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季诺维也夫

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与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任务(摘录)

——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的总结
季诺维也夫

(1925年4月)


  〔说明〕这是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全苏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总结的报告全文,并根据季诺维也夫同志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同一题目的报告作了补充。——原编者注


一、资本主义稳定的性质


共产国际和我国革命发展中的平行现象


  同志们!如果你们注意一下共产国际的全部活动,你们就会相信,共产国际历史上的转折点几乎每次都是与我党历史上的转折点同时出现的。可以毫不怀疑地认为,在共产国际和我国革命发展中存在着某种平行现象。大家记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共产国际成立一周年前夕写的文章。他当时谈到共产国际正在凯歌行进,夺取一个又一个的阵地,而同时伴随而来的是我国革命也迅速取得成就。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正遇上我们向华沙进军,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平息喀琅施塔得叛乱后召开的,而我们党制定的策略给它的决议留下了深刻烙印。第四次代表大会是在开始对新经济政策进行初步总结时召开的,我们的国际政策又。
  同俄国共产党的政策结合了起来。第五次代表大会对我们党内的争论进行了—定的总结。而我们的党内危机每一次又都是与我国革命历史上的某种危机或半危机同时出现。
  目前,我们又看到类似的平行现象。不久前结束的、按实质说具有代表大会意义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通过的决议是同我们国家的总的政治形势密切联系着的。如果回想一下共产国际正是在苏联无产阶级革命最初胜利的进程中诞生和壮大的,那么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说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只占地球的1/6,那么在共产国际中俄国革命的比重无疑要大得多,其原因无需加以说明。正因为如此,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上通过的决议,不仅对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且对于领导着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政党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国际和它的基地


  在第二国际和一系列资产阶级国家的活动中同样也可以看到这类平行现象。资产阶级上升时,第二国际也上升。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稳定时,第二国际也稳定。很难说,第二国际现在同哪个国家联系最密切,而哪个国家最能体现它的政策。在麦克唐纳执政的时期,我们都倾向于认为,莫斯科是第三国际的中心,而伦敦是第二国际的中心。然而,事变的进程表明情况并非如此。
  在英国广大工人群众中出现的并导致工联与苏联工会接近的急剧向左转,无疑标志着第二国际在英国的作用的削弱。现在已经不能说,伦敦是第二国际的代表,英国工人运动是它的基地。
  如果这里需要证明的话,那么最近一些日子提供的证据是很多很多的。在不久前召开的独立工党代表会议,即在某种程度上是工党左翼的麦克唐纳党的代表会议上,事态发展到了使麦克唐纳简直要垮台的地步。单就强加于共产国际的伪造的所谓“季诺维也夫的信”这一轰动事件所进行的投票表决在这方面就很具有表征意义。作为该党领袖和领导人的麦克唐纳在这个问题上处于少数,261票赞成,286票反对。事态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致英国最大的报纸《晨邮报》最近几天来预言将由麦克唐纳和托马斯来成立不要共产党人的新的工党。报纸这样嘲弄他们,说工党受独立工党的控制,而独立工党实际上受一批公开或非公开加入该党的共产党人控制,麦克唐纳和托马斯只有一条出路:成立新党。我不知道,事情是否会弄到象《晨邮报》预言的那样成立新党的地步,但是人们已经开始在谈论这件事,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不久前,在复活节时,麦克唐纳提出了自己的计划,来对抗英苏工会的接近。他提出英德接近的思想,理由是欧洲工人运动的中心毕竟还在德国。
  在第二国际执委会不久前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对执委会今后应在哪里开会的问题进行了有趣的争论。这场争论充满着一些耸人听闻的事件,最后投票表决,只以两票的多数赞成德国。诚然,在这里表述方式也是温和的:在通过的决议中只是说第二国际执委会的工作地点迁往“说德语的”国家。他们不敢直截了当地说迁往德国。单是根据这一事实就可以说,英国现在不是第二国际的主要国家,伦敦已不象莫斯科代表第三国际那样代表第二国际了。很可能我们正面临着这样的时代,不得不重新认为德国是第二国际的国家。

敌人怎样改变我们的决议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制定新的路线。同志们,大家知道,执委会上次全会相当清楚地确认自第三次代表大会,即1921年以来已经多少比较明显地展现出来的形势。就是说,全会表述了我们对国际革命速度延缓的态度并指出资本主义处于局部稳定的状况。对于许多人来说,我们关于资本主义稳定的决议和说法即使不是出乎意料的,也是相当令人不快的。决议和说法听起来很刺耳。然而必须这样说,因为共产主义运动从来没有从幻想和自我欺骗中得到过好处。在1923年,当德国革命形势尖锐化的时候,共产主义运动把自己的全部影响孤注一掷,那时是正确的;随后,它等待了一年——一年半,正如我们1905年时在俄国等待一样,指望直接革命的形势迅速恢复起来,那时也是正确的。
  当1925年,在量变转向质变的过程中,共产主义运动得出结论说,1923年时德国具备直接革命的形势,而目前则不具备这样的形势,那也同样是正确的。我不打算重复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上作的报告。我也不打算引用关于世界经济的一些数字资料,这些资料我们曾经进行过全面的分析,以便弄清某些国家里资本主义结合的程度。我想一些基本的事实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只说一点,不出所料,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关于资本主义局部稳定的说法现在已经得到资本主义和社会民主党报刊的赞同,并被“广义地”解释为:世界革命已从日程上取消,世界革命的前景已经消失。敌人营垒进行了一点“小小的”伪造。我们说的是局部稳定,他们把“局部”一词省略了。我们说的是没有直接革命的形势,他们把“直接”一词勾掉了。这样一来,结果是没有任何革命形势,有的是资本主义的全面结合,全面稳定。就让他们去自我安慰吧!

经济稳定的限界。法国的例子


  自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以来还只有相当短的一段时间——还不到一个月,然而已经有几件重要事实,使我们现在有可能具体地来解释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的思想,有可能来说明资本主义局部稳定的限界和程度。只过了两三个星期,法国、保加利亚和德国就发生了极其重大的事件。我将简略地谈一谈这些事件。
  为了判断经济稳定的限界,我们最好拿法国来做实例。而要判断政治稳定的限界,我们可以根据最近几天来保加利亚和德国向我们提供的例子。
  近日来法国发生了严重的政府危机,危机的结局对于左翼集用来说是比较有利的:赫里欧和本列韦只是调换了职位。我们知道,法国是个具有长期议会传统的国家,因此这类危机在那里是非常之多的。但是,目前政府危机的特点在于,它不是杯水中的风浪,不是通常的议会计谋引起的,而具有深刻的经济内幕。它与其他危机不同,是由于经济中枢、经济裂痕而出现的。左翼集团的矛盾你们知道得很清楚,我不来详细地谈论了。在现时的法国,究竟是由于什么原因直接发生议会政府危机的呢?是由于金融政策问题。法国是帝国主义战争中的战胜国,直到目前为止没有失业现象,近年来大工业有所发展。然而,目前她也陷于严重的经济绝境。情况已经到了所谓通货膨胀的地步,必须靠滥发纸币的办法来挽救局面。这对资产阶级的安宁是个严重的威胁,这个威胁立即引起资产阶级广大阶层中的力量的重新配置。为什么呢?因为一听到“通货膨胀”这个词,法国资产阶级就想到1923年德国的情景,在它的脑海中就浮现出1923年德国的具有许多明显革命特征的危机的幽灵。要知道,德国1923年的情况是:金融崩溃、经济萧条、大量发行纸币、失业、通货膨胀,等等。我们看到,在欧洲最富裕的国家,在战胜国,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后就发生了严重的政府危机,而且恰恰是由于经济裂痕而引起的,使全国笼罩着金融危机的阴影。
  目前法国的局势虽已有了出路。但是不应忘记,法国现在有240亿赤字。诚然,她目前还勉强能够“摆脱”,她试图以发行40亿法郎的纸币来弥补这一亏空(这也是引起政府危机的缘由),但是毕竟还留下200亿赤字。如果说每40亿就要发生政府危机,那么这笔赤字足够发生五次这样的危机,而且每次危机无疑会越来越加剧,越来越尖锐。我再重复说一遍,法国发生的情况是很具有表征意义的。而法国是战胜国,是富裕国家,并不受协约国的制约,并不是凡尔赛和约的客体,而是它的主体。因此在法国现在没有直接革命的形势,这里只有某种“稳定”,但是你们从这个例子中也可以看到经济方面这种稳定的限界。当然,形势不会在几十星期内,也不会在几个月内最终弄清,但是稳定的限界由于目前日趋成熟的经济危机而十分明显。

政治稳定的限界。保加利亚和德国的例子


  现在来谈一谈政治方面的稳定。我觉得,保加利亚,特别是德国发生的事件也给我们提供了我们不得不承认的目前政治稳定的限界的明确观念。
  我们不知道,保加利亚发生的事件最后怎样结束,但是那里的形势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不仅保加利亚的地主和资本家企图掐住“本国”工农的喉咙,而且有可能在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之间发生武装冲突。关于这一点,国际舆论界已有所议论。诚然,武装冲突没有发生,但已经接近于此。记得1914年战争爆发前夕形势的人都知道,巴尔干是充满能够引起世界大战的武装冲突的极大可能性的地区。而巴尔干地区目前的形势绝不能证明资本主义阵营在政治上是安宁的。
  现在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人们企图(诚然,这些企图最近几天来有所减弱)把索菲亚发生的事件归咎于我们,归咎于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骇人听闻的责备是毫无根据的,这迫使谴责者不得不步步退却。在最初的日子里,立宪民主党的报纸《方向盘》打破了记录,硬说“他们”即布尔什维克故意地在共产国际扩大会议上制造稳定,为的是转移视线,安抚国际资产阶级,而本身却在这时准备在索菲亚制造爆炸。不言而喻,这种谎言是没有人相信的。爆炸事件是保加利亚,甚至是巴尔干地区的社会环境造成的。全部问题在于,在保加利亚这样一个农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里,不可能违背绝大多数工农的利益而进行统治。
  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结束后仅仅过了两个星期。在政治方面,巴尔干地区的形势表明,那里发生的斗争几乎直接提出了爆发新战争的可能性问题。无论如何,眼下正在酝酿可能引起全世界反响的事件。目前发生的事件可能导致象保加利亚这样一个巴尔干地区的重要国家里阶级关系的尖锐化,导致这个国家里内战的加剧。

德国和兴登堡


  同志们,德国最近发生的事件,选举兴登堡当德国的总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要先向你们简单介绍一下党内的情况。
  德国的第二轮选举正是在德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时进行的。我们非常清楚,德国正在发生何等重要的政治事件。我们一致决定,必须让党亲自就地解决问题,但是我们坚定不移地劝告德国共产党公开向社会民主党提出建议在复选中支持它的候选人,如果社会民主党不撤销自己的候选人的话。在初选后,社会民主党人立即撤销了布劳恩的候选资格,尽管他们得到了800万张选票,而天主教中央党的候选人马克斯只拥有300万张选票。社会民主党人撤销了自己的候选人并决定动员整个德国来投马克斯的票,以此为布劳恩取得普鲁士首相的职位。这样一来,在复选时只留下3个候选人(台尔曼、马克斯和兴登堡)。右翼集团玩弄了非常高明的计巧,他们不是在初选时,而是在复进时提出兴登堡为候选人,这样就把全部牌都弄乱了。
  初选的结果是这样的:“黑帮危险”(象我们以往所说的那样)已不存在,因为情况表明,即使在共产党人提出自己单独候选人的情况下,右翼集团也只是少数。但是,右翼集团提出了兴登堡,动员了300万新的选民,其中多数是妇女,从而出现了新的局面。
  我们担心,共产党人的选票会在复选中被溶化,我们得到的将不是180万,而是100万。看来,这些选票没有被溶化,据选举结果统计表明,在萨克森,一些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投了台尔曼的票,以抗议社会民主党人提出马克斯作为候选人一事。应当补充一点,“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包括一部分社会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成员反对社会民主党支持资产阶级候选人。这说明不仅共产党的工人,而且社会党的工人都没有心理上的准备投马克斯的票。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我想就投我们党的选票数目问题说几句。有些同志不无理由地感到奇怪,为什么共产党在国会选举时得到260万张选票,而现在只得到180万张选票。这个情况在很大程度上(现在可以证明这一点)是由于,工人群众在选举总统时的心理状态与选举代表时的心理状态有所不同。我们知道,在市政选举时工人们的反应与议会选举时不同,而工厂委员会选举又不同于总统选举。例如在美国的总统选举或象芬兰这样一个小国的总统选举中,我们看到以下的情形;工人们事先知道,他们的总统候选人不会被选上,因此参加这种选举的人数要比参加议会选举的人数更少,因为在议会选举时他们指望能通过一两个候选人。选票不足的原因就在于此。
  昨天,我接到关于目前在德国进行的工厂委员会选举的报告!
  这项选举目前正处在高潮。统计表明,在一系列地区的企业中,投共产党员的选票有所增加。根据这些初步的材料来判断,可以预言,在德国在选举工厂委员会时,共产党人得到的选票将大大超过180万。精确的统计是困难的,因为在有些地方,候选人名单是与社会民主党人台在一起的。但是,根据我们现有的材料来看,显然在工厂委员会的选举中,共产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只会增长,不会降低。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同志们,现在来谈一谈问题的政治方面。我已说过,选举兴登堡也是对我们关于稳定的论点的重要历史说明。这个论点完全成立,不可能被这个或那个国家的个别一些事件所动摇。局部稳定是事实,它将延续一段时间,或许几年;然而,对于这种稳定的限界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做出判断,即使根据象德国的总统选举这样的事件也行。
  由于德国总统选举的结果,目前出现了世界性的孟什维主义对共产党人的进攻。社会民主党人用各种语言在全世界叫嚷说,兴登堡当选的过错完全在于共产党人。我想举一个历史上的例子,以便说明社会党人在类似场合下是怎么干的。1913年在法国进行了总统选举;有两个候选人进行竞争:一个是彭加勒,当时任内阁总理,另一个是巴姆斯,他当时任彭加勒内阁中的农业部长。巴姆斯被认为比彭加勒更左,更激进。在彭加勒和巴姆斯之间的政治色彩的差异大致象兴登堡和马克斯之间的差异一样。当时法国的竞选斗争异常激烈。与德国的选举不同,法国的选举不是通过人民直接投票的方式,而是根据法国的宪法,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联席会议上进行的。投票结果如下:彭加勒和巴姆斯得票几乎相等。彭加勒总共只多得13票。那时社会党党团共有70票。社会党的候选人是瓦扬。社会党人也投了瓦扬的票,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这样做是对彭加勒当选有利的。当时对选举结果没有任何怀疑,没有进行秘密投票,而且过去通常采用的预选投票,这一次也取消了。而当时参加第二国际的法国社会党绝不是布尔什维克式的党,是由饶勒斯、瓦扬、盖得这样的人领导的,他们一致决定:我们既不投彭加勒的票,也不投巴姆斯的票,而是投自己候选人的票。那时在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之间还没有象现在那样的公开的亲密关系。那时还不可能有象我们不久前看到的那种勾结:你给布劳恩一个部长的职位,我就把800万工人的选票投给你的基督教党的候选人;说什么我甚至不想让自己接近这个政治堡垒,说什么我只有一个选择——在资产阶级的这一翼或资产阶级的另一翼之间选择。龚帕斯的政策现在成了整个第二国际的政策。现在当人们非难我们的时候,提醒一下这件事并不为过。

兴登堡当选的政治意义


  兴登堡当选这件事的意义是巨大的。对它不应估计过高。但是事实毕竟存在,即德国经过几年的内战之后几乎有150万人投了兴登堡的票。这是德国选民的半数。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不应对这种征兆估计不足。德国大部分选民与其说是投了兴登堡的票,不如说是为了对凡尔赛和约的报复,对我们所不理解的那种屈辱(因为我国除了布列斯特和约的短短时期以外没有经历这样的情况)的报复,这种屈辱在德国引起了最广泛的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怒和不满。很可能,极大部分选民与其说是投了兴登堡的票,不如说是为了反对协约国,反对法国和英国的资本主义。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
  这里又出现某种历史的类似现象。如果我没有记错,在巴黎公社被镇压后,在1875年法国也进行了一次总统选举。
  在议会中确立共和制(1875年)是多数一致同意的,而麦克马洪是在“不要共和党人的共和国”的口号下当选总统的。现在德国发生的情况有点类似。人们选举这样一个共和国总统,他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不要共和党人的共和国”,因为兴登堡的共和国是没有共和党人的共和国。当然,在1875年法国的情况与1925年德国的情况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就在于,当时法国工人阶级遭到摧残,被淹没在巴黎的血泊中(那里没有一户工人家庭不遭受牺牲的),因此工人运动完全陷于沉寂。而德国现在有强大的工人阶级,虽然在战斗中已弄得精疲力竭,经受了几次巨大的失败,但还没有投入最终的战斗;1500万德国工人还没有说出自己的最后一言;而在德国周围,在德国境外都是一些工人运动规模巨大的国家,我们看到不仅在德国阶级斗争在日益增长。共产国际各党越来越深入人心地赢得了工人阶级。差别就在于此,但是类似之处也是完全确实的:德国现在就象法国巴黎公社失败后的情况一样,事情在沿着通向“不要共和党人的共和国”口号的轨道上滑行。
  兴登堡当选的直接后果将会是怎样的呢?现在还很难完全预见,然而十分明显的是,这将在德国内部加剧和加深政治矛盾的发展。目前正在大肆宣传反对共产党人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很快就会同兴登堡妥协。在战争年代里他们把他捧在手中,他们是最后一批宣告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人。威尔斯辈和谢德曼辈很快会同兴登堡妥协。但是并不等于说,德国工人阶级也会同兴登堡妥协。这是不会的。德国内部的矛盾将会增长,德国将会出现比可能预料的不稳定得多的局面。
  那么,兴登堡当选的国际政治后果将会是怎样的呢?无疑将是严重的。兴登堡,这无论如何并不意味着德法之间关系的稳定,而相反,意味着关系的尖锐化。兴登堡,这也并不意味着德波之间关系的稳定,而意味着关系的尖锐化。因此,从德国-法国和德国-波兰这方面说,这就造成了动荡不定的、不安宁的局面,充满着危险和孕育着意外事件的局面。
  对于我们苏维埃国家来说,问题就更复杂得多。这里将会出现长期的较量。首先,协约国会试图在一定的时期内把事情弄成这样,以便把兴登堡的德国来同苏联进行对抗。这里还涉及到兴登堡的当选。兴登堡的当选使英国人有可能进行这种较量,尽管是比较长时期的,然而是比较“有分量的”。
  昨天听到消息说,似乎美国将以拒绝给德国贷款来对兴登堡的当选做出反应,也就是说美国将“把手插在口袋里”。今天又听到另一种消息,说兴登堡的当选被认为是保守主义在德国的加强和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反动,而这一情况用财政部长梅隆的话来说可以保证那些向德国投资的人的利益。同志们,显然在美国和在整个资产阶级世界将会有人把赌注押在德国比较“强有力”的政治力量上,在他们看来,这些力量还有可能使国家摆脱布尔什维主义。
  从世界历史前景的角度来看,德国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期待德国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在我国十月革命初期,我们曾指望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在几个月内发生。德国革命爆发得要晚得多,而且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而只是推翻了威廉的革命。我们可以附有一定保留条件地说,由于我国和德国的社会状况不同,德国发生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德国革命的经验教导我们什么


  德国的例子对我们过去同孟什维克和托洛茨基的争论作了很有意思的说明,他们曾经硬说,似乎布尔什维克主张无产阶级的“自我限制”,而无产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决不能“自我限制”,掌握政权后它就应当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德国1918年革命后,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全国布满了苏维埃,苏维埃实际上是局势的主宰者。第一届德国政府由6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组成,3名右翼分子,3名独立党人。工人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在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和压力下,苏维埃在其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解散了,以魏玛时期的资产阶级宪法将自己“自我限制”了。我们看到了最文明的德国工人阶级怎样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自己“自我限制”的例子。目前德国发生的事件可以认为是,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到半封建、半资产阶级类型的君主制的某种倒退。在我国,从2月到10月的9个月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十分迅速的转变,而在德国我们现在在短期内看到的是相反的情况。在1921年和1923年,我们曾以为,我们在德国有可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从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兴登堡君主制的相反方向发展的某种抽搐和痉挛。
  同志们,我认为这只是一个插曲,只是一种痉挛,但毕竟是极富典型意义的痉挛,我们必须懂得这一点。

兴登堡和考茨基


  总之,兴登堡的胜利应当促使我们深入考虑象德国这样一个经过激烈内战的国家里人民群众中发生的分子变化过程;兴登堡的胜利还应当促使我们理解欧洲政治稳定的程度究竟如何。我们在那里看到一系列意外事件和发生这样的事实,这些事实开始时可能使政治稳定向右转,但是这种痉挛性的向右转可能会被同样的向左转所取代。所有这一切提出了在崭新条件下进行工人革命的问题,并使我们面临新的危险。
  因此,德国共产党转向与德国社会民主党达成反对君主派的暂时协议的可能性也十分困难,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同整个第二国际一样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政策。
  有一个例子可以向我们说明问题。我们听说,在不久前召开的第二国际执委会会议上,考茨基提出一个俄国问题的提纲,提纲被否决了,甚至在孟什维克们看来也过于右倾了。
  我们对这个提纲找了很久,现在才侥幸地找到了。看一看这个提纲是很有意思的,以便了解为什么在德国谈论关于共产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达成反对君主派的某种协议如此困难,尽管这种协议是绝对容许的和绝对必要的。
  大家知道,考茨基已经是个上了年纪的人,是相当稳健的人;兴登堡现在78岁,考茨基的年岁与此相仿,无论如何两人加在一起足有160岁。大家知道,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头子,当问题涉及到资产阶级时,就温顺得象绵羊,软得象蜡。他反对起义,反对内战,等等。但是,当问题涉及到我们苏维埃国家,涉及到我国革命时,让我们听听这位希望安宁地度过晚年的老头子的话吧!提纲称为《国际对俄国的职责》。迄今为止,所有人都认为,国际对俄国的职责就在于这样或那样的支持。他的提纲开头说:

  “正如当时同专制制度作斗争一样,现在同压制和压迫俄国各民族并占据一些地区的暴虐政权作斗争是各国社会党人的极重要职责之一。革命的剥削者(利用者)成了革命的掘墓人,而如今他们在仅仅履行反革命职能的时候,代表了俄国的波拿巴主义变种。”
  “反抗野蛮暴力的最简便的手段就是武力。依靠军事武力的暴虐政权迄今为止几乎总是被人民起义或者其拥护者的叛离所推翻。”

  接着是需要用外交辞令来掩饰事情的一些小小的附带声明。
  请听,他谴责不会达到目的的起义。在这一点上他是不同意局部发动的。他竭力企图摆脱起义,等等。考茨基的这种立场甚至对于俄国孟什维克们来说也“有点儿过分”了,而他们拒绝这种立场。但是可以设想一下,当德国共产党知道考茨基这位学者以及和他一起的所有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如何看待苏联时,德国共产党人应对社会民主党采取什么立场呢?这再一次地证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道路确实是离得太远了。
  我认为,兴登堡和考茨基这两个人象征性地代表着德国和整个欧洲的过去。我们现在看到了暂时使兴登堡,从而也使考茨基健壮的某种抽搐和痉挛。他们两人明天就会成为朋友。但是未来毕竟不属于这两个老头子的。

稳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军备热


  现时的形势说明,在资本主义阵营中存在若不稳定的因素。请把我们现在看到的情景与不久前发生的情景比较一下吧!一年前是麦克唐纳、赫里欧、艾伯特;在南斯拉夫是达维多维奇;而现在张伯伦、兴登堡取代了他们;在法国是白里安,因为实际上他是政府的首脑;在南斯拉夫,是沙皇时代的老相识帕什契。欧洲目前明显出现一团乌云。这是向右转,但它必然会引起向左转的。
  几天前,墨索里尼在议会发表演说,要求追加军费预算。他对议员们说,难道你们相信,1914-1918年的战争真的象许多人说的那样是最后一次战争吗?议员们众口一词地回答说:当然不是。在意大利议会中也有象兴登堡那样无论从年龄还是从其他各个方面来说都很受人尊敬的人物。他们坦率而明确地回答说:当然战争还会发生。他们是说得对的。
  今天有消息说,瑞典提出了军备的问题。大家想一想,瑞典是个安宁的国家,没有参加战争,似乎远离革命的大道,但是现在那里掀起了一阵狂热,似乎不足今天,就是明天,瑞典就要遭到攻击。
  保守派在那里进行疯狂的宣传鼓动,反对裁减军备。请愿的代表团从各地前来国会和陆军部,反对裁减军备。昨天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有关这个问题的群众大会。除了其他演说者以外,还有契切林同志的“老相识”斯文·海登在会上讲了话,他说在东欧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军事纠纷。海登举了烈韦里和索菲亚的爆炸事件为例作为证据。讲话的还有利德尔将军,他以“俄国的危险”来吓唬人,说什么“苏联能进攻将首先指向芬兰和瑞典都无力加以防卫的中立的奥兰群岛。”在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中特别强调加强保卫斯德哥尔摩的必要性,似乎这项保卫工作根据裁减军备的草案来看是非常薄弱的。
  请想一想,加强保卫斯德哥尔摩。而且是在1925年稳定的时候。看来是有这样的人,但斯德哥尔摩是可以放心的。它没有受到直接的威胁。不过,尊敬的议员们的行为几乎象共青团员们那样激昂。瞧,需要预先保卫斯德哥尔摩,需要武装加强斯德哥尔摩。
  劳合-乔治不久前也说,他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是如果仔细地看一看英国经济领域中发生的情况,那么据他看来,“即使不出现激烈的局面,灾难也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墨索里尼、瑞典人和劳合-乔治的号召。这里还要加上不久前在里加召开的参谋总部会议,还要加上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索菲亚的爆炸事件而在1914年燃起战火的巴尔干地区的一角直接发出的火药味。如果把这一切加以对照的话,那么很清楚,我们应当承认稳定并从中得出结论,但是必须估计到局势,估计到这种稳定的规模和性质。
  我们应当明白,资本主义就是现在,在相对稳定的时期里,也不会象睡在摇篮里那样安稳。这是一种与左右摇摆并不矛盾的稳定。
  而我们在评价这种局部稳定时也应当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目前正经受的痉挛现象。所以,我们应当这样来提出稳定的问题,以便接近现实。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早在1915年写道:“革命可能是并且很可能将是由多年的战斗,由夹着资产阶级制度反革命痉挛的间隙的几个冲击时期所构成的。”
  现在我们看到清楚地说明这一情况的世界历史性形势。的确,革命正是由(1)一系列战斗;(2)多年的战斗;(3)夹着资产阶级制度反革命痉挛的间隙的战斗所构成的。
  目前我们正经历着这样一种反革命痉挛。可以说,现在我们不得不在这个反革命浪峰上摇荡。它可能持续几年并孕育着对我们来说巨大的危脸。但归根到底,这只不过是一种痉挛。

二、总的革命形势


革命形势的三种形式


  在政治局一致同意的我们的提纲中,我们试图稍稍超出共产国际执委会所作的分析,即更加明确地和完备地阐述国际局势。我认为,应当区分三样东西:(1)一般革命形势;(2)直接革命形势;(3)直接革命。很遗憾,我们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上没有非常明确地强调区别这一点,现在必须这样做了。
  不久前发表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915年写的评论阿克雪里罗得的德文小册子的文章。这篇文章现在才第一次发表,因为当时在国外谁也不愿意刊登这篇文章。在我看来,它提供了解决革命形势,直接革命形势和革命三者之间的差别问题的钥匙。阿克雪里罗得在小册子中大致这样说,假如事实表明,我们在欧洲有象1901年在俄国那样的革命形势,那么列宁提出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和使一切资产阶级政府失败的奇怪口号或许多多少少是正确的。弗·伊·抓住这一说法写道:

  “阿克雪里罗得所举的例子没有很好地揭露了我们的机会主义者。1901年有哪一个头脑清醒的人能够‘肯定地断言’同俄国专制制度的决战‘马上就要到来’呢?谁也不能这样断言,谁也没有这样断言。那时谁也不可能知道,一次决定性的战役会在四年以后(1905年12月)到来;而同专制制度的下一次‘决定性的’战役会在1915-1916年‘到来’,也可能更晚一些。”

  这里,最妙的是,弗·伊·在时间上几乎丝毫不差。他在1915年写道,1916年可能会有第二次决定性的战役,而结果是在1917年发生了。他接着写道:

  “虽然1901年谁也没有断言(不仅没有肯定地断言,也没有一般地断言)决定性的战役‘马上’就要到来;虽然我们当时断言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之流关于战役‘就要到来’的‘歇斯底里的’叫嚣是不严肃的,但是我们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当时却肯定地断言了另一件事情:我们当时曾经断言,只有那些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才会在1901年不知道自己的任务是直接援助1901年的革命游行示威,鼓励、扩大这些游行示威,并宣传这些游行示威的最坚决的革命口号。尽管决定性的战役没有‘马上’到来,尽管第一次决定性的战役只是在四年以后才发生,而且也还不是最后一次的,即还不是决定性的,但是历史证明我们是正确的,而且只有我们是正确的;历史谴责了机会主义者,把他们长久地抛到工人运动外面去了。
  现在欧洲的情况与俄国当时的情况完全一样。毫无疑问,1915年的欧洲具有象俄国1901年那样的革命形势。我们不能知道,那里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第一次‘决定性的’战役是否要经过4年,或2年、10年或更多的时间才会发生,‘第二次’‘决定性的’战役是否还要再过10年才会发生。但是我们深知并‘肯定地’断言,我们目前刻不容缓和责无旁贷的义务,就是支持已经开始了的不满情绪和游行示威。在德国,群众用嘘声款待谢德曼,在许多国家中,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反对物价高涨。”[1]

  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来,他所列举的事实当时也是象1901年俄国的学生游行示威那样说明革命形势的证据。现在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1916年,这是说明存在着革命形势的证据之一。他还说,这个形势将转变为革命。

俄国的革命形势是怎样变化的


  现在我们自己必须明确地理解并向全世界工人们解释这些简单的事物——一般革命形势和直接革命形势之间的差别。如果拿我国1902年的例子来说,那么很清楚:当时是存在着革命形势的。
  学生罢课使得象经济学家克里切夫斯基那样的右翼代表人物张皇失措并叫嚷说:“成立突击队吧!战斗来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他们的脑袋上泼了冷水,并说:“这还不是历史性的转折,而只是克里切夫斯基的‘歇斯底里的’转折。”但是在1902年,一般革命形势是存在的。弗·伊·比谁都看得更清楚。而在1905年,我们已经有了直接革命形势。那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发出号召:“成立突击队。”以后我们看到,直接革命形势怎样转变成1905年的革命,虽然革命没有取得胜利。
  1906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继续坚持认为,直接革命形势是存在的。大家记得,许多孟什维克分子讥笑列宁,他们说什么,列宁规定农民在做完田间作业以后举行起义。的确,列宁曾经写道,农民们在做完田间作业以后尽快地加入(他把这个预测同新兵的招募联系起来)工人的行列。孟什维克对此嘲笑说,田间作业倒是做完了,但您说的起义却没有看见。到1907年,布尔什维克认为,第二次革命将在短期内爆发,并继续因此得出结论:存在着尖锐的直接革命形势,只是在1908年,布尔什维克开始承认,已经没有直接革命形势。然而,一般革命形势还是存在的。第二次革命将会到来。而我们把自己的全部策略正是建筑在对未来革命的预见上。
  作为革命者,作为真正的革命政党,我们有责任在最终确信已经不存在直接革命形势之前,把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力量全部投到革命的秤盘上。只有当资产阶级力量,当反革命力量在天平的一端显得分量较重的时候,我们才应当说,是的,新的时期确实来到了,资产阶级得到了几年的喘息时期,我们看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长期的“反革命痉挛”。我们看到,直接革命形势已经不存在。但是,估计到当时的经济和整个社会错综复杂的局面,估计到沙皇政府不可能解决土地问题、民族问题和总的政治问题,我们就说:第二次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形势客观上依然是革命的;让我们准备进行第二次革命吧,准备1年、2年、5年,需要多少年就多少年,直到一般革命形势重新转变为尖锐的直接革命形势。

德国的一般革命形势依然存在


  现在我们在国际范围内正处于类似的局面,虽然形式更为复杂,例如象1917年到1923年在欧洲曾经存在的那种尖锐的直接革命形势正在消失。至少在象德国这样的国家里,在1923年时,准备转向直接革命的那种尖锐的革命形势无疑是存在的,而现在,以往的那种尖锐的革命形势已经消失。道威斯计划对于德国来说,从另一种,即最终结果的观点来说,正在起着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当时在俄国所起的那种作用。在这里,自然不能完全相提并论,但是作某种类比是可以的。正如1906-1908年,沙皇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暂时地加强了这个局面,缓和了整个形势,现在,道威斯计划以及德国和国际资产阶级所采取的一系列联合措施暂时地缓和了德国的直接革命形势。
  但是,叩诊一下德国的肌体,仔细研究一下德国内部的病态发展过程,掂量一下德国国家生活的一些基本因素——工人阶级的状况、农民的状况、凡尔赛和约的压迫、德国对协约国的依附等等,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德国的客观革命形势依然存在,德国的第二次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它将会到来。我们不能确切地预测革命到来的日期和时刻。革命运动的杰出思想家,从马克思到列宁,有时在试图指出日期上犯过错误。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德国的第二次革命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同志们,在对一系列国家的情况经过全面分析之后,得出结论并大声地宣布,在有些国家里现在不存在直接革命形势,这对我们的革命弟兄来说不是特别令人愉快的。我们事先就知道,并通过事实深信这一点,我们的这一说法会引起资产阶级营垒中的妖魔狂欢,他们会夸大和歪曲我们的每一句话,会胡说什么“共产国际的末日”和“共产主义的破产”。我们已经说过:就让他们去自我安慰吧!幻想从来没有使革命者得到好处。是的,在1923年,我们应当竭力使天平的一端向革命地解决危机的方向下垂。1923年德国的尖锐的革命形势可能会变成直接革命。1923年以后,我们应当等待一两年,试探和研究局势以便弄清,尖锐的革命形势是否很快就会出现。
  大部分德国革命工人至今还抱着这样的思想,似乎任何时候都可能再次出现1923年的形势。不久前哈雷的枪声又促使某些工人认为:明天就会“开始”,既然资产阶级采取了象在和平的工人集会场所开枪这样的措施,那么工人们一定会对此义愤填膺,1923年又会再次出现。当然,任何一个孟什维克都会对工人们的这种情绪进行嘲笑,都会感谢自己的上帝,他不是按那些相信革命临近的罪人和纳税人的模样造就成的。孟什维克不相信革命,孟什维克只相信资产阶级的星辰。机会主义者的特点始终是,他感到在资产阶级营垒里一切都是玫瑰色的,而在工人阶级阵营里则都是黑色的。
  我们知道了革命人民内心的活动,了解了什么是革命的涨潮和退潮,我们就不会感到惊讶,一部分德国工人在1925年春相信直接起义,正如一部分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工人跟列宁同志一起在1906年时期待着在田间作业结束后进行直接革命发动。不过,在仔细研究了德国客观形成的局势以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德国不得不在几年当中经历我们在俄国从1908到1914-1915年所经历的那个时期。

目前全世界的革命形势要比战前尖锐得多


  列宁同志曾经说过,革命将会形成一系列交织着资产阶级制度反革命痉挛的战斗。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正是资产阶级制度反革命痉挛的时期。一切郑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应当清楚地看到形势,应当善于用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反光镜来阐明这个形势,应当善于保护和积聚革命力量并期待一般革命形势重新转变为直接革命形势的时刻。
  我记得,1918年时列宁曾抓住考茨基的一句话并说:当考茨基还是马克思主义者时,他在1902年(在《社会革命》一书中)和1909年(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书中)都承认欧洲的形势是革命形势。考茨基在1909年《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书中写道,对于欧洲的社会革命来说,客观前提已经成熟,而工人阶级过早掌握政权的危险已不存在。曾经有个时候,例如在这30年前,恩格斯曾谈到无产阶级过早夺取政权的危险性。从20世纪初起,甚至考茨基也认为,这种危险性已经不存在。无产阶级已经不可能过早地夺取政权,因为革命的客观条件,即经济前提已完全成熟。1911午,第二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也承认欧洲的形势是革命形势。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抓住考茨基的话,说你和你的营垒中的许多人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前都承认欧洲的形势客观上是革命的。
  那么在帝同主义战争以后我们有更多的理由这样说,用为欧洲的形势现在要比过去尖锐得多。战争和革命的时代没有结束,我们不是处在这个时代的“末端”,而是处在这个时代的“开端”。说欧洲的形势是革命的,不是指资本主义一般说必然产生革命的形势,而是指:(1)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后,资本主义被在战前更多的矛盾所分裂;(2)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存在着苏维埃政权;(3)东方的问题,被压迫民族的问题都比过去更加尖锐得多。
  单是东方问题就具有极重大的意义。我们大家知道,这一巨大浪潮正在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事实上这将是对世界无产阶级的支援。1920-1921年,共产国际第一次提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这是一个崭新的口号,列宁同志对此在一次会议上说:

  “不久以前共产国际出版了一种叫做《东方民族》的杂志。共产国际为东方民族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有同志向道:‘执行委员会是在什么时候命令更改口号的?’这一点我确实想不起来了。当然,从《共产党宣言》的观点来看,这是不正确的,但是《共产党宣言》完全是在另外一种条件下写成的,而从现在的政策来看,这是正确的。”[2]

  在1920-1921年,我们还在争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个口号本身究竟对不对。这听起来很新鲜,很不习惯。那时东方的运动还处在初始阶段。同志们,难道现在这个口号还仅仅是口号吗?我们亲眼看到,它已经成为极其重要的革命因素。我们大家看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日益成熟的力量怎样在同国际革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在世界范围内,一般革命形势是存在的。而在德国,直接革命形势被一般革命形势所取代了。但是目前,过去处于静止状态的巨大的汽锤开始动起来了,英国开始出现革命骚动。马克思曾经告诉我们,世界革命如若没有英国参加,只不过是杯水风浪。现在我们看到,英国的形势开始在革命化。当然,那里离直接革命还很遥远,但是一般革命形势已开始在英国形成。如果估计到:(1)东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2)美国的革命力量在成长;(3)资本主义稳定的经济和政治限界是非常有限的,那就很清楚,也用不着怀疑,革命的道路只是延缓,但不是中断,一般革命形势依然存在。
  敌人营垒中的欢欣狂舞和胜利奏乐证明我们关于资产阶级统治不稳固的思想是正确的。他们从我们嘴里听到,他们的命运将得到短暂的延缓,于是他们就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只有无可救药的病人才会对这种诊断感到高兴。

关于革命的可能的行进路线


  同志们,我们说,摆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上的问题归根到底可以归结为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速度和期限,第二个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行进路线,即道路。无论前者或后者,都不能用理论推论的办法来加以扩大。这两个问题是十分复杂的,只能通过实践经验来加以解决。
  至于速度,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世界革命的进程要比我们过去想象的缓慢些。但从另一方面说,我们的基础要比我们过去想象的宽阔得多和牢固得多。在苏联这个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的喘息时间要比过去我们当中任何人所想象的长得多,也就是说有更多的时间来调动和从内部巩固自己的力量。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行进路线,那么在这里明显地有所变化。我们大家过去都习惯于认为,例如革命的行进路线将会是这样:从俄国到德国,再从德国到西欧,然后以西欧为半径再到其他国家。曾经有极大的理由作这样的路线构想。现在事情开始清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另一条行进路线将是可能的。这条路线是:(1)经过英国;(2)经过东方;第三条路线是经过东南欧,即巴尔干国家,那里的形势依然是革命的,那里的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和民族运动结合在一起,即产生革命的三种因素结合在一起。

两个稳定


  为了确切说明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决议的内容,应当说不是一个稳定,而是两个稳定: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和我们苏联自身的稳定。
  有位同志,显然是个学生,给我寄来一封信,信中说,“我国经济的稳定乃是统一的整个世界经济一部分的稳定,因为我们是世界商品经济社会关系的组成环节。因此,我们经济的稳定绝不意味着资产阶级国家的按比例的解体。要知道,这只能用来作为宣传。”
  他是纯“学院式地”来表述这个思想的,我们的稳定绝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按比例的解体。“按比例的”,也许是,也许不是。
  但是,从我国有对外贸易部,它在同资本主义国家经商这一事实得出结论说,我们是资产阶级经济的组成部分,这就大错特错了。
  至于说我们是世界关系中的组成环节,那么这一事实正好证明我们的力量。但是,我们是按自己的方式在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已经建设了不是一年,我们有正确的前景规划,以便今后把它建成,这一事实本身就是挖资本主义制度的墙脚。
  世界革命的问题是一刻也不能脱离无产阶级已经胜利的那个国家的革命的。这个问题从革命的最初日子起就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尖锐。因此,当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承认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出现局部稳定时,这一点怎样反映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上,这是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问题。
  答案是清楚的。假如我国的经济不加强,我们就会出现某种“剪刀差”,我们就会发生严重的“断路”,我们就会看到我国的经济怎样在爬行,我们就会削弱,而世界资产阶级就会加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沿下降线倒退,而他们则会按上升线前进。列宁同志曾特别担心出现选种情况。大家记得,他是多么欢欣鼓舞地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谈到我国货币体制的最初成就,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乐观的前景规划。他赋予这个问题如此重要的意义,就是因为看到了世界革命的发展和我国经济的加强之间的直接联系。我们在确认敌人营垒的局部稳定的同时,有权说,我们这里的情况正沿着上升线前进,迅速地前进,这不但是从生产发展的意义上,而且是从社会主义成分增长的意义上说的。

三、国际革命的延缓和一国业已胜利的革命的任务


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


  这就是我们必须说不是一个稳定、而是两个稳定的原因。一个国家内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如何同它对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所负的使命联系起来,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现在正十分迫切地摆在我们面前。这个问题已由列宁同志在理论上解决了。因此在提纲中,为了事先防止各种可能出现的反驳意见、避免某种误解并从各个角度来最详尽地阐述这个问题,我们尽量主要用列宁同志本人的一些评价来加以回答。
  1915年,列宁同志在一系列文章中,在著名的小册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3]中在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后得出结论,资本主义有一个绝对规律,即发展不平衡的规律。
  列宁同志起先是以经济学家的身份,以对帝国主义所发展起来的客观环境的研究者的身份确定这个规律的。但是,列宁同志不仅是经济学家,而且是政治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因此,他从经济规律中得出了政治结论。这些结论是什么呢?
  第一个结论是:既然资本主义发展是不平衡的,特别是在帝国主义阶段,那么由此得出结论,一个国家可能首先发动无产阶级革命,不必等待一系列国家同时发动。我们知道第二国际领袖们的心理状态。他们这样说:当然啰,如果大家“立即”、“一起”发动,那么我们或许是赞成的。甚至在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第二国际的杰出人物不仅在起义问题上,而且在投票反对军事拨款问题上也提出这样的观点。德国人说:我们或许同意投票反对军事拨款,不过只是在法国人也同时投票反对军事拨款的情况下才行,如果法国人准备同社会沙文主义者站在一起,那么对不起,我们也将同社会沙文主义者站在一起。就连第二国际的杰出活动家也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这是彻头彻尾虚伪的和腐朽的对问题的提法:什么“首先是”一系列国家的工人都准备发动,然后才谈得上革命战斗。列宁同志回答说:谁以为“首先”必须所有国家都一起谈妥,然后才能大家“一起”行动,谁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总有一个必须首先发动。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一特点使有可能:对于这个或那个国家(或几个国家)来说,由于某种原因造成某些情况的结合,使它(或它们)第一个(或第一批)起来进行发动。这就是列宁同志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中得出的第一个结论。
  第二个结论是:第一个冲向无产阶级革命的不一定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后来列宁同志在1923年,即在逝世前不久,在著名的关于苏汉诺夫的札记中特别详细地发挥了这个思想。同时,列宁同志补充说,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国际范围内才能最终取得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
  列宁同志由此得出结论:必须在一个国家内尽最大的可能来发展其他一切国家的革命。

一国革命的胜利和世界革命


  俄国第一个挣脱了资本主义的锁链。1917年爆发了我国的革命。对于列宁同志这位国际无产阶级的真正领袖来说,首先提出了关于俄国革命和国际革命的相互关系问题。
  1917年3月,列宁在从瑞士回到俄国的前夕,给瑞士工人写了一封告别信。那时他已经拟定了关于我国革命的著名提纲。列宁在这封信上说:

  “俄国无产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不能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但它能使俄国革命具有很大的规模,为社会主义革命造成极好的条件,并在某种意义上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它能使自己主要的、最忠实的、最可靠的同伴——欧洲和美洲的无产阶级易于进入决战。”[4]

  在二月革命后,在我们领袖的纲领中,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那时他已清楚地看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俄国无产阶级单独不能胜利地完成革命,但是它能推动其他国家,使其易于进行革命。”
  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整个形势发展得十分迅速,经过几个星期之后,直接向我们提出了国际问题。德国军队开始进攻,提出了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党内出现了反对布列斯特和约的思潮。关于国际革命的时期、速度问题直截了当地提了出来。这就是一国业已胜利的革命同国际革命整个进程的“联系”问题。
  列宁同志当时是怎样提出这个问题的呢?1918年3月7日,他说:

  “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是孤立无援的,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末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能把我们从所有这些困难中拯救出来的,是全欧洲的革命……
  这是一个教训。因为,没有德国的革命我们就灭亡了,这是一个绝对的真理……但是在一切可能发生的事变中,如果德国革命不爆发,我们无论如何总是会灭亡的……
  我们不知道、任何人也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也许在几星期以后,甚至在几天以后就会胜利,——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我们决不能以此作为赌注。”[5]

  列宁最后说,因此必须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上面这些话,我引自列宁同志在我们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在那次代表大会上,国际问题是中心问题。

德国革命和我国革命


  总之,列宁同志也象我们全党一样,那时相信再过几个星期,甚至几天就会胜利。的确,当德国和奥地利爆发罢工时,我们以为革命指日可待,以为再过几天革命就会在德国和奥地利取得胜利。
  正是这时,列宁说,如果德国革命不爆发,尽管发生任何事变,我们就会灭亡。
  大家知道,德国革命后来爆发得要晚得多,在1919年,而不是过了几天。而主要是爆发的不是我们所期望的那种革命。在德国爆发的不是无产阶级革命,面是资产阶级革命。过去几年中,我们在德国看到的归根到底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痛苦的转变。而现在的特点则是象兴登堡上台这样的“倒退”,这样的痉挛。这一点我在报告的开头已经谈到了。
  有理由扪心自问:假如1919年德国连资产阶级革命也不爆发,我们苏维埃国家会是什么样呢?那时我们能否保持得住呢?当然,这个问题是难以回答的。假如掌握政权的仍旧是威廉,假如没有帝国主义两个集团之间的尖锐冲突(而大家知道我们靠这个冲突维持了很长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会被唆使来进攻我们,我们就难以保全。大家记得,德国军队当时已到了普斯科夫,已到了列宁格勒附近。
  也许情况会对我们十分不利。我们知道,大约从1919年起,德国,资产阶级民主的德国即使不是我们的盟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的半盟国,或者至少可以说是1/4盟国。一个被协约国打败的国家不由自主地、客观上被推到了充当我们半盟国角色的地步。只要德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就足以使我们有可能继续进行或加强无产阶级革命。开始时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把事情设想成这样:如果现在德国不爆发无产阶级革命,我们就会灭亡。到1918年底,德国革命还是没有爆发。后来爆发的革命又不是我们所期待的那种革命,——但是我们没有灭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之所以失算和犯错误,我再重复说一遍,就是因为这样的问题是不能用理论的方法来解决的,而只能根据实践的经验才能解决。

在“最初”阶段


  现在我们有了八年积累的经验,这是国际革命的第一轮。我们现在更好地懂得了什么是时间。
  后来我们对问题的提法清醒得多了。1919年,弗·伊·说:“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国家内,而且生活在一系列国家内,而苏维埃共和国同帝国主义国家长时期地并存是不可设想的。最终,不是这个取得胜利,就是那个取得胜利。”[6]列宁同志在1919年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两种制度不可能长期并存。最终,不是这种制度取得胜利,就是那种制度取得胜利。同志们,全部问题只是在于应当理解“最终”这两个字。
  列宁同志接着解释说,不要把“最终”和“最初”混淆起来。在我国革命的初期,我们曾认为,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速度将以星期和月来计算,我们曾以为,革命不是在1918年3月,就是在1918年9月“最终”一定会到来。现在经过第一轮革命以后,经过革命爆发至今八年以后,我们看到,我们经历的只是“最初”的阶段。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我们经历的年代无非是“最初”阶段。
  但这是一种抉择(“要么是我们的制度,要么是敌人的制度,但是两种制度不可能长期并存”)。列宁在1923年以前的一系列声明中,直到在关于东方的一篇文章中继续发挥着这个思想,在那篇文章中他说,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利用和延长我们的“喘息时间”,以便联合东方各民族,并在西方帝国主义者同东方资产阶级的冲突中赢得胜利。
  同志们,假如认为事情已经结束,我们的胜利是最终的胜利,我们已不受内部和外部危险的威胁,那么我们就不必说“喘息”,而应该直截了当地说“呼吸”了。而列宁说的毕竟是喘息。不过,喘息是相当特殊的:开始时说的是几个月和几个星期,而后来在1920年列宁同志说,正在经历的时期不仅是喘息,它也向我们提供进行真正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机会。

俄国革命为苏联建成社会主义提供了广阔的基础


  为了弄清列宁提出的关于一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它对其他国家所负的任务的关系这个目前特别迫切的问题,我们必须探索列宁主义的全部过程,即从1915年他的言论起到关于合作制和东方问题的言论上。这个问题现在对于我们来说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深刻的实践意义。
  总的说来,社会主义在一国的胜利(不是最终胜利)无疑是可能的。列宁同志在同托洛茨基同志就世界联邦问题进行论战时,在1915年就写道:

  “然而把世界联邦口号当作一个独立的口号未必是正确的,因为第一、它和社会主义混合起来了;第二、它会产生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不正确见解,以及对这个国家和其余各国间的关系的不正确的见解。
  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7]

  另一方面,两种截然对立的社会制度的存在会引起资本主义封锁、其他形式的经济压力、武装干涉、复辟的经济威胁。因此,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保证,即防止复辟的保证,是一系列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没有在经济技术方面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国家援助”(托洛茨基语),在象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的。断言“只有在欧洲一些最重要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才有可能”(托洛茨基语,1922年),这是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组成部分,这种说法会使苏联无产阶级目前陷于宿命论的悲观主义境地。列宁同志在反对这类“理论”时写道:

  “他们在西欧社会民主党发展时期背得烂熟的一条论据,已成为他们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这条论据就是:我们还没有成长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或象他们的各种‘博学的’先生们所说的那样,我们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的经济前提。”[8]

  列宁同志在其著名的《论左派幼稚性》一文中谈到有名的“鸡雏”。他说:

  “同时,无产阶级若不在国家内占统治地位,社会主义也是无从设想的,这也是一个起码的常识。历史……演进得如此奇特,到1918年竟产生了社会主义的分开的两半,互相毗邻着,正如在国际帝国主义一个蛋壳中两个未来的鸡雏一样。德国和俄国在1918年再明显不过地体现了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一方面是经济、生产、社会经济等条件,另一方面是政治条件。”[9]

  我要提醒大家列宁在《论粮食税》(1921年)的小册子中说的话。当时他写道:

  “看一下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地图吧。在沃洛格达以北、顿河岸罗斯托夫及萨拉托夫东南、奥连堡和鄂木斯克以南、托姆斯克以北这些一望无际的空旷地带,可以容下几十个文明大国。然而在所有这些空旷地带上笼罩着的却是宗法制度、半野蛮性和十足的野蛮性。那末在俄国所有其余那些穷乡僻壤又是怎样的呢?到处都是几十里几十里的羊肠小道,确切些说是几十里几十里的无路地区,这样就把乡村和铁路隔离了开来,即和连结文明、连结资本主义、连结大工业、连结大城市的物质脉络隔离了开来。这些地方,难道不也是到处都为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和半野蛮性所统治吗?”[10]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试问能不能由这种在俄国占优势的情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呢?”他回答说:

  “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能的,但必须有一个条件,由于一项巨大的科学工作已告完成,现在我们对这个条件知道得很清楚。这个条件就是电气化。如果我们能建立起几十个区域电站(现在我们知道,能够而且应该在哪里建立以及如何建立),如果我们能把电力从这些电站进到每个乡村,如果我们能得到足够数量的电动机及其他机器,那末从宗法制度到社会主义就不需要或者几乎不需要过渡阶梯和中间环节了。我们深深知道,实现这‘一个’条件,单是第一批工程,就至少要花10年工夫,至于缩短这一期限,也只有等到无产阶级革命在英、德、美这些国家中获得胜利的时候才有可能。”[11]

  大家看到这里是从纯实践的角度提出问题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拿着地图说,瞧,在顿河岸罗斯托夫、萨拉托夫、奥连堡等东南,瞧,那里是宗法制度、半野蛮性,奥勃洛摩夫精神,是社会关系和生产力的不发达。但在他看来,我们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得的这个国家也可能改造戒为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能的,这个条件就是全国电气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样提出问题时,一刻也不脱离国际的范围。列宁是国际革命家;他知道,最终胜利只有在国际范围内才有可能;他知道,要完成防止资产阶级关系的复辟只有随着国际范围内的胜利才有可能达到。但同时,他在文章中维护和贯彻这样一个思想,我们这个带着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半野蛮性的国家也可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他在莫斯科苏维埃的最后一次讲话中给我们留下了伟大的遗训:把新经济政策的俄国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俄国。
  必须记住列宁同志在最后一篇关于合作制的文章中提出的纲领性意见,这个意见对于现时条件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说:

  “的确,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我们从前都视为买卖机关,并且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假如不是因为国际关系,不是因为必须为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阵地进行斗争,我可以说,我们是应当把重心转移到文化建设方面的。”[12]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作为国际革命主要基地的工人专政国家应把自己看作是它的无比强有力的杠杆和支柱;另一方面,在这个国家里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政党应当竭尽一切努力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相信这种建设可能和必将取得胜利,只要能使国家防止复辟的任何尝试。换句话说,俄共必须通过对国内的农民以及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正确政策来克服由于世界革命进度的延缓而出现的一切困难。
  不能把事情设想得过于简单。如果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我们是否能够、我们是否善于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那么我们回答说:当然应该、能够、善于而且必须。我们现在拥有可能性,并且应该利用这种可能性,在一个国家内创造最大限度的必要条件来支持各国的革命。正如列宁同志说的,我们不仅有喘息时间,而且有比喘息时间更多的东西。我们有广阔的基础来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因此我们必须建设,我们已经不是生活在荒野上,我们不应有那种情绪,认为现在只能种植树木,而建设大厦得到遥远的将来。不,我们应当现在就建设大厦,而不是种植树木。我们不应当有那种“荒野的”气氛,我们不是在荒野上,而是在自己无产阶级的大本营里。我们应当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并且记住,我们的胜利是国际胜利的一部分,我们本身决不是国际革命天平上的小小砝码。我们是国际革命的最大的“分数”。国际范围内的革命的成功有赖于我们的努力、我们的积极工作,我们的成就,经济的和其他方面的成就。
  现在实现列宁同志的遗言:在一国内尽最大的可能直到其他国家革命取得胜利,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说要为国际革命尽一切努力,从支援某个国家的工人起义到为本国居民生产廉价的印花布。前者或后者都是我们的职责。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同时也就是发展、扩大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基地。

“同农民保持10-20年的正确关系,胜利就有保障”


  在不久前出版的《布尔什维克》小册子上发表了列宁同志的《论粮食》初篇。列宁同志的草稿是一篇完整的作品。我们在上面可以看到列宁同志说的这样几句话:“同农民保持10-20年的正确关系,世界范围内的胜利就有保障(即使在正在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延缓的情况下),否则就要遭受20-40年的苦难和自卫分子的恐怖。”[13]
  大家看到,在1918年3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全党一起认为,事情在几星期内、几个月内就能解决,如果德国革命不爆发,我们就会灭亡。在1921年,估计到前个时期的巨大历史经验,他就说:同农民保持10-20年的正确关系,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正确的建设,即使在国际革命延缓的情况下,胜利也是有保障的。现在,问题就是这样摆在我们面前的。我们是两重意义上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方面我们遵循国际主义的义务,必须在我们已经掌握政权的国家里,尽最大的可能来争取其他国家革命的胜利。其次,我们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我们懂得,国际范围内的社会主义不可能由我们单独来解决。过去对资产阶级革命也是这样。难道法国大革命没有进行一系列战争吗?它是为了什么目的进行这些战争的呢?它清楚地懂得,如果法国周围都是封建国家,那么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是不巩固的。它必须竭力做到使一系列邻国也按照它的模式和类型来建立,也就是说在那里建立资产阶级的制度。
  资产阶级革命是这样进行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尤其应当这样。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最终取得胜利,如果它没有在几个主要的国家内赢得胜利。当它的周围还是一些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国家,那么它的胜利即使很重大,很巨大,但也不是最终的。如果它有20-10-5年时间可以自己支配,它就应当利用每一天、每一分钟,竭尽一切努力,竭尽最大可能来争取其他国家革命的胜利。
  现在,这个遗训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关于欧洲资本主义局部“稳定”的问题在我党有些党员、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意识中出现扭曲的折射,使他们离开正确的立场。我们作为政党必须对列宁主义的以下论点做些解释工作:即使处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下,在我们贫穷的国家里也是可以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大家都承认欧洲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大家都承认,世界革命的进程比较缓慢。这对俄国来说是否意味着小资产阶级蜕变的必然性,是否意味着我国革命发展的停滞或倒退呢?应当说,这种解释作为一种业已形成的思潮是不存在的,这种情绪只是在某些地方在流传,而在革命运动的目前阶段上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情绪必须坚决克服。

四、当前布尔什维主义的任务


关于评价现时形势中的两种可能的危险


  在现时形势下存在着两种危险,其表现如下,在我们的队伍中有些地方可能出现这样的情绪:既然最终胜利只有在世界革命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既然我们认为世界革命在长久地推迟下去,既然我们得不到外部的有力援助,那么在俄国是否能建成社会主义?我们是否会落到这种地步——正如有位同志明确地表述并嘲笑这些情绪时说的,——我们是否应该考虑一下,“我们要不要赶快溜走啊”。或许现时的形势意味着,我们(俄共)作为布尔什维克党,作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党,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这就是目前有些地方在流传的,有些地方表现出来的一种情绪。另一种可能出现的情绪是:我们在提纲中称为民族局限性的危险。这种情绪可以归结为以下说法:国际革命与我们有什么相干,我们可以为自己建立孤居独室,我们有辽阔的土地,我们有政权,我们可以最终巩固自己的胜利,总之我们可以不必重视国际舞台上发生的事情。这类思潮还没有明确地表现出来,但这种情绪已开始在流传。如果说还不能认为已经成型,那么应当估计到产生这种情绪的危险性。我们之所以是列宁同志创建的党,就要向前看,就要看到可能出现的危险性。我们应当制止这种情绪,防止这种情绪。
  我们应当坚持不懈地提醒我们所有的同志,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期待的只是国际范围内的最终胜利,我们没有忘记这一点,一刻也不能忘记这一点,我们在一国取得胜利后,将尽最大的可能来支援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必须防止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出现上述这两种可能的危险,其次,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要特别靠近共产国际,给它以特别热情的支持,帮助它从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和我国的实际经验,我国的政治经验,特别是从1907-1914年期间积累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以便帮助它领导国际无产阶级通过一切沟壑,克服现时形势的一切困难。当然,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唱高调,发动群众进行斗争,号召他们直接参加冲击、战斗等等是比较容易的事。要制止一个国际组织不采取考虑不周的步骤,克制它的革命激情,向它指出形势的种种困难,以便达到必要的结果,就困难得多。但是现在,这是使共产国际依然成为布尔什维主义组织的完全必要的药剂。
  ……

译自《共产国际》杂志俄文版1925年第5期第5-39页
录入自〔俄〕季诺维也夫《论共产国际》(人民出版社,1988)





[1] 列宁:《真正的国际主义者:考茨基、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列宁全集》第21卷第377-378页。

[2] 《列宁全集》第31卷第412-413页。

[3] 原文如此。——译者注

[4] 《列宁全集》第23卷第33页。

[5] 《列宁选集》第3卷第459、462、463页。

[6] 《列宁全集》俄文第一版第16卷第102页。

[7] 《列宁选集》第2卷第709页。

[8] 《列宁选集》第4卷第690页。

[9] 《列宁选集》第3卷第545页。

[10] 《列宁选集》第4卷第524页。

[11] 同上,第524-525页。

[12] 《列宁选集》第4卷第682、687页。

[13] 《布尔什维克》第7期,第76页。



感谢 Earblt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