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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人运动的迫切问题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及其任务)
季诺维也夫

(1920年5月)



  自从共产国际第一次成立大会召开以来已经一年多了。在这—年当中,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非常迅速地发展起来了。几乎在工人阶级生活和斗争的所有国家里,我们现在都有发行广泛的共产主义报刊和发展迅速的共产主义组织。在共产主义运动面前,现在每天都出现新的越来越复杂的问题。因此共产国际迫切需要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可以有把握地说,这次代表大会将真正是先进无产者的世界代表大会。在即将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应当总结1919年春至1920年夏这一时期的经验。我们应当对运动中的所有迫切问题向全世界无产阶级提出十分明确的回答。
  似乎是故意地让各国工人们有可能作出自己的最终抉择,社会党叛徒先生们决定于1920年7月31日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第二国际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将在日内瓦举行。我们希望这一次胡斯曼先生及其同伙不要再推迟召开第二国际代表大会了。
  大约半年以前,这些先生们似乎一切都很顺利地要召开自己的第二国际代表大会。邀请信已经发出,代表大会的地点也已经确定,但突然胡斯曼先生们推迟了代表大会的召开。现在事情已很清楚,这是由于什么缘故而引起的。胡斯曼及其同伙探听到,德国独立党准备离开第二国际这艘沉船。胡斯曼先生们感觉到,法国社会党人也将这样做。于是,胡斯曼先生们认为推迟召开代表大会是有利的。我们非常担心,目前这类突然事件是否还会袭击胡斯曼。诚然,现在几乎没有人再退出第二国际了。但是,绝不能保证胡斯曼先生不会再面临不愉快的突然事件。
  如果胡斯曼先生们不得不再一次推迟他们的代表大会,那将是非常遗憾的。为了明确起见,我们真诚地希望:在第三国际召开世界代表大会的同时,也召开第二国际的同类性质的代表大会。在胡斯曼及其同伙决定在日内瓦召开的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上,将讨论专政和民主、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方式等问题。我们非常希望,在全世界工人们的眼前展现出两个代表大会,以便使各国无产阶级有两个明确而完整的纲领可以进行比较,并从中一劳永逸地选择某一个纲领。
  已经退出或正在退出黄色第二国际的不仅有中间分子即“中派”,而且有一些目光远大的机会主义者,他们已经感觉到未来的前途将是怎样,他们已经明白,如果他们还希望利用对工人阶级的某些影响,那么他们必须哪怕在表面上同无耻的叛徒和刽子手的第二国际划清界限。
  大家知道,近两三个月来退出第二国际的有:
  (1)德国独立党;
  (2)法国统一社会党;
  (3)英国独立工党;
  (4)瑞士社会党;
  (5)美国社会党;
  (6)西班牙社会党。
  在上述政党的领袖中多数是中派分子,这些人按问题的实质来说动摇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之间,即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
  此外,退出第二国际的还有俄国孟什维克党。在本期《共产国际》杂志上,我们刊登了莫斯科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正式速记记录的―部分,其中包含有俄国孟什维克主要首领尔·马尔托夫的正式声明:断然宣布他的党退出第二国际。孟什维克退出第二国际对于俄国工人的命运来说没有任何重大意义。俄国孟什维克在俄国无产阶级中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作为第二国际破产的征兆,即使是俄国孟什维克退出第二国际这件事无疑具有巨大的意义。从各个不同的国家到我们这里来的同志们不止一次地向我们述说,布兰亭辈、谢德曼辈、列诺得尔辈、胡斯曼辈、韩德逊辈先生们在工人会议上大谈特谈代表俄国真正工人运动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孟什维克党,并傲慢不逊地指出,孟什维克党是第二国际的忠实拥护者。
  现在,上述社会党叛徒先生们连这点“论据”也丧失了。另外,退出第二国际(至少是已经一只脚退出)的还有波兰崩得,其领导人是著名的机会主义者弗·麦迭姆。不久前,在苏俄进行活动的所有崩得组织的代表会议曾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一项内容详尽的决议,声明拥护第三国际。
  第二国际里还留下什么人呢?如果人们建议我们说出代表目前第二国际实际活动的三个光辉的名宇,那么我们要说的不是别人,正是皮尔苏茨基、诺斯克和布兰亭。
  约瑟夫·皮尔苏茨基是屠杀波兰和俄国工人阶级的刽子手,是现在向俄国和乌克兰工农进行战争的法国银行家的雇佣代理人,是在第二国际执行委员会中以达申斯基先生为代表的波兰“社会”党的教父和实际鼓舞者。全世界的工人们,可以说甚至参加比利时工党(其领导人依然是胡斯曼先生)的工人们都仇视这位接受法国交易所最可耻的委托的刽子手皮尔苏茨基。但是,遗憾的是,并非所有这些工人都知道,这个最可耻的银行团伙的最可耻的代理人乃是被称为第二国际的胡斯曼股份公司的股东。
  布兰亭是世所公认的第二国际的首领。布兰亭现在是瑞典的内阁首相。瑞典的国王和瑞典的资产阶级认为,能够保证他们从已经觉醒起来去进行斗争的瑞典无产阶级那里取得巨额利润的最好的和最可贵的走狗正是瑞典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布兰亭。我们不知道,瑞典国王是否已经加入瑞典社会民主党。或许在即将召开的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上布兰亭将为自己的“国王”大唱赞歌,就象在臭名昭彰的伯尔尼代表会议上他和韩德逊一起曾为当时的老板伍德罗·威尔逊大唱赞歌一样。不过我们知道一件事:现在第二国际的首领布兰亭和他的朋友和党内同志瑞典外交大臣帕姆谢尔恩伯爵正在干着瑞典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最卑鄙的勾当,玩弄着瑞典工人阶级未曾见过的最无耻的把戏,进行着瑞典国际外交骗子手们未曾干过的最见不得人的交易。
  诺斯克。近一年来关于他的官运已无需多说。法国资产阶级的最残暴的将军、巴黎公社的刽子手加利费同“准社会主义的”德意志共和国的前陆军部长诺斯克先生比较起来无非是个黄口小儿。现在诺斯克已辞去社会民主党的德国政府陆军部长的一切荣誉职务。诺斯克现在有大量空闲时间。而不久前我们有机会与之交谈的德国同志们十分严肃地告诉我们,正式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现在选举自己参加胡斯曼第二国际执委会主要代表之一的不是别人,正是古斯达夫·诺斯克。我们衷心地祝贺这个第二国际。布兰亭、皮尔苏茨基、诺斯克——这是被称为第二国际的这个黄色组织的完全合适的领袖和鼓舞者。
  在曾经作为第二国际基本力量的老的社会党中间,现在留在第二国际队伍里的只有以诺斯克先生为代表的谢德曼余孽了。留下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可能会仿效德国独立党的榜样[注:现在我们得到消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也拒绝参加第二国际日内瓦代表会议,这是以隐蔽的方式退出第二国际。——季诺维也夫注]。留下的还有白色的芬兰社会民主党人,即芬兰的加利费——曼纳海姆将军的走卒和其他的一些小团体。
  但是不应忘记,在第二国际的队伍里还有一些人数众多的、依靠工人的组织,这些组织对资产阶级是个巨大的支持。我们指的是英国的“工党"、温和的英国工联以及龚帕斯先生领导的美国的一些老的工会。记得大约十年前,在第二国际执行委员会中曾经进行过一场激烈争论,是否接纳英国工党加入第二国际,当时考茨基说,这个党渗透了资产阶级倾向。现在,这个“工党”则是留在第二国际里的唯一的人数众多的工人政党。现在,这两个大的工人组织成了第二国际的真正基础,它们跟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从这些组织的“领导”成员来说),但代表着众多的力量。
  当共产国际把目前还追随英国“工党”和美国龚帕斯工会的那些工人阶层争取过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资产阶级失去了自己在工人运动中的最后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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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在1919年3月成立共产国际的时候,我们曾听到一些不同意见,这些意见归结起来认为,正式宣告共产国际成立为时尚早。读者记得,德国斯巴达克派参加我们1919年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唯一代表认为,正式成立共产国际还需要等一等。
  过了一年多,现在事情完全清楚,这些悲观的论调是毫无根据的。宣布成立共产国际不但不为时过早,相反,甚至可以说稍晚了一些,因此延误了国际无产阶级的组织团结。
  从我们第一次代表大会到现在,已经过去15个月了。在这15个月当中,共产国际的政治影响在与日俱增。我们志同道合者的人数在不断增加。我们旗帜的感召力也在日甚一日地增长。共产国际象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全世界先进工人的心。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并不讳言,我们对国际运动的组织影响还比较薄弱。我们还远远没有具备为胜利斗争所必要的国际组织。
  正因为共产主义的思想影响在日益増长,我们现在有必要规定共产国际这个国际工人协会存在的确切的组织界限。我们并不讳言:共产国际在某些地方正在成为“时髦”。每天,不是在这个国家就是在那个国家都通过几十个决议,说有那样一个组织决定加入共产国际。既然这些组织按其成份来说是无产阶级的,既然这些决议表达了一个国家的工人向其他国家的工人伸出友谊之手的衷心愿望,既然它们表达了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的最后斗争中团结一致的日益增长的决心,那么很自然,这些决议只能受到最热烈的欢迎。但是,当我们听到,德国的克里斯平辈和希法亭辈、美国的莫里斯·希尔奎特及其同伙也出乎意料地表示同情第三国际并且不反对在一定的条件下加入第三国际时,我们就对自己说:必须给共产国际的大门上锁,必须牢牢地把守共产国际的大门
  我们清楚地知道,上述这些足智多谋的机会主义者现在叩击共产国际的大门并“不是由于日子好过”。如果以希尔奎特为首的美国社会党上层通过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那就是说,普通的美国工人在日益革命化并向我们伸出友谊之手。如果象希尔奎特及其同伙这些议会事务的老手不是“仰望”议会讲坛上的群星,而是“俯视”奔向共产国际队伍的蚁群,那就是说,美国工人正在摆脱资产阶级和社会党叛徒的影响并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
  关于德国独立党的右翼“领袖们”也可以这样说。不久前,在比利时工党代表大会上,胡斯曼先生洋洋得意地转述了考茨基对他说过的话。考茨基曾对胡斯曼说:如果我的党(即德国独立党)强迫我(即考茨基)在独立党和第二国际之间作出抉择,那么我将选择第二国际。胡斯曼引用考茨基的这些话是作为说明第二国际具有生命力的极重要论据的。但是我们知道,梦是可怕的,上帝是仁慈的。考茨基曾经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具有一定影响。而现在,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拥护考茨基的只有他那个装着蹩脚墨水的墨水瓶。德国独立党领袖中的老奸巨猾的生意人,一旦面临加入(当然只是表面上的,只是口头上的)共产国际或者不再充当独立党领袖的抉择,那么他们自然会选择前者。因此,即将召开的我们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任务就在于:不让这些“领袖们”作出这种不体面的事情。共产国际应当是行动的国际,它应当是向资产阶级宣布殊死斗争的忠贞不渝的国际工人协会,它应当是由—块铁板铸成的组织。共产国际的观念本身不能容忍摸棱两可和旧式“社会民主党”的事务主义的外交手腕。
  这就决定了我们对现在有时开玩笑地称为第二半(不是第二,也不是第三,而是第二半)国际的那个派别的态度。我们指的是那些已经退出第二国际但还没有加入第三国际的政党。这不是我们上面提到的一些党,即不是德国独立党、法国统一党、英国独立工党等。刊登在《共产国际》杂志第9期上的我们给德国独立党的答复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断然声明。我们知道:参加独立党的工人们绝大多数是拥护我们的。这些工人们衷心地希望在第三国际的队伍里为反对资产阶级和社会党叛徒而进行斗争。我们向这些工人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并对他们说,我们永远欢迎他们如入我们的队伍。但是我们完全相信,我们越严厉地揭露所有这些考茨基辈、希法亭辈、希尔奎特辈先生们的面目,参加这些政党的工人们就越能迅速地摆脱决定这些政党上层政策的坏牧师的腐朽影响。我们对参如这些政党的工人们说:欢迎你们!但是,你们要事先放下你们的包袱,事先赶走你们那些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代理人的“领袖”。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会议呢?是志同道合者的集会,是充满同样一个思想并寻求一个完备的纲领和明确的理论的人们的集会,还是将起巨大的显示政治力量的作用和联合最广泛的劳动群众的世界性代表大会呢?我们认为既是前者又是后者。但首先是志同道合者的代表大会。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各国的工人运动的状况,全世界革命情绪高涨的形势是这样:如果没有外部障碍的阻挠,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无疑将成为显示正在走向胜利的世界无产阶级政治力量的伟大集会。
  不过,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的最主要任务还是:明确地制定共产国际的策略,巩固第三国际这个具有一个纲领、一个策略、走着同一条道路的真正志同道合者的组织。
  1919年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向全世界举起共产主义的旗帜,宣布共产主义的纲领。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成功超过了人们的预料。现在的问题是迈出第二步。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应当进一步明确共产主义的纲领并制定共产主义运动的策略
  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可以使所有共产党都一般齐。共产国际清楚地意识到,不同国家的工人必须估计到多种多样的不同条件,并针对这些条件采取自己的策略。我们观察一下共产主义已经深深扎拫的一些主要国家,我们可以把这些国家分为四类:
  (1)俄国,在那里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工人阶级已执政三年,主要的任务是一手击退敌人的进攻,一手建设共产主义经济。
  (2)德国、奥地利,部分地还有巴尔干国家,那里革命已经开始,无产阶级革命正在含辛茹苦地诞生。
  (3)英国、法国、意大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有着极老的议会传统,工人阶级中现在正发生深刻的分化并对价值进行重新估价。
  (4)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国家,如爱尔兰、印度,现在部分地还有土耳其等,那里的解放运动不可能不同时带有民族的色彩,因此共产党人面临着十分特殊的任务。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估计到这些条件的多样性。它在通过自己的一切决议时,将从这种多样性出发,并将记住:改造整个靠臭名昭彰的资产阶级“台柱”维持的资本主义世界,这是一项相当复杂的任务。
  不言而喻,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将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先进欧洲工人运动的主要国家所面临的策略问题上。但是它不仅不会忘记美国,也不会忘记印度、波斯、日本和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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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第二次代表大会无疑将要讨论的一个极重要的策略问题是议会制的问题。在德国、英国、意大利和其他一系列国家,对这个问题正在进行激烈的争论。
  首先,必须明确:我们争论的是什么问题。我们争论的不是战胜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否应当保留议会制度。我们清楚地知道,议会制度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制度。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是苏维埃,而不是民主的议会。全世界的议会“民主”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因此,在共产党人中间,争论的问题只能是:是否可以和是否应当在一定的条件下利用资产阶级议会,直到它不再存在——以便有利于争取苏维埃和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问题只能是这样。
  我们相信,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将会作出答复:不仅可以而且应当利用资产阶级议会——正如我们比方说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利用出版合法报纸的可能性一样,正如我们在资本专政的条件下利用其他各种合法可能性一样。
  在全世界,除了苏维埃俄国,即无产阶级已经执掌政权的国家以外,报纸就象资产阶级议会制一样是压迫群众的工具。然而,就是在“最左”的共产党人中间,也没有人会想到,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条件下不应当利用合法的工人报刊,尽管它有时不得不考虑书报检查机关的条件和适应资产阶级的法律。在我们看来,资产阶级议会制问题大致就是这样。俄国黑色百人团国家杜马中六个工人代表面对五百个地主资产阶级代表曾经为工人革命作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在战争初期,他们被沙皇送去服苦役,但是由于他们的工作,他们博得了数十万俄国工人和农民的同情。
  让人们不要对我们说,这只是在俄国才有可能!“不要说:我不能;应该说:我不愿。”当年,李卜克内西一个人面对五百名社会民主党的资产者、容克地主、老奸巨猾的生意人议员为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作出了永志不忘的贡献,他一个人投票反对军事拨款,从议员席上用简短的插话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国家。
  霍格伦一个人面对几百个瑞典的地主和资产者,对瑞典工人阶级作出了巨大贡献,当时他揭露军国主义的勾当,并号召工人阶级起来进行斗争。在塞尔维亚,在保加利亚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情形。在存在着享有某种声望、博得应有尊敬的共产党的所有国家里,我们也很快将会看到同样的情形。向资本主义堡垒实行冲击、期望领导千百万群众而同时又找不到足够的力量和足够的组织性以便在资产阶级议会中为自己炼出一支不受资产阶级议会制的腐朽影响、不能在“民主”议会的光滑地板上滑行的共产主义战士队伍——这也就等于使人想到:这些人善于说大话,但不善于做严肃的革命工作。
  让人们不要对我们说,我们现在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对人民说,我们已经不需要议会讲坛了。这是少数人的观点。这是一种贵族主义。这是那些已经尝到智慧果并懂得资产阶级制度的基本机制的人们的观点,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更加广泛的群众。我们共产党人现在应当学会运用多位数字。我们应当使我们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适合于:它将对不是一千一万的人,而是对成百万成千万的人起何种影响。除了懂得资产阶级民主的价值的城市工人先锋队以外,城市里还有成百万人受着资产阶级的迷惑。在小地方,在农村,更有千千万万的农民和小生产者战前在资产阶级君主派的压迫下弯腰屈背、辛勤劳动。这些人现在刚刚觉醒起来走向新的生活。从议会讲坛上发出的大胆言论,无论是地方上的资产阶级小报,也无论是教堂高台上的说教都不能使其沉默的大胆言论,对于他们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但是,在利用议会制的问题上,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不仅是鼓动因素,而且是组织因素。
  我们记得,1917年3月,当我们在瑞士接到关于俄国爆发第一次革命的第一封电报时,列宁同志在给我们彼得格勒朋友们的第一批电报中特别指出,必须首先争取得到委派,参加彼得格勒市杜马的市政选举。这个指示是由于什么引起的呢?正如大家知道的,列宁同志想到的是从市政选举中诞生的巴黎公社的雏形。列宁同志清楚地知道,虽然我们党已经存在了大约20年,当时在俄国已经具有很大影响,但是我们在组织方面还缺乏素养。我们曾寻求各种途径,以便使党有可能在每个城市里扎下广泛的组织根基,于是我们曾经想到,市政选举在革命环境下无疑会对此提供机会。我们还记得,在1917年伟大十月革命前大约六个星期,也是在彼得格勒举行彼得格勒市杜马的市政选举。当时,大多数工人已站在我们一边。在选举的日子里,从彼得格勒所有电车车厢里出来的人都打着大幅标语,号召投共产党人的票。所有政党都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然而我们取得了巨大的选举胜利。请问:这种利用议会制的做法到底是有害于还是有利于我们十月的胜利呢?我们至今深信,不是有害于胜利,而恰恰是有利于胜利。在从俄国二月资产阶级革命到十月无产阶级革命的八个月过程中,我们党每日每时都竭力设法在全国建立一个完整的组织支部网,这些支部后来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假如我们在八个月的过程中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在工兵代表苏维埃里,在工会里,在市政自治机关里建立巨大的共产党党团,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在十月夺取政权。我们也就更不可能巩固这个政权。我们必须在每个城市里有一批人,他们通过实践学会解决住宅问题、粮食问题和其他各种极其重要的问题。否则,我们只能成为宣传和鼓动的党。否则,我们就不能把方向盘掌握在自己手里。
  这也丝毫不妨碍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几个月,我们的苏维埃废除、有的地方甚至解散在普选制基础上选出的市杜马,并代之以在无产阶级基础上选出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但正是在执政前的这个过渡时期里,我们对任何一种机会都加以利用了,我们抓住了每一寸“合法”的可能性。我们记住了,共产党应当在每一个大城市、每一个大的工会、每一个工厂、每一个住房委员会、每一个城市自治机关里“安营扎寨"。
  大家还都知道,俄国共产党在执政以后,曾进行过立宪会议的选举,也参加过这次选举并在立宪会议里有自己的党团。毫无疑问,立宪会议中有共产党党团只会有助于在必要的时刻在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上扫除这个立宪会议。
  共产国际坚持认为,无论如何不应由于议会制这个问题而造成共产党人的分裂。我们相信,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定会采取这一立场。但与此同时,代表大会将会十分明确地表示赞成:共产党人应当利用一切资产阶级民主,因为这是使群众清楚看到这些资本主义政党的真正性质的最好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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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面临的另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是工会问题。上面我们已经指出,如果说第二国际对于资产阶级来说还有某种意义的话,那只是因为德国、英国、美国的工会还依附于这个黄色工会国际。某些极“左”派的同志或许从这里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对工会来说更糟糕,而我们对它更应该少加重视。不过,这个结论跟共产主义亳无共同之处。如果我们不喜欢这个或那个事实,我们就不能光说,这件事更糟糕。我们的任务不仅在于说明这个或那个事实,而在于改变它。在工会问题上,共产党人的任务不仅在于说明,在漫长的、和平的、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时代的背景上,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工会是怎样产生和发展起来,而如今又成为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的堡垒的。我们的任务就在于通过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工作,首先在这些工会内部建立巨大的共产党支部,然后通过这些支部将这些工会引上另一条道路。
  可以说,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现在直接碰到了工会的问题。第二国际瓦解了。这是事实。但与此同时,“自由的”实际上是黄色的工会国际在阿姆斯特丹开始复活。资产阶级现在跛了一只脚,又赶紧用另一只脚来走路。资产阶级几乎完全丧失了第二国际这个彻底暴露了旧的社会民主党面目、成了资本的最忠实工具的政治组织的国际联盟,现在则竭力试图换上另一匹马:工会国际。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强盗般的国际联盟对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来说,现在要比阿姆斯特丹的黄色工会国际来说危害更小。国际联盟是一伙强盗,这一点现在就是西欧和美国的最落后的工人也开始明白了。而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实质上就是这个强盗国际联盟的代理机抅,这一点还没有被这些国家的千千万万甚至有组织的工人所了解。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把现在成为资产阶级政策唯一的群众支柱的大工会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我们就能排除妨碍无产阶级革命顺利和迅速地推进的主要障碍。那时国际无产阶级面临的就只是一伙国际帝国主义强盗了。缓冲器就可以消除。冲突就不可避免并立即发生。不言而喻,胜利也就会在我们这方面。
  正因为这样,我们对待工会的态度问题对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来说将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某些假“左派”共产党人正在鼓吹群众性地退出工会。这些左的空谈家认为,只要做个蔑视的鬼脸,给德国的工会送去一个“自由黄色”工会的鄙视性绰号,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
  的确,由列金、扎森巴哈、罗伯特、施米特以及其他资本的走狗担任领导的那些工会现在确实是“自由黄色”工会!这是事实。但是,假如这些工会过去要比观在更“黄色”三倍,那么我们也没有权利退出,因为在这些工会里有着千百万无产者。当沙皇政府通过自己的宪兵上校如臭名昭彰的宪兵“社会主义者”祖巴托夫在俄国建立黄色的神父工会时,布尔什维克没有退出这些工会,而是呆在那里,以便从内部同反动影响进行斗争,使工人们看清这些工会的作用。当沙皇政府在工厂里实行以反动的选举法为基础的工长制度时,布尔什维克则利用这个组织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害怕自己的影子、不相信自己的力量、缺乏组织性和纪律性、不能跟敌人的一切腐朽影响有效地进行对抗的组织,只有这样的组织害怕参加反动的工会以便利用它们来为自己的利益胀务。
  在德国的“自由黄色”工会里现在共有700万会员。遗憾的是,这700万会员几乎完全操纵在工会官僚的手中。德国“自由黄色”工会的整个组织机构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工会官僚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工会。加入这些工会的先进工人只是逐渐地、缓慢地、极其缓慢地开始在对黄色工会官僚进行报复。但是事实毕竟是:有几百万德国工人参加了“自由黄色"工会。卡普先生发动反革命政变的一周清楚地表明:这些“自由黄色”工会继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这些工会到时候只能去拯救艾伯特和谢德曼的王冠,从而拯救资产阶级的王冠。
  迄今为止,我们的极“左派”朋友们在组织上能以什么去对抗“自由黄色”工会呢?德国的“左派”共产党人组织了自已的“全德工人联合会”(Arbeiterunion)。名称很响亮,招牌很漂亮,但是包含的内容怎样呢?“左派”共产党人自己说:参加他们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工人最多大约只有10万人。德国的工团主义者也对“自由黄色”工会说了许多骂人的话。德国的工团主义是从半小市民的地方工会中发展起来的。情况怎样呢?德国工团主义者自己说:许多年来,加入他们行列的最多大约只有25万人。这就是我们的“左派”用来对抗列金先生领导的七百万会员的工会所拥有的一切!
  对“自由黄色”工会说些漂亮的空话是容易的,但绝不是严肃的。假如俄国共产党人在同孟什维克进行的斗争中只说些漂亮的空话和抛出“退出工会”的口号,那么工会至今还会掌握在孟什维克手中,即俄国的列金们手中。我们的“左派”朋友们应当研究一下我们俄国斗争的历史,那时他们就会懂得,多年来俄国的工会运动一直处在俄国社会党叛徒们的手中。在推翻沙皇制度以后,在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在1917年6月召开的全俄工会代表会议上,俄国孟什维克还掌握着工会的大多数。在1917年8月,在由俄国资产阶级通过自己的代理人克伦斯基之流召开的臭名昭彰的莫斯科国务会议上,在工会的代表团中孟什维克占着很大优势。俄国共产党人没有提出“退出工会”的口号,相反,他们把自己最优秀的人员派到当时俄国的“自由黄色”工会里去。他们在每一个工会,在每一个区,往每一个分部里建立共产党支部,即自己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开始时这个党团有时只有三两个人。在每个斗争的事实面前,在每个事变的转折关头,在每个转弯的路口上,工会内的这些共产党党团都为每个细小的问题同“自由黄色”工会的多数派进行公开的较量。俄国工会中正直的和有思想的人们渐渐地聚集在工会中的小小的共产党党团周围,一步一步地展开了争取工会管理的斗争。为了撤销一些最令人痛恨的工会官僚的职务,不得不进行极其艰难的、坚持不懈的斗争。通过这样顽强的斗争,我们才逐渐地赢得了工会。最后我们终于把这个强大的武器从“自由黄色”工会的领导人手中夺取过来。
  郑重的政党就是这样同社会党叛徒们的影响进行斗争的。而如果我们只会对工会官僚大喊大叫,如果我们只会比较机智地谩骂他们,就象现在我们的“左派”朋友们在反对所谓“党阀们”(“偶像”、“神像”)时所做的那样,那么车子现在还在原地不动:我们依旧在谩骂,而黄色的领袖们则依旧占据着百万人的工会。
  现在在德国,或者在英国,或者在美国,提出“退出工会”的口号就等于提出“退出有组织的工人队伍”的口号。现在有几百万工人参加了旧的“自由黄色”工会。这几百万工人具有各种各样的偏见,他们有时完全处于领导这些工会并象茨冈人拿马匹做交易那样拿工会做交易的老奸巨猾的生意人的手掌之中。不过,这几百万工会会员迟早必然会摆脱这些生意人,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是必然的,正如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一样。二者必居其一。如果现在参加这些工会的几百万工人不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取得胜利。我们越是少提“退出工会”的口号,越是多在这些工会内部进行顽强的工作,那么工人就能越早地摆脱黄色领袖们的资产阶级影响。
  共产党人应当到工人群众组织起来的任何地方去。共产党人应当善于处在少数的地位上。无论如何,共产党人应当有自己的特殊组织,不受任何“自由黄色”工会、任何自由的其他工会的支配。共产党人应当有自己的党,这个党尽管人数不多,但始终维护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但是,共产党人应当任何时候都有组织地进行活动,象一个政党那样有计划地行动,把自己最优秀的力量投入到那些有受骗的工人群众的地方去。而这些工人越是受骗,欺骗这些工人的机关越是组织得精巧,共产党人就越应该更多地致力于使工人们摆脱这个机关的影响。要把共产主义的触须伸向所有工人组织,要把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传播到有“自由黄色”工会某个分部的辽远的省份去,这自然比提出“退出工会”的口号和建立只有一小批会员的浮华的“工人联合会”来聊以自慰要困难得多。不过,人们早就懂得,描绘“波将金村”一般说来要比从事严肃的无产阶级事业容易得多。那些宁愿选择前者的人,是不符合共产国际的要求的。
  近几个月来,在德国和其他国家,产生了以所谓生产会议(Belriebsrtäe——工厂委员会)来代替旧的工会的思想。这些生产会议是类似我们在俄国曾经存在和现在还存在的工厂委员会的组织。这是一些由本企业的工人选举的、用来首先领导工厂事务的基层组织。
  不言而喻,共产国际完全支持成立这类生产会议或工厂委员会,特别是在革命基础上、在革命形势下自发地建立这些委员会。但与此同时,丝毫不能认为,这些工厂委员会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产业工会。在苏维埃俄国,这些工厂委员会本身乃是产业工会的主要的基层组织。俄国的工厂委员会(或工厂生产委员会)是产业工会赖以建立的基层组织。
  这些工厂委员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革新现时的“自由黄色”工会。现时“自由黄色”工会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这些生产委员会而蜕变的:事情就是这样。共产党人应当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掌握工厂委员会,即掌握正在蜕变的工会的基层组织上。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竭尽一切努力去争取工会本身。如果不掌握例如现时规模巨大的运输工人工会所代表的那个庞大组织,那么就不能取得政权和巩固政权。在这个机构中有许多腐败的东西,在这个机构中有许多无用的东西。无产阶级革命将抛弃这一切,无产阶级专政将按自己的方式来改造这一切。但是,我们目前的注意力应当放在掌握这个机构上,抛弃其中无用的东西,按革命无产阶级的方式和方法来改造一切。
  在旧的工会中开始出现深刻的动荡。英国的工联已经不是五年前的工联了。美国龚帕斯的劳联也可以这样说。在德国,撤销旧的不可救药的工会官僚的过程已经开始,并正在全速进行。英国工会的“三方会议”即三大工会的联合明显地开始在摆脱英国“古典式”工联的旧的资产阶级传统。1920年3月在伦敦与工联代表大会同时召开的英国工会运动左翼代表大会是英面无产阶级运动史上的大事(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报道见《共产国际》杂志第10期)。如果各国共产党能对工会采取正确的方针,那么旧的工会的这种左倾趋势将不是与日增长,而是与时增长。
  不能再用抵制和退出旧的工会这种“左”的策略来为列金辈、龚帕斯辈和茹奥辈先生们效劳了。列金辈、茹奥辈、龚柏斯辈、阿普珂东辈巴不得让优秀的工人退出“他们的”工会,使他们在这些组织中成为独一无二的主人。然而,共产国际不能给予这些黄色首领们以这种满足。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无疑将提出这样的口号:在每个工会中建立哪怕由几十人组成的共产党党团具有深刻的革命意义,而通过几十个退出“自由黄色”工会的响亮决议则具有深刻的反动意义。
  共产国际在彻底击溃第二国际这个政治组织的联盟以后,现在把争取对工会的影响的斗争提到日程上来。工会将发生象无产阶级政党所已经发生的那种演变过程。工会运动内部的分化已经开始,并正在迅速地前进。有些地方,运动将通过工会的公开分裂而进行。在公开分裂必不可免的地方,共产国际将丝毫不加以反对。但是,再过一些时候,目前加入“自由黄色”工会的绝大多数工人将会站在我们这一边,将掌握这些工会,按生产原则进行改组,使它们变成真正无产阶级的工会,把资本的代理人从中赶走,使它们变成战斗的组织,象在俄国那样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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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不得不对共产党的作用问题——无论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前还是在掌握政权以后——表示十分明确的意见。关于政党和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关于党的专政和阶级专政,关于群众和领袖之间的相互关系一这些问题目前在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之间的讨论中起着极其巨大的作用。
  非常奇怪的是,有些自称为马克思这位拥护和宣扬无产阶级集中制的忠实信徒的追随者,竟怀疑集中制的共产党的必要性,从而怀疑共产党的必要性。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曾经表示,应当吸收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作为可能的同盟者参加共产主义运动。这无疑是正确的决定。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是这样一个时代的典型产物,即旧的工人运动已经进入死胡同并完全落入社会党叛徒们的手掌,与此同时新社会的阵痛已经开始并出现了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初征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正是在美国这样的国家里具有极大的影响,因为那里工会运动的领导人特别卖身求荣,“民主”资产阶级的压迫特别无耻,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前提特别成熟。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策略没有经过周密考虑,也没有贯彻始终。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表明,一大批工人在美国贪得无厌的百万富翁和龚帕斯式的卖身求荣的工人“领袖”的双重压迫下开始攥紧了拳头。攥紧的拳头威胁性地举向资本主义的剥皮场——这就是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策略。亳无疑问:看到工人们攥紧拳头举向资本主义制度,比看到工人们屈服于资本主义种植场主及其雇佣的社会民主党走狗的呆滞的身影要愉快得多。但是,攥紧的拳头没有也不可能详尽说明被压迫阶级的策略,因为后者应当反对整个敌人世界,应当看清自己自始至终的整个路程
  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反对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政党,甚至包括共产党在内。世界产联有时候把自己称为共产主义者,但是他们反对任何政治斗争,把政治斗争和政客手腕混为一谈。世界产联希望改造现时的社会,使它建立在工会的基础上。中心是工会的总理事会,周围是按行业或按生产划分的工会分部。根据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观点,任何政党,包括共产党在内都是祸害,是政客集团,是满足自己小集团利益的帮派。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忠实信徒们看来,任何集中制,包括共产党的集中制在内都是不能容忍的压迫。世界产联不仅否定作为政治斗争形式之一的议会制,而且根本否定政治斗争。
  然而我们说,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可以成为共产国际的同路人。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比起龚帕斯和列金来是前进了一步。那里是资本的雇佣走狗,这里是真正仇恨资本压迫的人,虽然他们还不完全懂得,怎样才能顺利地推翻建立在欺骗和暴力错综复杂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
  是的,迄今还操纵在资本主义代理人手中的“自由黄色“工会运动比较起来,革命的工团主义和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策略是前进了一步。
  但是,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同彻底的共产主义比较起来,所谓的革命工团主义和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策略是倒退了一步,是反动的运动
  没有强大的共产党,就不可能把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大脑。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眼晴。一个先去视力、没有头脑的人不可能上路,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可能做到象一个自由的人那样。同样,工人阶级如果没有共产党就不可能完成它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是工人阶级中最有远见、最忠诚、最顽强和最高尚、能够作出自我牺牲和进行斗争的代表。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手中的杠杆,只有借助于它才能使整个阶级走向斗争。工人阶级没有共产党,就象一个庞大的躯体没有头脑一样。
  当我们看到有人自称为共产党人但同时又不接受独立的共产党的思想,我们就对这位同志说:否定政党的必要性的思想,就等于把自己的右手砍掉。可以设想一下:你同一个身强力壮的强盗进行斗争。如果有个好心的人跑来劝你说:在同强盗进行斗争以前,你把自己的右手砍掉,那么对这样的人应当说些什么呢?
  那些“左派”同志们向我们提出的正是这样的劝告,他们不懂得,要同强盗资本主义作斗争,我们必须有一只右手(政党),而且这只手应当是坚强有力的铁手。
  某些“左派”共产党人恰恰不懂得这个简单的道理,他们重弹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拥护者的滥调。我们不得不带着苦笑来阅读德国“左派”共产党人之一的“左派”弗里茨·沃尔弗海姆的书,他竟一本正经地向德国先进工人们证明,在关于政党的作用问题上,必须追随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弗里茨·沃尔弗海姆及其志同道合者自认为是非常先进的共产党人。实际上,他们却把运动拖向后退,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拖向模糊不清、自相矛盾的工团主义。我们还痛心地读到,德国“左派”共产党人代表1920年4月在柏林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在自己的纲领性声明中宣布:我们成立了新的共产主义工人党,但是“这并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政党”。德国的“左派”没有充分说明自己的思想,但是十分明确的是,在这里他们是跟着弗里茨·沃尔弗海姆及其志同道合者的脚迹走的,实际上他们否定共产党的必要性,并认为借助于某种不定型的、无党派的“工人联合会”就可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
  13年前,俄国的孟什维克在俄国第一次革命失败后提出了召开无党派工人代表大会的口号,根据许多孟什维克的设想,这个代表大会应当取代无产阶级的政党,即“原来意义上的政党”。当时,先进的俄国工人嘲笑了这种反动思想。我们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左派”同志们现在不知不觉地在重复1906—1907年俄国孟什维克提出的胡言乱语。
  我们需要共产党,就象肺需要空气、饥饿者需要面包一样。工人阶级没有共产党,就象船没有舵和帆一样。没有共产党,我们既不能在思想上,也不能在组织上对抗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但是我们所需要的不简单是共产党,而是有严格集中制、铁的纪律、军事组织的共产党。是的,有军事组织的共产党。这是俄国共产党——目前在国内执掌政权的唯一政党的经验所表明的。这个党是在20年的过程中通过作为它的基础的优秀无产阶级的自然淘汰而建立起来的。这个党的章程宣布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个党在纷繁复杂的条件下,无论在沙皇反动专制的困难环境中,还是在国内战争的年代里,都实现了铁的集中制。俄国共产党现在大约拥有60万党员。俄国的工会拥有450万会员。俄国在选举工农代表苏维埃时履行选举权的人数大约有8000万人。居住在现时苏维埃俄国境内的人数大约1.2亿人。基本的数字就是这样。
  我们的反对者,俄国的谢德曼辈和龚帕斯辈,我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一直责备我们党在俄国建立了党的专制,而不是“劳动人民”的专政。但是,俄国的任何一个有觉悟的无产者都懂得,没有共产党的铁的专政,苏维埃政权不仅不能维持3年,而且连3个月也维持不了。每一个有觉悟的工人应当懂得,工人阶级专政不可能不通过它的先锋队,即共产党的专政来实现。当工人阶级不得不抗击大批敌人时,当它不得不同无数的敌对势力进行搏斗时,当半个世界向它宣战时,俄国共产党领导了工人阶级的斗争,成了它的司令部。当我们不得不通过党的途径动员成千上万的人奔赴前线时,当工人们每天不得不经受流血牺牲时,当工人政府每24小时不得不作出包含着极大后果的决定时,就需要有一个集中制的党,一个有内部军事纪律、无限忠于事业、党员绝对信任有充分权力的中央、相互间同志般团结的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胜利,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党才能做到:今天把成千上万的党员派到一个战场上,明天又把他们转到另一个战场上,后天把优秀的力量转去搞运输业,再过一些时候又把成千上万的党员派到从事生产的省份,以便为忍饥挨饿的城市弄到食品,等等。没有一个拥有权力的司令部,没有极严格的铁的纪律,不建立一个完全听命于中央的组织,就不可能战胜无数的敌人。
  目前还面临着争取政权斗争的那些国家的共产党人所要关心的不是联邦制的组织,不是地方派别的“自治”。他们应当关心的是建立统一的、具有严格集中制的、由一块铁板铸成的、具有铁的纪律的、建立在完全无产阶级集中制基础上的政党。不这样就不能取得胜利,不这样革命就必然灭亡。
  也不应以为,在夺取政权以后,共产党的作用将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缩小。相反,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例子说明,在夺取政权以后,共产党的作用仍将极其巨大并日益増长。在俄国,经济建设、军事组织、国民教育、粮食政策等所有这些维系着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问题,首先和主要是在党组织的范围内加以解决的。而由于在这些党组织内集中着俄国工人阶级的一切优秀力量,集中着在战斗中经过锻炼和考验的人员,所以对苏维埃机关、工会的监督是唯一可靠的保证,保证它所体现的不是行会的、派别的利益,而是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
  革命工团主义的拥护者们,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拥护者们以及某些“左派”共产党人正在制定美好的规划,试图建立不要过多集中制的、没有自上而下压力的、完全在同志般团结基础上的“未来社会”(《Zukunftstaat》)所有这一切都是很好的。但是不要迷恋于贝拉米式的幻想小说之中。应当记住我们在推翻资本以前所面临的那场残酷的国内战争。而我们的“左派”朋友们忘记告诉我们,如果他们不要集中制的组织,那么他们将借助什么样的组织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并捍卫这一专政使其不受敌人的攻击呢?我们的这些左派朋友们忘记回答一个主要的问题:在目前这个过渡时期里,即不是延续一年的、在这期间无产阶级的集中制的军事组织乃是Conditio Sine qua non(必要条件)的时期里,无产阶级专政将表现为何种组织形式?
  对于多少考虑到每个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进程的无产阶级来说,应当十分清楚的是:不建立无产阶级的红军,就谈不上共产主义的胜利。而除了在严格集中制和铁的纪律基础上的整个国家范围内可以建立真正的红军以外,还能以什么方式来建立呢?的确,我们建立的不是五金工人的特殊红军,不是纺织工人、木器工人等等的平行的独立的红军。而在彻底贯彻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和我们无知的左派同志们的原则的情况下来建立红军,那就会使无产阶级革命事先注定遭到失败。
  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应当详尽地来阐明所有这些问题。它必须彻底清除在共产党的作用问题上的工团主义偏见;它必须无情地拋弃在无产阶级的集中制问题上的小资产阶级市侩观点;它必须制定在共产党议会党团和整个共产党之间的正确的相互关系(自然是在共产党议员完全服从共产党的基础上,不管是合法的党还是非法的党都一样);它必须使共产主义的麦子去掉工团主义的糠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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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最后的时刻增加了一项新的议程,即对待只是在口头上接受共产主义纲领和加入第三国际条件的新的“中派”的态度。
  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议程。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公布的提纲是一份极重要的思想政治文献,它表明执行委员会多么希望弄清即将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政策。我们希望向我们的“左派”同志们指出他们的错误,我们希望预先警告他们以最坚决的态度防止继续犯重大的错误。
  特别是我们俄国共产党人应该这样做。我们在一国范围内进行反对“左倾”错误的斗争,并不是为了今天不再在国际范围内进行这场斗争——何况这些问题现在已经成了国际性的问题,
  我们决不会停留在最坚决地从思想上,如果必要的话从组织上反对共产主义策略的“左派”敌人这一点上。但与此同时,我们一分钟也没有忘记,在这些“左派"当中有许多忠于我们事业的人,他们为了共产主义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当他们一旦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他们将会完完全全地跟我们站在一起。
  我们看到,在某些国家里,有些“共产主义”的派别只是在口头上接受“共产主义”的原则。第三国际正在成为“时髦”。有些人试图以加入第三国际来保护自己,为的是在实际上继续贯彻考茨基主义的“中派”政策。有些人自称为“共产党人”,却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推到渺茫的未来,正如过去某些“正统派分子”所做的那样,对于他们来说,Endziel(最终目的)无非是红色的招牌,是通远未来的音乐。
  现在开始在形成一些共产主义的“国务人才派”,他们规定一个次序:首先让某个某个国家去完成苏维埃革命,然后再轮到我们,等等。
  我们将对这些右派“共产党人”进行毫不容情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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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第二次代表大会应制定共产国际的章程。在这个问题上重要的自然不是形式上的纸面上的东西,而是问题的实质。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符合时代精神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即能够切实地领导各国无产阶级斗争的组织,因为这个斗争以其本身的进程正日益成为国际性的斗争。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必须向如入共产国际的一些政党建议从参加共产国际这一事实本身得出一切绝对必要的实际结论。我们认为,加入共产国际的一切政党应当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纲领和策略,并相应地改变自己的名称。我们必须使每一个落后的农村雇工、小农、女工十分清楚地看到主张无产阶级革命的共产党人和帮助资产阶级压迫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区别。当然,如果内容不变,光是改变名称还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谁改变了自己的工作内容,谁完全地站到了共产主义的立场上来,谁就应当改变自己党的名称。
  今后我们应当要求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党将那些社会民主党人老爷们开除出自己的队伍,他们虽然只构成加入共产国际各个政党的少数,但是他们留在这些党内却是为了消极怠工。为了不致走得太远,我们不妨举出意大利党的例子,意大利党是最早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她对无产阶级革命作出了许多卓越的功绩。我们完全同意瑞士安贝尔-德罗同志的意见,他不久前在一篇专门的文章中要求将屠拉梯及其同伙开除出意大利党的队伍。屠拉梯及其盟友们是无疑的机会主义者,是第二国际的拥护者。意大利党的多数人完全明确地站在共产主义的立场上。但与此同时,屠拉梯依然留在这个党内,表面上又是共产国际的成员。继续保持这种状况逛不可能的。这样就等于继续保持第二国际的恶劣传统。这就等于为了维持表面的统一,在自己的队伍里容忍那些在决定性时刻出卖无产阶级革命的人。谁说了一,谁就应当说二。谁说我已经加入了共产国际,谁就应当跟自己的社会民生党人彻底分手。谁加入共产国际不是为了赶时髦,不是为了向工人们的情绪作出让歩,不是为了玩弄可鄙的“外交手腕”,谁就应当善于从这一事实中得出一切必要的实际结论。
  两个世界互相对立着。两个阶级互相对立着。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稍有模棱两可就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稍有一点思想政治上或者组织上的虛假,无产阶级就会蒙受无数不必要的牺牲。鲜明的纲领,明确的策略路线,明确的组织机构——所有这一切都是共产国际所绝对必要的,如果共产国际希望完成它所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的话。
  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将是全世界先进工人们在未来的决战前夕进行经验交流的场所。各国的工人共产党员应当做到他们所能做到的一切,以便使即将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能够将自己应有的一页载入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史册。


   1920年5月14日
于库尔斯克—哈尔科夫

译自《共产国际》杂志俄文版第10期第1725—17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