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季诺维也夫 从齐美尔瓦尔德到昆塔尔 （1916年6月10日） 一、第二次代表会议前夕……在齐美尔瓦尔德时，多数代表甚至听都不愿意听关于建立社会党国际派正式的经常性国际组织的事。他们认为齐美尔瓦尔德是一种临时的、暂时的现象，是那些联合起来为了从事一般和平宣传的人们的即兴式联盟。千万不要同旧的正式政党分裂！社会爱国主义的多数派一定会回心转意，并重新回到旧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来。我们竭力协同一致，目的只是为了加速这个转变过程。一旦发生这种转变，我们就解散我们的齐美尔瓦尔德组织。[1] [1] 伯尔尼社会党国际委员会甚至在报刊上发表了具有此类内容的正式声明，声明引起了不少混乱，这完全是由委员会独断专行地作出的，因为在齐美尔瓦尔德对这个问题既没有表决，也没有讨论。在昆塔尔，伯尔尼委员会的代表格里姆同志在答复我们的抗议时含糊其词，然而（至少在口头上）半收回了上述声明。他“解释”这项声明说，是指一旦社会党国际局放弃自己的政策并在实践上转到齐美尔瓦尔德一边来。我们要求把这一点记录在案。
齐美尔瓦尔德多数派大致是这样考虑的。这是非常天真的想法。但是事实就是这样。由此产生了对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敌视态度，产生了对他们的不满，因为当时他们就说过，这种想法是天真的，当时他们就声明同社会爱国主义者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并公开举起了第三国际的旗帜。过了半年，在伯尔尼的二月会议上，齐美尔瓦尔德派不得不朝着我们的方向采取了步骤。又过了两三个月，在昆塔尔的第二次代表会议上又前进了一步。但是，主要的和基本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即齐美尔瓦尔德是否只是偶然的插曲，或者相反，它将是通向建立没有社会沙文主义者参加并且是反对他们的新的国际工人协会道路上的一个阶段。 战争还在继续，看不到它的尽头。各国人民在挨饿，在日益贫困化。不仅在巴格达附近，而且在离巴黎几百公里的维尔登附近，在欧洲“文明”的中心，屠杀正以空前的规模在继续。每天，成千上万的法国工人和德国工人被“本国”政府不受制裁地赶去进行厮杀……而正式的“社会主义”政党在帝国主义屠杀二十二个月以后还在赞扬工人为了一小撮资本寡头的利益而作出的这种“英勇”牺牲……战争的进程，新的秘密条约，流血战争二十二个月来发生的一切，都清楚地说明，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说什么发动战争是为了人民的利益，那只能引起人们的嘲笑。然而，正式的“社会主义”政党却发狂似地赞扬这场战争，怀着激动的心情号召人民群众“坚持到底”，它们实际上变成了扼杀社会主义的刽子手，去帮助帝国主义者屠杀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 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因此，在群众中产生必须同领导第二国际的犹大们和彼拉多们实行决裂的思想，这就不足为奇了。 在齐美尔瓦尔德时期，在任何一个“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家里都还没有发生公开的分裂。现在，不仅在意大利、俄国、保加利亚，分裂已经成为事实。现在，在德国、英国（在代表会议上得到消息说英国社会党多数派同海德门及其同伙决裂了）、法国、瑞典，甚至在澳大利亚和美国，分裂已经实现或正在实现。不，每一个真诚的普通的社会党人，有时甚至每一个真诚的普通的民主党人也都感觉到，他必须或者否定自己，成为资产阶级的不由自主的代理人，为了同社会爱国主义者团结的蝇头小利而出卖社会主义的长子继承权，或者成为“分裂主义者”，即公开举起同工人事业的叛徒们彻底决裂的旗帜。 二、代表会议的成员及其政治面貌各国政府竭尽一切可能来阻挠代表会议的召开。为了把国际警察的注意力转移到虚假的目标上，会议的组织者们在报上宣布，会议将在荷兰召开，但实际上是在瑞士召开的。然而有许多代表未能到达，大约有十名德国代表、一名奥地利代表、两名英国代表、一名拉脱维亚代表、两名巴尔干代表、一部分法国代表和斯堪的纳维亚代表等未能前来。因此，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人数较少，另一方面，社会爱国主义者还采取了自己的“措施”。社会爱国主义者国际局书记胡斯曼到英国和法国去说服那里的反对派不到齐美尔瓦尔德去，一些正式的政党千方百计地吓唬少数派代表。 不过代表会议还是召开了。单是这一点就是很大的胜利。 德国派了七名代表。这是德国反对派中三个主要派别的代表。一名是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和称为“德国社会党国际派”的代表。他代表×城（某大中心城市，其整个组织的绝大多数持极左派的观点）。另外两名代表是“国际”派（这是李卜克内西和梅林编辑的一个杂志的名称）。在齐美尔瓦尔德时，这个派别大多数是反对我们的。现在这些同志已经“向左转”了。在德国本身，哈阿兹—累德堡—考茨基的拥护者们把这些同志从以前的统一的反对派中开除出去了，尽管“国际”的拥护者们在提出“考茨基主义”的问题上并不是过分明确的。在代表会议前夕，“国际”派发表了一份呼吁书，建议工人们停止向社会沙文主义党的执行委员会交纳党费。在德国的情况下，这是同正式党分裂的决定性步骤。最后，另四名代表是同累德堡—霍夫曼的名字相联系的温和的反对派。他们自称为“组织内部的反对派”，以区别于“分裂主义者”。他们的策略至今仍象在齐美尔瓦尔德时一样是十分暧昧和机会主义的。他们仍然表示反对分裂。他们仍然拒绝建立第三国际的思想。当累德堡和哈阿兹在考茨基的积极参预下最终成立议会党团时，正如斯巴尔达库斯说的，草拟了该党团的第一号原则性声明——半爱国主义精神的声明。声明说，我们投票反对预算，因为我们祖国的边界没有受到敌人的侵犯。不久前，考茨基写道，新的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应当“不是反对”，而是同旧的休特古姆党团“一起工作”。换句话说，考茨基一而再地向资产阶级代理人——谢德曼、列金、大卫及其同伙建议和解。考茨基本人不愿来参加代表会议，尽管他和哈阿兹一样都接到了个人的邀请。他们不愿参加代表会议的理由是，说什么他们两人都是（过去是！）德国党（休特古姆及其同伙）驻社会党国际局的正式代表，因此他们参加这样的代表会议是“不合适的”。这当然是不成理由的托词。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意大利、俄国、罗马尼亚和其他代表过去也都是各自的党驻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实际上，全部问题在于考茨基和哈阿兹更愿意同列诺得尔、海德门和王德威尔得——就便也同谢德曼派——结成联盟，而不愿同聚集在齐美尔瓦尔德周围的国际主义者联合。 考茨基主义的死气沉沉的影响还强烈地压抑着德国反对派中的一部分人。但是——这也是主要的——，群众中的情绪发生了变化。不满之声到处都在增长。很难举出一个城市，那里不发生反对物价高涨等等的大大小小的示威游行。战壕里的不满情绪是巨大的。群众在“激化”。如果战争还要拖到秋天，那么巨大的事变将不可避免。德国反对派中所有三个派别，和在齐美尔瓦尔德时不同，都这样说……一位意大利代表提出，现在在德国是否可以借望发生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采取反战的实际行动，所有代表对这个问题都众口一词地和满有把握地回答说：是的。这是在齐美尔瓦尔德时所没有的情况。德国代表都是些稳健谨慎的人，他们现在这样说，这是时代的最重要标志。这些现象也是代表会议上的重大事件。 完全出乎意料的是，从法国前来参加代表会议的是三位议员：布里宗、拉芬—杜然和勃朗。他们到齐美尔瓦尔德来无疑也是在法国群众对帝国主义大屠杀日益增长的抗议的反映。上述三位代表迄今为止都是最胆怯的“陛下的反对派”。他们都属于龙格—普雷斯曼派，即最糟糕的法国考茨基主义者。他们至今都还在重复考茨基主义，重复考茨基的话，说什么法国人和德国人投票赞成预算都是正确的，因为一方遭到普鲁士人入侵的威胁，另一方则遭到哥萨克入侵的威胁。他们都不愿看到危机的深刻原因，都鼓吹对业已破产的社会爱国主义政党实行相互的赦免。他们都半重复着社会沙文主义关于“神圣的法兰西”似乎在这场战争中维护着革命传统等等的神话。听着他们的话语，有时可以想起，这是一些直接来自不自觉的社会沙文主义阵营的人，但是，他们在代表会议后的行为，他们在法国反对领导法国“社会”党的那些先生们的行为却表明，他们这些人——尽管还很差，很不彻底和带着很大的动摇性——反映了大多数民主派人士和在战争初期受蒙骗的而现在竭力反对战争、反对社会沙文主义欺骗的工人们的情绪。他们糊涂得岂有此理。他们有一大堆违背彻底国际主义的偏见。但是，群众运动把他们推到了齐美尔瓦尔德一边，就是在社会主义目前处于困难境地的法国，群众性的抗议浪潮也在增长，运动也在发展。在巴黎和外省，成立了一批彻底维护真正国际主义和同情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法国工人团体。它们的任务将是利用法国社会沙文主义者中业已开始的解体状态。 代表意大利的有七位同志。这一次意大利党明确地分成了两派。多数代表是属于所谓的“左翼改良派”。他们在党内是否是多数，很难说。在议员中间，在“上层”，可能是多数，但在社会党工人中间，就未必是这样。这个多数派是站在考茨基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一边的，依然相信“仲裁法庭”、逐步裁军，对外交政策的民主监督等等应当成为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性要求。少数派（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编辑塞拉蒂同志）维护与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相接近的另一种策略。 从瑞士来的有五名代表。二至三人（普拉廷、罗布曼、诺勃斯）是我们的志同道合者，其他人是跟随格里姆同志走的。 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是议员卡茨列罗维奇，他是接近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尽管不是在所有问题上。 波兰派了五名代表。三名（拉狄克、勃朗斯基、东布罗夫斯基）是波兰社会民主党反对派（边区委员会）的代表，属于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一名是波兰社会民主党总委员会的代表（瓦尔斯基），这一次他在召开社会党国际局会议的问题上也支持左派。一名是波兰社会党左派的代表（拉品斯基），他大致持马尔托夫“派”的立场。 俄国代表团的情况是这样：代表我党中央委员会的是列宁、季诺维也夫、彼得罗夫。（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委托季诺维也夫担任代表。）代表组委会的是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代表“社会革命党国际派”的是博勃罗夫和其他两名代表。 三、第二国际还是第三国际代表会议上最重要、最富有战斗性的问题是对待社会党国际局（过去在布鲁塞尔，现在迁到海牙）的态度问题。这是最重要的一项议程，因为通过这种形式实质上解决的是第二国际还是第三国际的问题。 德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同法国、奥地利、俄国、英国以及比利时一样，他们所维护的是同样一些资产阶级思想。他们所采取的是同一个原则立场。然而，战争把他们分成了不同的国家。目前，他们还不能互相握手，他们彼此敌视着。 社会党国际局所谓的执行委员会实际上“执行”的不是国际社会党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不是社会主义的命令，而是四个协约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命令。这个执行委员会，即王德威尔得、胡斯曼及其同伙再加上两三个荷兰社会沙文主义者，已经变成为英法帝国主义者的代理机关。 然而，胡斯曼及其同伙现在企图在海牙成立两个敌对阵营社会沙文主义者的中间办事处。这两个阵营目前还不可能聚集在一起，但是它们可以在一起做出某些事情来：例如，携手共同反对国际派，和谐一致地对抗齐美尔瓦尔德。两个暂时交战的社会沙文主义托拉斯之间的相互默契现在已经具备了。胡斯曼及其执行委员会在这件事情上充当着“诚实的”（哈哈！！）经纪人。 请看事实。胡斯曼发表的宣言和声明，在《维也纳工人报》（维克多·阿德勒）、休特古姆的报纸、托马和桑巴的机关报以及俄国格沃兹杰夫派的报纸（《我们的呼声报》）上都十分乐意转载。它们都同样地讨好作出了以下公正发现的胡斯曼：什么“协约国社会党人”的伦敦代表会议和德国休特古姆派的维也纳代表会议实际上都是维护同样的“原则”。当胡斯曼一方面指出同齐美尔瓦尔德右派实行和解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攻击齐美尔瓦尔德和还没有民主派参加的那派社会党人（“巧妙地”暗指俄国的国际派）时，它们都为胡斯曼拍手叫好。 请看第二次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以后发生的情况吧！胡斯曼发出信号，而未经任何协商，法国、瑞典、德国等国家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都发表声明，对齐美尔瓦尔德公开表示抗议。法国“社会主义”部长们有时做出一种姿态，似乎他们对胡斯曼进行的过于仓促的争取和平的“斗争”表示不满。然而，他们都完全“承认”海牙国际局，因此当胡斯曼谈到“无论是柏林、维也纳，还是巴黎、伦敦”，即这些世界性大城市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都同样“承认”海牙国际局时，胡斯曼是完全正确的。 无论是休特古姆，也无论是列诺得尔和普列汉诺夫，或者是列金，他们都需要海牙国际局。整个可敬的社会沙文主义集团的领袖们不可能不考虑战后的情况。战后，他们需要“恢复”从事欺骗的国际，他们需要互相赦免，为了共同反对工人社会主义者，两个托拉斯必然要互相握手。正因为这样，海牙国际局现在已经是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全部政治斗争的焦点了，海牙国际局现在已经是欺骗各国工人阶级的未来“国际”股份公司的胚胎和萌芽了。这伙先知们将在“统一”和恢复第二国际的口号下进行反对国际派的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支持海牙国际局，争取召开国际局的会议，就等于帮助这批人来欺骗工人。就拿法国的例子来说吧！动摇不定的国际主义者布尔德朗同“陛下的反对派”代表龙格一起在“社会主义”部长们面前低三下四地鞠躬致意，请求他们允许同意召开社会党国际局会议。而那些部长们则装腔作势地表示拒绝，似乎这有损于他们所维护的“文明和自由”的利益。桑巴、托马以及俄国沙皇和法国寡头的走卒们向上帝担保，他们“庄敬自重”，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召开国际局会议。现在，彭加勒和白里安还不允许他们同意这样做。但过一些时候，他们是会同意的。那时将会怎样呢？在国际局开会的还不就是谢德曼辈、艾伯特辈、王德威尔得辈、列诺得尔辈、布兰亭辈、特鲁尔斯特拉辈等等先生们。不言而喻，在这样的会议上，从法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头上是一根头发也不会掉的。这些先生们可能做的头一件事情是，他们将共同努力来扼杀目前正在热心地争取召开社会沙文主义国际局会议的布尔德朗。 谁对旧的国际局抱着某种希望，谁就是朝后看，谁就是国际社会帝国主义匪帮的俘虏，谁就不可能对它进行真正的斗争。分裂是必然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分裂已经一半成为事实，只有大胆而公开地号召各国工人同叛徒们决裂并建立自己的第三国际，才能挽救社会主义的荣誉。不言而喻，第三国际只有在群众运动的风暴中才能诞生。不言而喻，现在任何一次代表会议只可能为第三国际提供思想政治上的事先准备。但是，应当做好这项准备工作，应当最终地和彻底地选定这条道路的方向。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听到两类反对意见：原则性的意见和实践上的意见。无论前者或后者实际上都是老生常谈的考茨基主义，即维护同社会爱国主义者的统一，把国际主义者运动的领导权交给社会沙文主义者国际托拉斯。 巴·波·阿克雪里罗得发表了原则性的考茨基主义的演说。他一方面在俄国维护同本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统一，另一方面自然希望把这种统一的福音传布到整个国际。他反对分裂。诚然，他承认，第二国际已经不能胜任，正如在目前世界性的灾难中许多组织和派别都已经不能胜任一样。但是，他反对“在旧的社会主义政党中出现革命的震荡”。群众本身在战争一开始就具有爱国主义情绪，领导机关（“党的机关”）应当不是去分裂群众，而是把他们吸引到自己这边来。我们应当象一个有经验的和耐心的医生对待可亲的病人那样来对待群众，任何一种药物都应当试验一下，然后再动外科手术。问题不在于背叛。正如一个十八岁左右的人会变嗓子一样，第二国际的情况现在也是这样。应当面向群众，应当让群众提出召开社会党国际局会议的要求，应当在那里向我们迷途的弟兄们证明，他们错了。（阿克雪里罗得以个人名义提出了类似决议案的东西；没有公开发表——作者说，这还只是一个不完备的初稿。） 另一些反对意见来自“实践中的”机会主义。它在代表会议上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意大利的“左翼改良派”和德国温和反对派的代表霍夫曼。 意大利人制造了一个神话，似乎在社会党国际局的会议上，齐美尔瓦尔德派可能会拥有压倒社会爱国主义者的多数。 他们说，我们在那里靠举手投票会把胡斯曼及其同伙“枪毙”的。根据意大利人的推测，日本、南非、澳大利亚……以及印度的社会党人会来帮齐美尔瓦尔德派的忙。 我们不必举出手头的一些数字来揭穿这个神话。即使说意大利人的推测是正确的，他们这样提出问题也是极端天真的。问题完全不在于谁在国际局拥有多数。问题不在于用一个南非社会党人的票来否决拥有百万人的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党。问题在于，按我们的观点的实质说，我们是否是一个党、一个阵营、一个国际，还是不可调和的两种纲领。 有人（霍夫曼、塞拉蒂等）对我们说，好吧，就这样吧！但是，我们不应回避在社会党国际局内去同社会沙文主义者进行战斗，我们应该到那里去揭露他们。对此我们回答说：我们根本不排除偶尔去参加这些先生们的会议的可能性，以便在那里撕下他们社会沙文主义脸上的假面具。但是，现在提上日程的不是这个问题。谁也不会来召集国际局的会议。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是象布尔德朗和龙格那样来宣传争取召开旧的社会党国际局会议呢，还是去痛斥国际局，去揭露它，把它钉上耻辱柱，向群众解释胡斯曼辈的欺骗政策，向他们证明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号召他们为建立第三国际而斗争。 两种观点，两种策略。一些人认为，第二国际已经破产，在世界大战的炮火中已经锻造出摆脱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第三国际的前提条件。另一些人既不理解战争的性质，也不理解社会主义目前经受的危机的性质。在他们看来，目前这个时代只不过是一个随着战争的结束很快就会过去的插曲。以国际局为首的旧的组织又会重新恢复。迷途的弟兄们会清醒过来，“误会”会解释清楚，那时“何以不能相互赦免呢”（阿克雪里罗得在委员会里说的话）。 在这个问题上，代表会议的多数派站在哪一边呢？要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并非易事。以下的事实表明，相对的多数可能在我们这一边。 未经实质性问题上的投票，代表会议选出了由七人组成的决议起草委员会。然而，委员会立刻分成了两派：一派拥护为争取召开国际局会议而进行宣传，另一派则反对进行这种宣传。属于前一派的有：拉查理（意大利人）、奈恩（瑞士人）、德国温和反对派的代表霍夫曼和阿克雪里罗得。属于后一派的有：列宁、瓦尔斯基（波兰社会民主党总委员会）和“国际”派的一位德国同志。结果产生了两个决议草案。多数派的草案很出色（我们将它全文登在本号报纸上）。作者们赞成召开国际局会议。但是，他们也提出相当严厉的条件，狠狠批评社会沙文主义者，以致彻头彻尾的考茨基主义者巴·波·阿克雪里罗得既支持又不支持这个草案（支持的只是召开国际局会议的部分）。作者们要求撤销执行委员会，即赶走胡斯曼及其同伙。此外，作者们还要求将“社会主义”部长们，即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开除出党。 从统一的愿望来看，这一切都是极不合乎逻辑的。从一般说来也是不合乎逻辑的。米勒兰是作为个人、作为自由射手参加内阁的。而桑巴、盖得、托马、王德威尔得、韩德逊则是由自己的党，即自己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派去的。不开除派遣者，也就不能开除被派遣者。这样一来就是公开宣布分裂。 出路何在呢？事变的逻辑使所有人，除彻头彻尾的考茨基主义者阿克雪里罗得外，都建议通过一些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这些办法实际上也导致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分裂，这就是时代的标志。 在代表会议上进行讨论的过程中很快发现，委员会中虚假的多数派（阿克雪里罗得只是有条件地属于这一派）并不拥有代表会议的多数，不仅我们，而且还有格里姆等同志都指出多数派的草案缺乏内在逻辑。于是人们开始寻求妥协。波兰人拉品斯基提出一个决议案，激烈批评国际局，而关于参加和争取召开国际局会议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我们要求对所有决议案进行表决。经过我们长时间的坚持，终于进行了初步表决。结果（这是代表会议上唯一重要的表决）如下： 委员会多数派草案：十票，委员会少数派（左派）草案：十二票，霍夫曼的草案（赞成召开国际局会议）：两票；拉品斯基的草案：十五票；塞拉蒂的草案（接近于委员会多数派的草案）：十票，季诺维也夫的草案（如果社会党国际局召开会议，齐美尔瓦尔德派必须前往参加讨论）：十九票。 投票表决后，决议案又转交给委员会，由两名左派委员（季诺维也夫、诺勃斯）进行补充修改。我们在委员会里声明说，为了达成妥协，我们将不阻挠通过拉品斯基的决议案。最后经修改后通过了拉品斯基—季诺维也夫—莫迪利扬尼的决议案（意大利人断然要求承认个别一些政党享有要求召开社会党国际局会议的权利）。意大利一个机会主义者（杜果尼）投票反对，阿克雪里罗得弃权，其余人赞成。 结果通过了不利于阿克雪里罗得和考茨基的策略的折衷决议。决议没有说出全部东西，没有原则性，也不彻底，但毕竟说出了一些东西。愿意同社会沙文主义者保持统一和愿意通过相互赦免的办法恢复第二国际的人，是不会投票赞成这个决议的。决不能抱着统一的精神说，你们抛弃了社会主义，你们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你们是政府的人质，你们玷污了国际的旗帜，而我们赞成同你们统一。相信齐美尔瓦尔德的工人群众会从对第二国际领导机构活动的这类评价中得出自已的结论。 代表会议上关于国际局的决议被开玩笑地称为一纸逮捕令（附有对个人特征详细描述的逮捕令）。这个评价是非常确切的。决议的措词尽管十分缓和，但它确实是给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背上缝制的囚犯标志。决议如此详尽地描述社会沙文主义囚犯们的特征，以致工人国际主义者未必会产生强烈的愿望同这些犯人实行统一。从另一方面说，社会沙文主义者也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胡斯曼及其同伙……以把瑞士党开除出社会党国际局来回答瑞士党执行委员会在信中提出的比较温和的批评。他们将会对逮捕令说些什么呢？ 假如事情只取决于外交家和“领袖”，那么通过的这个决议到时候也可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收回的[1]。但是，世界上还存在着工人社会主义者，因为有他们，通过的这项决议才有可能成为通向建立真正社会主义的第三国际的一个步骤。 [1] 在《新生活》杂志上格里姆同志对代表会议拒绝要求召开社会党国际局会议一事作了如下说明。他写道：“许多社会党人认为，似乎采取国际行动只是取决于海牙国际局的活动，国际行动应当从某些国家的群众运动内部产生，只有到那时，国际中央机关才有可能进行卓有成效的活动。根据这个（？）理由，代表会议拒绝了立即召开国际局会议的要求。”
格里姆同志的这一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代表会议拒绝召开国际局会议的要求所根据的是另外的理由，而不是“这个”理由，任何一个代表都没有举出这样的理由。 至于没有某些国家的运动，任何中央机关都做不出任何事情来，这当然是神圣的真理。但是，这里根本不涉及到这个真理，要知道，这个真理是属于象伯尔尼社会党国际委员会这样的中央机关的。 代表会议拒绝了召开社会党国际局会议的要求，是因为会上没有相当的多数来下决心（至少在当时的情况下）公开维护同社会沙文主义国际局的妥协，而相当数目的少数派则坚决同它进行斗争。格里姆同志如果正视现实，不是牵强附会地进行外交式的“解释”，那么他会做得更好些。 四、反对和平主义在代表会议上按重要性来说居第二位的问题是社会党人对待和平的态度问题。 我们代表团对这些问题的观点已在第二次代表会议的附件中详细阐明，同时也刊登在伯尔尼代表会议的《公报》上，还转载在本号《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我们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四十三号上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和平主义》一文中专门谈到了对和平主义的态度。） 齐美尔瓦尔德迈出了最初的一步，它说，“保卫祖国”这是各国资产阶级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到处用来动员人民群众起来保卫帝国主义利益的口号，这个口号是我们时代的最大谎言。现在应当迈出第二步，必须起来反对和平主义。奴隶主政府签订的帝国主义和约也向群众道出了现时战争的真正性质。应当阻止社会沙文主义者又一次地来欺骗这些群众。 在任何地方，人民群众都已疲于战争，在任何地方，都越来越响亮地发出和平的要求，社会沙文主义者估计到这一点，他们也开始在宣扬“和平”，不是别人，正是谢德曼先生发表了一本小册子，题目就是“和平万岁！”必须向工人们解释清楚，不通过革命斗争，是一分钟也不可能结束目前这场大屠杀的。希望和平，就得组织革命斗争，反对帝国主义集团，反对自己的“祖国”。 考茨基、哈阿兹、累德堡、英国社会和平主义者宣扬的社会和平，客观上无非是欺骗群众的一种沙文主义，“仲裁法庭”、逐步裁军、“民主和平”的纲领是使工人脱离革命斗争的小资产阶级的市侩空想，它散布幻想，似乎和平的资本主义，没有战争、没有军国主义、没有帝国主义掠夺的资本主义是可能的。 我们过去就是这样说的。 奇怪的是：在代表会议上有社会和平主义者。他们存在于大多数意大利人中，他们存在于德国的累德堡主义者中，他们存在于法国人中（布里宗起先以为，我们决议草案中谈到反对和平主义的那一部分是一种误解——可见他已习惯于把社会主义同和平主义等同起来），他们存在于俄国的考茨基主义者中（阿克雪里罗得）。然而他们毕竟未能提出自己的决议草案，未能提出任何完整的东西。 还可以发现：第二国际在这个问题上是正式支持社会和平主义者的。早在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上（1910年），再一次地重复了关于“必要的仲裁法庭”等等的这一高见。不过在昆塔尔，社会和平主义者已经不可能“保持习俗”了，他们已经不可能同革命社会主义者进行认真的较量了，因此他们不得不只限于进行修改和缓和语气了。 这一次有些新人同意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在这个问题上提出的决议案：意大利人的代表塞拉蒂、塞尔维亚人卡茨列罗维奇、多数瑞士人。格里姆的提纲被作为基础，尽管提纲对许多东西没有说清楚，然而是朝这个方向前进的。在格里姆的提纲中有一条是反对民族自决权的——提出的是通常的表面上科学的“理由”，意思是这个要求“不可能实现”等等。我们一提出意见，这一条就删掉了。我们（向委员会）提出的修正案，在革命的条件下争取民族自决权（见本号《中央委员会的建议》）被否决了，理由是问题阐述得不够清楚。 代表会议通过的提纲整个说来是反对社会和平主义，反对考茨基主义的。但这决不等于说，齐美尔瓦尔德已经一劳永逸地结束了社会和平主义空想。不，旧病复发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意大利多数派虽然投票赞成，但在所有重要问题上都提出了“保留意见”，只这一点就足以说明。 只有左派将会来进行反对社会和平主义的系统宣传。整个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可能会大大有助于我们进行这种宣传。它会把这些问题提交给各党讨论，正如在意大利报纸上已经展开讨论一样。单是这一点就是一大进步。 在我们看来，代表会议通过的宣言是代表会议最软弱无力的文件。它是同法国人妥协的结果。宣言缺乏明确性，其中最好的地方是断然谴责社会沙文主义者，把他们同卖身投靠的报纸和政府的奴仆相提并论。 五、今后怎么办？第二次齐美尔瓦尔德会议无疑是一大进步，左派的影响要比在齐美尔瓦尔德大得多。反对左派的偏见减少了。然而，是否可以说，大势已定，齐美尔瓦尔德派最终走上了与正式的“社会党人”决裂的道路，齐美尔瓦尔德已成为第三国际的萌芽呢？不，凭心而论还不能这样说。可以说的只是，争取对于革命社会党人来说有利的转折的希望比在齐美尔瓦尔德以后更大了。但是，新的动摇，对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新的让步——特别是在战后，当他们的主子（资产阶级）允许他们在口头上“向左转”的时候，——是非常可能的。不要抱任何幻想！齐美尔瓦尔德派也有自己很大的右翼。它是否会同我们始终在一起，谁也不敢担保。 代表会议后召开了“伯尔尼社会党委员会扩大会议”，代表会议委托它解决一系列重要的问题。顺便说一下，会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对待胡斯曼及其同伙准备在六月中召开的中立国社会党人代表会议，马尔托夫建议前去参加。他的建议得到了半数票，五票赞成马尔托夫的建议，五票赞成季诺维也夫的建议（坚持站在昆塔尔通过的决议的立场上）[1]。 [1] 德国报刊上发表的相反的消息是不确实的。会议主席格里姆同志在正式信件中向我们证明我们的数字是正确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一旦出现“被诱惑的”些微机会，一半齐美尔瓦尔德派就“被诱惑了”。中立国的齐美尔瓦尔德派看来会去参加胡斯曼的六月代表会议的。这个首次会晤会变成什么呢？会变成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之间的前哨战，或者变成齐美尔瓦尔德右派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左派”和解的开端，——未来的前途就是这样。 今后怎么办呢？——今后要为争取实现我们的解决办法而斗争，为争取革命社会民主党的道路，争取第三国际而斗争。从齐美尔瓦尔德到昆塔尔表明，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某些工人政党内部发生的事件每天都在证明我们是正确的。两个纲领，两个阵营，两种和平，两个国际。运动正在朝这方面发展，目前的危机将导致这个结果。俄国的工人可能会对迅速达到这一目的做出不少事情来。 在社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奴仆之间不可能有统一。俄国的穆拉诺夫和彼得罗夫斯基、德国的李卜克内西、瑞典的霍格伦和海登、英国的马克林——所有这些被他们“祖国”的政府关进监狱的我们的同志是新的工人国际思想的真正体现者。 争取第三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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