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比锡，一八六五年五月十一日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列奧波特·宗纳曼先生：
　　因久感不适，所以本月一日的尊函至今始克奉复。您的试图为此处印刷工人罢工事件作调解的计划，我应完全同意。我先和这里的印刷工人协会主席通信，听取他对这件事的意见。据复信，他是在一家承认工资标准的印刷所工作，因此他同这整个事件没有关系。他建议我向工资委员会接洽。
　　星期二下午我与工资委员会商谈，他们欣然接受我的建议，使我感到快慰。他们还告诉我几个业主的名字，要我先到他们那里打听一下，看他们方面是否也倾向于调解。这就是基色克与德佛林特和阿克尔曼（托布乃尔公司）的主人。我昨天到他们那里去。
　　德佛林特旅行在外，基色克不反对，阿克尔曼答复说，我最好去向市参议员海尔特尔（布莱特考卜夫与海尔特尔公司）或者布罗克好斯接洽，他们是合作社主席。我在这里必须说明，我曾经立意不到上述两个人那里去，就是因为他们是以工人最凶狠的敌人闻名的。虽然如此，这个指点使我还是到海尔特尔那里去了。我遇到两兄弟全在家，同他们谈话将近一小时，后来的结论是，在排字工人的工资委员会对于枢密参议冯·韦希特尔教授的调解尝试表示那样不稍让歩以后，业主不再进行疏通了。我回答说，自那时以来（十四天）见解也会有所改变，那方面的人们将乐于接受调解。
　　但我这方面这样的和类似的解释是亳无用处的。我从这些先生的表示很清楚地注意到，他们非常恼恨工资委员会，根本不愿和解。
　　于是有人认为，工资委员会并没有受到委托以排字工人名义进行谈判，而是假冒委任的，这种言论与事实非常不符。又有人说，即使委员会愿意同业主取得和解，而其余的却不愿意，那有什么用处。人们根本没有理由去接受另外的调解，因为上述枢密参议冯·韦希特尔教授在谈判破裂时还声明说，谈判随时可以恢复，如果工人对于建议确具诚意，他们可以为此采取行动。
　　在达个声明以后，我当然看出了，继续谈判不会有多少效果，于是离开了。
　　那时罢工的排字工人正在大剧院开会，我把这个消息立刻通知他们；决议如何，到目前我还不知道。
　　未能获得较好的结果，至感抱歉。
　　虽然如此，我仍当密切注意这件事，如果这事万一变得对我们有利，当立即奉告。
　　我确信，工资委员会方面是真心诚意要和解，因为人们渐渐体会到，使事情走向极端是多么危险，而一个光荣的和解乃是最上之策。但另一方面，我也同样确信，所说的那位海尔特尔先生绝不是按全体业主的意向来同我协商，因为大家知道，大多数人怎样愿意为和解而伸过手来。可是又不可与个別人商谈，因为一切这类的建议都要海尔特尔以合作社主席身份提出来。我有意把整个事件在报纸上公布，并且等候着，看是否有个别人愿意不关照海尔特尔、 布罗克好斯等最趋极端的领袖而为和解伸过手来。我还听说，有六家印刷所大体上已同意工人的要求……”

　　“这样长久没有消息，我感到诧异。我在本月一日关于印刷工人的询问只是初步的。我的意见明白说来是请您与希尔施博士和班多共同进行，他俩也已向我表示同意。这绝不是对您不完全信任，这事情您单独也是能够做的；我的意思是，常务委员会由三个委员代表来出面形式上完备些，因而较有力量。在这方面，我特别依靠班多，他是莱比锡代表大会主席，在那里留有好的印象。同时您已尽了一切可能，只可惜您的辛勤努力未能获得更为有利的效果。在您要公布点什么之前，我以为，我若再写封信给布罗克好斯和海尔特尔，再次表明愿由常务委员会方面派个代表团到这些先生那里，是合适的。我要提出的理由是，工人们对于自己推选的代表总是最信赖的。或者这样办，由印刷工人授给我们的代表以全权。业主方面可以委派他们的枢密参议冯·韦希特尔和另外几位先生，然后由这个委员会作一个对一切方面都有约束力的裁判。我要写一封信给那些先生，您是否同意，请马上回信。您写几行就够了。我对您不敢隐瞒，我的意见是，印刷帮工在形式上和事实上都太过份。我猜想这是拉萨尔分子煽动起来的。如果不是，那末，他们的要求就会达到目的，因为努力提高工资的时机，没有比现在更有利的，这就表明，从各方面来看，在适当限度内的和正当提出的要求是可以达到目的的……”

　　“对于本月十二日的尊函，我的回答是，我对于本月一日信里您的见解理解得完全正确。但是按照这个理解就自然要先探询和听取双方是否喜欢接受常务委员会的调解。至于我没有其他行动，想已由昨天的《德意志总汇报》上海尔特尔的声明中看到。这里我只须辩白一下，在这位先生的私人声明以后，我不可能把这类的建议正式提出。
　　他的声明好像主要是由业主对各报短评所提的种种质问所引起的，短评说，在人们要调解而没有问当地印刷工人合作社全体的时候，当地印刷工人合作社就拒绝了调解。
　　关于这事我要说清楚，各公开报刊中甚至矛盾百出的消息，并不是由我发出的。但这些消息倒有好处，舆论又重新发动起来，昨天早晨，枢密参议冯·韦希特尔通知我和其他的人到他那里去，以便同他商讨这件事。他告诉我，他随时都准备重任调解，并请我在此事上予以协助。他向我建议，首先再向工资委员会询问一下，看它是否愿意出面，并在何种基础上出面。同时他告诉我，他认为使帮工方面肯让步是绝对必要的。后面这个见解，我不得不完全同意，并且您所说开始时采取的方式不适当的话，也完全正确。
　　又向工资委员会询问了一次，它声明准备到韦希特尔那里去， 先同他协商。我于是又一次声明，常务委员会立即准备同韦希特尔共同担任调解。他们感謝地接受了，答应在同韦希特尔商谈后答复我。可惜昨天下午当代表团来访时我不在家。今晨接到来信后，立即往工资委员会会所，但没有遇到一个人。因此，晚一些我再去。这时是上午十点半。
　　午后一点。工资委员会的一位委员刚从我这里离开，他来通知我：该委员会主席昨天根据我的愿望往访韦希特尔，把该委员会同意在加请常务委员会条件之下再行谈判的话告诉他。关于应在何种基础上进行谈判的问题，建议订立另一计算方式，即不按每一千大张计算而按每扎^[1]计算。韦希特尔对此表示同意，答应同几个业主商讨后把结果告诉我。到现在为止还无音信，我认为现在我们只有等候回音，別无他法；一有消息，当立即奉告。
　　您的意见，要给布罗克好斯和海尔特尔写信，我不能同意，因为他们正是工人以至工人协会最大的敌人，而您将会通过您在信中所说的动机而博取宠信，这是最恶劣的。传闻海尔特尔曾企图促使本地警察管理局解散本地工人协会，因为它支持了部分罢工工人。我也曾听他亲口说过，如果工人和工人协会停止捐款支持印刷工人，这事就会最好地结束了。
　　最后对于尊函的指责，好像我要单独进行调解似的，我必须加以申辩。我绝没有这样想过，不管是在工资委员会或者在海尔特尔那里，我都明明以常务委员会代表团身份说话，并且明确地说出名义。当然，班多和希尔施如果为商谈我们自己的事情，我欢迎他们前来。”

　　“我现在可以把印刷工人事件确实地向您报告了。
　　如我在信里所陈述的，工资委员会应我的动议与韦希特尔进行谈判，并建议以新计算方式为基础。韦希特尔表示同意，并召集从前的业主调解委员会，传达工资委员会的这个建议。他们计算又计算，最后却发现结果相同，因为他们虽然常常只付出二十七到二十八芬尼，但也同样常常付出三十二到三十三芬尼。工资委员会委员向我保证，按照这个计算法，价格与另一算法仍然相同，只是形式上不同而已。业主方面现在所以拒绝调解，是因为他们只愿在帮工的条件有所让步的情况下才同意和解。
　　昨晨接到尊函后^[2]，立即与工资委员会重行商讨，提出法兰克福的工资标准以及您的计算法作为与业主方面调解的基础，并再一次强调指出（我自己认为有此必要），不要顽固地坚持这些要求而使事情趋于极端。当事人表示同意这种见解，并允将建议转达他的同事而后向我报告。
　　昨晚接到答复。答复表示拒绝。答复所持的理由是，人们对于为什么希图实现要求，抱有各不相同的期望。莱比锡是印刷业的主要地区，最注重的是达到尽量提高工资，因为这会给其他城市以巨大影响。您所拟的草案中也包含有许多能使和想使业主让步的规定。
　　这个答复使我大吃一惊。我原料定这个建议必被接受。今既被拒绝，我就没有理由在这事上再进一步，除非那一方面这样要求我。
　　我觉得，正如业主们受了海尔特尔和布罗克好斯的影响，工资委员会中有几个人也控制着所有其他的人。现在最后要看双方谁能够以它的倔强性来取得胜利。
　　帮工方面在期待着现今正开业的书商交易所能对他们的要求发生有利的影响；这个正确到什么程度，将来可见分晓。事实上也还不断由外面寄到大量的信件和汇款，鼓励他们坚持下去。
　　您可能已经知道，警察方面的人士用惩罚来对付罢工的帮工，这是我绝不赞同的。由此在星期一已有十九人离开这个城市。又有一个人开始上工。人们如果为这个目的而如所猜测的那样施行惩罚，无论如何是一个悲惨的结局。”
　　我另一封在五月二十八日给宗纳曼的信，在附言中简单扼要地说：“印刷工人事件一切照旧。”

　　“我至感诧异，我本月十七日的信竟被完全忽视”（也是关于印刷工人事件的，同上述原因一样，不能辨识）。“如果我们的机构不能更好地互相连络，那么我出版传单就很感困难了。”

　　“您最近于本月二十日来信指责我冷淡，我不能接受。若是您了解我的情况，就不会作这种指责。但是我的情况使我不能随意支配我的时间。既然我也有一个独立的职业，那末为贫穷所迫，我被迫以劳动挣得每天的生计，再加上（工人教育）协会的大部分事务也由我负担，不得已，除了晚上完全用来处理协会的事情外还要牺牲许多小时。虽然如此，我仍尽量设法应付对我提出的要求，如果我所写的东西还值得费力的话，我也早就会对于您的第一封信作答复……
　　尤其是关于工人和工资问题，处于一个形式上风平浪静的状态，在过去几星期的骚动和吵闹以后，这是在意料中的。
　　关于印刷工人事件，我于星期二访问了《通讯》报的主笔海因克”（该报于一八六三年创刊）。“海因克愿意由七月一日起把该报按期包封寄上，来交换传单和其他通告……此外，他答应将有关印刷工人事件的重要消息，不论是当地的或是外来的，通知我，届时我就尽快报告给您。
　　关于这里的印刷工人罢工事件，他告诉我说，工资委员会以及印刷工人进修协会理事会的极大部分都还没有合同，也不会很快就得到。虽然如此，他相信，人们不会接受我们这方面的接济，因为第一，还有存钱，第二，上工的帮工每星期为没有工作的人捐助，最后第三，他们随后遇到其他行业罢工时，同样要捐助，这只使他们现在已经供应浩繁的钱袋负担更重而已，人们从最初以来就决定，绝不接受非印刷工人的接济或仅在非常情形下接受。”^[3]

　　“昨日制鞋工人为提高工资在德·萨克塞饭店开大会。因我们有紧急会议，我晚些才到会，所以不能作一个完整的报告。艾拉斯博士则自始至终在场，他将把寄给《新法兰克福报》的报告给您一份，您可以在传单上使用。
　　根据那个会议的主导精神来判断，工人的非常公允的要求是难以达到目的的。他们中间的态度暧昧和意见分歧使目的不能达到，虽然他们较任何其他工人更为需要实现这个目的，因为一个好工人每日做十二小时的工作，每星期应得到二塔勒二十新格罗申到三塔勒。我们局外人不准参加讨论，所以艾拉斯和我后来在私人交际场中毫不隐瞒地告诉他们说，那是没有用的。”

　　“我接到您六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八日的来信。我给您的忠告确实没有像您所可能体会的那种恶意。我深知您如何忙碌，而且您如何难于为我们的事情牺牲更多的时间；我也不要求长信，每次有两行就足够间短地通告一件事了。如果您马上给我写信说，印刷工人不需要我们接济，在那时这样就够了。
　　关于方才提到的事，我欣慰的是，那里的人们暂时不缺钱。我只请求您，再告诉他们一遍，常务委员会准备在必要时来支持他们，我也已经在我们的传单上发表了相应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