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郑超麟 -> 回龙坞待访录（1982）
第三章 苏联的干部主义
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各个国家有其共同点，同时又有其特点一样，干部主义实现于各个不同国家时候，也是有共同点，同时又有各自特点的。在第二章中，我们说了它的共同点，从现在起，我们就应当分别说它的各自的特点。必须分析它的各国不同的特点，然后才能进一步更加清楚地认识它的共同点。
首先要研究的，是最初出现的，出现于苏联的干部主义社会。
苏联的干部主义是革命失败，制度退化的产物
一九一七年苏联发生了一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革命胜利结果，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开始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这是真实的无产阶级专政。常备军废除了，武装的劳动者组成的赤卫队作为无产阶级政权的武力支柱；一切公职人员是群众选举产生并可随时由群众罢免的；这些脱产的公职人员，上至人民委员会的各部长官，下至各机关的勤杂人员都只能支领相当于中等工人工资的薪金。那时，劳动群众与革命领导人同心协力，击退了被推翻的政权的反攻，镇压了反革命的活动，没收了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监督了接管了最后没收了资本家的工厂，矿山，交通工具，交给工人群众自己管理，渡过了布勒斯特和谈的危机，等等。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巴黎公社，只存在七十二日，但第二个无产阶级专政，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则存在了好多倍的时间，——它的下限至迟可以延长到列宁逝世，即存在头尾将近七年，至早也应当划在内战胜利的时候，即头尾将近四年。一九一八年起就开始付给资产阶级专家以高薪，开始限制群众选举和罢免公职人员的制度，并恢复常备军了。但这些违反巴黎公社原则即无产阶级专政原则的措施，当时还是当作应付必要形势的暂时措施，希望形势改变之后可以废除的。人们不管有这些违反原则的措施，仍旧把当时的政权看作无产阶级专政，把当时的制度看作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事实上，如果采取的暂时措施只以此为限，不再发展下去，那么形势向好的方面改变之后这些措施也是不难废除的。当时的政权事实上也是无产阶级专政，当时的制度事实上也是过渡时期的制度。当时，无论是群众，是革命领导人（包括史大林在内），都把俄国革命的前途寄托于世界革命，于西欧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起来响应，夺取政权。
列宁说：“只有所有的或者几个最主要的先进国家进行革命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最后胜利。难道有一个布尔塞维克在什么时候否认过这点吗？要知道，我们向来都是这样说的。”（《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
托洛茨基说：“我们不等待其他国家，而在本国的基础上开始斗争，并继续下去，深信我们的倡导会推动其他各国的斗争；假如事实并不如此，就休想革命的俄罗斯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或社会主义的德意志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孑然独存，这是历史上的经验和理论上的推理都证明了的。”（《和平纲领》）
史大林直至列宁死后还说：“没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解决这个任务，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呢？不，不能，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象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论列宁主义的基础》，一九二四年版）
可是，当时布尔塞维克党以及革命群众所期待的世界革命，所期待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援助，终于落空了。直接响应俄国十月革命而掀起的一九一八年德国革命，未曾夺得政权就失败了；接着起来的一九一九年匈牙利革命，夺得了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但也支持了不长久，便被反动势力所扑灭。德国无产阶级从血泊中站起来，埋葬了同伴的尸体，医治了自己的创伤，一九二三年重新起来革命，结果也被本国的宁可说是国际的反动势力所镇压下去。从一九二四年起，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稳定时期”。十月革命掀起的世界革命浪潮平息下去了。
怎么办呢？按照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尔塞维克其他领袖在十月革命前后的估计，革命是不能在俄国单独一国支持下去的。列宁说：“没有德国的革命，我们就灭亡了，这是一个绝对的真理，灭亡的地方，也许不在彼得格勒，不在莫斯科，而在海参崴，也可以在我们必须去的，也许比从彼得格勒到海参崴还要远得多的地方；但是，在一切可能发生的事变中，如果德国革命不爆发，我们无论如何总是会灭亡的。”
但是，怎么办呢？难道我们拱手把政权交给反动势力吗？这样不经战斗到最后而放弃战斗，决不是革命者干的事情。列宁在卧病期间便已仔细考虑这个问题。他主张俄国革命在世界反动局势下竭力支持下去，支持到第二次世界革命浪潮起来的时候。
列宁在他生前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说了如下的话：“现在我们面前有这样一个问题：在我国这种小农和最小农生产的情况下，在我国这种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支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呢？”
这里，列宁明显指出当时俄国革命的总战略是在于如何“支持”的问题，即如何把十月革命所造成的无产阶级政权“支持”到下次世界革命浪潮起来的问题（绝不是如史大林和史大林主义者多年所断言的，如何肯定一国能建成社会主义，如何着手去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列宁对于这个能不能“支持”的问题不敢下结论。他只分析“可能性”。他根据国际形势，即东西方帝国主义营垒之中有矛盾，使之不能团结起来共同扑灭俄国革命的形势，认为俄国革命有可能推迟它和帝国主义的最后摊牌。在这推迟期间，俄国革命可以一面发展国内的生产力（变小农和最小农经济为机器大工业经济），一面联合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以此对抗东西方帝国主义的联合力量。列宁认为：“在这个意义上讲来，世界斗争的最后解决将会如何是不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来，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完全有保障的。”
但这不过是一种可能的前途。反之，“支持”不下去，“支持”不能到世界革命浪潮再起的时候，也是完全可能的。
总之，列宁当时忧虑的，只是帝国主义的进攻，他在病中写的文章和书信虽然总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布尔塞维克党的分裂，但防止分裂也是为了保持和加强苏维埃政权在帝国主义包围中的力量，即是为了能够支持到下次世界革命浪潮起来的时候。
今天，在列宁提出“支持”战略之后六十年，我们试回头看看，一定会百感交集的。不错，“苏维埃政权”支持下来了，而且打退了一次帝国主义的进攻。可是，今天的“苏维埃政权”是什么样的政权呢？它不仅自以为保持了十月革命的成果，而且自以为发展了这些成果，自以为建成了“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而其实，十月革命的成果早已丧失干净，苏维埃政权早已名存实亡，早已支持不住而崩塌了。不是帝国主义的包围直接压垮了它，而是它自己变质的，由过渡时期的社会变为干部主义社会，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干部阶级专政。这是列宁始料所不及的。
我们回头试看这个变质过程，却看得很清楚。“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大特征——废除常备军，一切公职人员通过选举产生并可随时罢免，任何人只能支领中等工人的工资——列宁未死以前就已名存实亡了。列宁生前还希望帝国主义包围的压力稍微松懈之后可以恢复这些特征。可是，列宁死后，形势很明显，这些特征不仅没有恢复的希望，而且更加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史大林在致列宁悼辞时候，完全忘记了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分析，反而说：红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资产阶级专家的高薪不仅减不下来，连那些以“无产阶级”自命的专家，连那些担负党和政府机关工作的干部，也纷纷要求而且得到了高薪。至于选举，则普遍地为委派所代替，即使保留着一点形式，也只是形式而已，连资产阶级国家的选举也不如。与此相应，社会各方面也产生了种种令人忧虑的倾向和风气。列宁生前也早已觉察到了。可是他只视为“官僚主义”，只当作“官僚主义”来反对。应当说，在那个时候，即干部主义社会尚未确立，干部阶级尚未形成的时候，那些倾向或风气确实很难同官僚主义相区别的。干部也就是官僚。但列宁死后，变质过程发展下去，形势就愈来愈清楚了。十月革命所造成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竟蜕变为一个干部阶级专政的国家，干部阶级并不要把苏联建成社会主义，而是要建成一个剥削的社会：不是资产阶级来统治和剥削，而是干部阶级来统治和剥削。
列宁死后十五年内，苏联发生了一场干部阶级革命（宁可说：反革命）；其恐怖程度大大超过了十月无产阶级革命。
苏联的干部主义是由十月革命所造成的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倒退下来的。
干部阶级和干部主义
苏联的干部主义便是如此产生出来，同时也就产生了苏联的干部阶级。苏联的干部阶级和干部主义，可以说是同时产生的。究竟是先有干部主义后有干部阶级呢，还是先有干部阶级后有干部主义呢？这个问题就同鸡生蛋蛋生鸡那样，不能解决。但在个别情形下，例如在某一农民的家庭中，确实是先养了大母鸡，大母鸡生蛋，然后孵出小鸡的。就个别的国家，例如中国，来说，则也是先有干部阶级，然后按照苏联既成的模型建立了一个干部主义，由此再去扩大干部阶级的队伍。可是，对于第一个干部主义国家，苏联，就不能这样说。俄国本来没有干部阶级。俄国资本主义虽然发展到了当时最新的形态，即垄断的形态，但就整体说，俄国资本主义是不发达的。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说，当时俄国社会的五种经济成分中占据优势的是小商品生产，而不是私人资本主义及国家资本主义。俄国革命前只有最上层的小部分经济走上了垄断阶段，大部分经济仍是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形态。股份公司，辛迪加，托拉斯，卡德尔等垄断结构虽已出现，但为数不多。管理者资产阶级和所有者资产阶级虽已分化，但尚未深入。那些管理者还是依附资产阶级，而尚未独立形成一个阶层或阶级的。这些管理者，以公务员，官僚或专家的身份投效于苏维埃机关和其他机关，甚至混入布尔塞维克党内，这些人在以后干部阶级形成时占据重要的地位，但在此以前他们并未形成一个阶级或阶层。如果革命进行得顺利，他们会被无产阶级同化，而尽其可能替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总之，苏联的干部阶级并不是以这类人为骨干而形成起来的。
苏联干部阶级的骨干，就是布尔塞维克党内，苏维埃内，红军内一部分的干部。党内，政府内，军队内，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干部队伍，是十月革命成功以后的事情。不能够说此时才有干部。革命以前，还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创建时候，党内已有“职业的革命家”了；列宁特别提倡职业的革命家，脱离职业，专门做党的工作，由党维持生活的费用。所以布尔塞维克党的“职业的革命家”，在全党党员中所占比率，比当时其他的社会主义党都更高些。就后来的用语说，“职业的革命家”就是党的“干部”，但这类“干部”是形不成阶级或阶层的。群众运动起来之后，尤其革命爆发以后，群众中的领导者，组织者，教育宣传者，等等，决不能由党的“职业革命家”去包办。他们是从群众中间直接产生出来的，不管是否经过群众的选举形式。就后来的用语说，这些人都是“干部”了，但这类“干部”也形不成阶级或阶层，因为群众选举的人，群众可以随时罢免。巴黎公社就是这样。我未曾看见人说，巴黎公社有什么“干部”，与群众相区别的干部。我不知道，“干部”二字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是什么人第一个说出来的。我在列宁著作中未曾发现“干部”二字（自然，我未曾读遍列宁的著作，以前也不是带着这个问题去读列宁著作的，我欢迎人家纠正我这个断语）。在史大林著作中已经使用“干部”二字了，例如他说过：“干部决定一切”这句有名的话。史大林当然不是第一个说起“干部”的。那个决定一切的“干部”也决不是仅指“职业的革命家”。史大林著作中说的“干部”，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干部”。事物的名称是不会先于事物本身而出现的。史大林大谈特谈“干部”的时候，表明苏联的“干部阶级”当时已经存在了。
十月革命后，当苏维埃政权尚在实行群众选举和罢免的巴黎公社原则时，苏联是不会产生“决定一切的”干部的。到了这个原则渐渐变成有名无实以后，那些干部便渐渐固定化，终身化。首先在常备军中，即红军中，形成了干部。这二个字（“干部”）本来是从军队编制中来的。在军队中，“干部”就是军官，就是从总司令到连排长以至班长的各级军官。巴黎公社废除常备军，只有国民卫军为武装，而国民卫军的各级指挥员是由选举产生并可以随时罢免的。武装队伍中没有干部，群众团体中更加没有干部。俄国革命陷于危急形势之后不能不设立常备军，因之不能不有非选举的指挥员各级干部。这个常备军即红军在内战中得到胜利，于是这种非选举的制度也扩大应用于军队以外，即党，苏维埃，工会及其他群众团体了。跟着，军队中的命令服从方法也扩大应用于这些非军事的组织。“干部决定一切！”最高决策机关的一切决议只能通过干部去执行。久而久之，干部相互间产生了共同的利害关系。这一切都是世界革命退潮的结果。世界革命退潮同时也造成了苏联只能设法支持以等待第二次革命浪潮起来的形势。在此等待中，无产阶级专政的三项原则——废除常备军，一切公职人员由选举产生并可随时罢免，一切公职人员只能支领中等工人的工资——显然是无法恢复的。只能在这个无可奈何的形势之下支持下去。于是在执行决策时“决定一切”的干部也进一步侵入最高决策机关，也在那里决定一切了。
这个侵入是和平的侵入。最高决策机关，布尔塞维克党的政治局分化出（即列宁所要预防的“分裂”）一小部分人，执行了干部阶级的路线，以干部阶级利益为基础，适应着当时客观形成的局势，建成了干部主义社会。没有这种因世界革命退潮而形成的客观形势。苏联就不会出现干部阶级，而没有干部阶级苏联的客观形势也不会固定为干部主义社会。阶级和制度，这里，是同时产生的，又互相促成的。
正如红色恐怖出现于十月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白色恐怖也是出现于干部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白色恐怖多倍超过红色恐怖。
说到这里一定会有人起来反驳我，说干部怎能形成一个阶级呢？他们不过是无产阶级中一个阶层，官僚阶层。他们不过替无产阶级管理政治和经济罢了。苏联全部生产资料都是属于无产阶级所有的。苏联政权仍旧是无产阶级专政。不幸，无产阶级内部的官僚阶层骑到无产阶级头上去，作威作福，侵犯了无产阶级本身的利益，只要推翻这个官僚的统治，只要割去这个肿瘤，无产阶级的机体仍旧会恢复健康的，那时无产阶级专政仍会重放光辉，而领导着过渡时代的制度继续前进到社会主义。
这个说法，三十年代还是能够说服人的，因为那时干部主义的现象和官僚主义的现象很难区别；到了三十年代后期，经过那几场血腥的所谓“审判”之后，这个说法已经不能说服人了。由那时起到现在四十多年，我们有无量数的事实，包含苏联以外的那些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实，说明了那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是不能说明任何一个有关问题的。
什么是“阶级”？列宁有一个很简单的定义说：“通常所说的阶级究竟是什么？这就是说：社会上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列宁另有一个较详细的定义，意义也差不多。）我们看，苏联（以及后来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上都有一部分人，他们垄断了政治的统治权和经济的管理权，他们培养了自己的后代来接他们的班，他们形成了一个封闭的集团，在集团内部纵然有矛盾和斗争，但为了共同利益和特权，总会联合起来抵抗集团以外的人的侵犯的。他们占有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劳动，正象资产阶级占有这些人的劳动一样。这个集团如果不能称为一个“阶级”，那么要怎样才能成为一个“阶级”呢？这个集团的人自称为“干部”，外人也称他们为“干部”。这是一个历史上新出现的阶级，有人称她们为“管理者资产阶级”，或“经理阶级”，或“资方代理人阶级”，或“官僚阶级”，等等。但总不如称他们为“干部阶级”足以显示他们的特征、
这个新出现的阶级有一个特征，即他们不是私人占有生产资料，而是集体占有生产资料，整个阶级占有生产资料。一般人根据这一点便否定干部阶级之为“阶级”，至少否定干部阶级之为资产阶级的一个分支。他们认为历史上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是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尤其资产阶级是私人占有生产资料。殊不知，以往各种剥削社会总是私人战友和阶级占有或集体占有，同时并存的。那怕私人占有取得优势，也不能完全排除集体占有。在奴隶制度下，私人占有的奴隶之外还有国家占有的奴隶。在封建制度下，私人占有的土地之外，还有集体占有的土地。天主教会在法国占有三分之一的土地；教会，教士，修道院及其他宗教机关，一切费用都靠这些集体财产供应；教士们可以穷奢极侈，享受集体供应，但不得私有这些教会土地；中国的封建社会也有“祖产”，归族姓公有，不归私人占有。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私人占有制至于极点，过去的公产都逐渐化为私产了，可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种集体所有制渐次形成起来。股份公司，辛迪加，托拉斯，卡德尔，康采恩，等等。不要以为这些集体所有制都是形式的，其内容仍是私人所有制。恩格斯在《爱尔福特纲领》批评中指出，《纲领》上说的“资本主义私人生产”一语中的“私人”二字应当删去。他说：“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呢？那是由单个企业家所经营的生产。可是，这种生产已经愈来愈成为一种例外了，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到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其实，马克思《资本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是以整个的“资本家阶级”作为剥削者来分析的；他有时举个别的资本家为例，那也不过是以“个别”代表“一般”。世界经济发展到了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生产已经不是“私人”所能胜任了。历史要求全体人类共同生产，至少一个大集体，一个“阶级”，共同进行生产。干部主义就是应运而兴的。但这种大集体的生产，“阶级的生产”，本身并非就可表示已经超过了资本主义的范围，并非就是“社会主义生产”。这个“阶级”仍旧是一个剥削阶级。
否定干部能形成“阶级”的另一个论据，是说：一个阶级的产生往往需要经过长久的时间，几十年，几百年，而你说的“干部阶级”，十月革命以后三五年还不存在，但在列宁死后三五年就完全形成了。那有这样快形成一个“阶级”呢？
一个阶级的形成需要几十年，几百年，这话一般说来是对的，但在特殊情况下几年也能形成一个阶级。历史上有此先例。法国大革命以前农村只有替封建地主种地的半农奴，而没有或少有独立的小农。大革命起来，支持半农奴没收贵族地主的土地，并将土地分配给农民，由此造成了一个簇新的阶级“小农阶级”，拿破仑帝国便是建立在这个新阶级之上的。它的形成也只有几年时间。马克思在《法国阶级斗争》中说：“拿破仑是充分表现了一七八九年新形成的农民阶级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这就是说：法国的小农阶级是一七八九年薪形成的。马克思又在《雾月十八日》中说：“第一次革命把半农奴式的农民变成了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之后，拿破仑巩固和调整了某些条件，保证农民能够自由无阻地利用他们刚得到的法国土地，并满足其强烈的私有欲”。这就是说：法国的新农民阶级是在大革命中从旧的半农奴式的农民阶级变成的。这也就是说，法国的小农阶级是在短短几年之中形成起来。自然，法国大革命以前，历史发展已经造出了这个新阶级的客观存在条件，然后革命能在这些客观条件之中造出一个新阶级，现在是世界历史发展在二十世纪初年已经造出了以阶级规模集体占有的客观条件，如果俄国十月革命掀起的世界革命潮流能够顺利发展下去，这些客观条件就可以造成真正全民占有的过渡时期制度而由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领导它，发展它，至于建成社会主义。不幸，这个第一次世界革命浪潮夭折了，俄国革命只好停顿下来，可是那些以阶级规模集体占有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革命不得不倒退的局势便使一部分的革命干部变成了干部阶级而实行干部主义制度。至于那些客观条件，则我们在第二章中已经分析了。
一场意识形态的反革命
干部主义是从社会主义革命所形成的过渡时期制度倒退回来的。干部阶级是“暴发户”，没有值得夸耀的宗功祖德。第一代的干部阶级大部分就是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前后布尔塞维克党内和苏维埃政权内，工会及其他群众团体内的骨干分子，他们本是群众选举出来的，并可由群众随时罢免的（当然有少数例外），以后渐渐地由选举变为委托，由流动变为固定了，于是从群众中划分出来，脱离了群众，而被称为和自称为“干部”。这些第一代人干过了革命，受过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怀抱过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他们所掀起的第一次世界革命浪潮不久平息下去了，革命所建立的苏联社会和国家面临着必须后退，只能建立干部主义的客观条件，于是这些固定化了的事实上终身制的而且脱离了群众的干部便选择了干部主义的道路。当时的客观形势表现得很清楚：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很早就断言的，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苏联面临着灭亡的前途，支持到第二次世界革命浪潮起来是不可能的。那些干部选择了干部主义的道路，而且建成了干部主义。干部主义意味着革命的失败，意味着苏联的灭亡。干部主义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发展了本国的生产力，把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俄国发展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工业大国。正如路易·波拿巴的法国，俾斯麦的德国，沙皇的俄国，以及其他国家一样，十九世纪下半页发展了本国的生产力，但这种发展仍旧是表明欧洲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失败。恩格斯评论这段历史说：“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掘墓人竟成了它的遗嘱执行者！”虽然如此，但革命者决不改变他们对于这些“掘墓人”的评价，决不会把这些扼杀革命的刽子手，如路易·波拿巴，俾斯麦，沙皇之流看作“革命者”或“进步分子”。
干部阶级建成，支持和发展干部主义，不管如何抵御了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发展了本国的生产力，甚至提高了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对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说来，仍旧是倒退，是反革命。列宁说：“俾斯麦依照自己的方式，依照客克的方式，完成了历史上进步的事业。但谁若想根据这点来证明社会主义者应当帮助俾斯麦，那么这个马克思主义者真是太好了。”（《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事实上，当俾斯麦战败了路易·波拿巴，统一了德国，用法国的赔款发展了德国工业，把德国治理得欣欣向荣的时候，那些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家，亡命外国过艰难困苦多年生活的，纷纷表示拥护俾斯麦而回归德国，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亲密朋友也不能免，例如著名的诗人弗来里格拉特，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斥责他们的。
历史的类比总是有缺陷的。俾斯麦和他的班底，可不是从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家转变而来的。但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也应当以对待俾斯麦的态度对待苏联的干部阶级。干部阶级，正因为是暴发户，没有什么宗功祖德可言，所以不能不继续袭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家谱。他们不能不继续以从马克思到列宁的意识形态为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他们暂时还不能提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同时为了欺骗群众和那些继续忠诚于十月革命的干部，又为了掩饰他们的篡夺革命果实的痕迹，也不能不袭用革命的意识形态。
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适用于过渡时期，适用于社会主义阶段，适用于共产主义阶段，毕竟不适用于干部主义。在初期，还能勉强适用，因为干部主义和过渡时期还有一些共同点，例如废除个人私有制，由一个中心集中领导全国经济，实行某种计划经济，等等。正是因为有这些共同点，干部阶级才能借用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来欺骗群众，来掩饰他们篡夺革命果实的痕迹。但是，干部阶级愈站稳脚跟，自己的羽毛愈丰满，就愈加感到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不适合于他们的身裁。他们要摆脱这一身借来的羽毛，至少要改造它，“修正”它。
今天，马列主义还是所有干部主义国家所标榜的意识形态，可是试检验这些国家的实践，就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对于它们差不多就象基督教教义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伊斯兰教教义对于东方某些发展中国家一样了。不完全一样，但也差不多一样。慢慢地，各国当权的和尚未当权的干部阶级会把马列主义改造得，修正得成为一个完整的意识形态以适合于干部主义之需要的。所谓“欧洲共产主义”就是朝此方向的一种尝试。
这是后话。现在需要说的是当十月革命的果实蜕化为干部主义时候，马列主义遭遇的命运。干部阶级需要借用这个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但同时就要改造，修正这个意识形态，因为它并不能完全适合于干部主义的需要，一开始便需要改造，修正，才能为干部主义所用。但这种改造，修正，必须不能显出改造，修正的痕迹。
恰好在列宁逝世那一年，苏联共产党内掀起了一种争论：单独一个国家能否建成社会主义？以史大林为首的一派干部断言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一派干部则坚持马列主义的传统，重申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这一个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引起了苏联共产党内部的政治斗争，造成了分裂，最后导致干部阶级篡夺了苏联的党政权力。干部阶级正是拥戴史大林做他们的魁首的。在这个斗争中，史大林使用了种种诡诈手段获得了胜利
史大林巧妙地把当时的斗争说成为“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他突出了一九一七年革命前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关于俄国革命发展形势的争论，把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对立起来，以此蛊惑当时的干部和群众。而其实，当时苏联共产党内争论的并不是关于俄国革命的发展形式问题，这个问题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已经解决了，已经成为过去了。（在这个问题上，革命实践证明托洛茨基并没有错，但这个问题与本书所要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我这里不来论述。）当时争论的是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恰好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是没有争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明白断言单独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书中专辟一节说明为什么单独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列宁一九一七年主张在当时落后的俄国实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那是因为他把当时的俄国革命看作当时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点，由此可以引起西欧那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他并不把当时的俄国革命看作俄罗斯一国的革命。
在一九一七年八月间写的《国家与革命》中，列宁说：“整个这次革命只能认为是帝国主义战争引起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练条中的一个环节。”
十月革命成功后，一九一八年三月七日，列宁在俄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上说：“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是孤立无援的，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在同一报告中，列宁后面说得更加明白：“没有德国的革命，我们就灭亡了。这是一个绝对的真理。灭亡的地方也许不在彼得格勒，不在莫斯科，而在海参崴，也可能在我们必须去的，也许比从彼得格勒到海参崴还要远得多的地方；但是在一切可能发生的事变下，如果德国革命不爆发，我们无论如何总是会灭亡的。”
二个多月以后，德国及其他国家的革命尚未起来，列宁在劳动人民委员代表大会上说：“我们的困难，在于：我们要靠俄国无产阶级的努力来完成一切，要把既有的局势保持到我们的同盟者——世界各国的国际无产阶级——变得十分壮大的时候。我们日益感觉到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半年之后，德国革命爆发了，可是不久之后又陷于失败，不能援助俄国革命。但列宁的策略仍旧是坚守待援，“把既有的局势保持到国际无产阶级变得十分壮大的时候”，“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列宁至死都坚持这个策略。在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他已经看出世界革命退潮而俄国形成“小农和最小农”的经济了。“小农和最小农”是信任无产阶级而愿意跟着它走的。但他自问：“在我国这种小农和最小农生产的情况下，在我国这种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支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那一天呢？”“我们光靠这种信任支持到社会主义革命在较为发展的国家里获得胜利，那是不容易的。”“不容易”，怎么办呢？放弃了原则，放弃了“支持”的策略，“保持”的策略，而宣布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吗？绝不！依靠国内无产阶级领导“小农和最小农”，既然“不容易”支持到世界革命浪潮再起的时候，那就还要依靠“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依靠“俄国，印度，中国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讲来，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这不是说，俄国建成了社会主义，然后联合印度，中国等构成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去消灭帝国主义，而是俄国同这些国家联盟，“为了保证我们能存在到反革命的帝国主义的西方同革命的民族主义的东方，……发生下一次军事冲突的时候。”
关于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话，列宁还说了好多，但我不再引了。我也不必再引托洛茨基说过的同样意思的话。
不仅列宁，托洛茨基及其他布尔塞维克党领导人都说过同一意思的话，连史大林自己在一九二四年下半年以前，也说过同一意思的话，即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这有什么奇怪呢？列宁曾经说过：“只有所有的或几个最主要的先进国家进行革命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最后胜利。难道有一个布尔塞维克在什么时候否认过这一点吗？要知道我们向来都是这样说的。”（《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
史大林在列宁死后，一九二四年五月间，在所著《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还是这样说的。他说：“可是，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尚待解决。没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能不能解决这个任务，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呢？不，不能。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象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
试看，史大林一九二四年五月间还亲笔写着：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还不够组织社会主义生产！截至此时为止，史大林还是同列宁，托洛茨基以及其他布尔塞维克领导人一样，认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
但是，对于当时新形成的苏联干部阶级说来，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是必须推翻的。干部主义不能不借用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但必须改造或修正这个意识形态！可以一面借用，一面修正，慢慢地来，潜移默化，但惟有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这个传统理论必须立即改造或修正，不能慢慢地来。这是当时的阶级斗争——干部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的迫切的要求。在世界革命退潮之下，继续坚持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那么新形成的干部阶级，它所篡夺来的统治权，也就必然与十月革命的残存果实同归于尽了。不是旧日俄国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恢复他们的权力，便是东西方帝国主义把俄国变为殖民地。
干部阶级的代言人史大林就在列宁逝世那一年的秋天，抛弃了他自己一向的说法（亦即布尔塞维克党领导人一向共同的说法）而提出新的说法，即认为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这年年底他在《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一文中把这个新说法写出来，次年四月俄共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在他主持之下，把这个新说法写入了决议案中，从此“一国社会主义论”便成为俄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了。那么《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九二四年五月版那一段怎么办呢？很简单！把那段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话删去而代入新写的一段论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话，就好了。以后，各种版本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有关的一段改成了如下的文句：“从前认为革命在一个国家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以为要战胜资产阶级就需要一切先进国家内或至少要有多数先进国家内无产阶级的共同发动。现在，这个观点已经不合乎实际情形了。现在，必须从这种胜利的可能性出发，因为各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帝国主义环境内发展的不平衡性和跃进性，帝国主义内部那些必然引起战争的灾难性矛盾的发展，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增长，——所有这一切都使无产阶级在个别国家内的胜利，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史大林是不是仅仅凭藉实践来改造或修正马克思主义这个原理呢？不是，他还假借列宁的权威来完成这场意识形态上的反革命。史大林和布哈林合作，起草了《共产国际的纲领》，其中写入了“一国社会主义论”。纲领引了列宁著作中的二段话作为“一国社会主义论”的理论根据。《纲领》说：列宁早在一九一五年就奠定“一国社会主义论”的基础了；列宁在一九二三年又提出“一国社会主义论”的确切的公式。我们试揭穿他们对这二段列宁的话的曲解。
一九一五年，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说：
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
他们由此推论说：列宁发现了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律，因之也就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在单独一国获得胜利，而此胜利也不仅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且指“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可见，一国是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
其实，列宁这段话中说的“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仍然是说无产阶级在没收来的资本家企业中组织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之意，决不是说建成了社会主义。写这篇文章时，列宁并未放弃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根本原理。有根据吗？有的。同在一九一五年，但比上引文章稍后几个月，列宁在《俄国的失败与革命的危机》一文说了如下的话：“帝国主义的战争把俄国的革命危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基础上的危机，同西欧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正在发展的危机联系起来了。这种联系如此接近，即某国内的‘任务’不能有任何单独的解决：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现在已不单是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场，而且是它的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如果八月间写的文章所说“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的话是表示单独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那么同年十月间写的文章为什么会说“某国内的任务不可能有单独的解决”呢？
一九二三年，生病中的列宁在口授一篇《论合作制》的文章中说：
的确，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我们从前鄙视为买卖机关，并且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
他们更加拿着这段话当作宝贝。看哪，列宁这里不是明白说俄国国内已经具备了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条件吗？这就是说：即使没有世界革命，即使没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并以国家的力量帮助我们，我们在俄国一国内也能建成社会主义的。他们以此堵住一切反对“一国社会主义论”的人之口。
但是，这个曲解也是容易揭破的。列宁这里说的“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说的只是政治上的一切。国家支配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政权，工农联盟，工人领导农民，等等，都是政治的条件。俄国已经具备了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条件，——这本是列宁常说的话，一九一八年就说起了。他在《论左派的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说：“历史演进得如此奇特，到一九一八年竟产生了社会主义的两半，互相毗邻着，正如在国际帝国主义蛋壳中两个未来的鸡雏一样。德国和俄国，在一九一八年再明显不过地体现了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一方面是经济，生产，社会经济等条件；另一方面是政治条件。”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一九一八年，德国有了经济条件，却没有政治条件，俄国有了政治条件，却没有经济条件。因之二国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列宁一九二三年在《论合作制》一文中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即俄国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论合作制》一文本身也已包含了这个意思。列宁提出一个“仅有”的条件，或“小小的”例外，二个引号都是原有的。用引号的意思就是表示“小小的”并不小，而“仅有”的条件却是重要的条件。这就是提高俄国居民的“文明”水平，也就是组织“文化”工作。“假如不是因为国际关系，不是因为必须为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阵地进行斗争，我可以说，我们是应当把重心转移到文化建设方面的”。“完全合作化这一条件本身就包含有农民（正是人数众多的农民）的文化水平的问题，就是说没有整个的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这里，我们看见列宁于俄国建成社会主义先就提出二个条件：第一，不谈“国际关系”；第二，在农民中进行“文化革命”。第一条件就是世界革命的条件；而第二条件则不仅是简单的文化教育的问题，还须“实行全盘的改革”，还须“整整经过一个历史时代”，还须“有相当的保障，如防荒，防饥等的保障”，总之还须发展经济。
但是列宁自己毕竟没有说他所谓一切必需而足够的条件仅仅是指“政治的”条件呀！——也许有人这样反驳。
他说了的，不是在《论合作制》内说，而是在差不多同时写的另一篇文章内说，这二篇文章却是他口授而由别人记录下来的，所以字句有错漏，并不奇怪。《论合作制》漏说了“政治的”限制词，可是《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则补出了这个限制词。二文时间相差二个月。《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说：“我国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虽然我们已经具有作到这一点的政治前提”。
我上面引了列宁一九一八年写的关于德国只有经济条件，俄国只有政治条件，因之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一段话，也许有人因此推论说：俄国后来经过史大林的几届五年计划，经济条件已经赶上和超过一九一八年的德国了，那时岂不是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吗？不错，经过几届五年计划之后，俄国的经济确实发展了，不仅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而且仅此于今日的美国。但试想俄国为此费了如何重大的代价！俄国的无产阶级被以史大林为首的干部阶级篡夺了政权，因此丧失建成社会主义的政治条件了。史大林在苏联建成的是干部主义社会，而不是社会主义社会。
干部阶级这场意识形态的反革命居然成功了。从此以后，“一国社会主义论”便成为干部主义的基本原理。今天，无论苏联，中国，南斯拉夫，其他东欧国家，以及尚未当权的欧洲共产主义的党，不管它们之间有多少分歧，不管它们是捧史大林的或反史大林的，它们都认为“一国社会主义论”是天经地义。这个理论今天已成为干部主义的标志，它的试金石了。
史大林恐怖
意识形态反革命之后，苏联还需经历另一种反革命，比十月革命流更多的血的大恐怖，然后干部阶级才巩固了他们的统治。
这段历史是尽人皆知的。且不提史大林生前的记录，只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说起，我们就有着无量数的史料，记载和分析这个大恐怖的经过，有苏联官方的揭发，有持不同政见者的揭发，有史大林女儿的揭发，也有西方资产阶级的揭发。这些揭发的书已有一部分译成中文出版，内部发行了。这些内部参考资料也多至看不完的。我没有其他的材料来补充揭发。我只有分析这些恐怖事件的意义。
恐怖的矛头首先是指向无产阶级革命的干部和群众，特别是指向领导十月革命的布尔塞维克党的领袖和党员。干部阶级的代言人史大林及其一伙巧妙地以布尔塞维克党的正统自居，以列宁的继承人自居，利用布尔塞维克党和列宁的权威来消灭布尔塞维克党。史大林起初利用革命前托洛茨基和列宁之间的旧争论，发动一场“反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唆使那些在革命关头与列宁有分歧的所谓“老布尔塞维克”起来反对托洛茨基，而在列宁病中托洛茨基是与列宁意见一致的。如此把托洛茨基排斥于党的领导之外以后，史大林便拉拢布哈林把比他地位更高的季诺维也夫和加明涅夫排斥于党的领导之外了。然后，他把最后一批的“老布尔塞维克”，布哈林和他的朋友，排斥于党的领导之外。如此，史大林在只剩躯壳的布尔塞维克党中便唯我独尊了。到了苏共十四大，即一九三四年初，史大林的反革命大功就告成了。在此以前，他的矛头主要是对着十月革命的一代领导人；在此以后，干部阶级内部发生分化和斗争，以史大林为主的一派干部不仅要继续反对那些已被推倒的十月革命一代领导人，而且要开始反对另外一派干部。这两种斗争同时进行，混合进行，但仍标榜为“反托洛茨基主义”（即反十月革命）的斗争。斗争的激烈和复杂终于导致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八年的一系列审判，仅仅从政治上消灭敌人还是不够的，必须同时消灭敌人的肉体。
对于这场流血的反革命，我没有特别的材料可以补充，只能在这里转引别人研究所得的结果。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大会上作秘密报告时，还只说史大林恐怖下牺牲者有几千人，到了二十二次大会上他作报告（此次则不是秘密的）他则说牺牲者数以百万计了。事实上，何止此数！据估计，关进集中营的就有一千二百万人至一千三百万人，史大林死后一二年内因有特殊关系而得释放的就有一万二千人；二十大以后陆续释放犯人，但幸存的比集中营里死亡的少得多。至于执行死刑及秘密杀害的，则难于计数了。一些从集中营出来的作家执笔写这场恐怖的生活，震动了全世界，其中也有几本名著争取到在苏联境内公开出版。
恐怖的受害者应当分别看待
史大林恐怖的矛头，前期是对着十月革命一辈的革命领导人和群众的；后期则兼对着干部阶级内的异己分子，另一部分的干部。但这二部分恐怖对象是很难区分清楚的。他们同时受镇压，同被称为“托洛茨基分子”或“人民的敌人”，受同样的处理。然而这二部分人仍是可以区分的，而且应当区分的。大体说来，一九三四年以前史大林要消灭的基本上是十月革命的一代人，到十七大他的目的达到了，这一代人已被消灭了，但此时干部阶级中起了分化，一部分人继续拥护史大林，另一部分人则开始要“换马”，认为史大林已不能完全代表干部阶级利益了。这后一部分人力量渐渐壮大起来，威胁着史大林的权力。从此时起，史大林就掉转恐怖矛头对着干部阶级中的异己分子，但继续镇压十月革命的一代人，不仅从政治上消灭他们，而且从肉体上消灭他们。
怎样可以证明恐怖的受害者包含两种不同的人呢？我们从史大林死后的平反工作可以看出这个区别。
赫鲁晓夫只为后一部分人“恢复名誉”（即平反），而不为前一部分人“恢复名誉”。赫鲁晓夫反对史大林恐怖，但他不反对史大林对于那些十月革命元勋所实施的恐怖。他不肯为季诺维也夫，加明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等人平反，赫鲁晓夫的继承者勃列日涅夫至今也不肯为他们平反。更用不着说为托洛茨基平反了。他们认为史大林对这些十月革命元勋的镇压是对的。
他们究竟要替什么人平反呢？他们要平反的是十七大以后，在大恐怖中被镇压的党务干部，政府干部，军队干部，这些人未曾参加任何反对派，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却曾努力工作并卓有成绩。这些人中包含着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以及州委书记，人民委员部委员，驻外使节，高级军官，工厂厂长，集体农庄主席，科学家，学者，作家，艺术家，以及中下层的党政军干部。
下至工人，农民，一般知识分子，以及少数民族，他们也不能免于史大林恐怖，也能得到赫鲁晓夫平反。群众不是干部阶级，但他们也是反对史大林统治的，也对史大林及其代表的那部分干部阶级有威胁，史大林也放不过他们。
即以十七大选出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为例。有一个材料作出了统计：七十一个中央委员中，有四十九个是被枪杀的，有二个是自杀的，有一个是被暗杀的。自杀的其实也是变相的被枪决的。一个被暗杀的就是基洛夫。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揭露，基洛夫是史大林组织人去暗杀的。我们应当说，基洛夫就是苏联反史大林的干部阶级中地位最高的，最早被史大林杀死的。当时干部阶级已经准备推举基洛夫为最高领袖来代替史大林了。史大林知道了这个形势，于是暗杀基洛夫，既消灭了一个最危险的敌手，又可以把责任推给过去的反对派，藉此消灭十月革命一代人的肉体。
赫鲁晓夫在二十二大上提议，在莫斯科街头建立一个纪念碑来纪念那些在史大林恐怖下的受害者。第四国际为此曾写信给赫鲁晓夫，请他在这个纪念碑上用金字刻上“托洛茨基”之名。据说这个纪念碑并未建成。但即使纪念碑建成了，这些在苏联的干部阶级分子也不会刻上托洛茨基以及十月革命一代领导人之名的，他们要刻也不会刻上恐怖后期受害者之名，即干部阶级中反对史大林路线者之名。
恐怖前期受害者，十月革命一代人，不管相互间思想如何分歧，斗争如何激烈，仍旧是十月革命一代人，忠实于十月革命的，连长久协助史大林去反对托洛茨基反对派，以及后来反对联合反对派，即连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一流人归根到底也是忠实于十月革命，也属于十月革命一代人的。这与他们和史大林一派的矛盾不同。史大林一派则是代表苏联新形成的干部阶级而背叛十月革命的。
苏联干部阶级的分化
苏联干部阶级中，以史大林为主的一派和反史大林的一派之分化，是客观上必然的。史大林派的干部阶级本身带有过渡的性质，冒名顶替的性质。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十月革命成功后，形成了至高无上的权威，谁也不敢去违背。世界革命浪潮被阻遏了，十月革命不能前进，客观上出现了危机，可是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仍然保持着至高无上的权威。一切为此危机寻找出路的人都只能在这个至高无上权威的指导下去寻找，一切议论也都不能违背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威。列宁和托洛茨基一派主张尽力支持到新的世界革命浪潮起来的时候，他们也只考虑有没有这个“可能性”，以及如何支持。反过来说，如果没有支持的可能性，或者支持的方法不适当，那么十月革命就会失败了，无产阶级及其领导的劳动群众革命所得成果就会丧失了。但正如列宁曾经说的，那时“布尔塞维克的策略也还是给社会主义带来了很大的利益，还是支持了不可战胜的世界革命的发展”。（见《叛徒考茨基》）但是，在列宁逝世前后，苏联已经形成一个干部阶级了。这个新阶级有其自身的利益，但暂时没有自己的理论，或不敢拿出自己的理论。他们在布尔塞维克党的领导干部中找到了史大林做他们的代言人。史大林把苏联的发展方向，从社会主义转到干部主义来。地主赶跑了，资本家赶跑了，工厂机器归国家所有，土地名义上也是国家的，事实上则交给小农使用。四面八方都受帝国主义包围。不得不放弃世界公社原则：常备军恢复了，公职人员实行委任制，专家支领高薪。在此情形下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支持到下次世界革命起来也没有把握；但可以实行干部主义，即：干部阶级占有国家机构，因之占有生产资料，以此剥削工人和农民的剩余价值，发展苏联一国的经济，同其他的帝国主义国家竞争。帝国主义看见无产阶级专政已在苏联消亡了，社会主义已建不成了，不害怕从旧日俄罗斯来的革命威胁了，面对着的不过是另一个剥削制度的国家，那就不会如此齐心，如此着急去扑灭这个改名为苏联的俄罗斯国的。但对内必须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继续奉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不过必须改变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
以史大林为代言人的干部阶级在这场斗争中得到了胜利。十月革命一代人被消灭了；他们的旗帜被接受过来，改头换面成为干部主义的旗帜；干部阶级站稳了脚跟，可以为所欲为了。此时，干部阶级要向前进，回头觉得史大林不能完全代表他们的利益，于是想撇开史大林，另推一人代表他们。史大林却以为他的路线，他那一套理论和办法，是适合于干部阶级利益的，是可以长久实行下去的。史大林不知道，他那一套理论和办法，是过渡性的，只适合于从十月革命后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向正规的干部主义过渡的时期，而不适用于正规的干部主义本身。正规的干部主义，干部阶级专政，有它自己的一套理论和办法，今天也许尚未完全成熟，也许内部尚有分歧和争论，但大体上已经成熟了的。总之，史大林那一套今天已不适用了，从史大林权力达到最高峰时便开始渐渐不能适用了。连史大林这个人，他的性格和作风，也已不能适用了。他们继承史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论”，但认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仅仅作这一点的修正（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次要的派生的修正）是十分不够的。必须作进一步的范围更大的修正。总而言之，借来的一身孔雀羽毛可以脱去而显露自己固有的羽毛了。那怕有些时候还要借用旧的羽毛，好象国民党政府借用孙文的“三民主义”一样，甚至象基督教国家借用《圣经》，伊斯兰教国家借用《可兰经》一样。
仅仅肯定“一国社会主义论”，还是不够的。史大林死后继起的干部主义政权，除了废除对干部本身的恐怖以外还提出一连串的理论修正。可以用赫鲁晓夫的“三和二全”来概括这些修正。这就是：“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全民党”，“全民国家”。这一切都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理论背道而驰的。史大林一派的干部阶级当初还不敢走得这样远，反史大林一派的干部阶级便无所顾忌了。
总之，干部阶级分化为互相对立的两派，都是代表干部阶级利益，都实行干部主义，所不同的只在于：史大林派的干部主义是过渡性的，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最后要退出政治舞台的；反史大林派（但不是彻底反的）的干部主义则是正规的干部主义，此时干部阶级已经站稳脚跟了，已经有自己的丰满的羽毛了，可以不必借用别人的羽毛了，或者说已不重视别人羽毛的借用了，于是推出了自己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推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
今天在苏联实行的干部主义制度，还会进进退退，还会改变模式，但多半不会退回到史大林时代那种模式的。
干部阶级共同地集体地即以整个阶级的身份占有全苏联的生产资料，包含土地在内。他们共同地集体地管理全国的生产资料，因之也共同地集体地支配了整个国家统治机器。“国家”名副其实地成为整个干部阶级的“管理共同事务的委员会”。与此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相适应的，使干部主义的意识形态，它的法律，道德，宗教，哲学，文艺，等等的上层建筑。这个意识形态今天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其中尚有许多互相矛盾之处，主要是其中尚夹杂着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但发展下去，干部主义的意识形态定会一天比一天更加系统化，更加减少矛盾，主要是更加排除以前遗留下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和词藻的。
苏联向何处去？
苏联的干部主义已经站稳脚跟了。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国际地位抬高，表明这样一种制度是适合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停顿形势下的时代要求的。马克思所分析的那个自由资本主义和列宁所分析的那个垄断资本主义，既然都已过时，即都不适合于当前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水平，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又为种种客观的和主观的原因未能起来代替，那么不得已而求其次，惟有这种制度（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或干部主义）能够暂时缓和当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这里。我们暂不去分析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迟不起来的原因，也暂不去说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或干部主义之间的区别。这里，我们是假定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久不爆发的前提下，苏联的干部主义将有什么前途。
现时东西方对峙的世界形势要继续下去，所谓“东方”就是以苏联干部主义为首的一批干部主义国家，有“经互会”为其经济团结的组织，有“华沙条约”为其军事团结的组织。所谓“西方”就是以美国帝国主义为首的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以及一部分的够不上称“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以此大西洋条约为其军事团结的组织。它们之中有一部分以欧洲共同体为其经济团结的组织，但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欧洲其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未联合共同体十国构成一个有形的经济大组织。西方集团除少数几个国家之外，国家的垄断，即国有化经济，尚未达到理想的高度。特别是生产力最发达的美国，国有化的比率最少。私人垄断代替了国家垄断的职能，同时跨国公司的发展也促成了垄断的国际化。就现状来说，西方集团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还是超过东方集团的。但就发展前途来看，则东方集团比较有利，因为干部阶级的集体所有制比较适合于当前的生产力水平，比较有效地集中管理经济和施行经济计划。东西两个集团竞争，如果东方集团占据优势，也能促进西方集团更迅速地向国家垄断化发展，缩小以至于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的生产。管理者资产阶级和所有者资产阶级加速分化下去，到了一定程度，所有者资产阶级便将纯靠剪息票为生，也就距完全消失不远了。那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便与干部主义相差不远了。
以上是假定迟不发生世界革命和世界战争的。但很难设想这个前途。此外，尚有许多国家，其中也有世界上很重要的国家游离于东西方两个集团之外；而西方集团和东方集团内部又充满了矛盾，干扰发展的总趋势。这一切都可说明未来的变化十分复杂，出人意外，这不是一般人所设想的那么简单。但世界，人类，趋向共产主义的大同的前途是不会改变的。无论从垄断资本主义或从干部主义出发，都须先经历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即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其国家形式的时期，以此到达社会主义，再由此到达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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