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马克思的私人关系（摘录）（1871年底）

我和马克思的私人关系（摘录）

写于1871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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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你们不要害怕。这次冲突不仅没有损害国际的发展和扩大，而且相反，促进了它的巩固，因为国际的原则和目的更加准确地确定下来了。这次冲突，就象在意大利民主派中那次使你们现在同马志尼分子分开的冲突一样，是不可避免的。你们深信（难道不是这样吗？），你们的决裂，意大利民主派的绝大多数人同马志尼的少数或宗派的决裂，不仅没有损害这个派，相反地，结果迫使它更加朝着人民的、自由的和必然是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决裂加强了它的精神力量和行动能力，从而增加了严肃的和忠于它的成员。
　　我们同样深信，现在在国际内掀起的对我们自己的马志尼分子的空前抗议，对于国际的更加强有力的和直线的发展将是有利的。因为在我们这里也有自己的马志尼主义集团妨碍着我们的进步；这个马志尼主义集团并不是宗教方面的，而是就其权威主义倾向来说的，因为他们象我们一样，是无神论者。
　　这是常见的事情：权力甚至可以败坏最聪明和最忠实的人。象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他现在在伦敦总委员会内居统治地位的那些人，无疑是聪明的和忠实于事业的。他们对国际做出了极伟大的贡献一一但并不是作为总委员会的委员做出了贡献，这是由于总委员会的作用受到我们的共同章程的很大限制（这是国际的自由发展所需要的），而它的强大手段只是一纸空文，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使它直到现在都不能开始履行章程和各次代表大会规定它必须履行的义务。国际在最近几年来这样蓬勃发展和强大起来，并不是由于总委员会的微不足道的活动的必然结果，而是由于协会原则的正义性和重要性，而国际的原则无非是各国无产阶级的最亲切、最深刻和最热情的愿望的经过严密构思的正确反映。因此，上述各人对国际的贡献并不是以软弱无力的（不论按自己的权力还是在实际上）总委员会的成员的身分作出的，而是个人的宣传和活动的结果。马克思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此外，他还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他是一个有根底的国民经济学家，马志尼的经济学知识是极其表面的，同他相比，未必能称得上一个学生。其次，马克思热情地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在这方面谁也无权怀疑，他坚毅忠诚地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已经将近三十年了。他把自己的一生完全献给了这个事业。马志尼服用不义的詈骂和任意捏造的神话和诽谤的毒药为自己现在的软弱无力寻找可悲的安慰，他断言，鼓舞马克思的仅仅是仇恨，而不是爱，让我们来讲清楚：对人类的深刻的、严肃的、热烈的爱始终是与恨同时发生的。没有对非正义的恨，就不能有对正义的爱；没有对权威的恨，就不能有对自由的爱；没有对一切专制制度的心理和道义根源、对天国的专制者即上帝的不道德的虚构的恨，就不能有对人类的爱。要爱被压迫者，就不能不仇恨压迫者，所以要爱无产阶级，同时就不能不仇恨资产阶级。马克思爱无产阶级，所以他仇恨资产者。如果他不爱无产阶级，他就不能在三十年中那样热情忠诚地为它服务；只有怀着可恶的诽谤成见的人才敢于否认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事业的爱。
　　除了这些巨大的、不可争辩的功绩以外，还应当补充一点：马克思是建立国际的倡议者和主要鼓舞者。
　　这就是他的功绩。但是，任何奖章都有背面，任何光都有自己的阴影，任何人都有自己的缺点。所以，永远不能把支配伟大人民群众的权力委托给一个人，哪怕这个人是个天才，具有一切美德。同样，也不能把这种权力委托给哪怕是最聪明、最真诚的少数人。按照同权力本身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规律，任何权力必然要产生滥用权力的现象，任何政府，甚至是普选产生的政府，都不可避免地倾向于专制。
　　因此，马克思有自己的缺点。他的缺点如下：
　　一、首先他具有一切学者固有的缺点，他是个学理主义者。他无条件相信自己的理论，并从这些理论的高度来鄙视整个世界。作为一个学者和聪明人，他当然有自己的党，有一个由盲目忠实于他的朋友们组成的核心，这些朋友们仅仅向他宣誓，仅仅用他的思想来思考，仅仅以他的意志为意志，——简言之，热爱他崇拜他，用自己的崇拜来败坏他，而且在这方面已经达到了很不坏的成就。
　　其结果是使他十分认真地把自己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或者（更正确些说）共产主义的教皇，因为，按照他的全部理论来看，他是个具有权威主义意向的共产主义者，象马志尼一样，想依靠集中化的国家政权来解放无产阶级，不过他是以别的思想为指导，用比马志尼现实得多的、尘世的方法来行动。
　　二、对他的绝对的和专制的理论的自我崇拜，还有一个自然的后果—— 仇恨；马克思不仅仇恨资产阶级，而且仇恨一切敢于反对他和遵循同他的理论不同的思想方式的人，甚至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
　　在马克思这样聪明和这样忠实的人身上有一个奇怪的特征，这个特征只能用他作为一个德国学者和著作家所受的教育和特别是他作为犹太人的神经过敏来解释。马克思非常爱好虚荣，爱好虚荣到了卑劣和疯狂的程度。如果谁不幸哪怕是无意中触动了他的病态的、始终是气量狭小的和容易动怒的虚荣心，马克思就成为他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从这时起，为了在社会舆论中贬低自己的对手，他认为使用一切手段都是可以允许的，他的确在使用最卑鄙、最不能令人容忍的手段。他撒谎、捏造并散布最肮脏的诬蔑。——从这方面来看，马志尼说他有恶劣可怕的性格是正确的；不过，亲爱的朋友，我请你们注意，马志尼自己的灵魂尽管是自然伟大的，但是在自己日益软弱无力的意识的驱策下，他最近在同自己的敌人进行的论战中，表现得完全同马克思一样。
　　马志尼和马克思尽管在其他方面多么不同，——这种不同远不是始终对马克思有利的，一一但是，他们都受着同一种欲望的推动：政治野心，按照自己的思想管理、教育和组织群众的野心，这种野心在前者那里是宗教性的，在后者那里是科学的和学理主义的。马志尼的人格无私、灵魂纯洁和思想方式高尚，是人所共知的，他寻求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党和自己的使徒们的胜利。马克思的本能远不是无私的，他热切希望看到自己的思想、无产阶级以及自己个人的胜利。因此，前者的野心是高尚的，首先是无私的，而后者的野心则具有较多的个人性质。但是野心使他们两人采取同一种行动方式。祸害包藏在追求权力的意图中、对统治的偏爱中、对权威的热望中，而马克思深受这种祸害之毒。
　　三、他的理论为这点创造了很好的基础。作为德国共产党的一个首领和鼓舞者，即使不是主要组织者（一般地说，他是一个软弱无力的组织者，与其说他具有联合的天才，不如说他具有搞阴谋闹分裂的天才），他是个权威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和通过国家即自上而下地、依靠有文化的少数人的智慧和知识来解放和改组无产阶级的拥护者，而这些有文化的少数人自然诉诸社会主义，为了给没有文化和愚昧的群众谋利益以自己的合法权威影响这些群众。
　　这种政治体系几乎和马志尼的体系是相同的，只是纲领不同。他们互相仇视，双方不能互相给以公正的评价，部分地可以由此得到说明。不仅思想和纲领条文把他们隔开；他们还是夺取同一种权力的斗争中的竞争者。因为他们两个人，一个为了自己的思想和使徒，另一个为了自己的思想和自己个人，都不满足于有希望在某个时候统治自己的国家，他们都幻想建立世界政权、世界国家。马志尼是想通过意大利，先使意大利按照他的思想组织起来，然后使意大利成为统治世界的女王；马克思是想通过德国，德意志种族，使德意志种族按照他的方法重建世界。马志尼是个意大利民族主义者，而马克思是个彻头彻尾的泛日耳曼主义者。
　　他们之间有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对马志尼来说是光荣的。马志尼爱自己忠实的朋友，自己的使徒，胜过爱他自己；他对他们十分宽厚、有时甚至过分地宽厚和非常宽宏大量，从内心的深处原谅自己朋友在对待他个人关系上所做的不义事情、所犯的错误和过错。但是，他不饶恕对他的宗教、他的神的思想的背叛。
　　马克思对自己个人的爱比对自己的朋友和使徒的爱要强烈得多，任何友谊都不能抵消对他的虚荣心的最微小的侮辱。他很容易宽恕对他的哲学和社会主义体系的背叛，他把这看作是断定他的朋友愚蠢或者起码是智力不足的证据，这使他感到宽慰。当他看到他的朋友不再是可能达到他的高度的竞争者的时候，这个朋友在他看来变得更加可爱。但是，他对于任何人在对待他的关系上的过错从不宽恕。要他爱你们，就要对他象神一样崇拜，把他作为偶像来顶礼膜拜；要他容忍你们，至少也得要怕他。他喜欢微不足道的人、走狗、阿读奉承者围绕着他。尽管这样，在他的小圈子里仍可以找到一些杰出的人。
　　但是，总的来看，可以说，在他的小圈子里，我们看到很少有兄弟般的坦白直爽。但是，暗计和手腕却绰绰有余。这里在进行着一种静悄悄的斗争，这里存在着的是各个人的私利之间的妥协，而在私利登上舞台的地方，就再也没有兄弟关系的地位了。任何人都在戒备着，任何人都在担心成为他的牺牲品，担心被消灭。整个马克思集团是组成这个集团的自私自利的人之间签订的一种相互条约。马克思在这个集团中要求尊敬，对于他不喜欢的人或者不幸没有象所希望的那样对他表示崇拜的人，他就立刻施展阴谋诡计和进行迫害，而且总是悄悄地和暗地里进行。
　　只要他下令开始进行迫害，那末任何下流和卑鄙的事情都做得出来。他本人是犹太人，在伦敦、法国，主要是在德国，他在自己周围联合了一大批渺小的、或多或少乖巧的、搞阴谋的、伶俐的犹太人、投机分子（犹太人不管在哪里都是这样的）、商业或银行的代理人、文学家、政治家、各种色彩的报纸的通讯员，总之是著作界的经纪人，就象是商业中的经纪人，他们一只脚站在银行里，另一只脚站在社会主义运动中，而屁股坐在德国报刊上，因为他们挤满了所有的报纸，——你们可以想象，结果文学被弄到了怎样令人恶心的地步。
　　这就是组成掠夺者宗派，产生吸血鬼和贪食的寄生虫的整个犹太人世界，这个世界紧密、坚固地团结在一起，不仅不分国界，而且不管政治见解的一切差别，——这个犹太人世界现在大部分掌握在马克思和路特希尔德的手中。我相信，路特希尔德家族是重视马克思的功绩的，而马克思对路特希尔德家族也怀着本能的爱慕和深刻的敬意。
　　这看起来是奇怪的。共产主义和大银行家之间会有什么共同点呢？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希望有强有力的国家集中化，而这种集中化在目前没有中央国家银行是不可能的；而哪里有这种银行，那里就有过寄生生活的犹太民族，这个用人民的劳动来投机的民族，永远能找到自己生存的手段。……（虚点是原有的。—一编者注）
　　不管怎样，事实是这个犹太人世界的大部分（主要在德国）掌握在马克思的手中。只要他暗示一下，要他们对某个人进行迫害，那末，在所有社会主义的和非社会主义的、共和主义的和君主主义的报刊上就会涌起一股辱骂、肮脏的诬告、可笑而下流的诽谤的激流，冲向那个不幸者。在意大利，互相讲分寸和对人尊重的感情得到严格遵守（起码在外表上），所以，关于德国报刊上进行日常论战的卑劣语调和真正卑鄙的方法，是无法恰如其分地想象的。这些犹太文学家在怯懦的、充满仇恨和阴险的诋毁的艺术方面特别有才干。他们很少公开谴责，他们只进行诋毁，“他们听说——据说——人们断定——可能这不符合真相，但毕竟……（虚点是原有的。一—编者注）”，然后就直接对你们进行最荒谬的诽谤。
　　我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谈一谈这种情况。我和马克思是老相识。我于1844年在巴黎第一次同他会见。我当时已经是流亡者。我们当时交往相当密切。他当时比我极端得多，就是现在，他即使不比我极端，也比我有学问得多。我当时对国民经济学一无所知，我还没有摆脱形而上学的抽象，而我的社会主义纯粹是本能的。他虽然比我年轻，但是他当时已经是个无神论者，有学问的唯物主义者和有思想的社会主义者。正是在那时候，他在制定他现在的体系的基本原理。我们经常会面，因为我很尊重他的学识和他对无产阶级事业的严肃的、热烈的忠诚，虽然他的这种忠诚始终掺杂着个人野心。我贪婪地寻求同他交谈的机会，如果不夹杂有无谓的敌意（可惜这种情况是常有的），我们的交谈总是有教益的和机智的。但是，我们之间从未有过亲密无间的关系。我们的气质是互不相容的。他称我是多情善感的唯心主义者，他是正确的；我称他是背信弃义的、阴险的和爱好虚荣的人，我也是正确的。
　　在1848年，我们发生了意见分歧，应当说，他当时比我正确得多。他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建立了德国共产主义者支部，并同法国的和某些英国的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在自己的朋友和忠实的同志恩格斯的支持下，在伦敦建立了第一个各国共产主义者的国际同盟。在那里，他和恩格斯一起以这个团体的名义写了一部极为卓越的作品，即著名的共产主义宣言。
　　我自己当时完全醉心于欧洲的革命运动，更多地致力于革命的否定方面，而不是肯定方面，即更多地致力于破坏现存的东西，而很少致力于在破坏之后应当进行的建设和组织工作。
　　但是，在一个问题上我是正确的。我作为一个斯拉夫人，希望斯拉夫种族以革命的方式从德国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这就是破坏俄国的、奥地利的、普鲁士的和土耳其的国家，就是在经济和社会完全平等的基础上用自我解放的办法而不是用权威的力量（不管它如何自命为革命的权威，不管它实际上多么合理）来自下而上地改组各个民族。
　　就在那时，我们的体系之间的分歧就已经暴露出来，这些分歧直到现在还把我们分开，从我这方面讲这完全是有意识的。马克思很不喜欢我的思想和愿望。这首先是因为这不是他的思想，其次是因为这些思想同权威主义的共产主义者的信念相抵触，最后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德国的爱国者，过去和现在都不承认斯拉夫人从德国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权利；他现在仍象过去一样，认为德国人负有使斯拉夫人文明的使命，就是说，不管好歹都要使他们德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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