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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公社和国家概念（摘录）
写于187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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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巴黎公社的拥护者，它虽然已被君主主义和教权主义反动派子手镇压下去，淹没在血泊之中，但是它却因此而在欧洲无产阶级的思想中和心灵中变得更有生命力和更强大了。我之所以是巴黎公社的拥护者，特别是因为它是对国家的大胆的、明确的否定。
这种对国家的实际否定，正好发生在至今主要是政治集中化的国家一一法国，正好发生在为否定国家奠定了基础的伟大法兰西文明的历史中心——巴黎，这个事实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巴黎为了法国、欧洲、全世界的自由和生活而抛弃了自己的桂冠，热情地弃了自己的权力！巴黎又成为首倡者了，从而又证实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它向一切受奴役的民族（现代民族中究竟哪个民族不处于受奴役地位呢？）指出了解放和得救的唯一道路！巴黎给了资产阶级激进主义政治传统以致命的打击，为革命的社会主义奠定了现实的基础！巴黎重新受到法国和全世界一切反动派的诅咒！巴黎怀着对猖獗的反动派的深仇大恨，把自己埋葬在烟雾迷漫的废墟之中！巴黎以自己毁灭的代价拯救了法国的荣誉和未来，并向人类证明，如果生活、智慧和道德力量在上等阶级中已经消失，那末它们却集中在无产阶级的身上，并且非常强大和充满了希望！ 巴黎照亮了新的纪元，人民群众彻底和完全解放的纪元，现在已经撇开国家及其人为边界而完全实现的人民群众团结的纪元！巴黎宣布自己是人文主义的和无神论的，它用社会的生活的伟大现实和对科学的信仰代替了神学的虚构，这种科学已经用自由、正义、平等和博爱的原则这些一切人类道德的永恒基础，代替了宗教的、政治的和法律的道德的谎言和假话！英勇的、富有理性和信仰的巴黎，用自己壮烈的倾覆和自己的灭亡证实了它对人类命运的坚强信念，并把这种更坚强和更有生命力的信念遗留给了后代！被淹没在自己最高尚的儿女的鲜血中的巴黎，——就是被联合起来的欧洲国际反动势力在一切基督教堂和谎言的大祭司——教皇一一的祷告声中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类！将来各族人民的国际的、团结一致的革命就是巴黎的复活。
这就是巴黎公社的两个月存在和它的使人永志不忘的倾覆的真正意义和伟大的崇高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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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人民的一切实际倾向是非常社会主义的，但是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传统观念却大大低于这个水平。不管是法国各大城市的无产阶级，还是巴黎的无产阶级，都有雅各宾党人的许多成见：关于专政的拯救作用等等。对政权的迷信（它是宗教教育的严重后果，是一切历史祸害、人民堕落和被奴役的根源），还没有被搞臭和从他们的意识中清除掉。这是千真万确的，甚至人民的最有学识的儿子、最忠诚的社会主义者都无力彻底弃这种成见。你们仔细窥视一下他们中间每一个人的心灵，就会在那里发现一个雅各宾党人———国家的维护者，这个雅各宾党人虽然悄悄地藏在某个黑暗的角落里，但终究还没有完全死亡。由于这些原因，参加了公社的为数不多的忠诚的社会主义者陷于极其困难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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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许多在自己的理论上始终一贯的社会主义者责难我们的巴黎朋友们，说他们在自己的革命行动中没有充分表现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报刊的一切饶舌家却相反地谴责他们在实现社会主义纲领方面表现出“犯罪的彻底性”。把这些报刊的卑鄙的告密者暂且放在一边不谈，对那些严格的社会主义理论家，我应当指出，他们对我们巴黎同志的态度是不正确的，因为理论，甚至是最严密的理论，同它们的实际实现之间还隔着一段无限远的距离，这段距离要在几天内走完是不可能的。
例如，谁如果有幸知道瓦尔兰（不幸的是，他的死去现在已是毫无疑义的了），那末只要向他提一下这个名字，他就会知道，瓦尔兰和他的朋友们具有多么热烈、深刻和坚决的社会主义信念。熟知他们的人都了解，他们的热情、自我牺牲精神和真诚是无可怀疑的。但是正因为他们是些诚实的、没有自负心理和骄傲情绪的人，他们对于自己为之献出了灵魂和生命的宏伟事业的意识使他们的行动能力受到了束缚！此外，根据他们对于同政治革命完全直接对立的社会革命的事业的深刻信念，个别人的行动几乎是微不足道的，群众的自发行为应当就是一切。研究、阐述和宣传符合人民本能的思想，并且孜孜不倦地努力使革命组织具有人民运动的自发力量，—这就是个别人所能做的一切，如此而已；其余的事情应当而且只能由人民自己来做。如果不这样考虑，他们就必不可免地要重新建立政治专政，即恢复国家、特权、不平等，他们就必然会以相反的然而却是合乎逻辑的方式恢复对人民群众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奴隶制度。
瓦尔兰和他的朋友们以及一切忠诚的社会主义者和一切在人民当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劳动者，都对个别人的首创行动存有非常深刻、完全正确的戒心，即对一些上等人作威作福存有戒心，因为他们很坚定，所以他们对自己同对别人一样也存有戒心和不信任。
权威主义的集体主义者认为社会革命作为政治革命的自然结果，可以根据命令来进行，可以依靠专政或立宪会议来组织，我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同这种信念相反，我们的巴黎的社会主义者朋友们认为，社会革命可以由群众、团体和协作社的自发行动来实行和领导。
我们的巴黎同志们是万分正确的。因为实际上，有哪一个智者如此英明，或者如果说的即便是由几百个具有最高的天赋能力的人组成的集体专政的话，有哪一个有识之士的集体能够如此完善，把构成人民集体意志总和的无限繁多和不同的现实利益、信念、愿望和要求包括无遗，并且发明出一种可以满足一切人的社会组织呢？这样的组织将永远是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板[1]，多少得到国家批准的暴力会强迫不幸的社会躺在这张床板上。在此以前情况一直是这样。社会革命正是要消灭这种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旧组织体系，给予群众、团体、公社、协作社以及个人以充分的自由，并且一劳永逸地消灭一切暴力的历史原因——国家的存在本身，随着国家的崩溃，一切不正义的法律的权利和各种虚伪的崇拜亦将消失，因为这种权利和这种崇拜从来都是对国家所实行、支持和鼓励的一切精神和肉体的暴力的服服贴贴的认可。
显而易见，只有当国家不再存在的时候，人类才会得到自由，社会的真正利益、构成社会的一切团体、一切地方组织以及一切个人的真正利益，才能得到完全实现。显而易见，国家的一切所谓的社会职能，实际上无非是对从属于国家的各个部门、公社、协作社和绝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的坚决和不断的否定。这些社会职能是某种抽象的东西，是虚构，是谎言，而国家整个说来是一个大屠宰场或者大坟墓，在那里，国内一切美好的意向、一切活生生的力量，都在假慈悲的面孔下、在这种抽象的东西、抽象的概念的掩盖下被不知不觉地偷偷用作牺牲品和埋葬掉。因为任何抽象的东西，如果没有脚走路，没有手进行创造，没有胃消化提供给它吞食的牺牲品，本身不能自在而自为地存在，那末，很明显，作为宗教的或天上的抽象物的上帝，实际上所代表的仅仅是一个特权等级即教士等级的极其肯定的、极其现实的利益，而天上的抽象物的地上的补充，即政治的抽象物——国家，所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同样肯定的和现实的利益，这个阶级，包括其他上等阶级在内，如果不完全是也基本上是剥削阶级。
消灭教会和国家应当是社会真正解放的首要的和必需的条件。只有在这之后，社会才能而且应当按另外的方式来安排：但这绝不是自上而下地进行，不是按照一些智者和学者制定的空想的计划来进行，也不是根据某个独裁者或者甚至是由普遍投票选出的国民议会发布的命令来进行。我不止一次地说过，自上而下的改革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建立新的国家，从而导致形成一个新的统治贵族，即一个同人民群众没有任何共同点的整个阶级；当然，这个阶级会在普遍幸福和拯救国家的借口下重新开始剥削和奴役群众。
将来的社会组织必须按照自下而上的方针、借助于工人自由协作社或联盟来建立，从联合会、公社、地区、民族开始，最后建立伟大的国际联邦。只有到那时候，一种合理的、富有生命力的制度才能实现，在那个制度中，个人的利益、个人的自由和幸福才不再同社会利益相矛盾。有人说，个人的利益同社会的利益是不相容的和不协调的，由于它们的根本对立性，它们的和谐永远是不能实际实现的。我对这种异议回答如下：如果说迄今为止，这些利益不管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没有相互协调过，那是因为国家为了少数特权者的利益而牺牲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所有这种所谓的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的不相容以及这种虚假的斗争，无非是政治的欺骗和来源于神学谎言的谎言，神学谎言臆想出了原罪的教义来丑化人和消灭人对自己的价值的认识。这种虚伪的关于两种利益不相容的思想，也被形而上学所掌握了，众所周知，形而上学同神学有密切的血缘关系。形而上学否认人的天赋的社会本能，把社会看成是机械的、由人工造成的个人的集合体，个人偶然地由于某种形式上的或默许的、自由地或者在最高力量的影响之下缔结的契约而联合在一起。据推测，这些据说附有不死的灵魂的个人，在联合成社会之前，是享有完全的自由的。
形而上学家认为：人，特别是那些相信灵魂不死的人，在社会之外可以成为自由的生物；如果说这种武断正确的话，那末由此必然得出结论：人只有在否认自己的自由、自己的天赋的独立性的条件下，在事先放弃自己的一切个人的和集团的利益之后，才能联合成为社会。社会越是人数众多，它的组织越是复杂，这种自我放弃和自我牺牲就应当越大。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是个人的一切牺牲的表现。既然国家的起源是这样抽象和暴力的，国家自然至今仍在为了一个谎言而排挤越来越多的个人自由，这个谎言名义上叫做“普遍幸福”，实质上无非是统治阶级的福利。结果，国家便成为对任何自由、一切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全盘否定，成为它们的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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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普罗克拉斯提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强盗，他强迫所有过路的人躺在他所设置的一张床上，若比床长则砍足，短则拉长。——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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