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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兴王论中的改革观——纪念龚自珍诞生二百周年
郑超麟
（1992年4月15日）
〔《炎黄春秋》编者注〕本文为九十二高龄的郑超麟先生为本刊写的，年届八十八的老作家兼编辑家楼适夷先生又亲自为其校订编改。两位老人对本刊如此支持，反映了他们对广大读者的拳拳之心，我们谨在此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与谢意。
〔录入者注〕其刊载于《炎黄春秋》1992年第5期第62-65页，又据《龚自珍研究文集》第22-36页校对。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的序言中说：“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近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也是近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我们中国从“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过渡到“近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比欧洲晚了几个世纪，人家发生在14世纪，我们发生在19世纪。但在我们自己的“过渡”时期中，也出现了一个大人物，他就是诞生于1792年的龚自珍。
拿中国的龚自珍和欧洲的但丁相比，除了两人都跨越时代（中世纪和近代）之外，就没有共同点，就不能相比了。两人都是承前启后的人物，都有中世纪思想的特征，又有近代思想的特征。但欧洲的中世纪不同于中国的中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也不同于中国，中国接受外铄的成熟资本主义。加上但丁和龚自珍两人个人的差异（如两人都是诗人，但诗的内容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不能再对比下去了。
龚自珍是多方面的人物，他是经学家、历史家、地理家、散文家、诗人、词人。即以思想家而论，他的“改革”思想也是多方面的。一百多年以来研究龚自珍的人很多，也很有成绩，我也并不想全面研究这个过渡时期的人物，我只想研究他的一个方面。即他的一个已有人研究的、却被多数人所忽视而未深入的方面——他的兴王思想。
龚自珍的兴王思想
所谓“兴王思想”，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改朝换代”的思想。中国的君主专制统治，同其他各国一样，都不是“万世一系”的（如日本），而是改朝换代的。一个皇朝建立起来，大家都知道，统治者自己也知道，总有一天要被另一个皇朝所代替的。大家这样想，却不这样说。统治者禁止别人这样说，自己则宣传：本朝要永久统治下去。秦始皇说，他的子孙将二世，三世，以至千万世统治下去。韩愈在《平淮西碑》上说唐朝要“圣子神孙，继承于千万年”。龚自珍所处时代，清皇朝已经由盛而衰了，农民反抗，边境骚动，外则北方有俄国侵略，东南有西洋强国窥视等等，皇帝和大臣束手无策，中下层官吏文恬武嬉。这一切情况是容易被清朝中叶的明眼人看到的，这里不需详说，在此形势下，士大夫中的敏感而有责任心的人很容易想到改朝换代去。《孟子》书上不是说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话吗？周朝以后很少有一个朝代享国五百年的。清朝建国将近二百年，也应当有新的“王者”兴起了。
特别是世代宦家子弟，生来聪明而好学的，容易产生这个思想。中国的士大夫有一种传统的思想，即太平时的卿相固然是可以羡慕的，但辅佐新朝的君主为新朝订立新的制度，则是更加可羡慕的，那就是“王者师”了。譬如，汉朝的萧何、曹参，唐朝的房玄龄、杜如晦，明朝的刘基、宋濂，等等。
中国这一类知识分子，从不敢想自己做新朝的君主。他们只要做王佐。孟子说了“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以后又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我们不要以为孟子要自创一个新朝以取代周朝。不是的。他是要辅佐齐王，将分立的战国统一起来而已。当时“无土不王”的思想深入人心，那些游说之士不敢想到自己做王的。周室正值衰微，游说之士可以公开宣传“兴王思想”。后世就不同了，旧朝尚有势力时，“兴王思想”是不能暴露的，否则，不是斧钺相加，便是與论所不容。所以我们要在龚自珍自己的议论中和别人关于龚自珍的议论中，发现和引证他的兴王思想是很不容易的。
开创高谈国事的风气
然而还有蛛丝马迹可寻。
大家都知道，龚自珍很不满意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大家又都知道，他敢于公开批评当时的政治和社会。不满意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的人还是有的，但人家不说，或者只在亲密的朋友面前说。龚自珍则在大庭广众之下说，不仅说，而且写成文章散布。这是惊世骇俗的。那几次文字大狱才过去不很久，大家心有余悸，连他的好友魏源也写信警告他：“近闻兄酒席谈论尚未能择人者。夫促膝之言与广庭异，密友之争与酬酢异。苟不择而施，则于明哲保身之谊深恐有违。”（按龚魏齐名，观此信可知两人毕竟有别。）幸而龚自珍生活在衰世，不过仕途不利而已，否则要人头落地了。
魏源不过朋友规劝而已，王芑孙则复信谩骂。此人是前辈而有文名的。龚自珍把自己的诗文各抄一册呈送他。他回信说：“诗中伤时之作，骂坐之语，涉目皆是，此大不可也。”又说：“不宜立异自高。凡立异未有能异，自高未有能高于人者，甚至上关朝廷，下及冠盖，口不择言，动与世忤，足下将持是安归乎？足下病一世人乐为乡愿，夫乡愿不可为，怪魁亦不可为也。乡愿犹足以自存，怪魁将何以自处？”又说：“况读书力行，原不在乎高谈。海内高谈之士，如仲瞿、子居，皆颠沛而死。仆素卑近，未至如仲瞿、子居之惊世骇俗，已不为一世所取，坐老荒江老屋中，足下不可不鉴戒，而况纵其心以驾于仲瞿、子居之上乎？”
按王芑孙此信，足以代表当时只求“修身慎言，远罪寡过”的士大夫对龚自珍的政治批评和社会批评的反应。他们称这样批评为“高谈”。由此信可知，当时作这种“高谈”的不只龚自珍一人，信中还指出王昙（仲瞿）和恽敬（子居）二人。王昙是龚自珍的忘年交；龚集中有王昙的墓表铭；恽敬是龚自珍看不起的一个人，集中有一文骂他，题为《识某大令集尾》。此二人皆颠沛至死。龚自珍也不得意。他的“高谈”显然驾于二人以上。
但当时士大夫中也有不反对“高谈”的，例如梁章钜。他也是一个文人，又官至巡抚，同龚自珍也有交谊。他在《师友集》中说龚自珍同他会饮于吴葆晋家，曾作一文给他饯行，他将此文刻入《宣南赠言》中；有人读了此文，说“其语多触忌”。梁章钜说：“此井蛙之见耳。”可见，梁章钜并不反对龚自珍的“高谈”。此饯文题为《送广西巡抚梁公序》，今存龚集中，可以看出哪几句是“触忌”的。据梁章钜说，同席程春海认为龚自珍此文写得很好，特别用“精楷书”代抄一本赠给梁章钜。
总之，有龚自珍大胆“高谈”批评政治和社会，以前那种“万马齐喑”的风气渐渐改变了。经过了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以后，敢议论政治和揭露社会的人多起来了。
衰世说和改革观
龚自珍把当时的时世称为“衰世”。他在《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一文中说：“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按此非公羊家言：公羊家所谓“三世”是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这大概是龚自珍自创的三世论，为了专论衰世。此文并不议论“治世”和“乱世”。
龚自珍说：“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衰世，就是“万马齐喑”之世。龚自珍站在士大夫中少数有才者的立场来看世界，故把这种“万马齐喑”之世称为“衰世”。他不知道这是专制淫威箝制人才的后果。清朝初年的高压政策，使人不敢露才，使人谨小慎微以求免祸。现在，国势虽衰，但余威犹在，说话、著书、做事，都要先考虑是否“触忌”。不仅害怕文字狱和其它罪名的制裁，而且害怕当时的“舆论”，——那是前一些时期所形成的。
比这个“万马齐喑”的局面更可怕的还是：
“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其法亦不及要领，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又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渐，或三岁而戮之，十年而戮之，百年而戮之。”
在此形势下，有才者应如何自处？难道坐以待毙么？
“才者自度将见戮，则蚤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则蚤夜号以求乱。夫悖且悍，且睊然眮然以思世之一便已。才不可问矣，曏之以伦憩有辞矣。然而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
从这个结论可以知道，龚自珍虽不明说却认为衰世不如乱世，衰世终必入于乱世，那么他的所谓“三世”就是治世，衰世，乱世了。文中说“求治”是陪衬的，着重在“求乱”。才者处于衰世，为了免于见戮，只有求乱。
“求乱”的话是不好说的。只能说“改革”。龚自珍有自己的改革观。他在《上大学士书》中说：“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他如此将改革看作正常的、必然的。在他自己写的文章《乙丙之际箸议第七》中，则将改革同改朝换代联系起来讨论：夏商周三代相继都是后代改前代之弊政。“无八百年不夷之天下”，即总是要改朝换代的。那些短命的朝代，就是因为“拘一祖之法，惮千夫之议”，自己不肯改革而短命的。“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
如此看来，龚自珍是主张本朝自己改革的，但集中又有“五行不再令，一姓不再产圣”的话（见《古史钩沉论四》），那么前代的弊政还须留给后代去改革。事实上，如接下去要说的，龚自珍认为本朝改革不好，需要换一个朝代来改革的。他说的“自改革”是陪衬的，“来者改革”才是本意。
在衰世，在“万马齐喑”的时代，没有风雷，没有生气，没有才者。如果出现一才者，则百不才要督之，缚之，戮之，怎么能够“自改革”呢？那只有等待新朝的人来改革。
“尊隐”
“少年尊隐有高文”（《己亥杂诗》句）。龚自珍死前二年还得意地回忆这篇少作。这是用隐蔽的手法写出他的“改朝换代”思想。
文章标出“京师”和“山中”两个对立的“极”。“京师”象征本朝统治的力量，“山中”象征反抗本朝统治的力量。文章又将一个朝代的始终比作一个白昼，有早晨，有中午，有黄昏。在早晨时候，国势强盛，人心归附，此时的“君子”也住在“京师”，在“山中”只有鄙夫皂隶居住。在中午时候，国势也是强盛的，人心也归附，“君子”也居住在“京师”，但已稍逊于早晨的时候了。居住在“山中”的不仅有鄙夫皂隶，也有“窒士”，即不得意的士大夫。这早晨和中午两个时候是写出来作陪衬的，文章着重在黄昏时候。“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此时，“君子”就不住到“京师”去，因为“京师”不欢迎。于是“京师”只能依靠任用那些丑类窥皆，那些诈伪不材，以此惹得人民怨恨，人就都逃到“山中”去了。于是“京师”之气泄，“山中”之气盛；“京师”贫，“山中”富；“京师”贱，“山中”贵了。朝士寡助失亲。则山中之民，一啸百吟，一呻百问疾矣。朝士僝焉偷息，简焉偷话，侧焉惶惶商去留，则山中之岁月足矣。最后，“山中”之民有大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以后怎么样？龚自珍不说，也用不着说了。
这哪里是说“隐居”？这说的是造反！
龚自珍把这种“隐居”说做“纵之隐”。所谓“纵”，就是包含一个过程，从不合作到夺得政权。“旦暮为纵，居处为横。”那么，一般人所谓“隐”就是“横之隐”了。如这篇《尊隐》开头所写的两类隐士：“山中之傲民”和“山中之瘁民”。
龚自珍集中也有一文写“横之隐”，题为《记王隐君》。
他在外祖父段玉裁的遗物中发现了一首诗，不知何人所写，久不能忘。后来，他在西湖一个和尚的经箱中看见一本《心经》，虫蛀了将近一半，笔迹同外祖父所藏诗一样，更不能忘。春天，他坐轿去西湖。出螺蛳门，过一片荒冢，轿夫戚猫告诉他，这荒冢背后有一户人家，外公来杭州时每次都要去拜访这家的主人，外公回来从不向人提起此事。龚自珍心动，便下轿走过那荒冢去，过桥见一个老头子，约九十岁，坐在路旁晒太阳。龚自珍假装问路，老头子指着耳朵示意他是聋子。龚自珍向他作揖说：“先生真隐者。”老头子回答说：“我没有印章。”因为“隐者”和“印章”音近。当时，时间不早了，戚猫促上轿，龚自珍只好离去。次年冬，何布衣来，谈起碑帖，何布衣说，他得到宋拓的李斯《郎邪石》。有一次他生了一场怪病，群医束手。忽然有个老头子从城外来，说他能医此病。果真，两帖药就把病治好了。老头子自己动手把那个拓本拿了去。说他就是为此而来的。以后，另一个朋友马太常来，龚自珍说起何布衣的遭遇。马太常想了一下说：“对了。”他的外甥锁成一次出游，误入一人家，从这人家的后门走出去，忽然走进一个屋子，满地都是松化石。听到室内有人读书，便走进去。室内四壁有古锦囊。囊中贮金石文字，桌上放着《谢朓集》。锁成要借《谢朓集》。主人不肯。说可以抄一本给他。一个月后，锁成再去，书已抄好了，字很漂亮，像虞世南。锁成问：“您雇人替您抄的么？”主人说：“没有雇人，是他给我抄的。”说时，指着窗外一个给他锄地的汉子。锁成出门，见门外一株梅树正在开花。他走时取了一块松化石带回家来。两个朋友都不知道这老头子姓什么。吴轿夫说，似乎姓王。西湖和尚的徒弟拿那本《心经》来，说是“王老者写的”。由此可见姓王无疑。只是不知道那个锄地的汉子姓什么。
这故事中的主人就是龚自珍所说的“山中的瘁民”，即不同统治者合作；但也不是一事不干，安度晚年，而是潜心研究古代文化的。他身边也团结了几个志同道合的人。
这一类的隐者，以及另一类什么事不做，只求安度晚年的隐者（“山中之傲民”），历史家（后史氏）是不记载的。“后史氏”只记载那些积极倡议以求推翻旧朝建立新朝的“隐者”。
由此可见，龚自珍虽然也说：“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何若“自改革”一类的话，他的希望还是寄托于“来者”。他虽然向大学士，向礼部堂官提出种种改革建议，也知道他们不会接受的；即使接受也不会彻底施行的。他所提的，也不过是一些小建议。
龚自珍隐蔽地说了“故夫宾也者，生于本朝，仕于本朝，上天有不专为其本朝而生是人者在也。”（见《古史钩沉论四》）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异姓之卿”（“宾”），即非本朝宗室，虽然生在某一朝代，而且在这个朝代做官，但他不必死心塌地为这个朝代“卖命”。更明白地说就是：这个人如果看见这个朝代已经腐朽而不可救药的话，他就应当起来为推翻这个朝代、创立新的朝代而努力。这就是他的“兴王思想”。
他为此受到旧时有类似思想的朋友的重视。集中可考的是他和王昙的友谊。王昙是前辈，年纪比他大得多，但很重视他，二人谈得很投机。王昙是有名的怪人，不容于当时的士大夫。他有文集《烟霞万古楼诗文集》流传下来。但他的言论不见得都能留存在集中。龚自珍的思想一定受了他的许多影响而且从他学会了“掌心雷”。他死后，龚自珍写了一篇《墓表铭》很动人。他们二人结交始末，文中也写了，像一段武侠小说。他们二人结交始末，文中也写了。原来乾隆年间北京李铁拐斜街住着一位“矮道人”，有人说已经三百多岁了，他面色如童子，臂膀能举千钧重物。王昙去访他，跪在他面前。他不说话。王昙不敢起来，跪了很久，再请求指示。道人才说：“北京有一位奇士，不是你设想的那种奇士，你去求他罢。夜里，你看天空有一种光，同六等星那样亮，有青霞环绕光的周围，下面就是那个奇士的家。”王昙以为道人戏弄他，不着意。嘉庆十四年，王昙在门楼胡同西首龚家看见自珍。那时自珍只有十八岁。王昙忽然感叹，自言自语说：“师父，师父，原来你把我托付给这位奇士了！”从此王昙同龚自珍交了朋友。《墓表铭》的“铭”说：“生昙者天也，宥昙者帝也，仇昙者海内士，识昙者四百岁之道人，十八龄之童子！”
龚自珍还结交侠客。其中一位名叫刘钟汶（字方水），是他很重视的朋友。道光二年他三十一岁，作一诗送刘钟汶远行，今存集中。诗以《赠刘三》为题：
刘三今义士，愧杀读书人。
风雪衔杯罢，关山拭剑行。
英年须阅历，侠骨岂沉沦？
亦有恩仇托，期君共一身。 |
诗中末二句表现了龚自珍对于这位侠客的期待，但原诗题下有一序，今集不载。陈元禄（龚橙之妻舅）作《羽岭逸事》载之。
陈元禄说：“公交友严，好直言。刘钟汶者，侠士也。尝远行，公送之诗，其序曰：‘方水从吾游久矣，气益浮，中益浅，吾虑其出门而悔吝多也。然吾方托以大事，倚仗之如右手；以其人质直无可疑者，特不学无术耳。爰勖以一诗，送其行。’”
由此可见，所谓“侠士”，就是有武艺，能搏斗。龚自珍要干“大事”，当然需要这种人，只要他忠实可靠，即使不学无术，也可以信赖的。
龚自珍还结交了许多士大夫所远避的人物。他的《古风》有句说：“朝从屠沽游，夕拉驺卒饮。”不但诗中这样说，他也这样做。缪荃孙的《羽岭山民逸事》说：“定庵交游最杂，宗室贵人，名士缁流，伧佣博徒，无不往来，出门则日夜不归，到寓则宾朋满座。”结交宗室、贵人、名士，是正常的；结交缁流，也不奇怪；但伧佣博徒则一般士大夫是不交游的。
《汉朝儒生行》
评论家论及龚自珍的改朝换代的思想之外，也论及他的兴汉灭满的思想。我认为他没有种族主义思想。他的攻击矛头直对着当时的统治集团；而当时统治集团是“异族”（满人），因之也是对着满人的。如果说他有排满的思想，那也是他的兴王思想的“副产品”。我们从他的著作中找不出“夷夏之辨”的思想。奇怪的是，吕留良、曾静案、庄民史案，等等，过去不过几十年，竟没有给龚自珍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之产生“夷夏之辨”的思想。是他无此思想呢？是他有此思想却深藏不露呢？
章炳麟在其《与刘㦏一书》中说：“如仆所知，公羊春秋之学，近世甄明之者自刘逢禄。逢禄祖纶，仕满洲为执政，家世受豢，忘其宗国，横取公羊言进吴楚者，以傅会引弓之常。魏源、龚自珍继之，皆好功名，求仕进，学术粗觕，尤素附丽，诸所陈述，佞谀万端，晚不得据要路，复以微文姗谤。”
章炳麟如此对待学术问题的讨论，是不能令人心服的；照他的话说来，经今文学是不讲夷夏之辨的；要讲夷夏之辨，只能求助于经古文学。是这样的么？如果没有更能说服人的论据，我们不能采取此论。
一般人认为龚自珍也讲排满，他们总要引用他的《汉朝儒生行》长诗作证。其实，此诗不是排满，只是反对歧视。不错，这里反对的是“种族歧视”。但若不是“种族歧视”，而是派系歧视，龚自珍也会反对的。
《汉朝儒生行》长诗，写得很巧妙。写的是差不多二千年以前一个朝代的事情，而且是借当时一个儒生的口吻写出来的。儒生知道当时一件秘事，即当时有一位将军，立了功，掌握了兵权，只因他属于当时的“南军”系统，“北军”系统的人妒忌他。“北军似姑南似嫂，嫂疏姑戚群僮窥”。婆婆总是袒护自己女儿的，嫂子和姑娘争斗时，嫂子方面失败的成分居多。家里的仆人和丫头看出后又从中挑拨，嫂子更无胜诉的可能，只好忍气吞声陪笑脸，处处让姑娘占便宜。《汉朝儒生行》的核心思想不过如此。
无论写得怎样巧妙，明眼人是容易看出的。戊戌维新失败后，群趋于“革命”，即排满，一般人都能看出此诗的立意，因之附会为站在汉族的立场反对满族的诗。有争论的只是：诗中的“将军“究竟是影射岳钟琪，还是影射杨芳？诗中的“儒生”是否龚自珍“夫子自道”？其实这些争论都是不必要的。龚自珍写的不过是一种典型，满族入关后屡屡发生的事实。满族统治在军事上也不能不用汉人的将军，同时又要防备汉人将军“造反”，不管这些汉人将军如何表白忠实于朝廷，朝廷也不相信。加以曾静案件发生，朝廷更不相信。在龚自珍以前，不仅有岳钟琪，有杨芳，还有其他的汉族将军，遭受这种命运，不过没有此二人知名而已。在龚自珍以后，太平天国起来造反，满族将军已经没有能力了，还是依靠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一类汉族将军才能镇压下去的。从此，《汉朝儒生行》的故事就不会重演了，但结果还是汉族将军袁世凯逼得清帝退位。
除《汉朝儒生行》以外，龚集中的《杭大宗逸事状》一文，也常被人引来证明龚自珍有排满思想。此文却不是用隐蔽手法写出的。杭州人杭世骏乾隆年间以翰林应试，在试卷上写了如下的话：“我朝一统久矣，朝廷用人宜泯满汉之见。”这话一出，不得了，立即下狱，定死罪。大臣营救，说这个人是书呆子，说话不检点。皇帝于是免他死罪，放归乡里。某年，皇帝南巡，至杭州，杭世骏迎驾。皇帝还召见他，同他谈话。以后皇帝又南巡，杭世骏又迎驾。皇帝问左右：“杭世骏还没有死么？”这天夜里，杭世骏就死了。
根据别人记载，后一次南巡时，皇帝还是召见他，问他：“你的思想改了么？”他回答：“我老了，改不了。”皇帝说：“你老了，为什么不死！”这天夜里他就死了。这个记载如果是可信的，那么这位皇帝始终没有忘记杭世骏试卷中那句话，又为他最后的答话激恼，可能将他处死的。
这个故事，以及龚自珍这篇记载，也不过是要求消除种族歧视而已，并非排满。
龚集中有一首七律，也常常被人引来证明排满思想。此诗题为《咏史》，作于道光五年龚自珍三十四岁时。这年，他在家为母亲居丧。十月丧满，住在昆山他父亲的别业，即以后称为“羽岭山馆”的地方。这几年他住在东南，熟悉东南的生活，有不少见闻和感慨，于是作了这首七言律诗。吴昌绶所作《定庵先生年谱》说此诗“旧传”是“为南城曾宾谷鹾使作”。《年谱》也说了这位鹾使罢官始末，但同此诗对照，则说不通。这“旧说”是不足为凭的。诗的原文如下：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
这首诗表现了龚自珍的愤慨。他在丁忧三年看见东南这个六朝金粉的地方，朝廷对于“名流”（即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的精英”）只有两种办法对待：一是把他们当作倡优，玩弄他们，他们也甘受玩弄，那就施恩他们，给他们做大官，发大财；他们不甘受玩弄，那就迫害他们，重则在他们的著作中找岔子，兴“文字狱”，轻则不给他们饭吃，他们只能著作那些足以卖钱买米的书文。无论施恩招怨，其对象都是“名流”。这首诗的最后两句则是号召那些反抗朝廷的人切勿停止反抗，投降是没有好处的。汉高祖平定海内之后，田横团结了五百壮士盘踞一个海岛，不肯归顺。汉高祖强迫田横投降，田横来到半路上自杀了，五百壮士闻讯，也都在海岛自杀。龚自珍此诗就是鼓励反抗到底。
龚自珍的晚年
读《龚自珍全集》，发现他那些揭露衰世，主张改革，鼓励反抗的诗文，都是少年时代写的，那首《咏史》也是三十四岁时写的，以后就没有或少有这一类诗文了。前人也有这种感觉。
林昌彝在《射鹰楼诗话》中说明了我这个感觉。他说，龚自珍“中年以后，博弈，好饮酒，诸事俱废，亦学人之通病也”。
“博弈”，意为赌钱。龚自珍喜欢赌钱，他书亦有记载。《己亥杂诗》有一首“电笑何妨再一回”，今本《全集》此诗下引别本注云：“此定公无博进而作也，魏蕃室云。”其他的人也有记载他赌博的。缪荃孙《羽岭山民逸事》甚至说他以博破其家，即他辛辛苦苦积聚的一点安度晚年的家产，也在赌场上输光了。有几个人记载他的一个笑话，即他常常自命为赌法最精；人家问他：“那么你怎么会常常输钱呢？”他回答道：“那是财神不照顾我。”
“好饮酒”，意为好色。不必去说丁香花公案，仅从《己亥杂诗》就可看出他晚年是反常的。试想灵箫不过是运河码头上一个卖淫的妓女，无论怎样可爱，也不值得他那样倾倒和歌颂，直至于写出“绿色呼他心未安”的诗句。
但最可注意的，还是说他“诸事俱废”。这话不是随便说的，必有根据。我们可以从《己亥杂诗》看出龚自珍那时的心态。龚自珍并不害怕暴露自己的心态。他说：“少年衰艳杂雄奇，暮气颓唐不自知”。这是说，他现在已没有少年时那种“朝气”了。他初离北京时说“先生宦后雄谈减，悄向龙泉祝一回”。这意思就是说：他做官大了，不像以前那样高谈阔论了。“绝业名山幸早成，更何方法遣今生。从兹礼佛烧香罢，整顿全神注定卿。”这意思是说：他已经著了一百卷的书，目的达到了，事业完成了，从此无事可做，除了“礼佛”和爱女人以外。在这个心态之下，龚自珍早把少年时批评精神和改革雄心抛弃于九霄云外了。
关于龚自珍之死，异说很多，但从上面所分析的心态看来，他的死期将近了。这种心态就是肉体走向死亡的反映。
林昌彝最后一句话说：“是亦学人之通病也。”这倒未必。历代学人虽也有晚年颓废的，但若信念坚定，不以事业已成为满足，而要努力更向前进，那么学人的晚年不一定会颓废的。
可是，我们还应当知道，龚自珍晚年的颓废仍是要当时的政治和社会负责任的。这就是他早年论述过的那篇文章中说的百不才戮一才的话。
龚自珍确实是在二十多年间被当时的政治和社会所戮的。他并未被杀头，也未被腰斩，但他的“心”、他的“朝气”渐渐消失了。他讨厌同辈朋友恭维他将来出将入相（“平交百辈悠悠口，揖罢还期针相勋”）可是，他假意问灵箫：“出”好，“处”好？（商量出处到红裙）灵箫聪明，投其所好，回答说：“不再出去做官好。”于是他很得意，竟称赞灵箫“美人胸有北山文”。这也就是“声音笑貌戮之”之例。
龚自珍的历史地位
不管龚自珍晚年如何“暮气颓唐”，他早年那种不顾一切，大声批评政治和社会，要求改革，而且图谋改朝换代的功绩，是不可埋没的。改革家早年时朝气蓬勃，到了晚年“暮气颓唐”，虽非“通病”，也不是个别的事例。近代有个严复，早年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进中国来，一本《天演论》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影响。可是，到了晚年，严复也“诸事俱废”了，一心念佛。现在记述中国思想史的人，尽可以记述他早年的功绩，而不必提起他晚年的颓唐。严复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还是有其应有的地位的。“后史氏”只要记载他这个功绩，就够了；不必去强调他的“暮气颓唐”那些事情。
关于龚自珍，我们不仅可以不提他晚年的颓唐，而且可以不提他正面的理想，即他要把中国改革成什么样子。他的正面思想是不高明的，那就是他的集中所存的《平均篇》和《农宗》二篇长文。龚自珍的历史地位并不在这个方面。他的功绩在于他保存着中国历史上士大夫、知识分子的一种优良传统，——中国历代都有这样的士大夫，人数极少，但未绝迹。他们反对专制的统治，坚持自己的主张。龚自珍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他在晚年，不管如何颓唐，如何“诸事俱废”，但还是对于当时的专制统治持不合作态度，不能做“纵之隐”，也要作“横之隐”。
正是由于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所以他从少年起就恨死了那个“万马齐喑”的时世，一心要打破这个局面，不听师友的规劝，不顾专制淫威，不分公私场合，大胆批评和建议。不能说当时没有别人像他那样做，但他是当时最努力、最有影响的一个人。
他的努力不是白费的，也不是对着荒漠呼喊，而是有人倾听，发生效果了的。他死后，经过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二件大事，渐渐有人敢于说话了，听的人也不会大惊小怪了。龚自珍的诗文，诵读的人愈来愈多了。到了甲午战争以后，龚自珍开创的风气便发展为“公车上书”，不久又发展为维新运动。那就是龚自珍说的“自改革”运动。这个运动，不出龚自珍所料想的（“一姓不再圣”），很快失败了。但立即有另一个运动，即他所说“来者改革”的运动接踵而起。这个运动在辛亥年得到成功，清皇朝被推翻了。龚自珍的“兴王思想”实现了。但代替清皇朝而起的，并不是一个新的皇朝，而是一个“共和国”。这是龚自珍始料所不及的。他对于“近代”所知不多，不过开创近代中国所需要的风气而已。
维新运动和革命运动，都是需要士大夫中一部分先知先觉者敢于批评、敢于建议的大胆说话，然后造成广大运动的。在“万马齐喑”的时世下不能有维新，更不能有革命。追根溯源，这种大胆批评和大胆建议，是龚自珍开创的。这话并不是说：如果没有龚自珍，中国就不会有维新和革命。那时总有人应时代要求来开创大胆说话的风气。但中国开创这风气的，跨越中世纪和近代的大人物恰好是龚自珍，则是历史的事实。
龚自珍的历史地位，就在这里。
一九九二年四月十五日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