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郑超麟
“右倾投降主义”是谁的路线
——通过罗易的活动去认识大革命的武汉时期的历史
郑超麟
1981年10月22日
录入者注：原载《郑超麟回忆录（下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
我的案头放着一本《罗易赴华使命》，两个美国人（罗伯特·诺思和津尼亚·尤丁）编写的，人民大学出版社不久前才翻译出版的。书中的三分之二是当时的文件，共三十七篇；约三分之一是编者根据这些文件并参考其他史料所作的说明。中国近代史上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一段历史，被称为“大革命”，据说可以同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大革命相比，这自然是夸大了的，其实够不上这个称号，但因半个世纪来大家都这样说，我也只好从俗了。不过，不能否认，这一段历史，特别是其中失败的时期，即武汉时期，比较半世纪来其他阶段的历史确实更富于教训，更多争论未决的问题，更值得去仔细研究。
研究这一段历史，最大困难是史料不够，姑不说有些重要事实当时未曾写成文字，即以写成了文字的来说，大多数早已丧失了，少数幸存的，或者保存在国外，或者成为禁物，至今不肯开放。研究这段历史的人，只好满足于国外倒流回来的史料，外加极少数人事后的回忆。罗易是这段历史的少数极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在外国发表了回忆录，发表了他带去的一部分文件，其中除了当时公开发表的几篇今天还能在国内找到的以外，还有国内看不到的文件。这三十七篇文件作为史料，是不够写这段历史的，但如果只要说明这段历史的一两个有争论的问题，那么再结合今天能找到的其他史料，也许是够用的。
我试作这个研究。
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
罗易一行是一九二七年二月间从莫斯科到达广州的，此时国民党政府已经迁去武汉了；他们从广州走陆路于四月间到达武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亲自经历了国共分裂和革命失败，最后七月底或八月初离武汉回莫斯科去。这个从二月至七月不到半年时间正是中国革命达到高潮而立即迅速低落的阶段。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暴动获得胜利了，武汉工人继收回汉口英租界之后发动对大小资本家的经济斗争，两湖农民轰轰烈烈不仅反对土豪劣绅，而且开始夺取基层政权并没收土地。阶级斗争达到了剑拨弩张的形势，可是反动阶级（地主和资产阶级）先发制人，首先蒋介石代表的反动阶级把胜利的上海无产阶级淹没于血海之中，随后汪精卫和唐生智代表的反动阶级又镇压武汉长沙无产阶级和屠杀两湖农民。这一切都是在罗易面前表演的。革命终于失败了，群众终于退出政治舞台了。
革命的失败自然有其客观的原因。这里有好多话可说，例如敌强我弱，敌人又是阶级斗争老手，而工农群众的幼稚也反映为共产党的幼稚和革命领导人的不成熟，等等。这就是说，即使领导路线基本正确，此次革命也不一定会获得胜利的。但我要说的不是那一方面，即不是革命失败的客观原因，而是另一方面，即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即是：用什么路线来领导此次革命的。
这本书搜集的三十七篇文件，据说，约有三分之二，即约有二十四五篇，当时未曾在中国发表的，即一般人还不知道的，尤其罗易在中共高级会议上的讲话，连同已经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文件放在一起，都是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重要史料，我认为足够说明当时的指导路线的本质了。
看了这些文件以及两个美国编者的说明，人们得到的第一印象就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最高的领导机关有激烈的争论，代表争论的双方，奇怪的，并非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而是两个外国人：印度人罗易和俄国人鲍罗廷。罗易是共产国际公开派来中国的正式代表团团长。他一来中国，以前的国际代表伍廷康便失去其固有地位了，鲍罗廷则是苏联政府派来做国民党政府的高级顾问的。照理，在中国共产党内，罗易的发言权应当大于鲍罗廷。可是，事实恰好相反，在领导机关的争论中，往往是鲍罗廷打败罗易，而不是罗易打败鲍罗廷。不仅总书记陈独秀编向鲍罗廷，而且其他的领导人也轻视罗易。这里，我只指出这个事实，暂不去说明产生这个事实的原因。
三十七篇文件中最可宝贵的，不是那些公开发表过的冠冕堂皇的文件，而是未曾发表的内部争论的文件。前一类文件固然也可看出内部争论，但没有后一类文件的直接。
第一篇这样的文件，书中编为第五号，题为《革命的基础和社会力量》，时间为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三日至十五日，那时罗易已经来到武汉了，当时中央开会讨论继续北伐的问题。鲍罗廷和罗易都参加了这个会议。全篇文件就是罗易三天会议发言的记录。
这三天会议讨论的是“北伐”问题，即由武汉出发去打奉军的问题。讨论注重的却不是军事方面，而是政治方面。鲍罗廷主张立即北伐，因为冯玉祥正从陕西打出河南来，阎锡山也表示了愿意接受国民党的领导，此时武汉出兵就可以同冯阎呼应，赶走河南的奉军，趁势攻下京津，把奉军逐出山海关之外。罗易则反对立即北伐。他不是反对北伐，而是反对那个时代的北伐，即当时提议的“十天之内”出兵。罗易揭穿了主张立即北伐的人的真实意图。原来他们以鲍罗廷为主角，是图谋回避土地革命，免得走到“反对国民政府”的地步的。
这次应否立即北伐问题的争论连续进行三天，罗易才迫得鲍罗廷把真实的意图说了出来。
罗易说：“鲍罗廷同志指出为了巩固南方的革命基地，就必须支持农民进行彻底土地改革的要求。这样，共产党就必然要转而反对国民政府，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武装起义，那样是非常危险的。”
原来如此！原来，立即北伐，十天之内出兵，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占领北京天津，驱逐奉军出关，而是为了“扩大革命”，以避免“深入革命”。“深入革命”就必然要同那些“左派”军官破裂，因之要同那建立在“左派”军官力量之上的“国民政府”破裂，而这是不许可的；反之，如果“扩大革命”，即不要去巩固革命基地，那么军事推进的结果，会是军队的胜利”，“中国将成为一个无主之国，我们可以有机会在这些军队中间施展策略”。罗易由此推论说；“我担心中国革命有成为单纯军事化的危险。不仅在国民党内，而且在共产党内，也是把在军队之间施展策略放在首位，而不是把动员广大群众（他们代表真正的革命民主力量）放在首位。”
“在军队之间施展策略”，正是鲍罗廷所擅长的。据蔡和森的《机会主义史》说，临失败时，鲍罗廷还是很有把握的，说“我的箱子里还有草。”他就是依靠他的“箱子里的草”来在军队之间施展策略的。北伐前在广东，他就耍弄这个手段，现在在武汉已处于失败边沿，他还是耍弄这个手段！可是，此时，这个手段已经不灵了。
罗易则站在与鲍罗廷相反的立场。他主张把动员广大工农群众放在革命首位，主张建立和巩固革命基地，即主张彻底实行土地改革、农民夺取农村政权，建立革命军队，等等。
这个第五号文件是很重要的，其重要处并不在于当时争论的本题（应否立即北伐），而在于接连三日的争论中暴露出当时两个路线之间的斗争。一个是以鲍罗廷为代表的路线，一个是以罗易为代表的路线。这个路线斗争贯串了整个大革命时期。如果说当时有个“右倾投降主义”，那就是以鲍罗廷为代表的路线。这个路线不是革命失败的惟一原因，但至少是失败的主观原因。
鲍罗廷的“右倾投降主义”从哪里来？
罗易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他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到中国来的代表团团长，指导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工作的；鲍罗廷则是苏联政府一个官吏，奉苏联派遣来中国做国民党政权高等顾问的。可是，这两个人代表两个互相对立的路线，争夺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级会议上互相斗争，结果鲍罗廷的路线打败了罗易的路线。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鲍罗廷不过是苏联政府的一个官员，他不能有自己的路线，他是奉命行事的，他执行的是苏联政府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决策人的路线。这个路线是实体，而罗易的路线，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议的路线，不过是这个路线的影子，它的表皮。苏联政府的路线是主，共产国际的路线是宾，这两个路线互相斗争，到了最后关头，后者就要屈服于前者了。
一九三六年二月八日，美国的《新战士》( The New Militant ）发表了一九二七年任法国共产党总书记的特兰一篇密件，名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中国小组委员会会议纪要》，泄露了当时这个全会对于中国问题是怎样做出决定的。第八次全会开会晚于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全会特别设立一个“中国小组委员会”来研究和解决中国问题。这个小组委员会由三人组成：布哈林、艾尔科利和特兰。艾尔科利就是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布哈林提出问题。他报告中国农民正在夺取土地。他说：“农民夺取土地，吓坏了武汉政府。我们如果不限制土地革命，就将失去我们的左派同盟者，并且将不可能争取国民党的大多数。我们如果限制土地革命，就将扩大在国民党中的影响；我们变得更为强大时，或许可以不顾我们现在的同盟者了。”
特兰不同意布哈林这个看法。他说：“问题不在于是否牺牲无产阶级的所有同盟者，而是要确定牺牲哪个同盟者，牺牲起义的农民好呢，还是牺牲资产阶级好呢？共产国际以国民党的合法决议为武器来指挥中国革命，它今后的地位不会比眼前更有利。”
特兰和布哈林二人争持不下，而艾尔科利则作壁上观。于是布哈林决定请斯大林出席会议，斯大林来了。他支持布哈林提出的论点。他坚持说：“除非共产党人制止农民暴动，否则资产阶级左翼要转到敌对方面去，那就意味着内战。”他说：“大多数武装的中国人是雇佣兵，我们筹不出那么多的资财把他们争取过来。”
特兰并未被斯大林说服。他争辩说：“可是，那些雇佣兵大量的是破产的农民，只要提出土地纲领，他们就会跑到共产党方面来的，”
于是，斯大林拿出鲍罗廷从中国打来的电报，其中说：“国民党左派决定反对土地革命，哪怕因此导致国民党同共产国际破裂。”斯大林由此说：“资产阶级左翼的力量仍很强大，它的军队不会在一瞬间散掉，在暴动的农民能够同工人的起义协同行动以前，我们就将被打败。”斯大林最后提出问题：目前我们面临这个抉择：进行战斗呢，还是施展策略？
特兰说：“我们要进行战斗。”
斯大林反驳说：“进行战斗，必然失败。”斯大林主张施展策略，施展策略不会受到损失。他说：“土地革命使国民党害怕，只因土地革命直接损害了国民党和军官的利益。我想给鲍罗廷发出指示，叫他反对没收和分配国民党党员和国民革命军军官的土地。……我们有足够的权威，使中国群众接受我们的决定。”
艾尔科利于是被斯大林说服了，中国小组委员会推举艾尔科利为代表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作报告。但特兰并未被说服。他只表示：“你们占多数，你们去决定吧。”
布哈林说：“少数必须服从纪律。”
这话触怒了特兰。特兰说：“这件事关系重大，世上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我提出我保留的意见，并公之于众。难道你们要对我使用武力么？”
斯大林回答说：“不要说得太过头了。”
特兰发表的这个秘件，本书编者罗伯特·诺思和津尼亚·尤丁在本书的第五章中有摘录。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接受了艾尔科利代表中国小组委员会多数人意见所作的结论，即是必须限制土地革命以便继续保持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
如此一来，第七次全会通过的《中国问题决议案》的强调土地革命便成为一种欺骗了。这个决议案一面强调土地革命如何重要，一面又强调“共产党离开国民党的观念是错误的；中国革命的整个发展过程，它的性质及其前途，均需要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并加紧在其中的工作。”可是，这个决议案丝毫没有说明，如果这两方面不能并存时，应当放弃哪一方面。究竟是为农民利益彻底执行土地革命，而退出国民党呢，还是宁可“限制”土地革命而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呢？到了二者不可兼得时候，究竟是舍鱼而取熊掌呢，还是舍熊掌而取鱼呢？我们看见，到了抉择时候，是舍熊掌而取鱼的，结果熊掌失去了，鱼也失去了。
第八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接受了斯大林、布哈林的“限制土地革命”的意见之后，便作出了很巧妙的决议：字面上仍旧强调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而不提明显的限制，但提出了在国民政府“内”实行土地革命的条件，而最后归结于“中国共产党必须竭尽全力直接保持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换一句话说：凡在国民政府“外”进行土地革命，凡能妨碍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联盟的土地革命，都是不能许可的，都是要受“限制”的。
鲍罗廷在中国实行的“右倾投降主义”，原来是斯大林的路线！
特兰发表的秘件所揭发的事实，其实也不是偶然的。斯大林、布哈林集团至迟在一九二七年四月间就决定要为中共留在国民党内而牺牲农民的土地革命了。布哈林写了一篇长文章，名《中国革命问题》，大部分是四一二反动政变以前写的，惟有后面一段是政变以后写的。文章先发表于四月十九日和二十日的《真理报》上，以后出单行本。布哈林在文章中提出一个妥协的方案，主张“部分地解决问题”以满足革命的要求。他说：“例如，打倒北洋军阀，但是并不完全铲除封建秩序的残余，也不实行土地革命；击败帝国主义，但是同他们达成共同管理国家经济的妥协，并按资本主义的方针进行经济管理：采取一定的社会改革，但是不超越改革的范围；同工人联合，但是不由他们领导，也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说，这样一个计划确实是可以成立的。”布哈林在一篇文章后面重申七次全会的决议案：在农民和大工业资产阶级之间进行选择。他说：“到了某个紧急关头就只有一种选择：或者是同农民一道，或者是同资产阶级一道。”这里，布哈林仍旧未曾说出：“到了紧急关头”，究竟同农民一道呢，还是同资产阶级一道呢？一般人总以为当然是同农民一道。例如，蔡和森在《机会主义史》中说：“共产国际业已指示我们，要在资产阶级和农民之间作出抉择，并要我们选择农民。”事实上，共产国际指示我们要在资产阶级和农民之间作出选择，是有的，但“要我们选择农民”，则无论七次全会决议案或布哈林长文都没有。布哈林所提的妥协方案则是要我们抛弃农民。所以丝毫不是偶然，布哈林发表了这篇长文之后约一个月，共产国际召开八次全会讨论中国问题时，他就主张必须“限制”土地革命了。总之，苏联官员鲍罗廷实行的路线，本质上与共产国际指示罗易实行的路线是一致的，不过共产国际的指示表面上说得好听，容易使人受骗而已。
陈独秀成了替罪羊
罗易在第五号文件中主要攻击鲍罗廷，但附带也攻击陈独秀。
他攻击鲍罗廷，说鲍罗廷认为建立巩固基地是“一种幻想，在中国不可能实现。”鲍罗廷说：“只有无产阶级专政能达到这个目的，而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建立的。”
他攻击鲍罗廷，说鲍罗廷认为北伐的直接结果将造成一种各派军队的胜利，中国将成为“无主之国”，我们可以在各派军队中间施展策略。
他攻击鲍罗廷，说鲍罗廷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失败”，“革命力量必须撤退到山区或蒙古沙漠去。”
他攻击鲍罗廷，说鲍罗廷认为“我们如果试图在湖南开展土地革命，势必立即与很有影响的势力发生冲突。”
他攻击鲍罗廷，说鲍罗廷轻视工农群众，称广州无产阶级为“粪土”，称上海无产阶级为“棉花”，认为革命不能受“他们的约束。”
他攻击鲍罗廷，说鲍罗廷认为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没有中间政权，即没有“民主专政”，而这是同共产国际决议案主张“民主专政”的观点相矛盾的。
他攻击鲍罗廷，说鲍罗廷认为“我们如果支持农民的彻底土地革命，就必然要反对国民政府，因之必然导致武装暴动，而那是非常危险的。”他说，鲍罗廷和陈独秀劝告我们不可支持农民的彻底土地革命。
这里，他把陈独秀附属于鲍罗廷。此外，还有一处他把陈独秀附属于鲍罗廷。他说，“鲍罗廷、陈独秀等人宣称他们同意立即进行北伐。”他说，这就是“支持小资产阶级回避执行革命政策的行动。”
罗易也有两处单独攻击陈独秀。他在一处说：“陈独秀同志说，革命不能在武汉等死。”他在另一处说：“今天早晨陈独秀同志说，目前的迫切任务不是深入革命，而是扩大革命。”他说：“这就是我们观点中的真正分歧：是深入革命，还是扩大革命。”
显然可见，罗易攻击的主要是鲍罗廷，不过因为陈独秀附和鲍罗廷而连带攻击陈独秀罢了。从单独攻击陈独秀的两处看来，陈独秀并无超越于鲍罗廷的意见。
但是，陈独秀和鲍罗廷是两个不同的人。鲍罗廷不过是苏联政府的一个官吏，除了执行苏联政府命令之外没有自已的主见。陈独秀则是一个革命家，他遵守革命的纪律，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他曾对共产国际的指示产生怀疑，而且依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于执行此指示的同时提出他的不同意见。
我们试看，陈独秀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发表的《告全党同志书》对这个时期的斗争是怎样说的。
陈独秀一开始就承认了他“忠实地执行了国际领导者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的机会主义政策，使中国革命遭了可耻的悲惨的失败。”他绝不推卸自已应负的责任。他说：“当时中央负责同志尤其是我，都应该公开地勇敢地承认执行过这种政策毫无疑义是彻头彻尾的错误。”接着，他就历叙自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以来他几次提出纠正错误的建议未被采纳而自己只好屈从的经过。
一九二二年共产国际派马林来中国召集“西湖会议”，提议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当时出席的五个中央委员（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尚德）一致反对；可是，到了马林拿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这张王牌时，陈独秀及其他中央委员只好屈从了。
一九二五年十月，中央在北京开扩大会议当时针对戴季陶发表的小册子，陈独秀建议“我们应该即时准备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可是国际代表和其余中共委员“一致严厉地反对我的建议”，陈独秀只好屈从了。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事变之后，陈独秀主张武力对抗，派彭述之去广州同国际代表商量，国际代表反对，只好作罢。陈独秀向国际报告，以个人名义建议“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国际反对，并由布哈林在《真理报》上严厉批评退出国民党的意见。陈独秀只好屈从。
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准备武装暴动期间，中央开扩大会议，陈独秀提议无产阶级在末来的上海革命政权中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但“国际驻上海的远东部一致反对我的意见”。陈独秀只好屈从。
一九二七年北伐军占领上海以后，陈独秀派彭述之去武汉向国际代表和多数中央委员提议攻打蒋介石，但他们不理会，反而速电催陈独秀去武汉，在武汉解决问题。同时，国际又来电报告诫“勿与蒋介石军队冲突”。陈独秀只好服从国际政策与汪精卫联合发表宣言。
一九二七年陈独秀应催于四月间来到武汉，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只有两条道路：不是我们放弃领导权，便是我们同他们决裂。会议对他的意见默不作声。“马日事变”后，陈独秀又在政治局会议上两次建议退出国民党。最后一次他说：“武汉国民党已跟着蒋介石走了，我们若不改变政策，也同样要走上蒋介石的道路。”当时只有两个人有反应。任弼时说一声：“是的呀！”周恩来说：“退出国民党后，工农运动是方便得多，可是军事运动大受损失了。”其余的人仍默不作声。陈独秀同瞿秋白单独谈这个问题，瞿秋白回答说：“宁可让国民党开除我们，不可自己退出。”陈独秀又同鲍罗廷单独谈这个问题，鲍罗廷回答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许。”陈独秀又只好屈从了。
陈独秀说：“我自始至终都未能积极地坚持自己的提议，一直到此时实在隐忍不下去，才消极地向中央提出辞职，其主要理由是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由此又可见，陈独秀是自己辞去总书记职务的，不是八七会议撤销他的职务的。)
这一切，罗易在他的文件中都只字不提，只是说陈独秀追随鲍罗廷反对他而已。毛泽东同斯诺谈话也只字不提这一切，只说：“鲍罗廷站在陈独秀右边一点点，共产国际代表印度人罗易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两人左边一点点。”
可是，无论是罗易或毛泽东，都认为鲍罗廷是比陈独秀更右的。因之，如果有“右倾投降主义”的话，那么在中国应负这个路线的主要责任的，自然是鲍罗廷，而非陈独秀。
陈独秀本人却是自始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加入后又屡次建议退出国民党，以解除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政策的拘束。如果陈独秀能够坚持自己的主张，不屈从国际的路线，那么对于他说来，就没有什么害怕同国民党决裂而去限制农民土地革命的问题。陈独秀在共产党政治局的立场，同法国共产党总书记特兰在中国小组三人委员会的立场是相似的：两人都不得不为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放弃自己的主张。至于问，陈独秀为什么要站在鲍罗廷一边反对罗易呢？那是因为陈独秀在政治斗争上比罗易更有经验。既然“莫斯科必不容许”退出国民党，那就是表示罗易的路线是行不通的。
可是，革命失败以后，人们就把这个“右倾投降主义”的责任完全推给陈独秀一人担负了。一直到今天还有人这样说。其实陈独秀自己并不推卸他执行这个“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他不过要求“彻底认识这个机会主义政策之内容及其原因结果是些什么，并且毫无顾忌地暴露出来，然后才可望不至继续过去的错误。”
鲍罗廷的路线错了，罗易的路线也未必对
鲍罗廷实行的是一个“右倾投降主义”的路线，这在前面已经说明了。但与鲍罗廷多方面对立的罗易，他的路线是正确的么？
不，罗易的路线也是错误的。从表面上，从形式上看来，我不能说罗易实行的也是一个“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但从内容上，从实质上看来，罗易的路线必然导致“右倾投降主义”。
上引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尚有下文。毛泽东接着说：“可是，他（罗易）只是站着而已。他能说会道，而且说得太多，却提不出任何实现的办法。”我想这几句话的批语，罗易有知也不会接受的。
我们能够要求罗易拿出什么办法来呢？他有职无权。他不能支配鲍罗廷。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并不尊重他。他在中共第五次大会上第一次发言之后，张太雷就在大会上反驳他。张太雷说：“因为共产国际指责我们有右的倾向，我们难道必须投入另一极端么？”意思就是说罗易的主张“太左了”。这是罗易自己说的，见第十一号文件。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中也说了一件事：“马日事变”后，国际代表罗易说了一声：“国民党中央已经是反革命了”，李立三马上红着脸，提高了嗓子抗议道：“罗易同志说这样的话，简直是送棺材给中国党！”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却不是这样对待鲍罗廷的。为什么？因为鲍罗廷有实权。蔡和森在《机会主义史》中说：“老鲍于武汉军队撤回之后又竭力拉拢唐生智经营东征，以为唐生智野心勃勃，未得东南之时还不至与我们决裂。他再三申言：‘我的箱内还有草（指苏联给武汉政府之借款），他（指唐）还要吃我的草，还不至于跑掉’。”这个“草”是归鲍罗廷支配的，不是归罗易支配的。鲍罗廷自始就支配着“草”。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中说：“国际代表及中共代表进行国民党改组运动差不多有一年，国民党始终怠工或拒绝。孙中山屡次向国际代表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国际代表马林因此垂头丧气而回莫斯科。继他而来的鲍罗廷，他的皮包挟有苏俄对国民党巨量物质的帮助，于是国民党始有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的改组及联俄政策。”由此可见，苏联的“草”只掌握在鲍罗廷手里，鲍罗廷用此“草”不仅喂唐生智、汪精卫，而用此“草”喂过蒋介石，甚至喂过孙文。国民党的改组大会，以及大会上通过的联俄政策，原来都是此“草”的功效！马林、罗易、伍廷康、加拉罕，都未曾掌握此“草”。此“草”可见威力很大，但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也已证明了此“草”威力是有一定限度的。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在罗易和鲍罗廷的斗争中，谁掌握了此“草”，谁不掌握此“草”，仍是有决定作用的。蔡和森在《机会主义史》中说了一件故事：革命临失败前，湖南省委曾通告各县发动反对国民党中央的运动，并准备在湖南武装暴动。已经派军事同志去湖南了。军事同志出发前，中央一位常委讲话，说此次是要对付整个唐生智的。中央和国际也合组一个“湖南特別委员会”来指挥这次暴动。特别委员会开了几次会，外国同志修改暴动计划，终于改不好，连已经决定拨给的专款（即所谓“草”）也没有发出，“于是军部周恩来同志与罗易大闹一场，取消此委员会。”为什么周恩来要与罗易闹呢，“草”并非掌握在罗易手中？毛泽东和蔡和森都说罗易比鲍罗廷更左，蔡和森文章中且有几处说罗易与鲍罗廷斗争时，在许多问题上罗易是“对的”，但两人都指责罗易提不出“办法”。这个指责却是不公平的。在那种情况之下，罗易能够提出什么“办法”呢？
可是，罗易与鲍罗廷斗争中终于失政，也不仅出于他有职无权。他的路线，或如蔡和森说的，他的“原则”，本身就是行不通的。
罗易从莫斯科背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的《中国问题决议案》到中国来，而这个决议案就包孕着先天的缺陷，因之没有生命。
这个决议案作为第一号文件收录在这本《罗易赴华使命》内，它写得很漂亮，强调“土地革命”。它说：“现时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发展着重在土地革命之上。”它说：“在现时革命发展的过程阶段里，土地问题开始紧急起来，成为现在局面的中心问题。”它说：“不去勇敢地接受土地问题，以拥护农民群众客观的一切政治与经济要求，这才是革命的大危机。”
这些话都说得很好，很革命。可是，在另一章，这个决议案还说了另一方面的话。“共产党离开国民党的观念，是错误的。中国革命的整个发展过程，它的性质及其前途，均需要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并加紧在其中的工作。”这里，显然说“中国革命的整个发展过程”（而不是这个过程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发展阶段）都需要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按：谭平山在此次全会上的发言已经说了这个意思，而且不是分别来说的，而是联起来说的。他说：“我们必须维护农民的利益，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维护和巩固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
一方面强调“土地革命”，强调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另一方面强调共产党必须留在国民党内，在整个革命过程中都必须留在国民党内。但如果这两个方面的“强调”发生了矛盾，要进行土地革命就必须退出国民党，要保持在国民党内就必须放弃土地革命，——到了这个二者不可兼得的时候，那就怎么办好呢？是舍鱼而取熊掌呢，还是舍熊掌而取鱼呢？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七次全会的《中国问题决议案》，对此默不作声，好像熊掌与鱼始终能够兼得的。这就是这个决议案天生的缺陷，它的“阿奇尔之踵”（Talon d’ Achille）。如果说“言必称希腊”是洋派，不好，那么中国民间传说也有典故可引，即据说练“铁布衫”的人，可以练到全身刀剑不入，但全身中必有一处特别脆弱，禁不得一点刺激。凡练“铁布衫”的人最后必将死于这个“缺陷”的。
决议案可以回避这个关键问题，但现实历史无法回避这个关键问题。可以说罗易背着这个决议案踏上中国土地，立即就面对着这个关键问题。到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时，历史就把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了。我们上面已经说过，第八次全会的“中国小组委员会”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他们舍熊掌而取鱼，为了能够留在国民党内不惜去“限制”农民的土地革命。
编这本《罗易赴华使命》的两个美国人，罗伯特·诺思和津尼亚·尤丁，在本书的序言中也说：“支持国民党和支持土地革命，两者是对抗性的，互相排斥的政策，这是共产国际立场上的弱点所在。共产党人本来可以选择其中这一个方针或那一个方针。如果企图两者兼顾，最终只会陷入困境，如后来接踵而至的重大事件所证实的那样。”他们又说：这个“自上革命”和“自下革命”到五次大会期间“已经发生正面冲突。”这本来是很明显的道理。七次全会那个决议案的授意者难道预见不及此？他们为什么在决议案中不预先暗示到了那个时候如何取舍呢？根据种种迹象不能不想到：斯大林、布哈林预先就准备着到了不能不取舍的时候，就要为了能够留在国民党内而背叛土地革命的。为此就不妨把七次全会的中国问题决议写得漂亮，不妨强调土地革命，强调无产阶级“领导权”，不妨让罗易去中国执行一个与鲍罗廷对立的路线。
所以我们上面说：鲍罗廷的路线是实体，罗易的路线是影子，前者是主，后者是宾。未到取舍关头，尽可以放手让罗易去实行土地革命路线，到了取舍关头，那就要鲍罗廷来实行无论如何必须留在国民党内的路线了。
罗易自己说，七次全会的决议案是他写的（事实上不是，我们后面还要说到），难道是他自己故意制造这个“阿奇尔之踵”么？他真是“愚蠢的”么？总之，即使他在写作时候和背上时候是那么愚蠢的，可是到了中国着手实行时候，他就睁开眼睛，与斯大林、布哈林相反了。他并不那么蠢。
革命失败前不久，六月间，中央最高决策机关争论时，罗易明白说出他对于武汉政府的评价。六月九日会议上，他说：“把现在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称作左派，是个错误。”又说：“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武汉的所谓左派集团同南京没有多少差别，现在他们都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又说：“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正在向反革命方面发展。”又说：“这个国民党已成为反革命的工具，完全支持军阀的血腥行为。”又说：“在这种时刻，同小资产阶级联盟问题已失去其政治意义。”六月十五日会议上，他说：“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本身不是目的。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并与它合作，是为了发展国民革命。如果国民党不再是国民革命的机构，那么我们对它的态度和策略就须根本改变。”他反驳鲍罗廷，说鲍罗廷“显然认为国民党还是致力于革命的，他坚决认为把现在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看成反革命，是个错误。”又说：“共产党如果采纳鲍罗廷的建议，就是为反革命效劳。”由此可见，罗易的立场是很明白的：到了不得不取舍的关头，罗易便主张彻底实行土地革命，而不惜同国民党决裂，不惜离开国民党而抛弃所谓“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如谭平山说的。
可是，罗易终于不能贯彻他的主张。因为他的对手不是鲍罗廷，更不是陈独秀，而是斯大林、布哈林，他们已经在莫斯科决定了，为了“维护和巩固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为了“共产党能留在国民党内”，不惜去“限制”土地革命，即背叛农民。
但本书的第三十七号文件，——据两个美国编者的注释，也是罗易写的，却表示了不同的立场。在这里，罗易提出问题：“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并在革命的最初阶段同国民党联合的政策，是否正确？”他自己回答道：“这项政策的一切后果表明，回答必须是绝对肯定的。”这话好像说的是“革命的最初阶段”的事情，其实不是，因为后面还有如下的话：“当资产阶级分子背叛革命的时候，支持作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包括叛变的资产阶级）的斗争机关的国民党左派尤为必要。”接着便强调小资产阶级在中国的重要性，说小资产阶级支持国民党，说农民运动是在国民党保护下发展起来的，说国民党在工人群众中也享有很大威望。然后做出如下的结论：“在这种情形下，共产党必须留在国民党队伍中，并使国民党成为一切革命民主力量团聚的中心。这就是武汉时期的策略。这时国民党仍然是国民革命的党，共产党不能同国民党破裂，因为它遭受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攻击。群众仍然信赖国民党，同国民党破裂将在群众中造成混乱。”
我们试拿上面所引罗易在六月九日和十五日发言中说的话来同这里说的话相比较，显然可以看出这里说的话决非出于罗易之口，倒像出于鲍罗廷之口。不仅是结论不同，而且是论证方法不同。罗易作出了同武汉国民党决裂的结论，是因为这个国民党也反对土地革命，而这里则只字不提土地革命了。
也许有人说，这个文件以后好久才写的，那时罗易的思想改变了，变得同鲍罗廷一样了。我们自然不能否定罗易思想改变的可能性，可是也是以后好久才写的罗易的《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却表明罗易的思想并未改变，那里，罗易说，七次全会的决议案是他写的，当时惟有他提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即说：“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必须制定新的方针，而不应迷恋于国民党的联盟。”这话含有自我吹嘘的意味，因为那个决议案并非他一人写的，而决议案也没有“不应迷恋于同国民党联盟”的意思；但这话至少可以证明，当罗易写他的《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时仍旧保持着为土地革命而不惜与国民党决裂的思想。
那么这个第三十七号文件是从哪里来的呢？据那两个美国编者说，一九二九年莫斯科的国家出版局曾把罗易从中国带回来的文件用俄文出版，书名为《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出版时，罗易写了一篇序言放在书的前面，那两个美国编者把这些文件译成英文出版时才把罗易写的这篇序言改名为《结论》，移置于书的最后面，作为第三十七号文件。但那两个美国编者并未说明他们根据什么而断言这篇序言是罗易写的。
我们仔细研究了这篇序言（即《结论》）之后认为它不是罗易写的，而是一个俄国人写的。文章的内容显然是在托洛茨基反对派攻击斯大林错误路线面前替斯大林辩护。序言首先就说：“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及其在各国的追随者说，共产国际的错误的‘机会主义’的政策招致了中国革命的失败。”后面就长篇大论替共产国际（亦即替斯大林）辩护。某些辩护的话也是熟悉中国情况的罗易决不会说的。例如，序言说：“几乎所有共产党的第一流领袖都来自国民党队伍，并带来国民党的改良主义传统，这一点是不能忽视的。”试想罗易能够说这话么？“共产党的第一流领袖”，除谭平山外，都不是来自国民党队伍的。试想，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国焘、蔡和森、彭述之、李立三、刘少奇、毛泽东等在那次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人，是从国民党队伍来的么？如果说他们本是共产党员，后来依照国际指示才个别加入国民党，不是更确切的么？
七次全会的决议案是机会主义的
罗易自夸这个决议案是他写的，那两个美国编者则表示坏疑。他们说，罗易在《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书中说这个决议案是他所写，但一九五一年罗易与本书编者之一罗伯特·诺思谈话则有所不同。原来，国际委托布勃诺夫、拉斯考尼可夫、伍廷康三人起草这个决议案；起草好，斯大林认为不能用，便要布勃诺夫、布哈林、罗易三人重新起草。这个草案被采用了。那两个编者则认为最后通过的决议案接受了许多“专家们”的意见，而在全会上为此问题发言的除了罗易以外还有布哈林、谭平山，以及斯大林本人。所以我们固然不能否认罗易的思想在这个决议案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但整个决议案反映的还是斯大林、布哈林的思想。斯大林、布哈林把罗易的思想纳入他们二人的思想体系中，或宁可说他们利用罗易的思想和言辞来掩盖他们的思想的机会主义本质。归根到底，罗易的思想本身也是机会主义的。
上面，我们说了罗易和鲍罗廷之间的分歧，这里我们就要说他们二人之间的一致了。他们二人之间一致的思想，正是七次全会决议案的基本思想，亦即是机会主义的思想。
这些机会主义的思想有一个特点，即它们都能利用列宁过去的著作来替自己辩护的。
第一，决议案本身虽未提到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的《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不言而喻是以这个提纲为基础的；罗易在中共五大上报告这个决议案时仍不能不提到这个提纲。当时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所采取的整个路线都是以这个提纲为基础。可是，共产国际用的是断章取义的手法。它只采取了共产党应该支持落后国家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这个原则，而不顾同时提出的对此原则的限制。提纲说：“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列宁在大会上报告这个提纲时也说：“只有在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的解放运动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时候，在这种运动的代表人物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才应当支持并且一定支持这种运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大会就是依照这个原则及其限制而通过民主革命联合战线政策的决议的。这就是说，我们只要同国民党联合战线，即党外合作。二次大会后国际和中共依此原则同孙文谈判，孙文拒绝了，他只许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而不承认党外合作。于是开始了机会主义。国际派马林来中国，召开“西湖会议”，建议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当时全体中央委员都拒绝这个提议，因为它违反了《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规定的那个限制，即如此一来中共就不能保持独立性了。马林拿出“国际纪律”这个法宝，才通过他这个提议。马林对于那个限制是怎样说的呢？他说，国民党不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党，根本上不是一个政党，而是几个阶级的联盟，我们加入进去就可以占有这个联盟。整个革命的失败就是由此而来的。好像给某一事物改变了名称，就可以改变这个事物的性质！国民党究竟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党，还是四个阶级的联盟，或者是一个“空房子”。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今天报刊上也都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党。（但还不知道是说国民党自始就是资产阶级的党呢？还是说共产党退出后才是资产阶级的党呢？)
无论罗易，无论鲍罗廷，无论当时中共的领导人，都接受了这个“四阶级联盟”的理论，七次全会那个决议案也正是建立在这个理论之上的。
第二，提纲提出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的理论，罗易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报告国际对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时也特别强调这个理论。他说这个理论是列宁提出的，并引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讨论民族殖民地问题时的发言为证。罗易说：“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是列宁同志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指出殖民地国家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时提出来的。”
什么叫做“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呢？逻辑书上反对事物定义包含否定词，因为如此构成的概念是不明确的。在社会发展史上说，奴隶主义，封建主义也是“非资本主义”。决议案说：无产阶级，农民以及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专政的国家“将成为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之时期中的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政府。”如此说来，“非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了。那么为什么不直接说“社会主义”呢？是不是害怕“社会主义”四字会吓跑“联盟”的其他成分呢？可是，根据罗易在中共五大上的解释（见第十四号文件）非资本主义又不是社会主义。他说：“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案，中国革命的最近前途不是社会主义，而是非资本主义的发展。”接着他有详细的发挥。大意说：社会主义需要中国经济发展上升到适当的水平。怎样能达到这个水平呢？不需要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原则”，但可以利用“资本主义方法”。于是他又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原则”或“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与“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不是一回事”，这是两件本质上不同的事情。真是越说越支离。罗易引苏联的经济发展为例，他却忘记了列宁从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就明白主张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要发展“国家资本义”。他并不区分资本主义方法和资本主义制度。他曾说：“在过渡时期中，既有资本主义的，也有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事实上采用“资本主义方法”来发展经济，哪有不包含“资本主义剥削”之理！
现在，我们试看罗易说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说的“非资本主义前途”是怎么一回事。列宁在所作《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的报告中说：“在一切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我们不仅应当组成能够独立进行斗争的基干队伍即党的组织，不仅应该立即宣传组织农民苏维埃，设法使这种苏维埃适应资本主义前的条件，而共产国际还应该指出，还应该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原来如此。这里列宁并没有说什么“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他说的只是对于那些已经成立苏维埃但经济发展尚处于“资本主义前的条件”的落后国家和殖民地而言的。这些本来没有资本主义的地方就可以“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不必再去发展资本主义了。列宁这话怎么能够套用于当时的中国呢？当初民粹派也是说落后的俄国可以不必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列宁当初反驳他们，是列举种种事实和数据说明俄国已经发展了资本主义。对于二十年代的中国，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已经发展了资本主义。不必学列宁那样列举种种事实和数据来说明，我们只消指出中国已经出现了无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已经推出了先锋队，这个先锋队已经领导了全国最大城市的三次暴动，就够了。中国无产阶级正在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的领导权，中国不仅要成立“农民苏维埃”，而且要成立“工人苏维埃”。在此情况之下，怎么还要讨论中国要不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呢？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已经发展了么？
可是，共产国际七次全会还在谈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问题，罗易、鲍罗廷，以及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也都在谈这个问题。五大会场上还挂着红布标语：“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
顺便说说，别人谈这个问题倒还罢了，罗易谈这个何题则是不可解的。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罗易在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之外提出了若干条“补充提纲”。为什么要“补充”提纲呢？斯大林解释说：“为的是从那些没有工业无产阶级的落后的殖民地国家中特别划出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因为不能断言这两个国家‘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你看一下这个《补充提纲》就可以了解那里主要是指中国和印度。”（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几个问题》）这就是说，列宁的提纲所说的“一切殖民地和落后国家”都是指那些“几乎设有工业无产阶级”的地方而言的，罗易的提纲则提出中国和印度不同于列宁心目中的“殖民地和落后国家”。大会的专门委员会同意罗易的提法。因此罗易应当想到上引列宁那段话只能适用于那些“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的国家，而不能适用于中国。
第三，决议案是建立在“阶段革命论”之上的。从许多问题上都可以看得出来。罗易、鲍罗廷以及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发言，都是以为当时的中国革命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革命任务没有完成便谈不上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一点上，他们也能从列宁著作中找到根据。一九一七年以前，列宁确曾认为俄国革命须待完成资产阶级民主任务以后才能开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不错，一“完成”就要“开始”的，中间不能停顿，但仍旧是两个不同的阶段，有各自的任务，不能相混。
他们有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以前的话可引，却不愿引列宁一九一七年回国以后的话，尤其不敢引列宁一九二一年《十月革命四周年》中那段有名的话，列宁说：“我们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作为我们主要的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工作的‘副产品’顺便解决了。”这话就是说，在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中并非先解决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然后开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恰好相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问题尚未解决，俄国就开始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后一革命的过程中“顺便”解决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我们看见，一九一七年十月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夺得了政权，已经占领银行和管理工厂了，但俄国最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问题，即没收地主土地问题尚未解决，到一九一八年夏秋之间城市无产阶级才帮助乡村贫农起来解决土地问题。这就是不断革命论。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也适用这个不断革命论。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违反了这个理论，以致碰得头破血流。
第四，决议案承认中国革命为世界革命的一个不分割的部分，却否认中国革命本身的社会主义性质。它承认中国革命可能超出资产阶级政权范围，却否认无产阶级专政。
围绕着这个问题，罗易和鲍罗廷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罗易主张先在南方建立一个巩固基地，然后出师第二次北伐。鲍罗廷则主张立即北伐。鲍罗廷认为在南方立巩固基地，是不可能的，“是一种幻想”。要建立巩固基地，除非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的。罗易反驳说：“鲍罗廷的理论认为，巩固东南几省的民主政权，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无情的恐怖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很遗憾，他没有为这个理论提供证据，也没有说明支持这个理论的理由。根据这个理论，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没有中间阶段。这与共产国际决议案中的观点是相矛盾的。”罗易又说：“如果鲍罗廷说的是正确的，那么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因此也包括世界革命）的概念就是错误的了。”
从表面上看来，好像在这场争论中鲍罗廷是正确的，罗易是错误的。因为鲍罗廷看出了，要在南方即东部和南部各省建立巩固基地，总之要求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采用无情的恐饰，而罗易根据共产国际决议案，说鲍罗廷忘记了“无产阶级，农民以及其他被剥削阶段的民主专政”，因之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但就其实质说，鲍罗廷同罗易一样都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而主张民主专政的。鲍罗廷不过拿“无产阶级专政”做稻草人来恐吓罗易罢了。好像说，照你的主张做法，那就非走到无产阶级专政不可，那时你就违反自己参加起草的决议案了。
决议案强调“民主专政”，当然也可以在一九一七年以前的列宁著作找到根据，可是忘记了，正是列宁回国之初就怒斥那些继续坚持“工农民主专政”口号的老布尔塞维克的。
以上不过略举几点而已，并未全举。共产国际七次全会的《中国问题决议案》正是建立在以上几点机会主义论点之上的。因此，即使那次中国革命客观上有胜利的可能，结果也必然被七次全会那个机会主义的决议案送到绝路上去。
结论
（一）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的失败，它的客观原因暂不必谈，只谈它的主观原因。那就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实行了一个“右倾投降主义”的路线。
（二）“右倾投降主义”表现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不是短期的策略性的政策，而是长期的战略性的政策，这个政策被突出到如此地步，以致为了继续保持“国共联盟”（即为了共产党能继续留在国民党内），不惜“限制”农民的土地革命，阻止工人的阶级斗争，牺牲群众运动。
（三）当革命发展到紧急关头时，面临着要实行土地革命，便须抛弃国民党这具僵尸，要继续保持“国共联盟”，便须制止土地革命的形势。当时党内发生斗争；鲍罗廷主张制止土地革命及一般群众运动，以求得继续保持“国共联盟”；罗易则主张发展土地革命及一般群众运动，不惜破裂“国共联盟”。罗易成了孤家寡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多数跟鲍罗廷走。
（四）鲍罗廷根据的是苏联政府的指示，那是出于“现实主义的”指示；罗易根据的则是共产国际的“决议案”，说得天花乱坠，强调土地革命，强调群众斗争，等等，但同时也强调共产党必须留在国民党内。苏联政府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案，表面上差别很大，基本上是一致的。决议案对于土地革命和国共联盟二者不可兼得的时候，应当如何取舍，蓄意不表示态度，那只是为了紧急关头让主宰苏联政府的斯大林作出决定。斯大林当时也是主宰共产国际的。结果，斯大林作出了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在中国作出的完全相反的决定。
（五）革命失败，总要找出负责的人。于是鲍罗廷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的责任，便加在陈独秀头上了。陈独秀只因服从上级（国际）的指示，才跟着鲍罗廷去推行这个“右倾投降主义”。他是违反自己本意去推行的。他自始就反对这个“右倾投降主义”。他当初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以后好多次他建议共产党退出国民党，都遭到国际代表和中共其他领导人的反对。
（六）这个“右倾投降主义”，不能称为陈独秀的路线。
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感谢 骨质增生的GM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