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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书（摘录）
1851年7—8月初
于彼得—保罗要塞
仁慈的皇帝陛下！
当我被从奥地利解往俄国的时候，我知道俄国法律的森严，知道您对稍微不顺从您的一切行为都怀有不可抑止的憎恨，更不用说反对皇帝陛下意志的公开暴乱了。我也知道我的罪行的全部严重性，我既不希望，甚至也不打算向法庭隐瞒我的罪行或者哀求赦免。因此，我对自己说，只有一条路——忍受到底，我乞求上帝赐给我力量，使我能够喝下我为自己准备好的一杯苦酒，而不丧失尊严和表现出可耻的软弱。我知道，几年前，我由于枢密院的判决和皇帝陛下的命令而被褫夺了贵族身份，我可能被依法处以体刑；我等待着更坏的情况，只希望求得一死，以便尽速解除一切痛苦和考验。
陛下，我在进入俄国国境时受到的却是高尚、人道和宽大的待遇，我的惊异感激之情简直难以用言语形容！我原是等待另一种待遇的。在从波兰王国到彼得一保罗要塞的整个途中，我所看到的、听到的和体会到的一切，都和我所担心的相反，这一切都同我过去所听到、想到和我所说、所写的关于俄国政府的残酷行为相矛盾，这使我第一次怀疑先前所了解的情况是否真实，我惊讶地问自己道：我没有进行诽谤吗？在彼得一保罗要塞中渡过的两个月，使我彻底相信，许多旧的成见都是毫无根据的。
然而，请陛下不要以为，我受到这样仁爱的待遇，就产生了某种错误的或空幻的希望。我非常清楚，法律的严肃并不排斥仁爱，反之，仁爱也并不排斥严格地执行法律。我知道，我罪大恶极，而且在失去了希望的权利之后，我什么也不指望，陛下，我向您说实话，近些年来，我身体衰老，心情沉重，甚至使我什么也不希望。
奥尔洛夫伯爵向我转达了皇帝陛下的圣旨，说陛下让我写一份关于我自己所有罪行的全面忏悔书。陛下！我不应得到这样的仁慈，我过去一直说皇帝陛下是残酷无情的，当我想起我胆敢这样说陛下的时候，觉得羞愧难当。
我将要怎样写呢？我要向威严的俄国皇帝、法律的严厉维护者说些什么呢？我给陛下的忏悔书可归结为如下不多的几句话：陛下！在皇帝陛下面前，在祖国法律面前，我全错了。您知道我的罪行，您根据所知道的那些就足以按法律对我处以俄国现行的极刑。我公然造反来反对陛下，反对您的政府；敢于象敌人那样和您作对，我竭力到处写文章和发表演说，煽动人心来反对您。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罪行呢？陛下，请您审判和处决我，您的审判和您的处决是合法的，是正义的。我还能向陛下写些什么呢？
但是，奥尔洛夫伯爵代表皇帝陛下对我说：“您写吧，写忏悔书给皇帝陛下吧，就象您同接受忏悔的牧师说话一样。”这句话触动了我的灵魂深处，使我心情激荡，难以平静。
是的，陛下，我将把您看作接受忏悔的牧师，向您忏悔，就如同人们忏悔不是期望在尘世得到宽恕，而是为了在另一个世界得到宽恕一样，我乞求上帝赐给我纯朴的、真诚的、出自内心的言词，不花言巧语，不阿谀奉承，使我能一下子就打动皇帝陛下的心。
陛下，我只恳求您两件事！第一，请您不要怀疑我的话的真实性：我向您发誓，在我的笔下决不会出现任何谎言，哪怕是千分之一的谎言。第二，陛下，我恳求您，不要要求我向您忏悔别人的罪过。因为在忏悔的时候，除了自己的罪过之外，谁也不揭示别人的罪过。……陛下，您会亲眼看到，我宁愿当一个应受极刑的罪犯，而不愿当卑劣汉。
我现在就来开始自己的忏悔。
为完整起见，我应当稍微谈一下我的青年时代……
……
在苏黎世，我认识了海尔维格的熟人和朋友，不过我很不喜欢他们，所以我呆在这个城市的整个期间避免和他们经常见面，仅仅和海尔维格交往密切。……
……
海尔维格早在阿尔戈维州的时候，就让共产主义者、裁缝魏特林带着介绍信到我这里来过。当时魏特林由洛桑到苏黎世去，为了认识海尔维格，中途去拜访了他；海尔维格知道我当时对社会问题很感兴趣，于是就把他介绍给我。我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从活生生的来源中了解当时已开始引起普遍注意的共产主义。
……
他常到我这里来，说明他的理论，谈了许多关于法国共产主义者的情况，介绍了工人的生活、他们的劳动、希望、娱乐，以及德国刚刚开始形成的一些共产主义团体。我同他进行辩论，反对他的理论，但是却以极大的好奇心听他所谈的事实。我和魏特林的关系仅限于此。无论在这个时期或者在以后，我不管同他或者同其他共产主义者都绝没有过其他联系。我自己从来不是共产主义者。
陛下，讲到这里，我要稍微详细谈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在政府面前我不止一次地，首先是被布伦奇里先生，后来大概还被别的人谴责为同共产党人串通一气。我想一劳永逸地澄清这种不公正的责难；我的严重罪过已经够多了，为什么我还要承担那些我绝对没有犯过的罪过呢？
我后来知道许多法国、德国、比利时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读过他们的著作，研究过他们的理论，但是，我自己从来没有参加任何宗派、任何团体，而且同他们的措施、宣传和活动格格不入。我经常密切注意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无论过去或现在至少既是由上面也是由下面产生的。在下面，在人民群众当中，共产主义是作为一种不明确的、但却是强有力的需要，作为一种向上爬的本能发展着和生长着；在上等阶级里，共产主义是作为腐败堕落、利己主义，作为即将到来的应得的贫困的本能，作为由于衰老和于心有愧的结果而产生的捉摸不定和束手无策的恐惧而发展着和生长着，这种恐惧和反对共产主义的不断叫嚣恐怕比共产主义者的宣传本身更加促进了共产主义的传播。我认为，这种不确定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无例外地到处存在着的共产主义，比那种确定的、形成体系的、而且只是在很少几个组织起来的、秘密的和公开的共产主义团体内宣传的共产主义要危险千百倍。[1]后者的虚弱性1848年在英国、法国、比利时、特别是在德国，已暴露无遗；要找出迄今为止已知的任何一种社会理论的荒谬、矛盾和不可实现性，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情，所以任何这种理论连三天也存在不了。
陛下，请原谅我发了这些简短的议论；但是，我的罪过和我的罪过的思想是有密切联系的，因此我不能只忏悔罪过，而完全不提罪过的思想。我应当指出，为什么我未能参加——而人们却不公正地控告我参加了——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宗派。我了解这些宗派存在的原因，但是我不喜欢它们的理论；既然不同意它们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成为它们宣传的机器；最后，我非常珍视自己的独立性，而不愿意成为无论哪一个秘密团体的奴隶和盲目的工具，更不用说我不赞同它的意见的团体了。……我同魏特林结识，从我这方面讲，只是出于好奇心，从他那方面讲，是由于他健谈。除了魏特林，我在苏黎世不认识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者。
谴责我犯了共产主义罪过的一个捕风捉影的理由就是：我认识魏特林；但是这种谴责是毫无根据的[2]……
……
陛下！我的活动的罪恶性和唐·吉诃德式的疯狂性是不言自明的；我这里要讲一下只是为了更明确地确定我当时的处境、经费和联系。我认为必须详细说明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我离开巴黎成为许多错误的控告和怀疑的对象。
首先，我知道，许多人说我是赖德律-洛兰的间谍。陛下！在这份忏悔书中，我对您什么也不隐瞒，我不隐瞒任何一个罪过，任何一种罪行；我向您掏出自己的全部心灵；您看到了我的迷误，看到了我怎样由疯狂走向疯狂，由错误走向罪过，由罪过走向犯罪……[3]但是，陛下，请您相信我，尽管我的思想和活动是十分疯狂的，是罪大恶极的，我终究保留了许多自豪感、独立性、自尊心以及对祖国的爱，绝不会愿意当任何党派或任何人的可鄙的间谍、盲目的和肮脏的工具，来反对祖国！……
……
其次，人们控告我，或者更正确地说，怀疑我，—到控告的真凭实据，——怀疑我离开巴黎时已经同波兰民主主义者建立了秘密联系，是根据他们的委托并按照预订的计划，同他们——因为没有找一起行动的。这种怀疑是很自然的，但是毫无根据。
……
总之，陛下，我有充分权利讲，我的生活、活动和行动是不受任何团体制约的，是不受任何别人的唆使和影响的。我的疯狂、罪过和罪行过去和现在都完全由我自己负责。我罪大恶极，但从来没有屈辱到去当别人的间谍，做别人思想的奴隶。
最后，对我还有一个卑鄙的控告。
有人控告我，说我想同两个现在我已忘记了姓名的波兰人狼狈为奸，说我企图谋害皇帝陛下的生命。我不想去谈这种诽谤的详情细节；我在关于国外情况的供词中已经详细驳斥了这种诽谤，我耻于过多地谈这个问题。陛下，我只想讲一点：我在您和法律的面前是一个罪人，我知道自己的罪行是严重的，但是，我也知道，我的灵魂永远不允许我去干杀人的勾当和做下流的事情。我的政治上的狂热与其说是发自内心不如说更多地存在于想象之中，而且有确定不移的界线；无论是布鲁土斯，拉瓦里亚克，还是阿里勃[4]，从来都不是我所崇拜的英雄。不仅如此，陛下，在我的灵魂里，甚至对您仇恨的影子都从来没有过。当我还是炮兵军官学校的士官生时，我就和所有的同伴一样，非常喜爱您。有时候，您到营房来，只是“皇帝驾到”这句话就使所有的人欣喜若狂，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去迎接您。在您的面前我们并不感到害怕，相反地，我们还靠近您，我们寻求您的庇护以摆脱自己长官的欺压；长官不敢跟我们到亚历山大去。我记得那正是霍乱流行的时候。陛下，您当时神情忧郁，我们默默地围绕着您，我们以不安而崇拜的目光望着您，我们每个人在内心里都感到您神情忧郁，虽然不知道原因；只要您对谁说一句话，谁就感到非常幸福！后来，过了许多年，当我在国外成了绝望的民主主义者的时候，我开始认为自己应当仇恨尼古拉皇帝；但是，我的仇恨只存在于想象中、思想中，而不是发自内心：我仇恨的是抽象的政治人物、俄国专制政权的代表、波兰的压迫者，而不是那个在我初省人事的时候就使我惊倒，并且给我年轻的心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的活生生的伟大人物。陛下，青年时代的印象是难以磨灭的！就是在我的政治狂热最炽烈的时候，我的疯狂也有一定的分寸；我对您的攻击，从来没有超出政治范围：我狂妄地称您为残忍的、铁石心肠的、凶狠的暴君，散播对您的仇恨，煽动造反来反对您的政权，但是我从来不敢、不愿意、也不能用亵决神灵的言语来辱骂您本人。陛下，该怎么说呢？我找不到词句来表达这种区别，虽然我深深地感觉到这种区别，——总之，我从来没有象卑贱的奴仆那样，说过或者写过一个字辱骂您本人，这种卑贱的奴仆辱骂、诅咒和诽谤自己的主人，是因为他知道，或者是主人听不见，或者是主人离得太远，皮鞭揍不着他。最后，陛下，甚至在最近时期，我还把一切民主概念置之度外，违背自己的意志，深深地、深深地崇拜您！不是我一个人，还有其他许多波兰人和一般欧洲人，都和我一起意识到，在目前在位的所有帝王当中，只有陛下一个人还保存着对自己统治使命的信念。我怀着这样的感情和思想，不管在政治上多么疯狂，是不能成为弑君者的，所以，陛下，请您相信，这种控告纯属卑鄙的诽谤。
……
陛下，不管我的罪行多么严重，您一定会感到非常可笑，我这样一个既无名又无力的人竟敢反对您，反对伟大帝国的伟大皇帝！现在我看清楚了自己的疯狂行为，连我自己也觉得可笑……。但是，那时我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不想考虑，而只是疯狂地去迎接明显的灭亡。如果说，我的罪行，不，我的愚蠢行为能稍微得到一点宽恕的话，那只是因为我是从纸醉金迷的巴黎出来的，我自己是醉鬼，我周围的一切人也都是醉鬼！
……
我来谈一下在布拉格第一次同各斯拉夫民族的代表的会见给我留下的印象。当时，我的斯拉夫的心在猛烈跳动，我的新的斯拉夫感情勃然迸发，它们使我几乎忘记了把我同西欧民主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全部利益。斯拉夫代表大会被解散后，德国各地，尤其是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上发出的反对斯拉夫人的无意义的叫嚣，对我的影响特别强烈。这已经不是民主主义的叫嚣，而是德国的民族利己主义的叫嚣；德国人是为自己，而不是为别人要求自由。他们在法兰克福开会时，实际上已经认为他们已成为统一的、强大的民族，世界的命运现在应当由他们来解决！
……
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所有的斯拉夫人，包括波兰人在内，都有同样的感觉。受过法国革命政府欺骗、受过德国人欺骗、受过德国犹太人欺凌的波兰人，开始大声谈论，他们的出路只有一条：诉诸俄国皇帝的庇护，请他开恩，把奥属和普属的所有的波兰省份都合并到俄国来。这是在波兹南公国、加里西亚和克拉科夫发出的普遍呼声。只有侨民们反对，但是，那时侨民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人们会以为，波兰人是口是心非，只不过想吓唬德国人而已；但是，他们并不是对德国人这样说，而是只在自己人之间谈论，而且在谈论时所表现出的热情，所使用的词句使我当时不能怀疑他们的真情实意，而且就是现在我仍然相信，如果陛下当时想举起斯拉夫的旗帜，那末他们所有的人都会无条件地、无保留地而且是盲目地服从您的意志，他们和奥地利、普鲁士领地上所有讲斯拉夫语的人，都会欢欣鼓舞、兴高采烈地投身于俄国雄鹰的宽阔翅膀之下，同仇敌忾地去不仅反对不共戴天的德国人，而且向整个西欧挺进。[5]
当时，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思想，我想马上给陛下写一封信，并且已经开始写了；那封信也是一种忏悔书，[6]不过比我现在写的这个忏悔书自尊和高谈阔论多一些（我当时是自由的，而且还没有接受经验教训），但是忏悔是十分真诚的和由衷的：我悔悟自己的罪过；恳求饶恕；然后，我颇为冗长而夸张地描述了各斯拉夫民族当时的状况，恳求陛下帮助所有被压迫的斯拉夫人，把他们置于您的存力的庇护之下，作他们的救主、他们的父亲，并宣布自己是所有斯拉夫人的皇帝，最后在东欧竖立起斯拉夫的旗帜，让德国人、斯拉夫族的所有其他压迫者和敌人感到恐惧！那封信写得拉杂冗长，幻想有余而考虑不周，但是完全是真心诚意、满腔热情；那封信中虽然有许多可笑的、荒诞的东西，但也有许多真实情况，总之，它是我精神紊乱和当时使我激动不安的无数矛盾的真实描述。我没有写完就把它撕碎了，烧掉了。当时我想到而且考虑到，您会认为我的行为异常可笑和冒昧，我是皇帝陛下的一个臣民，而且还不是一个普通的臣民，是一个国事犯，竟敢给您写信，不只哀求您的宽恕，而且竟敢劝告您，说服您改变您的政策！……[7]我向自己说，我的信是没有任何益处的，只会在民主主义者的眼中损害我的名誉，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我的不成功的、奇怪的、完全非民主主义的试图。……
……
陛下，我的忏悔书就要结束了！它使我感到轻松。在这篇忏悔书里，我力求说明一切罪过，不忘记任何重要的事情；如果忘记了什么，那也不是故意的。那些针对我的口供、控告书、告密书中凡属与我在这里所讲的不符的，都是虚假的、错误的或诽谤性的。
现在，我再次恳求陛下，向陛下伏地求恩，哀求您：陛下！我是个十恶不赦的大罪犯！这我知道，如果判处我死刑，我认为这是罪有应得，而且我几乎会高兴地接受这种惩罚：它会使我摆脱令人厌恶的和难以忍受的囹圄生活。但是奥尔洛夫伯爵以陛下的名义对我说，俄国没有死刑。我哀求您，陛下，如果法律许可的话，如果罪犯的请求能够感动皇帝陛下的心的话，请不要让我受终身要塞监禁的痛苦！不要用德国式的刑罚来惩处我的德国式的罪过。就让最沉重的苦役成为我的命运吧，我将以感激之情接 受它，把它看作您对我的恩典。劳役越艰苦，我就越容易沉缅于劳动之中！在单人囚室里，总会徒劳无益地记住一切，思想和记忆成为难以形容的痛苦，长久地活着，违反意志地活着，什么时候也没有死去，却又每一天都在无所作为和痛苦当中死去。我觉得，不管是在凯尼格斯坦要塞，还是在奥地利，都没有在彼得一保罗要塞这里好，但愿上帝让每一个自由的人都能找到一个这样善良的、这样仁慈的首长，就象我在这里极其幸运地找到的那样！尽管如此，如果让我选择，我觉得我会宁愿死去，哪怕是受体刑，也不愿意被终身关在要塞里。
陛下，我还有另外一个请求！
请允许我同亲人作最后一次见面和告别；如果不是所有的亲人，至少是年老的父亲、母亲和一个亲爱的姐姐―—我甚至不知道她是否还活在人间。
仁慈的陛下，请您赐给我这两个大恩惠吧，我感谢上帝把我从德国人的手里解救出来，把我交给皇帝陛下慈父般的手里。我已经丧失了称自己为皇帝陛下的忠实臣民的权利，只好衷心诚挚地这样签署：
正在忏悔的罪人
米哈伊尔·巴枯宁
[1]沙皇读了这一句话后加批语称赞巴枯宁：“说得对”。——编者注
[2]下面巴枯宁叙述他从1844年到1846年在国外的活动。——编者注
[3]虚点是原有的。——编者注
[4]布鲁土斯，古罗马的共和主义者，曾参加刺杀凯撒的密谋；拉瓦里亚克，法国狂热的天主教徒，1610年刺杀了法国国王亨利四世；阿里勃，法国共和主义者，1835年谋刺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编者注
[5]沙皇读了这一段话后加了一个批语：“毫无疑问，我会以斯拉夫的马赞尼洛的身份来领导革命的；谢谢！”马赞尼洛是1647年意大利拿不勒斯反对西班牙统治的人民起义的领袖。―一编者注
[6]沙皇读了这几句话后加了个批语惋惜地说：“很遗憾，没有寄来！”——编者注
[7]虚点是原有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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