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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
超麟
（1925年6月22日）
事变的进展是很迅速的。不消一二个星期，上海南京路枪声已震动了全国各重要都会直至最偏僻的城市。由远处的回声打转到上海来，我们看见各都会各城市的一切阶级都已崛立起来参加这一反帝国主义运动。北京、汉口、长沙、九江、南京、济南、福州、青岛、天津、开封、郑州、重庆、镇江、南昌、汕头、杭州、广州、……等都罢市罢工罢课，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经济绝交等呼声，到处都可以在示威游行中听见。河南广东的农民，也起来加入运动。俄国工人捐款援助，莫斯科数千学生游行及各国无产阶级同情表示更可证明帝国主义屠杀所引起运动之成为普遍全国，影响全世界的运动已经是确定的事实了。然而在这运动扩大当中帝国主义的行动是怎么样呢？
（一）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
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行为只有跟着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扩大而加甚。帝国主义的铁蹄不但践踏了上海，而且走遍全中国。全国各地援助上海工人学生的运动，帝国主义只有报之以屠杀。
上海。上海大学被封后，接着南方大学附中、大夏大学、同德医学也走同样的命运。各国海军陆战队继续登岸，大炮机关枪把守各要区，南京路的戒备日益加严。开枪威吓群众者日必数起，死伤时有所闻，租界内的人民日生活于恐怖世界之中。六月五日晚十一时，万国商团突然下令同时在南京路接连山东路福建路湖北路一带检查行人；所有过路的中国人千余人无论男女老幼乘车或步行登时失其自由，在枪刺威迫之下列成队伍尽被驱入老闸捕房严行搜索，一千余人鹄立露天细雨之下一二小时，结果西捕查无所得始释放而出。当时并有一汽车夫因行路稍缓，被商团刺伤奄奄一息。八日搜查惠中旅馆舍无所获，同日有河南来沪旅行之学生十五人在梁溪旅馆被捕。五日为止，英美日法意兵舰已增至二十六艘，其中属于美国的十三艘，属于日本的五艘，属于英国的四艘，属于法国的三艘，属于意国的一艘，各国军队已增至五千至六千名。自三日起，各国陆战队商团及西捕越界肇祸者日必数起。五日西捕在曹家渡越界捕人并枪击保卫团。同日南洋大学学生在华界讲演又被便衣西捕捕去。十二日西捕在北四川路华界拘捕启贤学校学生，调来铁甲炮车二辆，英日水兵—二百人几与保卫团接战。其他外兵武装侵入华界寻衅者极多，不能胜纪，截至十八日为止，公共租界的戒备仍十分严紧，恐怖空气并未减轻。
北京。帝国主义在北京的横暴亦目所共见。三日北京学生五万余人大示威，队伍行至东交民巷时，竟被阻止不许通过。当时日兵及安南兵之严阵以待，使馆界口预备水龙向群众射击以及二美兵骑马向队伍乱冲并擎枪示威恐吓群众。照此情形，上海南京路的屠杀，谁能担保其不能重演于北京东交民巷呢？自那日以来，公使馆无事自扰，使馆界戒备加严自不消说，最近自十四夜以来复在界口布设刺铁线网。这就可见帝国主义在华的总坐办怎样看待中国人民了。
镇江。镇江英人开枪示威先继沪上屠杀而起。五日，镇江各工厂工人及黄包车夫俱罢工参加三万余人之示威游行运动。当队伍经过银山门时，突有英人汽车一辆驰来，撞倒墙壁压伤游行女生八人。当日租界工部局不知如何忽然发火，巡捕遂开枪数响并上刺刀预备冲锋驱放（散）群众，虽未伤人，但帝国主义处处以武力为对待徒手群众之手段已昭然若揭了。
汉口。上海屠杀后的大屠杀不得不算十一日汉口一役。帝国主义的残暴在汉口愈加充分表示出来。尤其可恶的，即帝国主义勾结军阀共同压迫援助沪工人学生的群众。汉口学生自得上海屠杀消息后，于二日起即已罢课，并四出讲演劝导商店罢市，有数业工人亦自动罢工；但因肖耀南的压迫，风潮不能扩大。直至十日下午英租界码头苦力遂与太古职员冲突；十一日晚汉口领事伯这竟调集海军陆战队武装上陆，用机关枪向群众轰击百余响，死八人伤者无数。当日肖耀南即宣布紧急戒严，禁止报馆登载真实消息并制止一切运动。
九江。九江又有机关枪声。十三日日本浪人故意在九江台湾银行废址之内放火，藉以嫁祸“暴动的”中国人。军警救火车驰至时，日本浪人复制止救火，英日战舰陆战队二大队即登岸排设机关枪，并向空连放二响。事后各埠日文报纸都以头号字登载九江“暴民”焚毁台湾银行之消息。日本公使亦因此事向北京政府抗议。
以上所述。上海北京镇江汉口九江之外，其他外国人故意寻衅者，在在多有，近日开封亦有意使署驻兵扰乱游行队伍情事及安东日兵杀死华警七名之传说。这些种种野蛮残暴之行为，目前并未终止，不知将有多少都市要重演以上诸地之惨剧哩！
（二）反帝国主义运动之进度
罢工罢市罢课风潮已弥漫全国。
上海风潮扩大。罢市除公共租界外，法租界亦于五日罢市一天，南京亦罢市。罢工工人更日有增加。现在已罢工的，已增至二十五万人。新近罢工最重要的是海员工人；据十六日统计，已罢工之船共有四十八只，罢工之海员共有二千一百五十余人。公共租界华捕罢岗已过半数，这更可证明帝国主义之横暴，甚至激起其所雇用之巡捕的反抗了。积极指导上海民众做反抗运动而为其代表者是工商学联合委员会。风潮发生不久，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即组织起来，其所包含的团体是上海总工会，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全国学生总会。政府特派员蔡廷干曾宗鉴及交涉员许沅到上海后，工商学联合委员会特于十一日召集市民大会，邀请蔡曾许宣布意见，那日到会者各工厂工人，各马路商人，各学校学生，近二十万人，政府特派员及交涉员俱坚邀不到，会场中群众一致对外交官不满。散会后并在华界游行示威，民气热烈异常。七日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即已提出条件，计先决条件四，正式条件十三，交与特派员嘱其向外交团提出了。
上海之外，各地反帝国主义运动，尤激烈异常。长沙闻讯首先罢工罢市罢课，北京天津汉口学生均即罢课示威。北京学生不数日即举行大群众运动，参加者往往突过二十万人，十日之国民大会到会至五六十万人。北京商会已发表宣言，正式宣布与英日经济绝交，并定六月二十五日为全国大示威运动，各地一律罢工罢课半日。其他各地如南京福州开封杭州汕头……等亦积极参加不让京沪汉之专美了。广州因反革命军队武力占据，在战争状态中不能有积极的表示，但反革命军现已败亡，广东工农将有一番大示威，而沙面对外人之罢工终不能避免了。至于占中国经济命脉之交通工人，亦有很热烈的表示。除上海海员罢工不算外，长辛店京汉铁路工人五千余乘车至北京参与游行，香港海员定十五日起开始罢工，京奉路机器厂二千余工人亦是十五日停止工作。河南广东数乡农民，亦开农民大会对帝国主义有所表示。此外各地发起捐款救济罢工工人者尤指不胜屈。反帝国主义的潮流方兴未艾，此后将蔓延，绝非帝国主义的武力，军阀政府的诡计，上流社会的妥协所能阻止得了。
中国民众这种轰轰烈烈如荼如火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现在已经引起了全世界被压迫者之同情与援助。首先是俄国工人自得上海屠杀消息之后，各报纸俱连篇累牍详纪事变之经过，各工会即开始劝捐救济被难者，全俄职工会已汇来救济捐款十万元，莫斯科数千学生特为此事游街示威。第三国际已电令各国共产党积极攻击各该国政府，援助中国民族独立运动；各报宣传欧洲各强国电驻华公使速即解决沪案，藉免国内工人之起骚扰，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美国职工会对保守党政府之抗议，及工党质问政府等消息，已经由各报上登载过了。全世界五百万知识阶级及工人，慰问我们之电文，说得最好：“黄白种的资本家压迫你们的民族，同时也压迫我们的阶级，你们之敌，即我们之敌”。于此可见中国此次运动之性质，及世界上能帮助中国民族的是那几种人了。
（三）一套的滑稽戏
不想在上海这紧急戒严期间，帝国主义倒有闲情逸致，演出“武装滑稽戏”给我们看。
法律只是保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裁判官只是统治阶级的傀儡。这个真理在上海表现得尤其显然。所谓会审公堂不过是工部局一附属机关而已，——这是谁都承认的。希望会审公堂裁判出“正义”来，这是可怜的幻想；希望会审公堂裁判工部局的行为，尤其是笑话。帝国主义设立了工部局之外，再霸占一个会审公堂来主持“正义”，这原不过是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勾当——这个西洋镜已经戳穿了。然而帝国主义还要再献一次宝给我们看。
六月九日晨八时半，有西商团三十余名奉司令官命令整队出发赴会审公堂。以七八名分布公堂铁栅门内之甬道，四周铁门口亦有七八名守卫，余则在公堂左近前后梭巡，并有七号铁甲炮车一辆停于公堂斜对面之文监师路口。公堂铁门关闭，派华捕二，公堂职员各一守于门口，如有欲入者须查询明白，然后开门放入，公堂附近之一段北浙江路上，并有白帽黑衣之外国水兵巡逻，该处印捕亦较常为多，复有印捕骑巡四名，沿途纠察——这便叫做武装的“正义”！
正会审官关之，美国正陪审领事开座。阶下囚——瞿景白等十八人。首由工部局御用律师梅兰脱陈称：“参加闹事之学生系西摩路‘过激学校’内部出，……假使当时不开枪，老闸捕房必被流氓夺去，……大马路各商铺必遭抢劫”。次由工部局御设医院医生华人陈锡卿证明枪弹不是从背入的。继由证人西教士惠斯迷其引申基督教义说：“我若以教士身份言，则不应开枪；我若以警官及法律家之身份言，则必开枪以便保护财产。”后由正凶爱活生供出当时开枪离警告后只十秒钟，而十秒钟实不能使群众退去。
十日续审。“正义”武装如前。这日工部局御用裁判官忽然不去根究枪弹从背后进去呢，抑从前面进去？因为这位关君一开口就谕谓：“本案应分两个问题，即（一）公堂只审讯捕房所控案情判决其是否有罪，（二）开枪是否正当防御一层，此为外交事件，应由政府特派员交涉”。这日正凶爱活生说过一段很爱护人道的话。“我当时并未命令向地开枪亦未命令向空开枪。”为什么呢？“因为向地开枪，子弹跳起来伤人，向空开枪子弹落下来也可伤人，所以平放。”
十一日续审。“正义”武装如前。工部局御用裁判官重申前一日二条原则，即只问学生犯罪不犯罪，不管捕房犯罪不犯罪。这一日，孔子的学说被帝国主义拿去了做他御用的学说，以补“法律”的不足。我今试摘录各报登载当日审问情形一段于下：
阶下囚瞿景白被传到堂。
美国领事问：“你四书五经曾读过否”？
——已经读过。
——孔子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一章，你服膺其言否？
——此为二千年以前学说，今不适用矣！
合座大笑。美领事亦莞尔而言曰：“本领事与关正会审官尤服膺孔子之学”。（帝国主义原来是“圣人之徒”！）
继关君亦询以“四书内少之时一章，血气方刚戒之在斗，你知之乎”？
——我并不来斗。
这一套接演三日的滑稽戏，到此地步不得不收束。这日晚上七点钟，工部局御用的会审公堂判决“肇事”诸人无罪，但重新申明：捕房那一边开枪杀人的行为，本公堂是不过问的。
这便是帝国主义以公判形式履行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所提先决条件之一：释放被捕。
然而被捕者果真完全释放了吗？我们看六月一日后被捕诸人：王小楼、张其海、张瑞卿、沈定忠，各罚洋二十元或押满十四天，李惠、谢根生、茅四忠、袁再清、顾英昌、朱有喜，高孝顺各罚洋三十元或押满二十一天，施文才罚洋四十元或押满一个月。其他因撕破告示散发传单等细故被捕而判罪还有多起。如此我们又怎样能够把这一裁判看成是帝国主义诚心履行“释放被捕”的条件呢？
（四）帝国主义与军阀
所谓工部局、会审公堂、纳税外人会——都是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机关。帝国主义对华侵略以上海为其中心，为其下手处，而且这回肇事地点也在上海，反抗的风潮亦以上海为最紧迫，所以解决此风潮的关键便在上海一埠。对敌二个营垒内部的矛盾点亦以在上海较在他处为显而易见。在压迫者——帝国主义方面，我们去希望其中有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出来替我们被压迫者“主持正义”自然是妥协派的幻想，然而在压迫中国人当中，各帝国主义国家间利益互有矛盾亦是我们所不应忘记的。日本美国意国事实上派遣陆战队上岸共同屠杀上海人民，其残暴凶横并不减于英国，但在外交上除英国始终强硬外，日本欲卸责于英人而表示愿单独解决顾正红案；美国则仍不放弃其向来面子上的卖好市恩政策，在会审公堂上说甚么“本领事历任七载，中外感情极为融洽”等话；意大利在中国本没有多大经济利益，所以乐得表示“愿为调人”；惟有法国，因他自有租界，不想替他人受罪，故对商人和学生交谈其“中法亲善”，但法国调舰布防不稍懈，其机关报，“保护法国在远东利益”的中法新汇报则“过激”“排外”“赤化”“暴民”的诬蔑且超英报而过之，甚至拒绝登载法比瑞同学会辟赤化谣言之声明。我们切勿被各帝国主义国家间表面态度的不同所蒙蔽了。
这边的营垒亦然。在全民族各阶级联合一致反抗帝国主义的大运动中，各阶级自己的利益是各自顾及的，阶级分化是不能磨灭的。帝国主义工具的军阀仍然成其为帝国主义的工具。起初我们看见安福政府抗议迅速，随后我们看见张宗昌，肖耀南，温树德，赵恒惕等军阀电北京力□沪案又电上海慰问被难者并捐款救济。当时一般人以为军阀觉悟了，以为这是武力与民众的结合。可是事实上是这样的吗？不是的□□军阀只是军阀。安福政府抗议书中不提及此次屠杀发生原因之纱厂风潮，这是为其主人日本出脱罪名的作用。张宗昌温树德奉日本帝国主义命令戕杀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同时又拍电争沪案并捐款救济，这是武力与民众结合吗？这是军阀觉悟吗？肖耀南帮助英兵戕杀汉口工人多名，又枪毙七个“过激派”，赵恒惕下令严办“过激”，这就是军阀觉悟！这就是武力与民众结合！张作霖治下的奉天禁止学生游行，而一面派他的儿子带兵来沪“保护”上海人民，军阀的本相原来如此！
外交官尤其饭桶！蔡廷干曾宗鉴既其迟来，到上海复卖弄其官僚外交身手，一则日只管调査不问交涉，再则日交涉移北京办理。十一日工商学联合会召集的市民大会，邀请他们到会，又不敢来。这完全表现其是亲日卖国政府派来的奸细！这几个奸细竟运动总商会少数商人贵族脱离群众，另提出十三条妥协的要求。
（五）二种提出的条件
上海总商会本是少数大商家所组织，代表少数大商家的利益，占上海商埠大多数之中等商人及小商人自有自己的组织——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及其总组织——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此次代表上海商人加入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只是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代表的各团体。
总商会的罢市命令是经各团体多方要求催迫才下的。
罢市初起时，直至十日，总商会绝不发表任何意见，置身事外，一似没有这一回事一样。一日市民大会总商会不肯参如，工商学联合委员会组织起来，总商会也拒绝参加。到十日，才经会员的请求召集大会，组织一“五卅委员会”正式出面办理。这一次大会甚至有人拟之为总商会内部的革命。
可是总商会“革命”之后怎样呢？总商会出面办理的第一声便是减低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提出条件之要求，并勾结上海报纸俾各报同时造谣，说总商会修改条件是经过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同意的，这些报馆故意延宕，不肯登载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声明并未参加总商会讨论条件之启事。
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所提出的本是很妥协很迁就最低限度的要求。但这些要求在官僚外交家看起来是很“过激”的，所以特派员和交涉员只许电告外交部而不肯向帝国主义提出，到总商会万分妥协的条件出来，外交官才认为可以提出而撇开了工商学联合委员会的要求。
现在我们试拿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提出的条件和总商会提出的条件比较一下：
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提出的条件：
先决条件：
（一）宣布取消戒严令
（二）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
（三）所有被捕华人一律送回
（四）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占据之各学校原状
正式条件：
（一）惩凶 从速交出主使开枪及开枪击死工人学生市民之凶手论抵，并由中国政府派员监视执行。
（二）赔偿 因此次惨案所受直接间接之损失，如（甲）死伤者（乙）罢工（丙）罢市（丁）学校之被损害者等项，须详细查酌明定赔偿额，应由租界当局按数赔偿。
（三）道歉 除上述二项外，应由英日两国公使代表该国政府声明道歉，并担保嗣后不再有此等事情发生。
（四）撤换工部局总书记鲁和。
（五）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绝对自由。
（六）优待工人 外人所设各工厂，对于工作之华人，须由工部局会同纳税华人会订定工人保护法，不得虐待；并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之自由，并不得因此次罢工，开除工人。
（七）分配高级巡捕 捕房应添设华捕头，自捕头以下各级巡捕，应分配华人充任，并须占全额之半。
（八）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 该三案历经我国政府否认，嗣后不得再提出纳税人特别会。
（九）制止越界筑路 工部局不得越租界范围外建筑马路，其已筑成者，由中国政府无条件收回管理。
（十）收回会审公廨 （甲）民事案：（子）华人互控案，华法官得独自裁判，领事无陪审或观审权，（丑）洋人控告华人案，领事有陪审权，但不得干涉审判；（乙）刑事案：（子）洋人控告华人者，其有关系之领事，得到堂观审，但不得干涉审判，（丑）华人互控案，华法官得独自裁判，领事无陪审或观审权，（寅）华人犯中华民国刑法，或工部局章程，视“丑”项论，且原告名义，须用中华民国不得用工部局；（丙）检察处一切职权，须完全移交华人治理；（丁）会审公廨法官，均须由华政府委任之；（戊）会审公廨之一切诉讼章程，完全由中国法官自定之；（己）对于会审公廨一切事权，除与上“甲至戊”五项，无所抵触外，均可根据条约执行之。
（十一）工部局投票权案 租界应遵守条约，满期收回，在未收回以前，租界上之市政权，应有下列两项之规定：（甲）工部局董事会，及纳税人代表会，由华人共同组织，其华董及纳税人代表额数，以纳税多寡比例为定额，其纳税人年会出席投票权，与各关系国西人一律平等；（乙）公共租界外人之纳税资格须查明其产业为己有的，或代理的二层，己有的方有投票权，代理的则系华人产业，不得有投票权，其投票权应归产业所有人。
（十二）要求取消领事裁判权。
（十三）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
总商会提出的条件：
第一条 撤销非常戒备
第二条 所有因此案被捕华人一律释放并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占据之各学校原状
第三条 惩凶 先行停职听候严办
第四条 赔偿 赔偿伤亡及工商学因此案所受之损失
第五条 道歉
第六条 收回会审公廨 完全恢复条约上之原状：
华人犯中华民国刑法或工部局章程，须用中华民国名义为原告，不得用工部局名义。
第七条 洋务职工及海员工厂工人等，因悲愤罢业者，将来仍还原职，并不扣罢业期内薪资。
第八条 优待工人 工人工作与否，随其自应，不得因此处罚。
第九条 工部局投票权案（甲）工部局董事会及纳税人代表会由华人共同组织之，纳税人代表额数，以纳税多寡比例为定额；其纳税人会出席投票权与各关系国西人一律平等；（乙）关于投票权须查明其产业为己有的或代理的，己有的方有投票权，代理的其投票权应归产业所有人享有之。
第十条 制止越界筑路 工部局不得越租界范围外建筑马路，其已筑成者，由中国政府无条件收回管理。
第十一条 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
第十二条 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自由。
第十三条 撤换工部局总书记鲁和
由这二种条件比较起来很明白看出：（一）总商会修改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优待工人”的一条，换言之即总商会不许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之自由；（二）总商会独不提出“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分配高级巡捕”和“要求取消领事裁判权”三条；（三）关于收回会审公堂一条，总商会只要求恢复不平等条约的原状（因现在的会审公堂制度不是根据不平等条约的，简直是不顾条约无理霸占、而不想根本收回。这三点是最重要的，其余各条减轻要求的很多。由这比较，我们很明白知道总商会妥协的倾向在：对外只要恢复不平等条约的原状，对内则压迫此次运动的主动力——工人阶级。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条件是代表革命势力为一般人民谋少许自由，总商会条件则代表妥协势力只顾少数商人贵族的利益。
（六）是革命的问题
总商会的条件是我们所至死不能承认者，比较起来我们赞成工商学联合会的条件，以为可以解决根本问题之一部分。
要根本解决此次屠杀问题，则我们认定不是任何外交道路所能达到。唯一的道路只有革命。现在是革命的问题。
五卅屠杀是帝国主义与中国被压迫民众直接冲突之爆发，而不是这种冲突从五卅那天起才发生。因此总商会所提条件既然不能解决五卅案的本身，尤其不能解决那五卅屠杀所以能发生的根本问题。这根本问题甚么呢？是八十年来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怎样解决这根本问题呢？只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民族解放革命。现在一般妥协分子高谈甚么“缩短战线”“就事论事”“法律解决”……都是不明白此次运动是革命的开始。有一般小资产阶级的学生平日高谈革命，但现在“革命”降临了，他们倒反连“革命”二字都不敢提起，专门去做妥协的宣传；他们不仅不配指导运动的进行而且过是运动的障碍物！
我们既然认定五月三十日即中国民族解放革命之开始，我们便预备实力，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为夺取政权之准备。须知这是比较“经济绝交”更有效的方法，更正当的道路。我们所以赞成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提出的条件，唯一的理由是因为这条件能给民众，特别是工人，以团结起来组织自己势力之自由，准备不久即能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翻过身来。
（原载《响导周报》第一一八、一一九期，1925年6月22日出版）
录自：《中国工运史料》1980年第4期第52-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