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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巴枯宁娜[1]（摘录）
1874年7月
那时他[2]第一次更加激烈地提出了一种想法，在从俄国回来以前，他一直固执地忠于这种想法。他说，我从今以后应当远离任何革命发动，让年轻人去做这些事情，而我自己则充当长期的国际密谋的始终是积极的和始终是秘密的，并且荫蔽得很好的中心。当时我坚决反对这种想法，不是在细节上，—一对于它的细节我是同意的，而是在原则本身上，因为，如果我接受这个原则，那末我就不可避免地要扮演达赖喇嘛那样一个不令人羡慕的、而主要是毫无用处的角色：人们似乎是为了全世界的幸福花费很大的代价把他喂得肥的。我向卡菲埃罗说，我的健康状况，我的体重，心脏病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我的四肢和行动的不便，使我不适于从事冒险事业，这些事业首先要求体力和行动的充分灵活与敏捷。但是，我曾始终坚持自己的义务和投入多少具有普遍、稳定和严肃性质的每一个革命运动的权利，我始终感到并且希望，对我说来最值得赞扬的结局，是在强烈的革命冲击时期牺牲。
不过，当时这在我们之间是纯粹学院式的争论，因为当时的状况不允许考虑革命事业。西班牙革命刚刚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因为领袖和群众都缺乏毅力和革命热情；而其余整个世界都处在最黑暗的反动之中。只有在意大利可以看出一些革命觉醒的迹象，但是为了在那里建立人民国家，还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因此，我在这样一点上同意卡菲埃罗的意见，即不仅我，而且我们所有的人在一定时期内都应当尽可能……（原稿辨认不清。――原书编者注），以便更好地秘密进行工作，而为了这点，除了在各方面都戴上和平的和具有非常实利主义的意向的资产者的假面具以外，没有别的更好的手段。
根据这种新的体制，我们决定，我作为团体的固定中心，比任何时候都更应该扮演一个疲倦的和灰心丧气的革命者的角色，这个革命者由于一切幻想破灭后而意志消沉，已完全沉溺于财产和家庭的物质利益之中。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的团体不仅是各国政府迫害和监视的目标，而且是其他党派的程度不等的社会主义革命者的恶毒攻击的靶子，而主要是我已成为马克思学派的德国人和犹太人告密和卑鄙诽谤的对象。
因此，我应当装成是完全醉心于家庭利益的很富裕的资产者。但是，这里有一个麻烦问题，我们并没有忽视。大家都知道，到那时为止我一直穷困潦倒，赤贫如洗。我们怎么向世界解释我的物质状况的这种不可思议的突然改变呢？我和卡菲埃罗对这个问题讨论了很久，并得出结论：我没有必要向我们仇恨和鄙视的资产阶级世界报告这件事情；要知道，我可以获得遗产或者从俄国得到我的一部分财产，当然为了避免俄国政府的追究和没收，获得的方法应当保守秘密；其次，……（原稿辨认不清。――原书编者注）如果人们继续利用这个借口，也不会使我们不安；相反地，我们大可因此而高兴，因为这只能帮助我们隐蔽我们的计谋。
因此，根据这个决定，有朝一日我将变成即使不是富有的、那末无论如何也是相当殷实的资产者。除了自己最亲近的朋友以外，我将不向任何人解释这是怎样发生的。在洛迦诺这里，只有三个人是例外：艾米利奥·别列里奥、扎依采夫和列米日奥·克叶札，——扎依采夫是我个人非常忠实的秘密的朋友，克叶札在许多方面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他给我们的确帮了很大的忙，到现在为止一次都没有辜负过我们的信任。此外，在这里知道此事的，还有我们的朋友雅科比博士和他的妻子以及同盟的老盟员奥斯特罗加等人。我对可尊敬的鲍洛·加维拉齐怀有深刻的敬意，他经常向我证明自己的忠实的友谊，可是甚至他也不了解我们的秘密，原因是：曾经决定，我要尽一切力量在帖幸州取得瑞士公民的权利，而在这方面加维拉齐对我的帮助可以而且应当比任何人都大，可是如果他怀疑我照旧积极从事政治活动，那末由于害怕败坏他的亲爱的瑞士，特别是帖幸州，他就不会给我帮忙了。我还要指出，尽管关于我的谣言非常多，加维拉齐从来没有向我提出过一个不体面的问题，从来没有丝毫不信任，他经常、到处和在各方面帮助我。
由于共同通过了这些决定，过了一个月以后我发表了那两封信，声明由于疾病和年龄的关系，我将脱离任何政治活动，而仅仅注意私人生活。
[1]巴枯宁的妻子。——编者注
[2]指巴枯宁的门徒卡菲埃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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