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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前景和布尔什维克化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扩大全会上的报告
季诺维也夫

（1925年3月25日）



一、我们策略的基本任务


　　当前的策略问题就是世界革命的期限和道路问题同志们！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从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出发，我们得出了世界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已阐述得相当清楚，可以作为共产国际整个工作的指导路线。但是在这个理论中还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因为就问题的实质来说，这两个问题只有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解决。
　　这里说的是当前作为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心点时问题。这首先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速度问题，它的发展的迅速程度，即它的期限问题。其次是它的行进路线，它的政治地理问题。
　　同志们，我觉得这两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也就是不久前、目前以及不久将来的策略问题。
　　至于无产阶级革命发展的速度、期限问题，那么不仅共产国际的经验，而且还有第一国际以及象马克思和列宁这样一些人物的全部工作经验都向我们表明，在这方面错误是很难避免的。我们根据我们本身现有的经验深信，必须极其谨慎地对待世界革命的期限问题，不然由于革命家的可以理解的迫切心情，常常容易犯错误，过于匆忙地确定事变的期限。不仅列宁而且马克思正是在这方面犯过错误，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现在来谈谈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行进路线问题。我以为，在这方面我们现在才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的特殊困难。就拿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来说吧：要知道，恰恰在俄国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这对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非常“出乎意料”的。当时，甚至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左翼拥护者中也很少有人相信这种可能性。俄国革命胜利后，我们大家都一致认为，下一次将轮到德国了，革命将从俄国转移到德国，然后波及整个欧洲。只是在现在，即经过帝国主义战争爆发后10年和这次战争结束后6年，以及俄国革命后8年和我们在这些年代里在欧洲看到的所有战斗以后，才坚定不移地提出一个问题：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未来行进路线的这种看法，对世界革命唯一可能的道路，对世界革命唯一可能的地理扩展的这种看法究竟对不对。革命是否必定通过德国移向欧洲？在这里，在估计行进路线方面，我们是否可能犯错误？同志们，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决不能墨守以前的观点，以便不再在更大的范围内重犯布兰德勒在较小的范围内所犯的错误，布兰德勒希望无论如何从萨克森开始实行德国革命。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未来的行进路线不一定首先通过德国革命。应当考虑其他的可能性。
　　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同志对国际形势以及俄国革命和国际革命的联系发表了这样的观点：

　　“当我们开始国际革命的时候，我们这样做并不是由于我们相信我们能够使国际革命提前发展，而是由许多客观情况造成的。我们曾经这样想：或者是国际革命来援助我们，这时我们的胜利就可以完全得到保证；或者是我们去做我们所能做的革命工作，意识到即使遭到失败对革命事业还是有好处的，我们的经验将有助于其他国家的革命。我们懂得，没有国际的世界革命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还在革命以前，以及在革命以后，我们都是这样想的：或者是其他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立刻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或者是与此相反，我们非失败不可……
　　可是，实际上运动并不象我们所期望的那样直线地进展……
　　对于我们俄罗斯共和国来说，我们必须利用这一短短的间歇，以便使我们的策略与历史的这种曲折发展相适应。”[1]

　　由此可见，首先，列宁早在1921年就谈到，欧洲正在确立某种均势，历史过程正在曲折地前进，而不象我们大家在开始时由于天真或者多半由于缺乏历史经验而相信的那样直线式地发展，其次，“间歇”将比可能预料的更长些。
　　同志们，总之我们必须始终注意到：革命的期限和行进路线问题要比我们大家曾经设想的复杂得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给我们提供许许多多东西，但是即使它们也不能代替只有革命本身的历史经验才能取得的东西。
　　从第五次代表大会以来只过去了9个月。在这段短短的时期里，总的形势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然而，许多东西对找们来说比过去更加清楚了，因此我认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的任务就是总结在我们看来变得更加清楚的一些事件的教训。
　　首先我们必须哪怕扼要地来重新评述一下现时的世界政治和经济状况。我们应当这样做，以便检验一下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是否正确，并决定：如果代表大会的路线是正确的，那我们就继续贯彻，如果它是错误的，那我们就应当加以纠正或者甚至完全重新制订。我要明确地说，依我看来，第五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方针已被光辉地证明是正确的。
　　我在这里只想提醒大家注意第五次代表大会决议中最重要的几点：现在每个人都清楚地看到，民主和平主义“时期”的进程和结局证明第五次代表大会所说的一切是正确的；其次是对社会民主党的评价，认为它是资产阶级的“第三”党；再其次是关于工会的国际统一问题，农民问题，对法西斯的评价，等等。难道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评价没有被经验所证实吗？
　　第五次代表大会后在所有这些领域内发生的事件光辉地证实了共产国际的观点。那些有勇气作为老实人的我们的“批评者们”应当承认，犯错误的正是他们，而决不是第五次代表大会。

二、资本主义经济的局部稳定


　　现在来谈谈世界经济形势。在过去的八九个月中，形势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在共产党人队伍里以及他们的周围常常有这样两种观点：有一派的代表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随时都“不可避免地”发生灾变的某种预言家；他们几乎每时每刻都发现资本主义“立即”崩溃的新的征兆，但是后来发现自己犯了错误，于是陷入相反的极端，并开始叫嚷整个行动路线是错误的。另一派的代表则宿命论地相信资本主义似乎已经百分之百地稳定；照他们看来，这种稳定几乎是乘特别快车前进的，他们简直被这种使他们高兴的稳定的某些表面现象弄得眼花缭乱了。共产国际既不需要这样的极端，也不需要那样的极端。无论是即刻灾变的预言家们，还是资本主义稳定的宿命论者，都是不正确的。真理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一边，它的路线依然是不可动摇的。
　　诚然，资产阶级得到了喘息时期。现在我们看到，资产阶级的喘息时期要比我们预料的长一些，尽管从历史发展前景的角度来看，两三年或五——十年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的确，在欧洲和欧洲以外的某些国家里，资产阶级的经济形势有所好转。
　　在许多资产阶级国家里，通货稳定了。德国目前在这方面没有出现我们在1923年通货膨胀时期所看到的情形。不过，常规当中总是有许多例外的。就拿法国、意大利、罗马尼亚和日本来说吧，那里通货问题至今还具有紧迫的性质。在其他资产阶级国家里，通货平衡刚刚恢复。当然，这对资本主义来说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于是我们看到，我们的“稳定狂者”马上就说：瞧，资产阶级手里又有坚挺的货币了，通货已经稳定了，因此，共产国际的路线错了，因此，资本主义多少比较永久地复兴了。而真正的共产党人首先会问一问，资产阶级是通过什么方式稳定通货的，是靠牺牲哪些居民阶层的利益才稳定通货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可以看到，比方说，在德国和法国，2/3的赋税负担完全落在劳动者的身上，因此，通货稳定是通过直接压榨工人阶级的血汗达到的。
　　但马克思主义者毕竟应当估计到通货稳定的事实和由此得出的资本主义制度某种暂时稳固的结论。
　　我们也看到国际信贷的某些复兴。只要提一下，去年单是美国一个国家就向欧洲、亚洲和南美发放了为数12.5亿美元的贷款。
　　可以看到国际信贷复兴的趋势，世界价格确立以及所谓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统一恢复的趋势，等等。美国摆脱了金融自我孤立的状态。在某些国家里出现了工业行情好转的现象。所有这一切都是无可怀疑的事实，这不是瓦尔加的过错。[2]欧洲已有几年不处在战争状态了。在一些国家里，资本主义已局部地恢复了元气。正如瓦尔加正确地指出的，1924年秋，多年来第一次在一些最大的国家里，如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形势同时有所好转。而与此同时，在其他一些国家里，如波兰、匈牙利等，经济危机则仍在继续。
　　但是，从最近儿周来发生的一些事实可以看出，形势是很不稳定的，我们又一次看到资产阶级的状况在局部恶化。在美国又出现行情开始下降的最初征兆。在一系列工业部门中又出现萧条。
　　英国的经济报刊纷纷指出中欧的稳定是极不稳固的，注定不会长久的。在法国，最近10年来第一次出现严重的失业现象。在其他国家里，也可以看到失业现象比去年有所增长。德国遭受煤炭工业的严重危机。波兰，奥地利和匈牙利，危机仍在继续。总之，有一系列的征兆说明稳定包含着许多巨大的动荡。
　　我们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首先应当关心的是在这个“荣幸的”稳定时期里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究竟怎样的问题。失业现象在增长。在英国，失业人数几乎达到二百万，在美国情况也同样如此，在德国失业人数已接近一百万。严重的失业现象也笼罩着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其他国家，我已说过，这在法国是多年来第一次出现的。几乎在所有欧洲国家里，实际工资的降低已成为无可辩驳的事实。
　　我们知道，战争及其后果几乎在所有国家里引起了一切日用品的涨价。这种物价上涨对工人是个打击，因为无产者的工资赶不上物价的上涨，在英国，1924年7月的最低生活指数是战前的170%．而在同年12月则是181%。而在这种情况下不愿加以缩小的所有官方资料都证明，英国工人的工资在这段时期（1924年7月-11月）里降低了。
　　在1924年1月至6月的时期里，在英国每周付给工人的工资总额为560900英镑，而在1924年7月至12月的时期里，总数降到518350英镑。由此可见，企业主的口袋里除了先前的利润以外每周又增加了42000英镑。而在这个时期，一切食品的价格又上涨了。
　　在法国巴黎，在1924年7月份，最低生活指数是战前的360%，而在11月份则是396%，同时工人的工资没有任何提高。
　　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在1924年7月份，最低生活指数是战前的533%，而在11月份则是583%。在这期间工资没有提高。在欧洲所有国家都可以看到这种情景。在美国，在“资本主义最繁荣”的国家里，在6月份，最低生活指数相当于战前的171%，而在同年11月份则为18l%。在1925年1月份，据最新的统计，大约为185%。在美国，在最近半年来工资没有提高，只有铁路员工的工资稍有增加，而在许多部门（特别是在纺织工业部门），工资降低了10—15%。在欧洲各地，甚至在美国，实际工资降低了。只有俄国例外，那里在有些工业部门中，工资已开始超过战前水平。总的情况就是这样。
　　在德国，目前最明显地表现出所谓的稳定。道威斯计划在这里暂时表现出它的正面作用。但毫无疑问，在德国矛盾很快将在新的基础上尖锐起来。阶级斗争将重新沸腾。
　　世界信贷在恢复，货币在坚挺，贸易在发展。但与此同时，开始出现在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时代所不可避免的过程：为争夺销售市场而斗争。这场斗争现在已经开始激烈起来。用不着多久我们就会看到矛盾将在新的基础上尖锐起来。我们投有必要对资本主义的某种稳定保持沉默和加以掩盖。我们不需要幻想。我们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出事实真相。对资产阶级来说是个喘息时期，这是事实。而我们面前依旧摆着一个问题，世界大战和第一次布尔什维克革命对资本主义是否是个致命的打击，是沉重的打击，还是只是一点轻伤？我们仍坚持以前的观点，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第一次布尔什维克革命和世界大战给资本主义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而它的“恢复健康”只不过是暂时现象，表面现象。但资本主义经济暂时“恢复健康”这一情况，我们毕竟必须加以正视。

三、目前政治形势的基本因素


　　在世界政治形势方面，可以确认出现了一系列变化，特别是近九个月来。即使从纯粹表面上看，形势明显地发生了变化。在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期间，和平民主主义“时期”的光辉还充分地照耀着。但是，我们就是在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也着重强调，民主和平主义“时期”只是一个插曲，只是历史发展曲折道路上的一个阶段。现在已经很清楚，我们是正确的。在目前形势下，最使我们感兴趣的自然是世界政治前最。关于这一点，我想比较详细地来谈一谈。在世界范围内，总的情景是由下列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可分十二点：
　　1、美国——英国。
　　2、日本。
　　3、东方问题。
　　4、苏联。
　　5、英国。
　　6、英国——法国。
　　7、德国。
　　8、巴尔干地区。
　　9、波兰。
　　10、意大利。
　　11、捷克斯洛伐克。
　　12、斯堪的纳维亚。

　　英美合作和对它的评价


　　我稍微详细地来谈一谈第一个问题。英美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讨论的中心点。你们想必记得，几个月以的，国际的右翼代表们试图对英美之间的接近作出极其夸大的解释并得出结论，一旦他们是正确的，就将迫使我们改变我们的整个策略。
　　很久以来机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它看敌人营垒中的一切东西都是玫瑰色的，而看自己营垒中的一切东西都是黑色的。这一点在评价英美相互关系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美国重新面向欧洲这一事实无疑具有世界意义。这一点谁也不怀疑。它们之间的接近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尽管这种接近具有暂时的、临时的性质。象托洛茨基同志那样硬说欧洲正在变成美国的自治领，那是严重夸大了事实。说美国只可能给整个欧洲以有限的一份，那是对美国和欧洲之间以及欧洲本身内部的矛盾估计不足。法国和英国之间无疑存在着矛盾。如果估计不到欧洲各国之间的矛盾，那就可能犯错误，就会把我们的整个政治策略头足倒置。
　　近来，我们亲眼看到佩佩尔和拉狄克之间就这个问题的一场争论。我的意见是，正确的是佩佩尔同志，而决不是拉狄克。我们决不否认，美英之间的接近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但与此同时，不能忽视一点，即在帝国主义的美国和帝国主义的英国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并正在激化。
　　目前，在英国和美国有着社会亲缘关系的政府，在英国的保守派政府和美国的现时政府之间存在着社会亲缘关系。如果从正确评价帝国主义矛盾的观点来看，那么这一现象说明什么呢？它会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导致什么后果呢？
　　两国政府之间的社会亲缘关系与两国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是不是具有同等意义的呢？决不是。在战争初期，在1914年，在欧洲各国，政权掌握在那些在社会关系上也彼此相当亲近的政府手中。
　　然而，这种亲缘关系并没有妨碍它们发动战争。美英之间的情况也是这样。帝国主义毕竟是帝国主义。斗争、竞争仍在继续。这类的矛盾不仅存在，而且有可能激化，尽管两国资产阶级政府有着社会亲缘关系。
　　的确，美英合作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在德国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这种合作在德国经济的巨大的实际后果上暂时地反映了出来。不过，英美之间的矛盾毕竟在增长。这些矛盾大致可以归结为十点，而其中每一点都足以令人信服地表明，美英之间的接近不应加以夸大。这十点就是：
　　(1)直接为争取世界霸权而斗争。世界债主现在不是英国，而是美国。它们之间在这方面的斗争现在已经很激烈，将来还会更激烈。
　　(2)加拿大。
　　(3)澳大利亚。
　　(4)墨西哥。
　　(5)石油。
　　(6)销售市场。
　　(7)军备问题，军备方面的公开竞赛，目的是争夺海上霸权。
　　(8)债务。
　　(9)原料的进出口。
　　(10)就是在道威斯计划的问题上也正反映了两国之间的接近和存在着根本矛盾。
　　上面我已说过，这十点当中的每一点都足以向我们清楚地表明，在接近过程的同时也出现矛盾增长的过程，这是资本主义的典型特点。我们的机会主义者看不到这个“细节”。我只举一个说明美英之间相互关系的典型例子。我指的是加拿大。1913年，英国向加拿大投放的资本超过美国投放的资本的两倍。1923年，在这方面情况完全变了：美国在加拿大的资本至少和英国的资本相等，即25亿美元。这里应当指出，美国向加拿大投资的方式与英国投资的方式不同：美国把自己的资本直接投向加拿大的企业。这样一来，加拿大从英国的手中滑掉了。加拿大的美国化正在成为事实。
　　加拿大的整个文化是美国式的。在加拿大，用来计算的不是英镑，而是美元，在加拿大，报刊、电影、戏剧、铁路、服饰等一切都不是英国式的，而是美国式的。在英国也和在美国一样，人们已经在公开地谈论，加拿大可能逐渐变成北美的一个州。目前，英国在竭力设法依靠在加拿大居住的二——三百万法国人，因为居住在那里的所有英国人都早已美国化了。不久前，《泰晤士报》公开谈到即将失去加拿大的可能性。
　　不列颠帝国崩溃的趋势已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伦敦《泰晤士报》今年2月2——6日期间刊登了一系列文章，标题是，《自治领和对外政策》。不列颠帝国的领导机构第一次公开地谈论威胁着统一的不列颠帝国存在的日益增长的危险。这里《泰晤士报》根据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未能召开一次帝国代表会议来弄清帝国各成员对日内瓦议定书的看法；这是由于自治领一般对任何代表会议都是持否定态度的，因为会议的结果可能会使他们承担对与爆发另一场战争有关的新的义务。《泰晤士报》的文章引起了全世界的极大兴趣，整整几个星期来所有英国报纸都加以转载。下面是其中的几段摘录：

　　“战后时期，对英国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构成帝国全部威力的英国六个自治领怎样才能对敌视英国的列强采取统一的政策。这是一个具有极重大意义的问题，因为它是同帝国本身存在的结局问题联系着的。如果不列颠帝国的这六个自治单位不能在自己的对外政策上达成协议，那么这些单位之变为彼此独立的国家只是个时间问题。它们不可能用另一种方式来解决问题，而只能回答说：我们不得不同意统一的对外政策，不然帝国将注定瓦解。”

　　接着又说：

　　“在目前形势下，任何一场战争或者甚至一次战争的冒险都将是对帝国统一的极大危险。如果帝国一些单位的议会同意对国际形势的威胁采取统一态度，那么一切就好办了。而如果它们之间没有取得一致呢？如果大不列颠帝国或者其中的某个自治领同某个大国发生冲突，那么帝国其他单位对抗这场战争的唯一办法只能是脱离帝国联盟。没有别的路可走。但是战争或者战争的冒险对于我们大家来说要比我们一般预料的临近得多。”

　　下面是另一篇文章中的摘录：

　　“由此可见，帝国目前面临着长期的危险。一方面有可能，帝国由于缺乏统一将倾向于采取动摇不定的对外政策，然而这种政策将危及它的安全，同时也会增加爆发战争的机会。另一方面有可能，一旦帝国的成员面临抉择，或者参与它们也并不认为是正确的战争，或者破坏帝国的统一以避免战争中的厄运，在这种情况下帝国就会瓦解。”

　　英国资产阶级感到，自治领会从它的手中滑掉。在所有这十点当中，单是加拿大问题就足以表明，英美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了。自治领的问题越来越具有尖锐的，迫切的意义。
　　由此可见，确认英美之间的接近只是描绘了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矛盾在同时增长，逐渐具有越来越尖锐的性质。
　　此外，美国还企图利用欧洲某些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的一切特征目前无疑都是存在的，正确估计这些特征是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基础。
　　日本的现实孕育着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系到东方问题来看，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日本正在兴起的运动有些方面很象俄国1905年的时期。示威游行、农民运动的普遍高涨、恐怖运动的高涨——你们想必记得有个日本的年轻大学生不久前因谋刺皇太子未遂而被枪决——这一切是日本运动的典型特点。但那里的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比1905年时俄国的工人阶级要软弱一些。虽然它在数量上或许不比当时俄国的无产阶级少，但是在政治上比较软弱。资产阶级革命毕竟正在敲日本的大门。而这类革命在目前时代无疑会加速东方的解放运动，从而使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日益临近。
　　第三，东方问题。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东方问题正在以我们过去所不能设想的速度成熟。自第五次代表大会以来的九个月当中，东方的事变发展得特别迅速。各个苏维埃共和国目前和中国有着共同的战线。这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它的后果还难以估计。国民党，即在一定程度上同情我们的孙逸仙党的发展对于共产国际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中国、埃及、荷属印度，运动到处在发展。
　　今天，我们在《真理报》上看到埃及白扎高尔巴沙议会解散的消息，这将给英埃关系带来新的麻烦。同志们，我想提醒大家，列宁同志在临死前关于东方所说的话。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他说：

　　“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大多数的人口，最近几年来也非常迅速地卷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来，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来，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

　　列宁在晚年特别倾注于东方。他清楚地看到，东方有一支巨大的革命后备军，革命或许会改变自己的行进路线，将通过其他的门户到来。我在序言中指的正是这种可能性。如果没有西方无产阶级，东方本身是无力的。只有西方的共产主义运动，尽管它还没有引导工人阶级取得胜利，才能使东方各民族的斗争具有完全不同的分量。
　　我还想提醒大家，列宁同志早在战前就谈到过东方问题。早在1911年，在中国爆发革命以后，列宁写了关于先进的亚洲和落后的欧洲的文章。当时许多人对这种对比觉得很奇怪。现在大家看到，这是富有预见性的。在一定意义上目前确实是先进的亚洲和落后的欧洲。不应忘记，东方有着9亿人口，是世界人口的大多数。不应忘记以下这个事实的全部重大意义，这个为数众多的群众正开始投入运动。
　　我们回想一下，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俄国革命对东方的发展起了多么深刻的影响。如果我们希望得到世界形势的总的图景，那么我们应当把我们的注意力不仅放在欧洲，而且放在东方。
　　说明当前政治形势的另一个因素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经济复兴问题。这里的情况怎么样呢？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苏联强大了，它的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巩固了。首先是经济状况好转了，这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大家记得，列宁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荣幸地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积累了1000万金卢布，这样，我们可以甩来恢复五金工业。现在，1000万对我们来说远远没有决定性的意义了。你们记得，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我们反对派的朋友中有人多少比较坦率地说；等一等，到秋天“他们”（即指苏联政府）就会出现四亿赤字的，那时你们就会看到，中央就会受到怎样的夹攻。但结果怎么样呢？我不想泄露国家机密，说我们不仅没有4亿赤字，而相反，有相当一笔储备。（掌声）如果说1923年对外贸易给我们提供了1000万金卢布，就是一个重大的成就，那么我认为，我提到的储备就更加明显地说明苏联的巩固了。
　　其次，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城市工人的工资近3个月来在一系列部门中超过了战前的工资。这又一次证明，国家的经济状况在逐渐好转。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政治问题目前是农民问题。这里说的是同农民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盟，当然是在我们政府保持它的社会内容的条件下。
　　同志们，你们知道，我们敌人逐渐地对现状和解了，这带来了一系列的协议，承认，等等。我不想因此说，我们已经不再受到任何威胁。在经济领域中将会有激烈的竞争。苏维埃共和国越巩固，世界资产阶级想要公然进攻我们的企图就越是不可避免。国际无产阶级必须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正是我们的日益强大迫使资产阶级制定反对我们的进攻计划。
　　总之，如果我们注视一下世界政治形势，那么我们不应当被英美之间出现接近这一事实弄糊涂；我们不应当低估东方和我们共和国联盟的形势，我们共和国联盟在很大程度上也属于东方，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通向东方的桥梁。
　　现在来谈一谈另一个因素——英国的情况。这里也可以看出某些变化。我要事先指出，第二国际正在逐渐地把自己的注意力从德国转向美国。这是事实。随着第一个所谓工人政府即麦克唐纳政府的成立，第二国际的重心就转到了英国。同志们，我觉得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期的初期，即世界革命进一步发展的重心也可能逐渐地开始转向英国。
　　机会主义者们会问：照您看来，难道强大的、充满活力的保守派英国害怕革命吗？表面看问题的人会被英国资本主义的活力所蒙蔽。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不可能不看到，英国资产阶级的实力在三点上正受到严重的威胁。第一点是自治领。每个英国和美国的资本家现在都知道，自治领正逐渐地在从英国的手中滑掉。第二点是工人运动革命化，最后第三点是东方。
　　保守派政府已经不可能为自由派政府所取代。目前，英国只存在两派巨大的势力：保守党和工党。如果保守党不得不让位给另一政党，那么取代它的将不是自由党，而是工党。因此，英国工党的状况具有巨大的意义。工党之逐渐变化是个明显的事实。它的左翼的增长也同样是明显的。这些因素表明，充满活力的保守派英国正处在火山口上。英国的情况并不显示出日益稳定的征兆，而相反，在不断地革命化。
　　第六点，英国之间的相互关系。这里也存在着矛盾。正在为争夺欧洲的霸权而斗争。两国目前都处于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某种依附地位，后者企图利用它们来互相对付，从而引起它们之间的相互冲突，同时也引起它们同其他国家的冲突。在法国，形势丝毫不稳定。赫里欧政府在政治上已经日暮途穷。顺便说一下，我们在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提纲中已经强调指出，民主和平主义的政府一方面将被资产阶级所推翻，另一方面本身将具有法西斯性质。赫里欧政府在我们看来是把法西斯因素注入由社会党人积极支持的资产阶级政府的典型例子。为了继续生存下去，它抛弃了自身生命的意义和内容。法国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增长了。它的党成长了。在殖民地和农民中的工作刚刚开始。
　　其次是巴尔干地区。在一些巴尔干地区的国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照我看来存在着三种革命因素：(1)农民运动；(2)民族运动； (3)工人运动。这三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是这种相互作用在这里存在着。有时人们会反驳我们说，在这些国家里，斗争过于软弱了，反革命势力加强了。然而，历史的辩证法教导我们，有时候，正是在反革命势力看来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革命就临近了，正是在这种时候，反革命可能会被革命所代替。至于这些国家的民族运动和工人运动具有群众性，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南斯拉夫政府可能废除60-80个农民代表证，而这从“宪法”的观点来看，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这些事情不会不帮下印迹，农民群众的不满情绪只会加深。因此，我们共产党人在估计巴尔干地区的形势时，不应被表面看到的东西所迷惑。表面上看来，反动派似乎强大得很。乍看起来，南斯拉夫政府已经收拾了拉吉契运动。如果深入地看，那么必须承认，巴尔干国家的形势是动荡不定的，而决不象是稳定。
　　现在来谈谈德国。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最大的变化。我们党对道威斯计划的策略是正确的。国际赞同这一策略——尽管从一开始就清楚，即使有正确的策略，我们暂时还不可能取得巨大的成就。对我们来说，问题是要采取怎样的路线，以便向无产阶级表明，从历史发展的前景看，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
　　目前，德国工人阶级正处在这样的境地，即它还看不到道威斯计划的“积极”方面。这些积极方面表现在工业的振兴，资本的流入、通货的稳定上。然而，协约国对德国的剥削仍在继续。将来矛盾势必会在新的基础上加剧。我们在报刊上公开地说过——看来这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现在1925年，在德国不存在象1923年那样的直接革命形势。同志们，我担心这一论断会带来特别巨大的误解。毫无疑问，有些同志会说：“那就是说，没有明显的革命形势。这一点我们应当加以明确，不过这样一来，共产国际和德国党的整个策略是错误的。”
　　应当坦率地说出实际情况。幻想从来不会对革命有什么好处。既然德国现在没有直接革命的形势，我们就要指出和分析这一事实。但这自然决不等于说德国的阶级斗争停止了。德国的阶级斗争没有停止，也决不会停止。最近的事变可以证明这一点。只要回想一下在哈雷发生的警察袭击工人的事件就够了。请读一读《红旗报》是怎样报道由于哈雷事件而举行的示威游行吧！我们看到，阶级斗争已上街头，经济罢工又快来到。可见，德国的斗争仍在继续。而且这已经不是战前时期爆发的阶级斗争，而是战后时期的阶级斗争，也就是说始终地和必然地带着内战的种子。另一方面，这已经不是1923年的那种斗争，而是1925年的、带着这一年的各种特点的斗争。
　　德国发生的变化是非常惹人注目的。道威斯计划再过一段时期所产生的后果将是阶级斗争的进一步激化，而不是削弱，尽管斗争可能会延续整整几年。它将在新的基础上越来越尖锐化。
　　波兰的形势也象巴尔于地区一样。强大的农民运动，强大的少数民族运动（这部分地说也是农民运动），以及强大的工人运动。
　　由此可见，在波兰，这三种因素也都在起作用。从表面上看，这里也可以认为是波兰资产阶级的情况有所好转，但是不应忽视上述三个因素。
　　我还要就意大利的情况说两句。在那里，法西斯主义还没有受到抑止。几个星期前似乎墨索里尼已临末日。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但意大利的局势是动荡不定的，内部蕴藏着的决不是什么协调。
　　现在来谈谈捷克斯洛伐克。那里资产阶级的情况是这样：它找不到摆脱已经形成的困难的合法出路。联合政府正在四分五裂，越往后将越明显。这里也象在波兰和巴尔干地区一样，同样的那三种因素在相互起作用。诚然，农民运动和少数民族的运动在这里比在上述国家更软弱。然而，三种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工人运动——在捷克斯洛伐克比在其他国家要强大得多。
　　至于斯堪的纳维亚这些小资产阶级的“幸福之邦”，那里的政权至今还掌握在社会民主党政府手里，而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即使在那里阶级斗争也在激化。安闲的田园生活已经结束。近来我们在斯堪的纳维亚，特别是挪威，不久前又在瑞典和丹麦看到的剧烈的阶级斗争，证明在斯堪的纳维亚阶级矛盾也在激化。
　　同志们，我认为总的形势就是这样。与此同时，苏联的吸引力在不断增长。我们应该意识到，在某个时期里，特别是在饥荒的年代里，这种吸引力曾经有所下降。目前出现了相反的现象。向苏联派遣人数众多的工会代表团的运动刚刚开始并无疑将会发展。
　　是什么吸引着外国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和无党派工人的代表们到我们这里来的呢？是苏联开始在进行真正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能感觉。
　　这些代表们大致是这样议论的：我们走的是与俄国不同的道路，我们是跟着社会民主党走的。我们落到了什么结果呢？在经济方面我们的情况很糟糕。诚然，俄国无产阶级走的是一条艰难的道路，是流血和内战的道路，但是俄国工人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这种意识在社会民主党工人中现在开始觉醒，并将越来越加强。
　　总之，我们不应当把德国从全局中分离出来，在那里我们长期来似乎觉得革命很快就要爆发。我们应当分析整个世界的形势并作出切合实际的估计。我们是世界革命的党，而不仅仅是俄国革命或德国革命的党。因此，我们的估计应当包括世界范围内的形势。
　　因此，在总结时我们应当说：在某些战场上，斗争已不象1923年那样蓬勃了。如果说不存在停战，那么无论如何，同1923年相比，在某些战场上（德国）斗争暂时地减弱了。无论在西欧，无论在中欧，都不存在尖锐的革命形势。至于整个世界的形势，那么它依然是客观上革命的。东方向前推进得要比我们原来认为的迅速得多。共产国际的影响在增长，世界革命的思想在东方越来越普及。
　　英国要比我们迄今为止所认为的动荡不定得多。马克思曾经认为，没有英国参加的革命将是杯水风浪。如果把英国的情况和德国的情况作一对比并估计到拥有九亿人口的东方的逐渐觉醒，那么可以认为，阻止革命的因素和推动革命的因素大致上是相互平衡的。
　　同志们，由此可见，总的形势是这样：我们必须仍象过去一样估计到两种可能性：我们应当把我们未来的策略建筑在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所指出的方针上，并根据这个或那个国家的需要加以区别，即估计到阶级斗争缓慢拖延的可能性，又估计到阶级斗争发展比较迅速的可能性。从我们的基本目标的观点来看，没有丝毫理由得出任何的悲观主义。
　　同志们，那些从错误地评价英美接近的事实中得出悲观结论的同志们，直接面临着开始修正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危险。他们常常投票赞成任何决议并把自己称为列宁主义者，但是他们不愿意了解，应当如何运用列宁主义，他们常常走上修正列宁主义的最重要的基本原理的道路。
　　谁企图证明美英接近必然导致使欧洲变为美国的自治领并消除欧洲的内部矛盾，谁就是在重复早在1915年考茨基关于超帝国主义问题所说的话。我不想在这里过多地引用引文，介绍你们读一读列宁在《反潮流文集》上的一篇文章和他在关于帝国主义即资本主义最新阶段一书中与考茨基的论战。列宁仿佛事先预见到并正好给我们提供了右翼拥护者们现在提出的一些问题的答案。我只想引用上述书中的一个地方。那里我们可以读到这样一段话。

　　“考茨基胡诌出来的那个臭名昭彰的‘超帝国主义’论，也具有完全相同的反动性质。
　　其实只要同那些人人皆知的不容争辩的事实好好对比一下，就会清楚地知道，考茨基硬要德国工人（和各国工人）相信的那种前途是多么虚假了。拿印度、印度支那和中国来说吧。谁都知道，这三个共有六七亿人口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是受英、法、日、美等几个帝国主义强国的金融资本剥削的。假定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组成了几个彼此敌对的联盟，以保持或扩张它们在上述亚洲国家中的领地、利益和‘势力范围’，这将会是一些‘国际帝国主义的’或‘超帝国主义的’联盟。又假定，所有帝国主义强国组成一个联盟来‘和平’分割上述亚洲国家，这将会是一种‘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在20世纪的历史上就有这种联盟的实际例子，例如，列强共同对付中国就是这样。试问，在保存着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考茨基正是以这样的条件为前提的），‘可以设想’这种联盟不是暂时的联盟吗？‘可以设想’这种联盟会消除各种各样的磨擦、冲突和斗争吗？
　　只要清楚地提出这个问题，就不能不给以否定的回答。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分割势力范围、分享利益和分割殖民地等等，除了以分割者的实力，也就是以一般经济、金融、军事等等的实力为根据外，不可能设想以其他的东西为根据。而这些分割者的实力的变化又各不相同，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企业、各个托拉斯、各个工业部门、各个国家的发展不可能是平衡的。如果拿半世纪以前德国的资本主义实力同当时英国的实力相比，那时德国还小得可怜；日本同俄国相比，也是如此。能不能设想一二十年之后，帝国主义列强的实力对比依然没有变化呢？绝对不能。
　　所以，资本主义现实中的‘国际帝国主义的’或‘超帝国主义的’联盟，不管形式如何，不管是一个帝国主义联盟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联盟，还是一切帝国主义强国结成一个总联盟，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前后两次战争之间的‘暂时休战’。和平的联盟准备着战争，同时它又是从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两者互相制约，在同一个基础上，即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帝国主义联系和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着和平斗争形式与非和平斗争形式彼此交替的情形。”[3]

　　同志们，现在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话来反驳那些对英美接近估计过高的“预言家”，照他们看来，这种接近几乎必定会消除革命。
　　拉狄克硬说，民主和平主义“时期”现在还没有过去。诚然，麦克唐纳已经下台，但是照拉狄克的意见，和平主义依然存在。拉狄克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呢？问题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任何一种状态，只要没有直接的战争！拉狄克都认为是和平主义。然而，帝国主义需要战争之问的喘息；在喘息时期就准备进行新的战争。如果说目前资本主义世界的状况是没有战争，但是从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只是准备新战争的一种伪装。在这个问题上需要非常明确。早在1922年12月，列宁就说过：

　　“拿目前的冲突（即使是极小的冲突）作例子来说明：由于英国两国在对土和约的某些细节上的争执，由于美日对任何太平洋问题的细小分歧，由于列强在殖民地问题、关税政策或一般贸易政策等问题上的争执，战争随时都有可能发生。”[4]

　　早在1922年底以前，当形势整个说来已经十分明朗的时候，列宁就是这样估计的。他认为，新的战争可能爆发，不仅由于英美之问的巨大矛盾，而且由于象关税问题或贸易政策这样的问题。整个“和平主义”帝国主义的性质正是这样。新的战争可能由于最微不足道的小问题而发生。正因为如此，我们应当坚决驳斥想要修正列宁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理论的哪怕最小心谨慎和改头换面的企图。
　　我再重复说一遍：总的世界形势依然是客观上革命的，尽管在一些国家，例如在德国，目前不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对形势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以前的策略至今仍然有效。

四、民主和平主义“时期”，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党


　　同志们，近来在共产国际队伍里出现的一切重大分歧归根到底是围绕着对民主和平主义“时期”的。象纽博尔德、菲力浦斯、普莱斯、霍格伦、罗斯梅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民主主义“时期”的晚期牺牲品。
　　他们是怎样描绘形势的呢？他们的意见很简单，革命已经过去，世界形势已经不再是革命的了。他们说：如果苏维埃政权在五——六年内未能为改善工人的生活做出许多成绩，那么也应当给麦克唐纳同样多的时间。听：这竟是共产党人说出来的话！霍格伦则把纽博尔德在议会选举中失败这一事实看作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
　　正确地对待民主和平主义“时期”的态度是最近九个月来我们全部策略的中心轴。有些同志克服了疑虑，而这些疑虑是他们曾经害怕公开说出来的；他们说，总的说来他们是同意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路线的，但实际上一直把民主和平主义的插曲看作是真正的时代，看作是漫长的时期，看作是世界历史的新时代。他们曾认为，由此可以得出或多或少用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来改变我们整个策略的必要性。纽博尔德和霍格伦成了这种幻想的牺牲品。另一些人则更谨慎、更狡猾一些，他们暂时只向门内伸进一只手指。但是这只手指被狠狠夹住了，以致不敢再伸出其他的手指。
　　事实教导我们什么呢？首先是在这个著名的“时期”的长期性问题上。事实证明，民主和平主义的“时期”无非是我们第五次代表大会决议所预言的一个插曲。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民主和平主义的”插曲就等于是小资产阶级暂时掌权。事实上政权没有全部转到小资产阶级手里，而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顶多只能称为民主和平主义时代），小资产阶级是不可能独立地掌握政权的。正因为如此，它不得不扮演大资产阶级手中的傀儡的角色。法国和英国是这种情况的最出色的历史见证，在那里清楚地表明，在帝国主义时代小资产阶级是不可能作为独立的力量管理国家的。
　　事实还教导我们什么呢？事实教导我们麦克唐纳违背自己的愿望替我们做了工作。在英国工人阶级内部开始出现分化。执掌真正政权的意向在增长。人们常常从“哲学”的角度提出问题：麦克唐纳政府实质上说究竟是什么呢？这是战后时期危机的最后阶段呢，还是新的和平主义“时期”的最初阶段呢？这样提出问题看来似乎是高度“辩证的”。我认为，麦克唐纳政府既是前者，又是后者。
　　民主和平主义是早在1914年，即战争爆发时就开始的那个不可分割的事变链条中的一环。
　　1924年的民主和平主义“时期”只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准备时期的一个插曲。我们不需要从哲学上来下定义。我们只要估计到这样一个事实就够了：(1)这个时期是短暂的；(2)甚至以工党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不可能起独立的作用；(3)目前英国的社会生活中只有两个决定性的因素：工人阶级和资本主义；最后(4)麦克唐纳政府及其“建设性社会主义”是替我们共产党人，替共产国际工作的。
　　对法西斯的评价也是与民主和平主义的性质问题联系着的。
　　同志们，你们记得在我们队伍中在这个问题上发生的斗争。法西斯主义和民主和平主义“时期”是互相联系的。请看一看德国、英国和美国的选举吧！我们在那里看到了什么呢？在德国，广大选民投了社会民主党的票，在英国，投了工党的票，在美国投了拉福列特党的票。无论是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还是广大无产阶级群众都投了作为民主和平主义代表的那些党派的票，即使当时民主和平主义的星辰已经陨落了。“时期”虽然已经过去，而抱着各种幻想的落后居民阶层仍继续拥护民主和平主义的政策。我们不希望在共产党内笼罩着民主的幻想。但是在落后的群众中，这种幻想依旧存在。自然，我们过去应当、现在也应当同这些幻想作斗争。
　　在民主和平主义的“时期”里，应当区分两类不同的国家：一类是这个“时期”的主体，另一类是这个“时期”的客体。英国和法国是主体，德国是客体。顺便指出，一方面在英国和法国，我们党取得了成就，而另一方面我们德国党的处境困难，这是由于客观形势造成的。在德国，也和在法国一样笼罩着和平主义的幻想。但是，培养这种和平主义的基础在德国和在英国不一样。当一个又饿又渴的垂死者疲惫不堪地躺在地上，而有人激起了他的希望：他可以站起来并给他一口水或一片面包或一点牛奶，那么显然在这个人身上会产生希望和幻想。德国就处于这种状况。那时社会民主党就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因此，毫不奇怪，在作为“时期”主体的国家里，统治阶级不可能向群众提出任何重大的建议和允诺，不可能向他们答应改善他们的状况，这样我们的共产党就能比较容易地取得成就。
　　回过头来谈谈法西斯主义。1921年，拉狄克提出了法西斯主义战胜社会民主党的论点。这个论点对不对呢？这里的“战胜”一词如何理解呢？例如，大家知道，德国资产阶级“战胜”了卡尔·李卜克内西。资产阶级把他杀害了，它在斗争中胜利了。这是一种战胜。在俄同80年代革命运动的历史上可以看到另一种战胜。
　　我指的是众所周知的革命家列夫·吉霍米罗夫。他也是“被战胜的”，他是怎么被战胜的呢？他自己转到了敌人方面，自己转到了沙皇专制制度的营垒里。李卜克内西是被德国资产阶级“战胜”的，吉霍米罗夫则是被俄国沙皇政府“战胜”的。这是两种不同的“战胜”。社会民主党被资产阶级所“战胜”也正是这样，而且是在世界范围内。社会民主党领袖们自己成了叛徒，走上了吉霍米罗夫的道路，转到了资产阶级方面。拉狄克忽视了这件小事。他决定，由于社会民主党已被“战胜”，因此必须同它在政治上联合起来。这就是拉狄克所理解的“统一战线”理论。他忽略了一点，即社会民主党是在自己成为资产阶级一翼的意义上被资产阶级“战胜”的。
　　因此，包含着把社会民主党看作是资产阶级“第三”党的说法的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提纲是完全正确的。
　　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两种倾向的综合体，社会民主党则是法西斯主义的一翼。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有关提纲和决议是正确的，因为社会民主党的加强取决于资产阶级的加强。广大群众的落后和阶级冲突发展速度的延缓今后将产生的结果仍是社会民主党的加强。全部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种加强。右派同志们中间有人认为，鉴于社会民主党的加强，我们应该对一切价值重新评价！我们的看法不同，并相信，既然资产阶级将在一段时期内得到加强，那么社会民主党将会利用这一点，因为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是一对孪生子。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痛斥过英国工人运动的卖身求荣的领袖。大家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么无情地批评和揭露英国工人的领袖。
　　目前，我们在国际范围内也应当这样做。
　　一系列事件使我们易于完成这项任务。我只想谈谈其中的四点：(1)巴尔马托夫丑闻、艾伯特审判案等等；(2)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和霍尔蒂之间的协议；(3)第二国际执行局最后一次会议；(4)艾伯特、布兰亭和龚帕斯的葬礼，不久前，我读了胡斯曼写的悼念布兰亭的悼文。胡斯曼把以下一点算作是布兰亭的功绩：认为他尽管具有共和思想，但他是瑞典国王的老朋友和老同学。这不是说得太过了吗？胡斯曼又一次“埋葬”了布兰亭。
　　总之，拉狄克同志，社会民主党确实被资产阶级“战胜”了，被法西斯主义“战胜”了。与卡尔·李卜克内西及其信徒不同，社会民主党不是在斗争中倒下的，而是在下面这个意义上被战胜的；它通过自己的领袖们弃绝作为工人政党的身份，采取了小资产阶级立场并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翼。资产阶级的暂时加强也就等于社会民主党的暂时加强。资产阶级的灭亡同时也就是社会民主党的灭亡。
　　由此可见，共产国际的策略是绝对正确的。阶级斗争证明速一点，内战的插曲教育我们这一点，实际生活和群众运动告诉我们这一点。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主义的路线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五、争取工会统一的斗争和英国工人运动


　　同志们！在谈论布尔什维克化问题之前，我想就工会运动说几句。
　　当然，我们中间没有人会否认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在这个问题上的总的路线的正确性。诚然，共产国际右翼中的我们的反对者认为，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在工会问题上的决议实质上说是同它的其他决议背遭而驰的。他们认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立场是“偶然的”。共产国际是“偶然地”在工会问题上采取了正确立场。事变表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会决议完全符合共产国际的总的策略。总之，现在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原则性的讨论。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为某些兄弟党作出切实的指示。
　　同志们，流行最广的口号，争取国际工会运动统一的口号是共产国际提出的。共产国际因此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我们应当确认，在某些国家里，我们在工会问题上的正确路线在实际贯彻中也包含着象统一战线的策略所包含的同样的两种危险性。这一点在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看得特别明显，在其他国家则不大明显。
　　第一个危险是把这种策略当作一种小小的手法，似乎这里的全部问题归结为给社会民主党写封公开信，而其余的一切都应当照常进行。另一个危险是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宣布匆忙地、无条件地加入改良主义工会，甚至在革命工会同样强大或者更为强大的地方也这样做。这是另一个极端。在捷克斯洛伐克，我听说有些同志居然认为，我们红色的革命工会越弱小，工会的统一就越容易达成。我们对我们策略的理解完全不同。我们认为，在有革命工会的地方，我们就应当为争取每个工人而斗争。与此同时，还应当继续为争取工会运动的统一而斗争。如果在同改良主义工会相比较我们的红色工会组织还是一股巨大力量的地方解散我们的工会，那就大错特错了。
　　英俄委员会还没有成立，但最近关于它的筹备情况的消息是令人高兴的。看来，右翼阿姆斯特丹分子对英国人决定同俄国工会一起召开正式的代表会议一事感到有些激动。我们坚持以往的路线，今后将为争取工会运动的统一而斗争，但我们不会陷入上述两种极端中的任何一种极端。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将进行斗争，即使在有革命工会的地方，我们也将进行斗争。
　　我们的整个工会运动是同英国工人运动中形成的环境相联系而历史地产生的。现在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反映出来的新情况首先是在英国产生的。促使这些新思潮产生的原因简单地说可以归结为以下四个因素：(1)英国在世界市场上丧失了自己的垄断地位；(2)英国的殖民威力开始在动摇。这两个因素本身具有重大的意义。第二种趋势，尽管只是现在才开始表现出来，但已经影响到英国的整个经济和政治状况，(3)阶级斗争在加剧；(4)工人贵族的特权地位在下降。
　　由此可见，英国工会代表团不久前到俄国来并对我国革命表示好感，这一情况决不是偶然的。这决不能以英国工人运动的这些代表们的个人品质，以他们是些好小伙子这一点来解释，这是同上述四个因素极密切地联系着的。在英国工人运动中已经散发着一股清新的气流。我认为，麦克斯·贝尔说得对，他在总结最近一段时期的英国工人运动时说，影响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一方面是“旧的古典的工联策略的破产，另一方面是工党的以往的斗争方式的破产”。的确，这里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旧的工联策略的破产也不是偶然的。问题不仅在于领袖们的缺点和他们所犯的错误，而且在于英国丧失了自己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而它在自己的殖民地的影响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反抗，这也促进了阶级斗争节奏的加剧并唤起英国无产阶级群众走向新生活。
　　因此也出现了工会少数派的运动，这个运动将具有巨大的前途。正是这个已经把60万工人团结在共产主义思想周围的运动（以及正式工会左翼的团结）最有力地促进了英俄合作的建立。
　　英国出现了极其严重的症结。目前这种样子的工党是难以为继的。但是，在今后几年当中，它是有前途的。它在农村也有希望。目前它只是一个城市的党。在最近一次选举中，它在城市工业地区得到了193个代表资格中的52个，在农村地区则只得到230个中的38个。我认为，今后我们将会看到工党内出现两种现象：一方面，它的因循守旧的上层在城市中的威望和影响会逐渐下降，并且很可能从少数派中，甚至从共产党中（多数是在工人中心和工业地区）涌现出新的力量；另一方面，工党在小城市和乡镇地区的影响会有所增长。
　　从历史前景的角度看，工党在上述地区的地位的加强客观上是进步的。不久前，奥托·鲍威尔在奥地利提出口号，“到农村去！”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打算到农村去，他们不反对尝点“列宁主义”的甜头。他们说，列宁坚持同农民结成联盟是对的。当然，列宁对这个联盟的理解是跟奥托·鲍威尔有所不同的。我们知道鲍威尔式的“列宁主义”的价值。对于英国工党来说，假如它面向农村并开始给那里的保守派以打击，在农村居民中扎根，那么这在客观上意味着前进了一步。
　　我们的工会运动是富有生气的运动，它之所以具有广阔的前途，正是因为它同英国工人运动内部发生的过程，同英国工人运动中正在发展的进步倾向有着活生生的有机联系。
　　多年来，恩格斯一直在寻求解决英国工人运动问题的钥匙。
　　马克思主义没有找到通向英国工人运动广大群众的大门，目为当时客观形势对解决这个问题不利。列宁也曾寻求过这个钥匙。大家记得，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出现了关于共产党人是否应当加入工党的争论。这不是一个组织问题，我们是在寻求解决英国工人运动问题的钥匙。英国工人运动不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即第一国际的时代是个谜，而且在第二国际的时代也是个谜。我觉得，第三国际有赖列宁而找到了这个钥匙。我们看到，在英国工人运动中正在出现新的形势，那里使我们共产党变为群众性政党的前提很快就会形成。我们英国同志刚刚开始出版的星期日报纸的发行量出乎我们的预料之外。年轻的英国共产主义在向前迈进。它在前进，一方面是由于英国客观形势的变化，另一方面是由于英国共产党人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他们将通过这条道路争取到英国无产阶级的大多数。
　　不应当认为，我们的工会运动只不过是几个月的事。根据对国际工人运动的估计，应当认为，这场运动将持续相当长的时期。

六、布尔什维克化的任务及其实现的途径


　　我们党开始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形势就是这样。我的关于布尔什维克化问题的提纲拟定得相当详细，因此我只对它进行一些补充。
　　首先我想谈一谈“组织和政策”的问题。在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提纲公布后，许多同志把布尔什维克化的口号解释为只是要求以生产支部为基础从组织上改组党。现在向大家提出的提纲的基础是这样一个思想：布尔什维克化的基本任务在于制定和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当然，不能把组织和政策相互对立起来。没有正确的组织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政策，正如没有正确的政策，好的组织也一文不值一样。我再说一遍，布尔什维克化的主要之点是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正确对待诸如工会问题、农民问题、殖民地问题，在青年和妇女中的工作问题，等等。然而，不应忽视组织的意义，忽视以生产支部为基础进行改组的意义。对此我要向大家提出警告，因为要有正确的政策，就必须有正确的组织。
　　不久前召开的组织问题代表会议具有重大的意义。皮亚特尼茨基同志交给了我一些材料，其中令我注目的是2月15日《人民权利报》上的一篇短评，从各党布尔什维克化问题的角度来看，从组织上改组的意义来说是有巨大实践意义的。我指的是捷克中部一家糖厂的工人、生产支部成员的来信。这位工人写道：

　　“当决定着手组织生产支部时，我召集了3个同志并在午间休息时跟他们讨论了支部的大致任务。然后我们决定，在最近3天内我们每人都应吸收一个新同志加入支部。这样我们就有8个人了。
　　在我们工厂里工作的共有160人，其中32人已经加入支部。
　　但这还是不多。于是我们决定，在1月底以前的这段时期里，每个党支部成员必须再吸收一名他可以担保的人。我们选举了委员会并制定了一系列关于支部全体大会的建议。6位同志受托在加入其他党和工会的党员和会员中散发我们党和工会的报纸，以便向他们证明，他们的报纸是怎样撒谎的。四个同志受托到月底前制定愿意订阅我们报纸的人员名单。目前，我们正在收集材料，准备出版第一期墙报。
　　生产支部的工作有一些实际的困难，因为同志们已经习惯于旧的组织形式了，但是生产支部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把所有人都吸引到工作中来，还因为支部本身始终都在工作，而且每个成员都对在支部监督下完成的某项党的工作负责。”

　　同志们，你们看，这里说的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捷克中部的这位工人所告诉我们的毕竟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化。正是应当这样来进行活动。问题不在于起草冗长的提纲，而在于从最简单的事物着手——按这位工人的作法——，开始时吸收四位同志，然后再吸收四位，然后再在他们中间分配工作。这就是实际组织工作中的列宁主义。
　　我想提醒大家列宁同志在1902年写的一封信，当时我们的运动还很年轻。在这封信里包含着组织大纲，20多年前，当俄国的无产阶级运动刚刚开始时，列宁向俄国工人推荐的正是这一点。但现在工人们根据自己的首倡精神，在工人运动已经存在多年的其他国家里，在更广泛得多的范围内，在另一种形势下进行着工作。在组织问题上我们正应当这样做，一步一步地前进。我们应当对工人们说，我们不需要只能适应隆重场合的共产党员，不需要为节日游行用的共产党员。每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当竭力把新的同志、普通工人吸引到党的方面来并吸收他们参加党的工作。必须坚持不懈地继续进行这项工作。
　　改组工作不可能机械地进行。这一点现在已经非常清楚。在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上会遇到一系列障碍，一方面是以工人们还没有克服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形式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则是纯客观性质的障碍。在贯彻和开展布尔什维克化运动时，我们应当把工作重心移到生产支部上去。最好的提纲也是一文不值的，如果没有正确的组织把这些提纲带到群众中去并使这些提纲明白易懂的话。除了贯彻正确的政策以外，我们还应当学会建立正确的组织。
　　在我们目前的形势下，布尔什维克化意味着什么呢？首要的一件事是永远不要忘记一句明智的谚语：“活到老，学到老。”在运用到布尔什维克化上，这就意味着：“活到老，布尔什维克化到老，学习列宁主义到老。”以为在几个月内就可以实现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化，或者说可以规定一定的期限来达到它，那是自我欺骗。有才智的人们，党、工人运动的真正布尔什维克化是一个不断的过程。
　　不应忽视，机械地把俄国经验搬到其他国家去之所以不可能，首先是因为资产阶级也在按自己的方式吸取“十月的教训”。这一点不应忘记。在俄国革命后，我们曾以为，其他国家的革命也将象我国的革命一样地来进行。现在我们大家都已明白，它们进行革命将跟俄国有所不同。不要忘记，资产阶级也从十月革命中吸取了教训。比方说，过去我们曾以为，其他国家也将有自己的克伦斯基时期。现在已经清楚了，其他国家未必有这种形式的克伦斯基时期。回想一下不久前汉堡或烈韦里发生的内战插曲吧。它们证明，这些国家可能出现各种情况，但决不是简单地重复我国的克伦斯基时期。
　　布尔什维克化就在于学会从俄国的经验中，同样地，也从其他国家的斗争经验中吸取最本质的教训，把它们同某个国家的具体条件和要求结合起来。首先我们应当估计到该国家的社会构成和阶级划分。目前找到了一份没有发表过的列宁同志的手稿，这份手稿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初稿。其中有一点是很有意思的。它规定了以下的一项区别原则：在确定不同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时，首先必须估计到这些国家社会构成的特点。应当知道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百分比，在小资产阶级内部还分哪些阶层，等等。列宁举例说，假定在一个国家里无产阶级占51%，小资产阶级占40%，而资本家占9%，在另一个国家里，无产阶级占20%，小资产阶级占75%，而资本家占5%。这样，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势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再注意一下，在小资产阶级队伍中阶层划分的情况也具有不同的性质，例如，在上述第二个例子中，30%是贫农，30%是中农，15%是富农，那就还必须更加确切地明确这种或那种形势的特点。如果说在上述第二种情况下，社会构成大致跟俄国革命发展的基础相适应，那么相反，在第一种情况下则是无产阶级占明显优势的国家，比方说象德国那样。
　　同志们，你们可以看到，首先必须进行起码的社会分析。迄今为止，我们不是在所有地方都学会了做这项准备工作。例如，我们曾以为，美国、保加利亚和德国在这方面的条件相同。永远不应忘记，正确政策的前提是学会区别和估计这个或那个环境的特点，这个或那个国家的特殊性质。
　　我应当惭愧地说，我曾经遇到这样的“领袖”，当有人问他：你们国家有多少农民，他困惑地回答：我不能确切地告诉您这一点。
　　我说的这位同志还是出生于农民人口众多的国家，是从工会反对派中加入党的。瞧，对于这样一个起码的同时也是重要的问题，我们中间有些人竞不能加以回答。关于布尔什维克化的任何提纲在这里都无济于事。这样的人不配称为布尔什维克。让他们先学一学自己国家的社会统计，不然关于布尔什维克化的提纲对他们来说就会成为百思不解的东西。如果你们不知道自己国家的社会构成和力量对比的数字，那你们就不要装成布尔什维克。你们顶多只能是工人阶级的勇敢的战士，但是根本谈不上领导革命，谈不上争取农民并把他们吸引到自己方面来。
　　现在要讨论的不是一般地说布尔什维克是什么的问题，而是在目前时期，即世界革命速度延缓时期的具体条件下布尔什维克是什么的问题。在今年1月通过的我们兄弟的德国党中央委员会的提纲中有一个精辟的地方，我给大家念一下。那里说：“正是在这样的时期（发展速度延缓的时期）里，每个共产党人应当意识到对每个行动，每个言论所负的全部责任。对一切改良主义领袖们的批判分析要有具体性、正确性和尖锐性，要有大无畏精神、强烈的仇恨和明智的冷静，对一切具有不同思想的工人们要耐心和极大的耐心；要有组织才能，把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吸收到工会中来，阻便加强共产党人的影响；要善于简单明确地，符合实际地，书面地解释所发生的情况，克服各种行会庸俗习气——这就是党在这样的时期里向每个党员提出的要求。”我认为这段表述是很好的。目前，所有这些品质确实是我们特别需要的。当列宁写《怎么办》这部“布尔什维主义的圣经”、奠定了布尔什维主义基础的书时，俄国工人运动正处在发展的幼年时期。当时列宁就包罗了全部任务的内容，指出我们既应当为争取增加每个戈比的工资而斗争，也应当为争取达到我们的最终目的而斗争。除了细小的日常的工作以外，还要为实现我们伟大的目标而努力——这就是我们的任务；它既包括为细小的改革而进行的斗争，也包括准备工作，选择时机和实行武装起义以及巩周工人阶级业已夺得的政权。
　　同志们，应当确认，目前我们的许多党正处在研究战前时期的布尔什维主义对它们来说特别重要的时期。当然，我们在1917年后取得的经验仍旧是全世界各党的真正宝库。然而，我们有些党现在正进入这样的斗争和发展时期，即掌握1917年前时期布尔什维主义的政策、策略和组织原则具有更重大的意义。
　　无论在工会领域里，还是在农民和殖民地工作领域里，我们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就。我觉得在农村中开始进行工作是特别重要的事。然而，应当把自发的农民运动同在农村中的有计划的工作、共产主义的首倡精神区别开来。自发的农民运动在各国都有，而且往往是不通过共产党人的首创精神和工作而产生的。也有相反的情形：有些国家已经有了在农民中进行共产主义工作的萌芽，但还没有自发的农民运动。共产国际对这些争取农民群众的初步尝试寄予很大的希望。应当说，坚冰终究会打碎的。我们正在从言论走向行动。我要提醒大家关于法国共产党的一些农民代表会议。德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德国共产党也正在进行这类事先的准备工作。还应当指出意大利共产党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在捷克斯洛伐克也可以看到为在农民中进行有计划的工作奠定基础的尝试。
　　现在，柏林、汉堡和其他城市的工人们常常利用星期日去访问农村。他们坐着载货车去郊区农村，在那里散发党的出版物，同农民一起开会，等等。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也这样做过。在1917年前，俄国共产党曾是“城市的”党。只有在1917年，她才深入到农村去。之所以能够这样做首先是由于工人们派代表团到农村去；他们到那里去的费用是通过在自己的企业中募捐的办法得到的。
　　既然这项工作已经开始，概括这项工作的口号具有重大的意义。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所理解和解释的“工农政府”就是这样的口号。在还没有实行这一口号的地方，现在就应当通过广泛宣传的办法提出来。只是因为布兰德勒和拉狄克使这一口号威信扫地而加以拒绝，这是错误的。这一情况决不说明要反对这个口号，因为布兰德勒和拉狄克企图使我们的所有口号都威信扫地。布兰德勒未曾把一个农民吸引到我们方面来，但是他却使这个口号威信扫地——这是他的拿手好戏。我们刚除了把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以外，要竭力使这一口号普及并用革命的精神来加以解释。
　　现在来谈一谈统一战线的策略。这个策略不仅同布尔什维克化不矛盾，而且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这个策略就不可能有布尔什维克化。布尔什维克首先是群众工作者。但是要成为一个群众工作者，必须持续不断地向工人群众保持联系，其中也包括同社会民主党工人和无党派工人保持联系。
　　同志们！我认为，我们只是刚刚开始在正确地实行统一战线的策略。当英国发生巨大的社会变动时，当一个又一个的工会把统一战线的问题列入讨论的议题时，在这样的时期里，实行统一战线策略应当是毫不含糊的、坚定不移的、革命的和布尔什维克式的。
　　再简短地来淡一谈关于各党在对工人斗争实行日常领导时必然提出的局部要求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属于布尔什维克化范畴的。
　　不要以为似乎我们认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改革的时期；我们清楚地懂得，革命发展延缓的时期决不会促进改革的进行。以为阶级矛盾尖锐化的速度延缓和阶级斗争不甚尖锐就等于改革的繁荣，那是根本错误的。
　　这样的时期不是有利于改革，而是有利于改良主义。我们这里现在开始出现“右倾病”。相反，我们不会看到什么重大的改革。
　　难道你们认为我们可以从现时的资产阶级那里得到改革吗？
　　我并不这样认为。但这决不等于说，我们应当根据这一点放弃提出局部的要求。改革是革命斗争的副产品。当斗争减弱时，改良主义的幻想就增长了，但决不是真正改革的繁荣。而我们毕竟还应当提出局部的要求。正是在目前这样的时期里，我们必须实行正确的、合理的、有计划的、经过周密考虑的局部要求的策略，然而不离开革命斗争的格局，不是用改良主义的清水来稀释布尔什维克化。我们应当始终如一地把普通工人从日常的细小问题提高到时代的大问题的水平上来。我们应当清楚地向他们证明，通过他们亲身经历的事实使他们相信：通过细小的要求是不可能摆脱贫困处境的。因此，正是在目前的时期里局部要求是我们策略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七、共产国际内“右倾病”的危险性


　　我事先预料到，在我们公开承认德国不存在直接革命形势之后，结果必然会出现对我们真正看法的各种曲解和歪曲。右的倾向将会增长。对布尔什维主义从来没有任何概念的一些“共产党人”曾经认为，革命必定会在两三年内发生；如果在最近时期内没有发生，那么最好还是到社会民主党人那里去！这些英雄们现在会对我们说：瞧，我们是正确的。“极左派”就会转向右派，正象博尔迪加同志那里发生的情况一样。
　　博尔迪加同志的情况是说明我上面所说的情形的极有救益的例子。同志们，请读一读博尔迪加现在写的东西，研究一下他的“世界观”，考虑一下是什么东西促使他转变的。转变的根源是博尔迪加不能理解共产党在革命发展速度延缓时期里的作用，是他不能理解日常的、细小的、同时也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工作在这个时期里的意义，是他不善于找到统一战线策略，局部要求等等在我们伟大的通向最终目标的整个活动中的联系。这就是他从极左派跳到右派的原因所在（但愿这毕竟是暂时的，但愿他还会回到共产国际的立场上来）。
　　但是我们这里还有一些更危险的右派，他们现在建议我们急剧转弯并实行“新的”策略。上面我已引用了可以作为正确理解布尔什维克化的典范的一个文件。现在我要从捷克斯洛伐克党的生活中引用一下完全另一种见解，以表明不应这样来理解布尔什维克化。我要申明一下，我引用选段引文决不是想事先确定将在这里向我们提出自己报告的捷克委员会的决议。我既不想涉及捷克共产党内在组织路线上进行的斗争，也不想涉及关于中央委员会人员问题以及右派和左派之间的斗争。
　　值得称赞的是，布隆的同志们给我们带来了捷克共产党内意见分歧的刊印的提纲。那里有许多毫无意义的东西，有许多关于私人磨擦等的细枝末节，这一点将在另外的地方来谈。总之，不管捷克斯洛伐克党内斗争的结局如何，我想向你们表明，迄今为止我们这里还有这样的共产党人。布隆的同志们在备忘录的前言中指出，布隆在第二国际中还起着巨大的作用。我不打算对布隆工人们的革命过去提出怀疑，但我只想说一点，布隆的同志们应当把自己领导人中间的某些人送到列宁主义的学校去学习，然后再考虑他们是否适合当领导人。在这份提纲中有一章叫《革命方针》，那里把反对物价高涨的示威游行同革命完全混淆起来。
　　那里这样说：

　　“例如，所谓的左派要求我们在布隆，在我们只能以二百名工人对抗大批警察队伍的地方也要投入冲突，并在这种情况下要我们不考虑这将会使我们付出血的代价。”

　　接着我们可以读到：

　　“在所谓的左派同志们中有人认为，我们应当不断地‘进行革命’。
　　我们则认为，共产党的任务不在于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发动革命，而仅仅在于正确地利用现有的革命运动并将它进行到底。
　　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提纲在我们这里远未贯彻，而十分重要的是，捷克共产党现在的中央对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提纲迟迟未能清楚理解。派鼓动宣传员带着发动日新月异的革命的指令到工人们那里击，这种做法是属于我们上面所描述的那种幻想家政策领域的，其程度不亚于认为某个时代的革命性似乎可以根据饥饿者示威游行期间被打碎的窗玻璃多少来加以判断的幼稚观念。在反物价高涨的示威游行期间，根据中央的命令去砸烂店铺是同饥饿群众根据上层领导的告诫去砸烂店铺截然不同的。前者会由于浪漫行为而作出巨大牺牲，而后者则是革命时代的真实征兆。”

　　没有什么好说的，妙极啦！不过我不了解，砸碎玻璃竟是“富于牺牲的浪漫行为”。
　　同志们，这里应当坦率地说，社会民主党对每句话都是会竖起长长的驴耳朵来的。请考虑一下，人们竟要求可怜的布隆人日甚一日地“进行革命”，而且是以这样一种可怕的方式：反对物价高涨的示威游行要去砸碎玻璃。这真是无法让我们对布隆工人们有这样一批聪明人而表示祝贺。在这些作品的前言中，我们还听到一种抱怨，强迫布隆工人们派只是由工人组成的代表团到莫斯科去，说什么抱着“有意事先取消”理论家的隐秘愿望。那里还表示担心，被派去的工人能不能以必要的明确性和充足的理论根据向共产国际叙述必要的一切。根据这一点，我们有幸接到上述带有出色“理论”见解的备忘录。（笑声。）
　　老实说，我是坚定不移地宁愿同按照提纲作者的意见那些没有理论素养来同我们进行讨论的布隆工人们交谈，而不愿同撰写这些作品的“理论家们”交谈。假如他们对此有所耳闻，那么他们会对只是谈论浪漫行为而感到不满的，而他们想必会说，那就该转到社会民主党那里去吧！（笑声。）
　　同志们，我们应当事先预见到这种“转变”，并立即给予这些同志以反击。的确，在西欧目前不存在直接革命的形势。但是，难道根据这一点应当放弃布尔什维主义，向社会民主党作出让步，在反对物价高涨的示威游行和革命之间划上等号吗？恰恰相反，正因为我们处于困难的时期，有人无法应付，有人疲惫不堪，而社会民主党正在抬头——正因为这样，我们特别需要实行有目的的，坚定不移的，毫不含糊的自己的路线，我们特别需要成为毫不调和的布尔什维克。就让布隆工人们牢牢记住这一点吧！
　　同志们，我们现在为各党制定的道路决不会导致延缓布尔什维克化的速度，相反，它意味着加速我们各兄弟党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正是会从困难的、成效较少的形势下看到自己的真正性质。列宁同志曾经不断地强调这一点。一旦革命重新走向高潮，特别是取得胜利，一批又一批革命者队伍就会涌向我们。1920年，当德国出现革命形势时，我们在这个大厅里见到克里斯平和迪特曼先生，一旦革命取得胜利，会有许多人，甚至资产阶级分子转到我们这方面来：资产阶级军官加入红军，等等。当工人阶级取得胜利时情况常常是这样。正是在目前，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使我们的党成为布尔什维克党，正是在目前比较沉寂的时期，重要的是使它们具有列宁主义的精神。
　　我还想简短地谈一谈党的领导人问题。诚然，在党组织领导人的会议上提出挑选领导人的问题，有时是很微妙的事情。但事情不在于问题的主观方面，不在于对个别人的评价上，而在于客观地对待问题的态度上，这也是布尔什维克化事业上的整整一章。
　　在布隆的创作成果中，有这样一个地方：

　　“为了取得胜利，或许不仅需要将军的斗争意志，而且首先需要群众的斗争意志。”

　　这是伟大的发明，具有深刻理论意义的哲理！遗憾的倒是，我们无幸在这里见到这些布隆的“理论家”，我们因此受到莫大损失。
　　不过现在不要开玩笑。
　　在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之后，有两篇在一定意义上说很有意思的文章，可惜至今还没有刊登出来。一篇是塔尔海默写的，另一篇是克雷比赫写的。说实在的，这两篇文章的作者是站在同一个立场上的。两篇文章都是否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路线的。其中一位作者现在仍象过去一样说他绝对同意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但同时他忘记了一件真正的小事：上面所说的他的文章则是直接反对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的。我不来全面地谈论这些文章，我只想对其中讲到领导问题的那部分来谈一谈。
　　两篇文章的作者把挑选领袖象挑选“没有写满字的白纸”一样的新理论和新实践归咎于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用他们的话说，许多旧的领导人被解除了党组织的领导，由一些被他们认为是“没有写满字的白纸”的新手来代替。新手们只会听莫斯科的意见行事，只会照他们的命令办事，准备在他们提示的所有文件上签字。同志们，你们自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十分恶毒的攻击。这种论战毫无原则性，但它毒化了政治空气。
　　我们应当在这里具体地谈一谈这个问题。请问，上层领导不更新，不经常地从新的阶层中吸收新鲜的力量来加以更新，这种情况难道能够想象吗？我要回答说，不能想象。那些硬说我们不善于重视富有政治经验的旧领袖的人究竟对不对呢？丝毫不能认为他们是对的。丝毫不能！我们所有的政党几乎都是从第二国际内部产生的。俄国党的情况也是这样，直到1918年它一直叫社会民主工党。我们也曾加入第二国际。我们清楚地知道，社会民主党人一夜之间是不能成为布尔什维克的。每一个领袖都经过或多或少长期发展的过程。我们大家都知道，从社会民主党转到我们这边来的同志们既有缺点，也有优点，他们的长处往往在于他们积累的政治经验。我们中间谁也没有想到会说，必须抛弃旧的领袖。相反，每个持客观态度的观察者都应当承认，我们对旧的领袖表现了极大的耐心；例如，在法国党内，我们力所能及地来使他们留在自己的队伍里。每当我们得以做到这一点时，我们始终感到高兴。我们在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做的。
　　是否应该据此得出结论，我们比较老的工作人员——我也把自己列在其中——就应当十分挑剔，以致一切都亲自去做，让青年人等待着。决不是。但也不应对年轻领袖阿谀奉承。我们坦率地说，他们在政治上有许多缺点，他们需要自我完善和进行学习。我们始终对他们说：“要使自己布尔什维克化，要加强自我修养。”年轻人是理解我们的。我们需要某种合金，即老一辈的优秀代表同战后时期成长起来的新一辈的有才华的代表的有机结合。我们无论如何需要这种结合。但是，不是任何一块锈铁都可以用来合金的，——这一点任何人都会同意。列宁同志曾经开玩笑地说过：“人一过五十岁，就必定是机会主义者”，因此得出结论说，超过50岁的领袖，就得归档了。我们有时同意他的看法，但要求对他本人例外。然而，很可能在许多场合还要例外。但愿事情如此。如若有人停滞不前，以致视而不见新时代的清新气流，那就让他靠边站吧！但是党的上层领导问题只能通过有机结合的办法来解决，以便实现新老两辈代表的党的领导。
　　“白纸”论完全歪曲了问题的实质。这一理论的发明者把事情描绘成这样：似乎在我们这里挑选新的中央委员会取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的情绪和专横。实际上，当然不是这样。更换领袖的原因要深邃得多。这还是在共产国际诞生之时就出现的。第三国际是从第二国际内部产生的，这一情况造成了本身的后果。即使从许多同志不得不同过去自己身上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进行斗争这一点便可以看出。让那些教训我们要怜惜旧领袖的人，自己去领受这些教训吧！决不能责备我们对老的工作人员缺乏耐心。我们对捷克斯洛伐克党、法国党、德国党、意大利党以及所有我们的兄弟党的许多同志都极其广泛地表现了耐心。如果说我们应当受到某种责备，那么决不是轻率地抛弃老的党员同志。正如责备我们把领导权交给那些准备在交给他们的任何文件上签字的人一样，都是不公正的和完全不应该的。
　　由此可见，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担心在工人群众面前提出领导干部的问题。列宁同志是从来不怕公开提出问题的。同时他还教导我价，没有自觉地奔向一定的目标，充满坚定不移的意志、遵守纪律的领导干部，就没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几十年来，直到1917年，在第二国际各国，人们都谴责列宁的独裁者心理。这是资产阶级和第二国际相当一部分人谴责列宁的最流行的说法之一。大家都向他叫嚷；“你是独裁者，你想要有忠顺的臣民，休想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组织的意志之上。”那时候，列宁还没有被公认为国际无产阶级的领袖。社会民主党也参与了这些叫嚣。而我们知道，没有集中制的、有纪律的领导，无论过去或现在都不可能建立革命的工人政党。
　　在目前时期——革命发展速度延缓的时期，这一原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适用。同志们，因此我们丝毫也不担心提出这个问题。
　　共产国际执委会对问题从来不采取这样的态度：你犯了罪，因此把你打入七层地狱。我们这样说，如果你是机会主义者，我们将同你进行斗争，直到你承认自己的错误。人们常常把事情描绘成这样，似乎我们希望同志们受屈辱，要求他们悔过：“我犯了罪”。我们从不这样要求。克雷比赫在自己的文章中问道：要求犯了错误的人自我侮辱，这是什么习俗啊？他的责备实在是荒谬已极。在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根本谈不上自我侮辱。谁也不曾这样提出过问题。
　　在我们关于各党布尔什维克化的提纲中，有些地方强调了党内民主的必要性。然而，我们需要这种党内民主不是为了机会主义者，不是为了那些要求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批评自由”的人。我们将把这些人当作公然的敌人而与之进行斗争。我们要求批评自由是为了同我们一起在探索革命真理的事业上共同前进的所有同志。
　　在我为青年而写的文章中，如果我没有记错，又是在捷克斯洛伐克，人们认为其中有新的理论。人们认为我们只希望从青年国际中借用领导人。看来，旧的领袖中有人会自问：“难道我也要加入共青团吗？”（笑声。）我们对共青团给以充分的重视。它作出了巨大的功绩，某些方面促进了我们各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在正常的情况下，党教育青年，而不是相反。党应该帮助青年布尔什维克化。总之，请那些认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只希望从青年国际中为党“挑选”领袖的人放心吧！

八、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


　　同志们，我们是把布尔什维克化的整个问题放在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的。什么是列宁主义以及它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丰富了哪些新的结论，这一点我们已在我们的提纲中说得非常详细了。
　　我不得不认为，不是所有同志都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我手头有一份法国同志的声明，他常常开玩笑地把自己称为法国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指的是沙尔·拉波波特。这里说的是他在最近召开的法国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的一段话。1月19日的《人道报》是这样报道这段话的：

　　“拉波波特同志说，许多同志不懂得布尔什维克化的实质所在。”报纸补充说：“他表示遗憾：现在有一种用列宁主义替代马克思主义的倾向。”

　　拉波波特表示遗憾的是有一种“用列宁主义替代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总之，这位法国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我们想用列宁主义来替代马克思主义。不久前，我们从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的嘴里也听到同样的话。阿德勒说，在共产国际内，越来越少地提到马克思主义而越来越多地谈论列宁主义的倾向正在加强。弗里德里希·阿德勒认为这证明我们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当阿德勒讲述这类故事时，我们并不激动。但当我们自已的同志也这样做时，那是十分令人痛心的。然而，应当公开承认，在我们俄国也有个别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表示了与沙尔·拉波波特这位“法国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者”相同的意见。
　　我认为，对于扩大全会来说，问题在哪里是清楚的。全会能理解我们为什么强调列宁的意义。没有马克思，不能设想有列宁。列宁是马克思的学生。列宁主义也就是我们时代的真正的、不受歪曲的马克思主义。在第二国际把马克思主义歪曲得面目全非并开始玷污它的旗帜之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只是通过列宁主义而活着，因此各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应当在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进行。这一点我们在提纲中已经说了。今后无论在理论上或在实践中，我们都将贯彻这一点。我们无论如何不打算抛弃第一国际的光荣传统，甚至第二国际的许多确实宝贵的传统。决不能容忍的是，一个法国共产党人不知道比方说盖得和拉法格，一个俄国布尔什维克只知道普列汉诺夫是个机会主义者而不知道普列汉诺夫曾经是列宁的学生，或者说，一个德国共产党人忘记了社会民主党在其活动的早期、革命时期所作的宝贵贡献。我们决不认为“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的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比现时的社会民主党人逊色。我们也十分珍惜老的波兰民主党革命传统中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并把它看作是极宝贵的历史遗产。关于“斯巴达克”联盟也应当这样说。但是，如果认为所有斯巴达克派都是现成的领袖，连问一问他们对“萨克森”政策或1923年十月事件怎么看都是不应该的，那就根本错了。同志们，这样是不行的。我们不能根据旧的执照给所有斯巴达克派提供分类卡。但无论任何人也都不应该夸耀说：“谢天谢地，我们不是斯巴达克派。”我们会对德国左派独立党人为我们办的好事作出评价的。左派独立党人把群众送到我们党里来。（座位上发出喊声：“完全正确！”）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有严重的弱点，要克服这些缺点只有通过一系列危机才能办到。我们应当学习在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把“斯巴达克”联盟和左派独立党人曾经给我们提供的宝贵的东西结合起来。
　　每一个年轻的工人应当明白，共产主义运动是在前辈们的肩膀上成长壮大的，这些前辈们既有缺点，也有优点。共产国际不是突然出世的。它是站立在以前几代革命家所建筑的地基上的。马克思的最伟大的学生列宁仔细地研究了老一辈革命家的理论和实践，并教育新的一代要尊重为共产国际奠定基础的那些人的历史功绩。列宁始终不渝地向我们指出我们前辈人进行斗争时成功和失败的教训。共产主义不是从1919年，不是从共产国际成立时起才开始的，它有一段较早的、光荣的和内容丰富的历史。应该了解这段历史，研究它，而我们这里往往忽视这种了解和研究。在这方面，革命发展速度延缓也有其好的一面，那就是我们也可以利用资产阶级历史赐给我们的喘息时期。喘息时期对工人阶级来说是有好处的，因此可以利用它来进行深入的自我学习，尽管目前监狱成了我们的大学。但是，通过短训班、党校、小组等等进行的有计划的学习目前具有极重要的意义。我们利用这个喘息时期不仅是为了更加完善地建立我们的组织，而且是为了学习，进行自我修养，我们利用这个喘息时期来使自己造就成真正的共产党人，成为列宁同志所设想的那样的人。这是布尔什维克化的任务之一。
　　总结一下以上所说的。同志们，我们不得不承认一系列令人不很愉快的事实，我们不得不指出我们有许多缺点和不足之处。我们应当正视现实。我们应当承认，关于革命期限的问题需要进一步重新审查。我们过去有时以月来计算，现在我们不得不以年来计算了。
　　我们必须明确地说，在有些国家里目前不存在直接革命的形势。我们应当明白，我们正进入使各党布尔什维克化的长期而顽强工作的阶段。对于我们各个党来说，列宁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我们面临着反对右倾危险的严重斗争。布尔什维克化的口号也是在反右倾斗争中产生的。今后它仍将主要是在反右派斗争的标志下进行的，当然也反对极左派，反对有些地方开始威胁着我们的颓废现象。只要指出布隆的例子就够了。可能在其他国家里也会出现这类现象。这在目前由于革命发展速度延缓是应当预料得到的。在我们许多党内，多数群众是从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转到我们这边来的。这个情况及其后果现在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捷克斯洛伐克，那里73%的党员过去是社会民主党党员。我想，德国党内的百分比也是这样。在其他许多党内，我们也看到这种情况。当然，我们可以引为自豪的是，我们正在击败社会民主党，把工人从他们那里夺取过来。我们今后还要把工人从他们那里夺过来。但单是把他们吸引到我们这方面来还是不够的。应当对这些工人重新进行教育，使他们成为革命者，成为真正的列宁主义者、布尔什维克。
　　革命的速度延缓了。但是不应当从这一事实中为我们自身的错误和缺点，为我们思想上的惰性寻找辩护或解释的理由，为还没有根除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寻找辩护的理由。从社会民主党转到共产党方面来的工人们是些优秀的无产者。而布隆的工人们大概99%是忠于共产主义和共产国际的。但那些实际上还是社会民主党人并把砸窗玻璃和革命混为一谈的人们把他们引入了歧途。应当说，如果我们不得不“砸烂”这些机会主义者的“两块窗玻璃”，那我们是很乐于这样做的。
　　同志们，最后我还应当说一下。我们的路线总的说来仍像过去一样是忠于我们的事业的，我们自己也仍像过去一样，适应新的形势，依然忠于马克思主义，这远不是机会主义。通向胜利的道路还很遥远。世界革命的道路是漫长的。过去我们曾以为，再过五年我们就能达到目的。但我们一上路，就很快明白，这条路要比我们原来想象的坎坷和艰难得多。我们必须排除乱石、铲除树桩，克服一个又一个的障碍，有时需要退却，“便作新的跳跃。我们相信，我们面前还有更大的困难需要去克服。好吧，那就去克服吧！
　　而道路的方向仍象过去一样，我们的意志是不可动摇的，也象我们的伟大目标不可动摇一样。我们一定能够排除横在我们道路上的乱石和树桩，我们一定能够为自己扫清道路，我们一定能够达到使我们的整个斗争充满深刻涵义和美好内容的目标。我们一定能够实现共产主义。（暴风雨般的掌声。）

译自《共产国际执委会大全会(1926年3月21日一4月6日)速记记录》，1925年俄文版第33-80页
录入自〔俄〕季诺维也夫《论共产国际》（人民出版社，1988）




[1] 《列宁选集》第4卷第467-468页。

[2] 瓦尔加同志是从事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状况的研究工作的，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描述了某些地方出现的资本主义暂时稳定的现象。

[3] 《列宁选集》第2卷第835、836-838页。

[4] 《列宁选集》第4卷第674页。

感谢 Earblt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