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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炎在法国
郑超麟
（1960年11月14日）
〔录入者注〕此文为1960年11月14日郑超麟同志在狱中的审讯记录。最初收入于1962年7月内部出版的《赵世炎烈士资料汇编》，原标题为所谓“提讯案犯郑超麟笔记”。录入所据版本为2001年4月《赵世炎百年诞辰纪念集》，现标题亦为现编者所加。
我是1919年底到法国，赵世炎是1920年初到法国。我在巴黎附近一个中学补习法文。赵没有在这个中学读书，但和他同船到法国的有好多人在这个中学读书，后来我和赵的关系就是经过这些人介绍的。1921年春，勤工俭学生在法国闹了个风潮，包围大使馆，因为我是半官费生，我没有参加。当时勤工俭学生有好几个领导人分两派：一是蔡和森领导的，他一开始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他领导这个运动的目的是在于宣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另一派是赵世炎、李立三、王若飞等为首的，这一派和蔡和森的“蒙达尼”派是互相对立的。我是接近于后一派的，因为我的许多朋友在后一派。这一派是把运动当目的。他们这一派对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仔细的研究。他们也研究《共产党宣言》，但只是把社会上各派当着无分别的；而搞运动呢，又是五四运动在法国的继续。“二八运动”一般人都说是失败了。事实上这个运动是两派共同领导的，群众对领导人不满，这时就听到“蒙达尼”派骂赵这一派的人，说他们被北京政府收买了，他们的话说得有凭有据。当时北京政府派一个部长朱启钤（是贵州人），而赵派中的熊自难和王若飞也是贵州人，最后证实这种说法是造谣，因此我对蒙达尼派增加反感。领导人也为此感到痛苦。熊自难由于受了刺激而神经失常，赵世炎也准备自杀，他写了一首诗，有十几句，记得前三句是：“把门关起来，一把刀，一根绳子 ”。这个诗在某一学生杂志上发表了。这是因为他们领导了这一运动，而在以后两派互相攻击时才出来的谣言。不过我当时完全相信，他们不会干这件事，虽然他们当时的马列主义水平是不如“蒙达尼”派的，但他们都是纯洁的。
1921年夏初，我和赵世炎第一次见面，我和尹宽、王颂鲁（贵州人）常常在一道。这时赵派组织一个流通图书馆（也可能是流动图书馆），因为我是赵派的同情者，因此我和王颂鲁、尹宽三人一起到巴黎参加成立会，开会的地方是在巴黎西南郊区一个叫赛克鲁的地方山上一个旅馆，在熊自难的房间里。熊出面主持会议，赵世炎在背后指挥，到会的十多个人，其中还有王若飞、吴明等人，李立三没参加。会上讨论了组织的章程、名称、交通联络。初见面时，尹宽见到赵劈头就问：“你就是赵世炎吗？”赵未答。我认为这是赵失礼。当会议结束时尹宽又站起来声明：是来旁听的，不是来参加的。尹宽这个声明也是失礼的。这时吴明气愤的表示：你参加与否无关紧要。会后把各人的书汇总印出目录，发给各人，要用可向书主索借。以后看到参加的人员名单约有30多人。此后我又和熊自难通了好几次信，再以后听说熊自难神经病严重而死。
谈到“进占里大”事件我则没什么可谈了，不过失败后我是知道的，这次两派领袖都参加了领导，总负责人好像是李立三。赵也是领袖之一，他被关之后又逃出来，有两种说法：一是公开手续出来的，一是跳墙出来的。出来的目的是想再发动勤工俭学生向法国政府抗议。就我所想用公开手续出来是可能的，因为兵营那个墙很高。
“进占里大”失败之后，1922年春天，我也跑到蒙达尼城外工厂做工。这个工厂有30多中国学生，此后我开始和“蒙达尼”派的人有接触，先是和汪泽楷、李维汉等人接触，从见面之后我就更感到“蒙达尼”派是对的。以后王若飞也来这个工厂做工，他们对他也很好。我们当时每逢假日到蒙达尼的郊外森林去开会，讨论问题。
两派的调和详情我不知。不过由于“进占里大”的失败，有些学生对王若飞、李维汉仍是不满，路上见面还骂他们。
1922年夏天，我和李维农、尹宽、李维汉从蒙达尼到巴黎，事前他们关照我：如果有人问，就说是世界工学社开会。到了巴黎，赵世炎到车站上迎接我们。我们到了他的旅馆，即：巴黎南部工人区，意大利广场旁一条小街（法国名字叫戈德弗鲁瓦街）十三号（或十七号）一个小旅馆，是两层楼房。赵接我们到他的房间后（他的房间在一层楼），因天热赵把衬衫脱下，他的衬衫前面裂开一条很长的缝。和赵住在一个房间的还有袁庆云（四川人，北伐时病死），我曾和赵世炎谈起熊自难的病和死，得知后来赵和熊的关系也破裂了。这是我和赵世炎第二次见面，这时我对他的印象较深了。
这次开会是赵世炎出面，会场在巴黎西门外布伦森林中一个广场上。这个广场上有一个老太婆租给我们18把椅子。参加会的18人中有：赵世炎、李维汉、尹宽、我、袁庆云、王若飞、李慰农、王凌汉、陈延年、任卓宣（叶青）、周恩来、佘立亚、刘伯坚……等。这些人大部分是我第一次见面。周恩来穿一件黄色大衣，他是从德国来参加会的。早上当主席的是赵世炎，晚上是任卓宣。在会前我已知这个会所组织的团体不同于过去的团体。这次会是集中了“蒙达尼”派、赵派和无政府主义派的领导人物，说明各派都统一为马克思主义了。当时刘伯坚是代表比利时的。有一些人发言仍是带有学生气，而另一些人则政治气味很强。赵主持这个会是奉中共中央指示的。讨论名称时周提议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多数人反对，主张叫“少年共产党”。以后周恩来提出讨论党纲和章程，有人提可以合起来讨论。辩论时大家听不懂周恩来的话，如有一次他提到“酝酿”，又提到“宣誓”，大家听不清，他便写在黑板上。大家不同意宣誓，因为这带有宗教色彩。以后周解释说：我们宣誓不是宗教信仰，是带有政治约束的，如袁世凯曾宣誓忠于民国，但他以后做了皇帝，人民就说他叛誓，而讨伐他。但大家仍不同意。
会议共开了三天，第二天我因事回厂。第一天通过名称为“少年中国共产党”；对章程、参加的条件，都作了讨论。事后我听说选举的结果是：赵世炎是总书记，陈延年是宣传部长，组织部长是张伯简，但因他仍在德国，因此先由李维汉代理，以后由于张伯简有言过其实的毛病，部长则正式由李维汉做。周恩来是管工人运动的（是否还有一个工运部记不清了）。会后周未回德国而留在法国进行工作（参加会的18个代表是当然的党员）。
党组织成立后，赵世炎最主要的活动是到华工中进行工作。他和我们不同的是他很早就到工人中去，同工人发生关系，在华工中进行工作，这一条路是赵世炎开辟的。党组织成立后，宣传方面出了一个刊物叫《少年》，是半月刊，我也投过稿，出刊时还找了一家法国商店作保，刊物上全是中文，唯有这个保人的名字用法文。对外活动是搞工人运动，扩大影响，和法国共产党进行接触等等。《少年》第一期上有周恩来的文章。赵世炎当时经常离开巴黎到蒙达尼等地巡视，巡视回来向大家作报告；他写文章不要打稿，是直接刻到蜡纸上，刻好就印，这一点也是大家很佩服的。除上述工作外还有学生运动。
1922年11月共产国际开第四次会议，我在12月到巴黎，看到陈独秀由莫斯科写信给赵世炎。我们当时愿和赵世炎开玩笑，叫他“聂拉耳”（将军之意），他不愿听这句话，他批评人也是很严格的。陈直接写信给赵，因为赵是书记（1922年10月间李维汉作为少年共产党的代表回国向中央汇报工作，以后我们得中央指示改为“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赵仍是书记）。陈这封信中大意是督促赵赶快到莫斯科学习，并批评他不应只看到法国几万华工，而应看到中国国内有几百万工人，国内工人运动比法国少数华工更重要，因此应很快到莫斯科读书，学好了回国工作。从信的内容看，他们已不是第一次通信。最后就决定派一部分学生到莫斯科读书，这批人当中有我、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陈乔年、佘立亚、袁庆云、高风、陈九鼎、王凌汉（四川南充人），还有熊雄、王圭两人是从德国来的。
由于这些人离开法国，因此又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来改选领导人和总结工作。这时我们的组织有很大发展，蒙达尼已成立一个支部。这次大会开了一天，会场是在巴黎西郊一个小镇上，租用了一个警察分局的礼堂，这是袁庆云办理的，他很能活动。他对警察说是中国学生要开会，警察们说：开会时不能唱国际歌。这次会自始至终我都参加了。到会有约30人，其中有3个华工代表，会上还见到李富春、聂荣臻、刘伯坚。这次会有一件事争论得很厉害，即是开除张申府出团，张总是以通讯员的身份来干涉我们的团组织活动，因为我们没有执行他的训令，他很恼火。这样引起我们的反感，其中尤以陈延年和尹宽反对的最激烈。这件事使赵世炎和周恩来很为难，赵、周是早就由张介绍入党的，属张领导，周起来为张辩护，赵因为是主席不能发言。最后多数人同意开除张申府，在投票时周未投。赵提出自己不当主席要别人当，大家让他讲理由，但他说的不够圆满。最后由于赵坚决不当主席，则由另一个人任主席。通过开除张申府出团的决议后，赵继任主席直到散会。以后大会把这个议案通知张，张发表了一个很长的“告同志书”。这个“告同志书”中表示，开除他是周和赵阴谋反对他，从此张和周、赵关系也就恶化了。
会后，3月18日我们动身赴莫斯科，周恩来伴送我们至柏林他便留下来，我们继续前进。在柏林时，德国支部提出反对这次大会的决议。周向德国支部的人报告开除张的经过情形，但大家不谅解他，他表示很为难。张申府也表示不愿见赵世炎。周恩来曾向张说明这是群众意见，张回答的也很巧妙说：如果在中国，我们的同志把陈独秀开除是否也应通过？这意思是，他自己在欧洲的地位和陈独秀在中国是一样的。
从巴黎到莫斯科我和赵世炎一直是很接近的，赵是有说有笑的，过去我认为他很严肃，原来不是，他和我们谈了很多笑话和他的生活。路上赵是我们的领导者，过了柏林进入立陶宛之后说法国话不行了，他给我们作德文翻译。到莫斯科后，我和赵在一个课堂一个宿舍。
为了张申府的问题，旅莫支部开会，认为开除张申府的决议是错误的，陈延年公开承认错误。1923年夏天张申府经莫斯科回国，我们招待他，张和赵世炎见面时，大家都不提一年前不愉快的事情。当时旅莫支部书记是罗亦农，但重要会也请赵世炎参加。中国有代表团到莫斯科，总是赵出面接待。共产国际5月开第五次大会，中国代表团除李大钊是由国内去的，另有赵世炎、彭述之也参加了。会后红色职工国际大会开会，赵也是代表之一，事实上就是他负责，因为从国内去的代表都是工人。当时有些人对罗、彭有意见，但我从来未听说有人对赵表示不满。
萧三、尹宽等人放暑假后回中国，我是1924年9月动身回国。我们乘慢车走得很慢，到海参崴住在海员俱乐部。以后赵世炎、任弼时乘快车到海参崴，因为我们是学生，他们是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回国，带的路费比我们多，路线近也快。他动身比我晚几天，但到海参崴却比我们早几天。在海参崴，赵交给我一包关于红色职工国际的文件（因为他坐车不好带，我坐船），带到上海交给中央。文件封面上是伪装成《农业教科书》，但结果保存的人误认为不是党的书，而毁掉了。
赵世炎回来后是直接到北京的，当时到处都抢这个干部，李大钊一定要他在北京。他1926年到广州开会，路经上海他和我住在一起，我们很亲热。就我记得他除这次以外，还到广州去过两三次。由广州回北京也在我这住过，从《向导》文章可以看出，因为他来了我就拉他写文章，当时我在中央宣传部主编《向导》，赵世炎约在1926年5月由北京调到上海。
这个人的组织能力、品德各方面我都是很佩服的，别人找老婆都愿找漂亮时髦的，而他是以革命的观点找一个朴素老实的。
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在湖州会馆院子搭了一个木板台子，开纠察队成立大会。队员们便衣带枪，赵世炎站在台子上，也带一盒子枪，穿短中山装，扎皮带，戴鸭舌帽，显得很威武，未讲话。
四一二第二天，从武汉来了三个代表，直接到了宣传部来，一是陈延年，一是李立三，一是聂荣臻。我正在床上睡觉，他们把我拉起来问上海的情况，并告我说中央已罢免罗亦农的职（当时的中央是秋白、平山、国焘负责），认为罗是右倾，要陈延年任书记，赵仍是组织部长。他们告诉我这个决定后，问我如何找罗亦农，我说先去找罗，罗、赵住在一起。我把这个决定转告他们，罗、赵对视了一下，表示惊奇。这是我和赵世炎最后一次见面。
李立三等人在上海住了十多天便和我一起去武汉，是4月25日或26日到的武汉。
附带说一下赵世炎的俄文名字“阿拉金”，这个名字有个典故。我们到莫斯科共12人，我们12个人就用1905年苏联革命失败后，被捕的12个被告的名字，其中有一个人叫“阿拉金”。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