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倍倍尔 -> 《我的一生》（1911）
学艺和漫游时期
你究竟想干什么？我现在的监护人，我的一位舅父，这样问我。“我想学习矿业！”“那么你有学习的钱嗎？"经这一问，我的空想打銷了。
我所以想要学习矿业，是因为五十年代初兰河通航达到维茨拉，维茨拉一带的铁矿开采大为发展。原先因运費高昂，利用矿砂无利可图，以致大量矿砂堆积在坑道外面，几乎像废物一样。我既不能学习矿业，就决定去做旋工。有一个白铁匠师傅提议收我做学徒，但我对他沒有好感，而且他是个有名的酒徒，我拒绝了他。我所以要学旋工，只是因为我母亲的一个朋友的丈夫是旋工师傅，他是本城有名的能干的人，他愿收我在他那里学艺。事情就这样办了。他根据很奇怪的理由，同意了我的请求。据他说，是他的妻子告诉他，我在教堂里应坚信礼的宗教考试，成绩很好，于是他认为我在其他方面也应该是个有用的小伙子。我诚然不是笨貨，但是，如果我说我在旋工这一行里成了一个名手，那就不是实话了。那种人自然也有，我的师傅就属于那种人之列，我虽用尽至力，却并沒有超过一般水平，不过这也无碍于我在三年学艺期滿时的职工作业得到第一等成績。
我的体力工作能力受了身体羸弱的影响。我是一个特别孱弱的青年，自然也是因为营养缺乏的緣故。多年来，我们的晚餐每日都是一块不大的面包，塗上薄薄的一层奶油或果子酱。如果我们诉苦——我们天天诉苦——，说我们还餓着呢，母亲照例回答说：“有些时候，袋子虽沒有装滿，也要把袋口捆起来的。”一不做，二不休。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一有可能就偷偷地切片面包吃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事马上就被我的母亲发觉，惩罰是免不了的。有一天，我又做了这种犯罪的事。我虽竭力模仿母亲所切的整齐刀痕，但到晚上这事还是被她发现了。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怀疑到我的弟弟身上，立即用父亲遗留下来的长米达尺打了他几下。我的弟弟抗议，声明不是他做的，可是母亲认定这是謊话，于是他又挨了第二次打。我当时想承认是我做的，但又觉得这是蠢事，我的弟弟已挨过打了，说不定我会再挨一頓比他更厉害的打。后来当我的弟弟埋怨我不承认自己的罪过时，我也用这个理由安慰他。多年来我的理想就是能好好地飽吃一頓奶油面包，这是可以理解的。
师傅和师母都是很端正而且受人算重的人。我是完全在他们家里吃飯的，伙食还算好，只是不大丰富。我的学习是严格的，工作时间长，早晨五时开始，直到晚上七时止，中间沒有休息。离开旋床吃飯，飯后又上旋床。每早晨一起床要从走五分钟才到的水井，为师母挑四担水，这样每星期给我四克略采，合十四芬尼。这是我学艺期间的零用钱。每星期很少许我出外，夜晚除特许外，几乎从不出外。星期天也一样，这一天是我们主要的售货日，农民这天进城来，买些烟斗之类的东西，并且请人修理物品。在傍晚或晚上，才准我出外二、三小时。在这一点上，我算是维茨拉至城受最苛刻待遇的学徒，在美好的星期天，看见朋友们和伙伴们都去游玩，而我立在店里，等候主顾，为农民们清理他们的肮脏烟斗，我常常气憤得哭起来。只有在星期天上午，在我不再上星期日学校以后，才许我上教堂。我对上教堂并不热心，于是利用机会来躲避教堂。为了保证安至免被识破，我总是先打听出唱什么诗歌，由哪位牧师讲道。但有一个星期天我遇到恶运。在吃晚飯时，师傅问我是否到教堂里去了？我大胆地回答：“去了！”他又间唱的是什么诗瞅？我报了号码，但同时发现那同桌吃飯的两个女儿巳忍不住要笑，不禁大吃一惊。当回答第三个问话：“哪位牧师讲道？”时，我双答错了，她们哄堂大笑。我上当了。原来我到教堂大门去得太早，敬堂职员还沒有把新的诗瞅号碼挂出，而关于牧师的名字我又得到假的消息。师傅干脆认为，我上教堂看来沒有什么意义，那么以后还是呆在家里吧。这样就把一种美好的自由丧失了。我现在以更大的热情埋头读书，无选择地读，大部分自然是读小说。早在学校时，我就因为帮助同学解答问题或让他们照抄作业，而对他们居于优越地位，我利用这种地位要求他们借书给我阅读，作为酬谢。我因此就读了像《鲁濱逊飄流记》和《湯姆叔叔的小屋》[1]等书。现在我用我的几分钱向租书处租书阅读。我所喜爱的作家之一是哈克兰德，他描写的和平时期的士兵生活使我稍稍降低对军事的热情。再进一步，我阅读瓦尔特·司考特的著作和斐迪南·司滔莱、路易士·米尔巴赫等人的历史小说。从父亲和继父的遗产中，我们保存了几本历史书。其中有一本很好的希腊和罗马历史概要，作者的名字我忘记了。此外还有几本普鲁士历史书，自然是经官厅检查过的，书中关于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君主、著名的将军、交战年月等項记載，我都记得烂熟，能够背誦。我痛切地期待学艺期滿，渴望能跑遍至世界。但并不能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快。在我学艺期滿的那一天，我的师傅死去，也是死于当时在維茨拉流行的肺痨病。我就处于一个少有的境遇，在我刚成了伙计的那一天就做了经理。沒有另外的伙计，也沒有可以继续管理营业的儿子；所以师母就决意逐渐出清存貨，停止营业。师母是一位特别美貌的、在她那样年纪所不常见的精神健旺的妇人，她始终待我很好，我会为她赴湯蹈火。现在，我为她牺牲的精神，表现在过分努力来工作。从五月到八月，我是日出而作，一直工作到夜晚九点钟，有时还要晚些。一八五八年一月底，商店倒閉，我准备开始我的漫游。我向师母告别，她除给我每星期十五銀格罗申的应得工资外，还赠我一塔勒的旅费。二月一日，我冒着大雪，开始了我的徒步旅行，我的弟弟，他是学习木工手艺的，送了我一个钟头的路程。我们分別时，他痛哭起来，这种感情冲动是我以前没有在他身上见过的。这应该说是我同他最后一次见面。一八五九年夏季我得到消息，他患严重的关节风湿症三天就死了。我成了一家中的最后一人。
我最近的目的地是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我从朗光搭乘火車，当天晚上到达法兰克福，投宿于卡尔亲王栈房。我还不愿做工作，两天后又乘火車往海得尔堡。我所乘的火車，用的是可以放下的纱布窗帘，而不是玻璃窗。当时还有强制携带护照的规定，就是说，手工艺徒必须带一漫游簿，写明拟旅游的地区并须由警察机关登记和签证，谁沒有签证，谁就要受罰。在许多城市，海得尔堡也是其中之一，当时还有明文规定，手工艺徒必须于早晨八至九时到警察机关受医师检查，特别是对于传染性皮肤病的检查。谁要是错过了检查时间，就必须等到次日才能起程，因为他沒有得到签证。我就遇到了这种情形，因为我不知道这个規定，到警察局去晚了。我从海得尔堡步行往曼海姆，又由那里到斯派尔，在这里我找到工作。待遇好，伙食好而且丰富，只是必须在作坊里睡觉，在一个墙角里安上一张床。后来我在夫赖堡（在巴登）也遇到同样情形。当时手工业中还流行着这种习俗，伙计在师傅那里食宿，而住宿情况常常是极其恶劣的。工资也低，在斯派尔每星期一古尔盾六克略采，约合两个马克。当我对此提出意见时，师傅认为当年他在外乡的第一次工作岗位上所得的也不过如此。而那是大约十五年前的事了。有一个星期天，我在一个啤酒酿造厂里被人诱去打牌。我完全不懂得玩牌，在短时间內输去了十八克略朵，超过一个星期工費的四分之一。我很是气恼，发誓永不赌钱。我实践了这个誓言，只要春天一到，我就不再在这个作坊受苦了。四月初，我又像术语中所谓的远足，开始漫游。我经过普法尔茨，越过兰道，抵格尔梅谢姆，再渡过莱茵河，回到卡尔斯卢合，上行经过巴登——巴登、欧芬堡、拉尔到夫赖堡（在巴登）。在那里我又获得工作。那年春季，特別需要裁缝帮工；因为我走路轻快，外表看起来双很像人们所想像的裁缝，所以这次旅行中常常在城门口就有裁缝师傅向我攀谈，大约他们把我当作他们的剝削对象了。许多人竟不相信我不是裁缝，有些人又向我道歉说，“因为我的外貌完全像个裁缝。”
在夫赖煲我度过一个很舒服的夏天。就夫赖堡的环境来说，是德国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它有迷人的森林，庄园山地是一小块美好的土地，四周有几十处风景秀丽的地方引人游览。但是对我来说，所缺少的是与志同道合的青年的适当结合。技术人员的联络当时还不存在，在我的作坊里我又是唯一的帮工。行会废止了，却还没有新的职工组织。人们以工人身份可能参加的政治性团体也沒有。在德意志，到处还都是反动势力的天下。对于单纯的娛乐团体，我既不成兴趣，也沒有钱。这时我听说有个天主教的帮工协会，在卡尔广场有它自己的会舍。当我确实知道它也吸收其他信徒参加时，我当时虽然是耶稣教徒，也参加了该会。
在我停留在德国南部和奥地利期间，我在夫赖堡和萨尔斯堡都是天主教的帮工协会的会员，而且从未后悔过。文化斗争[2]在那时幸而还未发生。因此，这个协会对待异教徒十分宽大。协会主席向来是由神父担任。夫赖堡帮工协会的主席是后来在文化斗争中很著名的阿尔班·司透尔茨教授。全体会员选举一个工长做代表，他是主席以下最重要的人。协会有时举行演讲和讲授各门学科，例如法文。所以它是一种教育协会；至于这些协会后来变成什么样子，我就不能说了。会所备有大量的报纸，自然都是天主教的，但总可以由此得知世界上发生些什么事情。这对于我来说是重要的，因为我在学校的末期和此后的学艺时期，正是克里米亚战争发生的时候，我已经很关心政治。
我与年纪相仿、奋发有为的青年交游的需要，在这里也得到了滿足。协会中一些特殊的人们，一些乐生的愉快的青年教士们，能够与年纪相仿的人们结交。我曾有几次同这些年轻的数士度过最快乐的夜晚。这样的晚会，我在一八六零年三月初从萨尔斯堡回来，路过嘉尼黑投宿帮工协会会所时，又欢度一次。会员如离开当地，协会发给游历簿一本，如果他向协会和神父请求补助，这游历簿可以证明他的身份。我至今还保有这样一本，其中第一頁是圣约瑟怀中抱着婴儿基督的像。圣约瑟是帮工协会的监护神。协会的创始人考尔平神父当时在科伦，如果我沒弄错，他在青年时代就是制鞋匠，我是在布赖斯区夫赖堡有一天听他的演讲而认识他的。一八五八年九月，我急欲继续漫游。我离开了夫赖堡，天气晴朗，程过赫伦谷，越过黑森林向纽斯塔特、多瑙辛根和沙夫好森前进。在那几天，一到下午就可见到一种奇观，天空中出现一个巨大的彗星（多那提彗星），发着罕见的光芒，拖着一个特别长的尾巴。在那时，黑森林还保持着它全部的庄严和壮丽。几十年后，斧头和锯子大片大片地砍伐了这个最壮丽的森林。这是近代发展的要求。在瑞士我是不准停留的。那时普鲁士政府禁止普鲁士手工匠在瑞士逗留。纽恩堡的争端在一年前才在不利于普鲁士政府的情况下告结束。此外，还因手工匠可能接受革命思想，这就必须为国家秩序的利益而加以防范。当我于一八五八年春季向驻卡尔斯卢合的普鲁士使馆申请在瑞士停留的许可证时，根据上述的禁合被拒绝了。
于是我由瑞士方面往君士坦茲，乘船经过波登湖往弗里德里希哈芬，途中遇到风暴，因而晕船。从弗里德里希哈芬步行前进，经过拉文斯堡、比貝拉赫、岛尔姆、奥格斯堡往慕尼黑。当时符腾堡邦各城市有一种制度，漫游的手工艺徒可以领取一种所谓城市赠金，照例是六克略朵，使他们避免行乞。这种赠金我到处都心安理得地领取了。自岛尔姆出发时，一个壮健的的罗尔人与我结伴同行，他看来像个屠夫，却是个裁缝。他不用“柏林包”（一个用漆布包裹的捆，一般像大香肠的形式，里面装着日用必需品），却背一个军用背包，穿一件麻布罩衫，这使他看来有点古怪。我们既然缺少金钱，而且一个手工艺徒流浪行乞，从来不算可耻，所以我们每经过乡村，往往敲门求乞。有一天中午，我们到了一个乡村，又作了个战略计划：“你取右面，我取左面！”当我来到一家向它求乞的时候，主人的女儿一面给我东西，一面警告我，要注意宪兵就在附近。我听取了这句话。但是到了村外，我看见一所富丽堂皇的房子，虽是在路的那面，看样子，那里的主人定会资助我们两个手工艺徒。我抵挡不住这种引诱，于是毫不迟疑地奔向前去。幸而当我走上六、七级石阶的时候，又把房子端详一番，使我大吃一惊，发现门上而挂着一个牌子，写着：王室巴伐利亚宪兵队部。我恭恭敬敬地走过，到村外躺在草地上晒着灿烂的阳光，等候我的旅伴。他终于迈着大步来了，径向那座房子走去，它原来是座落在分配给他的那面的。他不看宅子外面，直上台阶进里面去。我承认，我在这一瞬间不由地哈哈大笑。几秒钟后，那个的罗尔人由宅内冲出，从全部台阶上一跃而下，撒腿就跑。当我笑着问他怎么回事时，他说：他进去后，闻到厨房发出香喷喷的气味，一直向它走去，可是在那里站着一个沒穿外衣的宪兵，叱问他要干什么。他自然马上看出情况，飞也似的跑出宅子。
次日下午，我们到了达绍。我的旅伴提议，我们两人应该到裁缝师傅那里去探望，我因外表完全像个裁缝，所以不必有所顾虑。这里应说明，向本业师傅探访，所得的馈赠比乞讨所得的多，但負有一种道义上的义务，在探访时如师傅声称有工作要做，即应接受。想了就做。为谨慎起见，我让那位的罗尔人走在前面。立刻就显出这办法是聪明的。我们走上一家人家的阶梯敲门。的罗尔人一说：“两个新来的裁缝请求帮助"，接待我们的师傅就答道：“欢迎得很，您俩我都很用得着，请把您们的漫游簿给我。”当的罗尔人迟疑不决地把漫游簿从口袋里抽出来的时候，我赶快向右转，大踏步跳下阶梯，走出这小镇。我失去的罗尔人这个旅伴，深觉可惜，他是一个好朋友，可爱的伙伴。
从达约到幕尼黑，那时有一条笔直的大路，两旁长着茂盛的白楊树。大路的景色被慕尼黑圣母教堂的钟楼所截断，这就是亨利希·海涅所说的“脱靴器”，好像舉立在几里长的大路的尽头。正当我重头丧气地走着，从后面来了一个农民赶着一辆柳条車，一望而知是往慕尼黑去的。車内的东西用帆布盖着，路程还远，而天色将晚。我恭恭敬敬地探间可否许我搭乘。农民回答的是一口巴伐利亚的德路，我那时还听不懂，但听他的语气，我认为是同意了。于是我上了車子，泰然自若地在篷布上挪动，寻找适当位置。农民一再地向后看，并且对我说点什么，我还是不懂。后来我们到了慕尼黑。車子停在卡尔门一个商店前面。我跳下車来，脫下帽子，恭恭敬敬地为免费搭車而道谢。这时农民将篷布拉开，那布上面粘了一块好几磅重的奶油。原来我无意中把靴后跟转入一个仅由篷布盖着的奶油桶里。我一看到惹出禍来，滿面通紅，请求原諒，并声明甘愿賠偿损失。当时楼上窗口两个少女看着这个情景，也一齐发出一陣大笑。这使我更难为情。但是农民却立刻解脫了我的困窘，他对于我的请求賠偿损失粗鲁地回答道：“走你的路吧，你什么也沒有！”我不等他说第二遍，几步就跨过了纽好斯街的转角。后来我每次到了慕尼黑的卡尔门，我就又记起这件事情。
我到慕尼黑那天，适逄建城七百年庆祝大会閉幕，大会持续了一星期，紧接着是十月节。全城居民还陶醉在狂欢中，在玫瑰巷的旅舍中，那时还盛行着浓厚的行会习慣，十月节正在隆重举行。我受到亲热的欢迎，在慕尼黑逗留了整一星期，我感到非常称心滿意。只是我和我的同业虽然竭力寻找工作，却徒劳无功。所有的位置都有人占着，谁也不肯让。我就决定走向累根斯堡。我同一个也往那里去的旅伴先到伊萨尔河，看看能否乘到一个木筏到兰茨胡特去。据说：我们如愿在筏上摇桨，可以免費搭乘，而且供给伙食。前一半是对的，后一半就不对了。伊萨尔河那时水浅，河道又很曲折，我的旋伴——一个特里尔人——在前面摇，我在后面摇，他又摇得很笨，以致我们有几次擱浅在沙滩上，惹得掌筏人发脾气，破口大罵。换班时，我同乘客们——一些农民和一个牧师谈论起政治来，我谈得十分兴奋，掌筏人竟威胁着说，这“该死的普鲁士人”如果不停止辩论，就把他抛到伊萨尔河里去。我不再出声了，在这种十月天气去结识伊萨尔河水，我是沒有这种兴趣的。傍晚时，我们在离兰茨胡特几个钟头路程的摩斯堡登岸，走进了旁边的丛林。我们已经航行够了。
黑夜里，受狗的狂吠声的迎接，我们在一个乡村旅舍里找到住处。人们费在次晨是赶兰茨胡特的年度集市，所以各房间都巳客滿。我们必须在谷仓中睡眠，那里面已经橫七竖八地躺着男男女女几十个人。我们挨着冻刚要睡着的时候，又被吵鬧醒了。原来一个躺在干草上的妇人亲眼看到，她的丈夫如何用一些粗鲁的表愛举动向那拿灯能引他进仓住宿的使女致谢。她于是对她的丈夫用地道的巴伐利亚语加以教訓，把所有睡觉的人都吵醒了，并惹得哄堂大笑。早晨，天还漆黑，我们就从仓庫里挤出来，因为我们衣服单薄，寒冷不堪，原来我俩睡在一堆干草上面，夜里从相反的方面滚了下来。我们在院中井边盥洗后，又继续前进。先往兰茨胡特，从那里经艾克穆尔（这个地方以一八零九年拿破伦在那里战胜奧地利而出名）往累根斯堡。
在累根斯堡，我与一个由布勒斯劳旅行来的同业在一个作坊里工作。旅馆中有人劝我，不要接受那个工作，因为师傅是巴伐利亚出名的最粗暴的莽汉，这的确是非同小可的，但我并未因而气餒。
在累根斯堡的生活值得记述的不多。在与我来往的同行技工中，除那个布勒斯劳人外，沒有一个人有较高的精神需要。離酒喝得最多，就最受崇拜，竟有人在星期天和星期一喝完了一个星期的工资。这样我俩星期日晚上多半是到戏院观剧，自然是坐最便宜的座位，每位票价九克略朵。有一次我们在一星期中间想看某一出戏，但这是行不通的，因为我们放工时间恰好是戏院的开演时间。于是我们同厨妇说好话，请她把晚飯早开半个钟头，我们并把室内的钟相应地撥快。那时在南德意志和奧地利的师傅那里总是吃热晚飯的。飯后我们赶快换好衣服，奔向戏院。在我们从这边进去的一瞬间，师傅同他的妻恰好从那边进来，邻近教堂的钟也正在这时打七点。现在才是应该放工的时候。我们敗露了。奇怪的是，师傅次日对我们一字不提，只告诉厨妇说：“您听着，卡悌，对那些普鲁士人要多加小心，他们昨晚将钟撥快了牛点钟。”
在累根斯堡甘去游览烈士祠，祠在多瑙河上游一个高岭上，由此可以远眺平原。人所共知的是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一世，那个“脫意志人"[3]，纪念祠的创建者，当时祠中所立的名人半身像中沒有路德像。
一八五八到一八五九年的冬季很长很冷。严寒已经由十一月半开始。因与师傅发生争执，我于二月一日不顾塞冷和下雪，登上旅程。这个布勒斯劳人跟我一起走。我们先往嘉尼黑去，在那里寻找工作，又是无着。此后，我们继续前进，经过罗森汉，往庫夫施太因。奥地利的入境手续真叫我们头痛。当时在奥地利的边境上，入境的手工艺徒必须提出确有五古尔盾旅费的证明。可是我们沒有这笔钱。于是我们计上心来，利用铁路，由巴伐利亚的末站搭火車到庫夫施太因去。为了尽量打扮成紳士模样，我们把靴子和衣服刷得特别仔細，并且装上一条白领子。我们的詭计如愿以偿。我们整洁的外表，加上乘火車而来的事实，蒙蔽了边境官吏；未加留难，让我们通过了。在严塞的天气，一公尺深的雪中，我们徒步程过的罗尔。大雪严寒把羚羊从山里逼了下来，我们在黄昏行程中，听到它们哔哔的呼唤声。我们所十分詫异的是，在这里乞讨竟得到很多的钱，而且所得的是有我们现今二马克那么大的銅钱。第一天晚上进旅馆的时候，我们沉重地扛着得来的銅钱。可是当我们次晨清算我们这小小賬目的时候，必须把这种銅钱摊滿了半张餐桌。原来奥地利政府已发行新币，这种銅钱几星期后就要一文不值了。这样，关于这个慷慨大方的謎解开了，人们乐于把就要作废的銅钱开銷出去。
过了几天，我们终于经过菜欣哈尔径向藤尔斯堡出发，在一个艳阳天的下午到达。当我们经过一个不高的山脊（敏希斯山），看见眼前这个城市及其很多教堂和意大利式建筑当中高聳着萨尔斯堡耍塞的时候，我们站住，好像是着了魔。
我在后来生活中总觉得是个謎的是，在这些奔波中常常把衣服完全湿透，寒冷不堪，却沒有因而得过重病。我的衣着决不足以应付这些困苦，羊毛內衣或者一件外衣已是陌生的奢侈品，一把雨伞对于一个漫游的手工艺徒来说会成为嘲笑和諷刺的对象。我时常把头一天湿透了的、在早晨还有点潮湿的衣服穿上，第二天又有同样的遭遇。青春战胜一切。
在萨尔斯堡我找到工作，而我的旅伴在我用余剩的钱尽力帮助之下，继续往维也纳去了。我在萨尔斯堡停留到一八六零年二月底。大家知道，就形势来说，萨尔斯堡是德意志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因为它那时还是属于德意志，但它也以夏季多雨出名。一八五九年的夏天却是例外，必须承认那是特别好的夏季。但是一八五九年的夏季也是一个有战争的夏季。以奥地利为一方，以意大利和法国为另一方的战争，在北意大利爆发了。因此，当大批各兵种和各民族的军队歌唱着、欢呼着开往南的罗尔的时候，在萨尔斯堡的生活頗饒趣味。几个月后，这些军队重头丧气地战敗而回，后面跟着几百辆車载着受伤的和病弱的人。但是，最初却弥漫着必胜的欢乐信念。我对于这个政治事件异常兴奋，在别的日子既沒有钱也沒有时间，可是每到星期日，不把所有的报衹差不多全读完不肯离开托马塞里咖啡馆。一个普鲁士人当时在奧地利的处境是困难的。因为普鲁士迟延了对奥地利的援助，奥地利认为是背信弃义。我当时还算是一个好普鲁士人，我就试行为普鲁士的政策辩护，但因此遭到不幸。不只一次，为者免得挨打，我不得不离开旅馆的餐桌。但后来当的罗尔志顺狙击队从维也纳、上奧地利和下奥地利来到萨尔斯堡，也在这里設立招兵处的时候，引起了我冒险的乐趣。我就同另一同事——一个岛尔姆人，前往报名志愿参加，但答复是只收的罗尔人，不收别处人。在这里留下去既无益处，同时传闻普鲁士在动员，我就决定回故乡报名当志愿兵。我即刻写信给我的监护人，请他为这个目的给我寄几塔勒的旅费。过了些时，钱（六塔勒）寄到了，但我已经不再需要拿这笔钱作路费，因为这中间已经缔结了維拉法郎加和约。战争结束了。但我在次年春季回維茨拉的时候，这钱对我还是很有用处。
萨尔斯堡的工资，同各地的旋工工资一样，也是低微的，因而很难积蓄。我在深秋才以分期付款的办法买了第一件冬服；而且作为一个诚实人，我不仅节约而且忍饥挨饿，才能每星期如约偿还衣价。除午餐由师傅供给外，我仅靠黑面包和牛奶雜持生活。届时心中惴惴不安：工作不多，我又是作坊中最年幼的一人，生怕在新年后遭到解雇。师母由同事那里知道了这种情形。在我向她和师傅拜年的时候，她安慰我，保证留我在那里一直工作到我回乡为止。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放下了。我不由得想起一年前奥地利公使馮·许布钠尔男爵在推勒里宫[4]参加新年招待会，会上拿破伦对许布精尔的谈话就意味着意大利战争的先声。[5]
萨尔斯堡有一个天主教帮工协会，二百多个会员中至少有三十三个是耶稣教徒，而且几乎全是北德意志人。根据前述原因，我也参加了。协会主席是当地神学院教授舍夫博士。他是一个年轻漂亮的人，而且性情十分和藹和开朗。据说他是属于耶稣会的。他当然知道他的协会中有相当数量的耶稣教徒。
有一次在大会上他公开声明，他最喜爱耶稣教徒，因为他们属于到会最勤者之列。每星期六晚上，他经常举行一个纯粹的道德演讲，听讲的人总是很踊跃，不论信仰什么，都可以无顾虑地参加。我和舍夫博士相识了，我常在星期日下午应他的邀请到他的住宅去，谈论德国和奥地利的情势，他发表了惊人的自由观点。
耶稣圣诞节快到了，协会照例要举行一个圣诞节庆祝会。会中组织了一个小音乐队和一个歌咏队。各队要借这机会极力表演一番。此外还照舍夫博士的建议，由一些属于德意志各民族的会员举行朗誦。我被选为莱茵区的代表，要朗誦一首诗《雪茄烟和人》。练习地点是在舍夫博士的住宅，他用啤酒和面包款待我们。在练习中发现我几乎每次都在末韵上犯一个错误，我所用的一个字虽合轍押韵，但与诗意不符。舍夫博士諄諄劝告我在庆祝晚会上可不要搞错了。庆祝会（十二月十九日）到了。显貴人士参加了这个会！有萨尔斯堡的侯爵主教、圣彼得修道院院长和其他教会人士，也有机关代表。终于轮到我表演了。在我快上场以前，舍夫博士再次关照我要特別注意，我十分郑重地答应了。但是强有力的时运不是永远助人的，噩运急速来到。我又犯了那个语言错误，舍夫博士在后面举起臂膀，拿拳头向我发恨。但是，不幸的事已经发生，我相信，人们多半沒有觉察到。此外，庆祝会进行得非常如意，我毫不介意，心滿意足地回家去。
三月里有圣约瑟纪念日，这在奧地利是个大节日。圣约瑟，如前所述，是天主教帮工协会的监护神。在节日的前几天，舍夫对协会的天主教会员作了一次悬切的讲话，号召在那一天要全体前往教堂。他说，他深知有些年轻人喜欢逃避，但这次是不行的，不要让我丢脸，因为皇后（斐迪南皇帝的寡妻，现在住在萨尔斯堡）对协会会多方帮助，对这一定会知道的。他接着微笑地说道，下午我们到马利亚平原朝拜去；原来这个朝拜的地方离萨尔斯堡足有一小时路程，教堂就在平原中问的小岗上，那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在那里由协会公賬負担一桶啤酒，第二桶由他个人开支，他断定，这就无人缺席了。全场发笑。我相信，他是对的。于是举行朝拜。我们非天主教徒至体欢天喜地地跟在工长举着的队旗后面前进，旗上繪着圣约瑟怀中抱着嬰儿基督的像。到马利亚平原后，我们瞻仰了那装饰非常华丽的教堂。而后开始喝酒。几桶酒很快就空了，很多人蹣跚地走回萨尔斯堡。队伍解散了。那面带着圣约瑟像的旗如何回到萨尔斯堡，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
舍夫博土、我和一个汉诺威人一同走回来。到城中后，舍夫把我们领到一个咖啡馆，在那里打了一盘台球。这在我是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自然是我们二人轮了，但仍是舍夫博士付賬。一八六零年二月底，我返回故乡。三十余年后，我接到一个普菲斯特的騎士由林嗣寄到柏林的信，信上说，他原拟前往柏林并借此把萨尔斯堡的大教堂住持舍夫博士对我的问候带给我，但因病不能成行，所以用信把它寄来。何以舍夫博士会记得我，到现在还是个謎。他决不可能料到那个十九、二十岁的年轻旋工——假如他还记得他——后来会作社会民主党的国会议员。我决不会给他这么深刻的印象。我猜想，大概是我曾将我在萨尔斯堡的经历順便对中央党的国会同事们述说过，他们把这事转告给大教堂住持了。当我在本世纪初重往久别了的萨尔斯堡的时候，舍夫博士已在数年前逝世了。他会终生保持他那快活、爽朗的性情和充沛的生活乐趣的。
我在结束我的侨居萨尔斯堡时期的叙述以前，还要提一下当时我们年轻人所说说笑笑的一件事。在那时，大家知道由于罗拉——蒙提荻事件[6]而退位的那位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夏季在萨尔斯堡附近的列奥波尔茨克伦宫内居住。这位国王身材瘦长，穿一身灰色夏服，戴一頂稍有损伤的大草帽，拿着一根沉甸甸的手杖，常由我们的作坊旁边经过，喜欢独自在萨尔斯堡四郊散步。有一天，他又在这样散步，看见一个男孩为取不下树上的苹果而苦恼。国王走到男孩跟前说：“瞧，你要这样办！”他把手杖扔到树枝中间，效果极好。这却被附近房屋里的农妇看见了，她那时愤怒得滿面通紅，走到门口，向她所不认得的国王叫道：“你这老野人，不害差，竟帮着孩子偷苹果！”国王拾起手杖就走开了。第二天早晨，一个僕人前来送给农妇一古尔盾，说明是賠偿昨天那位先生从树上打落的苹果的。当她间那位先生是谁时，使她惊訝万分的回答是：“国王路德维希。”
我在这里指责一位逝世的巴伐利亚国王的盗水果罪时，我要真实地附加一句，我在这方面也不无罪过。偷水果，随时都是我的弱点；这大概是由遗传得来的天性，我成了这一天性的牺牲。现在在萨尔斯堡又是这样。引诱我的是侯爵主教郁李园中的鮮美桃子。我在园中散步多次，每每不能自制而摘取几个果子。我以为我的盗水果罪对侯爵主教不会有所损害，而果实对我却大有好处。当我读了第四世纪末期米兰主教圣安布罗茲的话后，我的良心谴责也就烟消云散了，他说：
“自然界将一切财富一起给与一切人们；因为上帝创造万物，为的是使大家共同享用。这样，自然创造了公有的权利，而创造私有权的是不公平的霸占。”
对我的行为还能够有比这说法更輝煌的辩护，甚至言之有理的嗎？
[1] 旧书《黑奴吁天录》。——译者
[2] 一八七二——一八七八俾斯麦对天主教的斗争——译者
[3] 脱意志人是德意志人的古代写法——译者
[4] 法国皇宫——译者
[5] 拿破仑第三当时说：“我很遗憾，我国政府和贵国政府的关系，已不如从前那样好”。——译者
[6] 罗拉—蒙提茨是一个舞女，得到路德维希一世的重爱。他们这种关系在一八四八年初引起慕尼黑骚动，也是路德维希在三月革命开始时退位的原因。——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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