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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
郑超麟
1998年5月20日
引子——恩格斯晩年的一篇重要文章
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共四大卷，一九七二年出第一版，一九九五年出第二版。据“说明”，第二版有增删，即有几篇第一版有的，第二版删去了；有几篇第一版没有的，第二版增补了。我买了第一版的纸面本，经过二十三四年翻阅，封面都破损了，想买一部精装布面的第二版，但首先要知道新版增删了哪几篇。如果没有重要的增删，就不必买。破损的纸面本仍可翻阅。
友人买了一部第二版，我借来看看增删了什么。
首先，我要知道，恩格斯晚年的一篇文章——《马克思〈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是否收入本版中。
我在本版第四卷内找到了恩格斯这篇重要文章，便无心再去研究其他的增删问题，于是决定去买一部新版的布面的《选集》。
并非为了我的书橱内找不到恩格斯这篇文章。我的书橱内有不完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其中恰有第二十二卷，恩格斯那篇文章就在这一卷中。我买这部新版《选集》，是因为当初我买到旧版时曾因找不到恩格斯这篇文章而对于操选政的人，有了一种“看法”，因之对这部《选集》也有一种“看法”。现在我的看法改变了。
不嫌重复，有了旧版，又买新版，只是为了纪念这个改变。
一九七二年的旧版为什么不选恩格斯这篇重要文章，我完全明白。因为恩格斯文中主张“凭选票进城”。而一九九五年，则“文化大革命”已于十八年前宣布结束了。
但我重视这篇文章，却不是在这一点上。这篇文章为现时可供借鉴的，还不是在未来革命成功究竟要“凭选票进城”，还是要通过大城市的巷战（或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篇文章对于未来革命的重要却是在于革命失败后，可以帮助革命家作自我批评。
恩格斯在他参加的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以后将近半个世纪，回忆和分析了当时自己的主张和行动。
他是利用回忆来夸耀他对那次革命有多大的贡献么？不是的，他是利用回忆来揭露自己当时的错误的。他说：
历史表明我们（按：指马克思和他）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看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一八四八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都刚真正确立了大工业，而德国简直就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一八四八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
恩格斯由此曾作出自我批评的结论说：这就彻底说明了：在一八四八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
列宁说过如下意义的话：“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犯错误，但那是革命家的错误，把客观的形势估计得太乐观了。”
上引恩格斯的话，也就是马克思一八五九年在《经济学批评》的序中作为原则提出来的话。马克思说：
“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
恩格斯这篇文章我重视的，就是他这段自我批评的议论，而不在于“凭选票进城”或凭枪杆子进城的问题，因为后一问题与理解当前形势无关，而前一问题则是可以作为我们研究当前问题时借鉴的。
当前，狭义说即苏联灭亡之后，广义说即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世界革命家出生入死，追求“社会改造”，是不是也同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同志一样犯了错误，即将资本主义尚未发挥完毕它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误认为它已到了“最后阶段”，而去攻击它，以致自己失败了呢？当前，我们看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世界比以前更加繁荣起来，尤其东方那些前殖民地都发展了资本主义生产，很像恩格斯说的，一八四八年革命后德国、匈牙利、波兰、俄国那样发展资本主义，从此认为我们现在所处也正是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后的时代。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呢？
不，我们不能这样说，这不仅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时代，而且因为这两个时代不过表面相似而已，本质上完全不同，而且其发展将达到完全不同的结果。
可是，这不是简单几句话可以说得清楚的。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因素交互发生作用，我们至少要分析其中几个重要的因素，记叙其相互作用，然后可以推测其综合发展，描绘它的可能的轮廓。
恩格斯这篇重要的文章，仍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引子”，帮助我们来说明一些复杂的问题。
所谓“主观能动性”
我们生活在马克思主义起主导作用的时代。在酝酿革命时，大家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去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去激发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压迫群众起来斗争。在革命成功后，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去组织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以扩大和加深革命，等等。总之，我们与过去的时代不同。过去的时代是盛行“英雄史观”，或“唯心史观”，大家都希望有“真命天子”出现，同时有战无不胜，学无不知的将相来辅佐他，致天下于太平。我们则是遵循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即历史的唯物论）的。我们知道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意识。我们知道，人类社会发展要遵循一定的、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如果违背这些规律，人类社会发展就不能走上轨道，就会招致天下大乱。
可是，“英雄史观”，“唯心史观”盛行时代太长久了，马克思主义很难得克服它们。许多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表面上接受“唯物史观”，事实上实行“唯心史观”，或者假借马克思的某些理论来宣扬唯心史观，这种事情，很早就有了。起初是以“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出现的。恩格斯晚年回答青年人来信，承认了个人不是完全没有作用，这个问题讨论下去，就导致了个人崇拜。后来，不知道怎样，人家不去讨论“个人在历史上作用”的问题了，而去强调所谓“主观能动性”问题，强调结果则导致了更加荒谬的结论，导致了“人有多大的胆，地就有多大的产”。
今天马克思主义首先就要澄清这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向来并不重视个人在历史上作用的，更不重视“主观能动性”。恩格斯一八九〇年在致布洛赫信中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这话的意思是说：在历史过程中发生作用的，除经济因素外，固然还有政治、法律、文化、艺术、宗教、哲学等等，以至于“个人”性格的因素，但这些众多的因素本身，“归根到底”，又是受经济因素（即生产和再生产）所决定的，确实如此。恩格斯晚年介绍青年人去读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前马克思所著《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书中说明了当时路易·波拿巴如何在一八四八年开始的革命潮流中受到各种政治、法律、文化、思想，乃至种种传统、个人出身、个人性格等等的影响，终于当选为总统，又被宣布为皇帝。
青年人学习“唯物史观”，但因为经济以外的种种因素都是被说明为归根到底受经济因素所决定的原故，便误以为历史原是受唯一的经济因素所决定的。
恩格斯晚年回答青年人的几封信中，特别注意纠正这个错误。他说造成青年人这个错误，马克思和他也要负一部分责任，因为“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篇幅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
虽然恩格斯晚年有这个声明，阴魂不散的英雄史观仍旧要出露头角的。因为挂“社会主义”招牌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必须在政治上实行“个人专政”，好事必须归功于某一“伟大人物”；坏事也必须归咎于“人民公敌”。
这种英雄史观，恩格斯晚年在另一封信中也驳斥了。一八九四年一月二十五日，恩格斯在致博尔吉乌斯的信中说：“这里，我们就来谈谈所谓伟大人物的问题。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去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人做了被本身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的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的现象。但是，假如没有拿破仑这个人，他的角色就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这一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恺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么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一八五〇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编纂学家则表明，人们已经在这方面作过努力，而摩尔根对于同一观点的发现表明，发现这一观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必定被发现。”
由恩格斯晚年的说明，可以知道：个人在历史发展上不是没有作用的。法国大革命后的军事独裁者，如果没有科西嘉人拿破仑也会有另一个人去充当，这另一个人在大局上说，不会有什么差异的，但在枝节上说则有许多方面与后来历史所记载的，不会完全相同，这就是说，个人在历史上毕竟能发生影响，但也只能发生次要的影响。
恩格斯这里也提到了摩尔根的名著《古代社会》。此书记载的人类有史以前的社会发展，我们在书中读到，人类社会由蒙昧进于野蛮，由野蛮进于文明，都是通过自然规则而进行的，并没有什么伟大人物在其中发生作用。后来有了国家，有了文字，有了历史，就出现了许多“英雄”或“圣贤”了，因而出现了究竟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的千年不休的争论了。其实，还是马克思说的对：人类也是按照一些客观规律而发展的，同自然界一样。
现在的个人崇拜者仍旧是英雄史观者，但他们与前一时期不同，不是在个人作用方面做文章，而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他们认为人有“主观能动性”，并非完全受客观规律所支配的。
我们倒要研究这个“主观能动性”。
就我所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到了“主观能动性”，《提纲》第一条说：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
以上一段是从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译文抄下来的，这里有“能动的方面”，但没有“主观能动性”，也许这句的译文，有人译为“主观能动性”。这里说的是认识论上的问题，意思是说要从对象的被动性和能动性两方面才能认识对象。不能望文生义，以为人有“主观能动性”，不受客观规律所支配。
不能认为只要借助于“主观能动性”就可以为所欲为，一亩地可以生产几万斤粮食，木炭炉可以炼出钢铁。
科学发展，人也可以飞上月球，美国播放电视，相隔半个地球的中国立即可以收看；……。但那决不是出于什么“主观能动性”，而仍旧是尊重客观规律，服从客观规律才能做到的。
那些英雄史观论者，最后还有一个武器，即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毕竟不同，自然科学的规律确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则是人类自己的社会活动，是人所创造的，因之也受了人自己的意志的影响。
恩格斯晚年在回答青年人的信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他在致布洛赫信中说：“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衡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
恩格斯这段话就是告诉我们：历史虽然是人自己创造的，但到目前为止，人类历史是无数意志互相冲突所产生的结果，同自然过程一样，所以也同自然过程一样受自然的规律所支配。
为什么要加“到目前为止”的限制呢？因为我们现在还有“阶级的社会”，还未完全认识到一切自然规律，还在“必然的王国”，到了将来，即没有阶级斗争，我们又能认识和服从一切自然规律，即到了“自由的王国”，那时人类就真能创造自己的历史了。
最后，辩证法唯物论中有一条规律，可能被人利用来为英雄史观张目的（即辩护——录入者注），这里也应当说明一下。
事物发展，由旧阶段过渡到新阶段，当过渡时候这个事物必然会有新旧两个阶段的特性，可以形成旧阶段的优势的性质，也可以形成新阶段的优势的性质。托洛茨基由此建立了他的“配合发展论”。这个时代是不稳定的，不能持久的。在法国，路易十四及其大臣可以建立一个专制王国。在英国，克伦威尔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英雄史观论者可以将英国革命归功于克伦威尔“个人”，其实，无论在法国或英国都是受当时当地的客观条件所决定的，并非“个人”发生作用，而且也只有在过渡时代才能发生这种“配合”的制度。例如，在一八四八年，资本主义发展的少壮期，采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将革命不断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是绝对不可能的。
恩格斯晚年这种议论，不能被那时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接受，正如列宁说的，那是出于革命的热情。
到了本世纪初，俄罗斯发生十月革命，现在看来，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条件客观上尚未成熟，普列哈诺夫（即普列汉诺夫——录入者）当时就主张把此次
革命作为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来进行，而列宁和托洛茨基则坚决主张将它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来进行，不管后来结果如何，当时列宁和托洛茨基主张是绝对正确的，因为世界已经开始进入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谁也不能断言社会主义革命绝对不会成功。即使看出革命尚未成熟，如马克思当时对于巴黎公社的估计，但群众既然起来，革命家也应当投入战斗的。
同样的理由，我们在列宁死后才出现的“世界革命”和“一国社会主义”之争，也应当采取这种态度，即是应当坚决走上世界革命的道路。
这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与“主观能动性”都无关。总之，恩格斯那篇论文中说的自我批评适用于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却不适用于二十世纪初年的革命，因为前者不是过渡时期，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客观条件，而后者是过渡时期，客观上已经具备了可能胜利的条件。
不断革命论
马克思于一八六四年出版了他的《资本论》第一卷，于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体系基本上完备了。此时西欧诸国流行的空想社会主义已经失势，科学社会主义代之兴起，各国工人运动也进行国际性的团结，成立了第一国际，有进步思想的人都以为，今后如果发生革命，那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了。
可是，资本主义发展是不平衡的，西欧诸国经济上已经资本主义化，政治方面，德国于几年以后，普法战争结束，实行了君主立宪制。但东欧诸国仍旧落后，不仅政治上落后，经济上也是落后的。至于俄罗斯大帝国，则仍旧是“欧洲的宪兵”，同拿破仑时代一样。
到了十九世纪末期，这些东欧国家，包含俄国在内，经济上也渐渐资本主义化了，但政治上、思想上，以及其他的上层建筑仍未改变，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不调和愈加显著，于是酝酿着一场革命。
因此，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发生的影响不及它在俄国发生的影响，在德国研究它的不及在俄国的人多，为它引起的争论也不及在俄国那样激烈。
反对俄国帝制的起初是民粹派，当时传到俄国来的，不仅有西方的资本主义思想，而且也有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民粹派说：俄国不需要资本主义，俄国可以跳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因为俄国以及所有斯拉夫民族，本来有原始公社制度，那就是“社会主义”，我们只要排除强加的那些封建的中世纪的恶劣制度，就可以恢复我们原来的社会主义了。
俄国是否可以跳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呢？民粹派中间为此问题争论不休。此时，马克思主义已经传入俄国了，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已经有许多民粹派青年去研究了。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一群青年民粹派，于是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而脱离民粹派，成立“劳动解放社”，这些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同民粹派的旧思想作战，一方面在自己阵营中发生争论。
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般是认为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才能到达社会主义。列宁著作了一本大书，名《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引据事实证明俄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的社会，虽然上层建筑还是封建的、中世纪的。但列宁又认为俄国的资产阶级与西方各国的资产阶级不同，西方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都是由本国的资产阶级领导的，那时无产阶级幼稚，力量不足，而且没有自己的组织，只能协助资产阶级去同封建势力战斗；俄国则不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有自己的政党和工会，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他方面，俄国资产阶级势力较弱，不敢同强大的封建势力作斗争，又很害怕在它背后强大的无产阶级同它争夺胜利的果实。
列宁虽然主张俄国无产阶级领导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他仍然强调俄国革命要分为两个阶段，须先完成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然后才能开始俄国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他十分严格区别这两个阶段，认为每个阶段的任务是不相同的。
列宁在《两个策略》书中说：
“社会民主党人（按即当时马克思主义派的革命家）永远不应当而且一分钟也不应当忘记，无产阶级为了争取社会主义，必然要同最主张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这是毫无疑问的。唯其如此，社会民主党就绝对必须是一个单独存在的、阶级性十分严格的独立政党。”
既然两个阶级的任务各不相同，因此两个阶级的政权性质也不相同，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是“工农民主专政”，而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才是“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俄国革命家中间就是围绕这些问题而争论不休的。关于俄国革命性质的问题的争论，当时还越出俄国的国境以外。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也参加了这个争论。当时，考茨基是受人重视的，不像第一次大战以后被视为“机会主义”者。考茨基的意见有利于布尔什维克派。
但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年轻一些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参加了俄国革命家的争论，而且比考茨基发生更长远的影响。
巴武士和卢森堡打开了俄国人争论的门槛子，他们在久被遗忘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旧档案找到了这二位导师的一八五〇年以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委员会名义写的一篇《通告》，从其中取出一个口号“不断革命”。
这篇《通告》所号召的行动，结果并未达到目的，恩格斯晚年在一篇文章中还自我批评说：一八四八年正当资本主义少壮期，要把这个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
这篇旧档案，因此只能作为自我批评的材料，正如列宁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有犯错误，但那是革命家过于乐观估计形势犯的错误。
可是，隔了半个世纪以后，这篇《通告》忽然成了经典，这个口号在俄国革命性质争论中发挥了重大的影响。
这是因当时，二十世纪初年，俄国革命客观形势所促成，那时俄国人正在争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整个世界局势看，社会主义革命渐渐成熟，但世界上还有几个重要国家尚未完成民主革命哩！就俄国一国看，是否可以跳过资本主义革命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呢？
正当列宁对于那两种性质不同的革命如何互相联系时，忽然发现了这个旧档案，于是又争论起来。
这一次的争论则是发生于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
巴武士和卢森堡原始的文章，我未见，不知怎样介绍这篇通告的这个口号，亦未见后人提起他们的议论，想必是很肤浅的，不值得争论的。可是，托洛茨基从他们接过这个口号，应用到国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来，遂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首先不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的不断革命论。《通告》中说的不断革命论，大意是说：德国无产阶级起初同德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联合，共同反对德国的封建统治，在革命过程中，德国资产阶级满足自己的要求后，便退出革命，于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联合，继续革命下去。这是当时的情况，《通告》于是警告说：小资产阶级一旦满足自己的要求，也要退出革命的；那时无产阶级就要独自革命下去，不断地革下去，直到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的口号，就是：“不断革命”。
这个分析和鼓励并不适合于俄国一九〇五年的情况。托洛茨基是改变《通告》说的“不断革命”的内容，使之适用当时俄国革命局势的。
现在将托洛茨基自己一九二二年在他著的《一九〇五年》一书的新版的序言中所作的说明摘录于下：
“正是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事变到十月罢工这个期间，本书著者对于俄国革命发展的性质形成了获得‘不断革命论’名称的那些观点。这个陌生的名称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直接摆在俄国革命面前的，虽然是资产阶级的目的，可是它不能停留在这些目的上面。除非使无产阶级执掌政权，革命就不能解决它当前的资产阶级任务。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又不能以革命的资产阶级范围来限制自己。恰好相反。无产阶级先锋队正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胜利，还在它自己统治的初期，就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在这种情形下，它不仅会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
托洛茨基这段话同上引的列宁在《两个策略》中说的一段话，可以看作这是列宁和托洛茨基二人之间争论的话。因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一九○五年从一月到十月之间形成的，而列宁的《两个策略》是一九〇五年七月间写出来的。列宁说：从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发展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阶段以后，无产阶级必然要同过去支持它的盟友发生冲突，托洛茨基也是这样说。列宁主张在资产阶级民主阶段时，革命不能受资产阶级领导，托洛茨基接受了列宁的这个主张。他的不断革命论正是建立在这个主张的基础上的。除此之外，两人就发生分歧了。列宁主张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时，革命政权只能是“工农民主专政”，托洛茨基则主张那时就应是“无产阶级专政”，为此就引出了各阶段有各阶段的不同任务的问题。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不能在民主革命阶段实行，托洛茨基认为在民主革命阶段就应当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及一部分属于社会主义阶段的其他任务。所以我认为《两个策略》中如下一段话就是列宁回答托洛茨基的：
“当然，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过去和将来的成份交织在一起，前后两条道路互相交错。雇佣劳动及其反对私有制的斗争在专制制度下也有，甚至在农奴制时代就已经萌芽了。但是这丝毫不妨碍我们从逻辑上和历史上把发展过程的几大阶段分开。我们都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截然不同的东西，我们大家都无条件地坚决主张必须把这两种革命极严格地区分开，但是，难道可以否认前后两种革命的个别枝节成份在历史上互相交错的事实吗？难道在欧洲民主革命的时代没有许多社会主义运动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尝试吗？难道欧洲不是还有许许多多民主主义性质的事情要由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去最终完成吗？”
列宁这里承认不同阶段有个别枝节成份互相交错的事，正是为了反对不同阶段的各自的根本成份可以互相交错，例如，他反对在俄国民主革命胜利后就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争论双方都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且都引用辩证法，辩证法是主张事物或过程的发展是有不同阶段的，各阶段也应当严格区分；但辩证法又主张各阶段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在特殊的情况下两个阶段也可混合。
双方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最后还须由实践来检验。我们试看俄国十月革命如何检验这次争论。
但我先要说明一点，即是俄国人一九〇五年革命前后纷纷争论革命问题时，所争论的都只是俄国一国的革命，并不同世界革命，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争论的。我只知道，列宁曾说过这样的话：俄国革命成功了，就可以引起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那时俄国革命就可以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混合起来了。托洛茨基也只在上述序言中末句提到世界革命：即俄国革命中的工农矛盾“只能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解决”。
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前后，人们只泛泛地觉得资本主义改变了，与马克思《资本论》所分析的那种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不同了，大概马克思所预言的社会主义革命快到了，但当时政治上尚未有具体事实的表现，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人们的泛泛感觉变得更加清晰了。战争中，世界社会主义者在瑞士青梅凡尔和京达尔两次开会，就明白提出了如何迎接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到了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国爆发革命时，即使大多数人仍然只从俄国一国立场去考虑革命问题，但敏感的革命家已经不能不将俄国革命同世界革命联系起来谈论了。
这在托洛茨基是当然的事情，他更有信心在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就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实行若干属于未来阶段的任务。列宁则改变原来要以俄国革命引发世界革命的计划，而且能够将已经爆发的俄国革命同即将爆发的世界革命联系起来。
列宁回到彼得格勒，出了车站，就在装甲车上向群众演说，以后又发表了《四月提纲》。当时的思想，本质上已经是将俄国革命看作社会主义革命来进行了。列宁这个社会主义革命路线，不但参加革命的其他党派反对，连布尔什维克党内的高级干部也不赞成。但革命群众是拥护的，以此影响了那些老干部，他们渐渐地从列宁的旧路线（即革命不超出资产阶级范围）转变到列宁的新路线（即将革命看作社会主义革命来进行）。
当时并未出现布尔什维克派多年期待的“工农民主专政”，却出现了“双重政权”。资产阶级占据了“临时政府”，而社会革命党靠和孟什维克在“工农代表苏维埃”中占据了多数，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只占少数。“临时政府”遭受群众攻击，不得不寻求苏维埃支持。一次，苏维埃开会，台上演说的人说：“现在没有一个党愿意接受政权”。列宁在台下站起来说：“有，我们布尔什维克党愿意接受政权。”列宁的话决不是要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因为布尔什维克只能代表“工人”，而当时并没有代表农民群众的党。九月间，列宁写了《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其中主张没收银行。他说：“我们是在二十世纪，政府只能支配土地，还是不够的，必须也能支配银行。”
没收土地自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但没收银行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而且是主要的任务。这就是说，不同阶段的主要任务也是可以在同一阶段中合并进行或交替进行的。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事实上正是这样。十一月七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就先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先在城市没收了银行，驱逐了资本家而工人管理工厂，此时，农民尚未没收地主的土地，直到次年（一九一八年）夏天农村才实行土地改革。
一九二一年，十月革命四周年时，列宁作了一篇纪念文章，其中说：
“我们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作为主要的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工作的‘副产品’，顺便解决了。”
于是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在“不断革命论”问题上的分歧就不存在了。这就是真正的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这个不断革命论不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告》中说的不断革命论，也不同于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前主张的不断革命论，更不同于中国某些人至今仍在理解的“不断革命论”。（他们说托洛茨基说的不断革命论，就是主张必须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才能到达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
托洛茨基很重视不断革命论。十月革命之后，尤其当中国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时和革命后，对于不断革命论还有所发挥，主要是：第一，将俄国十月革命实行的不断革命论扩大应用于东方尚未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国家；第二，一国革命成功后，其他国家尚未开始革命，或革命遇到困难，那么已经成功的国家就应当发动和援助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起来完成革命。
托洛茨基虽然添加了第二种意义于“不断革命论”，但一般人的议论还是集中在第一种意义上。
我的认识则以为未来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会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估计的，多半爆发于旧的即曾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国家，而且一开始就爆发于发达的国家，那时一国爆发革命，很快就会蔓延到大多数的国家。即便那时也是要先在某一落后的未曾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国家，那也是借这个国家做导火线的。
万一仍像一九一七年那样只在一个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其他国家没有或很少起来响应，那么这又是革命的不幸，这又表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尚未完全成熟。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
一九一四年爆发了世界大战。为了同一九三九年爆发的世界大战相区别，现在分称为“第一次”和“第二次”。
战争引起很大的破坏，是不必多说的。我们要说的，是战争引起思想的混乱，特别是当时最进步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混和分化。一八七九年，在恩格斯主持下成立各国工人组织的国际联合会，即“第二国际”，到此就瓦解了。参战国的工人政党分别支持本国资产阶级去同敌国作战。各国工人政党内部也起了分化。各国党内都出现了左派——国际派，起初人数不多，力量薄弱，以后渐渐成长起来，而且在瑞士齐默华德和江达尔两处召开国际会议，企图恢复国际组织。可是，这些派别内部思想也是复杂的，力量仍是薄弱的，开会结果，意见未能统一。
俄国情况比较特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表面上是一个党，事实上许多派别都有独立的组织，独立的纲领，独立的行动。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派，在各派活动中处于左派的地位，对于这次战争采取了正确的立场。
列宁明白指出，此次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战争，战争双方都是为本国帝国主义利益的，毫无进步可言；各国无产阶级和群众的责任不是去支持本国资产阶级同敌国作战，而是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并起来进行革命。他提出“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他对本国战争主张采取“革命的失败主义”，主张利用战争的机会夺取本国的政权。他以为资本主义已发展到最后的阶段，不能再发展下去了，世界就要革命，社会主义制度就要起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
马克思主义者，凡读过恩格斯那本《从空想到科学》的人，都知道，资本主义发展不下去时，社会主义必然要起来代替它的。但在恩格斯晚年还是从理论分析上面说出这个道理，而未见到事实的启示。可是，在恩格斯死后，资本主义结构起了某种变化，生产单位的兼并和集合化加速了，竞争改变为垄断，金融资本发生特殊的作用，开始资本输出，诸大强国争夺殖民地，加紧剥削殖民地，等等。这一些都不同于《资本论》所分析的，于是大家纷纷研究这些新现象，马克思主义者也去研究。
据我所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希法亭写了一本《金融资本论》，考茨基也写了一本书，我未见，但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中知道，考茨基设想世界上那些强国，帝国主义国家，会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超帝国主义”。卢森堡于一九一二年出版了一本《资本积累论》，也是属于这一类著作。最后，列宁在世界大战爆发的第二年也写了一本《帝国主义论》，他以此来解释此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原因。列宁的书的副书名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他认为此次世界大战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不能用通常的和平方法去克服，不得不采取战争手段。“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就是此次危机所引起的。
卢森堡的书写于此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但她和她的学派也是以书中所分析的资本积累的矛盾来说明此次世界大战的原因的。即她认为这个矛盾也不能和平解决，非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不可。当时的形势，不能不这样估计，因之不能不这样根据这种估计去发动革命。可是，俄国的革命成功了，苏维埃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来了。至于德国，则一九一九年革命爆发后便失败了，卢森堡本人也以身殉职。
今年十一月七日（一九九七年）恰值十月革命八十周年。我们看，今天的世界还是资本主义社会，今天的资本主义仍在繁荣，而且是前所未有的繁荣。我们回顾八十年前的世界局势，再对照一八九五年恩格斯写的那篇重要文章，不禁要问：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是否同一八四八年一样，资本主义还在少壮时期，资本主义制度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尚未发挥殆尽，贸然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是注定要失败的呢？
不，不能够这样说。一九一七年的资本主义是不能与一八四八年的资本主义相比的。一八四八年确是资本主义的少壮期，此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确是注定要失败的。到了一九一七年，资本主义已经到了衰老期，虽然尚在繁荣，而且空前繁荣，但精力已衰，它的末日屈指可数了。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尚未发挥干净，但已不多了。
一九一七年，俄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不满足于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将革命进一步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是完全正确的。那时引起世界性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困难，但也有可能的。
从各资本主义大国，我们看出，当时引起世界性的社会主义革命并非完全不可能。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引起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也在成熟过程中一这是与一八四八年不同的。
总之，拿一八四八年、一八七一年和一九一七年三次革命相比较，我们可以断言：一八四八年和一八七一年两次革命，就社会主义的意义来说，是客观上不成熟的，因之无论如何不会成功的；但一九一七年革命则不同，那时全世界已到了生产方式过渡的时期，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革命虽然困难而艰苦，但并非没有正确的。成功的希望，革命家开始将革命车轮转到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所走的也正是历来革命的正当道路，即以大城市为中心，以群众运动为基础，群众运动发展到一定的水平，然后去武装群众，动摇和争取一部分的正规军队，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
自然，如果条件十分成熟，瓜熟蒂落，也可以实行不流血的革会；反之，则须经过极艰难的斗争，直到最后才能胜利，或者革命最终失败，如此次的“十月革命”。那就从头做起，准备下次革命。十月革命及其失败，是二十世纪发生的最大事件，我们不能不研究清楚，给后人以重大的教训。
第一，十月革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空前残酷的战争又毫无出路以后举行的，当时领导和群众都确信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论断，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就是说：资本主义到此就不能再发展了，就非让位于社会主义不可了。《国际歌》那句话原来是说“这将是最后的战斗”，在革命时，群众改唱为“这就是最后的战斗”。当时的领导和群众都相信这社会主义可以在一次革命中实现的。
第二，世界革命遇到了挫折。首先是俄国战争因革命而结束，继之德国战败投降，因之各国政府有力量镇压要求革命的群众，以致俄国革命不能越出西部边界以外。俄国的革命家为了保卫孤立的革命，并未少做他们应做的事情，也镇压了本国的反动阶级，并且巩固了政权。但社会主义革命是国际性的，一国政权巩固，也抵御不了外国有形的和无形的反动势力的侵入。
第三，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的苏维埃政权，事实上在俄国仅存在十年，从一九二七年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为标志，便告结束了。
第四，一九二七年以后，完全统治苏联（即以俄国为中心的联邦）的，是一个新的剥削阶级，在苏联实行的制度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也可称为干部主义）。
第五，这个干部阶级（有人称为官僚阶层），是十月革命时的部分干部蜕变来的，他们借用十月革命的权威，进行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
最后，我们要讨论一个问题，即列宁在他的《帝国主义论》中，断言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最后阶段”——这个断言究竟对不对？我认为这个断言既对又不对。
就他对于当时形势来说，这个断言是对的。他指出当时形势的五个特点，即（一）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二）资本集中和集合；（三）金融资本发生了特殊作用；（四）少数资本家集团分割了世界市场；（五）少数的强国分割了世界领土。这些特征发生的总原因就是商品找不到市场。正因为商品生产得多了，而市场却不随之扩大，所以无法自由竞争，只能实行垄断，而且只能扩大生产规模来垄断，又只能利用金融力量来垄断，世界市场成为少数大资本家集团所瓜分，瓜分不平均便诉之于国家的武力。到了这个地步，资本主义已经没有发展余地了。
但十月革命八十多年后，人们突然惊异地发现资本主义复兴了，亚洲出现了“四小龙”，迅速发展了生产，接着老资本主义国家恢复了战争创伤之后，生产又发展了，它们的国家居然找到了市场，销得出去，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繁荣气象，不仅走上了新的阶段，而且好像永远不会死亡。
在此事实之下，我们不能不说：列宁分析二十世纪初年所得结论，即资本主义已发展到最后阶段——是错了的。
这是当前一个重大的谜。
我们必须解开这个谜，否则只好承认资本主义是永远不会灭亡的。试换一个方式来说明这个问题。
马克思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经济学批评》导言）那么在二十世纪初年，即十月革命前夕资本主义是否完全发挥了它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呢？
列宁一九一六年写《帝国主义论》时，世界形势，如以上所说的自由竞争变为垄断，等等，确实表示资本主义本身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已经发挥干净。由此应当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提上议事日程。可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真实历史面前，则可以知道：资本主义生产力竟有一部分潜力隐藏未露，不仅当时列宁不曾看出来，当时任何人都不曾看出来。直至第二次战争后才表露出来。正如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书中所说的：历史比最进步的阶级的最聪明的领导人都更狡猾。只是既经表露以后，就容易理解和说明了。同事实相对照，我们才可以说：当初列宁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是说错了。
为了鉴往知来，十月革命以后的历史必须改写，我们不妨试作一个简要的说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过几年，世界出现了一个奇迹，即亚洲有四个小地区，不仅恢复了创伤，而且生产迅速发展起来。这些国家（地区）本来都是殖民地，韩国、台湾是日本殖民地，香港、新加坡是英国殖民地，香港虽未独立，但也改变了殖民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宗主国，资本主义时常发生危机，生产并不景气，何况它们的殖民地。殖民地除本身不景气之外，还受宗主国的剥削和掠夺，战后为什么还迅速发展呢？这是需要说明的。
问题不在于殖民地和独立国的区别。国虽独立，但未完全脱离殖民地的地位，或者以前是这个国家的殖民地，以后则受另一个国家控制了，问题在于以前那些宗主国实行的是“旧殖民主义”，如今实行的是“新殖民主义”而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新殖民主义”就已出现了，但区别并不显著，旧殖民主义，基本上，虽也要殖民地建筑加工厂，那只是为了剥削和掠夺，并非为了发展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相反，宗主国仍维持殖民地原有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新殖民主义，基本上则是为了在殖民地发展资本主义的。
在殖民地发展资本主义，那就是自觉地破坏了原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了。这里，我想起了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
卢森堡认为根据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的算式，每一轮生必然有着新的生产成品之一部分售不出去，其所占用的资本不能投入运转，于是资本主义便要灭亡了。然而资本主义没有灭亡，而且继续发展，即是由于这部分售不出去的生产成品毕竟售得出去。卖给谁呢？不是卖给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卖给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残余（同一国家内残存的前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即落后国）。
在继续说明卢森堡的学说以前，我们还要重提一下本世纪的一场重大的论战，即“世界革命论”和“一国建立社会主义论”之间的争论。
本章不过将十月革命以后引出的若干问题提出来而已。有些问题，提出来就可以说明了；有些问题难以说明，遗留下来未解决，因为这些问题都不是几句话可以解决的，其中一些问题需要专章或几章才能说明白。
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成功，俄国建成了无产阶级专政，是否从此可以一帆风顺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呢？
这个问题，在列宁病死以前，是没有人讨论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是世界革命的事情。所有的人，包括斯大林在内，都认为一国，那怕像苏联那么大的国家，也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九二四年上半年，斯大林出版《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时，对于这个问题说了如下的话：
“可是，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尚待解决。没有几个先进国家中的无产者共同努力，能不能解决这个任务，即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呢？不，不能。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给我们证明了。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单靠一个国家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有几个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
这段话说得很好，很正确，可以代表当时，即一九二四年上半年，苏联的广大干部的共同认识。
可是就在这同一个一九二四年，秋天，在苏联共产党内斗争中，斯大林突然在这个问题上改变到恰好相反的方向，从“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立场，转变为“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立场。为此发生了党内争论，在争论中当然有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即质问斯大林：在你的大作《论列宁主义基础》中，你自己不是才讲过“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么？”但这个质问难不倒斯大林，他将原著中那一段删去，而补入新的，相反的一段话，就够了。以后谁敢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呢？格别乌或克格勃随时都会来光顾你。
这新补的一段在现在的新版书中随时都可以找到的。不妨也抄录于下：让人家对照一下：
“可能，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革命获得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既然已经巩固自己政权并领导着农民，就能够而且应当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这是不是说，它这样就能获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即最后胜利呢？换言之，这是不是说，它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就能最终巩固社会主义并完全保障国家免除外国武装干涉，也就是免除复辟呢？不，不是这个意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至少必须有几个国家内革命的胜利。因此，发展和援助其他国家内的革命是获得胜利的革命的重大任务。因此，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革命不应当把自己看做独立自在的东西，而应当看做用以加速其他国家无产阶级胜利的助力和工具。”
试比较这两段文字的异同，由此理解这两段意义的异同。同一个人在同一本书中，相隔不过半年，就对于当时一个问题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说法。春天写的是旧说法，秋天就提出了新说法来代替旧说法。这两种说法今天仍存在着，可以比较，作者有意将这两个不同的说法写成类似的文章，开头都写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结尾也都写成了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要援助尚未胜利的无产阶级。粗心的读者一定看不出有什么严重的分歧。可是，正是这种严格的分歧，引出了二十世纪的最大的争论。
分歧之处在于：
旧说法明白说：一个国家革命成功，即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之后，“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没有几个先进国家中的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是不能解决的。但新说法则说：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巩固了政权并领导农民，就能够而且应当建成社会主义。
春天的旧说法说了“不能”，秋天的新说法就说了“能”。
一九二四年上半年以前，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斯大林在内，都是认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为什么？因为他们都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导，都知道恩格斯作为《共产党宣言》初稿写出来的《共产主义原理》一书，此书写成了问答体，其中的第十九个问题正是《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
“第十九个问题：这种革命能不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
答：不能。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文明国家的人民，紧密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个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此外，大工业在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当前的主要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的国家，首先要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这里，恩格斯是对人类革命前途说的。对于未来只能作笼统的论述，因此到了实现时，总有许多细节上的出入，但革命导师的指示总是应当遵守的，同时也要注意实现时的微观变化。
恩格斯这段话是一个半世纪以前写的，我们试拿这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来检验这段话：
第一，历史证明单独一国确实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斯大林的旧说法，即符合于恩格斯教导的说法，是正确的。他的新说法，即j违反于恩格斯教导的说法，则完全是错的。他统治的苏联不仅未曾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且连十月革命取得的胜利果实完全丧失了，十月革命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权已不存在了（事实上早已名存实亡了，如今这个“名”也不存在了），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也是如此。现在已经恢复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事实上，所谓公有制也早已不存在，生产资料是被一个“干部阶级”所占有的。）
第二，恩格斯这里说的“共产主义革命”是包括革命开始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组织成功的建成而说的，二十年之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将这个全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一）革命成功，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二）过渡时期；（三）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又分为“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
十月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单独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几种不同条件配合之下，是能够成功地建成第一阶段的，但绝无可能完成过渡阶段和最后阶段。
第三，一个半世纪以前恩格斯说的大工业发展，使得各国人民紧密联系，以致各国社会大致相同，使得一个国家发生的事情很快影响于其他国家，等等，在今天说来更加亲切。今天，科学技术更加发展了，交通通信更迅速了，而跨国公司的组织使世界各文明国家结合为一体，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些国家即使不会同年同月爆发革命，也是一国发难，其他各国很快就会起来响应的，先发动的国家就不是作为革命基地，去发动其他国家起来革命，而仅仅是一种“导火线”引起炸药而爆炸的。
第四，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然不会是完全平衡的，这一点，恩格斯早已知道了，他分别了文明国家和非文明的即落后的国家，他认为在这些文明国家中（他指出当时四个国家：英，美，法，德），发展程度虽有差异，但“大致相同”，尤其国内阶级关系相同，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起决定作用的”阶级。此外，这些文明国家发生了革命，诞生了合理的社会制度以后，也可以促进那些非文明国家的发展。总之，那旧世界虽然有文明国家和非文明国家的分别，但二类国家不是对抗的，而是互助的，使得非文明国家也进入共产主义。
将来还会再演一场二十世纪的苏联悲剧么？——即一个强大落后的国家在偶然凑合的机会中发生了“不断革命”，而其他的文明国家没有起来响应，于是无产阶级政权被干部阶级篡夺了去，“社会主义”旗帜再被践踏了一次，这不是完全不可能的。那时，革命浪潮，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浪潮，又要再失败一次了，这是人类历史的不幸。
再论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
上节，已经讨论了这个问题。上章讨论的是学术问题，即纯然从理论方面讨论问题，不计较党派的斗争，当时确实有人，俄国人和德国人，且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是否定这个问题的，却仍然坚持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开始就认为一国不能够建成社会主义，到列宁死前，连斯大林自己也坚持这个结论。我已经引了列宁死后不久斯大林写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对于这个问题说的一段话为证。
本章，我们讨论的，则是这个问题的政治方面，即不顾是非，只从社会上某一阶段、某一政党，或党内某一派别的利益出发，来讨论问题。列宁病中以及死后，布尔什维克党内形成了以斯大林为首的一个派别，放弃了世界革命路线，只求安稳享受十月革命的成果，不惜抛弃布尔什维克的传统，图谋同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妥协，于是提出了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原则，以此掀起了党内的斗争。
这个讨论是没有政治意义的，对于那个“原则”，我们反驳很容易。“你，斯大林，一九二四年春天才说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到了秋天为什么又说了相反的话呢？”
斯大林始终没有回答这个反驳。他只说，这个原则不是他提出的，是列宁提出的，因此也可认为这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传统”。
这个谎言也是容易揭穿的。我们可以反问斯大林，你自称为列宁的信徒，信守列宁提出的一切原则，而且读熟了列宁的著作，那么你为什么一九二四年春天要提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原则与你说的列宁原则相反呢？斯大林也始终未曾回答这个问题。但斯大林（或为斯大林的谬论去到列宁著作中找寻证据的人）所引的列宁言论，在那些不熟悉列宁思想的人，确实以为列宁已有一国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
托洛茨基在他的《俄国革命史》中特别写了一篇长文，作为附录，题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么？》就是征引列宁的著作，说明列宁自始至终都是认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
《共产国际纲领》中，列宁的文字被引来证明列宁有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思想的，共有两处。
第一处是列宁在一九一五年发表的《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其中列宁说了如下的话：
“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获得胜利，这个国家的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奋起同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抗衡，把其余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发动反对资本的起义。”
斯大林派引用列宁这段话，说是列宁主张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证据。托洛茨基反驳说：如果这段话可以证明列宁主张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那么怎么解释他以后又多次断言一国不能够建成社会主义呢？托洛茨基接着又说：这是间接的反驳，还可以提出直接的反驳，这就是同在一个时期，不过稍后一些，列宁亲手起草了一个提纲，其中说了如下的话：
“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乃是彻底实现俄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为了燃起欧洲社会主义革命之火，这第二个任务现在同第一个任务非常接近了，但仍旧是一个特别的任务，仍旧是第二个任务，因为与俄国无产阶级合作的，在此两个任务中各不相同；在第一个任务中，合作者是俄国的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在第二个任务中则是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
这话就是说：俄国革命成功须先发动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先在俄国组织社会主义生产。
《共产国际纲领》第二处引用列宁文字的，是列宁一九二三在患病期中口授秘书写出来的《论合作社》一文，他在文中说：
“的确，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的权力，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我们从前鄙视为买卖机关，并且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
列宁这段话，斯大林派更加要拿来作为列宁主张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证据了。
托洛茨基的反驳则很简单，他说：这里，列宁说的是“政治条件”，这本是列宁的老话。他早已说过：“在一九一八年，俄国已经具备了社会主义的政治条件，而德国已经具备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
按一九一八年，列宁为了反对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党”作了一文，名《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其中有如下的话：
“到一九一八年竞产生分成两半的两个社会主义，两者紧挨着，正如在国际帝国主义蛋壳中两只未来的鸡雏，德国和俄国在一九一八年最明显地分别体现了具体实现社会主义的两方面条件；一方面是经济、生产、社会经济条件，另一方面是政治条件。”
由此可见，苏联具备了的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只是指政治的条件。
《论合作社》一文并非完全没有提到“经济的”条件。第二节一开始就提到他一九一八年同“左派反对派”争论的那篇文章，使人知道苏联缺少“经济条件”。列宁又说：“假如不是因为国际关系，不是因为必须为我们在国际范围内进行斗争，可以说，我们必须把重心转移到文化建设方面的，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的确是转到文化建设了。”由此可见，列宁写此文时并未忘记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原则，他不过“撇开国际关系”，只谈国内经济而已，所谓“国际关系”，既包含保卫自己阵地，也包含物质的援助，所谓“文化工作”，则是教人民受教育提高智识，同西方文明国家一样。
斯大林派为了证明列宁主张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便在列宁著作中寻觅证据，结果只寻到两处，而此二处又是似是而非的。托洛茨基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么？》一文中则引出了一大堆的证据，证明列宁是始终主张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托洛茨基所引的列宁文字，我这里不能全抄了，只能抄几段。
以下便是选自托洛茨基那篇文章中所引列宁主张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话。一九〇五年写的话。
“俄国革命家，依据于欧洲好几代革命家之上，有权利‘梦想’‘能够’前所未闻地完全实现我们的整个最低限度政纲。……这一点走到了——那个革命之火就要燃烧整个欧洲。……欧洲工人也将起来，并将指示我们‘怎样做这事情’。”
由此可见，俄国民主革命成功后并非忙于在国内“组织社会主义生产”，而是欢迎欧洲工人起来，并将受欧洲工人的指示如何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一九〇五年，列宁说：
“俄国民主革命成功之后，无产阶级已经以社会主义革命之名为了保持民主胜利品而斗争了。这个斗争对于俄国一国无产阶级差不多是没有希望的，俄国无产阶级的失败也是必然的，倘若欧洲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没有来援助俄国无产阶级的话。”
由此可见，没有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起来援助，俄国无产阶级单独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一定会失败的。
一九〇六年列宁说：
“俄国革命有充足的力量可以胜利，但其自己的力量尚不够保持胜利的果实，……因为在一个小经济惊人发展的国家里，商品小生产者，连农民在内，必然要转过来反对无产阶级的，当无产者从自由走到社会主义去的时候。……要阻止反革命复辟，俄国革命所需要的并非俄国的后备军，而是国外的援助，世界上有这种后备军存在么？有的，那就是：西方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
由此可见，俄国无产阶级，为了保持民主革命的胜利果实，也需要西方无产阶级的援助。
列宁这种思想，从一九○五年起，经过反动年代，战争年代，直至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爆发，都没有改变。
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列宁要回国时，在《告别瑞士工人书》中写道：“俄国无产阶级，仅仅以自己的力量，不能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但可以促进形势改变，使得它的主要的和最可靠的合作者欧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容易加入决胜负的斗争。”
由此可见，列宁此时仍旧没有改变他的思想。
“四月会议”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合开的，列宁起草了决议案，由会议通过。决议中说：
“俄国无产阶级在欧洲最落后诸国之一活动，而且处于小农人口中间，自不能以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改革为其目的。……农民性的俄国虽不能实行独立的社会主义改革，我们仍没有权利不去夺取政权，——夺取政权不仅为了民主任务，而且为了‘社会主义方向上实际可以实行的某些步骤’，如国有土地，监督银行，等等。那些反资本主义的设施。感谢最发达的前进国家中具备了的一些社会主义革命客观前提，将能继续发展下去。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列宁在会上作报告时，才说了如下的话：仅仅说些俄国环境，那是错误的。……世界的运动，将社会主义革命提出于我们面前时候，在此条件底下俄国无产阶级将遇到什么任务呢？——这便是本决议所研究的主要问题。”
事情是明白的。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宁已经克服了那些“老布尔什维克”的狭隘的民主精神，此时他绝不会主张“一国能建成社会主义”。
从四月会议起，列宁关于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观点，便为广大群众所接受了。大家都按照列宁的说法去考虑问题。
临近十月革命时，列宁写了小册子《布尔什维克派将保持政权吗？》其中，列宁说：
“布尔什维克派若是不受人家所恐吓而晓得去夺取政权，则世界上就没有一种力量能够阻止他们去维持政权，直至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这就是说：俄国的无产阶级政权是能够保持到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爆发的，那时世界社会主义就胜利了。
列宁起草了《劳动者和被剥削者权利宣言》，以苏维埃政府名义向“立宪会议”提出，其中说：
“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和造成各国社会主义的胜利，……苏维埃政府将坚决在这条路上走去，直至那解除资本枷锁的国际工人革命的完全胜利。”
一九一八年三月，列宁在第七次党大会上说：
“绝对的真理乃是：若无德国革命，我们就要灭亡。也许我们不是灭亡在彼得堡，不是灭亡在莫斯科，而是灭亡在海参崴，或在其他遥远的地方，我们是撤退到那些地方去的。……然而无论变化如何，德国革命若不起来，我们总要灭亡的。”
列宁这话说的，是最明显无疑的了。列宁在此次大会上又说：
“国际帝国主义，……代表一个庞大的真实力量，……无论如何不容许苏维埃共和国做邻居。……这里，……最大的历史问题乃是……必须激起世界革命。”
这次党大会通过的决议案，对于这个问题有如下的决议：
“大会认为巩固那在俄国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稳妥的保证，惟有转变这个革命为国际的工人革命。”
一九一八年四月，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大会上作报告。
“我们的落后地位推动我们走向前去。倘使我们不能支持其他国家暴动的工人有力地走来援助我们的一天，我们就要灭亡。”
一九一八年七月，列宁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发言说：“我们的努力必然要引起世界革命。”
当伏尔加河流域爆发了国内战争，列宁在莫斯科某次会议上又说：
“我们的革命表现为全世界的运动。……无产者群众将保证苏维埃共和国能战胜捷克斯洛伐克人，能支持着等待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之爆发。
差不多同时，列宁在写给英国工人的信中写道：
“我们置身于一个被围的要塞之内，等待国际社会主义的其他军队来救援我们。”
同年十一月间，他说得更加明白：
“世界历史事实证明了，我们的俄国革命之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并非一种冒险，而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因为没有其他道路可走。若无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若无世界布尔什维克主义胜利，英法美帝国主义就将必然地扑灭俄国的独立和自由。”
一九一九年三月，俄共开第八次大会，列宁在发言中说：
“我们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过生活，而且是在好多国家构成的一个系统内过生活。苏维埃共和国在帝国主义诸国旁边长久存在，是不可想像的。归根到底，两方面之中必有一方面消灭了另一方面。”
一九二〇年，十月革命第三周年时候，列宁说了如下的话：
“如果那天夜里（十月暴动夜里），有人对我们说，三年之后……我们就可以胜利了，——那时没有一个人肯相信的，连最乐观的人也不肯信的。那时，我们知道，须待我们的事业在全世界得胜之后，我们方能胜利。因为我们当初着手进行这个事业时是完全指望着世界革命的。”
既然那时“连最乐观的人”也不肯相信无外来援助能保卫革命，更用不着说不敢梦想建成一国社会主义了。
一九二一年七月间，列宁对于当时形势作了一次总结。他说：
“我们到了一个平衡。这个平衡虽然很少巩固的，非常不稳定的，但仍不失为平衡，使得社会主义共和国能够在资本主义包围中间，生存下去——自然只能生存很少时间。”
在这“很少时间”中，自然谈不上一国能建成社会主义。
一九二一年四月，列宁要求：我们要改变一下工作顺序，以利实际工作。他说：
“西方社会主义革命为了种种原因延迟了，我们必须明白解决提出于我们面前的组织任务，才能够认真地给西方社会主义革命一个援助。”
顺序固然改变了：以前是等待西方革命来援助俄国，现在则要建设俄国去援助西方。但要注意，建设俄国只为的援助西方革命，而不是为的单独在俄国建成社会主义。
列宁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在第八次苏维埃大会上说：
“我们的苏维埃俄国尚处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一个边区地位时候，要梦想我们的经济完全独立，那是绝对可笑的，那是幻想和乌托邦。”
列宁一九二二年三月，在第九次党大会上说：
“我们要接受一次考验。俄国的和世界的市场来考验我们。我们受这个市场所支配，与这个市场有联系，且脱离不了这个市场。这个考验是很严重的，因为我们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都是失败。”
列宁在第九次苏维埃大会上论工业和农业的关系，认为俄国工业是不够供应农业的需要的。他说：
“如果在世界范围内来看这个问题，那确有一种工业，足够繁盛，足够庞大，可以供给世界以一切生产品，……我们便是以此为我们的计算之基础。”
我们征引列宁的话，到此为止。以后不久，列宁就中风养病，不能工作了。在养病期间，他口授了一篇《论合作社》的文章，其中说：苏联国内具备了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需的一切，我们上面已经说明了，这话的意思是说“政治上所需要的一切”，从他列举的项目可以知道，同一篇文章也明白说“仅仅一点”是例外，这“一点”就是国际问题和文化问题，总之是经济问题。
斯大林派在《共产国际纲领》中引列宁主张一国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由，只有两条，我们上面已经指出这两条是误解或曲解了，而这里所引列宁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话，却有许多条。
那么究竟列宁是主张一国能建成社会主义呢，还是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呢？这不是清清楚楚么！
干部主义
同一个斯大林，一九二四年春天著作《论列宁主义基础》时郑重写出：一国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但在同年秋天，他就在一个决议案中写出：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了。他春天所写是理论的，学术的问题，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根据布尔什维克党的传统，亦即根据自己的信念写出来的；他秋天所写，则是违反自己的信念，违反导师的教导和党的传统写出来的。应当说，斯大林这个理论的转变，是为了迎合苏联此时已经形成的一个新阶级（或新阶层）的利益和要求的。
这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
原来，列宁，托洛茨基等布尔什维克党领袖们，发动十月革命时，是将俄国革命看作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奏曲”的。他们确信（见前节所引列宁的言论）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久就会爆发，那时俄国的革命就能够胜利，俄国革命所获得的果实就能够保持，万一世界革命不起来呢？那时俄国革命必然失败，这是毫无疑问的。
那时，他们所设想的失败，只有两种方式：不是本国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击败无产阶级而恢复政权，便是外国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俄国，推翻无产阶级政权。他们预先采取了防范措施，阻止这两条反革命的道路。
他们绝没有想到俄国革命不是失败于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复辟，也不是失败于帝国主义的人侵，而是失败于革命政权内部的变质。正如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所说的：历史发展比最革命的政党的最优秀的领导人所能想到的，都更加复杂，更加巧妙，更加狡猾。
十月革命早于一九二七年，即夺取政权十年后，实质上失败了，但还拥有十月革命的招牌，到了一九九一年，连形式上也失败了，十月革命招牌也摘下了。
十月革命的失败和十月革命的成功都富于教训，也许可说：失败比成功更富于教训。
我们试说明：失败的经过及其教训。
广大群众和革命干部夺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他们防范了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复辟，以及帝国主义的入侵。可是，世界革命始终没有大爆发：德国、匈牙利、保加利亚有昙花一现的革命，但都未形成气候。按照革命领导人的预计，十月革命就要失败了，可是，内战平息后未曾再起。帝国主义国家又都同革命政权建交，要同革命政权和平共处，于是群众消沉了，干部开始变质。
列宁死前看见了这种现象表示忧虑，提出了一些防范“官僚化”的措施，他只把干部的变质看作“官僚化”。但发展下去，就不是“官僚化”了。因此，采取的措施都没有效力。
革命的干部逐渐变质，于是越出了无产阶级“官僚”的范围，而成为一个同无产阶级相敌对的阶级，我称之为“干部阶级”，但按其在社会生产上的作用来看，我们应当说它是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阶层”，在资本主义晚期必然产生的一个资产阶级阶层。当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变为垄断之后，中小企业合并为大企业，一国的企业扩大为跨国的企业，股份公司代替了私家经营。此时，企业生产的管理成为一种高深的技能，复杂的学问，不是资本所有人所能担任的，必须由专家来担任。恩格斯晚年已经看到这个现象，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也写出了真实的事实，这就是企业管理人，同工人一样，也是受资本家雇用的人，而资本家失去了管理权，只能每年拿股息，，分红利，而成为社会上多余的人，同失业工人一样。资本家自然不需要也依靠救济金来维持生活。
一般的垄断资本主义进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种种现象更加发展。那时，由低而高的企业管理人员都是国家的雇员，而所有的资本家都靠银行存款的利息过着寄生的糜烂的生活。
自然，资产阶级中也有管理专家，也会受雇于国家去管理企业。专家获得高薪，用不完积存起来，也会成为资本家，但从社会分工上说，身份毕竟不同，受人雇用者的身份，究竟不同于雇佣别人者的身份。
十月革命之后，苏联没有资产阶级了，那些能够管理国家，同时也管理生产的人，他们就是苏联的统治阶级。世界革命没有起来并不是他们的过错，既然在帝国主义包围之中能够支持下去，又何必去发动世界革命呢？列宁死后，斯大林估计国内的和国际的形势，于是决心做现成的干部阶级的代言人，抛弃世界革命而走上所谓“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道路了。
要知道，世界革命不起来，苏维埃共和国是一定要灭亡的。可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只想到灭亡于旧社会的复辟，灭亡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因此只注意这两方面的防御，而未想到会灭亡于革命干部本身的堕落变质。他们也看到一些堕落变质的事实，但总以为这是“官僚化”，而采取一些纠正“官僚化”的措施；而绝未想到在世界革命未发生，即使没有旧社会复辟和帝国主义入侵，群众也一定会消沉，干部也一定会蜕化的。
试看，以斯大林为首的十月革命的干部将十月革命结成的果实——苏维埃共和国——引到哪里去？
这些干部形成了一个集体，以一国社会主义论为指导的理论，管理了国家，同时也管理了生产，他们是统治者，而群众是被统治者，他们说了算，而群众没有发言权。他们宣传这就是“社会主义”。
其实，这不过是列宁一九一八年所主张的“国家资本主义”。一九一八年，列宁在一本小册子《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性》中主张苏维埃共和国采取“国家资本主义”。
列宁将当时的俄国经济分为五种成份：一、宗法式的农民经济；二、小商品生产；三、私人资本主义；四、国家资本主义；五、社会主义。他说，那时在这五种成份中，占优势的是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他认为现时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互相斗争，而是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反对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反对国家的任何干涉，统计和监督，不论它是出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或出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这是丝毫不容争辩的事实。
一九一八年，列宁主张苏维埃共和国采取国家资本主义，提出了两个理由：第一，它的效益无比高于俄国现行经济；第二，它没有使苏维埃政权感到可怕的任何东西，因为苏维埃是工人和农民政权，这是已经得到保障的！
列宁以上所发的议论，到他一九二一年九月写《论粮食税》小册子时又重说了一遍。那里，他补充说：当时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最典型的国家就是德国，那里有现代大资本主义技术的‘最新成就’，以及服从于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有计划的组织，如果把上面加了着重点的字眼删去，同样用国家，但已是另一种类型，另一种阶级内容的苏维埃国家，即无产阶级的国家，来代替这军阀的、容克的、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国家，那你们就会得到提供社会主义的全部条件。
这里，列宁的思想是很清楚的，有政治条件（无产阶级政权）而没有经济条件（大资本主义的最新技术成就）和能使千百万人服从的有计划的全国组织，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必须二者结合在一起，才是社会主义。
以斯大林为首的干部，在苏联建立的制度，也就是“国家资本主义”，这种以国家雇员代替资本家来管理生产，不仅苏联如此，德国亦是如此。在希特勒统治下德国的工厂都是纳粹员管理的，资本家都靠遍站。所不同的，是苏联已无资本家，而德国资本家的所有权仍得到承认，不过失去管理权而已。这一点并不重要，恩格斯说过，到了资本主义晚期，资本家也“失业”了，成为多余的人了，但还是靠“剪息票”过生活。
问题在于苏联的政权究竟代表什么阶级。
上引列宁的话，可以说明列宁的重点是政权的阶级性，而德国经济上已经成熟建成社会主义的条件，但因为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故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当列宁说这些话时，苏维埃共和国当然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列宁死后，斯大林夺了权，苏联的政权还是代表苏联的无产阶级的么？
这是目前有争论的问题。
斯大林派认为这个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一九三六年，苏联公布了一个新宪法，布哈林起草的，斯大林宣布的，其中说：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了，苏联已经基本上没有私有财产，工业是国有的，土地是国有的，农民在土地上耕种，实行集体所有制，而非个体私有制，等等。人们在苏联都是这样说，在实行这种制度的国家中也是这样说，他们认为这可以证明：一国是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
主张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人，如列宁、托洛茨基，以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则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这是无产阶级国家产生了官僚，官僚代替了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但这个国家仍是十月革命的产物，不过一部分干部堕落成为官僚而已。例如一个人身体是好的，但生了毒瘤，只要割去毒瘤，仍可恢复健康的。
列宁生前已经看到官僚堕落的现象，他在病中为此现象着急，要同托洛茨基结盟，共同反对官僚堕落。不幸，列宁死去，托洛茨基孤掌难鸣，在反对官僚堕落中被以斯大林为首的官僚派打败，并被驱逐出国。
应当说，斯大林领导的一派，其最初的活动，仍是同官僚堕落一样，但发展下去，就显示它并非官僚堕落，而是另一资本主义制度。
托洛茨基在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之后四年被斯大林派人刺杀。照理，他能看出这个制度的真面目，可是至死，他仍认为苏联是一个堕落了的工人国家。现在这个国家已经灭亡了，事实证明它既非“社会主义”，也不是“堕落的工人国家”，我们现在能盖棺论定了。
首先，我们要说明：没有私人财产并非是“社会主义”。苏联宣布一切生产资料，包含土地在内，都为国家所有，但苏联的国家，并非劳动人民所有，而是干部阶级所有。因此所有生产资料，包含土地在内，事实上是干部阶级所有的。干部阶级实行的是集体所有制，集体占有财产，集体管理财产。干部以外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都是政治上被统治者，经济上被剥削者。
又有人以为实行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错误的，资本主义晚期，已经能够实行计划经济，国家资本主义早就有计划经济。上面引用列宁一九一八年写的小册子的话，他说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除有大资本主义的最新技术之外，还在生产和分配上有一个“计划的”国家组织。其实，马克思晚年也说过：“股份公司”出现，就是有计划的。
苏联灭亡后，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高呼口号：“社会主义”破产了！从我们上面的分析当可以知道：社会主义并未破产，破产的只是斯大林的干部主义。
很奇怪，马克思和列宁都给了“社会主义”一个明确的定义，而《哥达纲领批判》和《国家与革命》又都是“干部必读"的书，可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明确的社会主义定义。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论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马克思说了如下的话：
“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见一九九五年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三〇三页）”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也照抄了马克思这里所说的话，我们就不必再引列宁的文字了。
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当然没有私人财产，也当然有计划，但必须做到马克思说的产品不表现为价值，才是“社会主义社会”。产品既然不表现为价值，那就不是商品了。而货币是商品的一种，因之也就没有“货币”了。既无“商品”和“货币”，又何来“市场”呢？所以所谓“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不会存在的，犹如世界上没有什么“方的圆形”或“圆的方形”一样。
所以斯大林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断语就不攻自破了。那么，斯大林制度是不是“堕落的工人国家”呢？一九九一年苏联灭亡的事实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一个工人国家，无论如何堕落，当其灭亡时竟没有一个工人拿起枪来保卫它！
那么斯大林制度究竟是什么制度呢？
斯大林制度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其特殊处在于它的财产国有化和计划化，它不是从资本主义发展而成的，而是从一次无产阶级革命蜕化堕落而成的。革命消灭了本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干部接管了国家的管理权和经济的管理权，要求采取当时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来发展生产力，以便支持到世界革命起来。可是世界革命没有起来，于是群众消沉了，干部发笑了，于是出现了一个没有传统意义的资产阶级的“国家资本主义”。
于是干部本身代行了传统意义的资产阶级的职权。
如果要给它一个更恰切的名称，那就应当说，斯大林苏联实行的是干部主义，统治者则是干部阶级。但不可忘记：干部阶级也是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阶层，而干部主义也是资本主义晚期的一种形态。
资本主义的两种模式
从斯大林独揽大权起，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模式：传统的模式和斯大林的模式。
传统的模式是容易说明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分析过了，恩格斯也预言了它的晚期形态，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更列举了它的垄断阶段的特征。总之，它是始终保留着资产阶级的（传统意义上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原本是资本的所有者，又是资本的管理者；以后它将管理权委托给高级的雇用人员，但还能监督这些雇佣人员，以后它连监督权也没有了，最后它成了只靠剪息票为生的社会上多余的人。大公司，大企业，以及一切国有企业，都是由国家雇员来管理的，这些雇员本是资方代理人，国有化之后变为国家的雇员。“国家”既然是“总资本家”，那么他们仍是“资方代理人”，他们仍是用资本主义来经营生产和分配的。
斯大林模式资本主义的特征，则是没有资产阶级，连只靠剪息票为生的资产阶级也被十月革命所消灭了，但那些国家雇佣——干部，包含经营生产和分配的在内，仍是“资本主义”的雇员。既非“社会主义”的雇员，也不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制度”的雇员，因为这个国家并不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是反对无产阶级的。
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干部，为什么不是代表苏联无产阶级的利益呢？
这里，我们应当说明：一九一七年那次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失败了。列宁多次说过，世界革命如果不起来，我们的苏维埃共和国一定要灭亡的。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教导。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性的革命，没有几个先进的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起来革命，单靠一个国家无产阶级起来，是不能成功的，何况俄国当时是资本主义落后的国家。十月革命的火焰，起初向西燃烧，虽然引起匈牙利、保加利亚，以及德国某一部分发生革命，但不久就熄灭了，于是火焰向东燃烧，引起了中国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但也归于失败。于是，苏联国内革命势力和反动势力的斗争便以反动势力的胜利而结束。如果要定一个革命失败的时间，那么应当说这个时间是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就这个月内，中国广州暴动失败了，苏共十五大开除了托洛茨基出党。
这里，我们提到了托洛茨基，提到了斯大林，又作了“革命的”，“客观的”判断，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叙述历史，认识客观事实，并不很注意是非、善恶的判断，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有公认的理论可以遵循的。十月革命的失败首先是出于世界革命没有兴起，而革命没有兴起又首先是由于世界革命的客观条件尚未成熟，个人不过是历史的工具罢了。马克思在《经济学批评》的序言中写出的有名的唯物史观公式就明白说：
“无论那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
恩格斯晚年就是根据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后，欧洲资本主义更加繁荣这件事实来说明，他们青年时代要把一八四八年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是错误的。同样，我们也可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的复兴，已经发展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德国也曾后退为一般资本主义的事实，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四小龙的兴起，以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空前繁荣的事实，做出结论说：当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尚未成熟社会主义社会成功出现的条件。资本主义世界尚未成熟社会主义社会出现的客观条件，但已经成熟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了。试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经过多少次失败，到法国大革命才最后成功。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最后的革命，哪有一次成功之理。
“革命死了，革命万岁！”曾是欧洲革命的口号，也应当成为我们现在的口号，十月革命盖棺论定了，第二次世界革命浪潮仍是要起来的。
我们现在应当心平气和地分析，从十月革命失败后的世界形势中预见未来的发展。
斯大林掌握了苏联大权之后，世界上，传统模式的资本主义和斯大林模式的资本主义，互相较量。传统模式资本主义仍旧带有传统的病症，即经济危机，一九二九年开始的危机更是前所未有的。反之，斯大林模式的资本主义，则因苏联地域广阔，大部分的地区等待开发，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不愁没有市场，因此能够发展。斯大林派便以此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来夸耀。这个竞赛，一般说来，是传统模式占了上风的，但斯大林模式仍是勉强跟得上。
在这竞争中间，德意两国为了准备战争，也曾采取斯大林的“干部主义”方法加快发展，即是以法西斯党员代替资本家去管理经济，以此壮大它们的战争力量。
战争爆发了。起初是德意方面占了上风，英法失败，以后德国进攻苏联，也占了上风，但苏联和英美联合后，终于打败德意了。
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竞赛就不同了。战后最初几年，苏联虽然成了超级大国，能与美国分庭抗礼。但几年过后，形势大变，传统模式资本主义突然繁荣起来，压倒了斯大林式资本主义。不是依靠原子弹，依靠战争压倒对方，而是依靠生产力压倒它，也可以说，是依靠“社会形态”压倒它。
本来进步形态必然要压倒落后形态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资本主义最后必然要压倒封建主义，社会主义必然要压倒资本主义。同一社会形态中也是如此。法国一八三〇年革命就是金融资本主义压倒土地资本主义，一八四八年革命又是工资资本主义压倒金融资本主义。到了二十世纪，垄断资本主义压倒自由竞争资本主义。
照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可以压倒一般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列宁就是这样看的，他很欣赏当时德国实行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主张苏维埃共和国采用它，作为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方式。但是法英诸国没有跟随德国上来，而德国在第一次第二次战争失败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又被德国放弃了，为什么呢？
原来，这仍是切合马克思主义的公式的，因为一般的垄断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尚未发挥干净。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初版序言中说：“帝国主义战争大大加剧了垄断资本主义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这话是说：垄断资本主义本来是要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过使这个转变的过程加速而已。可是，以后历史证明：就全世界而言，当时尚未到垄断资本主义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时期，列宁所举的德国实例，只是那次世界大战的产物而已。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了应付战争的需要，德国以外的交战国或多或少也都采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措施的。战争停止后，这些措施也都解除了，唯有苏联接受列宁的建议，实行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过渡措施。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交战国，又重复了一次。
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变为垄断的资本主义，主要是由于生产力增加而市场缩小，不能不采取措施，来垄断市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是出于这个需要，以应付更加缩小的市场而已。如果市场没有缩小，制造出来的商品容易销售出去，那么垄断就是多余的了。
我们从二次世界大战后，传统模式资本主义国家都废止了战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措施来看，可以知道，列宁以及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包含卢森堡在内），大都是将战争的暂时措施当作正常发展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传统模式资本主义的繁荣是出于市场的扩大。此时，不仅国家资本主义不能适应这个新的形势，连一般的垄断资本主义也不能适应这个形势了。
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斯大林模式的资本主义还能够同传统模式相竞争，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几年，就无法比赛了。于是，斯大林模式的资本主义就陷于破产。
斯大林制度的破产，不是被原子弹所击败，而是被资本主义的突然繁荣所击败的。
船翻了，乘船者争先逃命，先逃且能登上另一只船的，就可以活命，否则要与船同归于尽。
为什么传统模式的资本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会突然繁荣起来呢？那还须从头说起，即还须求助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向来有争议的理论。
马克思的“再生产”算式
在《资本论》第二卷末，马克思专论资本主义的再生产。第一卷说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第二卷说了资本主义的流通，到此就可以将这个生产方式拿来作全面的论述了。
在经济学草创时期，重农学派的创始人，法国人魁奈，曾著了一本书，名为《经济图表》。以图表的方式简单明了地展示他的经济学说。此书当时很流行，而且引起了很多的争论，各种不同的经济学派对于此书有各种不同的意见，继重农学派而兴起的古典学派，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人，意见更多，他们既提出反驳意见，又表示同意。马克思的《经济学批评》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比古典学派又进了一步，自然，不能赞同魁奈的学说，但却赞成魁奈用图表的方式来展示他的研究结果。
魁奈《经济图表》所展示的他的学说，大意认为：法国一国有一笔“总资本”，估定为50亿利弗，每年消耗了，又生产出来。全社会可以分为三个阶级，其中农业家阶级是生产者阶级，这个阶级包含租地经营农业的资本家和一切从事农业工作的人；其中地主阶级能是不劳而获的阶级，这个阶级包含地主、帝王，向农业家阶级征收农业农业税的税吏，以及官员，军队，等等；除此两个阶级之外，一切从事工业、商业、自由职业者，等等，他们也是劳动者，但不是生产者。50亿利弗总资本，每年是这样分配的：20亿作为资本进行农业生产的流动的本钱；10亿作为补偿损耗了的农业固定资本，其余的20亿则付给地主阶级去消费。地主阶级拿到了这20亿利弗后，拿其中的10亿向农业家（即租地经营农业的资本家）购买农产品，又拿10亿向非生产阶级的工业家和商业家购买工业品，农业家从地主阶级收回来的10亿再拿去向工业家购买工业品，那个非生产阶级现在手中有20亿现金了，便拿这20亿向农业家购买农产品，其中10亿买的是食品，另10亿买的是工业品的原材料。如此周而复始。
不用说，这种“再生产”只是“简单再生产”，因为既然只承认农生产才是生产，那么这种“露天工厂”受了天时的制约，每年的生产是相差不会太多。
重农学派的经济学仍然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决非封建地主经济学。凡经济学都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因为重农学派仍是以租也经营的资本农业家为主体，而非以封建地主为主体，这一派经济学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阶级关系。
资本主义发展下去，重农主义学派就让位于古典学派了。
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人，证实了社会确实有一个“总资本”存在并非魁奈虚构的，但他们不承认唯有农业家阶级才是生产阶级。他们认为所谓生产阶级社会应以工业生产为主，农业家不过是资本家中一个部分。于是，古典学派对于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当时英国的资本主义社会，有他们自己的看法，不能通用魁奈所作的分析。
马克思又进一步，走出经济学范围之外，对整个经济学进行批的学说是“经济学批评”，他一八五九年出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做《经济学批评》。《资本论》也以《经济学批评》为副题。马克思本人是将“经济学”看作资产阶级学说，将“社会主义”看作无产阶级学说的。从恩格斯起才将《资本论》说做马克思的“经济学”。
马克思首先提出“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学说，并以此作为他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但他欣赏魁奈使用图表方式，虽然并不同意魁奈的学说。他也想用一种简明的方式展示他的学说，但他用的，不是“图表”，而是“算式”。
他把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生产物分成两个“部类”，第一部类是“生产资料”，第二部类是“消费资料”（或生活资料）。在市场作用之下，这两个部类的生产之间自然有一定的比例，由这个比例可看出资本主义运行时的一些法则。
他从资本主义的“简单再生产”说起。
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算式，总是一对的，因为总要分别“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
“简单再生产”的一对算式如下：
Ⅰ．4000c＋1000v＋1000m＝6000生产资料
Ⅱ．2000c＋500v＋500m＝3000消费资料
以上算式中，I表示生产资料的生产，Ⅱ表示消费资料的生产。c表示不变资本，v表示可变资本，m表示剩余价值。
魁奈的图表是“有名数”（50亿利弗，20亿利弗，10亿利弗，等等）来表示的；马克思这里用的是“无名数”，因为这里主要的不是“绝对值”，而是“比例”。但资本主义社会，要研究的，又不是“简单再生产”而是“扩大再生产”，在扩大再生产之下，绝对值愈来愈大的。
上面的一对算式，用文字说，就是：假定有一笔总资本要投入生产，那就必须将总资本分为三份，以其中的两份去生产“生产资料”，其余一份去生产消费资料，才能互相配合。例如，总资本为7500，那么应当投入5000于I部类，投入2500于Ⅱ部类，两部类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又都是4：1，即I的c为4000，v为1000；Ⅱl的c为2000，v为500，剩余价值率又都假设为100%，故I的m为1000，Ⅱ的m为500，由此产生的生产资料为6000，消费资料为3000。
既然是“简单再生产”，那么第二轮，第三轮，第四轮，……的生产都依照这对算式。我们可以看见：I所生产的生产资料为6000，而I的不变资本（4000）和Ⅱ的不变资本（2000）之和恰等于6000，ⅡI的生产品消费资料是供两部类的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使用的，两部类的v＋m之和也恰等于3000。
真是天衣无缝，这一对算式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也适用于未来的社会主义一只是那些数字并不表示货币，而是表示劳动时间。
可是资本主义本质上是要进行“扩大再生产”的，“简单再生产”只是偶然出现而已，所以马克思是注重于“扩大再生产”。
下面便是马克思提出的“扩大再生产”的基本算式：
Ⅰ．4000c＋1000v＋1000m＝6000
Ⅱ．1500c＋750v＋750m＝3000
为什么“简单再生产”没有“基本算式”，而“扩大再生产”独有“基本算式”呢？因为前者每轮生产是不增不减的，而后者则每轮生产都按一定的比例而增加的，所以每轮算式都不相同，可是又都是从一对算式派生出来的。
由此基本算式出发，假定资产阶级并不将所得剩余价值全部消费掉，而只消费一半，另一半作为资本投入生产，即投入每一部类的生产，那就得到如下的算式：
Ⅰ．4400c＋1100v＋500m＝6000
Ⅱ．1600c＋800v＋600m＝3000
这一对算式中，I式是容易说明的；资产阶级拿出500m投入生产，其中400m投入不变资本，100m投入可变资本，Ⅱ式比较复杂些，Iv为1000时，IIv为500，那么I增加100时，Ⅱv就应增加50了，合原有的750，便是800，IIm原为750，把其中100拿去增加ⅡIc，其中50又拿去增IⅡIv，故只剩下600，唯Ⅱc应增200，今只增加100，则不可解。（可能由于ⅡI式总和须凑成3000）
可注意的，是第一轮扩大再生后，所得总产量仍不过是9000（6000＋3000），可见起点的总产量要更低的，这并不难解释，因为要选定一个足供攒大再生产使用的算式，总产量偏低并不重要，只求往后各轮都能适用这个基本算式就好。
马克思发挥了这个“基本算式”。这基本算式，再写一次，就是：
Ⅰ．4000c＋1000v＋1000m＝6000
Ⅱ．1500c＋750v＋750m＝3000
它的第一轮扩大再生产的算式，是
Ⅰ．4400c＋1100v＋500m＝6000
Ⅱ．1600c＋800v＋600m＝3000
我们试检查这两对算式，看看是否都能平衡，两部类都能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没有多余？在基本算式内，两式的c共为4000＋1500＝5500，但I生产6000生产资料，即生产资料有500供过于求，两式所需要的v＋m共为1000＋1000＋750＋750＝3500，即有500求过于供。再看第一轮扩大再生产后有何变化？第二对算式中，两式c的需要为4400＋1600＝6000，
而I式所生产的生产资料恰好是6000，供求平衡了，两式需要的v＋m共为
1100＋500＋800＋600＝3000，供需平衡。
第一轮扩大再生产如此，如果按此算式再扩大下去，那也都会供求平衡了。换一句话说，这个扩大再生产的算式是适用的了。
且慢，上面所计算的不过数目字的供求平衡而已，仔细考察每一数目字所代表的实物，则可发现一个漏洞，即其中有一类500m代表的是生产资料，而非消费资料，而两式中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已经满足了，这500m的生产资料再销售不出去了。
马克思本人当时已经发现了这个漏洞，他千方百计找寻一笔货币来购买这500的生产资料，他还另拟了一对算式，希望能越过这个漏洞，可是，不成功，在另一对算式（马克思称为“第二例”），仍旧出现了同样的漏洞。
马克思事实上并未解决这个问题。
卢森堡仔细研究了这个问题，发现：这个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无法解决的。
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
卢森堡研究了《资本论》的第二卷末章，马克思的再生产算式后，有重大的发现。她为此著作了一本厚厚的书《资本积累论》，论述她这个重要的发现。此书出版于一九一二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二年。人们曾以卢森堡此书的理论来说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又以此书的理论，来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致战后全世界资本主义复兴的原因。在此，我要说明这本《资本积累论》的大意。
卢森堡认为马克思所作的简单再生产的算式是很好的，天衣无缝的，不仅能够说明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的过程，而且可以用来说明将来社会主义的简单再生产的过程。但对于马克思所作的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算式，则不是这样说，卢森堡认为这个“扩大再生产”的算式有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没有解决。
现在将马克思所作的“扩大再生产”的算式抄录如下：
Ⅰ．4000c＋1000v＋1000m＝6000
Ⅱ．1500c＋750v＋750m＝3000
这个算式的I是同“简单再生产”算式的I完全相同的，但就不同，“扩大的”Ⅱ和“简单的”II，两者总值固然相同，即都是3000，两者的剥削率也相同，即v：m都等于1，但两者的不变资本e是不同的，“简单的”算式为2000，“扩大的”算式则是1500；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也不同，“简单的"为c：v＝4：1，“扩大的”为2：1，有此不同，于是第一部类（1）的生产品（生产资料）的总值便大于两部类的c之和（6000>4000＋1500），而第二部类（U）的生产品（消费资料）的总值则小于两部类的v＋m之和（3000<1000＋750＋1000＋750），这本是扩大再生产的必然结果。
但以此为“扩大再生产”的基本算式，再按第一部类资本家拿出500m作为资本，增加在本部类的不变资本（400）和可变资本（100）上，又由第二部类的资本家从本部类的剩余价值中支出100作为不变资本，拿出50作为可变资本增加在原来的资本上，由此作出的算式，即为第一轮“扩大再生产”的算式，于是基本算式的生产资料总数等于新算式的两部类不变资本之和，而基本算式的消费资料总数也等于算式的两部类的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之和，这也符合于扩大再生产的条件。
如此看来，这个“扩大再生产”的算式也是天衣无缝的。
但卢森堡指出了其中有个问题不能解决，这就是每一轮生产出来所有的生产资料和所有的消费资料都须全部“兑现”即转为货币，然后能够进行下一轮生产的。
因为每一部类并非只有一个资本家，而是有众多资本家，他们有各自的工厂，各自经营，购买生产资料和雇用工人。他们要的，不是自然形态的生产物，而是这些生产物卖出后所得的货币。
从基本算式出发，第一轮扩大再生产的算式是：
Ⅰ．4400c＋1100v＋500m＝6000
Ⅱ．1600c＋800v＋600m＝3000
从算式看来，这是天衣无缝的，即扩大再生产可以顺利进行的。但事实上行不通，因为两个部类，原来需要的不变资本已经补足，为扩大再生产而增加的不变资本也已从本部类的剩余价值m）中取出一半，即500m增入了，本部类的另一半剩余价值，500m便无人需要，第一部类不需要，第二部类也不需要，如此这500m的自然形态（生产资料）便卖不出去，连带地第二部类中的剩途价值也有500m没有出路，整个的扩大再生产也就无法进行。
马克思自己当然也看出了这个问题，他称这个问题为“表面上的困难”，他设法解决这个困难。他的努力是要在货币流通方面找到一笔现金来购买这500m多余的生产资料，在流通中货币总有闲置的时候，可以暂时利用闲置的货币来买这个多余的生产资料。他在《资本论》第二卷的末章中特别写了一篇研究货币流通的问题，便以为可以解决这个“表面上的困难”了，其实还没有解决。马克思又以为困难可能出自他提出的那个“扩大再生产”的算式，于是另提出“第二例”，即通用于资本主义成熟期的算式如下：
Ⅰ．5000c＋1000v＋1000m＝7000
Ⅱ．1430c＋285v＋285m＝2000
资本主义的“有机构成”，即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比例，本来是愈来愈高的，资本主义后期的算式当然不同于前期的算式，但这个新算式仍旧不能解决这个困难，因为两部类的不变资本之和只有6430，而第一部类生产的生产资料有7000，即仍多出了570卖不出去。
卢森堡继承马克思研究这个“表面上的困难”，结果却发现了这个困难不是“表面的”，而是“本质的”。她认为在马克思的假设之下，这个困难是无法解决的。马克思假设：他所研究的资本主义，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其内部和旁边没有其他的生产方式存在，他的全部《资本论》都是在此假设之下写出来的，不过有时为了说明便利也曾试作比较，他并未曾忘记资本主义内部和旁边仍有其他的生产方式存在。可是，在重大的理论问题上，他从来没有放弃这个假设去求解决的。
卢森堡认为在这个假设之下是不能解决这个困难的。
“假设”是科学研究上一种重要的方法，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亦然。试举力学上自由落体的加速度为例。研究时必须假设物体是在真空中坠落的。研究结果，发现任何物体自由坠落时，不分大小轻重，必然会同一时间到达地面。可是实际试验时却发现没有同时到达地面，即是参差不齐地落在地面上。难道理论研究犯了错误么？在反复试验而又找不出错误之下才知道应当放弃原来的假设，即原来将空气的存在假设为不存在。放弃这个假设，注意到空气有浮力，随物体的大小轻重而发生的障碍的作用，于是困难就解决了。
现在，既然在假设纯粹资本主义之下找不到解决困难的办法，何不放弃这个假设呢？因为卢森堡认为马克思只研究这笔购买500m生产资料的货币来源，是不对的。应当知道谁需要这个多余的500m生产资料，而又有能力支付其货币。放弃了这个假设之后，卢森堡就看见了旧的生产方式，封建社会，奴隶社会，等等，总之“前资本主义”的残余，需要而且有能力购买这些生产资料。
于是问题解决了，多余的生产资料有买主了，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能够按照算式那样顺利地进行了。
由卢森堡这个发现，我们可以作出几个重要的结论：
第一，资本主义是在前资本主义怀抱内诞生的，又在前资本主义怀抱内依靠吞噬母体而成长，到了母体消耗至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也就不能再发展了，它要与母体同归于尽。资本主义因内部矛盾而灭亡，这个一般规律更表现为：资本主义因吞噬母体而与母体同归于尽这条特殊的规律。
第二，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向外扩张的，历史事实可以说明。资本主义起初在英国发展，有个时期，英国被称为“世界的工厂”，英国自己也希望能够保持这个地位，让世界各国都只成为英国的市场。但未能保持这个地位，因为英国生产消费资料也必须生产生产资料，而且必须生产多余的，即本国销不完的生产资料，不得不向外国，首先向法国推销。法国买了英国多余的生产资料，于是自己发展了资本主义，自己生产的生产资料也有多余的了，于是向比它更落后的国家，德意诸国推销多余的生产资料，德意诸国也发展了资本主义，还向东欧诸国推销自己的生产资料，如此发展下去，将使全世界都资本主义化。
第三，欧洲以外的国家，可分二类。第一类是那些文化低下，人口稀少的国家，如黑色非洲，如南北美洲，如大洋洲，等等。欧洲人将本国过剩的人迁移一部分到那里去，叫做“殖民”，那里便称为“殖民地”。欧洲人在那里建立了文明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中南美诸国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第二类则是中东和亚洲的文明古国，它们过去的文明和财富超过了欧洲，但因继续采取了前资本主义（奴隶主义和封建主义），遂落后于现代欧洲诸国，受欧洲人的直接或间接的统治。这些国家也被称为“殖民地”，其实欧洲人很少在那里“殖民”。资本主义在这些文明古国的发展是与在欧洲落后国的发展不同的。欧洲落后国自己是自动发展资本主义的，而那些文明古国，转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则受制于欧洲的殖民国家。欧洲人只要在这些文明古国推销自己的工业品，而不要它们自己制造工业品。因此它们只要推销消费资料而不要推销生产资料，只是为了便于推销消费资料，才不得已在那里建筑一些铁路和其他交通设施，或为了剥削那里廉价的劳动力才在那里办几个消费资料的工厂。欧洲人宁愿保存那里的旧的生产方式，同那里的旧统治者合作以加重剥削那里的人民，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旧殖民主义。
第四，旧殖民主义引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它至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根源，生产资料推销不出去，连带引起消费资料也推销不出去，资本主义陷于危机，那些强国便采取“帝国主义政策”，垄断市场，分割势力范围，等等，令人感觉到资本主义已经到末日，社会主义革命即将爆发了。列宁因此写了他的《帝国主义论》，全书名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虽然是在战争爆发前二年出版的，但在战争爆发后她和她的学派也曾以此书的分析说明此次战争的原因，即认为前资本主义已被消磨殆尽，扩大再生产的生产资料已经销不出去了。这次战争就是资本主义最后危机的爆发。
战争中果然爆发了十月革命。
但当前的事实证明：最后的资本主义危机尚未来到。
第五，资本主义的最后危机尚未到来，其证据便是第二次世界争结束以后资本主义的复兴，资本主义的空前繁荣。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也曾出现资本主义的“稳定”，但谈不上“繁荣”，更谈不上空前的“繁荣”。那时也时常发生经济危机，甚至发生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的大危机。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势完全不同了。最初出现了亚洲四小龙，以后欧美诸强国也欣欣向荣，过几年中国经济大发展，每年以百分之十左右的速度向前走去。这一切复兴、繁荣，空前繁荣出于什么原因呢？
最普遍的说法，由于科技发展。但这是倒果为因的。市场繁荣，制造出来的商品能够销售出去，于是才去发明或利用科技于生产。如果市场滞销，加速生产便没有意义。近代史上，科技的发展，产业的革命，都是市场的扩大，世界贸易的发展所促成的。在市场缩小之下，即使有科技的发明，资本家也不敢采用。
第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资本主义的复兴和繁荣正是出于市场的扩大，首先是生产资料市场的扩大，诸大强国适应客观的需要，放弃了旧殖民主义而采用新殖民主义，即是让殖民地政治独立起来，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于是，滞销的生产资料找到了出路，那些老资本主义国家，因之也能给自己的消费资料找到出路，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又能够顺利地进行了。结果是这些文明古国迅速地资本主义化，它们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就迅速消失了。
第七，新殖民主义固然给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找到广阔的市场，但同时也破坏了这些文明古国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些旧方式消灭到一定程度，亦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程度，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又失去市场了，资本主义发展得愈普遍，与它同时存在的前资本主义就愈快消灭，因之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的市场也就愈缩小，以至于完全消失，此时资本主义就到了末日，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成熟了。
第八，我们知道，一件事物发展下去，终会因为内在的矛盾而灭亡的；但这灭亡矛盾的表现方式随事物而不同。现在我们又知道，资本主义灭亡的矛盾表现的方式，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必须要扩大再生产的，而资本主义本质上又不可能扩大再生产。重农学派魁奈所作的《经济图表》也只是简单再生产的图表，他作不出扩大再生产的图表。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以事实证明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是可能的，但也未作出什么图表。马克思作了简单再生产的算式，是成功了，而且能适用于社会主义，但他所作的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算式却失败了。卢森堡从马克思的失败中却明白了：纯粹资本主义是不能扩大再生产的。
由此，我们可以作出资本主义如何灭亡的结论。
仅仅说：资本主义将因其本质上的内在矛盾而灭亡，那是太空泛了。一般人说：资本主义发展结果，将因生产力公有性和个人私有制的矛盾而灭亡，这说得更具体些，但还不够，即是不能表示这灭亡的特殊性。
资本主义本身是不会扩大再生产的，但因与它共处的旧的过去的其他生产方式能够向它购买多余的生产资料，使得它能够顺利进行扩大再生产，一旦这些旧的过去的生产方式消灭了，不能再向它购买了，它也就无法存在下去了。
由卢森堡的理论，我们得到了资本主义特有的灭亡方式。
卢森堡纠正和补充马克思
以上二章，说的虽然只是资本主义每轮再生产结果总有十二分之一（500/6000）的生产资料销售不出去的问题，经过卢森堡这样一研究，却成了一个重大的问题。
马克思将此问题只看作：如何找到货币来购买这十二分之一的过剩的生产资料。他向货币流通中去找这些钱，又向金银等贵金属采矿劳动中去寻找，又改换公式的结构去配合，等等。结果都不成功，或马克思自以为问题解决了，卢森堡则指出问题并未解决。最后，卢森堡作出结论，认为这不是枝节的问题，而是资本主义本质上的问题。
卢森堡认为：资本主义本质上只能“简单再生产”，而不能“扩大再生产”，在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每轮生产结果总有十二分之一的生产资料卖不出去的，如此搁置的生产资本积久不能流通，资本主义就陷于瘫痪而死亡。但事实上资本主义又是能够“扩大再生产”的，因为那十二分之一的生产资料都能销售出去，都不会搁置起来，这个理论和现实的矛盾又将怎样解释呢？
卢森堡说：那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同过去的，即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式配合着发展，那些过去的生产方式所积累的钱，能够购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多作的十二分之一的生产资料，以此解决了资本主义的根本困难。
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从过去的生产方式怀抱中诞生出来，吸收过去生产方式的营养，长大，恰好以其多余的生产资料破坏了过去的生产方式，到过去的生产方式消灭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便因不能销售其多余的生产资料而灭亡了。
有一种昆虫，总是产卵在另一种昆虫身上，当幼虫孵化出来时，就吃它寄生的昆虫身上的肉，吃完后自己也就长大而飞走了。以此比喻资本主义蚕食前资本主义的情况并不十分恰切，因为昆虫吃完了它的寄生体以后是能变蛾飞去，再去产卵在另一只昆虫身上，至于资本主义，则是与它的寄生体同归于尽的。
但由此，我们又可以知道卢森堡对于资本主义的灭亡有比一般人更具体的说明。
我们在前面一章已经说了卢森堡的说法，这里不再说了。这里要说的，是卢森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次形成的，而是经过多年才最后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共产党宣言》的发表，那是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二人在革命气氛中加入现成的国际革命团体，为这个团体起草纲领，《共产党宣言》提出的“纲领”就是“阶级斗争”学说，把社会分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互相敌对的阶级，互相斗争，归根到底就是这两个阶级的斗争，将来无产阶级斗败了资产阶级，人类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了。
这个理想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但以斗争方式来实现这个理想，则是马克思的发明。
马克思曾经说明：近代社会产生几个阶级，这些阶级的斗争构成了近代史的内容，——这并不是他发现的。在他以前，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家以及英国差不多同时的历史家就提出贵族地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三个互相斗争，构成了当时历史的内容。马克思自己不过将贵族地主合并于资产阶级而已，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到了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时候，贵族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已见分晓了，贵族地主纷纷“资产阶级化”了，即屈服于资产阶级了。
但阶级为什么要斗争呢，更具体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什么要斗争呢？有什么物质的原因可以说明么？
《共产党宣言》只摆出斗争事实，而没有说明斗争的原因，至于那些法英二国历史家更加不能说明。
《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马克思一面参加革命，一面研究这个问题。他起初以“劳动异化论”来说明。这是黑格尔学派的研究方法。费尔巴哈将“神性”是“人性”的异化，为原则来说明“宗教的本质”，而得成功，甚至于将德国的“唯心论”哲学引到“唯物论”来，但“劳动异化论”却不成功。马克思于是沉埋到经济学去，一面研究，一面批评，最后发现了“剩余价值学说”。原来，资本家雇用工人，并非公平交易，而是不定价值更换，工人劳动创造了商品的价值，所得工资实际上不过收回其创造的价值的一半，另一半则落入资本家腰包了。马克思由此不是发表一篇宣言，而是写成三大卷《资本论》。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段落。
最后，第三个段落，就是资本主义是怎样灭亡的呢？
马克思没有具体说明，他抽象地说：每一种生产方式，必须把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发挥干净，才能灭亡。这个说明是太空泛了。每一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必然有不同的灭亡方式，这个问题，卢森堡代为解决了。
原来“扩大再生产”I式中那个1/12的生产资料卖不出去的问题，马克思认为是“表面上困难”的，其实是本质上不可能。在假定只存在纯粹资本主义那就是根本上无法销售的，总之假定纯粹的资本主义存在，不过为了研究方便而已，这个假设必须随时放弃，才能符合研究的实际。
如此，我们就可以说明资本主义是怎样灭亡的。
资本主义是依靠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存在的，资本主义发展得愈迅速，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消灭得愈迅速。到了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减到一定程度时，资本主义就因无人购买其过剩生产资料不得不窒息而死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以来的世界历史应当重写
我们对于本世纪的世界历史一贯地是这样写的：
从本世纪初年起，资本主义就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亦即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了。帝国主义阶段就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即资本主义不会有其他阶段了。在帝国主义阶段中的强国，对内实行垄断，对外准备和实行战争，对殖民地则采取高压和掠夺的政策，即“旧殖民主义”。不久，世界大战就爆发了。世界大战引起了世界革命，世界革命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俄国旧历为十月二十五日）在俄国爆发，可惜其他强国很少起来响应，以至终未曾爆发革命。苏联在其他的强国包围中挣扎地生存，过了二十二年，世界又爆发了第二次的战争，仍旧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战争以苏联参加的英法美集团宣告胜利而结束。战后苏联和美国并称为超级大国，相互间进行冷战，到了一九九一年，美国终于不战而胜了；而苏联也分裂为十二个国家，并宣告恢复资本主义了。
卢森堡和她的学派，也同列宁学派一样，认为在本世纪初年，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最后阶段的，因为前资本主义残余已经消失得差不多了，资本主义不得不生产的生产资料卖不出去，由此发生了最后的危机。每轮过剩的1/12。
现在，历史事实证明，列宁学派和卢森堡学派都错了，资本主义的潜在力量那时尚有大量未发挥出来。
马克思在被称为“唯物史观公式”的《经济学批评》的序言中有如下的一段话：
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对照马克思这段重要的话，我们可以明白，在本世纪初年，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生产力确实未曾全部发挥出来，因为尚有几个文明古国那时还在进行封建的，甚至古代的“生产方式”，它的尚可拿出货币来购买资本主义不得不产出的多余的生产资料，来发挥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在资本主义胎胞里也还未成熟。设想，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的：“一切产品都不表现为价值”的物质条件显然尚未具备以实现这样的社会为目的的世界革命，其他物质条件也显然是未成熟的。
不错，马克思也说过：
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现在既然提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任务了，也许物质条件已经在生成的过程中吧。所以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之后，革命家采取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立场是正确的。以俄国的革命引发世界的革命，凭那些先进的强国的物质力量，共同努力，也许能够共同完成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决策当时，即使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条件不是完全成熟，也不妨向这方面去努力。
经过革命干部和群众的共同努力，政权毕竟夺取过来了，反革命的抵抗毕竟被打破了，在两位伟大的国际主义者列宁和托洛茨基正确领导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来了。但不久列宁病死，而托洛茨基失败，于是，那些倾向保守的干部占据了优势，篡夺了政权，抛弃了国际主义立场，假借列宁的权威，提出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路线，从此，十月革命终于失败了。
过去，人家总以为十月革命已经胜利之后，只有两种可能能够使它失败：第一是国内敌对阶级死灰复燃，武装力量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第二是外国武装侵略占领了苏联。但在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的政权的严重打击之下，国内反革命阶级已经没有力量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了，国外资本主义强国虽然稳定下来，虽有发展，但常常出现危机，自顾不暇，更无力入侵苏联。所以苏联不是灭亡于国内反动阶级的复辟，不是灭亡于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且灭亡于自称为继承十月革命的干部。
我们试来分析这个问题。十月革命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什么失败于当初进行十月革命的干部集团？为什么这个干部集团，推翻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之后，还能以十月革命的继承人自居？为什么这个干部集团，自己抛弃了十月革命的传统，恢复到革命以前的经济私有制和政治独裁之后，人们还不能确定这个集团的本质？
在分析之中，卢森堡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
原来，苏联自夸它的国内经济从未发生危机，而资本主义国家则时常发生危机，甚至发生像一九二九—一九三二年那么严重的危机，这可以证明苏联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其他国家则没有。
其实，这并非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而是由于苏联的经济无法向外扩张，只好向边远落后的东部地域扩张。帝俄时代，这些地域是俄国的殖民地，受俄国的剥削和掠夺，同其他强国的海外殖民地一样，不能发展资本主义。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则不同了。苏联欧洲中心照样进行“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多余的生产资料便运往这些落后的地域，这些落后的地域虽不如埃及、印度、中国那样的文明古国，毕竟也积累了一些财富，足以付出适当的代价。这也就是苏联勉强能够同传统模式资本主义相竞争的秘密。
根据以上所说，我们知道：苏联没有发生经济危机，并非出于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而是出于1/12多余的生产资料有人购买而已。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既非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社会，而是同当时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社会。原来，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后，俄国（后来的苏联），当权的干部和革命群众一致追求世界革命的胜利，他们先向西，掀起了德国、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革命，这些国家的革命失败了，然后向东（中国），掀起了中国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到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也失败了。同时，苏联内部“世界革命”和“一国社会主义”两种倾向的斗争也以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宣告斯大林的胜利而结束了十月革命的浪潮。斯大林当权的几十年，苏联仍然挂着“社会主义”的羊头，而出卖“资本主义”的狗肉。一九三七年起，斯大林独揽大权以后就是如此。我们少数人早已这样说了，那时多数人还不相信，直到一九九一年苏联灭亡之后，大家才明白。但现在还有少数人仍旧以为斯大林的苏联实在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本文开始所引的恩格斯晚年那篇重要文章，其中结论是否也适用于“十月革命”呢？就是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空前繁荣，是否可以说“十月革命”时世界尚未成熟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条件。不！不能这样说。一八四八年确实是未成熟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的，但一九一七年，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虽然未曾完全成熟，但已在“生成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等一群革命家要将当时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确实是错误的，但一九一七年列宁、托洛茨基等革命家把当时的俄国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则不仅不是错误，而且应当这样做的。当时，资本主义，就其表现看来，确实已到了“最后阶段”，而其“潜力”，即“新殖民主义”的巨大作用尚未被人发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成功是有可能的。
一九二七年，斯大林集团取得胜利之后，十月革命就确定地失败了。我们应当认识，这是本质性的失败，在此形势之下，我们钦佩那些革命家，出生入死图谋复活十月革命，但十月革命不会复活的，我们只能等待另一个革命浪潮起来，那时，资本主义就再无潜力可挖了，因为这些被看作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文明古国也已“资本主义”化了，世界上再无人能购买全世界资本主义所不得不生产的多余的1/12的生产资料了。资本主义已经活到尽头，无法再活下去了。
斯大林制度的本质
上面说，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七年这十年，苏联实行的是符合于十月革命要求的革命制度，即马克思所说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制度。这话，不能理解为革命以来的十年间苏联完全实行这个制度，或这个制度占据优势，不是的。在这十年的后期，苏联内部已经发生了世界革命倾向和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倾向的斗争，起初势均力敌，以后渐渐地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倾向占据优势，到一九二七年这个倾向就占得统治地位了。
以斯大林为首的胜利的一派，以十月革命的继承人自居，说他们正在苏联建立社会主义。到了一九三六年，他们通过了所谓“斯大林宪法”，宣布他们已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以后就要建立“共产主义”。这是第一种评价。
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的舆论，并不反对这种评价。他们也附和说苏联是在建立和实行社会主义，为的将苏联的种种缺点和罪恶都归咎于“社会主义”，以此来败坏“社会主义”的名誉。到了前几年，苏联破产时，他们就指给人看，看哪，“社会主义”破产了。这是第二种评价。
有人从现实出发，认为苏联建立和实行的并非社会主义，而仍旧是一种剥削制度。持这种意见的人又分为两派，一派认为这种剥削制度并非资本主义，而是前所未见的制度；另一派认为这仍旧是资本主义制度，即“国家资本主义”。这是第三种评价。
最后，还有人不忍把十月革命所产生的苏联说得太坏，认为十月革命的胜利果实尚未在苏联完全丧失，废除私有财产制和劳动者控制国家政权，这两项遗产仍旧保存着。总之，他们认为苏联仍是工人的国家，不过被官僚份子所占据“堕落”了的，只要排除了官僚份子，苏联就可以恢复十月革命初期的制度。
以上的各种评价都是九十年代以前的评价，进入九十年代不久，苏联就灭亡了，几十年来统治苏联的斯大林制度成为“过街老鼠”了，那几种评价还值得讨论么？
值得讨论的，为了吸取过去失败的教训，避免未来新的革命少犯错误，对于斯大林主义的本质是值得详细讨论的。
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才能讨论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吗？现在要问社会主义的特征。斯大林一九三六年关于苏联新宪法的演说中，仅仅举出苏联各阶层人民的所有制都已国有化和集体化，便做出了苏联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的结论。如此简单吗！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公式”，必须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发挥干净之后，社会主义存在的物质条件也已具备的时候，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出现。《哥达纲领批判》中说：
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为公有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
这就是说，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没有商品了，因之也没有货币了，因之也没有市场了（附带地说：所谓“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说不通的）。如果生产力没有发展到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水平，是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只问有无私有制，而不问生产力水平，那就是所谓的“穷过渡”的思想。
以“计划经济”为社会主义的特征，也是不对的。恩格斯在《爱尔福特纲领批判》中曾引马克思的话，说托拉斯是有计划经营的。自然，整个资本主义还是无计划的经济，但晚期实行垄断组织，集中化和集合化结果，企业愈来愈大，其中经营愈有计划，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已经有相当高的计划性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的德国，它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最高点，计划经济也发展到了当时的最高点。
至于说，苏联虽未建成社会主义，毕竟是“工人的国家”，不过长了毒瘤，割去了这个毒瘤，苏联仍可走向社会主义。这是深深爱惜十月革命，不忍设想它已死亡的人的意见。譬如父母，看见亲生的儿女已经成为坏人了，还是要说他虽然做了坏事，但他的本质还是好的，还可以接受教育改造的。
可惜，事实不是这样。这个儿女已经不可救药了，已经盖棺论定了。试想，当它灭亡时，我们看不见一个“工人”出来放一枪保卫它！它算什么“工人国家”呢？
无疑，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既非社会主义，也不是堕落的工人国家，它仍是一个剥削阶级统治下的国家，这个剥削阶级虽然有些特性，但基本上仍属于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一个特殊阶层。它在苏联实行的，正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初年劝告俄国人民去学习的那时德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列宁一九一八年《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中分析当时俄国的经济成份。他说当时俄国的经济含有：
（一）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农民经济。（二）小商品生产（这里是指大多数的出卖粮食的富农）。（三）私人资本主义。（四）国家资本主义。（五）社会主义。
列宁认为在俄国占优势的是农民经济和小商品经济。在俄国这样一个小农国家必然是这两种成份占优势的，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也必然处于劣势，不仅处于劣势，这两种最后成份而且遭受最前两种成份的攻击，这最前两种成份还联合私人资本主义来攻击国家资本主义，它们攻击国家垄断粮食，攻击国家管制工商企业，攻击合作社，等等。总之，一切由国家插手的经济。当时的俄国也只有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
列宁于是举出当时发展得最高的国家资本主义，那就是德国。德国有强大的资本主义的组织，有最新成就的技术，又有服从于资产阶级的指挥的纪律，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尤其是没有在生产和分配上必须最严格遵守的纪律，列宁说，那时“社会主义无从设想”。列宁说了如下一段有名的话：
历史演进得如此奇特，到一九一八年竟产生了社会主义的两半互相毗邻着，正如在国际主义蛋壳中未来的鸡雏一样。德国和俄国都在一九一八年再明显不过地体现了实行社会主义的两个条件：一方面是经济生产，社会经济等条件；他方面是政治条件。
列宁接下去说：如果德国无产阶级起来革命而获得成功，那么这个蛋壳是很容易打破的了，两只“鸡雏”就孵出来了。它们优势互补，就可以共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但当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迟迟不起来，列宁说：那时，俄国的无产阶级就要学习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即是要学习德国人如何组织大资本主义，如何应用最新的技术，如何培养严格服从指挥的纪律。
列宁以上在一九一八年写的文章中所说的话，到一九二一年内战停止，进入进人恢复和建设时期时，他又在另一篇更长的文章中再提出来说了。可见，他很重视这段话的意见，当时的干部和布尔什维克党是接受了列宁这个意见。可是，很奇怪，他们反对列宁所用的名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公开提出来反对。他们说：“哼，我们为什么要向德国人学习资本主义！”共产党人不这样公开反对，但也不愿使用列宁的名词——“国家资本主义”，他们学习组织大资本主义，应用最新成就的技术，培养厳格服从指挥的纪律，可是他们说：我们不是学习“国家资本主义”，我们是建设社会主义。
我们现在才体会到，列宁坚持“国家资本主义"名词的深刻意义。
原来，“国家资本主义”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在一九一八年，列宁主张向德国学习“国家资本主义"，一来是维持和发展俄国的经济，以等待其他强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二来即使其他强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了，俄国也要加速发展经济以创造世界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物质条件。总之，“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两种不同的经济，列宁是分别得清清楚楚的。试看他开列的当时俄国的五种经济成份，既列入了国家资本主义，又列入了社会主义。
自然，在容克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国家资本主义，与苏维埃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作用是不同的。前者的发展将加强世界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力量，后者的作用则恰好相反。革命干部在苏维埃政权下虽然不能避免“国家资本主义”，但坚持并不忘记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之下，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有利于革命的。可是，随革命干部的变质，苏维埃政权也变质了。十月革命十年之后，苏联政权已经变得同德国的容克资产阶级政权差不多，甚至可说，对苏联以及世界无产阶级说来，比当初的容克资产阶级更加反动。
这就是斯大林独揽政权以来，在苏联施行的斯大林制度。列宁《国家与革命》初版序言中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劳动群众骇人听闻的压迫，愈来愈骇人听闻了，各先进国家已经变成囚禁工人的军事苦役牢狱”。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确实是这样一座牢狱。
在这个时期，在占地球上六分之一的土地内，实行的一种制度，我称之为“斯大林模式的资本主义”，它的本质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在其余的文明国家内则是“传统模式的资本主义制度”。
苏联没有真正意义的“殖民地”，以前俄罗斯帝国吞并的东方领土，只是一些游牧的、奴隶的、封建的国家，是一些落后国，需要资本主义化，因此，苏联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可以找到市场，而国家资本主义又能实行某种经济计划；同时，传统模式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稳定下来，渐渐恢复了元气，废除了某些战时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中的垄断成份，发挥市场的作用，为此原故，周期性的危机又出现了，甚至发生了一九二九—一九三二年那样重大的经济危机。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我们看见的，并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的对抗，而是“传统模式的资本主义”和“斯大林模式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对抗。前者略占优势，但后者仍能招架达半个多世纪之久。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比资产阶级更反动的统治，究竟是代表什么阶级的？
这个反动统治，代表的是“资方代理人”的阶级，本质上也是资产阶级。原来，资本主义发展到晚期，企业的规模愈加扩大，管理企业的技术也就愈加复杂，一般的资本家已不能胜任了，拥有所有权的资本家不能不聘请专家来管理，而给以优丰的工资。这些管理专家本身是否拥有财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不是管理自己资本的企业，而是管理别人资本的企业。如果社会主义革命迟迟不起来，总有一天拥有资本的人不管理自己的企业，而管理企业的人自己没有资本。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以及三十年代德国的纳粹统治，已经接近这种情况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资产阶级消灭了，国营企业归旧专家或革命干部出身的新专家去管理，这些没有“资方”的“资方代理人”就推举斯大林作他们的领导人，这样一种模式的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我称之为“干部阶级”。但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实质。资本主义发展到这种程度，必然有这样一个阶级出现，它从资产阶级产生出来，渐渐地使资产阶级成为多余的人，靠“剪息票为生的人”，最后，消灭了资产阶级。
中国面临的抉择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首先是强调不同的生产方式之间的斗争，生产率较高的生产方式必然获得最后的胜利，例如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相斗争，最后资本主义必然胜利，封建主义必然失败。在同一生产方式中，不同阶段之间的斗争，也是生产率较高的阶段必然战胜生产率较低的阶段，例如，法国大革命结束后，表面上是封建贵族复辟，事实上实行农业资本主义，即租地经营农业的资本家占据优势；到一八三〇年，金融资本主义起来占据优势，建立了奥尔良王朝；到一八四八年，工业资本主义又起来替代了金融资本主义。
但唯物史观又说，生产方式是受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够，而勉强采用较高的生产方式，结果也会失败。
上面说过，斯大林胜利后，苏联实行的只是“国家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叫苏联人民去学习德国当时的“国家资本主义”，只是德国的大资产阶级在战争条件下采用的一种权宜的方式，战争停止，资本主义稳定后，德国大资产阶级又回到传统的资本主义去，即废除了那些严格的国家干涉额济的办法了。苏联则继续实行那些国家干涉经济的办法，而且说：这就是“社会主义”！
从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到战后的若干年，世界上是苏联实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而其余国家实行的则是传统的资本主义（此时是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这两种生产方式各有短长。一般说来，传统的资本主义稍占优势，但因经常发生危机，抵销了这个优势，从此，斯大林夸耀他的“社会主义经济”生产的绝对量虽不及西方各国，但发展速度快于西方国家。总之，双方还是能够勉强抗衡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最初几年，苏联扩大其势力到东欧那些卫星国，强迫那些国家采用苏联的制度，于是所谓“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实是“国家资本主义”）便自夸胜利了。到了中国一九四九年解放时，这个胜利达到了顶点。
中国当然要实行苏联的制度，不会去实行其他的制度，连“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期也取消了。
恰在此时，世界发生了变化。
战争结束后，经过几年恢复创伤，到中国解放胜利时候，传统资本主义不是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样，出现了“稳定”，而且是出现了“繁荣”，过去的殖民地成了独立国，可以自由发展资本主义。它们不仅向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购买消费资料，而且购买生产资料。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滞销的“生产资料”从此有销路了，可以顺利地继续进行“扩大再生产”了。我们从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算式看到，在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每轮“扩大再生产”后，必有1/12的生产资料没有人买的，不过1/12而已（6000中的500），但每一轮生产有1/12的资金不能周转，整个生产就会受到影响而停止周转，结果就会使社会陷于瘫痪。
什么人出钱来买这些多余的“生产资料”呢？不是美洲的印地安人，或大洋洲的棕色人，而是亚洲的文明古国的后裔。这些国家仍在实行资本主义以前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甚至奴隶主义的生产方式，过去那些殖民宗主国，并不关心他们的死活，只要掠夺他们过去积累的财富和剥削他们的劳力。这些老牌帝国利用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式来剥削他们。总之，它们并不会在这些“殖民地”发展资本主义。有时为了便于剥削，它们也在那里建筑几条铁路，或在那里开办几个工厂，这就是所谓“旧殖民主义”。过去，也有人试行“新殖民主义”，即让这些“殖民地”在政治上独立起来，而且帮助它们发展资本主义，也许是从这些偶然的试验中得到成功，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那些老牌帝国就普遍实行这种“新殖民主义”了。
总而言之，这些老牌帝国并非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一书受到启发，而是从资本主义的利益出发摸索出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七年后，即一九五六年，那时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已有十一年了，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时，“四条小龙”的出现，虽未见中国报纸的宣传，但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是知道的，于是那些高级干部便考虑一个重大问题，即：中国的经济，继续采用苏联的模式好，还是采用传统的资本主义模式好？这个问题是不能公开提出来讨论的，一提出来，立刻就会被人斥为背叛社会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叛徒。但八大已经决定要走传统资本主义的道路了，但他们只提出“四个现代化”口号。谁会反对“四个现代化”呢？“四个现代化”口号通过，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中国共产党内，在此以前，是没有严重的内部斗争的，尤其没有原则上的重大斗争。从此以后就发生了无法解决的，后果严重的内部斗争，你死我活的斗争，造成了大悲剧。这一切都是从八大开始的，并非从庐山会议开始的。
毛泽东坚决要走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除了他确信这条路就是“社会主义”或可以通往“社会主义”以外，还同他保卫他个人的领袖地位有关，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如果走通了，那不是他“倡议”的，他的领导地位就会发生动摇，所以他不仅坚持苏联的斯大林道路，而且超过斯大林，去实行更加荒谬的措施。他组织人民公社，开办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大炼钢铁，上山下乡，等等。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措施都是可悲的。事后，有一位科学家在报纸上作“自我检讨”说：发生这类事情，只能怪我们科学家不尽职。我们当时应当站出来，说明这些事情是做不得的，是得不偿失的。
以上所说的一切就是“个人崇拜”所造成的罪恶后果，而“个人崇拜”与干部阶级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分不开的。
现在中国走的就是八大路线，一种适合于生产力水平的生产方式，最后是会获得成功的。可是，一九五六年八大提出的，受到人为的障碍，直到二十二年（一九七八年）之后，才能实行，而在这二十二年中，中国经济已经陷入崩溃边缘的地位了。二十二年！这就是国民党统治中国那么长久的时间。
资本主义的回光返照
当今资本主义空前繁荣。那些经济学家弹冠相庆，以为苏联灭亡就是社会主义破产了，以为从圣西门起的社会主义运动也破产了，甚至以为中世纪以来的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古代西方的“共和国”理想和东方的“大同”理想也都破产了，他们甚至以为资本主义将伴随人类直至永永远远。
经济学家得意得太早了。当今的资本主义空前繁荣，事实上是资本主义的回光返照。菜油灯将熄灭时，往往发出明亮的光；太阳快落山时，往往霞光满天；人快断气时，往往神智比较清醒。世间事物都会由于内部矛盾而导致灭亡的，但矛盾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根据卢森堡的研究，我们现在知道，资本主义愈发展，则前资本主义的残余消灭得愈快，因之，资本主义就无法发展，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出的过多的生产资料愈无人买，因之资本的流通愈加困难，最后无法流通，就是在再生产中窒息而死，而社会主义就兴起了。
在本世纪初年已经发生了类似的现象，但后来发现尚有潜力可挖，即尚有若干文明古国可以开发，遂渡过了这次危机。但这个潜力将很快挖尽的，地球上再无潜力可挖了，下次危机到来，只有束手待毙了。
二十世纪还剩下三个年头，人类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这年头内，世界大概不会发生什么大事。二十世纪最大的事件就是“十月革命”。但人类至今仍被十月革命引起的种种问题所困扰。幸而最近十年内，这些问题已经大部分明朗化了，使得下世纪的人容易认识清楚这次革命的真相，以便吸取教训去指导二十一世纪的革命。
我们试总结二十世纪的经验，帮助二十一世纪的人去更好地进行革命。
第一，生产方式即社会形态的变化，一般是要经过多次革命战争才能完成的。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便是如此。法国大革命以前还有英国革命，再以前还有荷兰独立战争，文艺复兴时代的战争，更用不着说更早的宗教战争和农民战争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否也要经过多次的革命战争呢？我想不会如此，因为社会主义革命本身就是世界性的，本世纪初年的十月革命是在资本主义最后危机的假象下进行的，虽然不是一次就可成功，但也不会像资本主义革命那样经历那么多次。但是十月革命是在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假象下进行的，因此资本主义还有潜力可挖，下次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就没有潜力可挖了，新的“十月革命”将是人民所希望的，就可以一次完成了。
第二，要注意当今资本主义的两种相反的趋势同时存在。一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指出的集中化和集合化的趋势，上世纪末年和本世纪初年盛行这个趋势。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稳定时期这个趋势又有所和缓，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又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有所和缓，在空前的资本主义繁荣时期更加和缓，但并非停止。最近，美国最大的两个飞机制造公司波音公司和麦道公司合并为一个公司，同时，两个信息公司又要合并了。另一种趋向则是自由竞争恢复进行，非国有化压倒国有化。这两个相反的趋势，并行不悖，这是反映了当今世界资产阶级分化为两个不同的资产阶级：一个是所有者资产阶级，另一个是非所有者资产阶级。以前，产业是归资产所有者即资产阶级自己管理的，但集中化和集合化盛行之后，产业的规模大了，而且复杂了，资产阶级自己无能管，不得不雇用专家来管理。这些专家本身是否资本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管理的产业并非他自己的财产，而是别人的财产，他一般是忠心管理的。
资产阶级这种分化，使得所有者资产阶级成为社会上多余的人，靠剪息票过生活，此时管理者资产阶级就可把他们一脚踢开有独占经济和政治大权。此时无产阶级的革命对象就是这个管理者资产阶级。但也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即：管理者资产阶级集体所有了经济和政治大权，自称为“真正的”无产阶级，实行的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总之，继承了斯大林主义的衣钵。所以二十世纪斯大林主义的出现，不会是白费的，它能给人以教训，免犯同样的错误
第三，二十一世纪的人，应当多宣传国际主义，而少宣传民族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不宣传民族主义，他们宣传“工人无祖国”，列宁也曾说：爱国主义是小资产阶级说的比工人多，共产国际号召“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团结起来”，也只是借用被压迫民族的反对压迫者的力量来壮大无产阶级的势力而已。列宁曾说：我国无产阶级为了帮助世界革命，不惜作民族的牺牲。但是各国的民族主义号召后来更被利用来反对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最后，苏联的灭亡也同民族主义有关，各加盟共和国，为了本国民族利益，不惜统一的苏联瓦解为十五个民族国家，而且还正在瓦解下去。
中亚和非洲诸国的战争和动乱，固然有其现实的原因，但二国几十年的民族主义宣传也应当担负一部分的责任。
第四，在“建党”问题上，二十一世纪的革命家应当从列宁的观点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去，即回到《共产党宣言》的观点。
《宣言》第二章一开始就说：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部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试看，这段话所说，与后来我们熟悉的列宁“建党观”如何不同。
且慢做出结论，以为列宁错了，那么，我们应当这样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建党观是就一般情况说的，而列宁的建党观则是就二十世纪初年的特殊情况说的。一般说来，一种社会形态转变为另一种社会形态，乃是客观的过程，瓜熟自然蒂落，不必去采取那种“阴谋组织”，只要以正确的理论去说服群众，发动群众，群众蜂起，就可以达到预期的目的。所以马克思主义是反对勃朗基主义的。可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交接时期，出现了一种假象，好像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最后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就要爆发了。可是客观条件似乎尚未完全成熟，于是有识者要发扬“主观能动性”，即组成“阴谋团体”形式的无产阶级党，以补充客观条件之不足。二十世纪的十月革命就是这样成功了的。但这次革命也是由此终于失败。
二十一世纪的“十月革命”，将是一次成熟的革命。
《共产党宣言》强调：“共产党人”不是一种特殊的力量，同其他的无产阶级政党相对抗（更用不着说不会禁止其他的无产阶级政党存在了），“共产党人”不过理论上比其他无产阶级政党看得更远，更正确，以此说服和指导其他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道路上一起前进。
革命是以群众力量为主的，群众发动起来，自然会从群众中推出领导的干部，组织领导的党。
我们在法国大革命中看到先例，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群众起来攻下巴士底监狱后，便将当时处于王国反对派地位的宪政党推上政权。革命声势逐渐高潮，宪政党已经不合革命需要了，于是雅可宾俱乐部代之组织政权，起初是俱乐部的温和派，他们大部分是法国西南吉隆州人，被称为“吉隆党”掌握政权；革命形势再高涨下去，俱乐部的激进派“山岳党”就推翻“吉隆党”而执掌政权；以后，罗伯斯庇尔掌握“公安委员会”，革命达到高潮。到“热月党”反革命推翻了罗伯斯庇尔，革命开始倒退，“热月党”执政。由此可见，在法国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并非是革命政党领导了革命，而是革命自己创造了革命党。
二十世纪的十月革命，则是一个党（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到底的，但这是表面现象，事实上，从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七年是一个党，一九二七年以后又是一个党，不过名称相同罢了。
第五，最后议论一个多次争论的问题，即：革命是否非使用“暴力”不可？
最通行的回答：不是革命必须通过暴力，而是：在革命方面总希望通过和平过渡，但若反革命要暴力抵抗，那么革命方面只好用暴力打破这个抵抗了。这两种说法其实是一致的，不过后一种说法比较娓娓动听。我们问的是：革命能够完全避免暴力么？
所谓革命，包含社会形态（生产方式）的变革，也包含同一生产方式中各种不同阶段的交替。英国历史上真有一个“光荣的革命”，确实没有通过暴力。最明显的，是前几年才发生的传统模式资本主义接替了斯大林模式的资本主义，那确实是没有通过暴力，在一场紧张形势中，结果只死了两个人便完成这个过渡了。一部分人说：这是一次“反革命”，社会主义复辟为资本主义；另一部分人说：这是生产力高得多的资本主义，推翻了另一种生产力低得多的资本主义，这也是一种革命。不管如何，这次“革命”是没有通过暴力的。由此可见，不通过暴力的革命仍是可能的。
大抵，客观条件完全成熟时，革命就可以不通过暴力，所谓“瓜熟蒂落”是也。
斯大林实行特务统治，把特务作用发展到登峰造极，使人敢怒不敢言，但人的活动被控制住了，客观的发展是无法控制的，在客观发展面前，斯大林的“主观能动性”显得毫无力量，结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资本主义突然繁荣时，大家都抛弃那个“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又加以中国十几年的成功榜样，那个万能的特务活动就抵挡不住了。
我们追溯历史，看见由原始共产主义发展为奴隶主义的过程，不知延展了多少世纪；奴隶主义发展为封建主义的过程，又不知经历多少世纪；封建主义发展为资本主义的过程，则是在近代几百年中进行的；资本主义发展为社会主义的过程，则正在我们眼前进行。科学技术发展，世界变得小了，时间要缩短了，很有可能成为全球性的革命。范围改变，时间缩短，使得过渡时期的暴力作用也可以避免或减少其残酷性。
总之，不能将希望寄托于“非暴力的革命”，但要知道，非暴力革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不能排除的。
中国的演变
二十世纪的第一年，一九〇一年，正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的一年，九月间签订了“辛丑条约”，结束了这场战争。中国付出了不少赔款（庚子赔款）及丧失了不少的权利，但尚能保持政治的独立，也未被人瓜分，宰割。可是，事实上又进一步“殖民地化”了。中国是以“半殖民地”的身份进入二十世纪的。
但中国本是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以其优越的文化逐渐同化了境内和周边的小民族，被当时的小民族称为“天朝”。当中国盛时，今天的美洲尚在印地安人的原始社会，今天的欧洲还是罗马帝国统治的“殖民地”。如今，欧美八国联军竟占领中国的首都，将中国变为它们的“半殖民地”了。
“殖民地”一词的原意，指发达的国家占领了地广人稀的土地，将本国人迁移一部分去那里定居之意。如当时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以及发现不久的美洲和大洋洲，后来，欧洲诸国占领了近东和远东的文明古国，如埃及、阿拉伯、印度、中国，而称之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那就离开此词的原意了。它们不是移民到这些地方来，而是掠夺这些地方的多年积累的财富，使之民穷财尽，然后奴役这些地方的人。
所以应当区别原来意义的“殖民地”为一类，如美洲、大洋洲、非洲等，这些地方后来都独立了，即“非殖民地”了；另一洲国家，则是被外国占领的落后的或不落后的国家，如英国占领的印度和日本占领的朝鲜。
二十世纪的中国就是这样的一类国家，不是一个强国占领的，而是几个强国划定了势力范围，准备以后瓜分的。
根据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的研究，发现“落后国”，即资本主义以前的文明国家，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有重大影响的。资本主义就是在这一类国家怀抱中诞生的，又从这类国家吸收了养份，最后到了这类国家在世界上差不多消失干净，仅剩下资本主义这个生产方式了，资本主义本身也就不能存在下去了。
总而言之，世间所有事物都要因自己内在矛盾的发展而灭亡的，但其矛盾的表现方式各不相同。据卢森堡的研究，资本主义的灭亡是由于为了扩大再生产，每次生产时“生产资料”必须比需要的多生产1/12，此1/12，在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售不出去，它占用的资本必然要退出流通，以此打乱了整个生产的运行，但在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共存的社会中，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可以买去这多余的“生产资料”去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到了它们也已资本主义化了时，这多余的1/12的生产资料就无人去买了，于是资本主义也就不能发展了。
所以“落后国”，即前资本主义的国家，对于资本主义的作用，是与名副其实的“殖民地”不同的，不能与之相提并论。
那些帝国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旧殖民主义”政策正是将名副其实的“殖民地”和被征服的落后国混为一类，它不仅不主动地在占领后发展资本主义，改革旧的生产方式，反而利用旧的生产方式加强剥削落后的人民。在落后国中也建设几条铁路，那是为便于将掠夺来的财富运回本国的；也办了几个工厂，那是为了更多剥削廉价劳动力，等等。
当时，世界上一两个帝国主义国家试行“新殖民主义”的政策，但也没有显著的成效。到了一九二七年，即十月革命之后十年，世界局势已明朗化了。首先，“共产主义怪影”已经消失了，广州暴动的失败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最后一战”，而且是十月革命开始的世界革命浪潮“最后一战”，同时，托洛茨基也被苏共十五大开除了党籍，资本主义世界从此不必担心了。其次，传统模式的资本主义不死不活地拖延下去，生产力没有显著的增长，而且时常爆发经济的危机，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的大危机真是前所未有的。传统模式的资本主义世界已经不害怕苏联了，便酝酿内部的战争来重新分配世界。
苏联自命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其实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干部阶级”代替了资产阶级统治着这个占全球六分之一的土地。它自己承认生产力是不如美国的，因之也不如整个传统模式的资本主义世界，但生产力增长的速度超过了美国，而且没有经济危机。它自以为不久可以赶上并超过传统模式的资本主义世界。以真名称呼实物，我们不妨说：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实行的是“斯大林模式的资本主义”。
总而言之，当时是：“一个世界，两种制度”，但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而是传统模式的资本主义和斯大林模式的资本主义两种制度。
这两种制度和平竞赛，一般说来是传统模式占优势，但斯大林模式仍是能够与之比赛到底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各国共产党努力的目的，就是拿斯大林模式的资本主义来代替本国实行的传统模式的资本主义，它们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共产党也非例外，全国解放以前，在根据地，在延安，凡经济活动，都是依照斯大林模式的。全国解放后，经过短期的工商业改造，全中国就是这样实行了斯大林模式的资本主义，美其名日“社会主义”。无论朋友或敌人，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可是，正在这个时候出现了问题。
一九五六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大会时，世界大战结束有十二年了，东方中日战争的结束也有十一年了，交战国医治丁战争的创伤，开始向前发展。战争以前，传统模式的资本主义生产力比斯大林模式的资本主义生产力高一些，但高得不多，后者尚能同前者竞赛，可是，战争克服创伤之后，形势就不同了。前者不是高出少许，而是高出好多倍。最初出现了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起初中国不报道此消息，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知道的，他们有《内参》可看，于是在他们面前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解放后的中国，究竟采用传统模式的资本主义好，还是采用斯大林模式的资本主义好？
在这个问题前面，务实主义者和主观主义者的回答是不同的，务实主义者认为中国当前的任务就是提高生产力。社会主义必须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之一；主观主义者则确信斯大林在苏联实行的一套就是“社会主义”，如果放弃那一套，就是回到资本主义去，就是反革命。他们避开争论，在决议中不说提高生产力，而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四个现代化”，谁也不能反对，于是决议被通过了。
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斗争就是从八大开始的。一方面的人主张“改革开放”，主张“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内，作为世界经济的有机部分”。另一方面的人则主张苏联的制度，不仅要实行斯大林那一套，而且要超过斯大林，“全民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城市也要办人民公社”，等等。
这场制度之争，含有权力之争的意义，意气之争的意义，最后实行了“文化大革命”，打算以此打倒一切务实主义者。幸而自然法则挽救了他们，务实主义的主张重新得到实施了。
这场斗争已经过去了，属于历史的了。但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这场斗争的经过，这是富于教训的。
这场共产党内部斗争不同于解放后的其他内部斗争，例如反对高饶的斗争。这场斗争正是进行于四巨头之中两个最大的巨头之间的斗争，甚至可以说第一巨头和其他三个巨头之间的基本的争论是关于中国究竟采用斯大林模式的资本主义还是采用“传统模式的资本主义”好。但除了这个根本问题之外，还夹杂了个人权力之争和意气之争。
在八大，务实派占了优势，八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务实派的人较多，如果按照八大的决议做去，最高权力就会落入务实派的手里，这是毛本人所不愿意的。毛想，你有什么本事来“架空”我？我给你一点颜色看看。
这场斗争是迂回曲折的。首要的是翦除对方的羽翼，即整治拥护对方的群众。于是发动一场反右的斗争，再发动一场反对党内反对派的斗争，至于对方领导本人则采取“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计策，自己让出国家主席一职给对方担任，自己只担任党主席，但以党主席的名义，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吃饭不要钱”，等等——以此表示他不仅要坚持斯大林那一套，而且要超过斯大林，如此闹得天怒人怨。
到了天怒人怨的结果，干脆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企图以此歼灭中国所有务实主义者。但由于“唯物史观社会法则”以及自然法则的作用，终于“主观能动性”失败了，主观主义所进行的一切都被撤销，而中国终于走向了它应当走的道路了。
我这话并不是说，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所谓“大革命”的时期，中国革命家要把这次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是同一八四八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他革命家一样看错了时代的。不能这样说。一八四八年，欧洲确实尚在资本主义少壮时代。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生产力绝大部分尚未发挥出来，此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绝不可能的。十月革命以后的形势则不同。二十世纪初年，世界文明国家绝大部分已经资本主义化了，只有东方一些落后的文明古国，受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统治，受它们的旧殖民主义所支配，致使资本主义不能充分发展，以致整个资本主义也现出了即将灭亡的神气。当时的革命家认为世界已经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革命家在西方的努力，至少俄罗斯一个大国的革命是成功了。在西方和东方，包括中国，继续努力，也不是必然要失败的。
但到了苏联政权已为反革命篡夺之后，那就是表明机会已经失去，须待下次革命浪潮起来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国家放弃了“旧殖民主义”，而采用“新殖民主义”，使得资本主义的潜力得以发挥出来。
我们既然知道，此次的资本主义的复活和繁荣，只是因为东方文明古国尚有潜力可挖，因之尚能为资本主义世界滞销的生产资料找到出路。从历史经验看来，这潜力很快就可以用尽的，那时，在地球上，资本主义就没有潜力可挖了，资本主义的末日就确定地来到了。
未来的革命
这里所说的，只是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革命，即改换生产方式或社会形态的革命。
根据马克思所说，一种社会形态，其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如果尚未完全发挥出来，就不会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新的社会形态的。这个规律当然通用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革命。
卢森堡对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革命，却有特殊的说法。她研究了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的算式，认为资本主义这个生产方式只能进行“简单再生产”，而不能进行“扩大再生产”。因为每临“扩大再生产”时，所产生的“生产资料”，即必然有1/12（500/6000）卖不出去，即无人来买，必须在同一国家或同一世界还有过去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式同时存在，才有人去买那个1/12的多余的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才能存在和发展下去。总之，资本主义在前资本主义的怀抱中诞生，在其中吸收前资本主义的姜份，长大和发展，到这些前资本主义被消灭殆尽时，资本主义本身也就要灭亡了。
卢森堡这个说法，可见资本主义灭亡的规律是比马克思所说更加具体。
二十世纪初年，资本主义世界表现出各种迹象，说明资本主义已发展到“最后阶段”了，因之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已经到来了，无论就马克思的规律说或就卢森堡的规律说，都说得过去。资本主义确实没有什么生产力可以发挥，而落后国大体上已是资本主义化了，至于殖民地，则经过资本主义发展之后也没有潜力可挖的。但这一切都是假象。
为什么是假象？上面已有一章详细讨论，不必重复，只能说个大意。
原来，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时，不仅列宁学派认为资本主义已发展到最后阶段，卢森堡及其的学派也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最后阶段”。卢森堡当时也以为资本主义无潜力可挖了。她也认为名副其实的殖民地已经完全资本主义化了，而且认为另一类“殖民地”（实是落后国）也已完全“资本主义化”，再没有财富来购买十二分之一的过剩生产资料，事实上，这些多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家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继续存在被资本主义强国掠夺去的，不过是一些“浮财”，那是为进行前资本主义的“生产”而准备的。“总资本”是掠夺不去的，资本主义强国并不愿意发展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因为它们并不敢在这些国家发展资本主义，苏联保存那里的前资本主义，只是为了便于它们的掠夺，无可奈何建筑几条铁路，开办几个工厂而已，以此造成了假像，好像前资本主义快要消灭，地球上快要找不到来买那个多余的1/12的生产资料了。
资本主义的潜力正是隐藏在这个“假象”里面，隐藏得如此深密，使卢森堡本人也不知道，但最后还是只有卢森堡的学说能够说明。
卢森堡的学说既然能够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空前繁荣，因而也就能预示我们未来的若干特征。
第一，未来革命确实是“最后的斗争”了，由未来的最后一场危机爆发出来的革命，再没有潜力可挖了，除为抛弃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采取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地球上再没前资本主义如此“残余”的国家了，能够到月球上去，到火星上去么？但那里是不毛之地，救不了资本主义。
第二，那时的革命将是全球性的，而非局部性的，因为全球都资本主义化了，共同点多于个别性，一个国家革命，其他国家将很快响应，就像武昌起义全国响应，而不像一方割据，成立政府建设军校，准备讨伐。
第三，革命将城市为中心，城市居民中将以工人为中心，革命政权将是多党制的“无产阶级专政”。
这里，应当说明久被人误解的“无产阶级专政”一词。
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再版时曾在第二章中增加了第三节，其中说：
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极其繁杂，但本质是一个：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是资产阶级专政。从资产阶级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繁杂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从这几句话，我们可以知道列宁对于阶级专政的理解是与后人不同的，后人一说“专政”，就理解为“独裁”，为“一党制”，为“个人崇拜”，总之，“专政”是同民主对立的，但既然种种不同形式的资产阶级政权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专政”，即多党制，议会制，言论出版自由，等等也并不违反阶级专政的概念。
原来，“资产阶级专政”不过是说：这个政权采取的种种政策是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反之无产阶级专政也不过说，这个政权的政策有利于无产阶级而已。
第四，在过渡时，不仅有国家的存在，而且有国家的分裂，各国分别成功社会主义革命后，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但并非立刻消灭了各国的疆界，这要一个过程。由各区域的联邦，联盟，到完全统一，全球的统一，随即宣布“国家消亡”了。这中间可能有各国之间的边界争执，磨擦，甚至诉之于武力，这是可能的，但非必然的。
结子——资本主义的灭亡
方今，就全世界说，资本主义是繁荣的，而且是空前繁荣的。就中国说，资本主义也正向上发展，有史以来，中国的经济没有像现在这样发达，中国的生产力没有像现在这样的高度。
一般人为此现况所迷，以为资本主义发展下去，只要人类存在一天，资本主义也就存在一天。
我们记得，包含资本主义在内的生产方式是有其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能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承认资本主义存在的发展的规律，我们要认识这些规律，要利用这些规律。
马克思当时就是如此。《资本论》研究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种种规律时，并不忘记阐释资本主义必将为未来的共产主义所取代。
马克思并非根据辩证法一切事都有发生和灭亡的普遍法则来断定资本主义必将灭亡，而是从具体研究资本主义的各种规律中才得出这个结论的。一般说来，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矛盾，就是生产力的社会性和所有权的私有性之间的矛盾，但这个根本矛盾还有其特殊的表现方式，经过下一辈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新的现象的研究，还可以补充《资本论》的不足。
我们不能说《资本论》已经将资本主义所有发展规律都研究清楚了。应当说资本主义发展下去，随时都需要后人补充。例如，列宁就补充了帝国主义阶段的若干特殊规律。
与列宁同时的卢森堡，曾著作《资本积累论》，补马克思关于“扩大再生产”理论之不足。她提出了资本主义消灭的具体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部门的生产量超过了“生活资料”部门的生产量。在纯粹资本主义社会找不到销路。由此强调了前资本主义体系的重要作用，她这个理论却可以用来说明二十世纪重大事变中难于说明的问题。
我们试以此来说明当前最大的一个疑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资本主义为什么会出人意外地突然复兴和繁荣起来。
照列宁学派的说法，二十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已经到最后的发展阶段了，再不能复兴，再不能繁荣了。照卢森堡学派的说法也是如此，认为，那些东方文明古国在当时的殖民主义（旧殖民主义）剥削之下也已经穷困到无力去发展资本主义，因之也无钱去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余的生产资料了。卢森堡当时也未曾想到：旧殖民主义之外还有新殖民主义，旧殖民主义是妨碍这些文明古国去资本主义化的，新殖民主义则是促进这些文明古国资本主义化的。这些文明古国，既然受尽了帝国主义的剥削，自然地要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最后连资本主义强国，也觉悟到让这些文明古国去发展资本主义，对于它们（资本主义强国）也是有利的，于是先拿四个小国和地区（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去试验一下，试验成功了，便推广起来，这些文明古国购买了那些滞销的生产资料，不仅自己发展了资本主义，而且让那些资本主义强国搁置的经营资本又得投入经营，不仅去生产那些生活资料，而且生产更多的生产资料，以此造成了“繁荣”。
只有卢森堡的“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不可能论”才能解这个“谜”。
但也只有卢森堡这个理论，才能解释资本主义将怎样灭亡的。原来，这些文明古国都“资本主义化”了，资本主义也就灭亡了，因为地球上再没有前资本主义的国家。将来在其他星球上又找到了可以开发之地，也没有前资本主义的国家。
我以上说的资本主义灭亡，并非说必须这些文明古国百分之百都资本主义化才能灭亡，而是说资本主义化到了一定的程度，资本主义就可以让位于社会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对于实现共产主义的预见，我们决不可无限期推迟，这预见提出于十九世纪，发展于二十世纪，必将在二十一世纪实现，因为这些文明古国的资本主义化不会完成得很迟。
《共产党宣言》发表至今年，恰好一百五十年，世界各国都在纪念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文件，我们中国也不甘落后，但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文件比起后来还是很粗浅的，书中只提出“阶级斗争”学说。
据马克思自己说，阶级斗争，并非他发现的。
马克思一八五二年在致魏德迈信中说：“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之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可是《共产党宣言》毕竟有新的说法，资产阶级是将现在社会分成贵族地主、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三个阶级的，《共产党宣言》则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因为到了一八四八年，贵族地主阶级已经资产阶级化，同资产阶级一起来剥削无产阶级了。
不过，《共产党宣言》当时只叙说两个阶级斗争，而未说为什么要斗争，怎样斗争。
《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马克思才去仔细研究为什么要斗争，怎样斗争的问题，即他才去研究经济学。
起初，马克思将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说成为“劳动的异化”。“异化”本是黑格尔采用的哲学术语，费尔巴哈使用这个术语解决了宗教的问题，费尔巴哈认为宗教说的“神性”，其实是“人性”的“异化”，由此，唯心主义就可能变为社会主义了，可是，“劳动的异化”则很难将问题说清楚。马克思将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研究下去，发现了资产阶级剥削的秘密，即“剩余价值”。原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将剥削说做“等价交换”，同小商品生产者在市场上互相交换其产品一样，而其实无产阶级所得工资是远低于资产阶级出卖商品所得的加工价值的，二者的差额就是“剩余价值”，这是马克思最大的发现，三大卷的《资本论》只为的说明这个发现。
如此，《共产党宣言》提出的“阶级斗争”理论就得到科学的说明了。
可是，资本主义是怎样灭亡的呢？这一点马克思没有具体的说明，仅仅认为“凡存在的都要灭亡”，这样用黑格尔哲学理论来说明，未免太空泛了。后人说成为生产力的公有性和所有权的私有性的矛盾，也不够具体，这里就要归功于卢森堡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她认为资本主义只能实行“简单再生产”，马克思推出的“扩大再生产”的算式是不能成立的。这个算式中1/12的生产资料，在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无法销售的。马克思无论如何努力在《资本论》第二卷末章中设法寻找购买这1/12的多余产品，并未成功。如此，又引起了卢森堡另一个理论贡献，即：资本主义是在前资本主义怀抱中诞生出来，且吸收它的养分，也就是一面发展自己，一面蚕食它的寄生体，到了这些旧生产方式被蚕食殆尽，资本主义也就不能存在了。
后记
本文起意于一九九七年下半年（时九十七岁），陆续写出，至年底完成初稿；一九九八年（时九十八岁）修改和补充初稿，至四月中旬九十八岁生日后完成，现在尚须再看一遍，作为定稿，估计不会需太多的时间。
此文写作时暂名为《最后论文》，意为写成后就无力再写论文，今已有正式题名为《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我还有余力再写短文，但再无气力写这样长的论文了。
我的视力已经衰退到只能看报纸的大标题；听力有时全聋有时半聋，只能够听对方简单的话语；脑力已衰退到老年痴呆的边缘了，即健忘。能写字，但写出的字，连自己也看不清楚，被称为“甲骨文”。幸而有比我年轻的少数人看得清楚，帮我誊清，使我的文章和书信，能够发生效用。
因为健忘，我每写一章就忘记内容写了什么，连章题也想不起来，因此，我修改初稿时常常发现：许多议论，前面已经写过了，后面又再说。既经发现，就会删去文中一处，但已发现的还多，定稿时还会删去重复的，可是总有删不干净之处。因此我要读者原谅一个将近百岁的人的健忘，健忘是老年痴呆的初步。
此文全稿约有七万字至八万字，其实是一本小册子，其中所写的是我个人的思想，只能由我个人负责。如果详细发挥，那么可写成一本大书。可惜，一个百岁老人无力去发挥了。
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日
这篇《后记》写好，本不拟采用，因为文中重复处仍多，无力剪裁，今既采用，那么应当添入如下的一段：
本文得以写成，首先要感谢抄写的人，我的原稿是没有人能够看懂的。我写信给朋友，往往被退回，请能认识我字的人“翻译”一遍，再寄回去。此文必须先请人抄录，然后才能修改和定稿。
此文，十八章中，十六章是我的朋友周履锵抄录的，另两章是我的孙女郑晓方抄录的，特在《后记》之后，作此说明，以表示谢意。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