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郑超麟
记“少年共产党”
——对于胡华、萧效钦《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实》一文的纠正和补充
郑超麟
（1979年8月21日）
〔说明〕刊载于范用编《（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2004年3月出版。
《百科知识》第二辑发表了胡华、萧效钦作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实》一文，自称是“根据一些当时人的回忆和参考了上百份的原始资料而写成的。”如此广征博采来写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这是第一次。这样下去真能写出一部党史来的。照以前的写法，这一派人占优势，就写有利于这一派人的党史，另一派人占优势，又写有利于另一派人的党史，那就永远写不出一部党史，一部可信的党史。例如，中共一大究竟有几个代表，是哪几个，我所见的公开发行的出版物始终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想，总是因为周佛海、陈公博两个大汉奸在代表数中，故连其他代表的姓名也不宣布吧。其实，建党大会上有两个代表后来成了汉奸，并无损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反之，隐瞒周佛海、陈公博参加建党大会的事实，却有损于中国共产党威信的。此次胡华的文章（以及同期发表的陈潭秋、包惠僧两文）就把一大代表名单开列出来了。
胡文分三节，前两节所说都不是我亲历的事情，我能补充和纠正的不多（但非没有）。第三节所说，则我有许多可说的。
首先，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已经“创建”以后的事情，为什么当作“创建史实”来写呢？即使从广义来理解“创建”两字，把党的成立以后三五年内都划归“创建”范围，那么既写了旅欧支部，也要写旅莫支部。事实上，旅莫支部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并不减于旅欧支部，而且旅欧支部的人绝大多数也是经过旅莫支部加工之后才回中国来的，我本人就是其中一个。
既然胡文写了旅欧支部，我就应当着重辩明其中不符合事实之处，并补充以应当写出而没有写出的史实。
巴黎有没有共产主义小组？
胡文第一节临末说，一大以前八个地方有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北京、湖南、湖北、山东、广东、东京、巴黎。这里是说巴黎已有共产主义小组。但胡文同节前七个地方都列出了名单，东京只有两个人，也列出名单了。惟有巴黎没有提出任何名单。一大开会，七个地方都有代表派来参加，惟有巴黎没有代表参加。胡文第一节第二节对此都未说明。第三节才有如下的资料：
“1920年秋天，陈独秀委托将去法国里昂中法大学任教的张申府在欧洲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张申府于年底到巴黎，先发展了刘清扬（女）为党小组成员，接着他们二人又于1921年3月介绍周恩来参加了小组；赵世炎、陈公培（又名吴明）也于同年春转入该组（原在国内加入小组）。这时法国共产主义（党）小组成员有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刘清扬、陈公培五人。”
如此，1921年春，即一大以前，巴黎确有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了。
但此说可疑。1921年10月，里昂中法大学的校舍还是空的，国内招来的一批大学生尚未进校，为什么聘请的教师张崧年1920年秋天就去里昂任教呢？[1]赵世炎是从北京去法国的，而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秋才产生。我虽不知道他何时离开北京，但他决不会是1920年底才到法国。如此，他怎能在国内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呢？
据我的传闻，张崧年（他在《新青年》写文章用此名，申甫是他的字，后来以字行，并改为申府）是北京大学公费派往德国留学的，坐法国邮船，在马赛上岸，通过法国去柏林。他离开中国时，共产党尚未成立，但建党势在必行。他是陈独秀的好友，崇拜陈独秀，惟命是听，在德国配合中国建党运动，进行组织活动。他在邮船上同刘清扬结为伴侣，此事引起船上的风潮。我们先到法国的人都听说了。周恩来是天津《益世报》驻欧记者，来往德法英诸国，但常驻柏林。他出国前已同邓颖超订了婚，邓颖超是刘清扬的战友，因此同张崧年、刘清扬夫妇密切来往。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承认张崧年为党员，并给予“通讯员”的职称，要他在欧洲发展组织。他于是介绍刘清扬和周恩来入党。赵世炎和熊雄何时入党，怎样入党，我不清楚。无名（吴明）原名陈公培，而且是党员，我此次读胡文才知道。
我不能否定胡文的说法，也不敢坚持我得之传闻的说法。好在张崧年本人还在，他自己说的当是最可靠的。
勤工俭学生中的共产主义运动为什么不能早些发展？
胡文作了如下的解释：
“由于和国内很少联系，还不知道党的一大已经召开，加之张申府领导不力，活动范围狭小，不能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于是周恩来、赵世炎等主张突破狭小范围，到工学世界社和勤工俭学学生会等进步组织去开展活动，在勤工俭学生中建立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
好像张崧年领导力量如果强些，或者周恩来、赵世炎早点撇开张崧年去联合那两个组织，“少年共产党”就可以早点成立！完全不是这样一回事。
胡文也知道留法勤工俭学生分为两个部分，但似乎以为这两部分是和衷共济的，共同领导各次群众运动，共同对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进行斗争。胡文不知道，少年共产党迟至1922年6月才成立，正是由于这两部分人相互间进行激烈的斗争。
勤工俭学生是国内五四学生大运动高潮后出国的。他们到法国后继续搞群众运动。但运动矛头不是对着法国政府，而是对着中国驻法公使馆和主办勤工俭学生工作的华法教育会。题目是不难找到的。当时法国又发生经济危机，工厂解雇工人，中国学生更难找到工作，于是同华法教育会闹，进一步又同中国驻法公使馆闹。学生群众之中自然形成了几个领导集团，最重要的有两个领导集团。它们相互争夺领导权，一个是蒙达尔集团，另一个则很难以简单的名称表示，胡文说是“在里昂附近做工的”，又说是“劳动学会”，后扩大为“勤工俭学会”。[2]事实上，这个集团成分复杂，不如蒙达尔集团有统一的组织，有旗帜鲜明的主张，但也因此初时更容易得到学生群众的拥护。
双方各自拿出自己的主张来争取群众。蒙达尔集团要求“生存权”和“求学权”，不提“劳动权”，而另一集团则着重提出“劳动权”，并攻击蒙达尔集团为“寄生虫”。蒙达尔集团则从实际形势出发，说以“勤工”达到“俭学”的目的，是幻想，是欺骗。双方互相攻击，直至于谩骂，甚至有人说另一集团受了北洋政府派来法国借款的朱启钤的贿赂。
双方暂时联合起来，共同领导1921年2月28日的包围中国公使馆的群众运动（二八运动）[3]，运动失败后又互相攻击，而且继续扩张自己的力量。1921年9月间，双方又联合领导一次群众运动，即占领里昂中法大学校舍的运动，结果也失败了，一百多人被法国政府强迫遣送回中国。
两次群众运动失败后，双方领袖都被不属于两派的学生群众所唾弃，群众看见他们便不理他们，甚至辱骂他们，他们都很苦闷。里昂事件后，加上发生的新因素（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对旅欧学生的影响），对立情绪暂时消除，而成熟了统一的条件，最后产生了“少年共产党”。这中间张崧年发生相当大的作用。
所以胡文以为共产主义思想不发展，组织不成立，是由于张崧年领导不力，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胡文不知那两个部分的勤工俭学生之间有激烈的斗争，或者有意避免提到这个斗争。[4]
蒙达尔集团
在巴黎东南方，巴黎-里昂-马赛铁路线上，离巴黎约三个半钟头路程，有个小城，法文叫做 Montaegis。意译为“阿矶山”，音译为“蒙达尔矶”，中国学生嫌啰嗦，常简称为“蒙达尔”。“尔”字，湖南人有时读为ni音，因之“蒙达尔”变为“蒙达尼”，现在人写文章，例如如胡华则写成“蒙达尔尼”，其实原文没有“尼”音。
这个小城的市政局有个成员夏波先生（Monsieue Chapeau）是李石曾的朋友，同情中国，帮助安排勤工俭学生在市立男中学和女中学学习，在郊外一家橡胶制品厂做工。所以在这里的勤工俭学生比其他法国外省城市更多，学生中最多的是湖南人，他们在那里组织一个“工学世界社”，以蔡和森为领袖。在国内预备留法时，蔡和森便一边学法文，一边翻字典读法文书，甚至动手翻译。到蒙达尔后，他就读法文马克思主义的书，蛮读，蛮译，吸收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关于他的故事，勤工俭学生中流传很多，我听到的也不少。据说，他不洗脸，不理发，整天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囚首丧面而谈马克思主义”。据说，工学世界社的人都服从他，他叫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据说，他自己从不在群众面前讲话，蒙达尔集团代表李维汉、汪泽楷说的话都是他事先指示的，等等。有人亲眼看见他和他的朋友在一个咖啡馆喝咖啡，临走前他端坐不动，让他的妹妹蔡畅付清账款。他奇怪到不仅把妹妹带来法国，而且把母亲也带来了。他和向警予的恋爱和结婚也成了众人的话柄。据说，结婚时两人发表一篇宣言，题为《向上同盟》。事实上，当时勤工俭学生中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都没有他那样坚定，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都没有他那样深刻。因此，蒙达尔集团提出的“生存权”和“求学权”而反对“劳动权”的主张，起初不得人心，但久后就被人接受了。二八运动和里大运动，基本上是在这个主张之下进行的。
另一个集团
我始终想不出一个适当的名称，称这另一个集团。这是几部分人凑成的，没有一个中心。重要的是以赵世炎和李隆郅为首的一群人，其中大部分是四川人，以及黄齐生带来的贵州学生，似乎有二三十人，其中最活跃的是王若飞和熊志南。此外有几个湖南人，不属于蒙达尔集团的。这个集团的人思想相近，故联合行动，反对蒙达尔集团。他们也谈马克思主义，因为那时的《新青年》已经谈马克思主义了。但他们没有脱离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可以说属于半无政府党。
他们强调“劳动权”，其实就是要求华法教育会负责介绍勤工俭学生进工厂，而当时法国发生经济危机，解雇还来不及，哪有什么位置给没有工可勤的中国学生？他们攻击蒙达尔集团的只要“生存权”和“求学权”而不要“劳动权”的主张为“寄生虫”。[5]群众当然不反对中国政府发出官费让他们进学校读书，但认为那是不现实的，而现实的是介绍他们进工厂做工，让他们靠自己劳动所得生活下去。所以群众比较容易接受他们的主张（当时偶然也有一二人被介绍去工作的）。
那些互相谩骂互相诬蔑的话撇开不说，这两个集团的正面主张比较起来，蒙达尔集团是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集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不在于脱离具体条件来谈什么“权”，而在于就具体条件分析具体局势。在1921年法国经济危机，只偶然能介绍一二人进工厂的形势之下，空谈“劳动权”是没有用的。当时法国政府已经宣布退还庚子赔款，但要在法国境内办理有益于中国的文化事业。在此情形下，首先应当要求把庚款直接用于已经在法国的中国勤工俭学生。可见，蒙达尔集团及其领袖蔡和森比别人看得更高更远。[6]
我个人与勤工俭学运动
我个人不是勤工俭学生，而是俭学生或半官费生。我没有参加勤工俭学生的群众运动。直至1922年初，我也未去工厂做工。但我知道群众运动的情况，知道两个集团的斗争以及一些轶事，因为我有两个要好的朋友，分别属于或倾向于两个集团。1920年，我们三人在日耳曼中学学法文，谈得很投机，组织了一个小团体，叫做“自明团”。 1921年起，三个人就分散了，但时常通信也时常见面。汪颂鲁是黄齐生的学生，他天然属于另一个集团；尹宽倾向于蒙达尔集团，向我宣传马克思主义，拿法文《共产党宣言》和《空想与科学》给我看。受了两个集团斗争的影响，这两个朋友见面也争得面红耳赤。我只好调解其间。他们把群众斗争和双方攻击的细节告诉我，中间夹杂了一些笑话。两个集团都想拉我。李隆郅（回国后改名李诚、李成、李立诚，五卅运动后定名为李立三）一次因事到我住的墨兰城来，顺便认识我这个人。1921年初夏，汪颂鲁邀我去巴黎西南郊散客庐（Saint Ctoud）熊志南寓所参加“通信图书馆”成立会。我同意了，我们邀尹宽同去，意外地尹宽也同意了。我知道熊志南属于另一集团，我不愿意卷入他们的斗争，但又认为互相交换身边书籍看看，是无所谓的。
熊志南也曾在圣日耳曼中学学法文，我认识，但不接近。他也是黄齐生的学生，能画画，此时替法国一家瓷器公司画瓷坯，工资相当高，住的房间在散客庐山坡上，面对着极好的风景。此地本是巴黎近郊有名的风景区，有山（可说高地），上面建着拿破仑行宫。但被普鲁士人焚毁了。我们三人（汪颂鲁、尹宽和我）到了熊志南寓所，会见除熊志南外几个未曾会面的人，其中有赵世炎、王若飞、无名，别的不记得，他们都是另一集团的知名人物。我们讨论了“通信图书馆”的组织、章程和负责人。大家都认真发言，好像是一个政治组织的成立大会。我也参加讨论，但尹宽一言不发。
这里，我感觉到两个集团的成见仍在作怪。未开会前，尹宽冲着赵世炎问：“你是赵世炎么？”我记得赵世炎正在同别人说话，没有回答他。我当时认为是无意的。到我们讨论完毕，组织已经成立时，尹宽站起来声明：他是来旁听的。大家都愕然，我比别人更加不能理解。别人没有说话，只无名冷冷地说：我们懂得了。
汪颂鲁向我介绍“无名”这个人，说他父亲是辛亥革命的烈士，他本人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个人年纪不会比我大，生得漂漂亮亮的。后来我知道，他对外用“吴明”为名。此次读了胡华文章才知道他原名陈公培，他是同我认识之后几个月在里大事件被强迫遣送回国的。到上海，他做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干部，编辑青年团机关报《先驱》。一次青年团要开会，上海找不到地方，沈玄庐邀请他们去萧山家中开会。吴明被杨之华迷住了，如疯如狂地追求杨之华，但杨之华不爱他。我1924年回国时，吴明已不在党内，也不在青年团内，不知哪里去了，同志们也不愿意提起他。抗日战争胜利后，我的一个老朋友告诉我，说有个叫吴明的人去找他，问我这个人怎么样，我说这个人是很可疑的，你不要理他。
以后，我把身边的书开了单子寄给熊志南，不久收到一份油印的东西，列出了参加“通信图书馆”的人的姓名地址，以及各人的书。我曾向别人借书，也曾借书给别人，特别同熊志南频繁通信。熊志南把我当作知己，把他心中的苦闷倾诉在信中，向我借我的影印世德堂本《老子》和《庄子》。几个月以后，我听说熊志南离开散客庐去法国北方一个城市做工，要同一个法国姑娘举行“裸体结婚”，不知怎样神经病发作，自杀身死了。我后来问王若飞这件事情，他不愿意说。
我也听到赵世炎的消息，据说他也要自杀。似乎在《工余》上我看到他写的一首新诗，开头三句是：“把门关起来，一把刀，一根绳，……”，下面我忘记了，大意是说：他最后想想，不应当死，留下来做点有意义的事业。
我未听到蒙达尔集团领袖们有这类发疯自杀的事情。这是因为蒙达尔集团是马克思主义的，而另一集团是半无政府主义的。前者经得起打击，后者经不起打击。[7]
“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
1922年2月间，我无法生活下去，不得不去工厂做工。去的是蒙达尔郊外的橡胶厂。厂里有一个木棚，免费供给中国学生住宿。我住在木棚，但有一部分人在城内租房子居住，白天走来上工，未曾被迫回国的蒙达尔集团领导人以及参加工学世界社的人都住在城里。群众反对他们，他们不敢住在木棚宿舍。
罗学瓒在《旅欧周刊》上发表一篇文章，说官费生可比资产阶级，自费生或半官费生可比小资产阶级，勤工俭学生可比无产阶级。我是半官费生，但此时收不到半官费，更谈不上自费，只好由“小资产阶级”堕落为“无产阶级”了。
我初到时，下工之后回木棚宿舍中，三五成群互相说笑，但不谈革命，不谈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种主义。有人偶然谈谈，旁边就有讽刺的声音，说：“又是什么社会学了”。我是来维持生活的，工余自己看书，看新知识的书，也温习科学，尚未完全抛弃“俭学”的打算。我的生活引起人家注意。同宿舍的李慰农是安徽人，在群众运动中不出风头，没有人知道他加入了“工学世界社”。他是尹宽的同乡和朋友，尹宽那时不在蒙达尔，一定是他从尹宽那里知道我这个人，后来同我接近。我们相约，在人前不要表示亲密，有话候假日去附近森林中散步时再谈。在人前同我亲密的是另一类的人，他们同我接近，谈些不相干的事情，我渐渐地不觉得孤独了，有时看书看报发点议论，也不十分引起反感了。
一天，星期日，李慰农约我去森林中谈话，说有个人要同我谈谈。我去了。一个是李慰农；一个是韩奇，他也是安徽人，住在木棚，我同他不接近；第三个是薛世纶，他在橡胶厂做工，但住在城里，我早知道这一个工学世界社领导人，受群众反对的。
薛世纶说了许多话，结论是好多人商议要组织一个“共产党”，征求你们三位参加。不用说，李慰农早已同意了的，韩奇和我最后也表示同意了。于是我和韩奇便去城里同李维汉、汪泽楷、汪泽巍、张增益等人见面。尹宽似乎此时也到了蒙达尔。总之，在开大会以前，李维汉、尹宽、我、还有一个什么人，去了巴黎，赵世炎到车站迎接我们。我们去他的寓所，现在有名的巴黎第十二区意大利广场。[8]旁边戈德弗罗亚街十七号（17，Rue Gadfroy）。我在那里第一次会见萧子暲。
6月18日，开大会，蒙达尔派李维汉、尹宽和我三人为代表出席。我们先一日去巴黎。18日早上分头去西郊布洛宜森林（Bois de Boutogne）入口处集中。我到那里，任卓宣招待我，一面走，一面指着前面一个穿黄色春大衣的人告诉我：他是周恩来。任卓宣又指着一个人告诉我，说是陈延年，陈独秀的儿子。周恩来服装整洁，像一个市民（Bous geois），陈延年就同我们一样像个工人了。我们到了森林内一个小空地，那里放着二三十把可折叠的铁椅子，每个人取一把坐下来，围成一个圆圈。这些椅子是要租钱的。上午怎样收租钱，我忘记了。下午开会中间有个老太婆来收租钱。不知道怎样，她说你们在这里开会，并指着任卓宣说：那，你们的主席。
上午是赵世炎当主席，下午是任卓宣当主席。我们讨论了党名、党纲、党章。会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周恩来。宣布开会后，周恩来提议每个人要“宣誓”。我们参加建党的人要宣誓，以后入党的人也要宣誓。起初，我们听不懂“宣誓”两字，弄懂以后差不多一致反对。为什么要采用这种宗教仪式呢？周恩来解释说：“‘宣誓’不是宗教仪式，而是有政治作用的。当初袁世凯就临时大总统职时，孙中山要求他宣誓忠于民国，他宣了誓。到了他做皇帝时，孙中山就可以用‘背誓’罪名讨伐他了。”但这个理由不能说服我们，我们一致反对宣誓，结果免去了这个仪式。现在看来，我们是对的，周恩来是错的，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入党仪式不过要求入党者说几句话表白态度或表示决心。我自己入党就是这样。电影和图画有入党的镜头，入党者举起拳头对着党旗说几句话，那可不可以说“宣誓”呢？
另一个争论是党名。我们知道，我们要组织的是《人道报》上常见的 Jeunesse Communists （后来才知道全名是Ligue de Jeunesse Communists，应译为“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与 Parti Communiste 不同的在于后者是成年人的组织，而前者是少年人的组织（那时汉语“青年”和“少年”两词尚未分化），大多数人都主张用“少年共产党”，独周恩来提出反对，他主张用“少年共产团”。理由是一国不能有两个共产党，中国已经有共产党了，不能再有一个“少年共产党”。我们都不接受这个解释。我们认为“少年”两字已经足够区别了。表决结果，绝大多数赞成“少年共产党”。以后我们才知道中国已经把 Jeunesse 译为“青年团”了。现在想起来，“少年共产党”固然不合适，“少年共产团”也是不合适的。但把 Jeunese Communiste 译成“少年共产……”，不仅是我们（张崧年和周恩来在内）这些旅欧中国学生的错误，也是旅莫中国学生的错误。 Internationale des Jeunesses Communistes ，旅莫支部的人译为“少共国际”，即“少年共产国际”。可怪的是当时中国已有“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改名“共产主义青年团”），莫斯科也有“社会主义青年团旅莫支部”，但继续沿用“少共国际”译名。后来，1927年春，我在萧子暲家中遇见三个俄国青年，人家向我介绍时还说是“少年国际”代表。
那日留下给我的另一个印象，是周恩来说话中间用了“酝酿”两字，大家听不懂，搞了好久才弄懂了。
我当晚便回蒙达尔去，没有参加第一天和第三天大会。后来知道大会选出了领导人：赵世炎为总书记，张伯简为组织部长（张伯简未来前由李维汉代理），陈延年为宣传部长，周恩来为职工运动部长。[9]
大会或领导委员会通过了蒙达尔支部的提议：各人用假名。那是韩奇提出的，他是辛亥烈士韩耆伯的遗孤，多少知道革命事业的艰苦和危险。大会后出的内部刊物把成员的真名和假名列成对照表印发给各人。我只记得张伯简名红鸿；李维汉名罗迈（他一直沿用到现在）；周恩来名伍豪（后来也沿用）；陈延年名林木；陈乔年名罗熟；王若飞名雷音；萧子暲名爱弥；熊锐名尹常；熊雄名其光；汪泽楷名裸体（他是几次群众运动中的领导人物之一，运动失败后遭到群众反对，此假名为了表示他是清白无疵的）；李慰农名锄斧（他的绰号是“农民代表”，他主张农民运动比工人运动重要）；张崧年名R（据说是取Realiste的第一字母）；有一个人名S·3（据说他劳动时从机器中摸出一个字是“S”，再摸出一个字是“3”，因名S·3；我名丝连（我后来用的笔名“舒严”就是由此变音的）。
大会后不久就出版油印的《少年》，陈延年编辑，刊名下写“少年共产党机关”。（胡文错误地以为《少年》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机关报。我不知道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据说是张崧年坚持这样写的。我们都觉得把 organe 不译为“机关报”，而译为“机关”有点奇怪。忘记了当时是否同张崧年争论这个问题。这几日我才翻字典解决了这个问题。按法文 organe，德文 organ，一般固然可以译为“机关”，但法文字典中 organe 有“声音”之意，某党的 organe，就是某党的“喉舌”，德文字典中 organ 有一解释为 Zeitung，更应译为“机关报”了。“机关”两字用在这里显然是错误的。张崧年的译名常有些怪，例如他把法国共产党的机关报 Humarite 译为“人类”，而不译为“人道报”。这倒不能完全否定他的译名。法文 Humanité 本有“人性”、“人类”、“人道”等意义。Jaurs 创办此报时，不见得取“人道”的意义，可能是取为全人类服务的意义。
张崧年没有来法国出席这次成立大会，他参加了组织，为一个普通成员。但大会，以及后来的领导委员会，几乎事事都是张崧年背后指挥的，周恩来、赵世炎两人服从他的指示。他是中国共产党旅欧“通讯员”，此时可能成立了“旅欧支部”，以他为书记，党员尚有在柏林的刘清扬和熊雄。他指挥周恩来在法国勤工俭学生中发展共产主义的青年组织，通过周恩来再去指挥赵世炎。出面的是赵世炎，半在幕后的是周恩来，完全在幕后的是张崧年。
除对外的《少年》以外，还出对内刊物，好多期，我忘记刊名，其中有领导人报告工作的文章，也有同志间讨论问题的文章。内部刊物是赵世炎编的，大部分是赵世炎自己刻的，他常常把报告直接刻在蜡纸上，不先起草。《少年》大部分是编者陈延年自己刻的。我在这两个刊物上都未写稿子。
上面我已经对胡文关于“旅欧支部”的记载提出疑问，现在要来纠正胡文的错误。胡文说：
“1921年10月，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等开始建立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取名‘中国少年共产党’，有时也叫‘中国少年共产团’，实际就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建立过程中，各地吸收一批成员。在法国成立了旅法支部，1922年3月周恩来在柏林建立了旅德支部，聂荣臻在比利时建立了旅比支部。”
这一段说的完全不是事实。1921年10月，正是里大失败，一百多个学生被强迫遣送回国的时候，赵世炎爬墙出来去法国北方做工，陈延年还在编辑无政府党的《工余》杂志，哪里能够共同建立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少年共产团”被否定后，始终无人使用，到了同国内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谈妥，加入为其旅欧支部之后，便改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名称了。有德国的组织，有比利时的组织，都属于总部设在巴黎的组织，没有什么“旅德支部”、“旅比支部”的名称，因之也没有“旅法支部”的名称。
这里要说说勤工俭学生中两个对立的集团究竟何时才和解而变对立为合作的。据我所知，在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空校舍的运动中，双方是合作的，同时又是对立的。只是一种“统一战线”。真正的和解是在蔡和森被驱逐回国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居于领导地位以后，此时另一集团的领袖赵世炎已经是共产党员，并在旅欧支部书记（或通讯员）张崧年领导下工作，以后双方才能正式和解。[10]
胡文又说，成立大会，“到会代表40人，代表了72个成员，在代表中周恩来代表旅德支部；赵世炎、李富春、李维汉、高风、毛羽顺等代表旅法支部；聂荣臻、刘伯坚代表旅比支部”。
这里说的也不是事实。布洛宜森林的大会，到会的只有18人（没有40人），当时也不分什么旅德支部、旅比支部、旅法支部，只分蒙达尔代表、克普邹代表、圣德田代表、查理王代表、柏林代表，等等。所代表的总人数，我忘记了。我试凑凑看这18个代表。
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周恩来、萧子暲、刘伯坚、李维汉、余立亚、尹宽、郑超麟、任卓宣、熊锐、萧朴生、王凌汉。
其他四人想不起来了。李富春、高风、毛羽顺、聂荣臻都未曾参会。
两次大会之间
“少年共产党”成立后做了如下工作：
（一）出版《少年》和内部刊物，在党内外进行宣传和教育，扩大组织。这个工作是大家做的。组织有很大发展。
（二）派组织部长李维汉回国，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联系。李维汉约在11月间回国，他走前召集蒙达尔同志开了一次会，说了一番话，以后收到他从国内来信。关于同国内青年团联系事，他说，他在北京会见“老施”（按指施存统）谈妥了“少年共产党”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其旅欧支部的问题。大概从此时起组织改了名称。胡文说，1922年10月间，经过全体投票通过，然后改名。10月间李维汉尚未回国，国内青年团尚未同意旅欧组织加入，哪会改名？
（三）当时我们陆续收到国内出版的共产主义书刊，其中有《先驱》，似乎也有《向导》。领导委员会要各地方支部讨论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大概是以张崧年为首的党组织布置这个讨论的。在蒙达尔支部讨论时，我同尹宽发生争论。我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尹宽则赞成。我当时的思想很简单：我们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已经主张实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还要加入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呢？何况我出国前在广州住了一个时期，看见那里以“边防经费”名义许可公开吸烟、赌博。南方的官僚也不比北方的军阀好些。尹宽大概体会出“加入”是既定的政策，“讨论”不过是一种形式，于是采取赞成的立场。他说，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仍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却可以用国民党名义公开活动，犹如滚雪球，愈滚愈大；他说，法国共产党是公开的，但它有秘密的地方，不许人知道，触犯者会被打死。这也就是后来说的合法工作和非法工作互相配合之意。没有人支持我的意见。辩论结果，尹宽胜利了。
（四）重新发动勤工俭学生的群众运动。当时群众的反对情绪已减退了，但赵世炎、王若飞、李维汉、汪泽楷等人仍不敢露面。不记得为了一件什么事情，我们在木棚宿舍召集一次群众会议，通过了一篇宣言，推举韩奇为代表，去华法教育会同各地方来的代表会面，发起一次群众运动。运动的领导权很轻易地被蒙达尔派掌握了。韩奇是能干的，但王若飞处处在背后指导他，好像手把着手教他，以此引起了韩奇的反感。两人发生冲突。我们在这次运动中扩大了影响，发展了组织，但韩奇退出了组织。他后来改名韩雁门（或恢复雁门原名）。回国在国民党统治下做什么官。
（五）华工运动。主要是赵世炎的工作。“少年共产党”成立以前，赵世炎便已在华工中活动了（蒙达尔集团却未做这方面的工作），成立后活动更有成绩。他交了不少华工朋友，其中几个加入了“少年共产党”，记得第二次大会上有两个华工同志上台讲话，一个是袁子贞，一个是王子卿（名可能记错）。后来有两个人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袁子贞在内，另一个名汤儒贤。
（六）同法国共产党和青年团联系。这个工作主要是萧子暲做的。他同法国共产党当时一位理论家拉波波（ Chartes Rapapart，恩格斯通信中提到一个名 Ropoport 的俄国人，不知是否此人）常常来往，曾把中国共产党新出版的一期《前锋》杂志的目录译成法文给他看。几个法国青年团员也常来戈德弗罗亚街17号玩，同我们的同志很熟。王若飞说话喜欢说“火冒”两字，法国同志问什么意思，我们于是解释给他听，并教他怎样写这两个汉字。我们到了莫斯科后，法国青年团同志写信给我们，信内还写了这两个汉字。
我们出版《少年》，但按法国法律，刊物要找一个法国公民作 gerant。此字，字典只有“管理人”之意，这里不知道译什么才好。这里的意思是说，刊物如果发生了什么问题，法国当局就可以找它的 gerant 说话，法国一位同志作了《少年》的 gerant。
（七）同苏联人联系。最早做这工作的是张伯简。当时德国已经同苏联建交，法国尚未同苏联建交，张伯简在“少年共产党”成立以前好久，就认识一个替共产国际做工作的犹太人，我在柏林时还看到这个犹太人，他会说法国话，中等身材，向我们谈起“混格混格”这个人。我起初不知道这是什么人，后来才明白就是 Hong-Hong，即红鸿，张伯简。我们由德国去苏联的手续就是这个犹太人办的。后来通过这个关系，张伯简一人去莫斯科进东方大学。第二个同苏联人联系的，是萧子暲，似乎是通过同一渠道，于1922年秋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以前就到了莫斯科，在那里会见中国出席大会的代表团。他从莫斯科写信来法国，我看到信，还记得其中几句话：“刘仁静，二十少年，有名士气。”胡文说代表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大会的是施存统，显然错误。
不记得是同时，还是稍后，我们收到了陈独秀致赵世炎的亲笔信。我还记得上面说：此次出席共产国际大会，“弟代表党，仁静代表团”。后面说，苏联革命政权已经安定下来了。再后面是劝告赵世炎回国的话，并反驳赵世炎不肯回国所持理由。于此可见，这不是陈独秀和赵世炎之间第一次书信来往。赵世炎的理由是说：他正在法国进行华工运动，工作很顺利，不能丢开回中国去。陈独秀反驳他说：你试想想，法国有几个华工，中国又有多少工人，你为什么舍多而取少呢？
陈独秀这封信没有提起要我们派人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事情。以后，我听到了这个消息，最后我得到了通知，我也列入第一批去苏联的人的数中。
胡文说，“少年共产党”得知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于是派赵世炎去苏联同代表团联系。绝无此事！赵世炎是同我们一起1923年3月18日才离开法国去苏联的。
胡文又说，“在1923年6月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增选邓小平为中共旅欧总支部委员，他与陈延年共同负责《赤光》的编辑出版工作”，这也是虚构的。陈延年已经于1923年3月18日同我们一起离开了法国，这年6月后他怎能与邓小平共同在法国编辑和出版《赤光》呢？这一点不必多谈，重要的是邓小平本人。他同我在蒙达尔近郊那个橡胶厂做工，也住在那个木棚宿舍。他当时名“邓希贤”，有个侄子比他大，也在那里，名邓绍圣，叔侄有时争吵。当时，我22岁，他18岁，是木棚里年纪最小的，每月做计件工，产量比我多三分之一，因之工资也比我多。放工后，我们回木棚吃晚饭，饭后还有至少三小时才睡觉，许多人利用这个时间，读书、谈话、讨论问题，他则跳跳蹦蹦，到这一角和那一角找人说笑话，或者打麻将，我也曾同他们打麻将，但不多。我常想，这样的小孩子不利用工余时间学点知识，很可惜。也曾委婉地同他本人说了，但没有得到反应。平时同我谈话比较投机的，不是自己的同志（我们相约避免在人前过于亲近），也不是那些出头露角的人，也不是像邓希贤那样每天嘻嘻哈哈的人，而是一些富于人情味的人，我避免向他们作宣传，怕引起他们反感。1923年3月初，我已决定去苏联了，这几个朋友在我离开蒙达尔前一夜，请我去厂外一家小酒店喝酒饯行。出我意料地，我发现平时不接近的邓希贤也在座中，我们照平时那样，一面喝酒，一面闲谈。回来后，我同小组长李慰农（他不参加饯行）说：“你要注意邓希贤这个小孩子，他今晚也参加同我饯行。”1923年下半年，李慰农第二批到莫斯科来，似乎同我说起了邓希贤，是说他已加入了组织，还是说他和我们很接近，我忘记了。我说这个故事，只为的说明，邓小平（邓希贤）在我们成立大会时未曾参加我们的组织，在我们第二次大会时也未曾参加我们的组织。我们的组织在我们第一批去苏联的人走后才当作一个争取对象来培养他。我不知道怎样培养，但可断言，我离开后不到三个月（1923年3月到6月），他决不会由团员跃升为党员，而且被增选为“中共旅欧总支部委员”。
第二次大会
为了几个领导人要去苏联，1923年2月间，在巴黎西郊开了第二次大会，此次不是在森林中露天空地上开的，而是在警察分局内一间会议室开的。袁庆云住在那一带，同警察局很熟，便以中国学生开会的名义租了这间会议室。他说法国人听不懂中国话，我们说什么都行，但不要唱“国际歌”（我们当时只会唱法文的国际歌）。会开了三天，圆满结束。有几个新同志上台表示态度，我只记得两个是华工袁子贞和王子卿，一个是刘伯庄，一个是湖北人，忘其名，自称李汉俊的学生，其他几个我不记得了。我在会上看见第一次大会上未见过的几个人，李富春即在内，但仍没有女同志。最后一日选举。事先，于履中奉第一层领导之命，暗中通知我要投什么人的票。我照办了。今天我忘记了二次大会选出的是什么人，会后我们全体照了相。我得了一张寄回家去，不知能找到否？[11]
关于二次大会没有什么可说了，除了一件事情，一件从来没有人谈起的事情，如果我不谈，以后就没有人知道了。那就是开除张崧年出团，及为此开除引起的斗争和后果。[12]
大会上有人提议（我忘记是谁提议）开除张崧年，并列举他的几条罪名。我忘记了什么罪名，也许大会上说得很抽象，但意义是懂得的，即说张崧年是一个普通团员，却处处干涉团的事务，做团的领导的太上皇。大事小事都要按照他的意思办理。到了众人反对时，便拿出中国共产党的欧洲负责人身份叫团服从。尹宽说：这个法宝，“张崧年平时藏在衣袋里，需要时再拿出来”。张崧年的武器是团要受党的领导，尹宽认为团的章程并没有这一条规定。带头反对张崧年的是陈延年和尹宽，我也跟在他们后面起哄。当时大会说话也许没有这样明白，因为对于“党”的事情，大家都视为神秘，不敢问，也不敢多说。大会上只有周恩来替张崧年辩护。赵世炎当主席不能说话，显然主张开除张崧年的人占多数。临表决时，赵世炎宣布他不当主席，请大会临时推举一个主席主持表决，大家都不许可。我忘记了，结果是谁当主席，但开除张崧年的决议通过了。
后果是张崧年发表了一份《告团员同志书》，写得很长，反对大会这个决议，同时他认为是周恩来“捣鬼”，煽动团员反对他。其实周恩来倒是声嘶力竭地在大会上替他辩护的。3月下旬，周恩来陪我们十个人到柏林，去见张崧年，张刘两夫妇都拒绝同他见面。他于是召集德国团小组及我们从法国去的一批人开会。德国团员并不多，那日到会的只有一二人（除熊雄、王奎两人外），他们始终一言不发。周恩来又是声嘶力竭地替自己辩护。（张崧年《告同志书》中曾引周恩来大会后去柏林向他汇报时说的一句话：“大家认为你太骄傲了，警告你一下。”张崧年便根据这句话断言是周恩来从中捣鬼。又据周恩来口头报告，张崧年说：“如果什么会议反对仲甫同志，你也能够说群众给仲甫同志一个警告吗？”周恩来甚至以他的“政治生命”为保证，辩明他并未反对张崧年。）
我当时知道周恩来和赵世炎都是共产党员，在柏林的党员还有刘清扬和熊雄，而张崧年是旅欧支部书记。共产党纪律是不许成员反对领导的。我因此认为陈延年当时还不是党员，尹宽更加不是党员。但后来到莫斯科后知道陈延年已经是党员了。这件事情，我们初到莫斯科不久，旅莫支部便开会讨论。莫斯科同志强调团要接受党领导的原则，据此批评了陈廷年，陈延年也诚恳地承认他的错误。我在他们会后的谈话中听出这个意思。
1923年夏天，张崧年和刘清扬回国，路过莫斯科，那时我们都在郊外一个乡村度暑假，接了他们来，欢迎他们，请张崧年说话。说的是什么话，我连大意都记不得，倒记得一件轶事。我们没有女同志，厕所是露天的。刘清扬（她抱着一个小婴孩）要如厕，于是赵世炎忙碌起来，先肃清几个厕所的男同志，刘清扬进去后再给刘清扬把风，不许别的同志去厕所，直至刘清扬事毕出来。当时在那里避暑的，还有其他国家的学生。事后王若飞和陈乔年（陈延年不在内）大大挖苦了赵世炎。于此可见，我们这些人并不像陈延年那样认识第二次大会开除张崧年是错误的。尹宽当时（指旅莫支部批评陈延年时）尚未去莫斯科，不知道他对此事怎样认识。
我们1922年6月建立“少年共产党”时是当作一个独立的党来建立的。我们，至少我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并未想到我们这个组织应当接受另一个组织的领导，以后我们在莫斯科学习，也只学习到青年团应当接受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但组织是独立的。我们多少受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陈延年才从无政府党的领导人转变过来，更加反对张崧年处处干涉青年团的事务。不仅政治上干涉，不相干的事务也干涉，例如：上面说的“机关”和“机关报”之争，张崧年坚持不用“报”字。
我们第一批12人到了莫斯科后，便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旅莫支部而与旅欧支部脱离组织关系。以后我也曾零碎听到法国同志活动的消息，但那要别人来写，我只能写到这里为止。
我们第一批12个去莫斯科学习的人是：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余立亚、王凌汉、高风、陈九鼎、袁庆云、郑超麟（以上10人是从法国去的），熊雄、王圭（以上2人是从德国去的）。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此文作于我恢复自由之后两个月，当时仅凭个人记忆，毫无参考材料，以致多处记错。此文写好，存入上海市政协档案，又以副本存入革命博物馆档案，以后发现错误，我已无权利迳改原文，只能以注释形式去改正了。1980年上半年看了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文章后作了第一次注释，下半年看了周恩来的第一号报告和别人的回忆后，作了第二次注释。上面正文内，凡用（ ）的，是第一次所注的，凡用〔 〕的，是第二次所注的。难免有其他错记之处，今天我目已半盲，只好随它去了。关于我在法国的一段生活，我1983年写的一本《记尹宽》小册子写得最完备，可以补充此文所写之不足。《记尹宽》和此文所写，若有出入，应以《记尹宽》为准。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注释：
（第二次加注为注释1、11、12，其余皆为第一次加注。——录入者）
[1] 据张崧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的回忆》一文，知道他确是应里昂大学中国学院之聘去法国的，1920年底到法国，1922年2月才从法国去德国。张崧年的回忆有好多不可信，但他说是应里昂大学之聘去法国则是可信的。我的传闻有误。
[2] 本文初稿写好才看到今年3月号《历史研究》上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的文章。李文也称这一派为“劳动学会”，但没有把黄齐生带来法国的一批贵州学生包含在内。
[3] 李立三在《对世炎的回忆》说：“二八事件包围公使馆，我们没有参加。”这话是可信的，因为李立三是当事人，又因为包围公使馆属于“请愿”的性质，而他们是反对请愿的。李立三又说：“事后出现一种谣言，说我和世炎是受了陈篆的收买，因此对这次事件不积极参加。”于此又可见双方斗争的激烈。
[4] 李维汉文章提到这个斗争，但不强调。他说：“二八运动过程中，新民学会和工学世界社对于勤工俭学同学内部的团结工作有缺点。”他承认“劳动学会”是进步的团体，那批贵州同学也持相同主张。“我们没有采取积极态度去同他们讨论问题争取共同行动。徐特立、黄齐生两位老教育家也支持他们的主张。蔡和森和我，还有新民学会其他会员，都是徐先生的学生，一向敬爱他。这时也没有同他讨论商谈。这些都是我们的缺点。”李维汉以“自我批评”的方式点出双方斗争，但这样轻描淡写是不够的，不能说明问题的。试想，蔡和森、李维汉等人所敬爱的先生徐特立也不同意蒙达尔集团的主张，而支持另一派的主张，可是事情不是那样简单。
[5] 李维汉文章论述这另一个集团的主张是：“仍笃信工学主义，主张坚持勤工俭学到底，不赞成请愿，认为请愿是向反动政府乞怜，要求补助是寄生虫。针对求学运动，我们提出，‘甘作苦工，不希官费’的口号。”李维汉又说赵世炎组织许多团体，团结勤工俭学生，提出“互助，劳动，改造社会三信条”。（按“互助”是无政府主义的信条。）
[6] 李维汉文章说：“我们认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谈‘勤工’，无异于为资本家提供廉价的劳动力，而要以‘勤工’达到‘俭学’的目的更不可能。”
[7] “少年共产党”成立后每人都有一个假名，我忘记了我们的总书记赵世炎用什么假名。看到李维汉文章才知道他名“乐生”。这意思是说：他想自杀时觉悟到还是活着做点有益于人民的事业好。胡华文章说赵世炎出国前已参加了国内的“共产主义小组”，上面我表示怀疑。胡文又说，1921年10月赵世炎就已参加建立“少年共产党”，亦无根据。
[8] 李维汉文章误记为“意大利路”。
[9] 李维汉文章也同胡文一样说周恩来作宣传部长，他也不说他是代理张伯简作组织部长的。大概是忘记或误记了。当时为什么选张伯简为组织部长呢？因为云南人张伯简自称手中掌握着一个秘密组织，成员有几十人，他本人同共产国际工作人员有密切联系，或已加入共产国际。大家重视他，把他代表的组织和陈延年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当作团结和统一的重要对象。张伯简没有参加成立会，那时大概在德国。大会以后，他回法国来，代理组织部长李维汉同他谈话，要他把他那个秘密组织交出来。“现在已经成立共产党组织了，你还保留那个秘密组织干什么？”但张伯简拒绝交出他的秘密组织。李维汉（以及其他的领导人）作出结论说：张伯简是买空卖空的，他并没有什么秘密组织。我也承认这个结论。我在莫斯科认识了张伯简，回国后又在中央宣传部一道工作，成了好朋友，可是从未发现张伯简有什么朋友。我后来遇见几个云南同志，提起张伯简，也没有人认识。不过，日本投降后，赵济来上海，闲谈中说起张伯简，赵济却认识他。五卅运动后，张伯简离上海去广州工作，不久因肺病死于医院。
[10] 李维汉文章否定了胡文上引一段话的说法而证实了我的传闻。李维汉说：“1921年底或1922年初，我收到恩来、世炎托人转来的信，约我到巴黎一个旅馆会面，商定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事。我们商定分头筹备。”由此可见，双方真诚合作是1922年初的事，至早也是1921年底的事，而事情是由张崧年领导的支部主动的。双方过去关系并不密切，否则他们写给李维汉（蔡和森走后蒙达尔集团的最大领导人）的信不须“托人代转”了。
[11] 这张照片，我的老家找不到，但政府一个档案机关收藏了一张，因此我也复制了一张。照片上共有41人，我识得其中33人。我记得李富春、李慰农都参加了此次大会，但照片上无此二人，不知何故。
[12] 以后参考了别人的材料，发现记载此事的人很多，但都与我所记有出入。即使我不说，后人也会知道这件事的。二次大会选出的执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向国内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所作的“第一号报告”，也谈到此事，其中所说当然最有权威。原来开除张崧年事件相当复杂，不似我这里谈的那样简单。此事牵涉到张崧年和张伯简之间的冲突及其他问题。这些问题，我都忘记了，或者当时就不知道。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