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倍倍尔 -> 《我的一生》（1911）
童年和青年时期
要想对于一个人作较为精确的判断，就必须熟悉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历史。人的出生是带着某些天赋和特性的；这些天赋和特性的发展，主要以这个人周围的情况为转移，而且可以由环境的教育和榜样来促进或阻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抑制。此后，错误的教育或被抑制的特性是否发挥作用和如何发挥作用，是以这个人后来生活中的各种情况，并且常以他的毅力为转移的。这往往需要进行一番艰苦的自我斗争，因为一个人在童年和青年时代所承受的印象，对于他的感觉和思想影响最大。不管在后来的生活中各种条件把一个人变成什么样子，他的青年时代的印象对他总发生着好的和坏的作用，并且常常决定他的行为。
我至少必须承认，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印象和经历，时常这样地控制了我，使我吃力地去抵抗它们，但是我从沒有完全摆脱它们。人总要有个诞生的地方。
命运使我在一八四零年二月二十二日出生于杜伊茨一科伦的暗堡。我的父亲约翰·哥特洛普·倍倍尔是第二十五步兵团第三连下士。我的母亲威廉明娜·约翰娜，娘家姓西蒙。我的洗礼证书上写的出生地不是杜伊茨——那时还是一个独立行政区——，而是科伦，这显然是因为那时杜伊茨警备区还是属于科伦要塞，而且是同属一个教区的缘故。
在我出生后所见到的“世界之光”是一盏锡制的油灯所发出的暗淡灯光，它无力地照亮着暗堡里一个大房间的灰色墙壁。这间房屋是卧室，同时也是起居室、会客室、厨房和工作室。据我的母亲说，我出生是在夜晚正九点钟，也算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因为那时恰巧号手在暗堡前面吹着归营号，人们都知道，这个号声“自古以来”就是催促兵士们就寝的信号。
天性好作预言的人也许会从这件事实断定，这预告了我后来对于现行的国家制度所持的反对态度。严格说来，在正当下合肃靜的时候，我这么一个普鲁士下士的小孩的呱呱声震动了国王暗堡的这个房间的四壁——据说我一生下来就有很宏亮的嗓音——，那是违犯军规的。
但这样推断是错了。这种暗堡里的生活和后来青年时期的印象把我束縛在偏见的枷鎮中，后来需要很久很久的时问我才从这些偏见中解脫出来。
在这里把我的父亲和母亲略述一下，并不是多余的，因为这对于判断我自己是必要的。我的父亲生于波森省的欧斯特罗沃，他是箍桶匠约翰·倍倍尔的儿子。我认为必须假定倍倍尔族是约在宗教改革时代由德国西南部（符騰堡）迁到东部来的。我所能确定的是，早在一六二五年在克略茨堡（西里西亚省）就有一个姓倍倍尔的。直至今天，这一族在德国西南部还很繁庶。倍倍尔一族自宗教改革时代起，即任公职，因此知名于世。我记得《詼諧录》的作者一人文主义者亨利·倍倍尔是杜宾根的教授，于一五一八年逝世。此外，巴塞尔城还有一位出版家约翰·倍倍尔，于一五一八年出版了托马斯·莫尔的《烏托邦》。一六六九年前后有一个巴尔塔沙尔·倍倍尔教授居住在阿尔萨斯的斯特拉斯堡。一七九二年前后，又有一位医学博士弗里德里希·威廉·倍倍尔住在符騰堡的那哥耳。倍倍尔姓氏在德国南部也有，但被訛传为别倍尔。我的父亲从东方迁往西方，是因为在一八二八年同他的孿生兄弟奧古斯特来到波森步兵团，大约是第十九团入伍。之后，一八三零年，波兰人起义爆发，普鲁士政府认为应当把波森兵团从该省调开。我的父亲服役的那个步兵团，因为是普鲁土联邦卫戊军的一部，于是奉调改驻联邦要塞美因茨。因此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得以彼此认识。
我的母亲生于旧日的直辖自由市維茨拉的一个老住户、不甚贫穷的小市民家庭里。她的父亲是面包师兼农夫。家庭人口很多，因此，我的母亲仿照着稚茨拉别人家女儿们的先例，到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在那里充当使女。她从法兰克福到邻近的美因荚，邀结识了我的父亲。后来，当那个步兵团调回波森省时，由于我父亲照顾他的未婚妻，或许也因为他对莱茵区比对他的故乡更为爱好，于是就退出原来的步兵团，而加入驻防科伦一杜伊茨的第二十五步兵团。他的孿生兄弟奧古斯特——我的教父，也照他的榜样转入了当时在美因茨驻防的第四十步兵团（第八莱茵区轻步兵团）。
当时一个普鲁士下士的家庭生活是很困苦的。薪餉远不敷用。在当时普鲁土军界和官场，口粮不足，几乎每人都必须为上帝、国王和祖国而勒紧裤带，忍饥挨餓。人们設曾鲁士是餓大了的，这话倒有点真实。普鲁士所以时时刻刻垂涎他国较好的土地，大概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我的母亲得到许可，得以开設一个小卖部，那就是说，她有权利将各种零星必需品售给暗堡内的兵士们。我们这个仅有的房间就作为小卖部。直到如今，我心中还浮现着她每晚怎样在煤油灯下把热气腾騰的带皮马给薯给兵士们装进磁缽，每份六个普鲁士芬尼。
我们小孩子——一八四一年四月我得了第一个弟弟，一八四二年夏季又得了第二个弟弟——在暗堡中的生活是充滿欢乐的。我们在暗堡里跑来跑去，受到下士们和士兵们的撫爱和调笑。他们出操的时候，住室都空了，我就走进一个房间，把溫特曼下士（也是我的教父）的六弦琴从墙上取下来，拿它作音乐演习，直到沒有一根弦是完整的为止。为了把这样一种难以约束的音乐演习及其恶果适当地扭转过来，他用一块木板给我雕成一个形似六弦琴的乐器，把肠弦张在上面。此后，我就同我的弟弟几小时几小时地坐在杜伊茨大街一个院子的门檻上，尽情地撥弄琴弦，这就使住在对门的龙騎兵上尉的两个女儿那么“喜欢”，以致她们常常为了我们的普乐演奏而款待我们些点心或糖果。当然，这种晋乐演习妨害不了我的军事操练。对于军事操练的鼓励，确是到处都有，简直是弥漫于大气中。我一穿上第一条裤子和第一件上衣（不消说两件至是由父亲的一件旧军大衣改做的），就带上必要的武装，站到在暗堡前面空地上操练的兵士旁边或者后面，模仿他们的动作。像我的母亲后来时常很幽默地对我说的，我居然能把那种使兵士们流了许多汗的向左转、向右转的动作做得十分熟练，有时指挥官或伍长竟让我去给他们作示范动作。
我的父亲对于军队生活的看法渐渐地与他的儿子不同了。像我的母亲常常对我们说的，他固然同他的兄弟一样是一个非常忠实、认冀和精明的军人——一个所谓模范兵士，而且曾有一次由少校在检阅时当着至营嘉奖过的——，可是他在那时巳担負了十二年以上的兵役，终于如俗语所说，吃够了士兵生活的滋味。这种事务，当时比现在还要煩琐，还要拘泥。繁文耨节的勤务，当时正在十分盛行。我的父亲显然不乏独立精神和反抗精神，当时莱茵省正是这种精神的适当园地。因此，他常常在盛怒之下，嘴里咒罵着由操场回到阴郁的暗堡。一八四零年，在路易·菲力浦和他的梯也尔内閣统治之下，普法之间有发生战争的危险，据说有一天他极为憤激地冲进屋子，他认为一个年青的军官侮辱了他，他对我的母亲喊道：“妻，若是打起仗来，我射出的第一顆子弹是对一个普鲁士军官发的！”“普鲁士军官"这个词从一个普鲁士下士嘴里说出来，是使人詫异的，但是不难理解。当时以及以后很久，在普鲁士的莱茵区，居民把每个军官和官吏简单叫作：“普鲁士人”，菜茵区的居民觉得自己并非普鲁士人。若是一个年轻人要入伍当兵，就筒单地说成：他要做“普鲁士人”（低地德语作“普律士人”）。甚至由此产生了一句粗野罵人的话。一八六九年春季，我为了政治事务同李卜克内西去到爱北斐特，在我们住的旅馆里，有一个客人看见街上一个军官走过，就对另一个人说：“那个普鲁士军官在这里究竟要干什么？”爱北斐特在那时和现在一样沒有驻军。
上面所说的显然也是我的父亲所常抱的看法。一八四三年和一八四四年，当他服兵役十五年后，他身罹重病，成年累月住在军医院中。眼看着死巳临头和家庭的贫困，他再三用强调的语气请求母亲：他死后千万不要把我们这些孩子送进军人孤儿院，因为这样一来，就负有后来在军队中服役九年的义务。想到母亲可能在不得巳时还会那样做，他以那种因病而增高的激动一再喊叫道：“如果你竟然那样做，我会在连队面前把孩子们刺杀的”。在激动中，他忽略了自己以后就不再在人世了。
一八四三年春季，我的父亲被派为他早巳报名申请的边境稅警，这对于他总算是一个教命的转机。他接受了这个职务，全家一部分人步行，一部分人乘坐装家具的貨事——当时那个地区还沒有铁路——，迁往与比利时交界的海曹根拉特。可是我们在这里也居留不久。三个月试用期还未滿，我的父亲就因紧张的夜间勤务而身染重病。我的母亲说那是肌肉炎，我猜想那是关节痛风湿症，双加上了肺结核。我的父亲因未滿试用期，所以仍未脱离军队关系。我们只得伴着一个重病人以来时的方式由原路回到科伦去。这对于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艰苦的事情。
到科伦后，把父亲送到军医院，我们遊照指示又在杜伊茨暗堡得到一个房间，这次是靠着后面城濠的房间。父亲病了十三个月之后死了，年三十五岁，而且沒有赋与母亲领得恩给金的权利。父亲死后不久，我们便须离开暗堡。如果不是父亲的攀生兄弟奥古斯特·倍倍尔把母亲和我们收留下来，母亲就会被迫迁回她的故乡維茨拉。为了更好地尽到这种责任，他在一八四四年秋季决定同我的母亲结婚。
我的这位继父是在一八四一年九月因完全残废免役，脫离了第四十步兵团，每月领取恩餉二塔勒[1]。殘废的原因是由于喉头炎而失音，不能喊操，嗣后也同样转为肺痨。他放弃步兵团的职务后，在美因茨军医院充当警察下士将近二年，此后在科伦的布劳委勒省立反省院充当临时看守人。他原想在邮局謀一职位，但这在当时并不那么简单，按照习慣须先有一个在职人员死亡或退休，別人才有任用的希望。当时邮政如何，可以一事表示它的特征：一八四四年夏季，我的继父为要取得必要的官厅发的结婚证，曾写信到欧斯特罗沃给他的弟弟，在这封偶然落到我手里的信的住址上，他注明：“发信人请求迅速投递。”由此可见，当时邮件的投递显然是稀少而且迟缓的。我的继父盼望在邮局当一个邮差，等候多年之后，终于在一八四六年十月他正躺在灵床上的时候，把这个职位给了他。
一八四四年夏末，我们迁居到布劳委勒。我当时的父亲在这里的省立大反省院的工作一定是极其繁重的。他也兼作监獄的看守人，狱里是些在反省院里犯了过失而被判拘禁的苦力。反省院是由许多房屋和院落组成的，里面也有园地。这一切都圈在一道高墙之内。院里的成年男子、妇女和青年人都被互相隔离开。我们的住处就在拘押室，要到那里去，必须经过许多由沉重的、鎖閉的大门隔离开的院子。这样，拘押室就与人世隔绝了。每晚，一到黃昏，就有几十只大大小小的猫头鷹，发出呼嘯和尖明声，围繞着房屋飞翔，吓得我们这些小孩子心惊胆战。这些猫头鷹的巢穴在附近教堂的钟楼上。这个住处，即使不是这样，对于我们小孩子们本来就是不愉快的，对于我们的父母大概也是如此。我的父亲的工作从早晨五点钟开始，一直继续到深夜，是一件非常吃力而且可恼的工作。那时候对待犯人的方式是残酷的。我不只一次从旁看到，被判处特别重刑的幼年人和老年人，不得不受可怕的曲身，上綁的刑法。这种刑法是使犯人腹部向下躺在獄室的地上，而后用手銬脚鐐把右手与左脚，左手与右脚从背上梆在一起。这还不够，还要用碗布棉成绳连胸带臂勒紧，在背上打成结子。这样，犯人就被捆成一个活肉球，腹部贴地躺着，持织二小时之久。然后把他的鐃銬卸下来，但在几个钟头之后，又开始用这种刑法。受酷刑的人的叫喊和呻吟响彻了整幢房屋，这自然给我们这些小孩子们造成一种恐怖的印象。
在布劳委勒，一八四四年秋季我刚刚四岁半，就进了乡村小学，因为年纪小被收为“志愿生"。由学校回家，我们必须通过反省院的一个大门，大门是由一个哨兵开门的。有一天，当啃兵开门的时候，我们看见戴在他头上的不是一向用的军帽，而是一頂高高的、晶亮的铜盔，我们都吓呆了。这种最早的鋼盔同现时的鑭盔比较起来，其是一个怪物，而且相当沉重。直到那个哨兵向我们厉声嚷道：“孩子们，赶快进来，要不我就把你们关在门外了”我们才从惊愕中清醒过来。
我们小孩子们在这个反省院里的生活，是很少有变化的。全部生活主要是在反省院的部分围墙里面度过。同时我们的父亲是一个很严厉的人，他有的是煩恼，越来越容易激动，这种激动由于他当时发生肺病而更加剧烈起来。母亲和我们孩子们因此大吃其苦。当父亲在无限的激动下对我们施行沉重的体罚时，母亲不只一次地抓住父亲的臂膀。如果棒打是教育智慧的最高流露，那末我就一定成为一个真正的模范人物了。但谁敢这样主张呢？无论我成个什么样的人，是与棒打不相干的。
另一方面，父亲也是尽最大努力为我们謀幸福的，无论如何，他总是一个好心肠的人。例如，每逢耶稣圣诞节、新年或者复活节，他总是尽其所能，就那有限的財力所许可的限度来使我们欢度佳节。我们的財力也实在是有限得很。父亲每月除住房（两个房间）、取暖和照明免费外，可领到工资约八塔勒。这点钱必须维持五个人，后来是四个人的生活，因为我的最小的弟弟，一个美丽如画的小孩，父亲的寵儿，在一八四五年夏季夭亡了。
此时，我父亲的病症迅速加剧，于一八四六年十月十九日，在他结婚后约二年逝世了。我的弟弟和我把继父的死亡看成是沉重压迫的解除。他以可怕的严厉来惩罰我们似乎不合他意的生活表现，这种严厉使我们一见到他就浑身发抖。他引起我们对他的恐惧，而对他亲爱的感觉是我们所沒有的。我的母亲如何忍受她的第二个丈夫的亡故，我不知道；但她在他身边所过的，决不是幸福的婚姻生活。现在她在三年内作了第二次寡妇，我们又成了无父的孤儿。母亲从这大婚姻也沒有得到享受国家补助的权利。现在别无他法，只有迁回她的故乡维茨拉。十一月初，再次把全部家当装在一辆車上，登上往科伦去的旅程。天气坏得很，寒冷，又下雨。到科伦后，把家具卸在菜茵河岸露天的石子路上，以便从那里搭船到科布伦茨，再从科布伦茨搭車循兰河谷上行往维茨拉。当我们夜晚十时登上开往科布伦茨的船时，艙内已经人滿，烟气弥漫，使人窒息。因为无人给我们让出地位，我们两个儿童疲倦得要死，倒在紧靠鬥边的地板上便睡着了，只有疲倦的儿童才能那样睡。到了第五天或第六天，我们终于到达维荚拉。在那里，当时还住着我的外祖母和母亲的三个已结婚的姐妹和一个弟兄。
现在，我们在这里度过我们的真正青年时代了。维茨拉是个风景美丽的小城，当时有一所十分好的国民小学。我们俩最初进了一个贫民小学，学校設在从前属于德意志騎士团的一座大房子——德意志大厦。在寬大的前院左方，有一座二层楼房，歌德所著的《少年稚特之煩恼》中的女主人公夏檾蒂·布芙曾在这里住过。恰巧后来我的一个表兄弟充当游览这个夏綠蒂·布芙故居的向导，我因而在这里住过多次。我还记得哥德百年寿辰（一八四九年）庆祝会，会是在微尔巴荷泉水附近举行的，那里还有歌德手植的菩提树。那个泉水从那时起改名为歌德泉。十年后，我又在萨尔斯堡的市立剧院参加了席勒的百年诞辰庆祝会。
数年后，贫民小学并入国民小学，我们叫做免费生；德意志大厦撥为女生校舍。
我同学校和教师大体上相处得都很好，只有唱歌教师不喜欢我。我属于最优秀的学生之列，这就使得我们的几何教师，一个短小而非常好的人，对我和另外两个同学特別照顾，使我们窺得了数学的秘密。我们还学习用对数来计算。我喜爱的科目除了算术和几何，还有历史和地理。对于宗教，我不感兴趣——我的母亲是一个开明的、具有自由思想的妇女，在家中向来不拿宗数来折磨我们——，我学习它，只因为不得不学习。我在这里也诚然是第一流的学生，不过在牧师长的宗教间答課时，我不免有时回答得不合規格，因而受到小小的谴责。
在其他方面，我们的牧师长是一位极可钦敬的人，完全不是伪信徒之流；但是，順便说说，这还是挡不住有一天，更正确些说是有一夜，有人同他开了个玩笑。那时维茨拉有一种风俗——也许现在还流行着——，把深秋或冬季宰好的鹅挂在外面冻一夜，据说这样会使味道更好。人们把鹅挂在高高的地方，一般是挂在窗子前面。牧师长也照样做了。但次日一早，鹅不见了，而到了第三日早晨，一副啃得非常干净的鹅骨架，却在大门的拉给绳上高悬着，骨架上系着一个纸条，上面写着美丽的诗句：
维茨拉全城都笑了，因为在一个小城里，这类事情是很快就传遍各处的。我料想牧师长也会发笑。
我既然学习勤奋，在能力上也处处都居前列，那么在恶作剧方面——这是有较大活动自由的青年们所不可避免而且是理所当然的——多半也是我带头。这就使我在“操行”方面声名狼籍。尤其在我们的唱歌教师那里，我享有恶名。他主持对外部门的事，就是说，凡是外面向学校报告的各种恶行，都由他来处理犯人。为什么不是由校长而是由他来主持，我不知道。也许是因为他资格较老，或者因为他身体肥胖，或者因为一种习慣法規定他主持此事。他也很会用那种不易模仿的风度十分有效地挥舞戒尺。当他用他那一双小小的、胖胖的手在我们的脸上左右打击时，虽然劈啪作响，疼痛倒是轻些。可是，甚至在这种时刻，我仍不能不欣赏那一双小小的、胖胖的手。
我们的主要活动场所，有数堂的周围附近，有昔日最高法院的房舍（它的寬敞房间，近年来充作旅馆的堆栈），还有近郊的卡尔斯孟特大堡的遗址，有加本亥姆大道旁的山岩群——加本亥姆地方也有纪念歌德的建筑——，在岩石的平顶上我们建筑了我们的“碉堡"，还有古老的城墙，尤其是位于高原上的加本亥姆了望台，在秋天我们的劫掠队从那里出发到马给薯地里去劫取马给薯来烤着吃。因此，有一天我们不得不忍受一家农户一个多钟头的包围，但我们终于胜利地冲破了包围。这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人们从碉堡里早先作过大胆的练习才能爬到碉堡外边。加本亥姆了望台后来改为所谓的俾斯麦堡。歌德曾经在往来加本亥姆的散步中，常由这个了望台所在的高地经过，因为从这里看去，兰河谷的景色尽入眼底。共他的消遣就是经常到森林和郊野去游玩，在那些地方我们也做了些毁鸟巢和取岛卵的顽皮勾当。
我们所谓的“拋索摘果”，是我们夏秋两季最喜爱的一种活动，因为在維茨拉周围，水果非常丰富。兰河是一条值得重觀的河流，夏季给人所想望的游泳机会，冬季给人滑冰运动的可能。有一次在滑冰的时候，我的弟弟在我的近旁把薄薄冻结的冰踏开了一个洞，如果不是他无意中张开两臂把自己在冰上撑住，他无疑会陷在冰下而惨遭灭頂。一个同伴和我把他从水中拉出来，把他带到加本亥姆大道旁的石坡上。在这里，他必须脫下衣服，我们把我们的几件衣服借给他，然后把湿衣绞干，放在那二月里异常溫暖的日光下曝晒。几个月后，母亲才知道她的老二的意外事件，这只是因为我们的衣服是由自己洗的，井且尽可能自己来缝补，以免母亲发现这些损坏。
次年，在相似的情形下，我相帮救了我的一个比我大几岁的表哥的性命。他是一个出色的滑冰家，有一天他以飞快的速度向下游的水闸冲来，冰面光亮如镜，所以他沒有看见闸前是一片沒有冻结的水。我惊慌地大声叫他调头。他听到了，但为时已晚。当他转弯的时候，跌了下去。他极度紧张地坚持在冰上面，但他一试图把一条腿拔上来，就又陷下去。当这时候，我赶快把我的长毛钱围巾从脖子，上取下来（那时代一般都披围巾），又从我旁边一个同伴那里取下一条，把两条结连起来，把一头丢给我的表哥，他幸而接到了。我们才慢慢把他拖到坚固的冰上。他得救了。
我的坏名声在我们的唱歌教师那里渐渐地根深蒂固，他以为一切发生的恶事自然而然地都有我参加。有一次为使一个同学苑受不公不的责罰，我挺身为他辩护，就无情地被视为共犯，尽管我不曾絲亳参与其事，也一同受到了处分。后来党内的同志因为我这种不惜任何代价来主张公道的性格，戏謔地把我划为维护公道的人。当然，我们的唱歌教师常常有正当的理由来制裁我。因此，有一天我为模糊地追求“名背”的心所驅使，把我的姓名、出生地点和出生日期用刻石体字刻在教堂进口的紅砂石台阶上。一个大釘子作凿子，一块石头当錘子，就是我所使用的工具。这种坏事自然会在下个星期天上数堂时被大家发现，也被唱歌教师发现。后果是几个耳光，并且中午留校三次。这就是说，由上午放学到下午上学时止，我必须耽在“禁開室"里，直到第二次放学才准回家，这样我就沒有午飯吃了。幸而还好，唱歌教师有一个軟心肠的女儿。第二天中午，我站在禁閉室的窗前，恬靜地观察院中成群的吱吱喳喳的麻雀的自由的时候，她站在她的未婚夫身旁注意到我。她同情我的遭遇，立即到她的父亲那里为我求得完全赦免，亲自来宣告我的自由，开释了我。这是我一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受到敖免。如果常有这样的永存的女性的关怀来决定我的命运，那末，我相信，我许多次就会较好地从困难中脱身了。
可是，我也有懂事的一天，我自己对自己说，从现在起你要作个正经的人了。于是就这样办。在维茨拉驻防的狙击营少校的几子摩里茨·封·格·，是参加我的许多恶作剧的伙伴。学校考试到了。居民中可以参加旁听的只有少校一人，他是一个体格魁梧的人。考试完毕，宣读成績。奇怪的是，这次成繢完全按照操行而定的。全班学生都已得到了自己的成绩，只剩下摩里茨和我。单单我们两个人的成積是戊等，就是说这是所有成绩之中最坏的。那位少校父亲脸上沒有什么表情，但是我有理由相信，回家后摩里茨决不会得到寬恕的。从那天起，我沒有再看见他，他在那次事件之后，直接进了士兵学校。到九十年代，我得悉他在K城充任高级军事职位。可见顽童秉性对他如同对我一样，是沒有什么损害的。从那时起，我端正起来，就是说，我不再做招致处罰的事。所以在下次考试我的成绩是丙等，再下一次即我参加的末次考试是甲等。如果当时取决于全班的情緒，我会是两个得奖者中的一个。当校长要提出第二个优秀学生的名字时，全班喊出了我的名字。但是校长认为我虽然改好了很多，却还沒有达到得奖的程度。于是我沒有得奖就走上了諜生的道路。
我们的物质状况在維茨拉不能有所改善。我的母亲不能要求恤金。她后来从国家得到的唯一补助，是我们两个幼儿每人每月的十五銀格罗申[2]。这是她不顾她的第一个丈夫的劝阻，而仍申请把我们弟兄二人作为波芙坦军人孤儿院的候补生才得到的。她为困苦所迫，不得不如此。她固然由于当时她的母亲逝世，继承了分散在雜茨拉四周各边界的五、六小块田地。她也曾为应急需，卖掉其中的几块来维持生活。但这事使她痛心。她的一切打算都集中于为我们保持存留下的财产，使我们不至于贫无立錐之地。一个母亲所能为她的儿女牺牲的，我由我自己的母亲身上体验到了。有几年，我的母亲为她的表兄弟——一个手套工人——缝制白色军用皮手套，每双工价六克略朵，约合二十芬尼。但是，每天所完成的不能超过一双以上，这份收入，活命不足，却累死人。可是甚至这件工作，她在几年后也不得不放弃了，因为她这时也染上了肺痨，在她在世的最后几年任何工作都不能做了。作为长子，我必须把料理家务琐事，整理大小房问接替过米。我必须煮咖啡，清理房间，每星期六还要作扫除；还必须擦拭锡器銅器，鋪床叠被等等，这些活动在后来我做手工学徒和当政治犯时很有益处。此后我的母亲也不能作飯，我们弟兄两个每人到一位姨母家吃午飯，她们表示乐于作这种友爱行为。我们輪流由情况较好的亲戚家里为母亲带回一点点她所必需的食物。为着略微改善我们的处境，我决定去充当九柱球的植柱童。每天放学后就到一个花园飯店中的九柱球场道上作植柱工作。通常每晚在将近十点钟时从这里回家，星期日要晚得多。但是，由于这种长时间的曲背弯腰，腰背疼痛异常，每晚都是呻吟着回家。我不得不停止这种工作。另一种我们弟兄俩都参加的工作，是秋季到我们一个姨母的田里去收马给薯。这种工作，如遇雾天，又湿又冷，自早晨七点钟到天黑，其不是件舒服事情。但引诱我们的，是一大袋借以过冬的马给薯作为报酬；此外，我们每晨到田里去时，每人得到以姿鼓励的一大块李子糕，这是我们二人非常喜爱的。
当我十三岁、我的弟弟十二岁时，军人孤儿院来通知，我的弟弟可以进院了。根据医生检查，我因为身体太弱，不能进院。这时我的母亲勇气消沉了；她感觉到她的末日将临，她认为，对于我的弟弟经二年军訓后有义务服九年军役的事，已不能負起责任。“你们如果愿意当兵，那么等将来你们去志愿参加，我不負这个责任”，她这样对我们说。于是我的弟弟进军人孤儿院的事擱置了，这在当时我不觉得有什么可惜。
一八四八年和一八四九年的革命运动引起了我的热烈天真的兴趣。维茨拉的多数居民由于本城的传统而傾向共和政体。这种思想也感染了青年学生。在有一次关于我们个人的政治见解的讨论会上——这一类会是青年学生们所常开的——，表明只有一个同学和我是倾向君主政体的。我们二人因此换了一顿打。如果说现今我的政敌对于我的“反爱国主义的”思想表示憤慨，因为照他们的意思，君主政体和祖国是同件事，那么，他们从上述这件事实可以看出——也许使他们成到滿意——原来当他们的父亲和祖父在青春时代天真烂漫地属于反爱国者的时候，我巳为祖国受过苦了。在莱茵省，至少在那时；大部分居民是醉心共和政体的。
那时，我的父亲服军役所在的第二十五步兵团的一营，我想它是由巴登战役回防，路过維茨拉小驻，我的母亲的单调生活却因而得到短暫的调剂。那个营里还有相当数量的军士是我的母亲原先所认识的。现在他们来拜访我们。由于他们的悬求，我的母亲允许为他们做一頓午餐。她自然不会有什么赚头。有一天，当两个客人离去时，我听到他们在楼梯上谈话，他们很赞美这餐飯，并且对于我的母亲怎能以这样廉价供应，表示惊奇。
我们青年很威兴趣的事，是那几年中在維茨拉区所发生的农民起义。那时的农民还必须履行封建时代遗留下的种种义务。现在既然一切趋向自由和平等，那么他们也要解除这些負担了。他们聚集了几千人，向布伦菲尔的苏尔木·布伦菲尔侯爵的邸宅出发。队伍照例以一面黑白色的大旗为前导，这表示人们宁愿属于普鲁士，也不愿属于布伦菲尔的。人群中有一部分扛着各种口径的火枪，但大多数是拿着鐮刀、粪叉、鋤头、斧头等。在这曾多次发生而从未流过血的队伍后面，照例跟随着維茨拉驻防军来保护侯爵，如果他们不是事先巳经出动的话。关于农民傾袖和侯爵的会晤在雜茨拉流传着很有趣的传说。维茨拉人民的反抗情绪保持了很久。当一八四九年或一八五零年，普鲁士亲王，就是后来的皇帝威廉一世，由当时的第八莱茵军团司合希尔施菲尔将军陪同作检阅旅行时，也来到維茨拉，在城门前面有人拿骯髒东西抛到他的座車上。我有一个亲戚曾因匆忙地乘机大敲警钟，被判徒刑三年。在维茨拉的革命运动期閏，也成立了市民保卫团，虽然我有许多亲戚参加在内，我对它的感觉只是轻视。这也因为他们在演习中的姿势缺乏军人气概。随着反动势力的恢复，市民保卫团就消失了。
一八五三年，我和我的弟弟都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六月初，我的母亲去世。她以英雄气概正视她的死亡。在她去世的那天下午，她感觉到她最后的时刻即将到来，她命我们去把她的姐妹们请来。为什么请她们来，她沒有说。她的姐妹们到后，她打发我们到房间外边去。我们怀着悲哀的心情长久坐在楼梯上，等待着什么事情发生。最后将近七点钟时，她们由房间里出来了，告诉我们，我们的母亲刚才死去。就在当天夜晚，我们必须收拾起我们的一切什物跟姨母去，对于死去的母亲不得再见一面。这个最可怜的妇人在她的婚姻和寡居生活中沒有过几天好日子。但她总是保持乐观和好兴致。她在三年以内死去了两个丈夫，此外她还死了两个孩子，即除我的小弟弟之外，还有一个生在我前、我不曾见过的姐姐。对于我们两弟兄，她也一再地使我们度过沉重的疾病。我在一八四八年患伤寒症，在生死之间徘徊了许多星期。此后几年，我又患自发性跛行，不过腿还是长好了。我的弟弟九岁时，在谷仓内玩耍，由梯子的頂层跌到打禾场上，头部受了重伤，脑受了震荡。他也幸免于死亡。我的母亲自己患肺病至少七年。几乎沒有一个母亲忍受比这更多的困苦和煩恼了。
我现在来到一个姨母家里，她在维茨拉有一个世世代代租用的水磨。我的弟弟到另一个姨母家，她的丈夫是面包师。我现在必须在磨坊中辛勤干活。特别使我高兴的是，用我们所有的两头驴把面粉运到乡问交给农民，再运回从他们手里取得的粮食。我最喜欢的，就是只有少量粮食运回来，于是我就可以騎着一头驴回到城里。这也是我们那头有耐性的牲口黑驴所容许的，但是我们那头口轻性躁的灰驴就另有一种想法。它显然具有一种像是等级意识的东西，因为它除了所习慣的負荷外，不让任何陌生的东西放在背上。有一天我刚騎在它的背上，它立刻撒颶就跑，把头伸到两条前腿之间，两条后腿用至力向外踢出去。转眼间我就以一个圆弧形飞到街边阳沟里去。我幸而沒有损伤。它达到了它的目的，此后我不再干扰它了。
除两头驴以外，我的姨母还有一匹马、许多母牛、一些猪和几十只鸡。因为她还种地，尽管除她的儿子外，还雇了一个磨坊长工——这是当时伙计的称呼——和一个使女，但事情还是做不完。如果伙计沒有工夫，我就必须刷洗马和驴，有时还要把马騎到洗马场去。鸡埸的管理完全交给我来做。我还要管喂鸡，从鸡窩或随便什么下蛋的地方拾取鸡蛋，还要清理马棚。这样干到一八五四年的复活节。接着，我离开了学校，这决不是我所欢迎的，如果能继续留在学校，那我就最称心了。
[1] 德国旧时货币，一塔勒约合三马克。——译者注
[2] 银币名，每格洛申合一二·五芬尼。——译者注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