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六八年六月二十二日,莱比锡
尊敬的博士先生!
久欲与您通信,但可惜为各种工作所累,未能如愿。现在受中央理事会同人委托,有所请求,因而执笔,更觉欣幸,如蒙惠允,是所至盼。
正如您由《工人之声》报上所充分知道的,我们在为下次联合大会作准备。议程各项目中,有由波斯内克所建议并经我们完全赞同的国防问题。您知道,这个问题曾多次列入联合大会的议程上而终未得到讨论。在上次联合大会上还以各种小手法把这个重要问题列为议程的最后一项,结果在当时并未经任何讨论就作了个一致通过的软弱无力的决议完事。
我们决定并已经采取措施,在下次联合大会上不让这个日益迫切的问题再从议程上划掉,而要把它变成一个主要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极需要一个适当的报告,于是我们大家异口同声地认为没有人能够比您(不是恭维话)再好的了。
我因此受中央委托,诚恳地请求您来作有关国防问题的报告。
联合大会地址无论如何总是选择南德意志的城市,或许是纽伦堡,时间我们希望是九月六、七日,旅费当然由联合会账房开支。我们极恳切地请求您,不要拒绝我们的请求。除国防问题外,议程上还有其他各项,您的莅临和您的有力的一票对于这些是具有最大的重要性的。
我们,如您所将要知悉的,还把纲领问题列入议程,因为我们认为,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德意志工人协会应声明它将来在政治和社会方面要采取什么立场。我们知道,这将带来艰苦的斗争,可能、甚至很可能发生分裂。但是我们并不以这为不幸,因为我们宁愿要十个坚持信念的协会而不要三十个动摇的或者作了哥达帝制派和资产阶级的尾巴的协会。
我们在萨克森将竭力使我们的协会都出席,如不能派代表,就用委托的办法,我还要向別处发出同样的要求。
我估计定会胜利,若办不到,那么我们自己立刻就地着手创设社会民主工人同盟。目前的分裂,使人束手束脚,不能继续管理下去了。
由倾向哥达派的协会的各种函件可以看出,人们如何害怕讨论政治问题和深入的社会问题,人们想尽一切方法来阻挠这种讨论;所以我们的人就更有必要人人都作好准备。
由萨克森前往参加的著名党员同志有:格尔曼、李卜克内西、莫特勒、施维舍尔等。我也要邀请奧地利人、瑞士人和国际工人协会;同国际工人协会相结合,我觉得是有必要的,但在我们肃清自己家园之前,是不能作此想法的。
我所收到的由纽伦堡来的私人信件,表示一种怀疑说,克莱麦·冯·都斯力图插手其间,可能暗想窃取工人协会的领导权。这种思想很大胆,实现大概不可能,因为即使是民族自由党的协会也不至于把它们的票投给一个政治和社会立场正与工人利益相反的人。还有人谈起,他(克莱麦)有意邀请巴伐利亚的商业部长冯·施略尔参加工人会议。如果真有这事,施略尔来出席,那确也无妨,他必然要尝些苦头。
[2]无论如何,这个怀疑表明,巴伐利亚的进步党先生们在酝酿点什么,要使这些人碰一鼻子灰,对您也会是件开心事。
我们在萨克森把运动进行得极为顺利。工人协会、民众协会像雨后春笋-样生长出来,在我们的选区内没有一个较大地方没有设立工人协会或民众协会的。个別城市如兹维考、克里米朝等,在所有邻近乡村中也都设有分会,并且在农民中也有不少的会员。相反地,整个资产阶级,除少数个別例外外,都仇视我们,这自然符合我们的愿望。我们所遭遇的唯一不幸是党十分缺乏财力。一切都是一分一角地凑起来的。由此您可想见,譬如说,到我们能创设我们的周刊时,要费多少力气。不过周刊倒有了个好基础(我们现有一千二百个以上的订户),由此我们才能保证有了把党团结起来并促其成长的工具。
格尔曼负责合作社方面,他把消费合作社当作嗜好,并把它们组成一个联合社。我们自然努力使这些人切记:要促进他们的经济利益,这还不够,要用这种方法解决社会问题,是不可想像的,有必要并且有义务去从事政治方面的活动。并且我可以向您保证, 在消费合作社方面,我们的‘头号鼓动者'并不少。
我能奉告的还多,但一方面我缺乏时间,而且还希望,在下次联合大会上必定可以会面。我确实渴望能与您作数小时的谈话。请不要以不能前来而请原谅,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希望立即赐复并致友谊的敬礼。
您的 奥·倍倍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