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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如此结束
——记爷爷的去世经过
郑晓芳
（1998年8月10日）
1998年8月1日凌晨4：29分，爷爷去世了！
几天来，我依然以为这是在梦中，因为“死”这个字半年来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爷爷总喜欢说：“我死了以后……”。现在，他真的死了，这不是梦。
近八个月来，他的生命一直在死亡线上挣扎。1月7日因胃出血住了九天医院，并确诊患了晚期肝癌。坎坷一生的爷爷，意志如此坚强的老人，绝症竟然发生在一个98高龄的老人身上，真是天地不容！我们的心在流血！我们无法将这个事实告诉他，我们不忍心把这样的绝症和这样一位老人联系在一起。经大家商量，决定瞒着老人对他进行保守治疗，即不开刀，不化疗，以中医调理为主。直到最后，我们也不忍心开这个口，他一直不知道这个事实。
5月初，他开始觉得疼痛，先是腰的两边痛，后发展到胸部，痛得他半夜睡不着，自己寻找安乃近。他开始怀疑自己患了什么恶性肿瘤。医生嘱咐：“必须住院进一步检查。”但那时，他正在赶着完成一部稿子。直到5月20日完成了全部工作，于第二天住进了医院，这一回查出病魔已扩散并转移了。生命最多两个月！但他除了配合服强烈止痛药外，对自己的病情依然一无所知。在他的要求下，于6月9日出院。
最后的日子，情况越来越坏，他好像知道大限已到，无论在电话里或信上，他告诉每一位朋友：“我这个人什么病都没有，我这个瓜熟了，给了营养也吸收不了，父母给我的生命用完了，我这个瓜你不去摘它，它也要掉下来。”胃口不好，后来在家的半个月只吃一些酸奶或流质，因服强烈止痛药，每天大部分时间躺着。但思路依然敏捷，记忆力依然清晰，文笔依然流畅。
7月20日中午11点，至今也不知道他究竟需要什么东西，自己起身去拿，结果摔了一跤，右眼眶上出血。我当即从单位赶回家，送往附近医院缝了六针，拍了右小腿的片，一切正常，我们高兴地回到了家。思路依然清晰，他躺在床上休息。约4点钟，收到了两封信，其中一封是唐宝林先生的信（内容是唐最近访日带回来的两份资料，请他考证），我像往常一样读给他听。对着他的助听器呱啦呱啦读了三遍，他还是听不明白。我说：“爷爷，你睡一觉，我再读。”他点点头表示可以，我站在床边还未走开，发现他嘴里叨叨念道，我们都听不懂，到了6点钟左右，叫他也不能应答，连我也不认识了。马上与几位懂医的朋友电话联系，都建议立即送医院检查。当救护车到来时，爷爷的神志更加不清晰了。在好友的帮助下，当即送往仁济医院。经CT检查，脑内严重出血达120CC。医生说，这血不是当天摔倒造成的，而是在这以前血管已破裂，此次是因脑出血否跌倒的。医生当即给了病危通知，并说生命只有几个小时的工夫了。
在以后的十一天中，他清醒过一次。但语言没有了，两眼转来转去，告诉他的有关事情有反映，心里非常明白，后因出现癫痫，用了安定进行控制，以致最后几天都在昏迷中。经多方抢救，正如他自己所说“瓜熟了”，肝脏、胃、肾等功能都衰竭了。先是血压没有了，再是心脏停止了，最后呼吸也在4：29分消失了。送行的人包括我们祖孙三代人及诸位好友8人在场。
最后的半年，他除了抓紧时间处理自己的最后工作外，不断地接受党史界的采访，多次接受中央电现台的拍摄，写下了公认为最好的《从苏联归来》新译者序。安徽大学一位老师寄来几十页长文要他提意见，他请人放大复印后坚持每天看一页，最后还来不及看完。他甚至把后事的细节全部安排妥当，还亲自写了一份讣告，和我谈最后一次话。
在最后的日子，上海市统战部、上海市政协领导多次前来探望；那些比爷爷年轻的朋友在精神上、物质上都给予了无私的帮助；那些近20年来多次采访爷爷的党史界学者，不少人成了爷爷的朋友；在医院的那些日子，每天鲜花不断，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慰问的电话来自四面八方；外地的朋友以及爷爷老朋友的后人都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关切，家乡的市领导更加重视并关怀，在此，谨代表爷爷向所有关心他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8月5日中午11点，在上海龙华殡仪馆大厅举行告别仪式。送花圈花篮的单位和个人共219个，唁电挽联50份，参加人数约150人。我们尤其要感谢那些外地专程赶来参加告别的朋友们。上海电台、东方电视台、《文汇报》、《解放日报》都报道了爷爷逝世的消息。
爷爷死了，这个世界从此没有了郑超麟这个人。我没有了爷爷，从此下班回家再也看不到爷爷，从此外出归来爷爷再也不会焦急地等待我……
爷爷是伟大的、是高尚的、是无辜的。
爷爷：放心安息吧！
1998.8.10凌晨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