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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朱正著《瞿秋白传》的审读意见
郑超麟 遗稿
1987年10月11日-1988年2月11日
朱正按：《瞿秋白传》一九八几年开始写的时候，就得到郑超麟先生的指教。我每写好一章，即寄去请他审阅，再遵照他的审读意见修改书稿。我将把他的审读意见作为“代序”印在《瞿秋白传》前，以表示我对他的感谢和纪念。
第一章
秋白家世和少年时代，我所知不多，故对于此章没有多少意见可提。
他的父亲后来住在济南“同善社”，生活全凭秋白寄钱去维持。似乎每月寄三十元去。“同善社”是道教中的一派，民国初年很有影响，搞“扶乩”，上层社会的人信者很多。《新青年》曾有文章攻击“同善社”。
他的父亲国画似乎有造诣。解放后某年上海《解放日报》曾登载一幅国画，画家名下注“瞿秋白的父亲”。
* 清制，设湖广总督，驻武昌，管辖湖北湖南两省，在长沙另设湖南巡抚。似乎湖北没有巡抚。但湖北仍有布政、按察两司，辅佐总督。惟官制多变，我所知不多，此问题应设法考证。
* 秋白是“名士”型的人物，即俗称“才子”。凡“才子”所必备的知识和技能，他都备有。他的国画有根柢。我曾见过他的一幅山水画。他能篆刻，他的古体诗词都作得好。这样明清江南才子型人物，恰好生于中国历史上大变化的时代，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接触了十月革命，因而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家，以至于共产党的领袖。这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他做了革命领导人，却未消他才子的本质，临死还不忘显露他的才子本质。他的悲剧就在这里。中国革命的领导人中没有第二人代表此类型。所以写他的传记，需要多费一点篇幅分析分析这一方面。
才子瞿秋白，不见得是什么名师传授的，多半是自学的，即使有师友的影响，主要还是一般风气的产物。一般人认为人文最盛的是苏州，但清人龚自珍则独尊常州。龚集中有一七言古风《常州高材篇》，有句云：“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这方面的瞿秋白似乎没有研究者留意。他的旧诗词也可结集。
* 秋白父亲晚年在济南当不会十分困苦。秋白每月寄三十元去，这事，我知道。何时起，何时止，我说不上。至少一九二五，一九二六，一九二七，直到他去苏联（1928，4）以前是寄的。当时他替塔斯社写稿，收入不会少。
* 秋白母亲死后，他曾作一首七绝。见羊牧之回忆。羊牧之写错了两个字，我据诗意改正（落落误写为落上），羊牧之也接受了我的改正。提到此诗，只为的表示秋白早就会做旧诗。
* 秋白的弟妹，如不在第二章写，则应在此处写。
第二章
朱正按：第二章书稿连同郑老的审读意见都已去失。现在书中的这一章是后来补写的。
第三章
维经斯基的中文名字是李大钊取的，本是伍廷康，后来的人写为吴廷康，现在通行吴廷康，我总是用伍廷康。
*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间，政治局扩大会议开除了谭平山之后，谭平山著文大骂中共中央，特别骂瞿秋白，称瞿秋白是“研究系余孽”。我们当时并不重视这句话。现在为瞿秋白写传，应当澄清这个问题：瞿秋白出国前同研究系究竟关系到什么程度？
《晨报》是研究系的机关报，《晨报》选派的赴俄记者显然须经研究系头头同意的。这三人记者团是以俞颂华为主的，俞颂华是有名的研究系干部，回国后站在研究系立场反共。李仲武（我和他同学很久，只知道他名李仲武，但现在人家都写李宗武）当时是一个头脑简单的青年人，不久在莫斯科加入共产党，回国后又在党内做了一个时期的工作然后脱党。但他是梁启超的内侄或这一类亲戚，他也是靠研究系关系出国的。秋白难道仅仅凭借俄文的技能担负这个责任么？
* 四十年代初期，我得到一本德文的《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记录》，发现参加大会的有一个中国代表，自称是代表中国社会党的，姓名拼音近似于“劳士道”。我以为是江亢虎的化名。后来，研究史料，知道有一个华工名“刘绍周”，曾代表中国参加了共产国际的第一，第二两次大会，以为“劳士道”即“刘绍周”。现在知道刘绍周以“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名义出席共产国际大会，可以确定“劳士道”不是江亢虎，而确实是刘绍周。
* 瞿秋白给《晨报》写通信，其中竟有苏维埃俄国之“唯一的出路只有世界革命”，这样的话，这倒是我第一次知道的（我过去未看过《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但不能由此证明瞿秋白那时已经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因为苏俄的唯一出路只有世界革命——这不是托洛茨基一人的思想，当时所有的革命领导人（包括斯大林在内）都是这样想的。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的思想是斯大林一九二四年秋天才提出来的。
* 瞿秋白说：“那时候，我误会着加入了党就不能专修文学——学文学彷佛就是不革命的观念，在当时已经通行了。”
确实如此。当时，旅莫支部确实通行这个观念。好多喜欢文学的青年只好放弃文学去学习政治。似乎不仅旅莫支部有此观念，整个俄国共产党都是这样的：文学是政治的附属品或政治的工具，文学必须为政治服务。
* 这个三人记者团到俄国不久，俞颂华就到西欧去了，瞿秋白和李仲武都加入中国共产党。
* 彭述之回忆录第一卷中说到瞿秋白在莫斯科的情况。彭述之的回忆多不可信，尤其对于瞿秋白的回忆更不可信。但不妨译下一部分，聊备一说。
以下是按彭述之回忆录第一卷法文本第268页及以下几页摘译的：
当我一九二一年九月间来到莫斯科时，我对于李仲武和瞿秋白二人一无所知，从未听人说起他们的姓名。罗亦农第一个同我谈起他们的，而且带我去见他们。
瞿秋白给我的印象很不好。他那时不过二十岁，但因柔弱多病，使人看不准他究竟多少岁。他的姿态，举止，谈吐，使人想起了旧中国的书生，五四运动正是要反对这一类的书生。他的面孔是扁平的，没有血色，瓜子形，有些褐斑，鼻子很小，牙齿是黑的，因为他香烟不离口，同你谈话时也抽烟。最使我反感的，是他毫不坦率。同他谈话很困难。一句明白的话，他总要咬文嚼字，转弯抹角说出来。从一九二一年底起，瞿秋白总要以其矫揉造作的姿态向所有的人表示：他是上等人，是有学问的，是当代的大人物。
不仅我个人对他有反感，东方大学所有的或差不多所有的中国学生，对他都有反感。他不仅不肯搬到东大来，同我们在一起生活，而且不屑参加我们举行的集会。他还是到东大来的，但那只给我们当翻译，或者来招待重要的客人，他们参观东大的中国班，或者是苏联政府中人，或者是外国人，例如马林，罗易，他那种高贵的姿态好像炫耀学问，使我们每个人看见都不舒服。别人简直不可能同他交朋友，同他平等相处。
以上是彭述之回忆录中的话。我一九二三年四月间来到莫斯科时，瞿秋白已经回国了。但我在国内同他相处三年多，觉得他还是平易近人的。莫斯科学生蒋光赤至少同他交了朋友。
第四章
第1页一一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有另一种说法，即说：一九二〇年秋间，中国共产党就在上海成立了，然后由陈独秀写信去北京，要李大钊成立组织，北京组织再派王尽美和邓恩铭在济南成立组织，陈独秀又派人去汉口找董必武成立组织，并写信去长沙贺民范（或明范）成立组织，以后他自己在广州成立广州组织。这些组织都叫做“共产党”，并没有什么“共产主义小组”名称。听说，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否定有什么“共产主义小组”名称和上海的“共产党发起组”名称，以为这二个名称都是以后追加的。次年，马林来到中国，才把各地方组织召集起来，开一个代表大会。即使没有这个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也已成立了。我希望弄清楚这个问题。问题，这里，不在于改变建党的年份，而在于历史上究竟有无“共产主义小组”、“共产党发起组”一类的名称。至今未发现文件证明有这二个名称。原稿有此二个名称，不妥。如果不能完全弄清楚这个问题至少应当用“共产党组织”（普通名词）来代替“共产主义小组”（固有名词）。
第15页——此页以前以很多篇幅写“国共合作”的来历，是必要的。“国共合作”路线，与瞿秋白有极密切的关系。必须在瞿传中详细说。为此，我建议说得更详细一点。首先，要补充一件事实，即在二大以前，马林就提出要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建议了。陈独秀率先反对。陈独秀写信给魏金斯基，提出五六点理由反对加人国民党。见杨云若所编《中国革命纪事》。此事，陈独秀在其告同志书中未提，但可靠的。陈独秀的反对理由，并非从马克思主义原则立论，而是说国民党本身腐败，不革命，不能加入其中。理由见杨云若书：
二大没有采纳马林的建议。因此二大开后马林再来中国强迫推行他的建议。西湖会议通过陈独秀的告同志书。西湖会议之后就实行这条路线了。三大的谈论和决议不过形式而已。但在三大上，陈独秀信守自己的诺言，并未提出反对，蔡和森和张国焘则不管他们在西湖会议上已经屈服，在三大上仍提出反对。瞿秋白则是三大上最卖力拥护这个路线的代表。我曾见李汉俊在三大后写给瞿秋白的一封长信，反对此路线。
第23页——突出说明瞿秋白第一个主张无产阶级在中国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很对。除了季刊第一期的发刊词中，第二期也有一篇文章发此议论。这里使人感觉奇怪：为什么一面强调中国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一面又卖力拥护加入国民党的政策？这种加人是有条件的，即共产党必须服从国民党的纪律，不可批评三民主义，等等。在此条件下，无产阶级怎能发挥它的领导权呢？
第25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接转变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一一这是列宁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前的不断革命论。
同时侵犯封建主义的所有制和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一一这是托洛茨基一贯的不断革命论。
第28页——国际对于中共三大曾有指示，其中说：在中国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占有领导地位。此指示不知是否三月训令？瞿秋白的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论，不知写于此国际指示以前或以后？我想，秋白是独自做出结论的，不是抄袭国际文件的。
第31页——瞿秋白是否三届中委，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自己以及别的许多人一贯认为瞿秋白当选为三届中委，但前几年有人根据文件，证明瞿秋白在三大上并未当选为中委。请注意弄清楚这个问题。
朱正按：《瞿秋白传》定稿根据《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所载历届中央委员名录，写明瞿秋白是四届、五届、六届中央委员，不是三届中央委员。不过书中所引材料，如陆定一1955年6月18日的报告、中共中央紀律检查委员会1980年9月15曰的复查报告都说瞿秋白是三届中委，本书都按照原文未加改动。
第35页——瞿秋白在三大前后写的几篇理论文章，表示当时中国革命问题只有他一个在那里思考。中国革命问题最根本的是：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问题。当时，中共的领导人只有秋白精于俄文，他参考了列宁在1905年革命前后写的那些小册子和文章，从中做出适合于中国革命的结论。陈独秀，李大钊和蔡和森等人都不懂得俄文。当时列宁这些小册子和文章也都未曾译成中文出版。秋白在三大前后的理论文章，没有一个论点是超出于列宁文章之外的。这些瞿文论点，当时人惊为新奇，现在不熟悉列宁1905年前后著作的人，也惊为新奇，不知道他写的全是列宁1905年前后的论点。1917年革命后，对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关系问题，列宁已改变论点了。
第76页——那几年，中国发生了几次重要的“论战”，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是其中最重要的。这里详细介绍瞿秋白参加此论战所写的文章，是必要的。但要提到陈独秀。当时，共产党参加此“论战”的，有陈独秀和瞿秋白二人，陈独秀的文章影响更大（见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中陈独秀写的序）。
第78页——参加国民党，服从其纪律，根本是错误的。中共领导人被迫接受此政策，但某些人内心不以为然。蔡和森，张国焘，在三大上不敢反对加人国民党，但坚持中共独立做工人运动。瞿秋白则主张：连工人运动也归国民党做。陈独秀在三大上也是这样主张的。陈独秀是无可奈何这样主张，瞿秋白则是心安理得这样主张，因为当时的国际精神正是如此。而这是错误的。国民党改组后，中国革命发展，国际改变态度，强调工人运动的独立性，即中国单独做工人运动，陈独秀当然赞成，瞿秋白反对，他一九二七年春在那本书中说：这是后退一步。其实，应当说：这是前进一步。
一般说来，当时在党内，在国共关系问题上，瞿秋白是站在右的立场，即主张对国民党的压力让步。
第82页——关于一九二四年夏间广州国民党会议的事件，这里所记，基本上正确，但枝节有出人。瞿秋白写信向中央请示：要不要答应孙文的条件。中央回信未到，他就附和鲍罗廷答应下来了。为此以后受了中央的指责，他表面服从，心里不服。一九二七年，他在《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中还认为此事，他是对的，中央是错的。他认为老孙提出条件，是为了对付右派进攻的，他答应此条件是为了支持老孙一派。事实上，当时决定问题的是鲍罗廷，瞿秋白不过是鲍罗廷的橡皮图章罢了。
第86页——一九二四年秋，共产国际派回中国的一批留苏学生，是为发展中国工作的，不是为了开四大。
这批回国学生中无李求实，李求实恰在此时才去苏联读书。
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理论，瞿秋白已在《新青年》季刊第一、二期中提出了，但没有引起人注意，没有大会通过，没有国际承认，一九二四年秋彭述之从莫斯科带回来的同一理论则是国际提出的（不是国际抄袭瞿秋白文章的）。
第88页——一九二四年秋，上海大学内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社会上也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天后宫的斗争是社会上的斗争，不是上海大学内部的斗争，不管有无英国文学系国民党学生混迹其中。
第90页——记秋白和杨之华结合事，太简单了。此事应当写得更详细些。不久以前，我在什么报刊上看见一篇记事，说二人正在恋爱时，杨之华逃回萧山去，不久秋白追去萧山，在那里同沈剑龙见面，三人一起谈判，以后秋白又带之华去常州，看他的老家。我忘记此是什么报刊。
丁玲回忆秋白的文章，有一种说法，说秋白后来对王剑虹感情不好，王因而生病。丁玲暗示：那时秋白已爱了之华，怀中有之华照片，故冷淡了王剑虹。我一九二五年曾同友人（蒋光赤？）去四川会馆（在虹口公园背后）看王剑虹的棺柩。
他们三人在民国日报上登载的三条启事，我托人从民国日报的影印本抄来了，兹抄给你，见后面。此启事当时轰动了社会。上海“小报”之王《晶报》，它的主编丹翁（张丹斧，扬州人〉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其中瞿秋白写成翟春红，杨之华写成柳是叶，沈剑龙写成审刀虎，沈玄庐写成审黑店，上海大学写成下江大学。可惜《晶报》没有影印本，不能抄出这篇文章。
党内同志对于三条启事惹出满城风雨，颇不直秋白所为。
你的《传》多写秋白的恋爱故事，我很赞成，由此可以看到秋白生活的一个重要侧面，此外也可以使《传》增加“可读性”，不会写成干巴巴的。何况瞿秋白生平本有好多有趣味的事情可写。
关于秋白和丁玲的关系，也可以写得很多。丁玲自己是绝对不写的，但从她的小说中可以找到蛛丝马迹，外人也有许多传说。
以下是三个“启事”原文（从《民国日报》影印本抄来）：
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甲子年十一月初一日）
上海民国日报广告栏
杨之华 沈剑龙 启事 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脱离恋爱的关系
瞿秋白 杨之华 启事 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恋爱的关系
沈剑龙 瞿秋白 启事 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朋友的关系
第五章
第2页——此次战争系孙张段三角同盟，浙江督军卢永祥是段祺瑞的势力。此处没有说清楚，使人觉得段祺瑞突然出现。南方战线上卢永祥打不过直系的齐燮元，段祺瑞叫卢永祥拼命再支持几天，直系内部会有变化。这是表示，冯玉祥倒戈以前就已同段张二人联络好了。不幸，卢永祥支持不下去，于冯玉祥倒戈以前就被齐燮元打败，以致老段全无武力，在新政权下做个光杆军阀。
第3页——老孙北上事，中共中央反对没有用，鲍罗廷代表苏联支持了此行动。老孙北上时先到上海，住了几天，会见一些人，但陈独秀不去见他。他由上海去了日本，在日本发表演说，鼓吹大亚细亚主义，然后由日本到天津。老孙到京后，当时党办的上海书店出了一本书，似名为《孙中山先生北上言论集》，系把他一路上的言论从报纸剪下来集成一本小册子。不是用党的名义出版，而是上海书店自己出版。我记得定稿时我去上海书店楼上，看见陈独秀也在那里。他主张把老孙在日本鼓吹大亚细亚主义的演说删去。
以上我是联想出当时的事情，写下来的。与瞿秋白无关。瞿秋白此时忙着恋爱，似乎未对这种大事表示意见。
第4页——老孙到北京提出“国民会议”口号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就发起一场群众运动，叫做“国民会议促进会”运动。由我们通过国民党左派号召学生和工人进行的。各地方都有这个运动，然后各地方推举代表去北京召开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大会。老孙死后，我们再发起一个全国性的追悼孙中山的群众运动。这二次运动是五卅大运动的预演。我想不起瞿秋白在这二次群众运动中有什么作用，但作为时代背景，他的“传”内也应当提一提。
第9页——老孙的遗嘱，不值得费那么多笔墨去渲染。这些话是汪精卫起草的，汪精卫起草以前又是同鲍罗廷商量过的，老孙本人并不知道，他听汪精卫宣读一遍就签了字而已。老孙头脑清楚时倒有一个口头遗嘱，仿佛说：你们（他的干部们）要当心，切勿受了别人的利用。这话的意思是告诉国民党人不可让中国共产党篡夺了去。现在把老孙神化了，其实这个人的资产阶级立场很坚定，至死也在同中共斗争。
第32页——关于义和团问题，有一个情况须联系起来说，即是：一九二四年，彭述之带着第三国际的“国民革命论”回国时，开始在《向导》上写文章，恰逢九月“辛丑条约”的二十三周年。“国民革命论”主张反帝，所以彭述之建议《向导》出一个义和团特刊，发表了几篇文章，重要的是彭述之文章。这些文章宣扬义和团的反帝一面，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过去只说义和团排外，野蛮，名誉很不好，从此青年人改变了对义和团的看法。胡适则起反感，说今天连陈独秀也歌颂义和团了。此时，我正在回国途中，瞿秋白尚在广州，他没有写文章。到一九二五年九月，形势改变了，秋白从另一角度来谈义和团问题，但秋白仍提到义和团的反帝方面。
第33页——当时反驳戴季陶的文章，党的方面，陈独秀和瞿秋白二篇长文外，尚未（有）施存统一篇长文，但《向导》不发表。施存统当时还是一个好同志，戴季陶曾找他谈话，要他脱离共产党，他不干，反而著文批评戴季陶的二本小册子。《向导》不发表施存统的批戴文只因文中批评了老孙的“三民主义”，而共产党受了约束，不能批评“三民主义”。此事知道的人很少。
不记得是此时，还是以后，萧楚女写了一本书批评国民党，兼及三民主义，未曾交给中央审查就在外地出版了。《向导》为此发表声明，说此书是萧楚女个人言论，共产党不负责。我的记忆或有误，请参阅影印的《向导》旧报。
第36页——老孙死后，鲍罗廷支持的首先是廖仲恺，不是汪精卫。
第40页——此数页所引瞿秋白的话，似乎都出于《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应当先点出此书，然后再注明出于《六大以前》某页。
第62页——三二〇事变，材料很多，议论也不少。各方面材料，各方面议论，都应当搜集起来，作为历史加以判断。这是革命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我个人的看法是：此次共产党的失败是必然的。其根源要追溯到国际根本的错误。国际即苏联，在中国所追求的，首先是要造成一个对苏联友好的中国，而不是要造成一个革命的中国。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恰好相反，首先要造成一个革命的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如一大政纲所表达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当然会对苏联友好，甚至会成为一个加盟共和国，但对苏联友好的中国却不一定是革命的中国。
从鲍罗廷来广州时起，中国革命就形成二个领导中心：一个在上海，即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另一个在广州，即以鲍罗廷为首的苏联顾问团，中国共产党两广区委员会不过是苏联顾问团的工具罢了。这二个中心互相斗争，每一次都是上海中心失败。中央常委中的张国焘和瞿秋白渐渐地跑到鲍罗廷方面去了，最后连陈独秀自己也去执行鲍罗廷的命令。但革命的宣传和行动激起的群众运动走到中共中央陈独秀的前面去，妨害了鲍罗廷路线的执行，陈独秀只好卖力去抑制群众运动，但巳为时太晚了。
* 以上看完了第四章和第五章，另纸写了一些意见，附带写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至于另几页关于瞿秋白在三十年代所作一文的分析，则我只看了一遍，没有意见可提。
朱正按：这是指《瞿秋白传》第十章的“文章挨批”一节。
此二章的优点，我不说了。我只说缺点。缺点是：文章不紧凑，引文太长了，所叙“大气候”同瞿秋白本人生活很少贴切。写传，要写大环境，要将传主的生活置于大环境之中，看他如何受大环境的影响及如何影响大环境。秋白的传有条件这样写，他确实影响了大环境，至于大环境给他的影响则有许许多多事实可写。本稿在这方面没有写好。引文太长也是一个缺点。传中重要引文，有时也非多引不可，但一般应当只引一篇文章或一段话的警句就好。写传尤其要写出传主的性格。为了写性格，必须多写传主的生活细节。他如何处理面临的大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处理面临的生活上的小问题。既有《忆秋白》一本书出版，我想不难找到这方面的资料的。
我这里所写，仅供参考而已。希望能看见你写成的其余各章。
1987年10月11日
第六章
第15页——关于北伐问题的争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间分歧的表面化。此事特别与瞿秋白有关，故瞿传中应详论。此处提到瞿秋白一篇拥护北伐的文章，并分析此文章，也说到文稿后附注：“向导编者拒登。”如此重视此文章，是对的。但没有指出：陈独秀那篇反对北伐文章的发表是中央主席团一场激烈辩论以后的事。这场激烈辩论是党史上一件大事：过去的分歧是暗中的，此会之后成为公开的分歧。
这不是中央全会，而是中央主席团会议，相当于今日的政治局常委的例会，出席者四人：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彭述之。第五个常委蔡和森当时在莫斯科。中委谭平山没有参加此次会议。会议时间约在六月下旬。此时广州北伐出师的准备已完全就绪了，中共中央才提了要不要北伐的问题来讨论，这真是荒唐透顶的事情！足见鲍罗廷如何藐视中共中央。
在讨论中，陈独秀，彭述之反对北伐；瞿秋白，张国焘赞成北伐，两票对两票，无法决定。最后，陈独秀拍桌子，压服瞿张二人（事实上同陈独秀正面冲突的是张国焘）。以后，陈独秀才发表了那篇反对北伐的文章。
此次主席团会议没有记录，没有决议案，没有其他文件。当时开会的人以及旁听的人，除我以外，都死了。我一九四四年写的回忆录中记载此事。这是此事的唯一的文字记录。总之不能够说：陈独秀先发表他的反对北伐的文章，然后中央全会才讨论北伐问题。
北伐问题当然同国际（即苏联）有关。沈雁冰在其回忆录中（见上海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出版的《资料与动态》第七期所载的《访问沈雁冰同志，关于中山舰事件等问题》）说：三月事变后，上海中央指示广东陈延年，要“尽量让步，……争取蒋介石在下半年出师北伐”，我在《回忆沈雁冰》一文中反驳了沈雁冰此说。我说：北伐是蒋介石自己要的，陈独秀恰好反对北伐。
事实上是蒋介石要北伐，要苏联拿军火和金钱支持他北伐，以此为条件来和平解决三月二十日事变。鲍罗廷同蒋介石订立三条“君子协定”，第三条正是答应蒋介石苏联支持他北伐。
我还有一个文件，可以证明：苏联是反对北伐的。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即中山舰事件后五日，苏共政治局通过一个东方外交方针。谈到中国时，这文件说：广东政府应当竭尽全力去整顿内部，动员南方群众参加政治活动，加强防御能力。接着，说了如下一段话：
广东政府在现时期必须坚决抛弃任何军事进攻思想，一般说来，即必须抛弃任何足以引起帝国主义军事干涉的行动的思想。
这个文件是托洛茨基所领导的一个委员会起草的，在政治局讨论时斯大林添加了上面那一段话，然后通过。由此可见，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苏共政治局无论托洛茨基或斯大林都反对广东政府北伐。那么为什么鲍罗廷敢支持蒋介石北伐呢？我们不难明白，那是苏联为了平息蒋介石的要挟不得已而允许支持他北伐的。鲍罗廷自然希望在北伐的过程中同蒋介石争夺军事的和政治的领导权。
这种事情，陈独秀都不知道，瞿秋白也不知道。瞿秋白一贯地在鲍罗廷和陈独秀之间有分歧时支持鲍罗廷。他自以为他是站在共产国际即苏联方面的。这是研究瞿秋白的人必须知道的事情。
历史上不存在共产党于蒋介石和许崇智之间选择一个的问题。共产党早已同蒋介石合作，把许崇智赶出广东了。
一九二六年初的北京中全会，陈独秀因“失踪”（因病）未去出席。我完全忘记了此全会曾决议准备于下半年进行北伐。大概是鲍罗廷制造的舆论，决非斯大林的指示。正为有此舆论，斯大林才会在三月二十五日的托洛茨基委员会的决议中加人一段上引的话来反对北伐。陈独秀如果出席这次北京会议，他是否同意北伐呢？很难说。后来发出的通告，写进了准备北伐的话也不能证明他如出席北京会议一定会同意北伐。写进通告，不过因为北京会议已有此决议而巳。到了三月二十日事变之后，再提起北伐问题，那就是另一种意义了。
第19页——瞿秋白一九二六年秋起生病，是事实。他本是老肺病，时发时停，发时仍能工作。这几个月中不过发得更重一些而已。二次暴动那日，他坐镇辣斐德路冠华里，指挥起义的工作，我也在那里，看见他精神好得很。在此以前，我也常到他家，见他谈笑风生，不过他不参加当时的大小会议，不做工作。我同王若飞一样，始终以为他因北伐问题争论，同陈独秀赌气，借病写反对陈独秀的小册子。那本小册子，现在的人以为他是一九二七年二三月间在武汉才写的，我却以为他在上海写的（基本写好）带到武汉去发表的。无论瞿秋白笔头如何快，但到武汉后短短几个星期，又每日奔忙，决不能写出这样一本小册子。
关于瞿秋白此次生病事，可参考蒋光赤的小说《短裤党》，其中以秋白为主角，化名“杨直夫”。但老蒋往往夸大。
《瞿秋白论文集》，意为他在共产党期刊上所写的文章的结集（有几篇发表于民国日报的），以别于他过去所写的文章。书中一部分文艺性的文章也是发表于共产党刊物上的。
第37页——本页提到我的姓名，应删去。我没有参加“特委会”，只参加“特别宣传委员会”，算不得参加领导。
这里，应当参考上海出的一本《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书中既有瞿秋白作的《意见书》，又有“特委会”各次开会的记录，从二月二十四日开始至四一二之后陈延年来上海接替罗亦农以后为止。瞿秋白参加了二月二十四日起至三月二日为止，共七次，每次都有秋白参加并发言，其中可以分析出许多问题。由此又可以知道秋白是三月二日以后才去武汉。
第51页——蒋光赤的《短裤党》写的是第二次暴动，但也有夸大。对于小说，本来不应苛求，但看了所引的一长段，觉得老蒋确实“没有天才”，写得很不好，连秋白和之华的关系也没有写好。为了不使瞿传写得枯燥无味，将他的家庭生活写进去，和他的政治生活互相穿插，本是很好的办法，不过这里引《短裤党》一长段的话使人生厌。老蒋的文字既拙劣，所反映的又不真实。
第52页——四一二政变中，汪精卫回国并非一个原因。蒋介石早就准备好屠杀。汪精卫回国反而使他推迟几日再发动。
第56页——第三次起义胜利之后，三月二十五日江浙区委召开“扩大活动分子会议”，陈独秀来作报告。会议结束时，一个干部帅朝伶（吟）站起来说：“陈同志是我们中国革命的领袖，我们应一致表示，坚决表示拥护陈同志的报告。”（一致拍掌）
尹宽发言：“我提议大家坚决表示拥护领袖。”（一致拍掌）（见《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03页）
但上层领袖，主要是瞿秋白，正在进行阴谋，反对陈独秀，除这里所引米夫的文章以外，我还可以引罗易的文章。罗易说：“当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到达汉口的时候，中国实际上存在二个共产党的中心：一个中心在上海（以中央委员会为代表），另一个中心在汉口（以若干中央委员为代表〉。汉口的中心那时要求立即召开代表大会，说是存在领导危机，必须撤换领导，他们普遍对中央委员会表示不满。”（《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六辑〉
瞿秋白到武汉后，得到鲍罗廷支持，成立一个“临时中央”，说是只管理两湖，江西，河南的工作。当时，蔡和森，谭平山尚未到武汉，中央委员只有秋白和国焘二人，外加李维汉在长沙。李立三不是四届中委，项英是中委，此时可能在武汉。此临时中央，大概等彭述之及陈独秀到武汉才成为正式中央。
第67页——突出国民党问题，来解释中国革命的成败，是很对的。自始就反对共产党加人国民党，或者在革命过程中主张改变两党的党内合作为党外联盟，都是正确的。对于1924—1927年的中国革命的研究，必须突出这个问题。可是，现在研究那次革命的人，不许讨论这个问题。人们指示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是正确的。这意思就是不许讨论第一次国共合作问题。于是对于那次革命就无法讨论下去了，因之无法写出一本关于那次革命的历史了。连个人的传记，例如瞿秋白传，也不好写了。
说老实话，当时并没有什么“第一次国共合作”，有的只是：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而服从国民党的纪律的问题。在此政策下，即使革命成功（事实上，那种革命是成功了的），也只是国民党的成功，共产党必然失败，或者必然只是替国民党做“苦力”，那也就是失败。
第74页——关于鲍罗廷，罗易，陈独秀三人的意见分歧，应参考人民大学出版的《罗易赴华使命》一书及我对于此书的批评。我的批评文名为《右倾投降主义是谁的路线？》。那里也解释了陈独秀为什么要站在鲍罗廷方面反对罗易。
瞿秋白在此争论中的态度，不能凭二月间写的文章的态度来判断，应当看他在一九二七年失败以前那几个月的全面态度，要知道七月一日中央通过的十一条决议，即所谓“集机会主义之大成”的决议，正是瞿秋白起草的，其中主张放弃没收土地，而把土地改革限制于减租减息要求。见蔡和森的《机会主义史》。
朱正按：第七、八、九、十这几章书稿当时没有写出，没有能够请郑老审读。
第十二章
朱正按：《瞿秋白传》原计划分十二章。最后定稿时将第十一章“教育人民委员”并入第十二章“这是最后的斗争”，全书就只有十一章了。郑老的这一篇其实是对现在书中第十一章的审读意见。
第9页——瞿秋白如果获（准）长征，是否能平安到达陕北？
我听人说，在瑞金时，秋白肺病巳到晚期，被捕后即使不被杀，也难得活下去。我相信这个说法。因此，我认为即使秋白获准随主力红军长征，也会死在路途中。但王明一派不能以照顾秋白身体来辩解他们甩掉秋白的行为。
第22页及以后一一《多余的话》，我在国民党监狱中看过一遍（当时登载于《国闻周报》上），当时所得感想至今保存而且未变。以后虽然多次接触到这篇文章，但都鼓不起兴趣再看一遍。此次传稿摘录了文章中的若干段，我倒仔细看了，也就等于重看一遍。我没有改变五十三年前初看时的感想。
像文化大革命时那样，把《多余的话》骂得狗血喷头，以之为瞿秋白作“叛徒”是（的）罪证，大可不必。但近年有一种倾向，要把《多余的话》说成瞿秋白的革命功绩，则也是错误的。瞿秋白写《多余的话》。“是可以理解的，也可以原谅的。这是他的可以原谅的弱点，但不是他的积极的表现，不是他的成绩。
瞿秋白的秉性颇软弱，有点软弱，但不能简单说他软弱。我想起了一件轶事，一九二六年间某一天，他和杨之华一起坐了电车，从法租界来到虹口中央宣传部。坐定后，杨之华告诉我们，刚才，在电车上，有个包打听模样的人瞪眼望着秋白，秋白吓得面无血色。杨之华这话含有批评秋白之意，当时秋白不作声。我们平时也感到秋白不是冲锋陷阵大刀阔斧的革命家。开会辩论时，他不敢正面提出自己的意见，总是转弯抹角的。但《多余的话》中，他那样暴露他的软弱一面，也是言过其实的。
人民出版社不久之前出版的《瞿秋白全（文）集》第一卷，在说明中表示不收他的《多余的话》，因为找不到他亲笔的原本。这却是不妥当的。此文决不会出于伪造，即使无亲笔手稿可据，也应当发表，而加注说明。
《多余的话》，真是“多余的”。此文，本不需要写。自我批评，暴露自己的弱点，只能在同志中间做。为什么在敌人监狱中写这样的文章？秋白在敌人监狱中不谈党内的斗争，不发泄对于王明路线的不满，这是对的。但为什么要在敌人监狱中作这样的“自我批评”？为什么他明于彼而暗于此？
因此，我想，他写《多余的话》，总怀抱一个现实的目的。我没有根据，但不妨猜测，推论一下。
我猜测，他想以此为代价，向国民党书面表示，他要退出革命，从此不会再危害国民党，他想以此求得不死，希望国民党把他解去南京，长期监禁。他只能付出这个代价，比此更高的代价，他是不肯付出的。他也明知这个代价不够，但希冀万一能够成功。他文中说的，共产党应当把他看作“叛徒”，开除他，一类的话，也不过为了取信于国民党而已。仿佛说：即使以后，他要进行革命活动，共产党也不会要他的。《多余的话》中这一方面的话，我看，也不是出于秋白本心的。
我五十多年前从报刊上看见《多余的话》以及其他记载时，似乎记得有个记者问秋白：你对自己的前途有什么希望？似乎秋白曾回答：希望解去南京长期监禁一类的话。时隔五十多年，是否有此问答，我不能保证。即使有此问答，我也不能同他写《多余的话》联系起来考虑。
总之，以上的猜想，也不过是“大胆假设”而已，我也不愿去“小心求证”。我也是快离人世的人了，心中久有此“猜想”，不过借此机会说出来，供后人参考而已。
秋白是多才多艺的人，是绝顶聪明的人，对于中国革命确实是有贡献的，当之无愧的革命家。这是应当肯定的。哪怕他有缺点或弱点，如他在《多余的话》中自己所言过其实地暴露的。
秋白反对王明路线。他是聪明人，当然明白，所谓“王明路线”，其实是斯大林路线，不是中国一党的现象，当时世界各党都有斯大林培植的一派干部掌握党权，推行斯大林的路线。秋白一定明白。我们不能怪他没有在中共内部坚持自己的意见积极反对王明路线，更进一步反对斯大林路线。陈独秀能够这样做，后来毛泽东也能够这样做。瞿秋白却不能这样做。我们如果以此责怪他，那就未免把他看得过高了。
1988年2月11日
原载《新文学史料》2017年第一期
感谢 墨绖而歌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