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的组织（1872年）

国际的组织

写于1872年

　　国际工人协会担负的伟大任务就是，使工人和人民的劳动从它的一切剥削者——企业主、原料和生产工具的占有者，一句话，从资本的一切代表的压迫下彻底和完全解放出来。这一任务不是纯粹的经济事业；它同时而且在同样的程度上也是哲学的、社会的和道德的事业；它也还是政治的事业，不过这只是就通过破坏国家来消灭一切政治来讲。
　　我们认为无需证明：在最文明的国家的现代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和社会的组织下，工人的经济解放是不可能的；因而要达到和完全实现工人的经济解放，必须破坏一切现代的机构——国家、教会、法庭、大学、军队和警察，这些机构不过是特权者为了反对无产阶级而建立的堡垒。只在某一个国家里推翻这些机构是不够的；应当在一切国家里破坏它们，因为从现代国家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建立以来，在所有这些机构和所有国家之间存在着不断加强的国际合作和强大的国际联盟。
　　因此，国际工人协会所担负的任务，就是完全消灭现存的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和社会的世界，代之以新的经济的、哲学的和社会的形式。如果国际不掌握两个同样强大的、相互补充的杠杆，这样伟大的事业是永远不能实现的，其中一个是群众的需要、痛苦和经济要求的不断增长的力量，另一个是新的社会哲学，即现实主义的和人民的哲学，这种哲学在理论上仅仅以真正的科学，即既是实验的又是合理的科学为基础，它除了人的原则（群众向来的需要的表述）即平等、自由和全世界团结的原则之外，没有其他的基础。
　　被这些需要鼓舞的人民、为这些原则而奋斗的人民，一定会获得胜利。他们同这些原则并不是格格不入的，正象我们刚才说过的，他们在自己的心里向来本能地怀有这些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原则对他们说来甚至不是新的。他们向来希望从他们所遭受的一切形式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由于他们——工人，即社会的供养者、文明和一切财富的创造者——是最后的奴隶，是奴隶中的奴隶，由于他们如果不同时把整个世界解放出来，他们就不能得到解放，他们向来力求使所有的人都得到解放，即力求达到全世界自由。他们向来热望平等——自由的必要条件；而且他们是不幸的人，他们独自永远得不到胜利因而始终从团结中寻求自己的生路。相互的幸福直到现在还没有见过，或者无论如何是少见的；要当幸福的人就得当利己主义者，靠别人的劳动而生活，剥削和奴役别人，因此只有那些不幸的人，即人民群众才懂得博爱和实行博爱。
　　因此，社会的科学象道德学说那样，只是发展和陈述人民的本能。但是，在这些本能和这种科学之间有一条深渊应当填平。如果只有内部的本能就足以使人民得到解放，那末他们早就解放了。在群众的整个悲伤和惨痛的历史上，这些本能未能阻止群众成为各种宗教的、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谬论的经常的牺牲品。
　　当然，群众不得不经历的沉痛考验并非完全白费。这些考验在人民当中留下了某种类似历史意识的东西，似乎创造出了一种实践的、以传说为基础的科学，而且人民常常用这种科学去代替理论的科学。例如，现在可以深信不疑，没有一个西欧的人民会再去迷信某个宗教巫师，某个新的救世主，某个政治骗子。也可以满有把握地说，欧洲人民群众深深地感到经济和社会革命的需要；如果人民的本能在这方面没有这样明显地、深刻地和坚定地表现出来，那末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甚至是伟大的天才，也不能唤起群众。
　　人民是已经作好了准备，他们遭受的痛苦已经够多了，而主要的是，他们开始了解到他们决不应当受苦；他们已经厌恶永远乞天求神了，再也不愿意忍受下去了。即使不进行任何宣传，群众也会变成社会主义的；巴黎公社得到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深刻同情，就是证明。但是，群众是一种力量，或者至少是任何力量的重大因素。究竟什么东西阻碍他们去推翻他们所憎恨的社会制度呢？他们缺乏两种东西：组织和科学，这二者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政府的力量。因此，首先需要有组织，可是没有科学的帮助，建立组织是不可能的。由于有军事组织，一千武装人员组成的一个营，能够而且的确使也是武装起来的、但是没有组织起来的百万人群感到恐惧。由于有官僚组织，国家通过几十万官吏管辖着广阔的地方。因而，要建立能够粉碎国家的军事力量和民政力量的人民力量，应当组织无产阶级，这就是国际工人协会所做的事情。当国际工人协会拥有欧洲无产阶级的一半、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或者甚至只有十分之一的那一天，国家，或者确切地说各个国家，就不再存在了。国际的组织的目的不是建立新的国家，而是彻底破坏一切统治，它应当和国家组织有根本的区别。后者是人为的、强制的，是以权力原则为基础的，同人民的利益和本能的自然发展是格格不入的和敌对的，而国际的组织应当是自由的、自然的，在一切方面都是符合这些利益和这些本能的。
　　但是，什么是群众的自然组织呢？
　　这就是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产生的、以各种不同类型的劳动为基础的组织；换句话说就是按照职业的组织。当国际代表着所有类型的工业，其中包括各种类型的农业劳动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组织就将完成。
　　有人可能反驳我们说，这种由国际影响人民群众的组织的结果，将是用新的政府代替先前的首长。但是，这是一种莫大的误解。国际的组织永远不同于一切政府和一切国家的组织；它的基本特点是，它只是通过说服的方法，而不是用任何强制的手段来影响群众。国家和国际的威力之间的差别，正是正式的国务活动与某个俱乐部的普通活动和作用之间存在的那种差别。除了伟大的说服力量，国际现在没有，而且将来也永远不会有其他的力量，它始终要成为一些个人对群众施加自然影响（通过说服方法）的组织。而国家以及所有国家的机构：教会、大学、法庭、官僚机构、财政机构、警察和军队，所念念不忘的是，尽可能地腐蚀国民的意见和意志，要求他们消极地服从，完全不考虑并且常常违反这些意见和意志；当然，所有这一切都以法律的允许和认可为限度，而这个限度又总是有很大的伸缩性。
　　国家只是想方设法统治群众（也不可能是别的），号召群众服从。国际只是希望解放群众，号召群众进行暴动。但是，要使这种暴动强而有力并且能够推翻国家和各特权阶级（国家仅仅是这些阶级的代表）的统治，就应当组织国际。为了这一目的，国际只使用两种手段，虽然这两种手段远不是始终合法的（在世界各国，合法性常常只是在法律上使特权即非正义神圣化），但是，从人权观点来看，二者一样是合法的。上面我们已经说过，这两种手段就是：思想的宣传和国际会员对群众施加自然影响的组织。谁要硬说国际的这种活动是对群众自由的侵犯，我们就回答说，他不是诡辩论者，就是蠢才。更糟糕的是那些人，他们对于人的合作的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一窍不通，竟然认为个人和群众彼此之间的绝对相互独立是可能的甚至是合乎理想的。
　　希望有这种独立就是希望消灭社会，因为一切社会生活只不过是个人和群众的不间断的互相依赖。每一个人，甚至是最聪明、最能干的人，特别是那些聪明能干的人，在自己生活的任何时刻里既是生产者又是产品。每个人的自由本身就是肉体、精神和道德的大量影响的不断更新的结果，每个人从与他接触的人们和他出生、生活和死亡的环境那里受到这些影响。为了某种先验的和神的自由，某种独立自在和绝对自私的自由而想逃避这种影响，就意味着追求虚无；拒绝去影响别的东西，就意味着拒绝一切社会活动，甚至拒绝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这也是追求虚无。唯心主义者和形而上学者所宣扬的这种所谓的独立和这种意义上的个人自由，只不过是虚无而已。
　　无论自然界或是人类社会（人类社会无非是同一个自然界）、所有生活着的一切，都只是在对别的东西的生活进行最坚决的干涉的必然条件下生活着。消灭这种相互影响就是死亡。我们要求群众自由，决不是想消灭他们从个别人和集团那里受到的自然影响。我们想要的一切，就是消灭人为的、法律上规定的影响，消灭影响的特权。
　　即使教会和国家能够成为私人的机构，毫无疑问，到那时我们也要反对它们。但是，我们之所以反对它们，是因为，尽管它们也是私人的机构，但它们仅仅为特权阶级的私人利益服务，它们会利用为了这一目的而被组织起来的群众的集体力量来强迫群众服从它们的权力。
　　如果国际可能成为国家，那末我们就会由现在国际的坚定的和热情的信徒变成它的凶狠的敌人。但是，问题在于，国际不可能采取国家形式；仅仅根据它的名称所表明的它取消一切国界这一点，就不可能；没有国界的国家是不可思议的。世界上好战的民族和极大的独裁者们曾经幻想的全世界国家，历史已经证明它的存在是不可能的。对于“国家”这个词应当经常理解为一些国家——自己领地内的压迫者和剥削者和对他国多少有些敌对的侵略者。国家本身包含着对人类的否定。因此，全世界国家，或者象德国共产党人所说的那种人民国家，只能有一种意义，即消灭国家。如果国际工人协会不力图消灭国家，那它也就没有任何意义。它组织人民群众只是为了这种破坏。
　　但是，它怎样组织人民群众呢？它不象国家那样自上而下地组织人民群众，把人为的统一和制度强加给社会的多样化，即多样化的人民劳动的产物；而是自下而上地把群众的社会地位和他们的意图作为出发点，并且促使和帮助他们根据职业和地位的多样化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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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要使自下而上那样组织起来的国际成为真正的、举足轻重的力量，必须使它的支部的每个成员比现在更加深刻地领会它的原则。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它才真正能够在平静时期执行宣传者和传播者的使命，在斗争时期发挥真正革命者的作用。
　　我们谈国际的原则时，指的是我们在日内瓦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章程的导言部分所包含的那些原则。条文不多，请读者允许我们在这里转述如下：
　　一、工人的解放应当是工人自己的事情；
　　二、工人为争取自己解放所作的努力不应导致建立新的特权，而是为所有的人（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确立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
　　三、工人在经济上受原料和劳动工具的占有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道义的、精神的和政治的奴役的泉源；
　　四、因此，工人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简单的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
　　五、工人的解放不是纯粹地方的或民族的任务；这是所有文明国家的任务，因为它的解决不可避免地有赖于这些国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帮助；
　　六、国际和它的全体会员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应当是国际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而不分肤色、信仰和民族；
　　七、最后，它认为，它有责任不仅为国际会员，而且为每一个履行自己义务的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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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如此质朴地表达着无产阶级的最合法的、最人道的要求的、如此简单和正义的纲领本身包含着什么。正是因为它是纯粹人道的纲领，所以其中包含着伟大社会革命的一切萌芽：推翻一切，也就是建立新世界。
　　这就是现在应当向国际的每个会员说明的而且使他们完全清楚的东西。
　　这个纲领提供了新的科学、提供了应当代替一切旧的宗教的新的社会哲学，提供了新的政策，即国际的政策，我们要马上指出，这种国际的政策本身就应当以破坏一切国家为目的。为了使国际会员能够自愿地执行宣传者和革命者的双重义务，需要尽可能地使每一个会员本身领会这种科学、这种哲学、这种政策。光知道和口说他们希望工人获得经济解放、希望每个人能充分享用他的劳动产品、希望消灭阶级和政治奴役、实现全部人权、权利和义务的完全平等，一句话，即实现人们之间的博爱，这是不够的。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都是非常好的而且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国际会员只是接受这些伟大的真理，而没有领会其实质，不去思考它们的深刻的意义，如果他们满足于老是这样一般地重复这些真理，那末这些真理就可能在短时期内变成空洞的、毫无结果的词句，变成一些令人不懂的老生常谈。
　　但是，有人对我们说，一切工人，甚至当他们是国际会员的时候，也不能都成为学者。在国际内有一批人，在我们时代所能做到的限度内精通科学、哲学和社会主义政治，使多数人即参加国际的群众信赖地服从他们的统治和“兄弟般的教导”（甘必大式的，多半是雅各宾党人独裁者式的），而不会离开应当导致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道路，这难道还不够吗？——这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悄声议论，因为要大声说出这种看法，既没有足够的诚意，也没有勇气。这种论调，即维护国际领导的论调引起了对上层分子的伟大智慧和无限权威的各式各样的、程度不等的狡猾解释和蛊惑人心的吹捧。我们始终激烈地反对这种论调，因为我们相信，如果国际工人协会将来分成两个集团：一个集团包括绝大多数的人，而且是由这样一些成员组成的，他们的整个科学只是盲目相信自己领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智慧，另一个集团则只是由几十个统治者所组成，那末这个应当解放人类的机构本身就会变成某种寡头政治的国家，比所有国家更坏。这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有学识的和精通权术的少数，他们一定会把政府的全部责任和权利抓在手中，而且更加专制，因为它精心地把自己的专制掩藏在一种外壳之下，即似乎它恭恭敬敬地尊重向来是由它自己口授的意志和决定这种所谓的人民的意志；我们说，这些少数人既然服从自己特权地位的必要性和条件，同一切政府有共同的命运，就会逐渐地变得越来越专制、残酷和反动。国际工人协会只有当它自己首先获得解放之后，才能成为解放人类的工具；而国际工人协会只有不分为两个集团：多数盲目的工具和少数有学问的火车司机，只有当每个会员完全领会科学、哲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的时候，它才能获得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