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的工具之一——工贼（超麟，1925年8月31日）

帝国主义的工具之一——工贼

超麟

来源：《中国工运史料》1980年第4期，第132-135页

　　“军阀是帝国主义的第一工具，买办性的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的第二工具，工贼是帝国主义的第三工具”——这是我们时常说的话。
　　工贼与军阀买办性的资产阶级同为中国的汉奸，然工贼却又带着中国工人阶级之汉奸的作用。
　　“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一开始，吓得帝国主义手足无所措，直接地拿起机关枪大炮来镇压这班“半开化”的中国人之“暴动”。然而以工人为首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反跟着机关枪大炮的声浪普遍于全国。
　　这是出乎帝国主义意料之外的。惊魂稍定之余，帝国主义便忽然忆起了还有三种工具，闲养着尚未使用。于是，开始肖耀南压迫湖北的运动，奉天军阀张作霖由东三省沿津浦线南下压迫自奉天至上海反帝国主义的民众；次之华商纱厂联合会电段执政请敕军警强迫工人上工；终至上海所谓工团联合会一班工贼捣毁总工会。到了工贼捣毁总工会，帝国主义已算遍用其三种工具了。
　　现在帝国主义深深觉得，这三种工具的活动实在比较直接的机关枪大炮之威吓容易收效得多。所以青岛张宗昌天津李景林的残杀，河南穆藕初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之破坏罢工诬蔑工人的组织，以及上海所谓工团联合会一班工贼之捣乱，都直接地给中国民族解放革命运动以一大打击，其破坏性实较帝国主义自己的机关枪大炮尤为猛烈。
　　这种以华制华的妙策，帝国主义现在是很以为得意的；我们看，所谓香港英人全体大会的抗议电文，“要求”英政府取“断然的行动”进攻那保护民众运动的广州政府，其作用，据该电所说，也不过是“使亲善的华人政府代执广州政权”而已。
　　在这三种工具之中，工贼的活动对于中国民族解放革命运动尤其危险。因为，在中国民族解放革命运动中，有实力，有组织，能领导的，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工人阶级的利害，同时便是中国全民族的利害。工贼所以比较帝国主义别二种工具尤为危险之故，即因为他们恰好发现在有实力，有组织，能领导中国民族解放革命运动的中国工人阶级之内——这样的内部破坏是比较外面进攻尤为有力的。以此之故，工贼又不仅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而兼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军阀和买办性的资产阶级——的工具，因为中国工人阶级对于军阀和买办性的资产阶级的危险，实不减于其对于帝国主义的危险，军阀和买办性的资产阶级欲危害于中国工人阶级自然也不后于帝国主义。
　　张宗昌收买青岛的工贼拘捕工会职员，广州反革命军队唆使广州的工贼刺杀工农部长廖仲恺，穆藕初雇用河南工贼殴伤豫丰纱厂工人，便是很明显的事实上的证据。此次上海所谓工团联合会之捣乱，其内幕又何尝不是帝国主义军阀和资本家三方指使出来？因此，我们应该明白工贼的捣乱是中国民族解放革命运动的一切敌人联合之一种战术，此战术的破坏性实较敌人其他战术猛烈得多了。
　　然而，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工贼的发现乃是工人阶级势力发展的结果。这是每个国家每个时代工人运动发展的历史可以证明的。工人阶级如果远未发展成不可侮的势力以前，敌人用不着利用工贼的捣乱，只从外面进攻便够了。工贼的捣乱成为敌人必不能少的一种战术，这必定因为敌人其他从外面进攻的种种战术有时而穷。这次上海所谓工团联合会一班工贼五六十人蜂拥而来，捣毁上海总工会，殴伤职员，恰好证明工部局的机关枪大炮不便抬到闸北来，恰好证明邢士廉不便使用李景林式的和张宗昌式的残杀——这就是说：上海二十余万的罢工工人及其总联合——上海总工会，已有相当的势力，足以抵住帝国主义等从外面的进攻，迫得帝国主义等不得不采用工贼从内部捣乱为其一种战术。
　　为中国民族解放革命运动计，为保护中国工人势力向前发展计，我们应该如何对付敌人这一阴谋呢？我们明白帝国主义等利用工贼的捣乱已经到处时时向我们挑衅。我们明白我们与帝国主义等的工具处于短兵相接的局势。我们应该向工人群众指明工贼的作用。同时我们尤应该筹备武装自卫，以抵制这种法西斯特式的捣乱。

（原载《响导周报》第一二七期，1925年8月31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