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杨沫有错必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周仁生 -> 周任辛集（2018年12月）

女作家杨沫有错必纠

　　〔说明〕此文作于一九九六年十月，原载于《陈独秀研究动态》一九九七年五月第十一期，香港《十月评论》一九九七年第四期，署名骆星幸）

　　杨沫是我国著名女作家之一，是大家所熟悉的，她去世也有好几年了。国内报刊上曾经发表一些文章，怀念她的一生，颂扬她做出的贡献。笔者之所以在此重提女作家杨沫，只因为这些纪念文章中还没有谈到她一生最难能可贵的高尚品质。这就是“有错必纠”。这个错，不是寻常事，而是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尤其对于陈独秀和中国托派的评价。她敢于拨乱反正，分清是非，难就难在这一点上。
　　新中国建立后，杨沫费了六年的时间，经过六七次重写、修改，终于在1958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出版她的代表作《青春之歌》。这本小说的社会背景，是1933年前后，北大、清华等大学中，进步青年在白色恐怖统治下进行地下斗争。书中的英雄人物主要是林道静、江华和卢嘉川。《青春之歌》发表之后，在当时广大的青年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是人手一册。是宝石必会发光，小说通过主要人物的言行，激励广大青年，爱校爱国、向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反动势力作殊死斗争，这一中心思想在小说《青春之歌》621页的字里行间是金光闪闪的。
　　但是作家杨沫在当时的思潮支配之下，特别是深信王明、康生之流所散布的流言蜚语、造谣污蔑，她的认识受到了限制。对一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论述和描绘，不能不产生了负面效应。例如：《青春之歌》第488页，杨沫通过她书中人物侯瑞说：“一九三四年是全国最黑暗的年代，也是北平最黑暗的时期。这个时期光拿北大来说吧，什么CC、托派、国家主义派、无政府主义派……全蜂拥而出，一齐登上了政治舞台……”
　　接着在498页中，还是通过侯瑞说：“那一小撮CC和托派，左右开弓——托派用‘左’的欺骗，CC、国家主义派用右的威胁，谁说主张参加学联，谁就上了共产党的当。”
　　这两段引文仅仅提到了中国托派，未作具体分析。《青春之歌》第483页则颇为不然了。还是那个侯瑞一本正经地说出了一个道理：北大的托派活动很有历史。原来名为动力派的托派，后来和陶希圣的新生命派合流。这些家伙们专以“左”的面目来欺骗年轻幼稚的学生，也专干破坏同学团结的勾当。而且暗中和国民党CC的学生勾结在一起，观察学生的行动，告了密，领个赏，还不是那么回事！
　　《青春之歌》一书中几乎没有提及陈独秀。但杨沫并非知道中国托派（当时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是在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等人领导下的。而陈独秀已于1932年10月15日在上海逮捕后不久，便坐在南京国民党的监牢里了。
　　不难看出，作家杨沫在《青春之歌》一书中，对于历史事件——中国托派在北大的活动，对于历史人物——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描述和论述，都不符合事实。不符合事实就是错误，那么她是怎样做到有错必纠呢？请看杨沫在1977年2月1日，在《青春之歌》再版的《重印后记》中是这样写的：

　　“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个人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广大群众教育了我，也检验了这本书。因为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广大群众的阶级斗争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都大大提高了；同时，我个人也有所提高。因此，存在这本书上的各方面的缺点与不足，我就不能不感到了惭愧与不安。”

　　她说的是各方面的缺点和不足，正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杨沫按照自己的心愿，写出了《芳菲之歌》和《英华之歌》，合称为《青春之歌》三部曲。1991年在花城出版社出版《英华之歌》。在《英华之歌》中，她便对自己感到惭愧不安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描写，明确地、毫不含糊地做了迥然不同的论述。例如：该书第385页中，当林道静被作为肃托运动的对象时，她舍近求远特地设计书中的英雄人物卢嘉川和江华之间的一场激烈争论。

　　卢对江说：“老江别发火，我们共产党人最讲实事求是。你是怎么看小林（指道静）的？她可能是什么托派么？”

　　单从这行字里，还看不出杨沫的明确立场，接着在387页，作家又通过卢嘉川的口，谈出了一件事实：老江，我不怕你给我去告密。一九三三年我在南京蹲监狱，曾和一个托派关在一起。他坚持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主张抗日，主张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只是他认为托洛茨基在中国的革命问题上，比斯大林更切合中国的实际，因此参加了托派组织。国民党对他威胁利诱，他不屈服，终于把这个人处死了。临刑时他还高喊：中国共产党马列万岁！所以我对托派问题有自己的看法，托派里确实有特务、奸细、出卖民族利益的人，比如张慕陶这个托派。但是参加托派组织的人并不都是坏蛋。我认为多半是个信仰问题。他们对中国问题有一套不同于我党主张的政策策略。但他们中间的极大多数，也是反对国民党，主张抗日的。至于陈独秀，康生说他一九三七年六、七月间就领取了日本侦探的津贴，主张不妨碍日本侵略中国。实际上，一九三七年六、七月间，陈独秀还在国民党的监狱里没有放出来，他能有分身术去和日本代表谈判卖国？他出狱后，发表不少主张抗日的文章。
　　书中的江华当然没有被说服。而是恼火了，怒声喊道：“卢嘉川，难道你想我去和托派建立联系吗？你还是共产党员吗？”杨沫设计这一情节，又借卢嘉川的口说：老江，恼火什么！事实胜于雄辩。我们共产党人最重调查、研究，最尊重事实。为了了解这个问题（肃托问题）的来龙去脉，到底是怎么搞起肃托来的，我就托人各方面去找材料，我也读了一些有关托洛茨基和陈独秀的书，用这些印证被我们抓起来的人到底是怎么成了反革命的。不管怎么说，我看搞肃托的领导者，不但不懂得什么是中国的托派，有的恐怕连这个名词都没有听说过（见《英华之歌》第389页）。杨沫写《英华之歌》，是在1991年之前。历史又翻过了新的一页了，杨沫有一颗“作家的良心”，她的心按着历史的脉搏而跃动。她会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可惜，她离开人世早了几年。比方说，真实的历史已经写到一百页，她还只读到第九十五页，如果再假以天年，等到读完未读的五页，她就不会借卢嘉川之口再说什么托派里面确有特务、奸细，出卖民族利益的人，比如张慕陶这个托派这类话了，因为真实的历史已经证明张慕陶根本就不是托派^[1]，如同王公度、叶青这些人不是托派一个样。但杨沫这点白璧微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还应该对她的有错必纠的崇高品质，表示无限的钦佩。

^[1] 王凡西《胡志明与中、越托派》一文中曾提到关于中国托派的“六名领袖”问题。文中说：“胡志明所举的前面三人，陈独秀、彭述之、罗汉，当然都是托派，而且都是以此身份终其一生的。可是后举三人（叶青、张慕陶、王公度）则根本不是托派。叶青、原名任卓宣，是早期的共产党员，后在湖南工作时被国党所捕，并被处死刑。枪毙后却未死去，遇救，再次被捕，他投降了国民党。此后他一直做国民党的“理论家”，反对共产党。他与托派既无组织关系，亦无思想共鸣。张慕陶是山西老军阀阎锡山手下的一名政客，曾替阎锡山策划反共活动，但他与中国托派从无丝毫瓜葛。中托方面也从不曾对他有过丝毫幻想。在抗战爆发前，我甚至从不曾听到过张慕陶这个名字。王公度于二十年代中期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回国后一直是广西政坛上的红人；但他从来不曾参加中共，更谈不上变成托派。他认识几个过去的托派并曾经把其中一人（张特，后易名威遐）引作私人党羽，但他本人始终与托派无关。他后来为李宗仁以托派名义处死，纯粹是广西军阀内争时强加的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