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李卜克内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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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李卜克内西

　　李卜克内西同伯恩哈特·贝克尔一样，是在一八六五年七月被驱逐出普鲁士的。李卜克内西在外流亡十三年后，于一八六二年夏季返回柏林。一八六〇年的大赦使他能够回来。他应老革命家奥古斯特·布拉斯的聘请而来。他同恩格斯一样，在瑞士认识了布拉斯。如前所述，布拉斯于一八六二年在柏林创办了一种大徳意志民主派的报纸《北德意志总汇报》。除罗伯特·施维舍尔外，李卜克内西也被邀来担任编辑，而且李卜克内西担任对外政策方面的编辑。关于布拉斯的人品，二人毫无疑问地认为他在最急进的革命家之列。但是，到一八六二年九月底俾斯麦就任首相后，二人立刻发现有点不对头，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施维舍尔接到首相派人送给布拉斯的一封信，据送信人说，信的内容应立即发表，于是这怀疑被证实了。二人都递了辞职书，离开了编辑部。李卜克内西曾偶然公开地说过，拉萨尔在他脱离《北德意志总汇报》一年后还责备他的辞职。当时李卜克内西已有妻子和两个小孩，他叫他们由伦敦来到柏林，现在他为各报写通讯稿来维持生活。当我认识他的时候，他给写稿的报刊中有巴登州夫赖堡的《上莱茵快报》、格拉茨市雷希包尔民主派的《每日邮报》和曼海姆的《德意志周刊》，但从这些报刊大概得到很少酬金。嗣后他还给《法兰克福日报》写了几年稿。他特別在柏林印刷工人和裁缝协会、但也在工人集会和民众集会上作公开演讲，他在演讲中攻击俾斯麦的政策，他认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约·巴·冯·施韦泽是这种政策的卫士。
　　李卜克内西在被逐后，先往汉诺威，施维舍尔在那里获得《通报》的一个编辑职位。但是李卜克内西在那里一无所得而后来到莱比锡。在这里于八月初由《中德意志人民报》编辑艾拉斯博士把他介绍给我。李卜克内西的活动和被逐，我由报纸上已经知道，他自然使我很感兴趣。当时他已四十岁，但是他具有二十岁人的热情和活力。在寒暄后，我们立即谈起政治，他对进步党，尤其对它的领袖予以猛烈的、毫无顾忌的攻击和刻划，我当时虽对该党不再视为神圣，也为之大吃一惊。但他是个第一流的人物，他的粗率举动并不妨碍我们马上结交。
　　李卜克内西到我们萨克森来得很凑巧。七月间我们在格劳绍开地方会议，决议派人巡回宣传。但是议决容易，执行困难，因为缺少有做这种活动的社会地位的合适人选。李卜克内西自愿被派作演讲旅行。工人教育协会也欢迎他作演讲员，不久，他的演讲就吸引了最多的听众。此外，他还在工人教育协会担任英文和法文课程。于是他渐渐能够维持当然很清苦的生活了。虽然如此，据我事后得悉，他仍被迫把许多好书送往旧书店。并且因为他的（第一个）妻子患肺病，需要好好疗养，他的景况更为恶劣。李卜克内西的烦恼在外表上看不出来，见到他和听他讲话的人，定会认为他处在满意的境况中。
　　他到下厄尔茨山脉，特別是在穆尔森格伦德的工人村庄里，作第一次鼓动旅行，因此为他后来作北德意志议会的候选人开辟了道路。因为我也常作鼓动旅行，并且从此以后我们在一切政治问题上多半是共同处理，我们的名字在公众屮越来越多地连在一起，到后来在公众面前似乎是两个不可分离的名字。这样下去，到七十年代下半期，有一个本党党员与我合伙做生意，有时来的业务信竟将姓名伊斯莱勃与倍倍尔写成李卜克内西与倍倍尔，这事每次都引起我们欢笑。
　　关于李卜克内西，在这些篇章里还要常常提到，不过在这里不能阐述他的生平经历。谁对他的生平经历有兴趣，就可以在《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和赫普纳的莱比锡叛国案》和库尔特·艾斯纳所著的《威廉·李卜克内西》中得知其详。两部书都是前进书店出版。
　　李卜克内西的真正的战斗性格是从不可动摇的乐观主义产生出来的，没有这种乐观主义，就不能达到伟大的目标。不管有怎样严重的打击，不论这打击是对他个人或者对于党，只能使他一瞬间沮丧或失常。什么也吓唬不住他，他总能找到出路。对敌人的攻击他的口号是：以恶棍之道还治恶棍之身。他对于敌人严厉无情，但对于朋友和同志却无论何时都是一个谋求和解现存对立的好伙伴。
　　在私人生活方面，李卜克内西是一个体贴入微的丈夫和家长，对于家属具有深厚的爱情。他也是一个自然界之友。在一个其他方面平淡无奇的地方，一、两棵长得很好的树就能使他狂喜，使他误认为好地方。他在需要方面简单节俭。一八六六年春季，我结婚后不久，有一天，我的年轻妻子给他做了一种美味的汤，竟使他非常欢喜，终生念念不忘。一杯好啤酒或葡萄酒和一支好雪茄烟他也爱好，但不愿为这些多所破费。如果他穿上一件新衣服（这在他是不常见的），而我没有立即发现并加以称赞，那么，我就可以确定，他等不到几分钟，就会促使我来注意并要求我提意见。他是一个有赤子之心的铁汉。李卜克内西于一九〇〇年八月七日逝世，他逝世的那天正是我们初次认识的三十五周年。
　　在党的工作方面，当李卜克内西假定他的计划将遭到反对时，他往往喜欢造成既成事实。我起初大吃他的这种特性的苦头，因为我照例必须呑下他所造成的恶果。由于他缺少处理实际事务的才干，他所采取的措施就不得不由別人来完成。但最后我鼓起勇气，摆脱他那绝对性的影响，于是我们有时发生激烈的争执，但不使外面觉察到，而我们的关系也并未因此受到长久的扰乱。
　　李卜克内西对于我的影响是人们常在书刊中提到的；比如说，人们认为，我只有在他的影响下才能成为社会主义者。一九〇八年慕尼黑的郞根所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曾进一步提到，我在一八六八年九月在纽伦堡联合大会上，自认是李卜克内西把我变成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这种说法，李卜克内西用了整整三年才把扫罗变成保罗。
　　李卜克内西比我大十四岁，因而当我们认识的时候，他在长时期的政治经验上已超过我。他是一个受过科学教育的人，而且学习勤奋；这种科学教育我没有受过。最后，他在英国十二年之久，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等许多人有密切往来，并因此学到许多东西，这种交游我也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李卜克内西给我以高度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否则，他若不会施行这种影响，那就是他丢脸，或者我没有从与他往来上得到益处，也就是我丢脸。几年前，一个当时的熟人在《莱比锡人民报》上写道，他（一八六五年）曾听到我在熟人中间谈到李卜克内西，他还记得我说：“在这个人身上真是可以学到东西的！ ”这或许符合事实。不过，就是没有他，我也要成为社会主义者，因为在我和他认识的时候，我已走上了那条路。在对拉萨尔派的持久斗争中，我必须阅读拉萨尔的著作，以便得知他们想干什么，因此我本身不久就有个转变。
　　我终生所奉行的原則是，我一旦认识到我以往对一个问题所抱的观点毫无根据，我就立即把它放弃，并且毫无顾虑地追随新获得的信念，并且公开地、坚决地拥护它。在当前情况下，自由主义发言人在政治方面和特別对于工人问题的态度，使我易于放弃旧观点并转移到社会主义阵营。这个转变并没有费我多大的思想斗争，如果说因此必须牺牲些老的和亲爱的私人关系，我也认为这是当然的结果。我相信，我无论何时都是把事业放在个人之上，不使我因亲戚或者朋友的关系而有所变更，只要我认请为了我所拥护的事业的利益是必不可免的事情，我就去做。
　　在当前情况下，我与李卜克内西的交往无疑地加速了我转变为社会主义者的过程。这个功劳是他的。关于李卜克内西把我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也是这样。在那些年，我倾听过他许多非常好的演说和谈话。他谈到英国的职工会制度、英国和法国的革命、德意志的民众运动、政治时事等。他一谈到马克思和拉萨尔总是用争辩的方式，就我的记忆所及，我没有听到他作过较长的理论分析。至于私人指教，不论是他或是我都没有时间，仅日常斗争及与之有关的事项就使我们不能作私人的理论商讨。并且按李卜克内西的全部天赋来说，他是个豪爽的政治家，而不是个理论家。伟大的政治是他所喜爱的工作。
　　更正确地说，我同当时差不多一切成为社会主义者的人一样，已经越过拉萨尔而走向马克思。我们得到拉萨尔的著作还在得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之先。我如何受到拉萨尔的影响，还明显地表现在我一八六九年年底出版的第一本小册子《我们的目的》中。一八六九年将终的时候，我才有充分的时间和安静来彻底阅读一八六七年夏末出版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而这是在监狱里。五年以前，我曾试图硏究一八五九年出版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但止于尝试而已。工作已经过多，还要进行生活斗争，使我没有必需的空闲在精神上去消化这艰深的著作。《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其他著作，到了六十年代末期和七十年代初期才为党所知。我所得到和爱读的第一个马克思著作，是他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我在一八六五年读到这个文件。一八六六年底我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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