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图加特的联合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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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加特的联合大会

　　工人协会第三次联合大会，由常务委员会决定在一八六五年九月三日到五日在斯图加特召开。出席的有六十个协会和一个专区联合会，共计代表六十人。有名望的代表有：海尔曼·格罗伊里希（雷特林根）、埃克哈特教授（曼海姆）、银行家爱德华·普发佛（斯图加特）、尤利乌斯·莫特勒（克里米朝，他在一八六四年已在莱比锡）、史特莱特（科堡）、斯陶丁格尔（纽伦堡）、翁特教授（海得尔堡，他后来成为很有名的生理学家，现任莱比锡大学生理心理学教授）。其中海尔曼·格罗伊里希在斯图加特会议后不久，由雷特林根到苏黎世去，差不多与我同时在那里，而且做了卡尔·比尔克里和约·菲·贝克尔的门徒，成为社会主义者。尤利乌斯·莫特勒在同时也经过了同样的发展。埃克哈特教授担任在曼海姆创刊的《徳意志周刊》的编辑。他站在民主党的最左翼。
　　在当地委员会中，除银行家普发佛外，还有律师霍尔徳（他后来充任符腾堡的内务部部长），霍尔徳以当地委员会和本市的名义致贺词。班多担任主席。议程仍嫌过于繁重。其中“养老基金”一项照宗纳曼的意思删去了；他想先为这个出版一本小册子。我作了有关合作食堂的报告，如当时在瑞士许多德语工人协会为单身会员所设的那种合作食堂。我的被允许印行的报告很不充分，所以我的讲话也是最短的。麦克斯·希尔施作了关于争取普遍、平等和直接选举权的报告。他在他所建议的议案中倡议，工人协会应倾全力争取选举权。这个议案引起翁特教授的反对，他以鄂尔敦堡和除曼海姆以外的巴登各协会的名义，提议转到议程上去，这就引起了暴风雨般的愤怒。后来希尔施把他的议案中的徳意志工人协会字样改为徳意志工人，遂获得一致通过。希尔采尔（纽伦堡）作关于结社权的报告；他提议扫除一切有碍实施这项权利的限制。这个建议一致通过。班多建议取消漫游簿和强迫身份证一案也一致通过了。
　　摩里茨·穆勒（普佛尔茨海姆），一个有点别致但很热心并且对人亲切的珠宝匠，作有关妇女问题的报告，这是他当作特殊爱好来硏究的问题。他在他的书面报告中要求妇女与男子在社会上完全平等，设立女工进修学校和成立女工协会。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占了最多的时间。埃克哈特教授明确地解释说，妇女的社会解放正像联合大会为男子所要求的那样，也包括赋予妇女选举权在内。经这一解释，穆勒的议案以极大多数通过。
　　斯图加特联合大会的决议，整个看来，表明断然向左迈了一步。在一切内政的实际问题上，那些所谓自助者和拉萨尔派现在站在一个相同的立场上。组织方面也稍微有点改善。每个协会每年缴费二塔勒，这就意味着常务委员会在财政上软弱无力。所以我在常务委员会的传单上建议，先向协会会员征收每人每年一格罗申的会费，并给与常务委员会主席三百塔勒的薪水，以便使经济上不能自立的人或许也能担任主席职位；主席也应由联合大会直接选举。最后我建议，因为会议花费很大，嗣后可每二年召开一次（这恰好不是我的高明建议），这样，专区联合会才能有较好的发展，在热烈辩论后，一格罗申会费案（也更组织委员会所提议的）通过了，其他建议则被否决。会议同样以三十票对二十二票认为协会机关报没有必要。通过这个决议，就避免了与科堡《工人（总汇）报》出版人的冲突，该报在会议中的信徒相当多。我应当在这里说明，现存的有关历次联合大会的报告非常简略而且缺点甚多。
　　选入常务委员会的有：班多、倍倍尔、艾希尔斯多夫尔、麦·希尔施、侯赫伯尔格（艾斯林根）、科尼希（汉瑙）、弗·阿·朗格、李波特（格劳绍）、李希特尔（汉堡）、曹尔太格（哥达）、宗纳曼、斯陶丁格尔（纽伦堡）。宗纳曼仍被选为委员会主席，但谢辞不就。他的位置由斯陶丁格尔接替，但经验证明，他不胜任这个职务。斯陶丁格尔这个老年人是一位裁缝师傅，工程师希尔采尔（纽伦堡）以秘书身份来协助他，
　　没有哪一次联合大会能像斯图加特大会那样清楚地表现出各资产阶级党派领袖要在联合大会中获得绝对优势的努力。大家都感觉到，德意志问题已将近解决。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争论越来越热烈激昂。一边是普鲁士，另一边是奥地利和大多数中、小邦，二者之间的敌对日益猛烈。在丹麦人被打败和撤出现在为普鲁士所有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二公国以后，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军队共同占领这两个公国，这就产生了层出不穷的新冲突。德意志人民渐渐进入高度兴奋状态。
　　这种情绪在大会的宴会上举杯祝福声中也可以觉察到。宴会是星期六晚上在联合大会的会场，即歌咏厅中举行，正是四十二年后，即一九〇七年八月，第一次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在德意志境内开会的地方。当霍尔德及其党羽以花言巧语为普鲁士的霸权欢欣鼓舞的时候，民主党人，特別是他们的发言人卡尔·麦耶尔（斯图加特），赞成来个激进的解决，话虽没有明说，我们青年人把这看做是拥护德意志共和国。卡尔·麦耶尔是当时符腾堡最受欢迎的民众演说家，天生的声音宏亮，坐在我的斜对面。他站起来用肺部的全部力量和动人的比喻对法兰克福的反动的同盟议会发出怒吼说，这个同盟议会必须让位，德国的统一才有可能。在用力演讲时，他把上衣和衬衫的袖子高高卷起，露出一双肌肉发达的臂膊，用臂膊的姿势为他的讲话助势。有时他用拳头捶桌子，玻璃杯和盘子都跳起来。他为自由、民主的徳意志高呼万岁，自然博得掌声雷动。斯图加特城也大为破费，一个星期一的下午，我们在当时的射击厅散步的时候，它用斯瓦比亚酒和午后点心招待我们。
　　在争执期间，科堡出版了一个名为《把德意志从最深的耻辱中解放出来》的作品，它公开地宣传德意志共和国，这当然非革命是不可能的。但是革命思想在当时并不可怕。革命年代的回忆通过参与者和非参与者的演讲和文章复活了。除易北河以东，几乎整个徳国都深信革命是可以胜利的。我已讲过，俾斯麦和米凯尔如何容忍这种可能。但米凯尔的朋友冯·本尼格森先生已经在一八五〇年写信给他的母亲，在阐述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当时的情势以后接着说：

　　“只要民族党还没有在普鲁士执政（而在这时刻，领袖们还在犹豫，不能决定应否为下次邦议会给现政府造成一个严厉的、打算推翻它的反对派！），德意志国家的英勇斗争是枉然的。我确定地担心的只是，为了要使耻辱和忿怒充盈洋溢，我们至少要经历几年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斯坦的完全屈服。但是我们欧洲的王室在这么多废墟上安息，不会只因恶劣的回忆和噩梦而受惊扰。最多再过十二年，就会又来一阵暴风雨和混战，并且在我们青年人中有很多人每天在暗暗起誓，人们不管是立宪派的或者激进派的都是一样，不要在恐怖时刻再被可怜的诺言所迷惑了。要把整个这一伙打发到美洲去，而后设法协商，我们是要设立一个国王还是要设立一个总统。这事加冈和达尔曼^[1]的信徒不能再加以阻挠，也没有兴趣加以缓和……”

　　十二年后，写这封信的人作为德意志民族联盟的主席，居于德国最有影响的人物之列，甚至也许是最有影响者。但是冯·本尼格森先生现在所执行的政策正是他曾对加冈和达尔曼所批判的。对俾斯麦的普鲁士发动革命的思想，对他来说，已是不可理解的了。而他在他的晚年对于一八四八年和一八四九年的革命如何想法，就表现在一八九八年三月十八日举行的三·一八^[2]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激烈争辩中，这争辩是我故意在德国国会中引起的，那时冯·本尼格森先生是我的主要敌人。
　　拉萨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德意志行将降临的革命怎样想法，可在他们的书信往来中看到，这些书信已由梅林在斯图加特的迪茨出版社出版。还有加里波第向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的胜利进军（一八六〇年），使它的首倡者得到在整个文明世界中的巨大声望，这一胜利进军巩固了对革命群众力量的信心。
　　甚至南德意志的上流社会也想到了一场为德意志统一而进行革命的可能性，这在霍亨卢恩侯爵的备忘录中昭然可见，在他叙述德意志的长期分裂难以忍受之后，说道：“由此可以说明，在德意志就是最和平的、最保守的人也要宣布说：我们必须经由革命来达到统一，因为由合法的途径已不能达到目的。”并且在一八六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巴伐利亚的卡尔亲王写给霍亨卢恩的信中说：“我觉得，似乎有一个更为有利的机会，不经由革命（原文也有着重点）而达成同盟的改革……”等等。
　　上层人物若这样想，下层人民为什么不这样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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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图加特联合大会对于劳动者结社自由的讨论和决议是对普鲁士下议院同一讨论的答复。舒尔采—德里奇和佛赫尔（后者还是一位所谓国民经济学者，曾于一八六四年在一个莱比锡民众大会上试图认真地证明社会问题是能够最好地解决的，如果每个人都懂得复式簿记和有一只走得准确的钟表来计算时间）提议取消一八四五年的工商业条例中有关禁止劳动者结社的一八一和一八二两条。奇怪的是他们竟没有建议也取消一八三和一八四两条。一八三条的规定是凡未经警察许可而在工厂工人、伙计、帮工或学徒中成立结社，得予以处罚，对于结社的发起者和为首者得科以五十塔勒以下的罚金或四个星期以下的禁闭，对于会员处以二十塔勒以下的罚金或十四天以下的禁闭。一八四条是对于擅自离开工作或拒绝工作，或悍然不听命令，或经常抗拒的工人得科以二十塔勒以下的罚金或十四天以下的禁闭。在约·巴·冯·施韦泽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和大会上，曾有人加以指责，动议者加以解释说，一八三条已由普鲁士宪法在十五年前取消了，而一八四条则与劳动者结社权无关。这种理解也在我们的队伍中间引起愤怒，越来越坚决的科堡《工人（总汇）报》，也为此向舒尔采—德里奇及其伙伴进行最猛烈的攻击。
　　保守派的大煽动家枢密参议瓦盖纳巧妙地力图利用自由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软弱态度，并且战胜了自由主义者。他提议，拒绝关于自由主义者建议的委员会建议（因为它的理解有疑问），并要求政府提出一个法律草案，这个草案不仅废止工商业条例中一切限制工人的结社权的特別规定，而且连带着还为这样的组织开辟道路以至予以实施，这组织使工人阶级能够在国内取得应有的地位，并能独立地处理和代表自己的利益。这样，就是借着法律来设立强制的职工会。
　　保守派在那时就这样尽量阻碍自由主义者的行动。
　　两个工人党携手同行的另一件事，是科伦的国会议员庆祝会及其发展。科伦进步党党员邀请进步党的普鲁士国会议员，也就是下院的绝大多数的议员，到科伦参加一八六五年七月二十二日的改革庆祝会，这个盛会的髙潮是在句尔采尼希举行的宴会。俾斯麦大人下令禁止举行庆祝会，而科伦市长巴海姆很软弱，竟收回借用句尔采尼希大厅的诺言。这事情激起了巨大的震惊。当国会议员来到科伦，而且只有极小一部分来到那里的时候，俾斯麦大人就叫警察和军队驱散他们的集会。人们于是乘汽船跑到上兰施太因^[3]，以为在负德意志使命的国家，即在普鲁士境内所不能做的事情，可以在小邦拿骚的土地上办理。但是在这里，军队也进行干涉，使会议不能举行。对于俾斯麦的这种暴行，到处提起抗议。在柏林、在莱比锡和其他各处，拉萨尔派和工人协会派联合起来对科伦事件作最强硬的抗议，要求结社和集会的完全自由。而科堡《工人（总汇）报》与《社会民主党人报》一样，用讽刺和嘲笑攻击进步党的国会议员，说他们在这次事件上行动毫无勇气。
　　这事件使宗纳曼和弗·阿·朗格互相通信。朗格正好参加了科伦的庆祝会。宗纳曼埋怨朗格没有寄科伦事件的报告给他，并且以为社会民主党人在作孤注一掷，但他们将会失败。他把班多关于科伦事件的一封信附寄给他（班多不幸在这紧要关头生了病），要他看后把信寄给我，再由我寄回给他（宗纳曼）。这封信的内容是什么，我已不能记忆。朗格在一八六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回信说：

　　“关于兰池集会”（科伦的工人集会）“我以为不当多所谈论。情绪本身是很好的。我同您一样不愿负责在现在这时候自动地给骚动发出口号，而这是作一个有关这个集会及其有趣的结果的报告时所必不可少的……
　　我对于时代的估计和您完全相同，认为十分严重。此外，我不相信，施韦泽完全孤注一掷。如果这样，这个行动就失败了。工人，尤其是莱茵区的工人，现在绝没有想到为原则而奋起。我认为，人们想要让《社会民主党人报》受到光荣的致命打击，而后凭借着公开创设的组织，实行秘密会社的教义。” （？！—奧·倍·）“我不会为议员庆祝会的光芒所迷惑。我从来没有比现在更清楚地感觉到，今天的进步党已经完了，但是我们的时候还没有到来。
　　注视着并拿住线索，扩大联系，聚集朋友，但不要发出口号。至于如果时候到来，我们能否同行，将来就见分晓。让我们目前保持联系……
　　再说到我们的报（传单）的态度和政治—社会的危机，我再建议一次，社会部分要详细和有趣，但要保持客观；政治部分却要尖锐，尽可能率直地反对所有的公侯们。对待这些人要不偏袒任何人，要一律予以反对，而且坚持不变，尤其对于那些目前吹嘘自由的更要严厉。”
　　在附言中朗格写道：“我刚才才知道我的信的开头是些空洞废话。关于兰池集会，所有自由派报刊的报道全是捕风捉影。那里除了安格尔施太因外并无其他记者。在会后，组织了在城内游行的志愿队伍向议员致敬。在警卫总部门前高呼结社权万岁等等。这个运动完全脱离了拉萨尔派的掌握，也与自由派的计划背道而驰。人民寻找的是领袖。他们在安格尔施太因和我指点之下做了我们所希望的事……此外，整个事件完全是自发的。没有人领导。但是人们已看到，如果玫府这样继续做下去，会发生什么事。”

　　在所引的信中朗格也曾指出，将来在常务委员会中和各协会之间会发生分裂。关于此点，他在一八六五年二月十日给宗纳曼的一封信里说得还更清楚些。其中说道：

　　“关于我对于工人问题的立场，我起初的计划是，我是否停留在委员会中，要看我的小书（《工人问题》）所受的待遇为转移；然而现在我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即使我同多数派处在更尖锐的对立中，保持我的立场也是较为妥当的。才子们定会互相冲突的。”

　　在一八六五年和一八六六年初，似乎有个时期这些互相争吵的弟兄们会在工人运动中聚在一起。除了上述拉萨尔派和工人协会派实行合作并提出共同要求之外，在一八六五年七月十七日美因部的集会上，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劳艾尔和韦尔凯尔作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发言人也出席这次集会，这次会的宣言如下：
　　工人会议声明，它认为工人运动中的分裂是损害工人阶级的大好事业的利益的，并且由美因郜工人教育协会人员和全德工人联合会人员所组成的集会宣布，他们准备为一切走向联合的步驟伸出援助的手。那次集会主要发言人是埃克哈特教授，他的发言以《国家资助和自助》为题目。一八六六年一月间在莱比锡所作的类似的团结尝试归于失败；相反地，他们却取得一致，要共同为争取普遍、平等、直接和不记名选举权而斗争。这个集会的主要发言人是乌特克教授。
　　此后不久，徳累斯顿的另一次民众集会在召开时，两个工人党又都参加，会上继续要求在普选基础上的制宪议会，并为保护和支持它而实施全民武装。柏林在班多领导下举行的民众大会提出同样的要求。
　　一八六五年圣诞节，由于弗里茨舍的号召，在莱比锡召开了一个全德烟草工人代表大会，决议成立1个全德联合会。次年春季，联合会的机关报《新闻报》出版了，弗里茨舍任编辑。于是德意志第一个有中央组织的工会成立了。领导是一个三人理事会，由弗里茨舍任主席。这时，无论在莱比锡和其他各地，成立了很多地方工会。早在一八六四年夏季，在兹维考已创立一个矿工协会，它的会员遍布兹维考—卢皋—司透耳堡煤矿区域。这是德意志第一个现代的矿工组织。它的创办人和领导人是一个受过处分的矿工，名叫丁台尔，对于他的努力，莫特勒、威·司滔莱和我，嗣后还有李卜克内西，都曾加以热烈的支持。我在萨克森矿工中间曾举行多次赞助这个组织的集会。
　　七月间在格劳绍一个地方集会上，我建议不顾内阁而建立专区联合会，试行冒联合会被封闭和我们受处的罚的危险。但这个建议无人附议，于是由我撤回。代替我的建议，集会决定，建立一个联合会来促进并支持工人协会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由我任主席。还决定，每一会员每年纳费一格罗申。参加新组织的有二十九个协会，会员四千六百人。对于这个组织官方未加阻挠。
　　二十年后，当我充当萨克森邦议会议员的时候，因为冯·博伊斯特先生的继任者诺司提茨—瓦尔维茨以无耻的解释认为我们违反了萨克森的结社和集会法，所以我以极尖锐的方式攻击他，我说，与他的统治相对比，冯·博伊斯特先生的统治倒成了一个自由主义的模范；冯·博伊斯特先生把这话作为对他的辩白赶快记入笔记本中。在一定限度内，他是有这种权利的。后来萨克森十数年之久根据结社和集会法所作的那些诡计和狂妄解释，令人难以置信。无论冯·诺司提茨—瓦尔维茨先生和他的继任者冯·麦奇先生，都在内阁会议上一再声明，对于社会民主党，必须用与任何其他政党不同的尺度来衡量。那就是说，官方可以用横行霸道代替法律。他们也诚然尽人类横行霸道之能事。
　　一八六五年八月间，俾斯麦禁止科堡《工人（总汇）报》在普鲁士销售。在那些反抗他的政策并向工人掲发其政策的真实性质因而一同成为他的统治的牺牲者的人们中间，李卜克内西居于第一位。

^[1] 加冈（一七九九——一八八〇）和达尔曼（一七八五——一八六〇）都是一八四八年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拥护小德意志的宪法。——译者

^[2] 指一八四八年三月十八日的柏林革命。——译者

^[3] 城市名，属于当时的拿骚公国。——译者

感谢杰拉德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