不负责任了。
　　就在这一年，建中先生得了伤寒病死了。他的家在后坂洋，安神甫带着全体学生及其他教友去他家做弥撒。建中先生死后，安神甫没有聘请新的教员，教学工作完全归磬滨先生担负了。
　　磬滨先生官名郑宗沂，小名如泗，是我父亲的从堂兄。在我们邓家几个秀才中，他是最有学问的。八股文章做得好，大字小字也写得好，且能作隶书。他很自负，以本县的名士自居，可是考不上举人，也未出贡。不能称为“寒士”，但家境并不宽裕，为了维持他的身份不得不去教私塾。以前是在某个乡村教书的，现在教天主堂小学，但待遇也不见得好。安神甫是很小气的，磬滨先生常表示对他不满意，曾引用古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来表示他的不满意。磬滨先生也很灵巧，能修理钟表，有个人愿意开个店，请他修表，他以为有失身份拒绝了。但他丝毫不肯接受新的思想，把维新变法视为洪水猛兽。天主堂小学办了一年就垮了，他没有书教，便学写状子，帮乡下土财主打官司，成了旧社会的所谓“讼棍”。但就“讼棍”来说，他也不如景黄先生。一九一九年我离家时，他尚未死。
　　一九一四年，我做了“大学生”，住进三牧第，受教于岑仲先生了。我在天主堂小学读书，刘志和先生是反对的，祖父和父亲碍于建中先生和磬滨先生的情面答应下来。天主堂小学垮了，刘志和先生力主我去三牧第读书。这一年三牧第有了兴旺的气象。刘岑仲先生教“大学生”，陈君亮先生教“小学生”，互不相干。“大学生”中，一部分是羽卿先生原来教的，他们在县立高等小学校丙班挂了名，他们一九一一年也在菁城书院受教于霞阁先生；另一部分是一九一一年才去菁城书院读书，做“大学生”的，他们也在县立高等小学校丁班挂了名；第三部分则是新做“大学生”的，其中有刘志和的第二个儿子刘子明，刘万里的儿子刘清秋和他的内侄陈邦璐，有林有声的侄子林乃光，我的族叔郑如隆，还有陈承尧的长孙魁儿——这人跟不上，读了个把月就不来读了。总之县城内外要读书的子弟，除了少数例外，都会集到三牧第来了。
　　刘岑仲先生是漳平县近代历史上有名的刘攀龙老先生的第八个儿子。刘攀龙举人，太平天国乱中办团练立了功，民间传说中关于他的故事很多。但他没有很多的财产，以致他这个最小的儿子考得秀才后不得不以教书为生。岑仲先生在本县秀才班子中不是最出色的，但大家佩服他有学问，能教书，特别是教“大学生”的书。所以羽卿先生考得优贡不教书后，第一个接替他的就是岑仲先生。岑仲先生也是我父亲书房的常客，他也染上了鸦片烟瘾，一直到后来都不断瘾。
　　三牧第办过“求是初等小学堂”。岑仲先生高坐讲台上向我们讲书。他讲的是四书。我们每人都有一部厚厚几本的木版书，我忘记了书名，其中有四书白文，白文每句下有朱熹的注，朱注下又有不知何人作的长篇大论解释朱注。岑仲先生就是把这些解释朱注的长篇大论讲给我们听。他讲得很熟。一次，刘万里来看他的儿子，坐在他的儿子房间等待时，岑仲先生在讲台上讲得特别卖力。
　　四书和朱注的解释是学做八股文时候的事情。但现在，我们不做八股文了，也不做经义了，岑仲先生为什么还给我们讲这些东西呢？似乎是出于习惯，又似乎是应学生家长的要求。不久，岑仲先生就不给我们讲四书了。为什么？我不知道。他以后给我们讲《左传》，讲《纲鉴易知录》，讲过就算，并不要求我们读熟，但我没有兴趣；他也讲古文，从选本中指定一篇，讲过之后要我们读熟，但不必到他面前去背。所以讲古文那一天，晚上书声琅琅。用的是林云铭的选本《古文析义》。漳平县读书人家似乎只有这种选本，同学们都有这一本，惟有我家没有。我从父亲书架上只找到一本《古文笔法百篇》，而且是石印的。每遇我的书中没有先生指定的文章时，我只好借别人的书来读。漳平县没有《古文辞类纂》，那些老先生连“桐城派”也未听见过。
　　同学们几乎没有例外，必须先生指定的，讲过的那一篇古文，才会去看去读的，读过之后就把书合起来，等待下次先生讲解时才打开书听讲。我起初也是如此。但以后我想：那些先生没有指定的，没有讲过的古文，我是不是看得懂。一天，我试翻出一篇来看，确实很费力，不懂得的字不多，但这些字凑成句子，则不好懂。我硬着头皮看下去，我的石印的《古文笔法百篇》每句之下都有注，凭靠这些注我也不能完全看懂，但已经懂得多了。辛辛苦苦看了一篇古文，大概有六七成看得懂，当初我看《薛仁贵征东》时，却是八九成能够看懂的，我自己看的第一篇古文，就是王勃的《滕王阁序》。
　　从此以后，我不待先生的指定和解释，便自己去看古文，读古文。看懂也读，看不懂也读，渐渐地由六七成懂到七八成懂，到八九成懂了。我十二岁读懂了白话小说，十四岁读懂了古文。从此我可以“自学”了。以后，我以为自己的微薄知识都是从自学来的。
　　恰好，在此回忆中，我否定了这个想法。不，我的微薄的知识，还是从塾师来的。在所有的塾师当中，我最感激的，还是岑仲先生。
　　一九一四年我进三牧弟，做“大学生”，是为了学习作文，我读过好多本白话小说，后来又读过好多篇古文，但不会作文，连一张字条也未曾写过。那时不做八股文了，不做经义了，要做论说文。论说文怎样做呢？我不懂。那些比我大的“大学生”都会做论说文，惟有我及其他几个新来的“大学生”不会做。岑仲先生特别找我们这几个人谈谈怎样做论说文。他不再讲“破题”、“起讲”等做八股文的方法了，他给我们讲“起、承、转、合”。这种讲法，说到我的心坎里，觉得他很了解我当时的知识程度，我的长处和短处，能对症下药。我很快就开始作文了，第一篇作文写得不好，第二篇作文也写得不好，题目和内容早已忘记。第三篇作文的题目叫做《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论》，大概写了四五百字，岑仲先生在后面写了七个字批语：“高谈雄辩惊四筵”，特地拿给我的祖父看，夸奖一番。于是祖父就有材料替我作宣传了。岑仲先生说我全文中只有一个字用得不妥，即我用了一句话：“识时务者呼俊杰。”他说，“呼”字不对。其实，这句话，我是从白话小说抄来的。
　　我进三牧第以后还是偷空看小说的，兴趣并不减退，但已有辨别力，渐渐地由低级的小说（《薛仁贵征东》之类）进于高级的小说。看得懂古文，再去看《聊斋志异》，就没有疑难了。读书人家没有收藏《水浒传》的，因为是“诲盗之书”，虽然有人讲水浒故事，戏台上也演过水浒故事。我好久没有借到《水浒传》。一天晚上，父亲约好带我去看戏。我进他的书房，等待他和他的朋友过足烟瘾。忽然，我发现桌子上有一部《水浒传》，于是如饥似渴地翻开来看。看戏时间到了，我想不去，但不行，只好跟着大人去了。但我的心还留在水浒书上，不知道戏台上演些什么。父亲始终没有告诉我这部书是向谁借来的。我由《第五才子》再去看《第六才子》，这部书倒是容易借到的。当时把戏曲当作小说来看，这两部书不仅正文，而且金圣叹的批语，对我都发生过很大的影响。
　　我读懂了古文之后，又由白话小说进于文言小说，《聊斋志异》之外，我还看了《夜雨秋灯录》《夜谈随笔》《雨般秋雨庵笔记》《阅微草堂笔记》等等。但在漳平县借不到《红楼梦》（我进龙岩中学以后才买来《红楼梦》，磬滨先生去龙岩县帮人打官司，来中学看我，发现我看《红楼梦》，回家后告诉我父亲，父亲来信申饬），也借不到《儒林外史》（我去法国后才看到《儒林外史》）。
　　我看这许多小说，都是一个人看，一个人消化，没有和我讨论和交换感想的人。因为所有同学中，没有一个看小说，他们读书，是人家要他们读的，不是他们自己要读的。先生教他们读哪一篇文章，他们就读哪一篇文章。先生出题目，他们才做文。他们每天同文字打交道的时间是很有限的，而我每天同文字打交道的时间则比他们多好几倍。因此，我很佩服他们比我聪明：他们居然能够用浅显的文言，写出句从字顺的文章（我这里说不自动看书的同学，不能完全通用于陈祖康，这个人有时也能自动找书来看的）。
　　为此，我也养成了孤僻。我没有一个知心朋友。他们做完了先生交下的功课之后，便向床上一躺。躺够了就三五成群说闲话，我听来都是庸俗的，无聊的，没有任何意义的话。我插不上嘴，也没有兴趣去听。我过的则是另一种内心生活：小说、笔记、戏曲、历史所杂凑而成的光怪陆离的生活。我把这些虚幻的生活看作真实的世界，而真实的生活反而被我看作虚幻的世界。
　　一九一四年上半年，那几个挂名丙班的学生，在少泉先生指导下填了毕业表格后，就算高等小学毕业生而拿到文凭了。他们暑假中去龙岩县考中学，个个都考取，就此离开三牧第了。下半年，县立高等小学正式恢复。那些挂名丁班的学生都须去学校上课，我也报名入学，编人戊班。戊班有十几个学生，大多数是由其他的私塾招来的。他们都是“小学生”，未曾学习作文的；惟有三个人由三牧第招来：我的族叔如隆、陈寿山的儿子宜安和我。
　　我们三个人不久也从戊班提升到丁班去，怎样提升的？我在上面另一篇已有论述，这里就不说了。
　　刘岑仲先生也被刘校长聘为县立高等小学校的教员，仍教我们国文。但在三牧第，他是塾师，我们是他的学生，在学校则他不过是我们的先生之一，除他以外，我们还有别的先生。
　　我小学毕业后，岑仲先生继续在学校作国文教员，我去法国时他仍是国文教员，以后不知何时脱离了学校，回到丁坂家中居住。我回国后在上海遇见同乡，才知道他已经去世，而且是上吊死的，我不敢问详情，这就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在旧社会的命运！
　　在我的几个塾师中，我时刻怀念刘岑仲先生，感激刘岑仲先生，是他教我如何写文章的。我曾想，如果有一日我回漳平去，一定要去他的墓地吊祭一次。
　　刘岑仲先生并非我最后的塾师，他以后，我还有一个塾师——陈霞阁。
　　小学是一九一四年底毕业的，中学则是一九一五年暑假时招生。一九一五年上半年就要赋闲了，我的父亲命令我仍去三牧第做“大学生”，此时，三牧弟的塾师是陈霞阁先生，他补了岑仲先生留出来的空缺。他主要是教“小学生”，“大学生”不多，有一个龙溪人，华侨子弟，慕名来漳平学古学的，又有兰个漳平华侨的儿子，不喜欢进新学堂而要学古学的，第三个就是陈寿山的儿子陈祖康，他与我同班毕业，但他的父亲认为他年小，要学一年古学，明年再去考中学，此外就是我，同班毕业的其他人都宁愿赋闲。
　　用现在的话来说，陈寿山是为他的儿子“开小灶”，即请霞阁先生专门教他的儿子做旧诗，另外多付学费。我听过他的议论：“读书人要讲交际，要有本事让人家看得起，最容易表现自己有学问的，就是做诗，祖康应当学会做诗。”
　　他的大儿子陈螽诜小学毕业后去福州读法政学校，同别县学生来往，人家赠他一大堆诗篇。
　　我们在三牧第，习惯互相串门，我去你的房间坐坐，你去他的房间坐坐。有一天我到陈祖康房间去，看见霞阁先生正在那里说话，看见我去就不说了，起初我不以为意，可是不久就明白：原来先生正在“开小灶”，我没有另付学费，怎么可以分享“小灶”呢？于是，一阵恶心，以后看见霞阁先生在陈祖康房间，我就不进去了。我后来做诗是自学的，不是偷学的。
　　霞阁先生有时以闲谈形式也对我们几个“大学生”说起交友之道。他说，交朋友，要交“下面”人，“下面”人很慷慨，可以一把一把的拿钱送给你，不要交龙岩人作朋友，龙岩人小气，……如此类的话。
　　在旧社会，一般人是这样实践的，但不这样说，霞阁先生也许以为我们年纪小，不懂，非明白说不可吧？
　　总之，在这半年内，我从霞阁先生那里未学到什么，我对于霞阁先生说不出好感来。
　　陈华，即汝舜先生，后改称“季韵”，但大家仍称他汝舜先生，蓝田陈。他是贡生，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岁贡。他不像景黄先生全无新学知识。在邓炳知事任上，他做了县志的主编，忙于写作，似乎已经编好全书了，但没有付印。陈炯明占领了闽南，派了部下姓熊的来当知事，此时他做了县视学。他也是县里的一个绅士，属于我祖父一辈的人。同我父亲也有来往，吃鸦片烟，但不成瘾。
　　一九一九年夏天，我中学毕业，缠着父亲，要他筹一笔路费，让我去北京考高等师范。我说，考取后，学费、膳宿费都不要交纳，家里就没有负担了。就是这一笔路费，我父亲也筹不出来，每日愁眉苦脸。一天，在街上，他遇着汝舜先生，汝舜先生向他发表一通议论，大意说：培养子弟成才，没有什么意义，况且北京的大学生风气不好，不久之前才闹了大事。后面的议论是指五四运动说的，前面的议论则是指他自己的儿子少韵，福州法政学校毕业后回家不久就病死了。可是，隔不了几天，汝舜先生忽然到我家来，告诉我父亲：熊知事接到漳州司令部公文，要派一名学生去法国勤工俭学，知事要他推荐。他昨日去新民小学，劝那里的一个教员，永福人，去留学，这人不愿意去。他想到我，来问我愿不愿意去。一年费用六百元，官家出三百元，自己筹三百元。
　　我当时一心想去北京考古学，对于西洋学问没有兴趣，以为去西洋不过学得声光化电而已。那时，我连报纸也不看的。但我想，去外国总比留在家乡当一个小学教员好。我立刻表示同意去了。我父亲知道了家里的三百元可以随后补交，也就同意了。以后漳州再来公文，要每县派两个学生，于是中学没有毕业的陈祖康才顶上去。
　　我便是这样同汝舜先生发生了师生关系。我从法国以学生的身份写恭敬的信给汝舜先生，汝舜先生也以老师的口气回答我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