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季诺维也夫 相关链接：托洛茨基 我们为什么投票反对 （1926年7月）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 №07935
致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我们投票反对莫洛托夫[1]同志代表政治局多数派提出的决议，因为决议的政治结论根本不符合决议自身也确认的那些极其重要的事实，当然，决议对这些事实的确认是模棱两可的。 毫无疑问，中农群众以及城市小市民的情绪变得好多了，不仅仅好于军事共产主义时期，而且好于新经济政策的头几年。然而对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中间蕴蓄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危险估计不足也是不允许的。工业落后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不仅加快了农村的分化和促进了私商的发展，而且提高了小资产阶级的经济作用和政治自觉，在这种情况下，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允许扩大小工业主的选举权，不允许合作社的方针向农村上层倾斜或者对这种倾向中蕴含的危险估计不足。 在莫洛托夫同志的决议看来，改选的基本事实如下：（1）“贫雇农积极性的增长赶不上其他农村阶层积极性的增长。”而贫雇农恰恰是党和工人国家在农村的支柱。 （2）正像决议所指出的那样，在城市“小资产阶级在苏维埃中的代表份额有了明显的增长”。这意味着无产阶级即统治阶级的代表权遭到了相对的削弱。 （3）利用有利于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指示破坏苏维埃宪法。 然而，企图把这些基本事实说成是偶然情况和个别错误的结果，是根本错误的。最糟糕的政策是含含糊糊地承认危险，以便绕过这些危险去完成当前任务，等于是继续执行产生这些危险的政策。我们认为中央机关报的结论是正确的，尽管在表述上夸大了危险，这个结论是：“竞选活动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同我们党代表大会确定的路线是矛盾的。”（7月7日《真理报》社论《苏维埃改选的教训》）。 不弄懂《真理报》指出的矛盾，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矛盾之处在于，总的政治指示认为主要危险是工人和贫雇农对富农和整个小资产阶级的过火进攻，而实际上危险是富农和小资产阶级的进攻。 斗争矛头不是对准实际危险，而是对准事先对这种危险提出警告的人。 把雇农的消极全归咎于他们“没有文化”是不对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首先是依靠农村中的这些人进行了一场极其伟大的土地战争的。在这些年里农村下层的文化水平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如果说他们的积极性仍然比不上其他阶层，那么相当大一部分责任应由错误的政策来承祖。 不能允许农业合作社的领导者以合作社特别是信贷合作社要是不改变主要依靠“贫农”的做法就不可能强大起来作为借口而实行依靠生产能力强的中农的方针。 说政治局迄今为止没有进行清楚明确的讨论，是根本错误的。 俄罗斯联邦农业人民委员的建议在这方面走得更远。 农业人民委员认为合作社的主要任务是争取……“有资本积累的富裕农民”……和有条件地吸收比较富裕的、有文化的先进农民阶层参与合作社的领导工作。 农业人民委员认为农业信贷合作社管理中的错误在于，“生产能力强的中农”还没有在合作社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尽管所有资料都无一例外地说明农业合作社，其中包括信贷合作社，发生了有利于农民上层的某种进展，农业人民委员却认为信贷合作社的实际工作中发生了有利于“贫苦阶层”的偏激行动。 农业人民委员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是：“为了克服‘社会保障’倾向，应当修改我们的法律，即在借债人不偿还贷款时合作社可以拍卖借债人利用贷款购置的财产，即使这部分财产是其经济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我们坚决驳斥这些在莫洛托夫同志的决议草案中没有得到适当评价的倾向。农业合作社是党和国家将农民经济转到社会主义轨道上来的强大工具之一。将这一工具交给农村上层，意味着把合作社从社会主义的工具变成资本主义的工具。 为了在工人和贫雇农现有的文化水平的基础上提高他们的政治积极性，党、所有国家组织和社会团体的政策的阶级内容应当完全适合这种积极性，提高和培养这种积极性。依靠生产能力强的中农的方针必然会压制贫雇农的积极性。选举只是暴露了这一事实。综上所述，很显然，卡冈诺维奇同志提出的对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的一部分同志进行谴责的建议是极其错误的，这些同志对反映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压力的危险倾向及时提出了警告，并及时指出必须实行更坚决的工业化方计，对富农采取更正确更坚定的政策，首先要创造使无产阶级先锋队发挥更大积极性的条件。必须使每一个党员明白，要想端正党的路线即实行更加明确的无产阶级方针，就不能把斗争矛头对准坚持和捍卫这一方针的人。资产阶级和孟什维克现在主要把希望寄托在苏维埃的蜕化上，就像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把希望寄托在武装干涉上一样。资产阶级和孟什维克的希望建立在我国发展的资本主义倾向上，建立在比例失调上，建立在剪刀差上，建立在富农的增长上，建立在私商的发展和富农的不断增长的影响上。我们政策的目的是保证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占优势，决不允许实际权力在无产阶级和农村贫农同中农结成紧密联盟的情况下从他们手中转移到试图领导并已部分地领导贫农和中农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手中。尤其是在目前时期，在城乡之间的经济比例失调加剧的情况下，必须对降低无产阶级在苏维埃系统内的政治比重的迹象保持高度警惕。 我们不得不经常在我们的敌人的注视之下批评自己的错误。他们必然会抓住我们自我批评的每一句话大做文章。 然而，谁要试图以资产阶级敌人为借口而压制自我批评，谁就恰恰帮了这些敌人的大忙。能够真正削弱我们和帮助敌人的不是批评而是掩饰错误。 我们坚决地批驳那种所谓利用错误的数字来论证政治局多数派路线的批评的指责。不论我们从内务人民委员部和中央委员会自身的资料中援引的这样或那样一些个别数字如何，在选举中暴露出来的基本政治过程和倾向是不容置疑的。 相反，我们认为，任何试图通过玩弄数字把戏来掩饰基本政治过程的做法都是极其错误的，这些过程向何处发展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 去年秋天在饲料粮问题上就发生过不能允许的玩弄数字的做法，其目的是掩盖农村的分化、低估富农的经济增长。从那时以来在经济政策方面发生的一切（春天把粮食抛向市场——这是一方面，基层苏维埃选举这是另一方面），都是对试图使统计数字迎合既定的政治结论的形形色色的做法的最严重的警告。 我们谴责那种把我们反对某些错误和倾向，维护某种路线的思想斗争说成是出于某些卑鄙动机的派别斗争的行径。 这种诋毁对全党来说是一种侮辱，也使这样做的人因此背上了骂名。 我们同样谴责那些不是公开批评我们清楚明了表述的观点，而是把一些同我们的观点毫无共同之处、甚至同我们反对的观点极为接近的思想和倾向硬塞给我们的形形色色的做法。 只有用不尊重党内舆论才能解释《真理报》上那篇著名小品文中和全会上一些讲话中暴露的企图，即通过暗示、中伤和阴谋硬说我们赞同或容忍下述观点：把国有工业的大部分或主要部分租让出去；加入阿姆斯特丹国际；对共产国际毫无根据的卑鄙的攻击；把国有工业比作“土包子”等等。我们过去和现在的观点与这种思想毫无相似之处，而就我们观点的实质本身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只有思想贫乏和不择手段的人才会用这种方法来对付我们。 同时我们不得不指出，领导集团的代表人物一方面把一些同我们的观点毫无共同之处的观点塞给我们，另一方面对一些更加荒谬的类似的错误却不加以制止，因为这些错误是他们本派别的追随者造成的。我们一时一刻都不怀疑，党必将把争论的核心同混杂其中的垃圾区分开来，不仅就问题的本质，而且就不能允许的争论方式提出决定性的意见。 最后我们认为，以上所揭露的领导错误和由这些错误引发的政治错误，无论如何从哪一方面来说都不会贬低党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苏联建设方面为教育和团结城乡劳动群众所做的巨大工作。 及时而明确地改正错误将使我们有可能更广泛地开展工作，更紧密地保持同无产阶级和农村贫民的联系。
[1] 奥洛托夫，维·米·（1890—1986）——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曾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书记。1921年起任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外交部长等职。1962年被开除出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