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倍倍尔 -> 《我的一生》（1911）
工会运动
我从事工会运动的程度，照我想，只能算是它的助产士。一八六八年可称为徳意志工会的诞生年，但是这要加上一个条件。上文已经叙述，在一八六五年这个繁荣年，许多城市中发生多次的罢工，但因工人缺乏组织和没有基金而大部分失败。两者必须兼备，现在可以说是使人不得不加以注意了。现在虽然组成了许多大多数是地方的专业协会，但是很快就认识到这还不够。一八六五年圣诞节，因弗里茨舍的发动组成了全徳雪茄烟工人协会，一八六六年印刷工人继其后，他们从起首就对政治性的工人党严守中立，这无碍于理査·海尔特尔一八七三年十月在柏林印刷工人大会上声明说，他以联合会主席身份认为，联合会最好在形式上不与任何党派相联合，“然而在精神上我们是属于爱森纳赫纲领的社会民主工人党的”。严格地说，他这话不能指全体印刷工人而言，有许多还是属于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后来，在一八六八年以前，就已经成立了金匠联合会同它的机关报和全德裁縫协会。总之，直到那时，政治运动的领袖们在组织工会方面所作很少。主要只有李卜克内西，他在莱比锡工人教育协会中和在莱比锡及各地的民众大会上所作的关于英国工联主义的演说，使人对于工会组织有些了解。一八六八年五月，我们在中央理事会也曾讨论过创立工会，但因经常工作繁多而且首先有必要制定纲领来澄清联合会，所以我们不能立刻着手实施计划。一八六八年夏季，麦克斯·希尔施到英国去，硏究那里的工会组织，在柏林的《人民报》上加以报道。这使得硏究过这种思想的施韦泽和弗里茨舍想抢在希尔施（希尔施希望通过创办职工协会，把工人吸引到进步党里）的前头。现在二人迅速采取行动，据我推测，是由弗里茨舍策动起来的，因为弗里茨舍早已认识到工会的意义，但是新创立的组织也会成为另外一个样子， 假如他不受施韦泽牵制的话。弗里茨舍取得了施韦泽的同意和白拉克的赞成，代表不伦瑞克的会员在一八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汉堡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全体大会上建议如下：
“代表大会声明：1．罢工不是改变现今的生产基础和由此彻底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方法；不过它是一个手段来促进工人的阶级觉悟，冲破警察的监视，假设有正确的组织，可由现在的社会中清除个別严重的恶事，譬如过长的工作时间、童工等等。2．大会委托各协会主席召开全德工人代表大会来创设发生这种作用的全国性工会。”
议案的第一部分通过，第二部分被否决了。相反地，有如上述， 数日后，纽伦堡工人协会联合大会并没有经过大的辩论，即决议委托中央创设工会。所以这里对于工会意义的理解，是与流行于全德工人联合会多数派中的理解相反的。在汉堡那次表决以后，施韦译和弗里茨舍声明，他们将以国会议员身份为创设工会而召开工人代表大会。但是当这也遭到反对时，施韦泽就威胁说，如果连这也不允许他，他就立即辞职并退出联合会。这个威胁起了所预期的作用。九月二十七日和随后几天，在柏林举行了工人代表大会。出席的代表不下二百零六人，多数是由工人集会选举出来的，代表着十四万工人。值得一提的是施韦泽开幕詞中下列的议论：
“英国是地球上远远跑在前面的资本最雄厚的国家，如果说外国的工业还支配英国的工业，那就是因为英国工人给那里的资本家造成那么多的困难。同样的情形也能发生在德意志，而且更容易些。“德意志工人如果愿意的话，就能够直截了当地毁坏德意志工业，而且工业使他们只能拿到极其可怜的一点工资的时候，他们也将没有兴趣保持这种工业……工人们如果牢固地组织起来，就能够使德意志工业没有竞争的能力，如果资本家先生们不愿意这样，那么他们就会付给较髙的工资。”
这种论证笨拙已极，但施韦泽没有打算就不发表意见。
代表大会成立了处于中央领导机关领导之下的所谓工人团体，这领导机关是由施韦泽、弗里茨舍和卡尔·克莱茵（爱北斐特）分任主席和两个副主席所组成。这个组织形式选择得不太恰当，这只有归功于施韦译，他决不让他势力所及的运动（哪怕只是一部分）有独立性。
施韦泽于九月十三日写信给马克思，信内附有他的条例草案，他接到马克思对于他的企图的有利的复信，便把这当作很重大的事。像马克思随后写给施韦泽的信所说，他把那封信误解了，他对施韦泽的第二封信才作答复，其中关于施韦泽的组织一段说道：
“至于说到柏林代表大会，那末，首先是不要忙于召开，因为结社法还没有通过。
[1]因此，您应当和拉萨尔集团之外的领袖们交换意见，和他们共同制定计划并召集代表大会。但是您并没有这样做，您只是公开地让他们二者择一：或者
附和您，或者
反对您。这次代表大会本身不过是汉堡代表大会（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的增订版。
至于章程草案，我认为它有原则性的错误，我相信我在工会方面的经验并不比任何同时代人少些。在这里，我不想作详细的说明，只想指出，
集中的组织对秘密团体和宗派运动是极其有用的， 但是和工会的本质相矛盾。即使这种组织是可能存在的——我说它根本不可能存在——，它也是不适宜的，至少在德国是这样。这里的工人从小就受官僚主义的训戒，相信权威，相信上级机关，所以在这里首先应当培养他们
独立活动。
您的计划在其他方面也是不实际的。在‘联合会’中有三个来源不同的独立的权力机构：1．由工会选出来的委员会；2．由
普选产生的
主席（他在这里完全是多余的）
[2]3．由地方选出来的代表大会。这样一来，就到处都是冲突，而这本来是应当促进‘迅速行动’的。拉萨尔从一八五二年的法国宪法中借用了‘由全民投票选举’，这是大大的失策。况且这并不适用于工会运动！这种运动多半是围绕着钱的问题兜圈子，您很快就会发现，在这里任何独裁都将宣告结束。
但是，不管组织犯了什么样的错误，这种错误大概都可以通过合理的实践或多或少地消除掉。作为国际的书记，我准备充当您和直接参加了国际的纽伦堡多数派之间的调解人，——这当然要在合理的基础上进行调解。我已经把同样的话写信告诉莱比锡。我不会忽视您的处境的困难，并且永不会忘记，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更多地受环境的支配，而更少地受自己的意志的支配。
我答应您，在任何情况下都将是公正的，这是我的责任。但是另一方面，我又不能答应您，我不会在某一天——当我认为这是工人运动的利益所绝对需要的时候——以
个人名义公开批判拉萨尔派的迷信，就像当时我对待蒲鲁东分子的迷信那样。
我向您保证，我对您个人是怀着最良好的愿望的。
您的忠实的 卡·马克思”
但是新创的组织并不长久与施韦泽相适合。果然不出所料，不久就觉察到工会中有某种倾向独立的企图。施韦泽在一八六九年九月十五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对此提出坚决的反对说：有人企图把工人团体联合会同全徳工人联合会分开并把它放在独立的领导之下；他对此提出警告。三个月后他更进一步。十二月二十九日，他在第一五二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通告说，各方面都表示希望把各种工会合并为一个单一的总工会。他为此拟订了一个草案，发表在同一期上。弗里茨舍在这以前就已与全德工人朕合会和工人团体联合会断绝关系，并辞去第一副主席职务。同样与施韦泽断绝关系的还有：全德鞋匠协会主席路易·舒曼，全德木匠协会主席约尔克和全徳裁缝协会主席邵布。
一八七〇年一月初，在柏林举行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大会迎合施韦泽的愿望而决议（好像工会会遵照这个决议似的）：到七月一日为止，把工会合并并创设一个新的协会，名为全德工会联合会。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之后，紧接着又召开全德工人团体联合会代表大会。多数代表也表示赞同施韦泽的建议。全德泥水木匠协会主席吕布克尔特认为，工会基本上无非是一个进行 工人政治教育的预备学校。齐娄夫斯基也赞成合并，这样一来，可以清除世界上大都使许多工会分裂的主席欲。哈尔特曼、沙尔麦耶尔和汉堡的法特尔也都赞成会并，所持的理由与前面的发言人相似。
在代表当中，一万二千五百票赞成合并，九千票反对。所以赞成解散工人团体联合会的虽然不足所规定的三分之二的多数，但仍议决：从七月一日起，成立一个名为全德工人支援联合会的新协会来代替工人团体联合会。这个决议在有些工人团体中不生效力，它们于是还保持独立。全德工人联合会中有一部分有势力的成员对工会的组织仍持敌对态度，所以在一八七二年它的代表大会上特耳克还提议，大会应决议，党内除全德工人联合会以外现存的一切组合，如全德工人支援联合会、柏林工人同盟、全德泥水匠协会、全德木匠协会和所有属于这些的分支机构应予解散，并并入全德工人联合会，它们的成员也转到全德工人联合会。但是这个建议没有通过，因为大会无权解散全徳工人联合会以外的现有组织。
除特耳克外，其他领袖对于工会的看法，表现在譬如哈森克莱维尔的发言里面，他说：“如果同盟”（柏林工人同盟）“已达到了它的目的，那么我们自己就会负责再使它消失。”哈赛尔曼说：“我们所以要创设同盟，只是为了要把这些工人吸引到我们这里来，这个我们做得也很成功。我们并不想使同盟做什么特別的事，它只是为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格罗特考和其他的人所说的与此相仿。最后通过了以下的建议：
“代表大会希望尽早地把我们党内现有的职工组织予以解散，把成员输入全德工人联合会。全徳工人联合会会员有责任照这个意义去工作。”
如果人们可以相信门德（他的报告就我所知并没有遭到反驳），那末，施韦泽也就是这样在一八六九年卷季同门德和哈茨费尔德伯爵夫人所订的协定中（我以后再谈）答应了他们，认为工会组织是与拉萨尔的观点相矛盾的，要使它越来越退到后面。到后来，全德工人联合会才把见解改变得有利于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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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履行了纽伦堡联合大会所分配给莱比锡中央的任务，并为职工联合会起草一个标准章程，起草的任务又落到我身上。章程一拟好，就有许多人向各组织要求从事创设国际职工联合会（这是我们所选用的名称）的活动。我自己也动手，这时为创设这类职工联合会曾举行许多次集会。“国际职工联合会”这个名称本来有点过份，因为我们估计，只能吸收说德意志語的国家的职工到组织里来。这个名称主要是表明一种倾向。接着又成立了许多这类组织，如手工工场、工厂和手工工人的国际职工联合会、泥水匠和木匠、五金工人、伐木工人、裁缝、毛皮匠和制帽工人、鞋匠、订书工人、采矿和冶金工人等等的国际职工联合会。
不容否认，政治运动在分裂的情况下已吃到苦头，而工会运动则在分裂的情况下吃到更大得多的苦头。但没有哪个党派愿意放弃工会的创设，因为每个党派都认为借此可以加强自己的势力。 至于分裂有如何不幸的作用，特別是由弗里茨舍在次年亲身体验到了，那时由于党派的激烈斗争，他的联合会的会员由约九千人减少到二千多一点。在汉堡—阿尔托那他失去了全部会员。诚然， 这个挫折有一部分应归咎于柏林和莱比锡的烟叶工人生产合作社的破产，这些生产合作社是在罢工失败后成立的。
我们在莱比锡尽力防止工会运动中的冲突。一八六八年十月底，我们与全徳工人联合会会员联合召开工人大会，参加者十分踊跃，议程是“职工联合会”，由李卜克内西作报告并提出下列決议：
“考虑到，有必要按照英国职工会的模型来成立工会，为了组织工人阶级，以便保护和促进他们的利益和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
还考虑到，通过各种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已发动并开始成立职工联合会，这次大会决议，要有毅力地组织这样的工会，并为这个目的选举一个委员会，委托该委员会采取必要的步驟，尤须与工人阶级的管理机构等等取得联系。”
随后选举委员会，被选入委员会的，除李卜克内西和我而外，还有全德工人联合会的赛菲尔特和道特。委员会邀请一切工会组织的会员前来商讨组织工会的事宜。这个集会由我做主席，并一致通过了李卜克内西和我所拟订的下列决议案：
“会议决议：由纽伦堡工人协会联合大会的多数派和柏林工人代表大会的多数派所已成立的以及要成立的职工联合会都应致力于：
1．由双方互相商定，为了统一和合并的目的召开共同的代表大会；
2．在统一和合并之前，双方的职工联合会之间订立条约关系， 双方的会计处尤要互相支援，并且只要可能就选举一个共同的临时委员会；
3．双方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拒绝与希尔施—邓克尔派的职工联合会合作，该会是由工人的敌人建立的，其目的不外乎破坏工人组织，并把工人贬为资产阶级的工具。”
在征求意见时却没有受到对方的欢迎。一八六八年十二月二日，施韦泽在第一四一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一个决议，据此全德工人团体联合会的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拒绝了我们的建议，并且要求，“对于任何为个別人的个人目的来分裂运动的企图，都要用全力反对”。
于是这个企图，至少是我们和全徳工人联合会之间在工会组织方面达成妥协的企图，在目前是没有希望的。
全德工人联合会不大同情于工会运动，而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即哈茨费尔德—门德派，则简直对它抱着敌对的情绪。在这里，他们把成立工会看做是损害当作宗教崇拜的拉萨尔的原则和拉萨尔的组织。所以在当时为成立工会而举行的多次集会中，有一次我也参加了在德累斯顿召开的这样的集会，在会上我们和福尔斯台林领导的哈茨费尔德—门德派信徒之间发生了激烈的 纷争。我在发言以后提议下列声明：
“考虑到，工人阶级为防止资产阶级剥削而组织起来是迫切必要的；此外还考虑到，依照工业最发达国家的先例和经验，通过职工联合会能够最好地达到把全体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所以会议声明同意创立职工联合会，并委托所召集的委员会来进行组织职工联合会的必要步骤。”
接着进行讨论，我发现，主席——一个拉萨尔分子——再涅造发言人名单，我把这公开地指证出来，因而引起福尔斯台林和我激烈的个人争论。福尔斯台林突然把会议停止，于是发生大吵大闹。警务长要求与会者离开会场。瓦尔特希和我提出抗议，警务长解释说，他并没有理由来解散会议，但既已闭会，如再续开即与法律抵触。于是他和福尔斯台林离开会场。在一部分与会者的激烈反对下，瓦尔特希重新开会，并把我选为主席。讨论进行得很好，瓦尔特希作为第三个发言人，才开始讲话时，警务长又出现了，打断发言并且要求我闭会。我抗议说，现在没有理由闭会。于是他以解散相威胁，我在抗议中闭会。在这事上的激动非常剧烈，如果福尔斯台林在场的话，定给他留下一个不愉快的纪念。
关于工会问题，我们这方面又在一八六九年八月的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提出讨论。像施韦泽所要求的，接受会员要看他的政治信仰而定，尤为人所反对。格罗伊里希表示赞成国际组织，认为这最适合于使群众参加工会。资本家害怕群众，并不害怕我们那可怜的几分钱。最后经约尔克的建议通过一个有利于工会统一的决议案。莫特勒的要求工会从事缔结再保险（卡特尔）的建议，也同样通过了。在斯图加特的党代表大会上（一八七〇年六月），工会问题又被列入议程。讨论仍不脫旧日窠臼。主要的又是统一问题，但仍无实际的结果。自一八七一年起，工会趁普法战争结束后大繁荣时期的机会，大大发展起来；它现在也以较为独立的姿态出现。商业繁荣助长了一切行业中的无数次罢工，繁荣时期到一八七四年因发生商业大危机而骤然中止。但是这种现象也给当时的组织増加了许多不能胜任的负担，它为救济罢工工人所应筹措的资财已大大超过它的能力。早在一八七一年五月底，这已使莱比锡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协会在长时间讨论后，通过并公布下列决议案：
“1．罢工只是个缓和剂，无助于长远利益；2．社会民主党的目的不仅为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内部提高工资而努力，而且要根本铲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3．在目前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之下，工资的水平是按照供求来调整的，即使用最有效的罢工也不能超过这种水平而不断提高；4．最近时期多次罢工可以证明是由厂主主持的，为的是把这当作在集市期间抬高货价的似是而非的理由，这样的罢工只是对厂主有利而不是对工人有利，他们所抬髙的货价远远超过所增加的工资；5．罢工失败就会使厂主气焰高涨而工人沮丧——于是使我党蒙受双重损失；6．大厂商甚至还能趁罢工期间得到特别好处，因小厂商不能开工，大厂商可以高额赢利销售存货；7．我们的党目前还不能在物质上支援这样多的罢工。
因为这一切理由，我们迫切地向党员同志们劝告，只有在极其必要并且具备所需要的财力时，才可开始罢工；此外，不要再像以往那样无计划地进行，而是应该按照包括整个德意志在内的组织计划来行事。作为筹款和成立组织的最好办法，建议创设并维持职工联合会。”
在维也纳，奧地利党内同志的中央机关报《人民意志报》也有类似的看法和劝告，因为那里的经济状况也特別顺利，致使罢工热潮日益蔓延。劝告虽好，却极少照办。在那些年代中工会仍在令人可喜地发展着。
与此相反，施韦泽所创设的全德工人支援朕合会在这时毫无生气。它的一八七一年五月二十五日的全体大会，只有由二十七个地方来的代表十九人出席，代表会员四千二百七十五人。这个联合会乃是一个不合理的组织，它完全崩溃了。
一八七二年六月中旬，在爱尔福特举行一次工会代表大会，会上特別讨论了工会（职工会）的中央领导问题和另行创设一个工会机关报。六月八日，我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一篇文章，阐明我的代表大会纲领，并详述我认为最好的各工会联合的办法。我还说明：不容否认，工会运动在德国还处于相当混乱之中。这应归咎于工人分裂为苦苦地相互斗争的各种派別。如果说工人们在各种社会政治的组织中互相对立是不好的，那末，如果各个行业的工人在每个工厂，甚至在每个作坊中也分裂对立，那才是真正不好了。而且并不是因为原则问题，而只是因为组织形式，但组织形式原是可以改变的，并且必须适应环境。这就是运动所遭遇的不幸。还有可悲的是，群众被没良心的人所煽惑，这就表明，一部分工人苦于愚昧无知。人们在嘲笑基督教的顽固，但它总是经过了十八个世纪，因而达到了当然顽固的年龄。但是新的社会运动才十岁，就显示出顽固的征兆。这固然还可克服，但在目前它阻碍了发展…… 工人阶级的前途依靠着职工联合会；正是在职工联合会里群众得到阶级觉悟，学会对资本势力进行斗争，并且这样一来就自然而然地使工人成为社会主义者。随后我把我的关于组织的建议作了详细的分析。
在爱尔福特的工会代表大会上，决议由代表手工工场和工厂工人、五金工人、伐木工人、裁缝、鞋匠、泥水匠和各种专业协会的六个工会组织组成一个工会联合会，并发行一种工会机关报《工会》报。根据约尔克的建议，全体一致通过下列议案：
“鉴于资本势力对于一切工人，不管他们是保守的、进歩的、自由主义的或是社会民主党人，同样狠狠地压迫和剥削，大会声明，工人的神圣职责，就是消除一切党派争吵，以便在一个统一的工会组织的不偏不倚的基础上，为一个富有成效的强有力的反抗创造先决条件，保卫被威胁的生活，并为阶级地位的改善而奋斗。尤其是社会民主工党的各种派別要竭力促进工会运动，大会表示遗憾的是，全徳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大会（在柏林）作了一个相反的决议。”
我经过长期的要塞监禁和坐牢之后，于一八七五年春季恢复了自由，奥古斯特·盖布建议由我接替不幸于一八七五年元旦之夜逝世的杰出的约尔克，充当工会中央的报纸《工会》报的编辑。他认为月薪可望有五十塔勒。党和各工会在这期间经济情况较好。盖布认为我除我的生意之外，还能很好地兼任编辑。我谢绝了。我不可能在我的生意和我的党务活动之外，又长久地从事工会活动。
这自然无碍于我依旧对工会运动注意和支持，特別是通过我为各种行业所举行的集会。当九十年代开始的时候，工会运动的发展很显著地落后于社会主义的政党运动，我觉得它好象注定要有某种停顿，尤其是由于德意志保险法的制定，它夺去了工会作用的重要部分。这个看法我曾在一八九三年科伦的党员大会上公开发表。但是这种悲观是没有理由的。不久，事实就把我纠正过来。现在辉煌地证明了，我在运动才开始时关于工会的判断是比较正确的，并促使我重新尽我所能来协助工会。
在上述的七十年代，工会运动面临艰苦的时期。普鲁士政府，这就是说俾斯麦，不仅把社会民主党，而且也把工会看做是国家和社会秩序的死敌。于是他认为有必要对两者进攻。俾斯麦的工具首先是检察官台森多尔夫，他在马格德堡时就已在这方面出了名。一八七四年，他被召到柏林，以便在这里在更高的水平上把在马格德堡已开始的迫害继续下去。台森多尔夫没有辜负对他的期望。 他通过公诉不仅达到对党组织实行镇压，就是各工会也成了公诉的牺牲品。随后来了一八七八年这个行凶年和反社会党人法，这一下子就摧毁了十余年来工作中牺牲了无限时间、金钱、力量和健康所创造的成就。但是，这不是永久的。对于发展的压力和时代的需要，就是最强大的势力也不能持久抗拒。这一点俾斯麦现在不得不满怀诧异地体验到。
[1] 这是指已提交北德意志国会的工商业条例草案，但还没有经过详细谈论成为 法令。
[2] 在这里马克思作了以下的附注：“在国际工人协会章程中，也设有协会的主席。但是，实际上他的职能只不过是主持总委员会的会议。一八六六年我曾拒绝担任主席，一八六七年根据我的建议根本取消了这个职位，而代之以在总委员会的每周例会上选出的会议主持人（chairman）。工联伦敦理事会也只有一个会议主持人。书记才是它的常设职位，因为他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国际的“独裁者”就是如此。在我这方面我必须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我的通信中只以建议者的身份出现，而且他们的建议在许多很重要的场合， 我都没有听从，因为我根据实际情况自有更好的见解。虽然如此，我却同他们绝没有严重的分歧。——奥·倍·。
感谢 杰拉德 录入及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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