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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风吹来忆往昔
林松祺──我的带路人
周仁生
（约1993-94年）
林松祺，又名林逸白，化名宋直。生于1920年，卒于1955年。浙江乐清乌牛人。少时，家境清寒，世代务农，祖父及父亲粗识字，信天主教。
我认识他时，已是1936年，正值抗战前夕。据他告诉我，在温州九小（后改名康清小学，现在是瓦市小学）读书时，家庭无力负担学费、膳宿费，只好在周宅祠巷附近的天主教堂里寄宿，由于是教友家庭，也得到天主教一点帮助，解决部分费用。实际上，他能在康乐小学一直读到毕业，全靠两位倾向托洛茨基主义的教师的大力支持。一位是潘泰运，另一位是李察志。从此，他接受托洛茨基主义思想。
1936年春，他考进省立温州中学初中部；1939年春，他进温中高中部，1942年春毕业；他在温州中学先后读了六年书，母校的事事物物，在他的脑海里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在温中读书时，品学兼优，名列前茅。主编过温中校刊，出版“细流”墙报，主持过民众夜校，推选为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成员之一。校内与他旦夕相处同学有章宏业（即章涛，江涛）、洪秀荣、曾昌勋等，前两人成了中国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的骨干分子，而曾昌勋是他的好友、同情者。1940年，温中迁校青田已一年余，来了一位留学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教师安明波，成了我们最亲近的老师。我和松祺此后十多年的政治生涯，生活道路，都是与安明波先生甘苦与共，休戚相关，这是后话。抗战时间，松祺参加了温州托洛茨基主义组织所领导的外围团体──救亡大同盟。他担任温中该团体的主要负责人，与他接近的温州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有曾猛、王国龙、钱川、黄禹石等。松祺在此期间自然成为温中托派学生的领袖，因此与中共领导的学生领袖之间成了针锋相对的两种思想体系，两股不同势力的代表人物。抗战期间，我们的口号是支持国民党抗战，只要蒋介石抗战一天，我们就支持他，但决不与他谈统一战线，这是与中共不同的。我们对中共的统一战线持批评态度。松祺在抗战八年中始终忠于这个口号，执行这条路线。这样势必与中共学生意见分歧，也就避免不了争论。他在争论中，以理服人，但坚决反对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反对一国社会主义，反对斯大林的罪恶统治。今天苏联解体，东欧变色，恰好证明了松祺几十年前就坚持的信念，是经得住历史的考验。也只有我们才有发言权。
1941年秋，我考进浙江大学龙泉分校，1942年秋，松祺也考进龙泉分校。同时，考进的还有章宏业、洪秀荣，我们四人旦夕相处，思想上、感情上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去浙大分校之前，除洪之外，我们三人曾在温州府前街模范小学教过几个月的书。模范小学校长，前是余立天，后是黄禹石。模范小学师生中间，正因为有此一段历史关系，留下托洛茨基主义的种子，这批种子发芽滋长，培养出数十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的学生领袖。
松祺在浙大龙泉分校读书时间不长，从1942年秋天末进去，1943年秋出来，前后仅一年时间。这一年我们主要是在安明波先生指导下走过来的。安先生此时已从温中辞退，受聘为浙大龙泉分校，任经济学教授。安先生勉励我们深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广泛阅读中外历史、政治经济学、哲学（包括资产阶级学者们的着作），那时，我们年轻，精力充沛，所以如饥如渴地博览群书。我们还关心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常在安先生家里召开时事讨论会，举行座谈。参加的人不仅有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还有少数几个靠近中共的人，也有政治立场并不鲜明的人。松祺是很积极的，富有热情。他同我一起共同写作，共同翻译，广结朋友。如果说往后几年，浙大总校、分校曾经出现过一个规模不大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那就应该说，运动的根子就在浙大龙泉分校。
不幸的是，1943年春初，松祺的健康发生了变化，他的神经衰弱症逐渐严重起来，思想顾虑多了，精神负担重了，这就妨碍了他的积极性。究其原因，还是家庭包袱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他家中还有父亲和一个年幼的弟弟，收入微薄，生活困难。虽说我们在浙大读书，都是公费生，膳食不愁，但总得有一点其它费用，同学之间的互助不在言下的，但他本人总是忧心忡忡。1943年秋上学时，就继续升学或停学问题，他踌躇不决，反复再三。结果我们七八个人同坐一条小木船，从温州西门码头出发，到了青田县，他就毅然只身一人离开我们去教书了。
回想浙大这一年，尽管松祺后期身体虚弱，心境不畅，但他与我的友情是更加深厚了。1936年我开始认识他，到了1943年已有6、7年历史。但他给我的印象最深，对我的影响最大，莫过于模范小学的几个月和浙大的一年。是他，给了政治上的启蒙思想；是他，使我从埋头读书，而走向认识社会，理解人生；是他，带给我托洛茨基主义；是他，使我结识了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资深领导人彭述之、刘家良，温州的王国龙、王禹石；是他，第一次给我谈起苏联的托洛茨基，中国的陈独秀。从那以后，我就跟他们共吸呼，同命运。有人曾经问我，你对林松祺有甚么感想吗？这意思是，你要埋怨，还是别的甚么呢？这就使我联想起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另一位资深领导人郑超麟的话了。那是1965年，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我们都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里。陈独秀时代的省委书记，彭述之、郑超麟的战友尹宽也关在那里。一天，尹宽因病保外就医，上海监狱的负责人请来上海市公安局的两位处长，然后把我们十多个阶下囚集中起来，要尹宽谈谈保外就医的感想。尹宽干脆得很，讲了一两分钟话，原话大意是：“毛泽东搞农村包围城市，成功了。我们反对农村包围城市，错了。但我今天有机会回家，你们也会有这一天的。”之后，监狱长要我们谈谈感想，郑超麟是最后一个发言。他说：“尹宽把我引向中国共产党，又把我引向托洛茨基主义-左派反对派，那么，我该埋怨他，还是感谢他呢？我考虑了之后，还是应该感谢他。”郑超麟的这番话，也正是我对松祺该说的话：我应该感谢他。
1943年秋，他离开我们之后，便留在青田县，经人介绍，在青田县城教书。1944年春，直到1945年夏，他转到雁荡山灵岩寺的乐清师范学校执教，此时与他最接近的是浙大龙泉分校教授，中国着名词人夏承焘。夏先生是避难来到乐清的。夏先生十分爱惜松祺的文才，松祺也非常爱戴夏先生。他对我说，夏先生卧室里挂的那幅亲笔写的对联，一直鼓励着他另找人生乐趣。这对联是“房拢虽小天地大，不足回旋睡有余。”夏先生是一位好人，学识渊博，执中国词坛牛耳，吸引力很强，这就在松祺的世界观里，打开另一扇窗口。
1945年秋，巧合的是，我从浙江省立第三临时中学，松祺从乐清师范，分别应聘到位于郑楼的温州师范执教。我教历史、英语；他教语文。同时应聘到温师执教的，还有我们自己人钱思敬和梁庭。梁是中国托派领袖之一刘家良的妻子。
两年阔别，一旦在郑楼重逢，彼此间内心喜悦的“青枝绿叶”，郁郁葱葱；郑楼的夜景、月色；温师后院沿河的绿柳垂杨，都会令人触景生情。这时，抗战结束了，时局未定。国共两党谈谈打打，打打谈谈。我们的人，本来各处一方，现在都向上海集中了。《求真》、《新旗》、《青年与妇女》（后改名新声）三个刊物也相继面世。这时候，我们曾经设想，我们的事业正在迎朝霞、舞彩虹，会像春雷般地震撼长空。但是，不容讳言，松祺却有另一种心态。他对现实生活，个人婚姻、家庭、父亲、弟弟、未来，想多了。对打开社会关系，扩大我们的队伍；对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共产主义事业，想少了。夏先生无意中给他启开的那扇窗口却是阵阵清风向他扑来。
夜深，我与他坐在一起，有时也有思敬在旁，当然是无话不谈。他的话题总是转向生活，自然也流露出：“我们太苦了，前途茫茫。”如果把此时的思敬拿来与松祺作一对比，前者是积极、乐观、虎虎有生气；而后者则是棉花一团，懒洋洋、软绵绵。此时，我为我们的好友担心，为他的“转变”而感到无比惊异。但是，我从来没有对他失望过。在他短暂的三十五后生命史中，这是一段令人伤心的插曲。
值得提一笔的是，他后来的女友，应该说是恋人唐玉莲，就是他在乐清师范时的学生，1945年秋季也转学到温州师范了。他们两人相爱甚深，心心相印，但是历史命运注定了，他俩始终没有成婚。“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这是中国人的佳句，也许可以适用于许多人，但还需要指出，着重点是个“愿”字。至于我们许多托洛茨基主义者来说，这只能是一个讽刺。松祺如此，宏业如此，熊安东，杨博，我的学生胡振东也都如此……。
在温师半年，郑楼的土壤里，长出了我们的花朵。白素冰就是一个。后来在上海期间，宏业、松祺都帮助她提高认识，使她成为中国女托洛茨基主义者中的出色人物。
离开温师之后，松祺逐渐振作起来。他虽然仍怀念夏承焘，但已身不由己地把人生的航向拨回到宏业和我这边来。他重读马、恩、列、托的书，走陈、彭的路。1946年春，在永嘉济时中学一边教书，一边准备到上海去──这是中国工人阶级闹革命的发祥地啊！他终于找到了刘志婉，一位早期革命者的遗孀，1946年秋季，他经王季恩先生介绍，在温州瓯海中学执教，与他在一处的还有洪秀荣、黄禹石、赵养性等，他们成了瓯海中学的左派教师。
1946年，是温州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再度掀起的一年。在王国龙领导下，恢复了组织；安明波、章宏业和我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挺进队也并进来了，一时山花烂漫。各中学都有我们的支部。我们的人几乎都是各校各班里的高材生。在反蒋、反独裁、反饥饿的学生运动中，我们的人是与中共领导的学生共同进军，两路分兵。无疑地，松祺在运动中又发挥了他独有的创造力。温州被人视为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四大基地之一。这份殊荣，也有我的带路人——林松祺流的汗和血。
1947年，正是经刘志婉的介绍，林松祺来到上海，先是在肇和小学教书，后来经钱天起先生的介绍，先后执教于国强小学、建承中学和正始中学。教书只不过是我们的职业，无非混口饭吃，好在上海立定脚跟。从1947年起，直到我们离开时止，我们一心扑在事业上──想望着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会在神州大地，星火燎原，风卷巨澜。松祺、宏业和我三人简直形影不离。我们分头参加学运工作，工运工作，妇运工作。上海是个各种政治势力的大熔炉，斗争非常激烈。国民党视我们为死敌，要抓、要关、要杀。自从出现了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以来，我们的人被抓、被关、被杀的难道还少吗？但是在我们的前头、旁边，还有中国共产党员，他们接受了第三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也视我们为“反革命”、“托匪”、“汉奸”、“特务”。我们的运动之所以规模如此之小，力量如此之弱，同时我们的步履维艰，前进一步就必须后退两步不无关系。松祺是处在这种严酷环境中进行斗争的能手。他态度沉着，目光锐利；在宣传中有惊人的耐性。我们的领袖彭述之异常器重他。在建党大会召开之前，亲自带领松祺前往南京看望我们的人。1947年底，上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S.Y.）市委筹委会，松祺被指派为筹委之一。他与宏业一道领导交通大学、上海师专、同济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还有几所有关中学的学生支部。上海S.Y.正式成立时，宏业被选为市委书记，松祺被选为市委宣传部长。我们还共同参加《青年与妇女》（后改名《新声》）编辑部，共同主持香港、台湾、南京、杭州等地的通讯联系工作。1947年底，1948年初，活动开展起来，工作也相当顺利，彷佛已是“满眼生机”。加上1948年8月，我们的建党大会召开，建成了中国革命共产党。彭述之、刘家良、尹宽、喻守一、陈碧兰等领导人，对我们的事业前途，满怀信心。我从建党大会开会归来之后，把信息带给了松祺、宏业。那时，我们三人何等高兴：“已见好花在，更期明月圆。”这是理想吗？抑或是“遥远的梦”？大概万里长江，也要绕过千滩万壑。1948年底，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共产党就要兵临上海了。我们的中央，作出了“应变决定”。我和松祺、宏业奉命撤离上海。我、松祺、我妻先走，到厦门投奔安明波先生，而宏业带着未婚妻出走台湾转香港。松祺与唐玉莲从此分手，人间无处再相见。宏业带着未婚妻，按理应该是有情人可成眷属，却不料他的未婚妻于1950年回大陆探亲，从此永远成了未婚妻。
1949年2月底，松祺、我、我妻三人，靠我妻变卖了一点可怜的黄金首饰，凑足盘缠，买了“元培轮”五等舱票，离开了上海。记得托洛茨基最后一次离开莫斯科时，他向第一次到达莫斯科时所看到的“塔楼”和“城墙”投去最后一瞥。而我们这次离开上海时，也向第一次到上海时所看到的黄埔江水投去一瞥，而我的好友松祺，正好是投去了他那最后“一瞥”。
我们到了厦门，就去找安明波先生。安先生把我们安置到漳州专区的海澄中学当教师。我们又与安先生的命运相逢了。
在海澄中学，松祺只生活了半年。那时，国民党的特勤学校退居海澄。名为特勤学校，实际上这里面的编制，多数是国民党的军长、师长，正集中起来要向金门、台湾撤退。他们闲着无事，偏要海澄中学校长林汝昌派个教师去作报告。校长就派松祺去。这是个难题。讲甚么？智者不惑，他就以“美国的门罗主义”为题，作学术报告。借门罗主义大骂一通美国佬。这些军长、师长们心中有数，骂美国就是骂蒋介石的主子，只差一点未点蒋介石的名罢了。因此特勤学校的教务长（姓张的）私下通知海澄中学，要注意我们从上海去的人。幸得松祺不久离开海澄到香港去了。我和我妻留了下来。但是，一因他的那次学术报告，二因安先生在厦门大学被警备司令部特务头子毛森抓去。海澄人便怀疑我们夫妻是共产党。接着海澄解放，又接着到了1952年冬至节，这是全国一网打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冬至节。当我们夫妻二人以及在海澄的其它托洛茨基主义者周履锵等被押上囚车之后，从此“红皮白心”的交响乐，大概在海澄县（即今龙海县）上空至少回荡了四十年。
1949年7月间，松祺搭乘最后一班荷兰邮轮离开厦门前往香港。到港之后，他见到了宏业、钱川、康溪、丁毅，还见到了彭述之、陈碧兰。他在第一封信中，心情极端兴奋，详细地描述了香港风光，我们的组织活动，自己人的生活情况，他还忘不了给我妻道歉：“真想不到她在怀孕六七个月的关键时刻，竟把他积蓄起来几乎所有的钱都赠送给我了。这种深情厚谊，对照我平时对她的想象，实在于心有愧。”
那时，中共大军已经南下，漳州、海澄一带不战而克。厦门的解放，则拖延了两个月左右。我与松祺通讯因此中断。待到厦门解放，邮路恢复时，他的信已是从广州发来了。
如果记忆没错，松祺该是1949年下半年返回广州的。承王季思教授的作保并推荐，考取了中山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班。1952年毕业，留校任助教，并兼讲师职，可以开课。一个从乡村贫苦家庭出身，如今有了这样学术地位，松祺已感到心满意足了。在来信中时常有这种情绪的流露，但是，个人命运，不能不与历史命运紧密相连。祸兮、福兮，并不单纯掌握在自己手里。在中大历史系，恰好碰到了一个从温州乐清的一位姓连的（连东京？），政治盖子揭开了。一场“斯-托”论战被迫在中山大学的小范围内重演。显然，松祺处于极端劣势，压力很大。真是天旋地转，局面早已不同了。王季思教授，迫于自身的利害权衡，一再劝说松祺向当权者自首，许多因素的结合，也为了考虑王季思教授的特殊地位，松祺屈服了，向当权者写了自白书。他在自首之后，给我寄来一封信，大约是在1952年10间写的，这是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他们都已知道我的情况，季思先生也要我交待自己问题和你的问题。我向季思先生说明在不谈你的问题作为条件，我可以自首。无论如何，你必须小心谨慎，最好是转移阵地。”（大意如此）
1952年12月22日──冬至节，一份献给斯大林的寿礼──中国大陆上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全体被捕。
我们失去了一切联系，身陷囹圄，靠幻想度日了。1957年8月，当权者集中部分被捕的托派分子进行六大城市参观学习。从武汉监狱来的陆绩告诉我，松祺已经身亡。他临终前碰到熟透者，总是重复三句话：（1）我要回到中山大学；（2）这是个误会；（3）我对不起自己的朋友。他于1955年左右死于武汉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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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车轮飞转，松祺离开我们将近四十年。我常对妻子说：松祺早去了，我们能活到今天，都是捡来的。晚风吹来，不能不回首当年，松祺是我的好友，我的带路人。当年相处的音容笑貌，彷佛就在眼前闪现。但每想到他临终前的三句话：就满腹狐疑，到底是甚么意思？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
1993年春节，松祺的阿弟夫妇，出人意料之外地到我家拜年。他们对哥哥一片深情，无限怀念。他们要我做两件事。第一弄清哥哥死亡的确切日期，骨灰的安放地；第二要给他哥哥写点东西。这两件事都是义不容辞的。
四月间，我向上海朋友，并通过他向广州、广西、湖北等地曾与松祺一起关押过的，共同劳改过的老朋友打听真实情况。上海的李培转来广东谢山、广西姜君羊的信，湖北徐燕荪直接寄信给我。他们异口同声，说他被捕以来，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从广州押解到武汉的途中，向押送人员宣讲：“我们不是反革命。”小组学习开会，他始终表示：“我们与中共只是有不同的政见”。因此被扣上了“顽固分子”，小组批斗他，捆绑他，肉体受到摧残，刑期也由原判七年加刑到十五年。对待所有这一切，他宁可玉碎，而不愿瓦全。三句话的真实含义，全都弄明白了。也许当年传话的人，迫于环境特殊，故意把话淡化了。然而，譬如一江春水“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在托洛茨基主义旗帜下，我的好友松祺，最终不愧为一位英雄。
（松祺的弟弟，后来亲自到湖北寻找他的哥哥的骨灰，结果只取回一包黄土。）
〔未标明写作日期〕
周履锵注：
2006年4月，我到温州寻找周仁生翻译的《托洛茨基文集》补编的译稿，在仁生家里，和赵青音共同整理，除了基本上找到了上下两卷的译稿的底稿之外，还企图寻找周仁生其它的遗稿。仁生原没有打算写回忆录，在朋友的一再督促下，也有了写回忆的想法了，曾在给我的信中谈及写作的大纲。仁生去世后，我曾问赵青音，仁生写的回忆录完成了多少。青音说，他还没有写。这次我在仁生的遗稿中，全部找了一次，结果仅发现这篇遗稿。未标日期，我估计是应松祺弟弟之请而写的，大约写于1993-94年。
200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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