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季诺维也夫
关于伯尔尼代表会议和对社会主义派别的态度
——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
〔俄〕季诺维也夫
（1919年3月5日）
同志们！我们将要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对社会民主党人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态度，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对现时工人运动中存在的主要派别的态度。关于第一个问题的基本材料，我是从一家资产阶级大报《新苏黎世报》上得到的，这家报纸对伯尔尼代表会议十分赞赏，刊登了非常详细的、几乎是速记记录的报道。举行开幕式的情形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代表会议开幕式是由布兰亭主持的，他一开始便谈到第二国际的产生及其主席饶勒斯，与会的全体代表一致起立表示哀悼。报道接着说，然后布兰亭先生又建议向活着的第二个伟人，即威尔逊致敬。同志们，你们可以看到，主席的头几句话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左边是我们已故的饶勒斯，右边是健在的威尔逊！……不用解释，事情就已经明白了。
接着发言的是法国前陆军部长阿尔贝·托马先生。他的演说给死气沉沉的会场带来了活跃。托马说：“代表会议应该通过一些决议，但是这些决议又有什么作用呢？国际在战前就已存在，现在它又召开会议，但是，所有人是否都象以前那样呢，是否存在相互信任呢？问题就在于此，比利时之所以拒绝参加会议，原因就在于此！”
这次会议的最有影响的参加者之一托马先生道出了真理。他说的话正应验了俄国的一句谚语：“一旦撒了谎，谁还相信你！”在托马的话语背后隐藏着一个问题：在你们撒了四年谎以后，现在谁还会相信你们呢？托马先生提出这个问题指的是德国社会爱国主义者，但是他们同样有权向托马先生提出这个问题，而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是正确的。
在第二次会议上，第二国际最有影响的领袖之一韩穗逊先生提出以下的决议案：“代表会议决定，它的工作今后应该这样来进行，以求保证对巴黎和会施加最大的影响，以保障与会代表各国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利益。”
这些话表明了伯尔尼代表会议的宗旨，我们在韩德逊和其他人的发言中常常可以听到；他们认为自己的任务仅仅是对巴黎和会施加尽可能大的影响。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政治任务就是这样。在韩德逊的决议案中还说：
“代表会议还认为，战争引起了误解和在对待战争态度问题上的巨大分歧。”
照这样说，四年半期间在工人运动内部我们似乎只有一些小小的“误解”！韩德逊的决议案没有超出维博和考茨基提出的要求，即：关于国际联盟的问题应当不是由政府的代表而是由议会的代表来解决。因此，不是由工人和士兵的代表而是由资产阶级分子的代表来解决，因为政府和资产阶级分子实质上是一回事。虽然威尔逊先生设有参加代表会议，但是他的精神降临到代表会议上了。在代表会议第四次会议上，胡斯曼提出成立由韩德逊、布兰亭，胡斯曼和每个国家两名代表参加的委员会的决议案，以便对巴黎和会施加尽可能大的影响和监督会议各项决议的执行情况。当一名中派分子说了几句反对威尔逊的话时，米利奥站起来声明，如果威尔逊的政策不能得到赞同，他要离开会场以示抗议。胡斯曼立即起来发言安慰他说：谈不上什么威尔逊的政策得不到赞同。
代表会议的第一个议题是所谓战争祸首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同领土问题密切联系着的。在讨论战争祸首问题时，他们把有关资产阶级部长们在战前采取的每个步骤分析得极其琐碎。整个把戏就在于，他们不希望让无产阶级看到主要的东西，看到金融资本和社会爱国主义者这两个集团本身就是战争的祸首。
在领土问题和关于国际联盟的问题上，伯尔尼代表会议的两面性达到了顶点，而托马和韩德逊先生在保障资产阶级利益上则达到了几乎充分明确的地步。他们决定通过全民投票的方式来实现所谓的民族自决权，但是在领土问题决议案的第2条中，代表会议要求：
“在有争议的地区，归属问题将通过作为终审机关的国际联盟监督下的全民投票方式来解决。”
这样，由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组成的国际联盟的监督将在这个问题上起决定性作用！
他们还顺便谈到了殖民地问题，但是他们不敢对此进行详尽的讨论。德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请求代表会议保留德国的殖民地，也就是说让殖民地继续受德国资本的剥削。对此他们没有得到直接的答复。法国人和英国人认为，殖民地受法国资本和英国资本剥削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在上述决议案的第五条中，代表会议要求：
“国际联盟应保护附属地区、殖民地和保护国的居民，它应以下列方式进行活动，以便采取措施促进土著居民得到尽速发展以实现国家的自决。”
可以设想，国际联盟将会怎样来保护殖民地。就这样，在决议中没有一个字谈到应当结束殖民奴役，没有一句话提到考茨基曾经写到的“不许染指殖民地！废除对殖民地的剥削！”，而有的只是对这种资产阶级殖民政策加以掩饰的话语。这就是伯尔尼代表会议多数派政策的基本点。
随后还组成了以维博、考茨基和伯恩施坦为首的前中派拥护者，即和平主义者的小派别。这些先生们只是用甜蜜的言词来掩盖多数派的帝国主义政策。例如，维博提出这样的决议案：
“把各族人民联合成一个社会从一开始就是社会党国际的最崇高的理想之一。这个理想符合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也符合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
但是请问，联合成什么样的社会？莫非是象国际联盟那样的社会吗？这未必是社会党国际的理想！人们只是对这个社会将阻止新战争的爆发说了一些空话，但是对怎样阻止则谁也没有说一句。荷兰社会爱国主义者的领袖特鲁尔斯特拉先生也扮演了和平主义者的角色，他说什么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罪责就在于战争没有在1917年初结束。勃鲁西洛夫进攻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开端，而如果斯德哥尔摩会议开成的话，那么俄国的事态发展就会完全不同了。必须使巴黎不再允许布尔什维主义人为地在德国传播。我认为，对此我们可以回答说：不管他们采取什么步骤，他们终究要促使布尔什维主义不但在德国而且在世界各国发展起来。历史没有给他们留下另一条出路。
伯尔尼代表会议上最重要的问题是对俄国状况的评价或者说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谴责。在这里我们应当满意地指出，我们法国的许多同志卓越地起来反对多数派，我们代表我们党应当向他们表示感谢。他们履行了自己无产阶级的职责，尽管一开始参加会议是个错误。保尔·福尔和洛里欧是唯一当着社会爱国主义者先生们的面说出真理的代表。最彰明昭著的是中派领袖考茨基的发言，照他看来，之所以必须同布尔什维主义进行斗争，是因为不能把它同俄国革命相提并论。他想必认为，应当把俄国革命同孟什维克，即同反革命相提并论。考茨基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使贫困的人类重新富裕起来和恢复生产。应当在什么基础上恢复生产，这一点并不使他感兴趣；必须使人类更富裕，必须恢复资本主义生产，然后才能为社会主义而斗争。考茨基转而批评布尔什维克一年来的活动，并说：俄国革命使大工业破产，使无产阶级组织遇到破坏，迫使幸免于难的工人重新回到农村。布尔什维克希望实现社会主义。实际上他们唯一的积极成果就是建立新的军国主义。”他的这番话博得了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不言而喻，我们的红军不受这些先生们的欢迎，而有相当充分的理由担心在本国出现红军的人们需要对他报以掌声了。考茨基接着说：“我们必须在对待布尔什维主义的态度上采取鲜明的立场，以免丧失群众的信任。”我们可以回答他说，本来就没有的东西决不会丧失！……这些先生们在对待布尔什维主义的态度上采取明确的即反革命的立场后，只可能得到帝国主义者先生们的信任。福尔和洛里欧同志回答了这个发言。洛里欧说：“让我们先来谈谈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并接着说，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资产阶级专政正是同君主专制国家里一样的方式实现的。洛里欧的这番话抓住了伯恩施坦的衣襟，后者发表了公然蹂躏布尔什维主义的演说。
大家知道，代表会议未能通过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任何决议。会上形成的小小反对派使代表会议未能得出任何结论。我们并不认为这是某个派别的外交胜利，而认为这只是直接证明，西欧无产阶级的真正群众不仅不谴责我们，而且对我们深表同情。代表会议完全回避目前使工人阶级广大群众感兴趣的那些重大问题。它不敢对工人代表苏维埃体制表示自己的明确意见。他们以此暴露了自己的精神缺陷，他们在理论上已经破产，正如昨天列宁同志所论证的那样。他们没有就我们创建的东西说出一致的意见。他们本来可以对此加以谴责，至少本来应当对我们采取明确的立场。但是他们未能说出什么，他们的行为使我想起1918年12月9日瑞士五金工人工会代表大会的行为。代表大会本来应当讨论工人代表苏维埃的问题，原因是许多五金工人要求自己的工会提出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口号。于是工会的官员们研究了这个问题并通过了反对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决议，理由是这些苏维埃及其活动的矛头是针对中央组织的，而最主要的理由是成立苏维埃……违背章程！这些社会爱国主义运动的旧领袖对历史运动除了说什么违背章程以外，不可能说出别的任何话来。他们这样说最好不过地暴露了自己的精神缺陷。
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活动就是这样。会议结束后，派了一个代表团去巴黎。代表团甚至受到现时资产阶级最反动的代表克列孟梭先生的接见。克列孟梭先生说：伯尔尼代表会议所走的道路总的说来也是巴黎和会走的道路。他建议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相应的委员会。这样，克列孟梭公开证实，伯尔尼代表会议确实只是帝国主义者巴黎和会的工具而已。这一点也确定了代表会议的性质。我希望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也象我们一样来判断代表会议的实质。关于保卫祖国的弥天大谎已为工人们清楚理解。巴黎向伯尔尼会议提出的首要任务就在于：它应当说明工人群众批准资产阶级目前提出的消除战争的那些方法，即把债款和税务的重担转嫁到工人群众肩上，原封不动地保持军队的旧的组织形式，反对苏维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同志们，我认为，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观察一下伯尔尼代表会议的工作，我们就应当说，它是战前和战争时期整个发展的唯一结果。早在战前就已完全清楚，在第二国际内部形成了一个派别，站在资产阶级爱国主义，即社会沙文主义观点上，而不是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观点上的多数派。我要提醒大家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一场讨论。我要提醒大家，以伯恩施坦和荷兰人万·科尔为首的修正主义者先生们公开建议第二国际承认殖民政策，只不过以较为人道的方式来执行这一政策。其次我要提醒大家，修正主义者们的建议在有关的委员会里只是以微弱的多数票遭到否决。那时第二国际的主要派别在殖民政策问题上，即关于帝国主义的问题上已经站到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了。我还要提醒斯图加特决议中的最主要之点：“一旦战争爆发，社会党人为了尽快制止战争必须进行干预，并千方百计地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唤起人民，从而加速资本主义统治的垮台。”这一点是左派领袖列宁和罗莎·卢森堡建议的，只是在左派的压力下才通过的。我们看到，第二国际的基本特点早在战争爆发前七年在斯图加特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大家都知道曾经一致通过的巴塞尔决议[1]。因此，我要提醒大家注意，马赛尔·桑巴在巴塞尔会议后过了几个月所说的话：他把这个政策称为“巴塞尔大检阅”。决议通过了，但谁也不去为之而斗争。他在战前就已经预见到了，他是正确的。
其次，我还要提醒大家，在战争爆发前，各政党至少在纸面上采取了什么立场。可以说，在1914年宣战前24小时内，这些先生们发表的言论和现在的言论完全不同。维也纳的教授卡尔·格律恩贝尔格出版了一本书，他在书中收集了战争头几个星期和战前几个星期的材料[2]。这是对第二国际的最好的起诉书，我们现在应该广泛地利用它。在战争爆发前的24小时内，法国党的中央机关报《人道报》说，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进行的。谢德曼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意大利党的机关报以及几乎世界各国的党报都是这样说的。而当第一声枪响的时候，它们都改变了战线，把8月2日还说成黑的东西到8月4日都说成白的了。
这种演变不是突然的，而是理应发生的。和平运动的25年为第二国际的破产作好了准备。我们所划分的三个主要派别不是在一天之内出现的，它们是几年之中形成的。这三个主要派别，第一个是社会爱国主义者，他们在战前、战争期间和战后都实行同样的一条路线，即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的路线。第二个派别是中派，它在战前就是以考茨基派为代表，执行的也是同样的政策，只是情况有所不同。在战前，他们反对左的激进派并骂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战争一爆发，考茨基出了一本小册子，提出了自己的著名公式：“争取和平的斗争”、“和平时期前阶级斗争”，也就是说在战时没有任何阶级斗争。然后，他宣传同社会爱国主义者先生们，即这些杀害无产阶级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祸首团结一致。正是这位在伯尔尼代表会议上建议一致起立向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致哀的考茨基向我们宣传同杀害他们的刽子手团结一致。考茨基和伯尔尼代表会议的部分代表在战前也宣传他们曾经要求的相互赦免。早在1915年，考茨基制定了相互赦免的一套理论。而在1919年；当战争结束和无产阶级革命开始的时候，受连环保束缚的人们自然要求给予相互的赦免了。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无产阶级是否会给予他们这种赦免，那是决不会的。无产阶级现在决不会容忍对第二国际破产的问题进行掩饰。它将讨论和解决1914-1918年帝国主义战争所产生的这个重大问题。而我们应当竭力使每个普通工人来关心这个问题，我们应当唤起每个人来研究和理解现时社会主义的这个主要问题：为什么第二国际成了国际资产阶级的工具，为什么它会破产和为什么我们应当建立第三国际。
在伯尔尼黄色国际和我们昨天成立的红色国际之间将有一场搏斗。毫无疑问，红色国际将战胜黄色国际，而这个胜利已为期不远了。
译自《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记录》1933年俄文版第141-148页
录入自〔俄〕季诺维也夫《论共产国际》（人民出版社，1988）
[1] 《巴塞尔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台宣言》（1912年11月24-25日），见《列宁全集》俄文第二版第18卷附录第408 -411页。
[2] 卡尔·格律恩贝尔格《国际和世界大战》（资料集），1916年莱比锡版，俄文版附有季诺维也夫的前言，1919年彼得格勒国家出版局出版。
感谢 Earblt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