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倍倍尔 -> 《我的一生》（1911）
无产阶级工人运动中的冯·施韦泽先生的时代
让·巴蒂斯特·冯·施韦泽
在拉萨尔逝世后几个相继领导他所创立的联合会的人物中，让·巴·冯·施韦泽特别杰出。
联合会得到了施韦泽，就得到了一位很好地具备许多大有益于他的职位的特色的领导人。他具有必要的理论修养，远大的政治眼光和冷静的思考能力。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和鼓动者，他能够把最困难的问题给最纯朴的工人讲解清楚；能像他那样懂得如何激发群众热情，甚至使群众着迷的人是很少有的。在他当记者期间，他在他的报刊《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一批通俗科学论文，这些论文都是最好的社会主义作品。例如他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批评和后来印成小册子的论文《死的舒尔采反对活的拉萨尔》，至今还不失其全部价值。作为国会议员，他也表现得十分干练和精明。他迅速掌握现状并加以利用。最后，他也是一个深堪重视的优秀演说家，使群众和敌人都受到感动。
但是除了这些良好的、有些还是出色的特色外，施韦泽也有一系列的缺点，对于一个正在发展初期的工人党的领袖来说，这些缺点对党是危险的。他走过了种种错误道路之后才参加运动，运动对于他不是目的本身，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他一看出自己在资产阶级中没有发迹的前途，他这个在生活方式上早就堕落的人只有到工人运动中去充当一个所谓他的野心同他的才能注定他充当的角色，才有希望发迹，他就参加运动。他不仅想当运动的领袖，而且想当运动的统治者，并且竭力为他的自私目的加以利用。他曾在阿沙芬堡一个由耶稣会主办的学院里学习，后来又从事于研究法律，于是他从耶稣会的诡辩和法律上的强辞夺理获得了精神武器。这就使这个本性诡诈狡猾的人成了一个政客，他肆无忌惮地设法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任何代价来满足他的野心，满足他的纵情享乐的需要，这些非有充分的财力是不可能满足的，可是他没有这种条件。况且在一切民众运动中证实了一个历史性的老经验，即有纵欲习惯而因缺乏财力不能满足的领导人物，容易屈服于向他袭来的引诱，尤其是当他们同时还相信，除了满足他们的野心以外还能够获得虚伪的成就的时候。
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组织赋予它的领导人以独裁地位，这是非常有利于施韦泽的企图的。但协会中比较有独立思想的会员也自然对独裁者的这种欲望不断进行斗争。有时反对派好像被他那蛮横无理的行为压制下去，并从联合会中排挤出去，但不久又有另一些人在另一些地方起来，重新开始对他作斗争。由于联合会的唯一报纸——除此以外他也不容许有第二个——《社会民主党人报》在他的掌握之中，这也非常有利于他的统治企图。他既握有工具，并毫不犹豫地使用它，对会员的精神统治变成专制的统治，他于是强暴地压制每一个异议和每一个使他不快的意见。同时，虽则施韦泽内心里瞧不起群众，他却懂得如何讨好他们，而且像他那种阿谀谄媚的样子，我从没有再遇到过。他把自己装扮成群众的工具，只听从“至尊的人民”的意志，而这至尊的人民只阅读他的报纸，并受他的意志的暗示。谁敢反抗他，谁就被指为动机卑鄙，被诬蔑为愚蠢低能，妄想爬在善良、诚实的工人头上，以便滥用他们为他们的敌人谋利益。
像施韦泽逐渐扮演的角色当然只有在运动的幼年时期才有可能，因此我们原谅他的那些狂热的追随者。今天不论是谁要想在运动中扮演施韦泽那样的角色，即使在短时间内也是不可能的。
施韦泽是一个头等的煽动家，这种人如果当了国家的领导人，就会成为马基雅弗利（他本来醉心于马基雅弗利的无原则的理论）的高足。多年来他用上述方法在联合会中所保持的专制统治，只有天主教堂的某些现象可以比拟。他不枉跟耶稣会士受业一场。
我们（李卜克内西和我）所控诉施韦泽的是：他按照俾斯麦政策的利益领导全德工人联合会（自然是违反该会的大部分会员的意志和心愿的）。我们认为这个政策不是德意志的政策，而是大普鲁士的政策。这个为了霍亨索伦王室利益而进行的政策，力求赢得全德意志的统治权并用普鲁士的精神和普鲁士的统治原则来统治德意志——这原则是一切民主政治的死敌。
在当时的一般情况和俾斯麦同自由资产阶级处于激烈斗争的情况之下，他利用一切能有助于他的目的的手段，哪怕是最阴暗的手段。我在本书第一卷里已经叙述过，还在拉萨尔上台之前，俾斯麦就有一个干练的代表——油漆匠艾希勒，在工人界中宣传他的政策。拉萨尔不是以奴仆而是以同等的身份，作为一个掌权者对另一掌权者来同俾斯麦谈判的，但是他给与俾斯麦这种企图的支持比他自己大概愿给与的还要多。他同俾斯麦的谈判固然表面上在一八六四年二月间中断而且直到他（拉萨尔）逝世也没有恢复，但是使工人运动为俾斯麦政策服务的努力则依然如故，并且取得一定的效果，而在俾斯麦的代表洛塔尔·布赫尔邀请卡尔·马克思为普鲁士《国家通报》的撰稿人时遭到严词拒绝，也未改变这种情况。
海伦·冯·拉科维查（海伦·冯·达尼格斯）是拉萨尔的旧情人，他就是为她而被卷入决斗丧命的，在她的《别人和我》一书中（柏林，一九〇九年）叙述说，在一大夜间谈话中她问拉萨尔道：是真的吗？你同俾斯麦有种种秘密勾当？他回答说：“关于俾斯麦，和他想要从我那里得到什么和我想要从他那里得到什么？——没有这种事，也不可能有这种事，你可以放心。我们俩都够老练的——我们清楚彼此的老练，结果不会是我们（始终是政治上的语言）当面彼此嘲笑的。在这方面，我们受的教育太多了——所以只不过是拜会和富于机智的谈话。”
这段叙述可能是真实的。如果他不像他的旧情人在这里所叙述的这样想法，就是瞧不起拉萨尔的聪明和他的见识。一般说来，聪明有见识的人（也包括施韦泽在内），都不会误认社会民主党人能从俾斯麦那里得到什么和得不到什么，并且，也不会误认，如果俾斯麦与社会民主党人发生什么关系，也只是为了他的利益想来利用他们而已，以后就会像丢掉挤干了的柠檬似地丢掉他们。或者是另一种情况，他们把自己出卖给他，为他服务，这在拉萨尔是不可能的。
事实首先说明了我的看法，即当副主席F. W. 弗里茨舍代替伯恩哈特·贝克尔充当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主席时，前任副主席达麦尔博士向弗里茨舍建议，在萨克森王国进行鼓动时除了社会主义的要求以外还要替普鲁士霸权游说，并且把报纸上所发表的有关这些集会的报道直接寄给俾斯麦，也把集会情形直接向他报告。这是在一八七八年秋季谈到反抗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草案时弗里茨舍亲自告诉我的。我当时在国会中发言反对俾斯麦时也利用过这个资料。
所以想使全德工人联合会有利于俾斯麦的大普鲁士政策的企图很早就有，而且长久存在。我的分析是为了要证明，施韦泽有意识地为俾斯麦这种企图服务。
如果施韦泽内心里真诚喜爱他表面上所拥护的事业，如果党内每个同志都可以确信他只抱着热情和最纯洁的努力为工人阶级服务，如果他能避免他的政治生活中所涌现出来的十分可疑的暧昧态度，总而言之，如果他的全部行为能令人信赖，那么，他就会无可争辩地终身担任党的领导人。每一个诽谤他的尝试，不论攻击来自何方，到他身上都会失去效用。他却不是这样，他必须维护他那不断下降的威信，最后，在他放下主席职位后，当每个人都敢于自由地说话，没有被开除的危险的时候，遇到了正是那些曾经对我们方面的攻击狂热地捍卫他的人们对他提出了侮辱最甚的控诉。所以那些听得他死的消息漠然置之无动于衷的人，若在另一种情况下，就会直到最后一刻还承认他为他们的领袖，对于他的纪念就会永远恭敬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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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巴蒂斯特·冯·施韦泽在一八三四年七月十二日生于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根据他的祖先来判断，他的血统是意大利—法兰西同德意志的混血种。他的家庭在一八一四年由当时的巴伐利亚国王封为贵族，属于所谓老法兰克福的名门望族。
幼年的施韦泽在他的家庭中所耳濡目染的是不很高尚、并且发生很成问题的教育的影响。他的父亲曾一度充当不伦瑞克的声名狼藉的卡尔公爵（这位公爵在一八三〇年为了免于牺牲在民愤之下，急急忙忙地离开了本国）的侍从，是一个浪荡子，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他的母亲是和丈夫分居的，独立门户，过着同样的生活。无怪乎年轻的让·巴蒂斯特由于这样的出身和在这种榜样下步着父母的后尘，只是他的双亲已把钱财挥霍净尽，他没有钱，于是负债累累就成为必然的结果。
约在五十年代中叶，他也曾到柏林求学，在这里同克鲁马赫家族来往（克鲁马赫的妻子是他的祖母的亲戚），并认识了普鲁士反动派的领导人物，例如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施塔尔。后来他在写作中对普鲁士国家的本质能作出尖锐和中肯的批判，就是从在柏林居住期间同权威的社会阶层的交际得来的。当时的大德意志—奥地利立场不仅在他的家庭中而且在老法兰克福的市民阶层中是占优势的立场，这种立场使他的观察力特别锐利。他现在认识到那个作为奥地利的死敌的国家最内在的本质。他的这种大德意志—奥地利的立场也表现在政治论文中，其中第一篇是一八五九年施韦泽在法兰克福（他于一八五七年定居在那里当没有主顾的律师）发表的。这篇文章发表于奥地利—意大利—法兰西战争期间，以惹人注目的《奥地利的事业就是德意志的事业》为题，并且要求全德意志支援奥地利。第二篇论文具有同样的倾向，题目是：《驳卡尔·伏格特对于欧洲现势的研究》。文章结尾说：奥地利的事业是欧洲公理和欧洲秩序的事业，是文明和人道的事业，而首先是德意志荣誉和德意志独立的民族事业。
第三篇论文在一八六〇年出版，题目是：《全国统一的唯一途径》，他显然左倾了。他自认是共和主义者，并且认为只有通过来自下面的革命导致德意志的民主统一，德意志才会有幸福。然而，后来他又沉溺于他的大德意志—奥地利的同情中，直到他同拉萨尔认识后，才终于转入小德意志阵营并认为唯有俾斯麦政策才能解决德意志问题。
一八五九年民众运动的开始和民族联盟的创立及其小德意志方面的努力，不能使施韦泽无动于衷。与他当时的立场相合，他起而反对民族联盟。他认为（一八六一年一月），民族联盟只有声明拥护共和主义，也就是拥护革命，才可望得到工人的帮助。普鲁士并不比奥地利好些；必须在二者都粉碎以后，德意志才有可能统一。
一八六一年十一月，由于他的协助，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创立了一个工人教育协会，施韦泽当选为该会主席。他在这里代表着同样的激进思想。一八六二年初，他又发表了一篇文章《论德意志问题》，他在这里再次自认是霍亨索伦王室政策和普鲁士在德意志的领导权的无情敌人，并且痛斥中立政党的拙劣。他现在显然是政治上非常忙碌的人。他还兼任法兰克福的体育协会主席；那些虽然表面上不是政治性的协会，在当时却一起展开了热烈的政治活动。射击协会运动就是这种情形。施韦泽在这个运动中也显得很积极，并且在德意志射击同盟成立后，还担任该会的核心委员会委员。当一八六二年七月在法兰克福举行德意志第一届射击大会时，施韦泽是中央委员会的秘书长和大会报纸的编辑。他当时同科堡公爵，即“射击公爵”，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在会场上他常常出现在他的身边，这当然同他以往的激进态度相矛盾，也同他在一八六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在美因郜工人会议上所作的彻底社会主义的激进演说相矛盾，这一点，我在本书第一卷已经叙述过了。
在这个时期施韦泽同时怀着几种企图。但是恶运突然降临。在法兰克福射击大会后不久，他被公开控告犯了两件罪行，这些罪行在他后来生活上投下一个阴影，并且作为他性格的标志是重要的。
首先他被控告侵吞了法兰克福射击大会账房的二千六百古尔盾。委员会方面对此并未提起控诉，这就使人认为，这件事大概还有争辩。相反地，我可以肯定，参加射击大会中央委员会的哥达司法顾问官斯特尔秦，曾署名在科堡《德意志工人总汇报》上发表一篇声明，证明侵吞公款是事实。几年以后全德工人联合会中展开对施韦泽的反抗时，哥达支会派遣会员一人到司法顾问官斯特尔秦那里问他，对施韦泽提出的贪污罪状是否属实。斯特尔秦证明属实。于是哥达支会又转与施韦泽接洽，把斯特尔秦的话告诉他并请他控告斯特尔秦。施韦泽拒绝了。他说：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些，因为他还忙得很。
另外一件更讨厌的事件是一八六二年八月在曼海姆的皇宫花园内发生的。一天上午施韦泽对一个儿童犯了有伤风化的罪行，他被控诉，并被判监禁十四天。如果能肯定哪一个是当事的儿童，处罚会重得多。这一点却没有办到。但也许找到些别的、施韦泽也曾对之作同样非礼要求的儿童。他的判决就是以此为根据的。施韦泽当然主张自己无罪，人们在想为施韦泽洗刷的努力中，企图证明他无罪。为了历史的真实性，这种企图应该中止。不管人们对于同性爱看得怎么随便，无论如何，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一个公园里，企图对一个学龄儿童满足同性爱，却是件寡廉鲜耻的行为。还应说明，如果施韦泽自己觉得无罪，他就会留意对第一级法院的判决提起上诉。
这两件事迫使施韦泽离开法兰克福一个时期。在工人界它们自然也引起了对他的异常愤恨。次年，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后，当施韦泽认识了拉萨尔并成了这个联合会的会员时，法兰克福的会员要求拉萨尔告诉施韦泽，请他不要再参加联合会的集会。拉萨尔拒绝了这个要求，认为这是胸襟狭窄的表现，这个加在施韦泽身上的罪行与他的政治无关。宠爱娈童在希腊曾经是一种普遍盛行的风气，政治家和诗人对此都有嗜好。此外，他对施韦泽的才能推崇备至。他给施韦泽写信说，受罚的那种嗜好是不合乎他的兴趣的。他并没有表示怀疑，说施韦泽没有这种嗜好；他自然知道其中的缘故。
一八六三年初，施韦泽在莱比锡的奥托·维甘特那里发表了一篇新的论文，题目是《奥地利的领导地位》。他为表示“尊敬和友谊”把这篇文章献给他的朋友巴伐利亚的一个旧军官冯·霍夫斯台登先生；序言是一篇沉闷的浮夸文章，有如亚尔西巴德[1]对他所喜爱的一个人的谈话。文章内容不只在一个方面有趣味。他在文章里完全正确地描述了普鲁士国家的性质，并且说明普鲁士完全不适于统一德意志。此外，他不顾一切民主的约束，仍然支持奥地利的领导地位。他说，普鲁士国家根据它的历史发展同德意志全体对立，……这种发展迫使它在同一国土上并通过同一致富之道继续扩张，因而以吞并为出路。但是普鲁士的这个使命不是德意志的，而是普鲁士的。普鲁士按照它的内在性质，必然会注意到，不使程度不等地渗入一切细节的精神，国家的古代历史上的、特别是普鲁士的、主要是霍亨索伦的性质消失掉。
他强烈反抗这个同真正全体德意志不相容的普鲁士。他以下面的纲领方式说明了一个我们以后在别的场合还要遇到的观念。他说：“未来的德意志国家——不论它是个共和国还是个帝国——即使比现在德意志同盟的领土仅仅短少一个村庄，那也是民族的一个耻辱。说德语的最遥远的村庄的最小茅舍都有受全体保护的神圣权利。”
但是以后不久，这个庄严的声明并没有妨碍他去支持那导致、想导致、而且照他自己的理解必然导致民族耻辱的政策。并且这不仅关系着单个村庄或一座茅舍，而是关系着上千万德意志人的国土，这些国土较之霍亨索伦家族给他们王国命名的普鲁士省早几百年，就已属于德意志国家了。最后，他要求奥地利占领导地位和整个奥地利邦加入同盟，如果别无他法，就以粉碎普鲁士来做到这点。因此，他要求，大德意志派毅然拥护奥地利的领导地位，并且不要把阵地让给小德意志派去鼓动普鲁士的领导地位。
所以施韦泽在一八六三年初还是黑与黄的[2]大德意志派。几个月他就变成另一派。在这期间他认识了拉萨尔。他马上体会到，这里出现了一个机会使他可以在前途上得到一个符合他的野心的、且在上述事件之后他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永远被剥夺的地位。在资产阶级世界中，他成了一个大家必然向他关门的人。
当一八六三年春天拉萨尔来到法兰克福时，他们二人显然不久就做到情投意合。一同去游莱茵普法尔茨，也给这点造成机会，在出游中拉萨尔还发生一件趣事。参加这大出游的除了拉萨尔和施韦泽之外，还有哈茨费尔德伯爵夫人、汉斯·冯·毕洛夫和当时还年轻的我们的已故同志文特林·魏斯海莫同志。他们先到莱茵河畔的欧斯特霍芬，要从那里往以济金根的故居著名的挨柏恩堡去游览。由于魏斯海莫的怂恿，他的住在欧斯特霍芬的父亲邀请这群人吃午饭。拉萨尔在筵席上和魏斯海莫夫人并肩而坐。在谈话中间，夫人像妇女们常有的那样好奇地问拉萨尔，他是否相信他那些计划可以实现，拉萨尔拥抱她，并且一面说“您是个可贵的夫人”，一面吻她的嘴唇。于是他确实地封住她的嘴。对于这个违反一切社交礼节的侮辱，老魏斯海莫激动得喘息了几秒钟，而其余的人们则哈哈大笑。
在拉萨尔影响之下施韦泽的思想变化，立即鲜明地表现在一八六三年十月十三日他在莱比锡所作的以《进步党是停滞不前的支持者》为题的演讲中。这个演讲表明他完全改变了他迄今对普鲁士的态度，同时为拉萨尔政策作辩护，并且鲜明表示反对自由主义的态度，这在当时就是袒护俾斯麦和封建制度。在那个演讲中他说道：
“不过，我的先生们，如果您们听我的话，您们就会认识到，现代专制政体连同它那些成帮的贵族和牧师确乎与我们相敌对，因为专制政体一点也不愿理解革新；不过，您们同时也会认识到，我们真正的、顽固而激烈的敌人却藏在另外地方——即藏在资产阶级政党及其代理人中间。必须彻底坦白和肯定地说明，停滞不前的真正原因在于所谓自由党是目前最大、最重要的问题，因此，我们的斗争，即社会民主党的斗争，首先是针对自由党的。如果您们坚持这一点，那么，我的先生们，您们自己就会说：为什么拉萨尔不应该求助于俾斯麦？”
根据这个理论，工人的主要敌人不是痛恨每一政治进步和社会进步的封建主义者，时髦点说，即上帝意志的最热烈的拥护者，工人的主要敌人宁可说是自由主义者，他们中间即使是最右倾的分子究竟还是近代发展的代表，是一定程度的文明进步的拥护者，没有他们，资本主义制度就不能成立，资本主义制度才为无产者创造了提升自己为自由人和消灭人压迫人的可能性。施韦泽知道他所宣传的观点是极反动的，是叛卖工人利益的，但是他还是宣传它，因为他相信，可以借此飞黄腾达。
不言而喻，俾斯麦和封建主义者对于这样一个来自最左翼的帮助觉得称心满意，并且对于代表这种理解的人也斟酌情况，予以支持。但是这种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作的游戏——没有一个有理性的人会认为这比游戏更为重要——却不失为一种巧妙手法，把不太有胆量和见识的自由资产阶级吓得不知所措而坠入俾斯麦的专制政治的罗网中。这种社会主义对资产阶级越激烈地装腔作势，他就会越圆满地达到目的。也因此，布赫尔才要求马克思——这件事还须永远重提——为《国家通报》写甚至共产主义性质的文章。
但是，这个政策是和民主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恰好相反，这个我先不必加以证明。
《社会民主党人报》
一八六四年七月，施韦泽迁居柏林，并在那里入了籍。他的目的是从事于出版一个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由他的朋友冯·霍夫斯台登供给资金，这个人同斯特拉赫维茨伯爵夫人结了婚，颇有些财产。令人诧异的是，拉萨尔在他的遗嘱上一分钱也没有拨给他所赞成的事业。
尽管下列这些人中间，有一部分对施韦泽怀疑，可是施韦泽除了李卜克内西以外，还是赢得了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罗斯托夫上校、乔治·海尔维格、菲利浦·贝克尔、弗·赖谢、摩里茨·赫斯和乌特克教授为撰稿人，当然是根据一个由施韦泽起草的，以鲜明、确切和简练著称的激进纲领来撰稿。这个纲领发表在一八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试刊号的第一版上：
我们的纲领
决定我们党的努力和活动的是三个大观点：
我们反对创造那种从封建的中世纪延续到十九世纪的、把各民族不自然地分离和结合起来的欧洲国家组织——我们要促进全世界各民族利益和人民事业的团结一致。
我们不要一个软弱的、四分五裂的、对外无力而对内则十分蛮横的祖国——我们要的是完整而强大的德国，一个自由的人民国家。
我们拒绝迄今为止的资本对于社会的统治——我们希望争取到劳动治理国家。
这三个重大的依据一个共同基础的观点，在可能发生的任何问题上，以强制的必然性指引我们走上我们所要走的道路。
我们的原则是简单而明了的——我们永不害怕从中得出结论。
毫无疑问，如果自此以后把这个绝对无可争辩的、党内一切领导人物所公认的纲领当作党报的准则，就决不可能发生分裂，而会进入一个健全的继续发展的时期，并且非常可能使党早在幼年时代就有意想不到的扩充。
但是施韦泽是别有用心的。我在这里不谈他的同伙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共有者冯·霍夫斯台登先生。霍夫斯台登是个软弱的人，对于事物的本质没有深入的洞察力。他受施韦泽的摆布和利用，而几年以后，当霍夫斯台登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和经年累月坐在他的餐桌上的施韦泽花光他的财产以后，他就像一个榨干了的柠檬似地被施韦泽抛弃了。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正确态度并没有保持好久。
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六期那篇《俾斯麦内阁和中、小各邦的政府》的文章里已经含有转变，施韦泽在文中对俾斯麦政策表示同情，虽然表示得还很谨慎。他在一八六五年一月二十七日第十四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开始发表《俾斯麦内阁》一系列的论文，在论文中他揭下了民主主义的假面具，结果使刚刚拉拢到的撰稿人多半又公开谢绝了。
在这些文章的第一篇里说：
“议会制度就是平庸的统治，就是无力的空谈，而专制主义至少是勇敢的创制，至少是有所克服的行为。人们喊道，‘可耻呵，那些现在为反动派服务的变节者’。但是奇怪的却是，这些彻底的变节者（我们亲见他们很快的身败名裂。——奥·倍·），不是在普福尔顿和博尹斯特那里（当然不是。——奥·倍·），而这些彻底的变节者恰恰是在俾斯麦那里。”
他所指的变节者，正是一切自以为革命不是他们分内事的人们，那些同资本主义制度（假设他们一般来说是资本主义的敌人）妥协的人们，并且他们自己说，资本主义在勃兰登堡容克保护之下是不会吃亏的，在这事上他们没有搞错。
施韦泽的第二篇文章是对普鲁士发展的观察：
“由这个基础开始（由选侯国开始），这个比较年轻的国家，特别是通过一个伟大的国王兼雄勇的常胜将军、一个在各个方面都值得崇拜的人的伟大天才，于是扩展成一个辽阔而强大的王国。”
在这种西培尔或特莱赤基也不能更响亮地颂扬弗里德里希大帝之后，他也给一八一三年的人民起义一番赞扬，说这是普鲁士历史规律上的一个辉煌的例外。“总之，主要的是，普鲁士之为普鲁士，就是通过领导它的那个王朝形成的。”
随后他描写普鲁士忠君主义的本质。
“这样的精神，在有些德意志国家里固然可能不是完全没有根据，但终究缺乏高度的政治严肃性和深厚的威信，而在另一些国家里却成为对人们所谓的忠君主义的讽刺，这种王者精神在普鲁士却是一种确有根据的政治见解和政治方针。因为这个王朝和它每世的君主，都有内在的权利被认为是传统因素增长度数表的顶点、是旋转在习惯道路上的力量的重心、是国家整体内有机体的心和脑，只有这样和在这样假设之下它才获得并且才能获得它特有的实质和它现时的地位。”
此外他还认为，普鲁士国家在当时情况下还带有明显的未完成性、一个还未结束的历史发展的特征。因此就有了叫嚣要吞并的情况。普鲁士在德意志所负的这个使命，并不是人们要想使我们相信的德意志的使命，而是一个普鲁士的使命。
所以没有人能比施韦泽对普鲁士国家的本质认识得更加清楚，他的结论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但是下列问题也就更加要紧了：他怎么能够支持这样一个政策，这个政策，照他自己所承认的，是非德意志的，因为只是大普鲁士的，并且如果它胜利了，就意味着民主主义的失败？这样一个政策，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是不应该支持的，是必须对它作你死我活的斗争的，因为推行这个政策的就是民主主义的死敌。
施韦泽这样结束了他的第二篇文章：
“一个真正普鲁士的内阁，一个致力于巩固和进一步发展它的导源于普鲁士邦的历史的本质的内阁，既不能像保守派历届内阁在普鲁士久已做过的那样，按照一味依样画葫芦的保守主义仅仅打算呆呆地维持现状，也不能像自由主义派在否认权力重心从国王转入议院的情况下所意图的那样，力求在取消国家内在性质的情况下谋求实施由它的历史向国家指出的对外政策。”
这用明白的德语译出来就是：普鲁士国家的特性在于禁止普鲁士政府实施议会制度，如果你们自由主义者还要向这方面去努力，那么你们所要求的东西就是与普鲁士国家的本性相对立的。所以你们满足于在国家机构中做个点缀品吧。在议会与政府处于对立的地位的形势下，这种表示就意味着干脆是攻代议制之背和支持俾斯麦的计划。
在他的第三篇论文中他首先说道：他的第二篇文章的推论和对此所进行的研究，引起了许多误会（！）。所以现在他要说得更明白些。他说：
“由于普鲁士遵行必定导致吞并两公国（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的政策，这就把普鲁士历史的光荣传统由长期睡眠中唤醒而致力于普鲁士国家精神最里面的核心。
现时在普鲁士所行的政策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政策！……谁开始吞并，谁就必须把吞并贯彻到底。还有其他。
一个从十九世纪下半期开始吞并德意志土地的普鲁士政府，一个面对着公开的、由皇帝、国王和公侯声明不能维持的德意志政治状况，于是又拿起了‘弗里德里希时代的政策’（如同一家大德意志派报刊所说的）的普鲁士政府，就不能在小胜之后停止前进——它必须在所走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如果必要的话，用‘铁与血’前进。
既同一个历史上已经长成的国家最自豪的传统相结合，而又在决定性的行动面前胆小退缩，就是扼杀这个国家最深处的生活力。
人们可以使这样的传统停止活动——但是不能接受它，以便加以毁灭。
一个普鲁士的大臣如果为普鲁士制定这样的政策，他一定会遭到弗里德里希大王亡魂的愤怒和他的同时代人的大笑。”
每个善良的普鲁士人读了这样的文章，他的心该如何跳动；可是照这种说法，普鲁士似乎注定要做德国的统治者了。而封建主义者的心该如何喜爱这个比他们全体能更好地阐明和赞扬普鲁士国家的“历史任务”的人。这难道不应该加以注意和奖励吗？
施韦泽在这里所写的东西，也是预告俾斯麦进一步的政策，是真正鼓励（如果还有鼓励的必要）俾斯麦在已踏上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施韦泽在第四篇文章里谈到同盟议会和奥地利。因为没有比德意志问题的这两个因素被处理得更愚蠢更违反时代需要，所以他批评起来也毫不费力。此外，施韦泽在这篇文章里对奥地利所持的态度，有如他后来的整个策略，是跟他早在一八六三年（就是一年半以前）在他的小册子《奥地利的领导地位》里为歌颂奥地利所说的话，以及跟《社会民主党人报》表面上代表的纲领都恰恰相反的。
第五篇文章谈论国家的地位和德意志问题。他的结论是：
“在德国有行动能力的还只有两个因素：普鲁士和民族，普鲁士的刺刀或者德意志无产阶级的拳头——我们看不到第三个。
……普鲁士主义是德意志主义的敌人，但也是德意志目前当局的敌人。
民族稳固地立在永久的基础上——如果普鲁士想起弗里德里希大王会是它的国王，德意志公侯们的宝座就必定动摇。”
普鲁士王位的情况如何呢？
读者定会承认，写的是再简炼、再富于煽动性没有了。他在表明态度方面像鳝鱼似地曲折蠕动。他只让人揣测，但不说出他要干什么。显然他对读者大众有所要求，他们被他袒护普鲁士的诡辩所俘虏，这就是他的目的。此外，第五篇文章里洋溢着的倾向，浸透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整个政治内容。在整个德意志报界中，俾斯麦没有比这更巧妙的手笔为他的政策作宣传。
毫无疑问，这些关于俾斯麦的文章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第一期上所登载的纲领有最尖锐的矛盾。极精明的施韦泽决不会没有预见到，他这些文章对刚才拉拢到的绝大多数撰稿人是最粗暴的当头棒。这简直是无与伦比的侮辱。所以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威·李卜克内西、海尔维格、约·菲·贝克尔和弗里德里希·赖谢当然同这刊物断绝关系。
关于辞去撰稿问题，施韦泽在他的报刊第三十一期上的一篇文章答道：有几个褊狭的头脑因为我们的社论《俾斯麦内阁》而发怒。他得意地叙述，奥地利自由派的两个主要机关报——《新闻报》和《东德意志邮报》都站在他那方面，并且把上述报刊中的文章转载了几大段。此外，他还引用宗纳曼的《新法兰克福报》上的话，说施韦泽所奉行的政策无非是拉萨尔政策的延续而已。
这是正确的！若没有拉萨尔的关系，施韦泽就很难把他所喜爱的政策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中发生作用。但是拉萨尔和他之间却有所不同。拉萨尔在经济上是完全独立的，对俾斯麦是可以分庭抗礼的，施韦泽却是债台高筑，并且根据他别的方面的品质，都谈不上与俾斯麦分庭抗礼。他的登场表现为俾斯麦政策的工具，表现为一个得到拉萨尔主义表面的益处并巧妙地加以利用的人。
此外，施韦泽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他们一旦看到自己不能在党内充当头等角色，就退出《社会民主党人报》。拉萨尔同他们正相反，不是一个不生效果的抽象的人，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治家，不是一个耍笔杆的空谈家，而是一个做实际行动的人。
在这里，又不应该忘记，后来施韦泽对这个“不生效果的抽象” 的人、“耍笔杆的空谈家”卡尔·马克思百般献媚，想把他争取过去。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搁置不答复。在一八六五年二月二十四日的答复中，他们发表了下列声明：
“下列签名人曾经答应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并允许在撰稿人名单上公布自己的名字，但是有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那就是《社会民主党人报》必须按照向他们
宣布的那个简短纲领的精神进行编辑工作。他们一刻也没有忽视《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困难处境，因此没有提出过任何不合柏林时宜的要求。但是他们一再要求
至少要像反对进步党人那样勇敢地反对内阁和封建专制政党。《社会民主党人报》所奉行的策略使他们不可能再继续为它撰稿。下列签名人对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的看法，以及对工人政党对这类欺骗所采取的正确态度的看法，已经在一八四七年九月十二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七十三号上，在他们回答当时科伦出版的《莱茵观察家》第二〇六号所提出的，‘无产阶级’同‘政府’结成反‘自由资产阶级’联盟的主张的时候详尽地发挥过了。今天我们仍然认为我们当时的声明中的每一个字都是正确的。”
[3]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所提到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的声明是：
“相当多的德国社会主义者经常叫嚣反对自由资产阶级，而结果，除了德国各邦政府，这种做法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现在像《莱茵观察家》一类的政府报纸竟根据这些先生的词句声称，硬说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不是自由资产阶级，而是政府；共产主义者不论和前者还是和后者，都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
人民，或者（如果用个更确切的概念来代替这个过于一般的含混的概念）无产阶级考虑问题的方法却是和宗教事务部的人士所想象的完全不同。无产阶级不会问，人民的福利对资产者是重要的还是次要的，资产者是不是想把无产者当炮灰。他们根本不想知道资产者想怎么样，他们想知道的是资产者被迫追求的目的是什么。问题就在于什么能使无产阶级取得更多的手段以达到自己目的：是目前的政治制度即官僚统治，还是自由派想望的制度即资产阶级统治。他们只要把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无产阶级的政治地位跟他们在德国的地位比较一下就会相信，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仅使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中得到崭新的武器，而且还给他们创造了一种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地位——他们已成为一种公认的力量。”
接着说：“无产阶级当然不会对
等级的权利发生任何兴趣。但假如议会能够提出实行陪审制、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废除徭役、实现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真正的人民代议制的要求，
假如议会能同过去一刀两断，根据目前的需要而不是根据旧时的法律制定自己的要求，——这样的议会是可以指望得到无产阶级最热情的支持的。”
[4]
三月四日，乔治·海尔维格和威廉·罗斯托夫都明白表示同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声明。三月五日，弗·赖谢在《莱茵报》上声明辞去《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撰稿职务，同时提到，他曾一再要求编辑部，应当对容克们不顾一切地作斗争。罗斯托夫在二月初曾给编辑部送去一篇详细批判军事问题的文章；虽然罗斯托夫一再催问，可是这一篇文章，还有他送去的一篇反对普鲁士国王的政府社会主义的文章都未见发表。一会儿说是为篇幅所限，一会儿又说在等候适当的时机。三月十一日日内瓦的让·菲利普·贝克尔在汉堡的《北极星报》上声明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致行动。李卜克内西是和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与施韦泽和《社会民主党人报》断绝关系的。乌特克教授在莱比锡虽未发表公开声明，但是他停止了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关系。在全体撰稿人中间暂时还留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只有巴黎的摩里茨·赫斯。他到一八六六年年底才脱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第二篇声明注有伦敦三月十五日字样，刊登在一八六五年三月十九日的柏林《改革报》上。这篇声明针对着施韦泽从《新法兰克福报》转载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想证明“马克思先生和恩格斯先生对待《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行为多么前后不一和本质上多么没有根据”。马克思证实：施韦泽在一八六四年十一月十一日通知他《社会民主党人报》出版时顺便写道：
“我们向大约六——八个经过考验的党员呼吁，或者至少是向靠近党的人呼吁，希望他们撰稿……但是我们认为，如果
您，德国工人政党的创始人和它的第一名先进战士能够帮助我们撰稿，
那将是一件无比重要的事情。我们希望
联合会在严重的斗争中遭到巨大损失之后能够得到您的支持，虽然
它的产生间接地
归功于您个人的活动。”
[5]
在纲领中从没有拉萨尔的名字。纲领中只包括三点：“各国人民利益的一致”，“整个强大的德国是统一的自由的人民国家”，“消灭资本的统治”。因此，他和恩格斯才答应合作……施韦泽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写信给他说，他和恩格斯的允诺，在党内传开之后引起了极大的欢欣……马克思继续叙述，他在一月间如何对施韦泽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策略提出抗议，施韦泽虽然写信安慰他，但是刊物上的策略依然如故，他就重新提出抗议，于是施韦泽在二月十五日写给他下面的一封信：
“如果您愿意像在最近的一封信中那样，向我说明一些
理论问题，那我会
感激地接受您的这种
训诫。至于
当前的策略中的实际问题，那么请您注意，为了要判断这些情况，必须处在运动的中心。因此，
您不论在任何地方和用任何方式表示您对我们的策略的不满，那对我们都是不公正的。您只有在确切了解情况的时候才能这样做。另外，请不要忘记，全德工人联合会是个团结一致的组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受
自己的传统的约束（当时联合会成立还不到二十二个月，只有几千个会员。——奥·倍·）。要知道，事物in concreto〔实际上〕总是带有某些
复杂性。”
[6]
那么，不言而喻，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同志必然像他们所做的那样去做。施韦泽好像认为，他对他的撰稿人，可以像洛塔尔·布赫尔在俾斯麦同意之下要求马克思参加《国家通报》那样要求他们充当的角色。他们应该充当撰稿人，可是即使策略已经同他们作为同意撰稿的基础的纲领发生了最尖锐的矛盾，他们也没有权利提出意见。要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写得尽可能激烈，越激烈越好；然后，你们就是供我掩藏我的私货的旗帜。施韦泽差不多就是这样论辩的。所以他听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报刊态度所提的指责，就宣称他们在外国不能判断德意志国内的事，这就是无耻。其实对于德意志国内的事，甚至绝不能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相比的人都能作出十分正确的判断。那时还不能指责俾斯麦说他掩饰他的政策和玩弄阴谋手段。
后来在一八七八年秋季，当适值反社会党人法即将降临，布赫尔邀请马克思为《国家通报》写稿的事成为公开讨论的对象的时候，布赫尔反驳马克思对这个邀请的说明。马克思为此在《每日新闻》上回答说：
布赫尔先生为《国家通报》拉拢我的那封信是一八六五年十月八日写的。信中有一段话说：“至于内容，不言而喻，您将只依照您的学术信念；但是，考虑到读者的圈子是haute finance〔金融贵族〕，而不是考虑编辑部，我建议来稿能写得只有行家才能明了内在的含意。”相反地，布赫尔先生在《更正》中却说，他“问过马克思先生，他是否同意写一些所需要的文章，对情况作客观的叙述。关于马克思先生‘自己的学术观点’，我的信中根本没有谈起过”。
此外，布赫尔的信里还说道：
“《国家通报》需要关于金融市场（不言而喻，也有商品市场，因为两者是分不开的）动态的每月概述。他们问我能否推荐一个人，我回答说，没有人比您更适合做这件事了。后来他们就请我写信给您。”
布赫尔的邀请书的结尾是典型的，马克思的那个声明也把它抄录下来：
“进步〈他指的是自由党或进步党资产阶级〉在死亡以前，还会蜕换好多次壳；所以，谁还想在自己的一生中参加国家活动，
就必须联合在政府的周围。”
[7]
那么，这就是使布赫尔投到俾斯麦怀抱中的原因，也就是使他向别人作同样尝试的原因。
按照李卜克内西在三月二十四日《莱茵报》上所发表的一篇声明中说：施韦泽在拉萨尔死后曾建议由马克思来担任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马克思拒绝使自己同一个他认为策略根本错误的运动相一致，而且他也无意于在那时政治状况中迁回德国。施韦泽曾约定，使新的刊物不奉行拉萨尔的策略，并避免任何向反动势力献媚，在这种条件下，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并且假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肯参加，他才表示愿意作撰稿人。最后，二人只是十分勉强地对此取得谅解，并且只是在反复保证之下，他才相信施韦泽（他曾听到这个人最坏的事）的诚意。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政策很快得到了预期的效果。一八六五年二月初，全德工人联合会一个会员彼得·莱克斯，在科伦的一次演讲中已经说：他觉得现今的政府较之一个进步内阁更可爱。《社会民主党人报》未加一字的批判就把原话登载出来。三月十二日，巴门的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工人会议声明同意《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态度，并且完全赞成，在对普鲁士政府作判断之前，先等候看看它在各种时机所允诺的通过立法来改善工人阶级地位的建议结果如何，在这中间，它不是不可能取消三级选举法而代之以实行普遍、平等、直接和不记名的选举法，这种选举法就是德意志工人党的创始人拉萨尔所规定的现在德意志工人运动的首要目的。
这决议的形式和内容证明，这是施韦泽起的稿，并由《社会民主党人报》提倡到处都拿这个决议付表决，这等于为普鲁士政府来一次信任投票。
但是联合会中的反对派也已开始惹人注目。《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它的第三十八期上攻击公开的敌人和企图在党内散布分歧的假朋友。因为反对派也开始攻击联合会章程中独裁式的组织规定，于是必须把组织当作拉萨尔独有的事业用一种灵光围绕起来。从那时起，有系统地促进对拉萨尔的崇拜，每个敢怀其他意见的人，都被加上一种亵渎至上神灵的罪名。尤其是拉萨尔遗嘱上这句话：“我向全德工人联合会推荐法兰克福的全权代表伯恩哈特·贝克尔，选举他做我的继承者。他应当坚持组织；它将引导工人阶级走向胜利”，这些话竟成为区别真假拉萨尔分子的口号。施韦泽却支持这种渐渐接近愚蠢最后将变成宗教信条的见解。可是过了几年，竟至于把《基督和拉萨尔》这个题目列在许多次人民集会的议程上。一八六八年，弗里茨舍在柏林竟因为作了关于这个题目的演说而被控诉，检察官认为它有渎神之处。但因无从证明他是恶意，弗里茨舍才被释放。
至于施韦泽对于他所促进的行动在内心中以为如何，那就无需加以分析了。
一八六五年四月五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四十三期上发表了一篇同论俾斯麦的文章非常相反的论奥地利国家关系的总结论文，其中说道：
“德意志人民党，同在一切问题上一样，在德意志统一问题上也是激进的。这就是说，它想把公认为又好又正确的思想完全没有例外地予以实现。
所以德意志人民党想把整个德意志统一为自由的人民国家。我们是说整个德意志！不能缺少一个村庄、一个农场、那个在最远角落里的最小茅舍！
一个没有德意志的奥地利省的‘统一的德国’这种小德意志思想，对于民族和它的前途是一种重大的叛逆行为。（原文也有着重点。）
一个统一的德意志——无条件，无例外！”
这是一种两面手法，施韦泽的目的是想借此使反对派缄默，因为反对派趁着论俾斯麦的文章的机会在联合会内外逞威风。他看出自己过于冒进。每逢他的举动受到公开的攻击，他就照例又耍一次这样的手段。于是他又左倾了，并且以完全令人满意的激进主义写文章。他能这样，但也能那样。
他并不是孤独的，他还有一两个追随者。就在上述登载论奥地利的文章的那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特尔克发表了一篇关于国王寿诞庆祝会的整栏报道，庆祝会是由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在伊塞陇举办的，特尔克在会上还祝贺普鲁士国王万岁。特尔克在祝贺中表示，要想把全德工人联合会毁灭的心愿（如伊塞陇市长用无限残酷的镇压手段所企图的）是徒劳无功的。
“这是永远不会成功的，因为普鲁士内阁，与其说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不如说由于国民经济上的原因，显然非常注意于联合会的努力——这是终久不会成功的，因为我们人人景仰的国王陛下是工人的朋友。”
由于特尔克的怂恿，竟打电报向国王拜寿，并接到下列的答复：
“伊塞陇工人联合会。陛下对于您的祝贺至为感谢。奉圣旨：斯特鲁堡，陆军中校兼侍从副官。”
在宣读这件公文的时候，如特尔克所继续报道的，大声高呼陛下万岁。在庆祝会大厅中挂起一张透视画，画着普鲁士的鹰站在交织的栎树和桂树枝上，上面题词是：国王，穷困人的保护者万岁！……爱国的歌声响彻远方。一个退伍军人协会也不能比这做得更爱国了。
施韦泽把特尔克的长篇报道登载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并没有加一个字的责备或不满。特尔克正是照施韦泽的意思来办事的。但这并不妨碍他在一八六五年九月二十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评论罗素爵士的一个通电时（通电中罗素对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加斯泰因协定作了最尖锐的批评）说道：加斯泰因协定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那只是普鲁士政府的事情，普鲁士政府的政策是最明显和最彻底地违反普鲁士人民的意志的。并且他转过头来对着《十字报》（这报纸是用干预德国事件的外国来恫吓人民的）回答说：德意志民族的世仇不在法国，而在德国。他在这里指的是谁，他让读者自己去阐明。当时的工人在这种意义暧昧和两面手法中如何能够彻底明白？工人只有一个感觉，那就是写这些东西的人才智高高在他之上，所以必须跟着他走。
《社会民主党人报》当时的流传面很小，它只有几百个订户。所以这个报需要很多的津贴，并且谈不上给编辑人员一分钱的薪资，虽然两者都是靠这来维持的。更令人诧异的是，在这样艰难的经济状况下该报竟从一八六五年七月一日起改为每天出版，因此亏空几乎加倍，却没有任何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把订户增加到仅仅能弥补值得挂齿的一部分开支的程度。于是自然发生这样的问题：钱从哪里来呢？如果不是有希望从任何一方面取得额津贴，则刊物改为每天出版的计划就等于发疯。
联合会并不需要把刊物这样扩大，可是保守党的报刊把《社会民主党人报》对进步党及其政策所不断进行的尖锐攻击，快意适情地大加传播，并且迫使自由党报刊也大大重视《社会民主党人报》。这样，这家报纸就获得了一种与发行额不相称的意义。钱从哪里来呢？这问题对于自由党报刊也是现实的，于是施韦泽和霍夫斯台登认为有必要在一八六五年六月二十八日第七十七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一篇对《莱茵报》的声明，该报在第一三九期上说：《社会民主党人报》同俾斯麦有密切的关系，并且在第一三九期上继续责难说，《社会民主党人报》接受了最顽固集团的经费，把每周三天增加为每天出版。施韦泽和霍夫斯台登对《莱茵报》的声明说：
“《莱茵报》编辑虽然在这两段话里有点谨慎（？——奥·倍·）而且措辞婉转（？——奥·倍·），但总的看来颇无疑义地是指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说我们抱有一般在政治上可能的最可耻、最卑鄙的态度，说正是有使命在报刊上代表社会民主党的我们，把自己出卖给一个敌对政党或者政治力量。
如果《莱茵报》的编辑部在获悉这个声明后不立即撤回它的诽谤，我们就要就这种诽谤向主管法院提起诉讼，其余我们暂时保留。”
《莱茵报》编辑部在第二天（六月二十九日），对此作了答复：
“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
冯·施韦泽先生亲收，柏林。
《莱茵报》编辑部面对送交他们的声明，认为它不能使我们撤回任何东西，任凭《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提起用以恫吓的控诉。”
施韦泽对此的答复是：
“据此，则预约的诉讼即当举行。”
但是诉讼并未举行，施韦泽对这沉重的斥责同他对以往的斥责一样，置之不理。这就说明得够了。
在这时和其后几年，在柏林的工人界有一个人，因为有受政府雇用的嫌疑而非常惹人注目。这就是所谓工人普鲁斯。事实上这个人是以每月五十塔勒的工资受人雇用的，直接为政府枢密参议瓦格纳服务的。同时普鲁斯还为几家报刊供给警务消息，由此他可以得到一笔额外收入。普鲁斯也就是那个在一八六六年秋季李卜内西回到柏林时，以违反禁令罪向警察告密的人，李卜克内西因此被判了三个月监禁，这在本书第一卷内已叙述过。普鲁斯特别喜欢参加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集会：并且时常在会上发言。李卜克内西和其他当时在柏林的同志们确认他是施韦泽和瓦格纳的居间人，但是施韦泽却大概同瓦格纳有直接关系。
瓦格纳，那个狡猾的擅长一切阴谋诡计的人，尽人皆知，他在一切就会政治事件中是俾斯麦的得力助手，同时他是管报道的参议，并且与俾斯麦和国王保持着最亲密的日常关系。所以施韦泽—瓦格纳—俾斯麦这根链条没有其他环节就连接起来，这对所有的部分都是很重要的。至于说施韦泽曾经同俾斯麦本人有来往，我认为是完全不会有的。施韦泽不是拉萨尔。我永不会忘记，俾斯麦有一天在国会里装做好奇的样子，拿着长柄眼镜放在眼前，把正走向讲坛的施韦泽从头到脚仔细地观察，他好像在说：“原来就是你依附于我的膝下。”
我们必须在摩尔肯马克特认出施韦泽同瓦格纳和更高级的关系。所以当“博士”（这是施韦泽在那里的亲密简称）日常进谒领导时，官员和军官都对他非常客气，这是忘恩的特尔克若干年后同施韦泽决裂时所供认的。柏林警察总局显然是由于不可告人的原因热心为施韦泽恢复名誉，借此也可为瓦格纳和俾斯麦洗刷。由于这个原因，当古斯达夫·麦耶尔博士写他的作品《约翰·巴蒂斯特·冯·施韦泽和社会民主党》时（由古斯达夫·费雪尔在耶拿出版），柏林警察总局非常乐意地让他引用秘密文件里关于施韦泽的材料。早在十五年前，弗兰茨·梅林同志编德国社会民主党史时，警察总局也曾同样地提供材料，但是梅林拒绝了。
※ ※ ※
哈茨费尔德伯爵夫人认为通过施韦泽来支持俾斯麦的政策还嫌不够，曾于一八六四年将终时致函海尔维格夫人，企图为这种政策作辩护，她在信里写道：
“下列两件事真正相差天渊：卖身给敌人，明地或暗地为他工作；或者像一个大政治家那样把握时机，从敌人的错误中得到利益，使一个敌人与另一个发生摩擦，把他逼上一条险峻的道路上并且会利用不管是谁造成的、只要是对这个目的有利的局势。坦白诚实的人们，那些永远只站在未来事物的理想的、悬在空中的立场并只能凭着这种立场来确定眼前行动的人们，可能暗自以为是很杰出的人，其实他们什么用处也没有，完全不能做真正起些作用的行动，总之，他们只能在广大群众中跟着才智较高的领袖走。”
伯爵夫人在这里安排了一个甚至使拉萨尔也遭毁灭的纲领，因为首先以她所描逃的方式来侈谈政治所需要的权力尚付阙如。我确信，拉萨尔若是同俾斯麦共事，就必遭失败；他的表演将以当众大出其丑而结束。认为一个俾斯麦能够或者愿意对社会民主党，也就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死敌，认真地让步，这证明是欺骗，这种欺骗完全不是现实的政策。因为俾斯麦必须专心致志的是同现代资本主义势力取得谅解，并且为了这个目的，于必要时利用社会民主党作工具。但是社会民主党也不是一群羊，糊里糊涂地跟着领袖跑，由他随便率领和欺骗。哈茨费尔德伯爵夫人在她那时代和在她所生活的环境中，可能相信这些，但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没有群众自觉的合作和走诚实、正直的途径，是不可能持久的。群众不能容忍机诈的外交手段；一个领袖，如果他另有打算，他不久就会认识到打算错了。
一八六五年夏季，施韦泽又乘机扮演激进主义者，希望借此推脱对他所提出的责难。这就是我已在第一卷所述的俾斯麦对之施加暴力的科伦议员联欢会。施韦泽用他那巧妙的惯技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反对政府的文章。当他在文章里因为进步党在科伦事件中的懦怯态度而加以嘲弄时，他也强调为普鲁士人要求完全自由的结社权和集会权。尽管他有出色的新闻记者技巧，现在竟写得非常尖刻，以至《社会民主党人报》在相当长的日子每天都被没收。当俾斯麦于十月到比阿里兹会见拿破仑，要求拿破仑同意他的“民族”政策的时候，施韦泽也把这种敌对态度转移到外交政策的批评。在这谈判中，如一八六六年以后所证明，拿破仑是个受骗者。检察署对施韦泽的各种违反出版条例的罪行提出控诉。《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反对派也刺激检察署继续进行迫害。于是通过柏林和马格德堡的法院决定，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支部被封闭，因为这些支部是按普鲁士结社集会法第八条不准互相联合的独立政治团体。
但是这些迫害阻挡不住施韦泽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中同强大的反对派作斗争，同时哈茨费尔德伯爵夫人在一旁极力挑拨，因为他不让联合会和他的政策受她所期望的影响。联合会中开始了真正的混乱，这是争权夺利的斗争。拉萨尔在他死前不久推荐施韦泽为全德工人联合会理事会理事。但是杜塞尔多夫的代表大会却使他失去了这个职位。伯恩哈特·贝克尔也同施韦泽不和睦，企图对他摊出王牌，所以他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召开联合会的代表大会，这是个使施韦泽由于他的过去最讨厌的地方。在这时，无能的贝克尔也到了很厉害的反对，使他在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之前不久辞去了他的职位，于是特尔克当选为继任人。但在他的选举由基层组织认可之前，应由接替弗里茨舍为副主席的希尔曼（爱北斐特）担任联合会的领导，希尔曼原是施韦泽最坚决的敌人，现在利用他的地位，声明贝克尔和施韦泽之间所订立的使《社会民主党人报》成为联合会的正式机关刊物的合同完全无效，并取消它称做联合会机关报的权利。从那时起，施韦泽和霍夫斯台登把它改称为《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
在这期间，施韦泽进了监狱。他是在十一月二十四日因为种种违反出版条例罪，其中还有亵渎君王罪和诽谤当局命令罪，被判处监禁一年。后来又增加了四个月，而且现在他的公权也被褫夺了。他在第一次判决后不久即被逮捕。但是施韦泽的新闻记者活动绝没有因被捕而停止，像他在监狱中所享受的自由，是一个在柏林被徒刑的政治犯过去和以后都享受不到的。他从监狱里以编辑的身份，后来又以联合会主席的身份发号施令。他的通信毫无限制，也时常接待访问。当一八六九年他在鲁迈尔堡受几个月的监禁时，他竟能从事于在鲁迈尔堡湖中划船取乐。他也同样被许可自备伙食，这是柏林监狱里的政治犯在许多年后，即十九世纪末叶才得到的。
人们曾援用这些次徒刑，作为反对施韦泽是俾斯麦的代办这个指责的一种证明。这种理解完全错误。政府同它的政治代办所维持的关系是不必告诉检察官和法官的。再说，把一个有反对行为的政治代办暂时判刑，也是很适于破除对有关人员的猜疑，增加对他的信任。人人都知道，在拉萨尔把俾斯麦当作“融洽的田舍邻人”而同他进行数小时之久的政治谈话的时候，柏林法院并不怕把他判处一系列苛刻的徒刑，虽然当时俾斯麦和拉萨尔相互的关系是各界很多人都知道的。但以拉萨尔的健康状况如何经得起这长期的监禁，这倒使他很担心。
在一八六六年六月战争决定胜败的前数月中，《社会民主党人报》继续为俾斯麦政策服务，而且同以前一样狡猾巧妙。要想从一切的附带条件和矛盾中看出他是在推行诡诈的政策，就必须具有熟练的眼光和犀利的理解力。
一八六六年三月将终时，就是当他还关在监狱里的时候，他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讲的话比较清楚一些：“同盟尸身在法兰克福的毁灭，就意味着民族的瓦解。如果这样，民族的诞生或许会从这一天开始。”他的一个汉堡信徒，沙尔迈尔，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声明说，给工人以普遍选举权，他们将是拥护战争的。同时《社会民主党人报》对进步党、民族联盟、三十六人委员会掀起连续不断的激烈攻击。此外还发表一些文章，其中对于鲁斯托夫的论民兵制度一书予以好评，并称赞民兵队伍为最廉价地提供最多战士的制度。
在三月间，《社会民主党人报》还藐视普鲁士的改组同盟草案，说它仍是“珍贵的材料”。到四月下半月，它却坚决拥护普鲁士的同盟改组。现在不再提起以往所提的保证，即新的德意志国家不能短少一村一庄。它也忘记了在一八六五年九月下半月还写过：“我们最珍贵的宝物是，我们不知有奥地利和普鲁士，不知有巴伐利亚和黑森—洪堡，而只知有德意志、德意志民族和德意志语言。”
在四月底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哈布斯堡，霍亨索伦和德意志民主》里，终于说出了赞成取消奥地利；这样就把同盟中人口减少一千二百九十万人。然后才算是组成了德意志，这就是说，然后普鲁士就得势了。
施韦泽以健康受了损害为理由一再请求给假，在一八六六年五月九日准假出狱。相反地，如果请假原因与真像相符，也没有什么可反对的。但是这个理由却显系说谎。施韦泽刚刚被给假出狱，就展开广泛的政治活动，这不仅证明了，狱中的安静使他的健康又好起来，而且也可见主管机关对他的政治活动也未加限制，虽然在政治犯请假出狱时主管机关照例有个当然的要求，即请假者既因此项活动而犯罪入狱，他在请假期间就不准再去进行这类活动。
五月二十一日，施韦泽在汉堡出现，在那里“进行整顿”，六月十一日，在爱尔福特，六月十八日，在莱比锡，他在那里的一次演说为俾斯麦的改组同盟作辩护。但是这种辩护却不妨碍《社会民主党人报》在五月十八日的一篇社论中说：哥达派说要有一个自由的普鲁士居于德意志的领导地位，但是其实这就是说：所说的普鲁士并不存在，也不能存在。
但是和这种有关普鲁士本质的确实的、十分正确的理解相对立，六月十六日施韦泽在莱比锡作《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当前任务》的演讲时结尾说：
“但是如果能够推动普鲁士政府在
对我们让步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原文如此！——奥·倍·）……那么我们就尽全力
来做我们这方面的事情，则胜利不是在奥地利旗帜之下，而是在普鲁士旗帜之下，不是在贝尼狄克
[8]旗帜之下，而是在俾斯麦和加里波第的旗帜之下。”
还有比这更加自相矛盾的吗？
这些话作为施韦泽的政纲条文是很值得注意的，而且大概也得到了柏林高级人员的响应。但是，关于推动普鲁士政府对我们（就是对全德工人联合会）让步，我们把乌托邦主义完全置而不论，这就是希望俾斯麦让步（当然这是施韦泽自己也不相信的），这整个谈话都是瞎吹，因为施韦泽最后还亲自在六月三日，即他在莱比锡演说之前十四天，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写道，联合会中的混乱他在六月三日以前也会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过这种思时使它在社会政治事情上什么都不能做。
他在六月三日以前也曾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过这种思想，而且事实上施韦泽应负全部责任的联合会中的混乱，一直到一八六七年就使联合会解体了。
如果我们在今日还认为，全德工人联合会在那个时期对于革新事业有着显著的影响，例如，普遍选举权的获得，那也是与施韦泽的这些再三声明极为矛盾的。俾斯麦的改革方案遭到各界极其广泛的反对，所以俾斯麦当然必须欢迎任何对于他的方案的支持，即使是微不足道的。他之所以批准普遍选举权，那只是因为他非如此不可。这是自然的，用不着暗示和煽动。早在一八六三年夏季，即全德工人联合会才建立的时候，面对着奥地利的由各邦议会派代表组织德意志议会的改革草案，他要求在一八四九年在圣保罗教堂所决议的普遍选举权的基础上选举议会。俾斯麦把他所以如此和必须如此的理由，不仅后来在北德意志国会中阐述过；他在一八六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即战前三个月，一个通电中也曾写道：
“我认为直接选举和普遍选举权对于保守态度，较之任何一种人为的、旨在制造多数票的选举法是更大的保证。根据我们的经验，群众比他们那些通过任何人口调查特许其有选民资格的群众的领袖们更真诚地关心于保持国家的秩序。”
俾斯麦又在一八六六年四月十九日写信给在伦敦的白恩斯多夫伯爵说：
“根据我由长期经验所得的信念，我可以说，那种人为的间接选举和多级选举制度是一种危险得多的制度，因为这种制度阻碍了最高当局同构成人民核心和人民大多数的健全分子的接触……革命的支柱就是选民团体，它们供给进行颠覆活动的党一个布满全国和容易操纵的网，就像一七八九年巴黎选民所表现的那样。我毫不犹豫地声明，间接选举是革命的最基本的手段之一，并且我相信，我对于这类事情实际上已积累了一些经验。”
除了由于普鲁士三级选举制结果造成的烦恼所显然暴露的理由以外，特别有决定意义的是，在那一批后来凑成北德意志同盟的国家中，除了普遍选举权之外没有其他选举权可作共同的基础。此外，应当顾到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在法兰克的第一届德意志议会实施普遍选举权的传统，因为只有普遍选举权才能够稍稍排除甚至存在于北德意志广大民众中间的对于成立北德意志同盟的仇视。必须进一步附带说明和一再提醒，在那些年代，实施普遍选举权的思想，鉴于三级选举的后果，即使在保守主义的各界里，也是受欢迎的，而且枢密参议瓦格纳早在一八六二年夏末，因而就在拉萨尔公开提出这个要求之前，就已提倡实施普遍选举权了。莱比锡的激进派工人也早在一八六二年初提出此项要求，并且从一八六五年以来成为不分党派的全体德意志工人阶级的一个纲领要求。一八六五——一八六六年冬季，俾斯麦的改革草案还没有发表还没有任何人能想到这个草案之前，在无数的民众集会中已经传播了这个要求。所以根据这种情况看来，全德工人联合会本身对于批准普遍选举权不可能发挥显著的影响。
俾斯麦在五月九日把邦议会打发回家，因为他害怕会像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问题时一样，不通过他的作战经费。但是俾斯麦需要钱，他就用命令方法，毫无法律根据地发行了四千万塔勒的纸币，并指令设立公债处。全部自由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报刊都理直气壮地对这个违法行为开了火，但是施韦泽把它结束了，他对进步党作极不合理的攻击来卫护俾斯麦的措施。当战后俾斯麦要求拨款二千万塔勒建立国库时，直言不讳地说在战时首先不必靠议院拨款，施韦泽又为之引证了一大批理由，但是不敢肆无忌惮地为那个计划作辩护。
《社会民主党人报》从一八六六年四月一日起由每星期出版六次又减为三次。因为战事临近，已经没有人再需要继续负担每周六期的重大牺牲。该报的订户已不满五百了。六月十七日，全德工人联合会在莱比锡举行全体大会，仅有十二个代表参加，这表明了当时联合会的作用如何渺小。据说这十二个代表，包括施韦泽在内，是代表九千四百个会员的。在选举主席时，希尔曼（爱北斐特）败于波尔（汉堡）之手，这是施韦泽间接的胜利。《社会民主党人报》现在又玩弄在他的莱比锡演说后必然在意料中的把戏。当奥地利在停战谈判时把威尼斯州转让给拿破仑，以便可以不必割给可恶的意大利，施韦泽同自由主义报刊一样发现这里奥地利背叛德意志，于是以此为口实，大张旗鼓地投入普鲁士的阵营，说它的“惊人的组织力量”证明了，德意志要站在它那方面。从他这个立场出发，使他十分痛苦的是，当八月底奥古斯特·约翰·雅可比借着讨论呈国王的请愿书的机会在普鲁士邦议会上发表一篇出色的演讲，在演讲中他坚决反对新组织，即北德意志同盟，因为这是以排斥德意志—奥地利和南德意志诸邦为先决条件的。雅可比进一步声明，反对政府现在向邦议会所提出的对它战前和战时的违法行为免予追究的要求。施韦泽固然充分赞扬了雅可比的勇敢和理想，但是也用了婉转的词句为新事态作辩护。当后来九月二十日宣布大赦时，没有人能比自五月九日以来为政府作工作的他更应该遇赦了；他被赦免了十个月的徒刑。
一八六六年八月底，《社会民主党人报》突然以忧郁的语调承认：“德意志人民没有想象到德意志的统一是这样的。”当时所披露的有关北德意志同盟的未来宪法草案的东西确是令人忧郁的。俾斯麦，真正的现实政治家，现在达到权力的绝顶，趁热打铁，制订了一个在宪法权利方面还远逊于普鲁士宪法的宪法草案。如果人们以为，施韦泽会因此大失所望，就是瞧不起他的聪明。谁要是像他那样认识现在统治着一切的普鲁士国家的本质，以及俾斯麦的本质和性格，谁就不会存其他的期望。但是他怎样对联合会为他的大普鲁士政策作辩护并使这种政策适合于他们的兴趣呢？他断言联合会是一种力量、所以“它能迫使他（俾斯麦）让步”这种主张究竟怎么样，现在表现出来了。
因为我们没有沉溺于幻想，所以我们也不失望。可是施韦泽继续唱着老调。他首先在十二月二十七日在爱尔福特召开的代表大会上贯彻一个选举纲领，其中第一点必为柏林权威方面所欢迎。这一点是：“完全取消一切形式的邦、各邦同盟。所有的德意志各族人民融合为一个由衷的完全融合成一个有机体的国家，只有通过这种结合，德意志人民才能有一个光荣的民族前途：通过统一达到自由！”那就是说把由俾斯麦政策的道路达到自由。这和民族自由党所提出的口号相同，意味着继续吞并；不进行新战争，继续吞并是办不到的。纲领的第二点是关于国会和邦议会的普遍、平等选举权以及发给议员日俸的要求。保证人民权利。在哈茨费尔德伯爵夫人所起草的纲领草案中关于全民武装的要求被施韦泽删去了，因为根据《社会民主党人报》，普鲁士已经证明，“只有它通过惊人的组织力量才适于领导德意志国防力量”，所以现在不应当向它提倡全民武装。第四点要求是按照斐迪南·拉萨尔的原则通过国家资助的自由组织来准备解决工人问题。所以也就是出自俾斯麦的恩典。爱尔福特的选举纲领终于促使摩里茨·赫斯，这个《社会民主党人报》第一批撰稿人的最后一人也宣布脱离了。
施韦泽的这种态度可以同他在一八六五年春季在联合会中受反对派逼迫时，于一八六五年四月五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声明的态度来比较一下，那声明说：
“所以德意志人民党想把整个德意志统一为自由的人民国家。我们是说整个德意志。不能缺少一个村庄、一个农场、那个在最远角落里的最小茅舍。一个没有德意志的奥地利省的统一的德国这种小德意志思想，对于民族的前途是一种重大的叛逆行为。”
一八六五年的施韦泽就是这样把一八六六年的施韦泽判决了。但是他在一八六五年所写过的和所断言的东西，他的追随者却忘记了。只有根据他以前的另一种言论，即解决德意志问题要在德意志无产阶级拳头和普鲁士之间来选择，而当时德意志无产阶级的拳头还嫌过于软弱，不能按民主的意义来解决德意志问题，但这并不能作为一个工人党领袖让自己充当按专制意义来解决问题的工具的理由。姑且假定施韦泽的忠良，那么，他的策略仍然是对于民主主义的一种背叛，因为他支持了民主主义的最暴虐、最凶恶的敌人的政策。
施韦泽和保守党
在为一八六七年二月十二日选举北德意志制宪国会所展开的鼓动的时候，施韦泽开始了第二期的活动。《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态度令人毫无疑问地看出，施韦泽不愿损伤与保守党的友谊。他公然倚赖同保守党交易来反对自由党，这也一定合乎俾斯麦的显望。于是施韦泽又对进步党很激烈地开火，年老的摩里茨·赫斯把这个策略当作叛逆。赫斯认为最重要的是竭力加强议会中的左派，借以完成一个还过得去的宪法，这是十分正确的立场，但不是施韦泽的立场。
施韦泽在他的追随者所提供给他的各候选资格中，决定充当巴门—爱北斐特的候选人，他认为这个选区胜利的希望最大。莱比锡的拉萨尔派想在莱比锡提出李卜克内西，我们则把他提为萨克森的第十九选区的候选人，我们原希望他在这里可以获胜，可惜竟未如愿。在莱比锡，当罗斯梅斯勒教授谢绝后，我们宣布乌特克教授为候选人。施韦泽努力反对李卜克内西的竞选。他说：李卜克内西的竞选的出发点是始终以拉萨尔事业为眼中钉。那些暗中为李卜克内西的竞选活动的人们是同奥地利的反动派有联系的。李卜克内西在二年前还在公开的报刊上诽谤拉萨尔。谁若是选举李卜克内西，谁就是公然自绝于拉萨尔和他的事业。他就这样以他的追随者对拉萨尔事业的盲目成见来投机。选举李卜克内西，就是对拉萨尔的一种罪行。施韦泽一般对这事如何看法，表现在《致我的西里西亚和莱茵省的朋友和同志们》的号召中，其中激昂地说道：“一个比较温和的时代，一个比较贤明的政府来到了！”一月底，施韦泽在巴门—爱北斐特又作了一次他那种巧妙的演讲，他并没有一字提到他在政治上和有时在国会中所站的立场。《社会民主党人报》对选举的结果抱着愚蠢的妄想。例如二月三日在第十五期上所披露的，说选举出来的代表们将在柏林过同居共炊的生活。人们谈着饮食共产主义等等。施韦泽甚至在还没有当选之前，《社会民主党人报》已把他当成胜利者来歌颂了。他在巴门—爱北斐特竞选的对手，在保守党方面是俾斯麦，自由党方面是冯·傅尔肯贝克先生。选举那天带来了重大的失望。俾斯麦得六千五百二十三票，傅尔肯贝克六千一百二十三票，而施韦泽仅四千六百八十八票。他连复选也没有达到。在德意志其他地方的选举结果对于全德工人联合会也是件失意事。在这次巴门—爱北斐特的复选中，社会民主党人有决定性的作用。在二月二十六日一个选民大会上施韦泽首先讲话，但是他声明在听取大会意见之前，对于复选不发任何口号。最后他又讲话，他说：
“在大会上曾多次喊出俾斯麦的名字，由此可知一般的情调是倾向哪方面了。他不便对各个人规定他应该决定选举谁，每个人可依其内心的倾向来选举。”
因此，每人都知道他指的是谁。但为完成这出喜剧起见，他不惜与自己的讲话相矛盾而使大会通过一个声明弃权的决议案。事实上俾斯麦在复选中几乎取得了施韦泽派全部的票。他以一万零一百九十六票对傅尔肯贝克的六千九百四十四票而当选。
施韦泽在一个声明中设法为这次的投票辩护，他说，
人们想使自由资产阶级由于它在竞选中所运用的卑鄙斗争方式而受到教训。“也许，工人们”，他继续说，“你们的投票并不是致敬于保守党候选人，而是致敬于首相，他主动地把自由党反对派很固执地忘记为你们要求的一种人民权利奉还给你们了。”
善良的、人民之友俾斯麦呵！
俾斯麦在爱北斐特选区当选几天以后，我在萨克森第十七选区（格劳绍、美拉内等）的复选中和一个民族自由党的候选人竞争。拉萨尔派的领袖在这里声明说（《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公开地报道），一个纯粹的拉萨尔派不能选举倍倍尔，按照拉萨尔派所采取的立场来说，倍倍尔是事业的叛徒。
俾斯麦是工人的恩人，而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则是工人的叛徒。这是施韦泽教育方法的结果。如前所述，尽管如此，我还是当选了，拉萨尔派的那几百张票不能有什么决定作用。
此后不久，俾斯麦因为在两个地方当选而辞去了巴门—爱北斐特的委任，所以必须在巴门—爱北斐特再举行一大选举。在重选时施韦泽得四千九百一十九票，自由党格奈斯特教授四千二百九十一票，保守党冯·德·海特二千五百九十四票，市长布莱特一千四百九十七票。于是又须进行复选，这次是施韦泽对格奈斯特。《社会民主党人报》现在公开地争取保守党的——工人的票。施韦泽在三月十七日的一个集会上更无人格、更不自重地献媚，在会上他要求保守党两害相权取其轻者小者，那就是他。在社会基础上，工人党有许多事情能够同保守党携手。他为此引证了政府高级枢密参议瓦格纳的讲话、凯特勒主教的著作、俾斯麦的言论。
“保守党可以合作，以便工人通过他在议会中讲话。当保守党呼唤工人时（不管什么原因都是一样），他们都是全军出动。现在工人在呼唤，如果保守党不来响应呼唤，就是没有尽到道义上的责任。它若是不愿为自己惹起极正当的愤慨，就应当前来。”
随后他对进步党发出恫吓。
但是这种无与伦比的无人格、不自重的行为仍旧没有得到报酬。施韦泽又失败了，是以七千九百二十三票对八千零一十九票败于格奈斯特。
施韦泽在北德意志国会中
北德意志制宪国会讨论了北德意志同盟的宪法并把它公布以后，第一届的立法机关选举定于一八六七年八月底举行。施韦泽仍是巴门—爱北斐特区的候选人，这次成功了。施韦泽在初选中得六千一百一十票，勒维博士（卡尔倍，进步党）三千五百八十八票，冯·西培尔教授（杜塞尔多夫）三千四百七十八票，所以在复选中是施韦泽对勒维，结果施韦泽以八千九百一十五票对勒维的六千六百九十票获胜。这一次又有大部分的保守党员投了施韦泽的票。他在谢词中认为必须提出，保守党的工人正确地认识了情势，所以投了工人候选人的票。这个说法的正确程度如何，有后来人所共知的事实来表明，即保守党的领袖冯·古塞罗夫先生为了施韦泽的竞选亲手交给他四百塔勒。当这个事实被传播出去以后，在柏林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无情的要求，要施韦泽把钱退回去。人们如何会那么天真。
但是施韦泽认为还必须做另一件事，应当对保守党提出他在国会中品行良好的保证，于是他就在九月十一日的声明中继续说道：
“我的社会立场是无人怀疑的；所以我在这方面无需说什么。在政治方面，我遵照我所隶属的和推举我为领袖的党的原则，在自由和人民福利的问题上，不可动摇地同极端左派（进步党）是一致的。如果有从外国来的严重危险威胁德意志祖国，我就尽个人所有的一切力量在议会内外支持现在是德意志民族威力地位的顶点的普鲁士国王及其政府。”
施韦泽的当选当然在他的追随者中间引起了极大兴奋，于是他就加以利用，他乘坐四匹白马驾着的车子在巴门—爱北斐特两城中作胜利游行。在今天，如果一个工人领袖要安排这样的胜利游行，就会把自己置于死地，可是他爱好这个。这种通常是驾着白马的胜利游行，后来也还屡次举行，例如在汉堡—阿尔托那，又一次在巴门—爱北斐特，又一次在卡塞尔。可是于此也要有必要的民众在路上，例如施韦泽由柏林往卡塞尔的旅行在明顿中断，从那里改乘火车于夜晚七时后才到达卡塞尔。在工人联合会开代表大会期间的许多天，他也是乘驾着白马的车，却要求他的党徒负担为此付出的高额费用。他们拒绝了。他们只支付由车站到市中的胜利游行费用，其余的必须由施韦泽自己负担。事情就这样搁置下来。
北德意志国会中现在除我之外，还有李卜克内西，由于施韦泽的参加，我们同他之间就时有争论。特别有趣的一次是在一八六七年十月十七日的会议上，那次列在议程上的是关于义务兵役的法律草案。李卜克内西首先发言，发言非常尖锐，时时被多数派和议长猛烈打断。他特别对俾斯麦的政策作了无情的攻击，在结尾时说了这样的话：“世界历史将大踏步离开这个北德意志国会，因为它不过是专制政体的一块遮羞布而已。”后来由我发言。我异常镇静地阐述我们拥护民兵制的立场。在这中间施韦泽也登记发言，旨在发挥他那对立的立场。在提出休会建议时，议长按当时的章程宣读赞成和反对法律草案的登记发言人的名单，其中施韦泽被列为反对者。因而他按议事规程解释说，他自己登记的并不是反对，而是赞成法律草案。
施韦泽随后在专题讨论时发言说，照李卜克内西先生所采取的立场，则普遍的义务兵役制也必须放弃了。附带说，我们二人还打算提出一个要求实施民兵制的决议案，也就是实现襄霍斯特和格奈塞瑙式[9]的普通义务兵役制，但是得不到必需的连署人。李卜克内西希望北德意志同盟完全不存在。他和他的朋友想按自由主义来改造北德意志同盟，因此他们是同进步党站在一个立场。这样，他就又请教于他从一八六三年以来当作反动派的支柱来斗争的，而且不断攻击的那个党。他（施韦泽）不愿同李卜克内西先生和他的朋友，以及失去土地的公侯们和外国，致力于破坏和毁灭普鲁士和北德意志同盟：
“我们认识到，普鲁士的权力核心使我们这长期被轻视的德意志祖国，终于在外国面前取得威望和光荣，并且将来还要如此，所以我们绝不打算否认和挑剔普鲁士的那些去年使敌对世界不得不景仰赞佩的特征。”
他们站在新形成的祖国的里面，我们是站在外面，并且愿意站在外面。
李卜克内西在一次私人谈话中回答说：
“议员冯·施韦泽对我施了一个大恩，因为他给我一个我直到现在没有找到的机会，使我得以声明，我同瓦格纳先生的替身根本没有关系。”
施韦泽沉默，瓦格纳也沉默。在表决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条之前，施韦泽离开了会场。他既不敢投票赞成，又不愿投票反对。
国会里的这些事件使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柏林支会不久举行了两次集会。施韦泽在会上建议下列决议：
“会议承认，在普鲁士所树立的威力中含有建立德意志统一的可能性；其次，会议于此与进步党彼此同意（再靠左施韦泽就不敢了。——奥·倍·），即必须用极大的力量并且不顾普鲁士政府的威胁，硬把普鲁士和北德意志同盟按自由主义加以改变，因为只有用这种方法才可能把德意志事情作有效的确实的解决；第三，会议声明，与心怀嫉妒的外国抱同样观念来批判普鲁士去年的措施，并且据此力图和期望破坏普鲁士和北德意志同盟，这是很不对的。”
拥护俾斯麦创造的事业不能比这再露骨了。与这个议案相对立的是施韦泽的两个反对者——提奥多尔·麦茨诺和赖曼的建议。
“会议决议，冯·施韦泽先生在国会中以及他在今天会议上对激进派的猜忌，使他在柏林工人中间所享有的一点点信用丧失净尽。”
第三个议案是进步党的安德里克机被工程师提出的，它要求：
“会议决议，它在德意志问题上声明只能同意德意志进步党的立场。”
现在怎么样呢？当施韦泽觉得，他遭到了尖锐的反对，他的议案可能要失败，他就像以往毎逢感到要失败时那样怯懦，把议案撤回，并且声明赞成进步党的议案，说该议案所申述的和他的一样。任主席的霍夫斯台登要讨好施韦泽，把安德里克的议案先付表决并宣布予以通过，于是在反对派方面惹起暴风雨般的愤怒。
施韦泽的独裁
施韦泽急欲把全德工人联合会完全掌握在手里，也就是想当主席。他的这个欲望在波尔（汉堡）厌倦了主席职务、声明要辞职时得以实现。一八六七年五月十九日和二十日在不伦瑞克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十八人，代表二千五百票。施韦泽代表阿波尔达的二十二票和里姆巴赫（在萨克森）的三十票。联合会是大为衰落了。经常的冲突；由于施韦泽的政策使人对他不信任；尽管施韦泽大言不惭而北德意志国会的选举结果仍然不利；危机等都是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波尔的开幕词就是现存沮丧情绪的表现。莱比锡的人们还抱着的把联合会整顿好的希望，没有实现；联合会的财务状况也异常不顺利，只有少数地方缴纳会费等等。在会议继续进行时，波尔请求不要再选他连任主席；他不能再忍受这个职位加在他身上的牺牲了。施韦泽批评了波尔的业务管理，但是他，如他所说，决不愿对波尔本人有所冒犯。他说明，代表大会对联合会有决定作用，并且据特尔克说，他竟要求主席职位，并且威胁说，若是他不能当选，他就马上把《社会民主党人报》停刊。他答应提出正确处理业务的保证，因为他知道人们不信任他。会议不能决定如何办理；于是依白拉克的建议，暂时休会，以便疏通意见。经过休会后，特尔克建议由施韦泽任主席。但是各方面表示，对施韦泽还有怀疑；并且认为联合会主席和联合会机关报主编由一人兼任也是件不合理的事。特尔克设法来消除顾虑。施韦泽声明说，他知道人们对他不信任；但只有人们信任他时，他才接受这职务。他建议第二次休会，以期取得谅解。休会后许多代表声明放弃对施韦泽的不信任。然后，还把特尔克的保留条件：他可以选举自己，告诉他以后，他以二千三百八十五票对九十七票和四十一票弃权，当选为联合会主席。他为了获得信任，在大会上提出一个激进的纲领并使之获得通过。现在他对于他更进一步的良好品行也提供了所谓保证，他当着全体代表以握手来郑重约定，尽他的能力所及，促使联合会前进。代表们反过来也照样当着施韦泽握手表示效忠于组织和主席。其情形就同一七八九年法兰西的国民会议在网球场中所举行的宣誓一样，其区别只在于，不伦瑞克的宣誓活剧的导演施韦泽知道这不过是一出滑稽戏而已。
在柏林的联合会代表大会上（一八六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到二十五日）施韦泽又提起，在政治问题上联合会是可以同进步党一致行动。但是这绝没有妨碍施韦泽在杜塞尔多夫举行国会补充选举的复选时（进步党候选人《莱茵报》主编柏尔格对一个保守党—民族自由党的候选人），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要求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投后者的票，因而柏尔格落选。他这样既可讨好俾斯麦，同时也报了《莱茵报》控诉他从极端保守派为《社会民主党人报》领取津贴的仇恨。
施韦泽另外一件不大光荣的、可以说明他的个性的事件是他同他以往的朋友霍夫斯台登的争执。霍夫斯台登提供他的钱财来创办《社会民主党人报》。在一八六七年中叶，这笔钱用光了，霍夫斯台登成了一个穷人。一八六八年初，施韦泽企图把霍夫斯台登赶到维也纳去，要他在那里办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报纸。但是霍夫斯台登在维也纳遭到失败，又跑回柏林。这时施韦泽拒绝他重回到报刊编辑部，并且也不承认霍夫斯台登还有任何其他权益，把他逐出门外，他这样做，是依据一个他向善良而不够机警的霍夫斯台登勒索来的合同。霍夫斯台登在一八六九年春季巴门—爱北斐特的联合会代表大会上，当施韦泽的面对他的行为作了很长的控诉发言，所报道的事实激怒了亨利希·孚格尔代表（他现今还住在沙罗登堡）。他声明说施韦泽对待霍夫斯台登，无异于一个卑鄙的资本家，这种描写在施韦泽的追随者中同激起了暴风雨般的愤怒，结果是后来孚格尔被开除出了联合会。霍夫斯台登也控诉施韦泽的挥霍无度；他不知道他从哪里得来这许多钱。在他指责施韦泽奢侈浪费的生活方式时，施韦泽回答说，关于这一点他没有向他申辩的必要，施韦泽的债务并不要他来归还。在这点上，施韦泽确是对的，但是事实本身是值得注意的。一八六七年底，《社会民主党人报》才有一千二百个订户，因而还远远不敷它的开支；那么，这个问题就很可以被认为正当：“这报纸和施韦泽挥霍无度的生活方式的费用从哪里来的呢？”不停的举债总也有它的止境。他的债权人有时也要看看金钱。一八六八年底他的父亲死后给他留下的遗产也是杯水车薪，微不足道的。而施韦泽当国会开会期间还是乘着华丽的车马，后面跟着穿制服的仆从。
古斯达夫·麦耶尔（前面我提起过他论施韦泽的书）认为应问问在施韦泽下台后常与他往来的保尔·林道，是否觉察到施韦泽有放荡行为。林道予以否定。我以为保尔·林道的意见不能作为定论。这位现今还活着的老先生也有很大的享乐习惯，所以他对于“放荡”所定的标准也与别人不同。而且施韦泽同林道结交时，他已经生病而且结了婚，这两种情况妨碍了他的放荡。在那时我们由柏林得到的关于施韦泽生活方式的情报另有说法。据说他是个第一等的享乐者，尤其是在克罗尔和柏林的夜酒馆也常常同那些暗娼之流往来，这大约就是他对他那多年的未婚妻所表示的“忠实”，人们誉为美德的行为吧。他也有时同他最亲密的追随者举行香槟酒会。施韦泽天生是收入一个钱总至少要花两个钱的一类人，这些人的口号是：“需要不是按照收入而定，收入却是根据需要而定”，因此，这些人看到钱就毫不犹豫地加以夺取。一八六二年施韦泽从射击大会账房里取去二千六百古尔盾，后来他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任内，以主席身份支配着账房的钱财时，就照样侵吞从工资低微的工人收集来的毛钱来满足他的嗜欲。这里所谈的数目并不大，但是原因不在施韦泽身上，而在账房太穷。在联合会的各次大会上，谴责了并且证实了他这种舞弊行为，而且曾任联合会司库多年并且遵照施韦泽的指示支付款项的白拉克，公开指责施韦泽这种可耻行为，施韦泽却不敢分辩一句。但是谁能做出这一类事情，那就不应该认为他不会在政治上出卖自己，这对他是唯一的还算有利可图的买卖。不过究竟到手了多少，没有人能提出证据，因为这类生意不会在公开的市场上成交的。这里只能谈谈一些迹象和许多不能作别种解释的事实。这里我要特别提出，俾斯麦在一八六六年以后支配着汉诺威国王共四千八百万马克的私人财产的利息，他可以把这笔利钱随心所欲地用于政治目的。这个基金是以“机密费”的名称而臭名昭著，俾斯麦不必对任何人申述理由即可动用。因此，奇特的是，当整个反对派报刊对这个贿赂基金作斗争时，《社会民主党人报》从无一字提到这项基金。
此外，足以说明这个人的特性的还有，当一八六八年初我们出版《民主周报》时，他有计划地对这个名字讳莫如深，如果他不得不同它争辩时，他总是说成李卜克内西先生的报刊。他想用这个策略防止他的追随者听得报刊的名称而引起订阅《民主周报》的念头，以免读者由此知道许多使他（施韦泽）感到不舒服的事情。这种战术是小气的、可笑的，但是他却使用它。
※ ※ ※
一八六八年春季，施韦泽又有了一个奇怪的转变。《社会民主党人报》现在也照《民主周报》的样子，在说到北德意志国会时加上一个引号。一八六八年六月中旬，他还在国会中作与冯·奇尔希曼辩论的发言，发挥了与迄今对普遍选举权的评价完全不同的理解。他一向崇拜普遍选举权，并且大家知道，他企图为他的追随者在巴门—爱北斐特选举俾斯麦作辩护，说他们选举他，是想借此对普遍选举权的授与者表示他们的谢意。现在他声明：
“我为了选举我的人们的利益，为了民主事业的利益，必须确认，这个议会只是好像而不是真正由普遍选举产生的。”
他所根据的理由是缺少出版自由和完全的结社与集会自由。然而这些自由从一开始就没有，可是那时他的意见却不如此。现在他对于现行选举法所表示的意见，却与《民主周报》早已屡次发表过的意见完全一样。这种骤然的奇怪的改变意见显然是因为在他的联合会中反抗日益增长的缘故。
在七月十九日第八十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施韦泽通告说，他因为一个传单被爱北斐特高等法院判决在市监狱里监禁三星期。他委派杜塞尔多夫的W. 雷阿尔为副主席、哈赛尔曼为联合会机关报的领导人，因为他的参加，报刊的语调遂流于粗暴。通告在结尾时凄然地说道：
“在我要开始服刑的时候，谨向全体同志致最诚挚的告别敬礼。我希望联合会在我离开后照旧繁荣，或者在再会时更加繁荣（在整整三个星期后）。”
一八六八年夏季约翰·雅可比作了一个关于《社会问题》的演讲，演讲中他大大地左倾了，并且远远离开了进步党。在不伦瑞克的阿塞山岗上举行的一个民间节庆会上，白拉克对雅可比的这一举动表示支持并致贺。白拉克对于这个演讲提出以下论点：第一约翰·雅可比的民主纲领获得了德意志人民最高度的注意；第二，根据这个纲领，坚决的民主党和原来的工人党在目标上没有原则性的区别；第三，两个政党必须在雅可比所提出的目标上意见一致，即：在一切人类平等的基础上，以自由的意义来改变现存的国家的和社会的情况。《社会民主党人报》以“混乱”为题对这答复说：
“雅可比所提出的工资应力求在资本与劳动之间公平分配这句话，是一句极端错误的、无理和空洞的词句；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会员中竟有人咀嚼这种卑劣词句，真是一件可悲的事……如果有人认为在雅可比的演说中竟还有值得注意的思想，就希望各方面都高呼：没有！那是一个自以为了不起的资本家的无理的、空洞的胡说罢了。”
这种忿激的粗暴的语言表明了，施韦泽一发觉联合会会员似乎想同相近党派的代表接触时，他就会多么愤怒。联合会必须在外面用中国的万里长城包围起来，这样他就能够绝对地统治它并且照他的意思操纵它。
联合会的下一大代表大会是八月二十二日到二十六日在汉堡召开的。不伦瑞克代表大会仅代表会员二千五百零八人，柏林代表大会代表会员三千一百零二人，现在是三十六个代表，代表八千一百九十二个会员。所以联合会基本上壮大起来了。人们把这个发展完全归功于施韦泽的活动和领导，这是不正确的。一八六六年战争结果所引起的危机的压迫已不存在，而代之以一八六八年的繁荣时期。所以在工人界中重新兴起了乐观情绪和政治生活，这不仅对全德工人联合会有利，对工人协会联合会也有利，工人协会联合会当时由我领导，会员超过一万三千人，他们当然没有像全德工人联合会所具有的纲领所造成的紧密性。施韦泽现在设法争取卡尔·马克思。他要理事会表决为了马克思著作《资本论》而向他表示感谢，他也曾邀请他出席汉堡的代表大会，马克思却因工作繁忙而谢绝参加。他也同意盖布提出的下列建议：
“大会声明，因为在一切文明国家，资本和反动派由于基本上相同的原因，对工人阶级施加压力，只有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们，一致联合起来，共同行动，他们的努力才会成功，所以德意志的工人党和一切文明国家里受同一原则领导的工人政党的责任是共同行动。”
这个建议一致通过。但是不管施韦泽装作如何激进，对于他的独裁的不满却有增无已。于是爱尔特的会员提议，施韦泽应把从一八六八年一月一日以来由账房支取的金钱开出详细的报销单。理事会应该审核结算。杜塞尔多夫的会员要求，主席和联合会机关报主编两职要分开，这种安排容易导致专制；其实这种安排已经导致专制。此外，在各届代表大会上激烈地控诉《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部扣压它所厌恶的信件，又任意修改、甚至捏造别的信件。一个建议主张联合会方面接收机关报，大会认为办不到，把主编与主席分开也被宣布为不适当。相反地，决议把联合会的分散在许多地方的二十四人理事会集中起来，并将移驻汉堡。这是施韦泽的独裁所遭到的第一个有力打击。在讨论这事的时候，他作了一个不得已而揭发自己的通知。他说：“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大会了。普鲁士政府的敌视日益增长。联合会将被解散。”瞧啊，刚刚三个星期以后，莱比锡的警察厅（因为联合会的地址是莱比锡）就由于地方财务管理处而把联合会解散，可是这一机构是从一开始就座落在联合会里的。
毫无疑义，施韦泽事先就知道这次的解散，这甚至是他和柏林警察厅商量好的，而莱比锡警察厅是按照柏林的意思把联合会解散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施韦泽当然不会向地方政府和内阁控诉莱比锡警察厅的这个措施。施韦泽在他一篇有关解散联合会的文章结尾说道：
“我们之所以服从，只是因为按事势这样做最为合理。所以我也借此声明：
‘全德工人联合会解散了……’
全德意志的工人们！我们今天站在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坟前。
但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继续生存在我们中。
我们也这样站在拉萨尔的坟前；但是他自己还存留在我们中间。
我们的联合会被解散，这就使他，使我们获得荣誉。联合会对于工人事业尽了自己的职责——所以它被解散了。
旧的形式毁灭了——我们会为我们所努力的工作觅得新的形式。”
接着他感谢所赋与他的信任。
“我们曾经同斗争、共患难——将来我们还要同斗争、共患难。”
他这样对多情善感投机，把会员们感动得落泪，于是继续信任他。
如果普鲁士政府像施韦泽故作违心之论所写的那样对联合会曾抱敌意，那么现在他的义务和职责就是尽可能使联合会不受普鲁士政府的影响，比如说，把它迁往结社集会法不禁止联合的汉堡。此外，联合会在汉堡—阿尔托那的会员最多，这对联合会以及报刊的财务都是真正的支柱。在汉堡也不缺乏精神力量。施韦泽却不这样做，而在柏林警察的注视之下建立新联合会，把柏林作为会址。但是，普鲁士同萨克森一样有对于联合的禁合，而且当时普鲁士的结社和集会法还规定，联合会必须把全德国的会员名单呈缴警察局。并且他又一次泄漏了他同柏林警察厅的关系和他对于解散联合会的赞同，因为他在第一一九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说道：
“人们所以选择柏林作为党的地址，是借此使警察可以不断地有机会来证实，党是根据和遵守现行法来进行它的鼓动的。”
一个民主政党的领导对亲爱的警察是多么令人感动地恭顺呵！
如果施韦泽同柏林警察厅之间的亲密联系有可以证明的一天，那么现在就证明了。但是不仅是联合会现在处于柏林警察厅监督之下，而且施韦泽也利用新建联合会的机会完全取消汉堡代表大会上使他感到不舒服的决议，并且通过新组织巩固他的比以往更无限制的独裁。他公布新计划时说：
“无论如何要设法保护党在全德意志的统一。因为这个统一是我们的最好的珍宝——它是拉萨尔组织的基本思想，这是我们永不放弃的。”
所以，这样经常引证拉萨尔，无非是为了保持他的权威和蒙蔽会员们。
联合会的新建事业是由少数选拔出来、曾和他同甘共苦的人们不公开地进行的。新章程包括了一些简直令人吃惊的规定。根据这些规定，主席要在开正式代表大会以前六个星期由联合会会员在基层单位中选举出来，也就是还在代表大会讨论和考核他的业务管理以前，于是代表大会上的不信任票就没有效用，而对于他的活动的讨厌的批评也同样无效。此外，章程的第五条说：
“如果主席认为迫切需要，他就可以采取一切措施，但限于三个月内由理事会批准。”
与汉堡代表大会的决议相反，理事会本身又可以分散在德意志各地。代表大会只能在这样情况下着手改变章程（第七条），即如果这个建议是由六十个会员署名并且在代表大会前三个月送达理事会的。关于联合会究竟在哪里和如何重新建立，人们从来没有得到确实消息。但是警察厅必定得到了通知，否则它不会承认这个联合会。我们这个时代有组织的工人在阅读这些会议录时会质问，这种事情如何可能，并且联合会的绝大多数会员难道不会一致起来抗议这种罪大恶极的行为，把主犯立刻撤职吗？这一切都无踪迹可寻。施韦泽用他的报刊绝对地统治着联合会；任何人胆敢辩驳，他的申诉书就被丢到字纸篓里，谁敢在集会上出面，他就被斥为拉萨尔组织原则的叛徒，予以开除的处分。在联合会中这个人算是完了。如果有人被觉察到，他同情李卜克内西和我，大多数会员就把这看作一种罪行，如果可能，把它看得比血族通奸或谋害人命还重大。这是他有系统地进行挑拨的结果。
但是一部分联合会会员的见解却转变迅速得出乎我们当时所认为可能的程度以外。
一八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施韦泽在从十月十日起扩大了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当时有三千四百个订户）上发表了一篇很长的通告，在通告中说明了他对联合会财政状况的看法，由于联合会的发展，财政情况基本上已经好转。他在结尾时宣称，他因为出版一本小册子《工资和资本红利》，将要“进入监狱过孤独生活”三个月。文章的结语是：
“关于组织，拉萨尔曾说，必须把一切单个力量集中成为一把铁锤。党所以选拔我做它的领袖，是认为我的臂膀有足够的力量来抡这把铁锤。我希望，我的这种力量永不衰竭。”
在自负上，这种说法可算是无以复加了。
十二月初，他进了监狱，但是十二月将终时，因为他的父亲病重，他又从狱中被放出来，他的父亲死于年终以前。施韦泽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去处理家务。可是当他请假出狱后，又耍起一八六六年的那种把戏。一个星期的假变成了许多星期，现在施韦泽又开始了广泛的政治活动，好像给他的假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的。
《社会民主党人报》在一八六九年一月一日宣称，主席还有好些天不能执行党的业务领导。一月十四日，施韦泽在警察的监视之下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对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发表了一篇很长的谈话，并定于三月二十七日到三十日在巴门—爱北斐特召开联合会的代表大会。
按正常手续，施韦泽决不能参加这次大会，因为这期间他的徒刑还未满期。但是他却早已知道，他在这件事上会有自由的。他还指示，主席的选举应当按照他所钦定的新组织章程，在大会前六个星期，即在一月二十四日和二月七日之间举行。
此外，他宣布将在中德意志一个城市中召开理事会议会，会议上将对南德意志和萨克森的鼓动活动作出决议。《社会民主党人报》现在对我们采取了更加尖锐的态度，因为我们在有意或无意之间受奥地利政策的指导。这里应加说明，在这期间，李卜克内西在《民主周报》上对奥地利所屡次采取的策略，我认为是彻底错误的，因而在我们之间一再引起意见分歧。李卜克内西正是个走极端的人。他常常过份地仇恨俾斯麦和北德意志同盟，他也过份地倾向奥地利，他过份地信赖奥地利自由资产阶级内阁有成就。施韦泽自然会利用李卜克内西的这些弱点。在这里我要附带说明，在一八六七年施韦泽也有个时期，有意支持那个资产阶级内阁。他显然要想在维也纳为霍夫斯台登铺平道路。
一八六九年一月，我们用最猛烈最沉重的攻击继续进行我们以往在《民主周报》和人民大会上对施韦泽所进行的斗争，暂时停止攻击是因为我们被邀请到爱北斐特—巴门参加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大会，以便对施韦泽提出控诉。关于这件事的序幕，我在本书第一卷中已经详加叙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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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来夹叙一下，一八六九年初，哈森克莱维尔在杜伊斯堡的复选中也被选入国会。因为我认为哈森克莱维尔不同意施韦泽的活动，并且诚心诚意地要与他联合，所以我募集了十二塔勒给他寄去作为支持选举之用。当时我们双方在选举上，还不能像今天这样用成千上万的马克来计算。每一塔勒都当作一笔巨款。关于这，我在一八六九年二月十三日《民主周报》上宣布，哈森克莱维尔对于给与他的同情和支持表示非常欣幸和满意。他对于工人党的各派中间发生的分裂表示遗憾，并且希望，我们同他自己的党的其他领袖之间存在的或者曾有的只是导源于个人的分歧不久即可消灭。他十分确信，德意志全体社会民主党人结成牢固团结的队伍在一个旗帜之下进行斗争的时期已经不远了。
哈森克莱维尔的这个声明值得注意的是，他把我们当作社会民主党人来讲话，这样的承认是施韦泽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直到施韦泽失势之时所不给与我们的。至于统一的完成自然是后来在哈森克莱维尔继任施韦泽的主席职务后，还又经过了几年，才实现的。好像所有的社会民主党的皇储，都比后来作在位君主时要开明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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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四日施韦泽宣布选举结果；他又以约计五千票对五十四票当选为主席。如果人们考虑一下，在几星期后巴门—爱北斐特的代表大会所代表的会员是一万二千人，那就有四十个地方根本没有投票，所以那次选举无异于一个道德上的投不信任票。在施韦泽的政治休假达到了目的以后，他在二月十八日又进入监狱，但在三月四日，即国会开会的前一天，又被释放出狱。
这次的开释再度证明了施韦泽同政府的密切关系。从国会成立，即从一八六七年到今天，在国会开会期间，从来没有一个国会议员，包括资产阶级的议员在内，为了参加会议而被释放出狱。在一九〇九到一九一〇年开会期间，甚至有一个阿尔萨斯议员必须开始他的两个月监禁。政府，首先是普鲁士政府，同国会的多数派一样，始终认为宪法上有关议员免刑的第三十一条并不包括徒刑在内。与普鲁士也早就使用的几十年的惯例相反，现在施韦泽竟被准假出狱，这不得到主管部长的同意是办不到的，而部长如果没有俾斯麦的许可也是不敢同意的。
此外，俾斯麦对于这类事情怎么想法，鲜明地表现在四月二十八日，即施韦泽请假出狱后几个星期的国会辩论中。门德曾在慕尼黑—格拉巴赫举行了一个集会，会后发生暴动，门德被捕，因为据说这场暴动是由他而起，而事实上并不如此。施韦泽提议释放门德。在讨论中俾斯麦也发言，并以他那专横的口吻反对开释。但国会根据当前的事实必须违反俾斯麦的意思来作决定。于是他就采取报复手段，他发给那些指示和执行拘捕门德的官员们奖章。而且门德的情形并不是像施韦泽那样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徒刑，而只是拘押待审。
在那件事以前不久，我无意中亲眼看见施韦泽和阿尔伯莱希特亲王（国王之弟，国会议员）的会见。我顺着走廊走过来，看见阿尔伯莱希特亲王同几个保守党议员在走廊那头一起站着。施韦泽由侧面走廊走来。亲王一看到施韦泽，就招他过来，向他伸出手去让他紧紧握住，并且很亲切地问：我亲爱的施韦泽，您好？施韦泽：谢谢，殿下！亲王：您昨天为什么没有出席会议？施韦泽：我出席的，殿下！亲王：那么您为什么没有发言？人们都期望您讲话……我赶快进入会场，以免像个偷听者。谈话表示出，施韦泽已经常常同亲王往来，而且还表示出，国会中右派的“人们”清清楚楚地知道，施韦泽激进的言论意味着什么。
巴门—爱北斐特的代表大会
当我们在三月二十七日傍晚到达巴门—爱北斐特时，一批全属于国际方面的同志在迎接我们。关于我们当天晚上的讨论，我在夜里还写信给马克思说：
“李卜克内西和我正在爱北斐特和少数同志准备明天的战斗计划。我们在这里听到了这样多的施韦泽的无耻下流行为，真令人毛骨悚然。也明明白白证实了，施韦泽所以推荐国际纲领，只是为了给我们一个主要打击并把一大部分的反对派分子打倒或者拉过去。所以我请您，同时也以李卜克内西和此地全体朋友的名义请您，对于通过施韦泽的代表大会决议暂勿理睬，或者至少只是极其慎重地予以答复。
详细报告不久就寄上。
关于明天辩论的结果还没有什么可说，只有一点可以奉告，施韦泽用尽一切阴谋诡计来煽动反对我们，我们决不能希望有彻底的成功。为了消灭他自己联合会中一切反对派的组织工作，已于数星期以前在这里非常干练地完成了。举个例说，昨晚施韦泽来到时作了个真正的胜利游行穿过爱北斐特—巴门。（坐着用白马驾着的华车。）就此搁笔。”
施韦泽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宣称，敌人已逼到主席（即高于一切的人物）跟前来了，代表大会必须比以往更加严厉和坚决地把对组织的，就是说把对他所钦定的组织的一切攻击打回去。
在预备会上违背了施韦泽的意旨（他本来想把同我们的会见，如果不能避免，就向后推延），以三十票对二十七票决议准许我们立即出席。次日下午，我们在施韦泽的狂热追随者的怒视之下进入了拥挤不堪的会场。李卜克内西首先作了约一小时半的发言，我接着发言，说得基本上简短些。我们的控诉总结了我迄今对施韦泽所提出的控诉。发言遭到多次猛烈的打断，尤其是当我把施韦泽叫做政府的代办的时候。据说我应把话收回。但是我拒绝了。我认为，我有权利自由说出我的意见，而听众们可以不相信。
《社会民主党人报》把我们的发言作了极不完全而且一部分捏造的报道，借以欺骗读者。李卜克内西过份地守信义。他不作任何报道，而仅限于在《民主周报》上宣布说，我们出席了全德工人联合会大会并提出了我们对施韦泽的控告。施韦泽以六千五百票对四千五百票（这些代表在投票时弃权）得到了信任决定。因为我们把希望即使不建立在社会民主党各派的联合上，也建立在各派的妥协上，所以《民主周报》不再发表攻击施韦泽的文章，假如对方也保持这种策略。但这并未实现，《社会民主党人报》反而继续攻击我们。
当我们发言时，施韦泽在讲坛上坐在我们的后面，一言不发我们离开会场时，几个代表走在我们前面和后面，以便保护我们免受施韦泽的狂热追随者的暴行。不过，当我们走过夹道的人群时，还是听到了许多恭维话，如“流氓，叛徒，瘪三，应该打得你们粉身碎骨”等等。会场中有一个人企图趁我步下讲坛时照我的膝弯里一下把我打倒。我们的朋友在门前迎接我们，权充卫士把我们送回旅馆去。
施韦泽向代表们要求信任投票。在热烈辩论后他取得了上述的票数。代表中弃权的有白拉克、布劳埃尔、鲁道尔夫（汉诺威）、冯·达克、盖布、希尔施、波尔、拉斯贝（埃森）、石拉德、路易·叔曼（柏林）、斯皮尔、亨利希·孚格尔、维尔克和约尔克。
这些人因为拒绝投信任票必须受严重的惩戒；《社会民主党人报》对他们的攻击密如冰雹。信任投票的决议说：
“鉴于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先生的讲话中并无任何新的和重大的东西，代表大会声明，联合会主席今后和以往一样仍拥有德意志工人党的完全信任。”
对于施韦泽，爱北斐特代表大会意味着一连串的黑暗日子。在莱比锡警察解散联合会后的秋季，他给新组织所拟订的独裁条款，现在被代表大会决议牺牲了。首先决议联合会领导由一个十五人的理事会来代替以往二十五人[10]所组成的理事会。除了主席、司库和秘书以外，其余的十二人必须居住在一个地方，以便经常接触，并且能够随时召开会议。理事会会议由该会主席召集，不像以往由联合会主席召集。而且联合会主席不再是代表大会以前六个星期选举，而是在大会以后才由联合会会员用直接选举的办法来选举，会后应将记录公布，使得会员知道大会上完成了些什么。关于主席的权力，他发出的指示本来可在三个月内由理事会追认批准，现在限为八天，于是权力就变成空洞的东西。此外，理事会只要多数通过，就可以决定联合会的内部组织、业务程序、奖励办法、文牍和会计事宜。更有进者，遇有政治的骗局或重大的侵吞公款情事发生时，理事会也有权停止他的职务，并立即召开代表大会或举行基层投票来作最后决定。由于这些以及一系列的其他规定，施韦泽的权力受了大大的限制。这些决议证明了对他还充满了很强烈的不信任，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最重要的规定，虽然遭到他的反对，仍被通过。此外，还设置了一个由三个柏林会员组成的监察和申诉委员会，接受一切对编辑部的申诉并对此作出决定。这些决议为联合会奠定了彻底民主的基础。施韦泽的全能受到限制，他非常沮丧，回到柏林后竟想向我们靠拢。四月八日，我写给我妻的一封信里说道：
“施韦泽，虽然我起首没有理他，在我同另外一个同事谈话时，却悄悄地来到我跟前。会议结束时，他请我同他、弗里茨舍和哈森克莱维尔一道吃饭。不显得粗暴，就无法推脱这个邀请。于是施韦泽派他的漂亮马车和穿制服的仆从来把我们送到吃饭的饭馆（我们在欧尔布里希饭馆吃饭，这当时是一家巴伐利亚的啤酒馆，在菩提树街附近的莱比锡街）。饭后他坚持派马车把我送到我要去接李卜克内西的安哈尔特车站。”要附带说明，他这餐饭费是各自付账的。
在吃饭中间还商谈了有关停战的条件。我同他们事先声明，李卜克内西不在座的时候，我不能作丝毫的决定。他们三个对我一个人来谈判，使我不无疑虑。随后的几天我们在国会继续开会。施韦泽要求，双方不仅在报刊上和会议上停止互相攻击，而且两党成员也不得互相作政治性的往来或从事共同的活动。我们拒绝了后者，虽则一般说来我们屡次很激烈地互相争吵，对施韦泽没有丝毫退让。双方互相敌视，对于我们是一种侮辱，对于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也是一种侮辱。所以既不准个人互相攻击，也不准组织互相攻击，乃是理所当然。我们也约定，将来在国会里由这一党或那一党提出的建议要互相支持。《社会民主党人报》为此在四月十六日第四十五期上发布通告说，今后它既不对李卜克内西和我，也不对我们的党进行攻击，并且要求联合会会员依此行事。另一方面，我们在《民主周报》上发表了相似的声明。
这样，一切好像是在最美好的和谐之中。但是施韦泽不能适应这种新秩序；一个像巴门—爱北斐特代表大会所造成的民主组织，等于断绝他的政治生命。这个组织像是给他戴上枷锁，以往用惯了的政治两面性将来行不通了。特别足以说明他当时的态度的还有，他命人照他去年夏季对汉堡代表大会记录那种办法把关于爱北斐特的详细会议记录加以扣留和消灭。凡是揭穿他的真象的东西，他一点也不让联合会会员和大众知道。
六月十八日第七十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像晴天霹雳似地发表了一篇公告，标题是：恢复拉萨尔党的统一，由施韦泽和门德署名。这里要重述一下，自一八六七年初以来，有一部分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在哈茨费尔德伯爵夫人的影响下脱离了联合会，而以“拉萨尔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名义另行组织，由门德任主席。这个联合会的机关报是《自由报》。从此两个联合会互相争吵不休。现在这些敌对的伙伴，只就他们的主席和哈茨费尔德伯爵夫人而言，突然言归于好，在他们的党徒之前携起手来。
发表的通告是一篇非常富于词藻的文章，以歌颂拉萨尔为开端。又引证拉萨尔的话：“你们要保持组织，它将引导你们走向胜利”。继而夸大其词地说：
“两个联合会所选出的领袖彻底地认识到这一点；今天他们兴高从采烈地出现于两联合会会员之前，并且要求他们协助建立伟大的事业……一个威震整个德意志的真正全德工人联合会……我们把我们的建议提交给两联合会全体会员，就是说给至尊的人民，由他们自己直接地即时作出决定。（原文也有着重点。）
这是拉萨尔的旧章程，我们昔日曾团结在这章程之下，我们必须再回到这章程之下，以便这次在统一发展这个基础上共同迈步前进……”
然后要求应在本月二十二日之前（通告的日期是十六日，六月十八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十九日或二十日才能到大多数会员的手里）把他们的建议付表决，而且必须在二十三日把表决结果送达柏林。
通告还声明，如果表决结果同意门德—施韦泽的建议（施韦泽故作谦虚，退居庸碌的门德后面），应在六月二十四日把两联合会解散，就在当天由几个同志集合在一起，遵照拉萨尔的旧章程议决恢复原先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应在六月三十日选举主席，七月三日宣布结果。在选出主席之前，门德应执行主席职务，特尔克执行秘书职务，白拉克执行司库职务。通告的结尾说：
“同志们，请促这事的实现，在拉萨尔的逝世纪念日，我们大家要全体在他的坟墓上携手，并且要说：我们表现得无愧于这位巨匠。”
两主席的这种行为是个政变。这样一来，爱北斐特代表大会所给与施韦泽联合会的民主组织一下子被毁灭了。施韦泽也一举而粉碎了加在他身上的枷锁，又成为绝对的统治者和独裁者。施韦泽担忧驻在汉堡的理事会的反抗，为了打破这种反抗，他派他的亲信特尔克前往，他对理事会的劝诱成功了。盖布打电报说：“理事会考虑了特尔克所陈述的理由以后，一致拥护恢复统一。会员大会同意。”
但是现在关于施韦泽、弗里茨舍、哈森克莱维尔和我们之间的协定也算取消了。为了这个目的，施韦泽在六月二十二日第七十二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声明说：我们撕毁了这个协定，因为我们重新故意地而且恶意地企图干涉我们所憎恨的全德工人联合会这个组织。因此，我们把有关的协定解除了，他们现在也不再受它的拘束了。
所犯的这个“罪名”首先落在我的头上。我在六月间在十二个屠林根的城市中举行了集会，其中也有阿波尔达、爱尔福特和哥达。这里由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召集开会，他们也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全权代表担任主席。一切集会都是人满，而且经过异常良好。在那些集会上通过了一个决议，决议是，只有社会民主党的原则能够改善劳动阶级的处境，并且必须使社会民主党的各派工人归于统一。
我的鼓动旅行以爱森纳赫的代表会议为结束，除了我们的信徒以外，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和民主党人都参加了。这里应加说明，当时在屠林根有相当数目的资产阶级民主党人，他们全都采取雅可比的立场，其中有阿柏教授和他的岳父斯乃尔教授，此外还有在耶拿后来加入了党的徐博士，爱森纳赫的克略茨纳赫律师等。此外在魏玛、哥达和阿尔登堡也有这个党的信徒。在爱森纳赫的一个决议中声明说：
“为了共同解决社会问题，不仅要求停止民主的工人党各派之间的分裂，而且民主的工人协会也要同整个的民主党团结一致，尤其是在共同的政治事务中，特别在选举的时候，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协会要一致行动。”
那么，这就是促使施韦泽进行反对我们的罪行。
再者，不论鼓动工作取得多少成绩和赞扬，我对它仍不满意。六月七日，我由隆乃堡写信给我妻说：“即使人们向这个人表示热爱和友谊，鼓动工作仍不是愉快的事情。”可是我后来还是干了那么长久。职责所在，义不容辞。
全德工人联合会中的反叛
施韦泽和门德的政变在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广大会员中惹起了愤慨。一部分较有知识的会员看透了，不能再同施韦泽和睦相处，他是团结的障碍。白拉克经布雷麦尔（马格德堡）的介绍通知李卜克内西和我，他们希望同我们会一次面。我们欣然满足了这个愿望。六月二十二日夜间，我们——白拉克、布雷麦尔、斯皮尔（沃尔芬比台尔）、约尔克（哈尔堡）李卜克内西和我——在马格德堡的一个三等旅馆里会面。谈判了很久。白拉克和布雷麦尔主张立即向施韦泽进攻，并退出全德工人联合会。斯皮尔和约尔克则有很大的顾虑。他们认为必须试一试“由里向外”来改革联合会；我们回答他们说，巴门—爱北斐特事件正足以说明由里向外的改革是什么样子。在施韦泽充当主席并掌握着《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期间，那是不可能的。最后我们一致了。杰出的白拉克伏在旅馆客厅里的弹子台上抄写一篇宣言，然后为了这个宣言征集召开一次代表大会的签名，这时已经半夜。我们把宣言又彻底详细地讨论一遍，到将近三点钟才就寝。然而，真倒霉！我们躺在臭虫窠里了。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入睡。四点钟就起来，搭早晨第一班火车回家。决议要在一个中德意志城市——哥达或爱森纳赫——召开代表大会，并邀请德意志—奥地利的工人协会和瑞士的德意志工人协会派人参加，也请求国际的德意志支部派代表出席。
因为会议的历史意义，我把白拉克及其同志们的宣言原文抄录如下：
给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们
同志们！我们联合会的主席在一大堆虚伪的套语之下，采取了使每个有思想的会员必然满心愤慨的手段。署名人应这种事态的要求，匆匆忙忙地（所以对于冷待也没有人想抱怨）举行了一大集会并一致同意一个对于党将有深远影响的步骤。我们请求你们，同志们，慎重地、毫无成见地审查我们的意见。
不久以前，施韦泽和门德先生，这两个极其激烈地以反动派的走卒互相指责的人，还不愿与闻工人党各派的合并，忽然在今天（取得了哈茨费尔德伯爵夫人的同意）在他们的联合会会员之前，以动人的词句来要求会员们导致单单党的这两个派别的统一，而对于整个社会民主党的团结却一字不提，并且这一切都在蔑视所谓“至尊人民”的权利的情况下进行。不仅表决期限那么短促，使会员对于问题不可能真正作出判断，所以一切都完全好像是突击；不仅表决的形式简直像用手枪抵住会员的胸口逼着他说是或否，这样，要么顺从那最可耻的条件，否则放弃所最渴望的统一，哪怕只是零碎的统一；不仅是这种表决形式与一个怀有民主思想的人不相称，而且就是主席也那么专权独断地办事，这几乎是没有先例的。就是对待美洲奴隶也绝没有比这里对待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更横行霸道的。那么，在采取这种极为重要的步骤之前，为什么还要征求会员或理事会的意见呢？！等到事情完了，就用几句花言巧语逼出会员的“自由”同意。施韦泽先生一吩咐，会员们就只有听从，然后称他们为“至尊的人民”。对于一个人，没有此这更大的侮辱了。如果施韦泽先生认为是好的，就责成会员们亲手把多年来辛勤缔造的改革事业一下子毁灭掉，并且立即接受以往造成最激烈的分裂的章程；这章程使主席掌握最漫无限制的权力而理事会毫无影响，除此种种之外这个章程还可以这样解释：在整整三年内章程不可能有任何改变！主席在这种情况下的行为——小型的政变——使许多联合会会员多年来的怀疑得到证实，冯·施韦泽先生只是利用联合会来满足他的野心，并且想把联合会贬成敌视工人的反动政策的工具；否则，他现在就会设法使德意志社会民主党的全体工人团结一致。谁只提倡一部分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团结，而不尽力从事唯一能使党获得权力和影响的全党团结，谁要是用这种形式使一部分团结而使全部的团结成为不可能，谁要是这样做的时候嘴里还说着动听的、洋溢着兄弟友爱的词句，他就是个十足的伪君子；而且谁要想把那些不服从提出的可耻条件而愿致力于某些较伟大的、某些较高尚的事业的人们都污蔑为团结的敌人，他就是一个盖世无双的阴谋家。
每个诚实的社会民主党人必须为导致德国全体会民主党工人的团结而努力。面临运动的日益壮阔的浪潮，面临世界上一切文明国家里暗示着政治和社会情况很快就要有重大变化的预兆，拖延这个团结就是叛逆。
但是，这个团结却只能是真正至尊的人民自己的事业，而你们，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们，不能让几个领袖任意把你们当作一群羊出卖，你们要作掌握自己命运的好汉！
我们深知，一个组织中个别人物的意志竟能蔑视联合会的一切成就，甚至能随时使联合会本身成为问题，能使联合会随时被解散而后再按照与他相宜的形式恢复起来，在这个组织中，这位个别人物用工人的几分钱去贿赂可耻的流氓，一个这样的组织里面没有丝毫民主的精神。在一个这样的组织中要想以后有所作为，那就是白白浪费我们最好的力量；我们不要它！
我们受一种思想的指导，即只有党自己能够决定它的组织，此外还受一种思想的指导，即要造成德意志社会民主党工人的团结，以及职工会的团结，我们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一个德意志社会民主党全体工人的代表大会，在这个会上就能奠定与国际运动相结合的党的真正民主组织的基础。同志们，我们指望你们的支持！以往总是满心怀着人为的互相仇恨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将会团结起来，并能给自己一个把他们的原则精神同他们一切力量的集结统一起来的组织。
同志们，你们决不要被那些从不把党的团结放在心上的人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你们不要容忍那种只敢拿来对付无廉耻的或无思想的人们的手段；你们要表现你们的本色，——不要作个劣性主人手下没有意志的奴隶——，而要作独立决定创造自己命运的实在和真正至尊的人民。为了我们的原则，为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冒险干一次英勇行动吧！让我们不要白白高举写着全党团结的旗帜！只有团结起来，工人才是一股力量！分散开来，我们就永远是我们敌人的笑柄，但是统一和真正民主地组织起来，我们就是不可战胜的。
如果你们同意我们——我们非常盼望你们如此——，那就请把你们的同意通知署名人中的一个，以便我们共同进行召开代表大会。
我们要（我们沉痛地下此决心）退出全德工人联合会。全德工人联合会曾是我们所最关心的，但是为了事业，人们就必须懂得不惜最重大的牺牲；并且除此之外，没有办法！
那么，同志们，在争取我们伟大崇高事业的神圣斗争的新道路上前进吧！热诚和坚持保证了胜利。
J·布雷麦尔（马格德堡）。霍夫曼（纽斯达—马格德堡）。W·克莱斯（马格德堡附近的布考）。太·约尔克（哈尔堡）。C·穆勒、S·斯皮尔和A·费维希（沃尔芬比台尔）。W·白拉克（小）、H·艾勒斯、E·吕台克和A·石拉德（不伦瑞克）。弗里德里希·埃尔乃尔（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一八六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在六月二十六日的《民主周报》上我们发表了上述的宣言，在同一期上也发表了我们给同志们的一个声明，其中驳斥了施韦泽说我们破坏与他成立的协定的指责。然后我们对门德—哈茨费尔德—施韦泽的联合喜剧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我们声明：“我们将进行决战，并且用一切力量和信心同明眼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携手进行这个决战。”我们结尾说：
“究竟是那里的腐化、卑鄙、贪图贿赂，还是我们这里的诚实和目的纯洁得到胜利，将见分晓了。
我们的口号是：打倒宗派主义！打倒个人崇拜！打倒那些口头上承认我们的原则而行为上背叛我们的原则的阴谋家！社会民主党万岁！国际工人协会万岁！”
我们在这个声明和以后一再用我们的诚实意图对施韦泽的不诚实意图作斗争，所以后来对方给新建的党起了一个绰号“诚实派”。
由于我的建议，中央理事会一致决议，赞同白拉克等同志主张召开全德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代表大会的宣言，并且要求工人协会的理事会采取同样的行动。我在六月二十八日发出通告，要求最迟在七月一日午时答复，必要时可打电报。我也写信告诉日内瓦的约·菲·贝克尔，国际的德意志支部中央委员会同样可以寄来一份赞成团结事业的声明。我希望，这一次我们这个总攻击能够成功。六月二十六日，盖布、普拉斯特和欧克尔曼（汉堡）也声明退出全德工人联合会并同意白拉克等同志的意见。
《社会民主党人报》现在遵行的策略是，经常宣称我们的群众不是由工人构成，而是由文人、乡村教师和其他资产者组成。
施韦泽继续设法用他所具有的巧妙手腕抓住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由他系统地培养出来的弱点。他在一篇文章里关于反对派这样写道：
“单只一点就可以决定一切。你们是不是民主主义者？你们断言：是的？你们知道不知道，民主主义者要服从多数——如果这个多数近于全体一致，更要加倍服从！那么，好吧！全德工人联合会，即以往的两个联合会几乎全体一致说：是。你们现在服从人民意志吗？哦，不！在你们的浮夸中，你们‘民主主义者’说人民是一群羊，说你们的意见不会错误。去你们的吧，你们这些吹牛皮的伪君子，你们自以为比全体人民、比费迪南·拉萨尔还聪明些！
比费迪南·拉萨尔，比你们伟大的导师和宗师还聪明——是的，是的。因为，你们的绊脚石，即拉萨尔组织又完全建立起来了……”
卖弄拉萨尔组织的文宇占满整栏篇幅，并且几乎是一期又一期地继续下去。
另一方面，《民主周报》一期又一期地刊载着由全德工人联合会内部发出的反对施韦泽的声明。这种声明来自哥达、汉堡、希尔得司海姆、爱尔福特、汉诺威、索林根、威斯巴登、爱北斐特、开姆尼茨（末一个反对门德）。还有一向任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秘书的H·罗洛尔，也声明反对施韦泽。
工会的领导人们，卷烟和烟叶工人协会主席弗里茨舍、全德鞋匠协会主席路·叔曼、德意志木工联合会主席特·约尔克和全德裁缝协会主席邵布都声明与施韦泽断绝关系。
七月五日，门德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通告说，施韦泽以绝对多数当选为主席。他自己（门德）虽曾屡次声明不接受推选而仍得到相当多的少数票。数目没有宣布。参加选举的人数比预期的人数相差很远。在门德宣布施韦泽当选为主席的夸张的讲话中说道：
“如马拉
[11]——他那时代最伟大的革命家很恰当地描述的：主席要像腿上钉着一个球的独裁者那样领导联合会，而且这个球应该是：
原则和组织。”
大家知道，这个球证实是件冒牌货。并且门德又一次引证说：
“对组织要忠诚不渝，它定会引导我们达到胜利”，在结尾说：“费迪南·拉萨尔万岁！他所创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万岁！组织万岁！”
施韦泽在他致谢当选的讲话中也同门德一样夸张和强调。结尾时说：
“那么好吧！以把你们大家、你们工人由睡梦中唤醒的去世宗师的名义——以我们党的选拔我为领袖的至尊人民的名义，以你们全世界的受苦兄弟们的名义，我张开旗帜，举着它前进。紧紧集结的行列，你们这些工人的队伍，跟随着选出来的领袖吧！
拉萨尔的精神不死！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工作万岁！”
这么两个占卜家，后来很快地就显露出来是两个受骗的骗子。所以七月十日，施韦泽下令选举二十四人理事会的成员，他预先提出了候选人名单。当选的理事会仍旧照以往那样分散住在德意志各地。
施韦泽在七月十四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宣布，全德工人联合会将参加我们所召开的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并公布一系列的决议草案，要由他的信徒在会上提请讨论通过。在上述一期中还说，整个自由资产阶级中各色各样的人作我们的代表大会的后盾。所以我们在文人、乡村教师、商人的领导下当然谈不上紧密的、统一的组织。这些人每个都必然找机会以重要人物自居。他进一步扯谎说，全部的资产阶级报刊都由我们支配。他要留意派遣相当数目的代表去参加爱森纳赫会议，但他们决不是文人和资产者，而是真正的工人。
他从现在起说我们的党只是由文人、乡村教师、商人等所构成，与他以往所说的八分之一和四分之一知识分子没有两样。
《民主周报》在七月十七日要求施韦泽不要只派遣他的工具往爱森纳赫，而要他自己来。若是施韦泽大人为礼貌起见还会让自己被禁闭起来，那么，只要到柏林警察那里说句话，就会准他的假。
施韦泽选取了入狱的办法。他发表一篇填着七月十七日的长篇《告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书》，书中又概括地叙述一下存在着的混乱并作了一些将在他从监禁里开释后去实行的诺言。宣言的末尾说：
“请把我牢记在心，就像我在监狱围墙里面对你们念念不忘一样。我向你们告别，高呼：在古老旗帜下再行欢聚吧！全德工人联合会万岁！”
他现在应在“监狱围墙里面”服刑的期间还有八个星期，他可以在鲁迈尔堡湖上划船和作其他娱乐来消遣。
现在来想一想下列情形。十一月底，施韦泽为服三个月监禁而入狱。十二月将终时，因为他的父亲去世，准他请假八天去处理家务；但是他自由了七个星期，在这期间，在警察和官署的监视下进行着紧张的政治鼓动，到了二月十八日才又入狱。三月四日，政府又一次帮他的忙，为了国会开会准他请假出狱。国会到六月二十二日闭幕，但是施韦泽仍然自由，并且又一次在警察和官署的监视下进行紧张的政治鼓动。等到他高兴了，就又走进监狱。
这种情形，无论在施韦泽以前和以后，在普鲁士都是不可能的。例如，一八六八年基多·威斯博士以违反出版条例的罪名被判了十四天监禁，几个警察在早晨六时袭击睡在床上的他，把他送进监狱。这种在大清早把政治犯从床上拖进牢狱的残暴方式是柏林警察数十年间的习惯。这种习惯的革除到现在还没有几年。施韦泽从来没有因为受这样或类似的虐待而诉苦。他入狱出狱，就像他进旅馆和出旅馆一样。他可以接见一切他愿意接见的来访者。由此可见，对他的怀疑是非常正当的。
※ ※ ※
在爱森纳赫会议前不久，特尔克希望在政治方面伤害我，认为必须向我的头投掷一颗臭弹。他在七月二十八日的第八十七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宣布说，我由前汉诺威国王那里每年领到六百塔勒的薪俸。这种指责是愚蠢的，但全德工人联合会也竟有人相信。于是我决意以诽谤罪控告特尔克。我请求威廉·艾希霍夫同志同当时柏林最早律师希尔塞门采尔谈谈并问他可否接受这个案件。希尔塞门采尔不肯接受，他认为这个官司打不出什么结果来。法官从断言我领受一个王侯的津贴这句话里看不出有什么败坏名誉，而拒绝为此提取证据。特尔克充其量不过被判诽谤罪，这对我也没有什么好处。此外，希尔塞门采尔还认为，我若去请前汉诺威国王的宫廷大臣普拉顿伯爵来作证人，来证明特尔克所说的是否属实，这样，伯爵单由于前后一致就会拒绝作证，因而特尔克的主张就好像是有根据的。艾希霍夫曾为此两次写信给特尔克，要求他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公布证据，因为他断言我为前国王服务是“确有证据”的。特尔克保持缄默；我为此也同样要求他公布证据。他不公布证据而只是重复他的指责，并要求我控告他。于是我称他为卑鄙的诽谤者，并且要他在莱比锡法院控告我，因为在柏林这官司难有结果。事情就这样毫无结果地算了。特尔克对白拉克解释说，他这个主张他自己并没有证据，但是这意见是一个政府顾问（！）提出的，只能在我这方面提出控诉时，他才能迫使那个人前来作证。
[1] 公元前四五〇——四〇四年，雅典的政治家和将军。——译者
[2] 奥地利国旗的颜色。——译者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八八页。——译者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二〇七、二一〇、二一五页。——译者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九五页。——译者
[6] 同上书，第九八页。——译者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一六一——一六二页。——译者
[8] 一八〇四——一八八一年，奥地利陆军司令。——译者
[9] 二人都是普鲁士的爱国将军。——译者
[10] 理事会的人数前面说是二十四人，此处作二十五人，恐系笔误。——译者
[11] 一七四三——一七九三年，法国革命家，人民领袖，学者。——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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