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倍倍尔 -> 《我的一生》（1911）
我的以后的国会活动，莱比锡叛国案及其他
德意志国会的第一次会议
一八七一年四月二日，我为行使我们所被赋与的全权前往柏林。国会这一次是三月二十三日特别隆重地由皇帝在全体德意志诸侯和利伯维尔的代表陪同下开幕，在端侯夫广场附近的普鲁士议会大厦开会。
我首先往访我从前寓所的女主人，打听一下我可否仍在她那里居住。她表示，非常抱歉，不可以接待我住宿。当十二月间李卜克内西和我走了以后，警察来到她那里，为了她供给我们住处而大加申斥。在那次会期中秘密警察寸步不离地跟随着我们，好像我们是犯人。波兰人的遭遇也同我们一样。政治警察一旦对政权敌人进行迫害，其特性就是无聊和可恨，总而言之是卑鄙。这个我们后来在德累斯顿充任萨克森的邦议会议员时也领教过了。
当我走进国会时，左翼的座位已满，只有最右边有空位。尽管我不大喜欢与最右翼的那些可敬的先生们做邻居，我还是坐在那里。但是，他们了解我的不幸，并没有使我因为有如扫罗置身于众先知之间而难为情。虽然我这邻居也确实使他们不舒服，他们的举动却十分像绅士。每当左翼反对右翼，我在最右边起而同情左翼时，常常惹得全院哄堂大笑。我是许多假面具中唯一有情感的心胸。
帝国宪法在作了必要的编辑上的修改以后，现在也得到了德意志国会的核准，关于宪法的总辩论已成为文化斗争的辩论。一八七〇年在罗马梵蒂冈的主教会议上教皇永无谬误的宣言唤醒了这些才子，尤其是自由主义者急欲借着文化斗争这面响亮的鼓（文化斗争这个名称是议员维尔周教授创造的），使人们忘记他们所牺牲的公民自由。天主教的政党在温德荷斯特和马林克罗特领导下组成中央党。在文化斗争的战士中奇菲尔（巴登）特别突出，他担任着高级法官的职务。我在四月三日发言时，表示对于辩论所采取的宗教性质深感诧异。我说，看来在新德意志国家中宗教辩论挤掉了其他一切。一个像我这样已与宗教信条断绝关系的人，在这种到现在为止我所出席的两次会议中，除去宗教几乎听不到别的东西，而仍要继续听取这种讨论，是需要一定的克制功夫的。（大笑。）我于是攻击民族自由党人，因为他们的发言人冯·特赖奇克教授曾声称，要求宪法的基本人权，那是属于政治童年的事。我同意他的说法，如果人们在一八四九年要求普鲁士国王接受包含有全部出版自由，全部结社与集会自由，教会与国家分离，保证个人自由和其他好事的宪法，那才真是政治的儿戏。向一个霍亨索伦家族的人要求这些东西，诚然是幼稚。我然后批评自由党人，他们宁愿放弃一切自由，而不愿同一个被认为革命的政党来往。同时我希望，在十九世纪终了之前我们能实现我们的一切要求。（大骚动。）如这个期间所指出的，这种看法未免很乐观了。
米凯尔继我之后发言，他认为我的党暂时还无危险，他将不同我辩论。但是对那些在他以前发言的先生们（中央党）却不然，他对他们大发雷霆。会议结束时我针对米凯尔作了个人发言。他对我的党有点蔑视的表示。我对这并不以为怪，但是我却愿指明，议员米凯尔（诚然有一个他既不是银行经理也不是市长的时期）曾隶属于他现今所攻击的党，即属于共产党。这个揭露使议会大为惊愕。米凯尔沉默。会后有许多议员到我这里来打听所提出的指责的真实程度！议员米凯尔从那时起对我相当尊敬了。
宪法讨论刚过去，舒尔采—德里奇及其伙伴就来了，建议修改宪法的第三十二章，目的在于实行议员日俸。在讨论宪法时，虽则那是提出这个建议的适当时机，但并未把它提出。我在有关的一次发言中说，只因对社会民主党的恐惧，使那些先生们不敢在国会中实行在其他一切代议制团体中已经实行的日俸。俾斯麦嘲笑建议人。他不愿完全确定，实行日俸后会议的组成是否还是这样。但是他不想作这个尝试，当他怀念起这逗人喜爱的会议而无可奈何时，那他就太痛苦了。（大笑。）无日俸的参议院常欲缩短会期，有日俸的众议院则情况与之相反。
四月二十四日的议程上列有进一步筹款来支付战争所引起的特别费用一案。法国国民议会固然在二月二十六日同意了临时和约，但军费赔偿问题还未确定。在法国的德国大军还需要款项。俾斯麦首先发言，论证提案的必要性。直到现在法国还不能履行其付款义务。诚然可以干涉法国内部事情，但是还不愿这样做，因此希望给法国些时间，由它自行安排。我在俾斯麦之后发言，指出他的解释表明了，他同他的政策已陷于困境。然后我再次陈述我们对于战争问题的立场。如果不坚持吞并土地，则数月前和约即可结成。我们就可以免于损失无数的人员和金钱，德国的处境也将比现在好多了。那时二十亿的价值要超过现在的五十亿。此外，法国的任何政府，不管它是什么名称，决不会忘记阿尔萨斯—洛林的丧失。法国在寻找同盟，俄国将来在这个问题上会改变态度。首相要愚弄俄国，是否能像他愚弄拿破仑那样成功，我很怀疑。（哄堂大笑。）可以断言，我们将来的军事预算一定远高于放弃吞并而与法国作合理的协议的预算。首相在德国的政策同拿破仑在法国的政策一样，是由资产阶级支持的。只有双方的工人拥护和平。人们现在又可以看到，巴黎公社受了那么多的攻击和蔑视，而处事却极有节制。（持久的大笑。）巴黎公社是从三月十八日在巴黎宣布成立的。我并不完全同意巴黎公社所采用的一切办法，但比如说它对待大金融家有节制的态度，或许我们德国在类似的情况下就难以应用。（笑声。）冯·卡尔多尔夫先生针对着我发言，要证明全德意志不掠得领土就不愿和平，我用激烈的辩驳否认这种意见。
在这次国会会议上也讨论了关于伤害赔偿责任的法律草案（雇主责任法草案）。我在第三读时发言并且强调指出，工界人士对于这个法律所抱的希望，曾一度被政府的法律草案打消，后来更被国会的决议打消了。我详细论证了这一点。我特别尖锐地批评了拉斯克尔加到草案中的第四条，根据这条，由保险机关、矿工协会基金、救济基金、医病基金或类似的基金所支付的全部金额，如果企业主支付至少三分之一的保险费，就统统计入赔偿总额里面。企业主既从工人的劳动抽取利润，自应对工人所受的意外伤害单独负起全部赔偿的责任。
最后我要求，在确定赔偿时，由当事人双方聘请专家以陪审员的形式参与，而且雇主与工人的人数要相等。因此，像现在这个草案，我不能赞同。
因为我单独一个人在国会中（施拉普斯严格说来是不能算数的），所以为了出席会议，就不得不比往常更加频繁地来柏林。可是现在我的生意也迫切需要我亲临。这种双重地位使我异常苦恼，这在五月十日给我妻的一封信里表现出来，我写道：
“这里的事务是不可言状地讨人厌，我的处境因而极不舒服。我的地位和我必须而且愿意亲临生意场所的必要性之间的矛盾，是产生你和别人在我身上所觉察到的恶劣情绪的原因。”
那些当时为我在国会中的活动而欢呼的人们，想象不到我的情绪如何。
五月二十五日我又必须开火了。议程上列着关于阿尔萨斯—洛林与帝国合并的法律草案；同时还要先把阿尔萨斯—洛林的专制制度维持到一八七三年一月一日再说。我又追述一下战争的过程和普鲁士国王所作关于战争是防御战争的保证。吞并领土是和这个保证不相容的。吞并领土只意味着扩张霍亨索伦家族的权力。阿尔萨斯—洛林只会按照皇帝的意思来治理。至于专制意味着什么，我们在汉诺威被吞并后的期间，如我所举例证明的，已经尝到了。人们在这里谈到了法国的省长制度，据说阿尔萨斯—洛林将从这个制度中解放出来；但是普鲁士的行政区长官制度丝毫不比它好，反而比它更坏。不久以前，索林根有一个人当选为市长而未被批准，原因是他作为官员竟连公文摘由都搞不好。（大笑。）首相最近在一次我所没有参加的会议上谈到，必须把普鲁士的城市自由给与阿尔萨斯—洛林。是啊，他甚至还说，巴黎公社的努力基本上将达到在巴黎实施普鲁士城市规则的结果。但是为此斗争，却不值得，因为这不值一粒子弹的代价。如果首相说的对，我却无法了解，他何以能够接受五月十日在法兰克福双方所同意的和约里的规定，即把被俘军队供给法国政府来推翻巴黎公社。他还在同一和约里规定，在巴黎公社垮台后三十天，法国应支付第一期的五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可是他却以如何奇怪的方式对待这些在巴黎争取普鲁士城市规则的战士。但是，如果德国方面这样对公社作斗争，那么，我这方面要声明，全欧洲的无产阶级却是满怀热望地仰望着巴黎。巴黎的斗争只是个小小的前哨战，过不了几十年，巴黎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对宫殿作战，对茅屋和平，消灭困苦与懒惰”，就会成为全欧洲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我结束发言时说出我的希望，阿尔萨斯—洛林的居民应了解他们的自由使命，即同我们一起在德国进行争取自由的斗争，借使欧洲人民终于有一天获得完全自治权。但是这只有在欧洲各族人民认识到共和国体是它们的奋斗目标时，才能达到目的。（骚动。）
一八七八年秋天，在反社会党人法的讨论会上，俾斯麦侯爵说，就是我的这一篇演说使他眼见社会主义的危险性。但是关于这个，在我作这个发言的那一天，一点也觉察不出来。俾斯麦侯爵紧接着我讲话，开始时说：您们不要害怕，以为我是来答复上一位发言人的；您们大家和我有共同的感觉，他的发言在这个会场上是无需答复的。（同意。）这就是他对我所说的一切。就是随后的一些发言人也对我十分宽大，几乎全没有提到我。因此，在外面新闻界中，对我攻击得更加激烈。于是李卜克内西在《人民国家报》上断然声明说：“倍倍尔所说的东西，是他所必须说的；为巴黎公社辩护是他的责任！”在对我的怒号中间，《柏林交易所报》上刊出一篇以完全不同的很不伤人的声调说的星期日闲话。这显然是当时任《柏林黄蜂》报编辑的斯台登海姆写的。我在“柏林新闻界”协会中认识他，我曾应罗伯特·施维舍尔的邀请往那里去过几次。这协会也就是斯台登海姆在那篇闲话中所说的那个协会。其中与我有关的部分是：
“柏林是安静的！
人们有时听到的枪声，并不意味着处决叛徒，而是台盖尔区进行炮兵演习的声音，遮天的烟雾，不是火烧皇宫的浓烟，而是由我们可爱城市的各个角落升起的、把鸽子、麻雀和其他鸟类从空气里清除出去的各种灰尘的集结。
我们极其匆忙地把这个得自最可靠方面的消息发表出来，借以安慰柏林很多人的恐惧情绪……
……在《十字报》上竟钻出来一位八个男孩子的母亲，她要求柏林所有的母亲起来请求皇帝为了预防一个像巴黎那样可怕的刑庭，让人把柏林所有一切能够危害我们儿童的道德的机关、建筑、绘画、书籍等等全都加以破坏和毁灭……
……倍倍尔的演词起了这样的作用！
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来平息由一位八个男孩子的母亲投向《十字报》广告栏的幻想所激起的浪潮。
倍倍尔的演词诚然有点激烈。它与普通的宴会讲话有所不同，它的恫吓和观点使胆小的人战战兢兢。‘对宫殿作战！’听起来是有些不平常。大家知道，听到这样一个号召，特别使没有宫殿而租屋居住的人感到烦躁。柏林住在宫殿的人惯于信赖他的看门人，遇有可疑的人来访，他就与他扭打，直到警察前来把歹人带往岗亭为止。
倍倍尔高呼：对宫殿作战！他诚然又加上一句：对茅屋和平！但这还不能安慰一位有八个男孩子的母亲的流血的心……对茅屋和平！这是什么意思？
最重要的是，茅屋已经完全没有了。人们只建筑三四层的楼房。在柏林哪里有茅屋？茅屋和平已没有多大用处，而且倍倍尔可以许下这种和平，就像他可以对所有穿草鞋的人许下免税一样。免税固然不坏，但是今天谁还穿草鞋呢？
中午倍倍尔作了他那个火炬报告，晚上我们又在一个协会中遇见他。
这个协会并不搞政治，而是搞其他蠢事的。人们用闲谈和啤酒来消磨时光。
人们想象一个鲜红头发、雄赳赳鼻子的大力士——但这不是倍倍尔！
倍倍尔是个仪表秀丽的人，从漂亮面孔上，一双必已获得了许多妇女心的眼睛炯炯发光。但倍倍尔不是个登徒子。他诚实，甚至拘谨，绝不风流，主要是谦虚。我们会发现，他把火柴匣推得远远的，显然他讨厌硫磺气。
现在我们问每个母亲——并非每个有八个男孩子的母亲——，我们问柏林的每个单身汉、已订婚的、做父亲的、做祖父的：人们根据倍倍尔的言论把他当作烧毁德意志的房屋和建筑物的魔王，看来他的外貌与他的言论一样吗？我们敬倍倍尔一支雪茄烟。
我不会吸烟！倍倍尔文雅地辞谢说。
我们还应该引用点什么来安慰首都居民吗？倍倍尔不吸烟。倍倍尔连一支雪茄烟都不点——他会放火烧宫殿吗？
可惜我们忘记问问他，他在晚上点的是油类还是煤气。我们确信，倍倍尔家中没有煤油。那么，这样一个人会——？
不会！倍倍尔的灵魂中没有煤油！
我们还过多把他纠缠在关于他绝不全知道的柏林宫殿和同类建筑物的谈话里，我们为了慎重起见指出，柏林宫殿实在不多，所以完全不值得对它作战。倍倍尔显然没有想到，我们会对他的话这样说，‘对宫殿作战’这句话无疑地他只是脱口说出。‘至于柏林的茅屋’，我们继续说，‘首先要提到碎冰装置，其他一切茅屋都不及这个很不美的建筑物。即使这个碎冰装置消灭了，柏林也不至于惊惶失措。’倍倍尔恭恭敬敬地听着，但他很难了解我们的暗示，我们是说，‘对茅屋作战’到最后仅只限于一个比任何其他破坏都更受我们欢迎的破坏，这他似乎也认为我们是正确的，因为他和其他任何世人一样不喜爱碎冰装置。
于是我们就这样把倍倍尔和他的言论分开了。在我们的国会里所谈论的东西，有许多阅读起来要比单想付诸实施好些或可怕些。请我们敬仰的读者回忆一下齐格勒议员的惊人语：‘文化部长必须革职！’冯·穆勒先生就坐在一旁，耸了耸肩膀。他今天仍然端坐在‘席位上’。
倍倍尔是宫殿问题上的齐格勒！
齐格勒是文化部长问题上的倍倍尔！”
这里我所引的有关巴黎公社的言论，将为大部分读者所不了解。其中一部分人根本不知道巴黎公社是什么东西，另一部分因读过了反对公社的东西而有成见，只有极小的一部分人知道巴黎公社的历史。但是我们对它的态度，在斗争中，特别是在七十和八十年代的竞选中很是重要。甚至在九十年代，我还须在国会中为我们对公社的态度作辩护。
一八七六年三月，我在莱比锡同莱比锡民族自由党的主要鼓动者布伦诺·斯巴利希有一次大辩论，在辩论中我重提相当的章句，并把当时我关于巴黎公社的言论付印。
※ ※ ※
国会在一八七一年五月将终时闭幕。回家后结识了约翰·莫斯特，他是在大赦后被驱出奥地利而来到莱比锡的。他被释后，他写给他父亲的一封信是人所熟知的。他的父亲，我若没有弄错，是奥格斯堡的教会慈善团体的职员。这位父亲会企图使儿子改“邪”归正。
莫斯特在一八七一年一月十三日给父亲的复信中说：
“我向您保证：如果您给我一个月薪一千古尔盾的位置，而要我为一个同我思想敌对的政党服务，另一方面，如果我的党内同志只拿给我干面包，我将不加思索地伸手要干面包。”
这封信表现了莫斯特性格的优点。他所写的是他的真诚信念，因为他的天性原来是很好的。如果说他后来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下越来越走入歧途，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和直接行动的代表，这个一贯刻苦节欲的模范人物，最后竟在美国落得醉鬼的下场，这个恶劣的发展应归咎于把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逐出境外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如果莫斯特能留在那些懂得如何领导他和如何控制他的热情的人物影响之下，则党就能保住这个最热诚、最乐于牺牲和永不疲倦的战士。他后来做自己创办的《自由》报（起初在伦敦，以后在纽约出版）的编辑，常常对我猛烈攻击。他对付伊格纳茨·奥艾尔和李卜克内西比对我更为凶狠。虽然如此，我对于这样一个秉赋独厚而竟堕落得如此悲惨的人，深感遗憾。
莫斯特到莱比锡几天后又被驱逐出境。他去到开姆尼茨，在那里担任《开姆尼茨自由报》的编辑，并领导一八七一年仲夏所发生的五金工人大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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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不久就从战争时期的影响下恢复过来。现在开始的辉煌的工业繁荣时期有利于这种运动。德意志问题达到了一个结束，它虽然不能使我们满意，一时却也没有更改的希望，它消除了迄今争执不休的工人党派间的各种分歧之点。战场更加明显和简单化了。爱森纳赫党（这是我们党的简称）不久就出版了一批党的机关报。除了克里米朝和开姆尼茨的报刊以外，在不伦瑞克也由不知疲倦和一贯不怕牺牲的白拉克创办了《人民之友》并设立了一个自己的印刷所，此外在汉堡—阿尔托那、德累斯顿、纽伦堡、侯夫，后来在慕尼黑和美因茨也是如此。相反地，奥格斯堡的《无产者》报在六月中旬停刊了。
第一次德意志织工会议
德法战后开始的繁荣时期，鼓舞着工界人士创立新的和扩充旧有的工会组织。在特别受压迫的织工群众中也感觉到同样的需要。我的选区发起了一个德意志织工会议，定于一八七一年五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在格劳绍开会。出席的有受八十五个地方的一百三十四个单位委托来参加会议的代表一百四十七人。代表中也有当时隶属于全德工人联合会、后来充当国会议员的哈尔姆（爱北斐特）。莫特勒有紧急事务走了，我代替他作三个问题的报告：1．为什么织布业的工资这样低？2．如何才能提高？3．如何才能得到与目前环境相称的工资？在演讲中间，我指出，吞并阿尔萨斯—洛林以后，它的高度发展的棉纺织业将与德意志的同一工业部门展开有力的竞争，也将毫无疑问地对德国迄今的生产方式（非常普通的家庭织布业）起一种革命作用。出席旁听的格劳绍商人当时是通过他们的经理人使家庭纺织布业为其工作，听到这个议论都摇摇头。但是当我受长期监禁之后，一八七五年回到我的选区时，各方面都证实了我的议论是正确的。我的选区中的城市景象也使我确信我的正确，那些城市的工厂在几年间雨后春笋似地生长起来。我提议同阿尔萨斯—洛林的织工进行联系。我还提出一个议决案，即要求禁止工厂中的童工和以法令实行十小时的标准工作日制，都被一致通过了。此外，还议决要求取消星期天工作，只有两票反对。另一个由我提出的在激烈辩论后也通过了的议案，是有关罢工方面的，其中说道：
“全德织工会议向所有的同业建议，在组织罢工时要特别慎重，如果没有充分的财力和支持来确实保证胜利，就绝不要举行罢工。”
关于仲裁机构，我提出了以下的决议：
“第一届全德织工会议认为宜组织仲裁机构，由工人和雇主以相等的比数来组成，以便由和平途径解决有造成罢工之势的分歧。”
最后成立一个五人委员会（地点在格劳绍），掌握同业的鼓动和组织事宜，并按期发行载有同业通告的传单。在柏林举行了第二个织工会议，也同样发行一批传单，但是以后这运动又瓦解了。
萨克森的其他事项
一八七一年六月十四日，我们在莱比锡召开民众大会，议程是：“高额的地方税和市政”。自从一八四八年以来，莱比锡历次参加大会的人从没有像这次这样踊跃。这真是向大会会场来的“民族大迁移”，会场虽能容五千人左右，却还容不下这次参加者的三分之一。大会是为了答复莱比锡报界对我们的党，特别是对我个人在国会中的行动的猛烈攻击举行的。我严厉批评了市政机关。我所提出的议案指责了捐税制度为富人的利益而给平民加上无理的负担，此外，议案还指责了地方税的主要为有产阶级谋利益的用途，因为只有通过现有的阶级选举法才可能有这种管理方式，所以要求实施普遍、平等、不记名和直接的选举法。大会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通过，只有三票反对。自由主义的报界咆哮起来。
现在在萨克森也开始了迫害时期。当希尔施接管《人民国家报》的编辑部时，瓦尔特希作希尔施的代理人参加《克里米朝市民和农民之友》报，七月间他以报刊犯了亵渎皇帝罪而被判监禁三个月。此后不久，卡尔·希尔施也因同样罪名被监禁四个月。
八月三日，检察官宣布李卜克内西、赫普纳和我被控图谋叛国，此外还控诉李卜克内西有亵渎皇帝罪。九月二十七日，法庭决定接受检察官的建议。十一月十日，我们为这向德累斯顿上诉法庭所提出的撤销控诉被驳回了。
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
大会在一八七一年八月十二日至十四日举行。出席代表五十六人，代表七十五个地区的六千二百二十个党员。我担任第一主席，白拉克担任第二主席。议程富有兴趣，讨论得很热烈。在开幕词中我满意地说，在一个对社会民主党迫害最烈的邦的首都举行会议，对会议不会有损害。当时由伯恩施坦主编的《柏林人民报》对党特别仇视，它抱怨莱比锡的预审官没有做他所不能做的事，即禁止我们（李卜克内西、赫普纳和我）出席会议。约尔克作有关法定的标准工作日的报告。他的演讲很好，并提出一个要求法定标准工作日最多不能超过十小时的议案。我作关于邦议会选举和区选举实施普遍、平等、直接和不记名选举法的报告，白拉克作关于新的雇主责任法的报告。他建议一个决议案，国会如果以非常令人不满的方式制定法律，就要受到谴责。莫斯特代替临时不能出席的李卜克内西作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态度的报告。讨论这个问题时，引起了激烈的争吵。在场监视的警官以上级机关的名义要求我通知演讲人，他应避免任何牵扯到巴黎公社的东西。我拒绝了。这个偶然事件却为莫斯特帮了忙。他的讲话固然短，但因而更为尖锐。他说，有人打算给他套上一个道德的口罩。全世界，甚至中国人也加以争辩的事物，竟有人要禁止我们讨论。加之由于我们的态度，我们不断成为最猛烈攻击和最卑鄙诬蔑的对象。在被各方面这样用粪土玷污我们、用石头打击我们之后，还要禁止我们解释我们的立场。（暴风雨般的掌声。）警官企图辩明，他的禁令只就谈论巴黎公而言。但是我们所关心之点，正是要说明我们对于巴黎公社的立场。
在莫斯特之后由我发言。我觉得，官厅干涉我们的讨论并设法影响我们的讨论的方式，是与一个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不相称的。（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我不明白，对巴黎公社发表评论会是非法的。同时，一切与会者全知道，我们对公社抱什么态度。可惜我们在官厅的措施面前无能为力，我们只能对它抗议。我提议，因为我们不值得在加到我们身上的限制之下进行讨论，所以报告人不必讲话，我们对当前的议案不加讨论就付表决。时代的一个悲惨标志是，现在在有关公社的正式文件发表出来并且确定数月以来反对公社的言论是谎言、诽谤、胡说以后（暴风雨般的掌声），仍要禁止我们宣布这种斗争方式的罪状。
莫斯特声明，因为时代已大有进展，他对于我的建议更加同意了。他认为，当他作如下声明大家一定会同意他的，即：如果反动势力在国际上联合起来，那么革命当然也必须在国际上联合起来。（暴风雨般的掌声。）他结尾说：
“请看从东方到西方，
火焰熊熊好明亮；
我们坚持忠诚、我们坚持不变，
因为我们旗帜是红的！” |
随着他的演说响起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接着我把决议付表决，决议说：
“代表大会声明，完全同意党机关报《人民国家报》去年有关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态度。代表大会特别赞成通过《人民国家报》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同国际工人协会保持精神上的联系。”
决议一致通过。代表大会然后讨论党的内部事件：临时党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报告，修改党章的建议等等。关于《人民国家报》的报告是，它拥有四千零二十个订户并负有一千六百七十五塔勒的债务。这里应该注意，在具有最好的党组织的地区创设地方报纸必然是非常有碍于《人民国家报》的销路的。根据这个观点看来，报纸的情况是可喜的。亨利希·邵乌原住在斯图加特，后来被驱逐出符腾堡邦，他严厉斥责我们符腾堡的党员同志同人民党眉来眼去，这是我党在那里国会选举失败的原因，并且总的来说，促进党内的混乱。容斯多夫的党员的一个建议被接受，建议说：“国会选举时只支持本党的党员并酌量支持其他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候选人。”然后根据麦茨诺和约瑟维茨的建议，以不辩论而在原位起立来表示对巴黎公的承认。最后讨论怎样能最有效地在乡村劳动者中间进行鼓动和组织的问题。根据我的建议，代表大会决议遵照萨克森只需有限保证即可设立的合作社条例在莱比锡设立一个印刷合作社。党常务委员会的地点是汉堡，监察委员会的地点是柏林，下次代表大会地点在美因茨。在向会议办公室和德累斯顿地方委员会致谢以后，这个以极满意的方式进行的代表大会结束了。
在德累斯顿代表大会后不久，又在莱比锡、开姆尼茨等地举行第一次妇女大会，并在开姆尼茨成立第一个妇女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会员也在柏林向同一方向进行。
德意志国会的第二次会议
会议在一八七一年十月间召开。月底，在议程上列有一八七二年度财政预算案的第一读。当时的财政预算年度是由一月一日开始。议员拉斯克尔和李希特尔都比我先发言。我驳斥了他俩的言论。拉斯克尔议员有一次曾反对我说，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不一定是反动的。可是这一点在德国即可证明，哪里的政府是强有力的，国会就软弱无力。国会中的一切决议，凡是不合首相意思的，不管理由如何充足，都被丢到字纸篓里。李希特尔议员的要求自然也不例外，他要求法国一把最后五亿军事赔款付清，就立刻取消盐税。根据和约，这要两年才能实现。但在这期间，首相又要重新拖延谈判，于是我们又面临一个新的战争（事实上我们在一八七五年就接近面临一个这样的战争）。盐税并没有取消，不仅现在，而且在两年内都没有取消。所希望的减少军事预算也未实现。拉斯克尔议员错误地斥责格莱尔议员，说他误认为人民会相信帝国成立后将减轻军事负担。这种信念确实存在，而它的代表就是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没有这种信念。资本主义日益发展所造成的阶级对立日益加深，已足以阻碍常备军的缩减，关于这一点就是拉斯克尔议员的发言也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他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常备军总可以认为是现有秩序的支柱，则是错误的。法国也曾有一支大军，但不能阻止巴黎公社的产生。此外，无产者增加得比常备军快得多，而且随着常备军的增加，军队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也就增加，因为工业的无产者在军队中的比数越来越大。虽然如此，自由主义者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军队上，凡是为军队而提出的要求都同意。
十一月八日讨论毕星的建议的第三读，他要求在每个联邦国中必须成立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国民代表议会。这个提案在第二读中通过了。我对此声明说，我今天要同保守党和中央党一起反对这提案，甘冒又被说是黑红联盟的危险。以前我们曾表示反对联邦扩大权限，是希望在中、小邦中能活动得较为自由些。这是个错误，例如在萨克森，人们反对我们的作为是难以复加了。因此，如果首相想囊括所有的中、小各邦，我们也不反对，如果不是这样，以后我们还要对付其中一个邦。（笑声。）我所以反对这提案，是因为它内容空虚。什么叫做在每个联盟国中必须成立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国民代表议会？由什么选举？大概是普鲁士的三级选举制吧？说现今各邦的议会是国民代表议会，就是欺骗。（大笑和巨大骚动。）
有人说，首相自从一八六六年以来更加遵守宪法了。这是错的。主要原因在于自由主义政党更加顺从了。（巨大骚动。）人们制定了一种不能更反动的帝国宪法。（大笑。）这是伪立宪主义，赤裸裸的独裁主义。议长辛森早已冒起火来，打断我的话并且威胁说，如果我仍这样讲下去他就要求议院授权来阻止我继续发。（热烈的赞成。）根据会章，他对此是毫无权利的。因此，我抗议他的威胁，并继续发言说，如果梅克林堡的宪法也是同样的坏……议长再一次打断发言。他说他把言论自由的限制放宽了，但是像我这样的演说来反对我们生活所依据的宪法，则超越了一切限度。他又一次以禁止发言来威胁我。我重又抗议，并且引证说，反对派（辛森当时也在内）在普鲁士冲突时期的讲话要比我今天的尖锐得多。议长答复说，那时如何，与他无关，而今天准许讲什么，则由他决定。
我再次抗议。我接着描述伪立宪主义的欺骗性，这样一种宪法有什么价值？我不愿在许许多多抵不得书写用纸的价值的德国宪法以外再加上一个新宪法。
议长又激动起来。这种描述是否也指帝国宪法而言？我没有必要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声明，我对帝国宪法诚然也是如此理解的。（巨大骚动。）于是议长请议会授权给他，来制止我发言。多数赞同了。
在我以后由国会的保姆拉斯克尔议员发言。据他说，我们在国会中和在帝国中享有可想象的最大限度的言论和出版自由。他说，这一切我们还觉得不够，我们要想用粗野的暴力贯彻一切，而使自己超出法律之外。（我大声打断发言，议长警告我守秩序。）我只是不相信，人们养着四十万人的军队为的是反抗我的努力。公民们会自己来处理这个问题。他在这里还说，公民们会用棍子打死我们的。后来他在速记本上把这句话划掉了。他又说，德国公民比法国公民还要勇敢得多，说我是一个幻想家，相信我们能够达到目的。
会议结束时我作了个人讲话，指出议长没有斥责那说我是个幻想家的侮辱。我相信，拉斯克尔议员比我更是幻想家。我也没有自夸，说德意志人民站在我们这方面。我知道，我们还是微小的少数，如果人民站在我们这边，拉斯克尔议员和他的朋友就不会坐在这会场里了。（大笑。）此外，拉斯克尔议员竟敢对我的党进行诬蔑。至于他关于公社所说的话，我下次再来批驳。维格尔斯议员也驳斥我，说我在拒绝他们建议的发言中表示赞成梅克林堡的现状。我回答说，那可能是个误解，他并没有听到我赞成把梅克林堡并给普鲁士，如果这样，倒帮助了他和他的梅克林堡的同党。（笑声。）
次日在进入议程之前，我发言声明。声明说昨天议会应议长的要求，以秩序为借口阻止我发言。但是议会本身却因此极其严重地破坏了秩序。我根据议事规程的条文来证明这一点。议长只能在向我明显地召呼两次遵守秩序以后才能阻止我发言。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议长未经召呼遵守秩序就打断我的发言。他必须清清楚楚对我说：我要您遵守秩序！因为议长没有注意到现行规则，所以议会的决议也是完全不合理的，因而是无效的。
我的抗议使议长感到不安，他明明知道他和议会错待了我。他现在把问题归在一点，即在他喊遵守秩序时是否必须使用“我警告发言人遵守秩序”这个公式。他认为不必，如果我另有看法，他就要把这件事移交议事规程委员会。
于是我声明，对于议长和议会的措施我必须保持我的意见。根本没有喊守秩序，因为仅仅由议长打断发言，决不能当作呼喊遵守秩序。他可以把问题移交议事规程委员会。辛森声明准备这样做。
这件事引起很大的震惊，几乎全体新闻界都站在我这方面。议长和国会是错待了我。国会神经不安，失去了判断事实的能力，只要我一讲话，一家自由主义报纸马上予以发表。《爱北斐特报》在前几天就写道，德意志人民的代表团体尽管有一切优点，却也有缺点，即太不能容忍它血管里点滴异己的血液。人们应该用最严格的法律限制来阻止个别国会议员的叫嚣狂，但是不应丝毫超越法律所允许的范围……但是在星期三，这个法律惯例毫无疑问被议长和议会自己破坏了，今天拉斯克尔也是错误的。
后来当十一月八日会议的速记报道提出的时候，我再次在进入议程之前发言。按那次会议的速记报道，拉斯克尔议员想要说，公正和有产的公民要用自己的力量把他们（我们）打倒。这句话是捏造的；他原来说的是：用棍子把他们打死。他（拉斯克尔）固然是谨防不要带一根棍子来领导公正的公民，但是就他来说，他的话正是有趣得很，他当着我总是，而且在上述会议上又是装作礼貌和道德的代表，而且以文明的名义来说话反对我。因为副议长霍亨卢恩-谢林侯爵（后来的首相）打断我的话，不许我继续讲下去，我又同他冲突起来。
随后拉斯克尔发言，以充满义愤的演说把我形容成万恶之首，但附加说，他原想使他的话语缓和。我回答说，问题并不在于他（拉斯克尔）要想说什么，而在于他说过了些什么，这无论如何必须记入速记报道中。然后我转过来反对他又谈到公社的话。我为公社辩护，并且指出，现在自由主义的报界本身也不得不把以前归罪于公社的一系列所谓恶行，加以更正。议会又激动起来，有人打断我的发言，并且用最强烈的词句辱骂我，而议长却连一个字的谴责也没有。
十一月二十二日，这个伟大的日子是要解决议长和我之间所争执的问题的一天。议事规程委员会很轻易地完成了它的任务。议长对他们提出的问题是，他在喊遵守秩序时是否必须说：“我警告发言人遵守秩序。”议长原想也使我上这个公式的圈套，他要我在他所提的建议上连署。我拒绝署名。这种问题提法是完全错误的，委员会的回答也同样不对，因为议长本来不必一定按上述格式来叫发言人遵守秩序。进步党党员克劳茨（柏林）是委员会的报告人。中央党议员格莱尔（巴骚）首先发言反对委员会那种根本错误的态度，并且站在我这方面。继他之后是萨克森的总检察官冯·施瓦采博士为委员会的决议作辩护。随后我发言。我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委员会的决议。我原没有主张议长在任何情况下必须用“我警告发言人遵守秩序！”这句话来喊守秩序。他也可以说：“我不得不警告某某议员遵守秩序！”并且还有许多这类的形式。决定性的是使发言人和议会知道，发出了遵守秩序的呼喊。对我却没有这样做。接着我引证一八六六年二月十日辛森的讲词。他当时说，言论自由会被滥用而且常被滥用，我们中间能够免于这种指责的大概还不多——怎样改变这种情况呢？尼布尔不是说过：凡是不能滥加利用的东西，就是没用的东西这句真理吗？辛森在那个演讲中也控诉政府说：政府对一切稍像自由的东西完全不能容忍；有自由的报界，它就不能统治；不能操纵法院的组织，它就不能统治，从而损害司法在国内的威信；不能左右选举，它就不能治，而选举结果却会与人民的信仰相反；它不能用自由的地方自治来统治；最后，它也不能同一个以第八十四条实行言论自由的议会来统治！
我质问，议长如何能使他对我的态度与一八六六年二月十日他的演说相协调。俾斯麦有一次曾说过：“必须通过议会制度来弄死议会制度。”议会以它对我的态度很好地证实了这句话。继我之后是外交家温德荷斯特发言，他说的还是他那出名的在鸡蛋中间跳舞的一套。议事规程据说是不够清楚的；最后他提议把该案交还委员会把有关的条文加以修订。他结尾说：“我既不赞成也不反对辛孙，也不赞成或反对倍倍尔。”还有进步党的发言人霍维尔贝克男爵和弗兰茨·邓克尔也是不热不冷的。董克尔赞成温德荷斯特的建议，霍维尔贝克则相反；他认为除了掷石块打我以外，别无更好办法。温德荷斯特的建议最后通过了。老齐格勒对于国会特别是对于他的党所演的这一幕戏非常愤怒。决议刚一通过，齐格勒就气得发抖地走向我的座位来，说道：“您听着，倍倍尔，我们全都是混……，您如果取得大权，您就把我们全吊死在街灯架上！”我带笑答应说，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就奉行他的亲切的建议。辛孙认为议会的这次决议等于投不信任票。他辞职，自然又当选了。
这个事件以及我在最近三次会议中的态度使我在工人和民主的资产阶级中的声望大增。当时还有拥护民主的资产阶级分子。例如在柏林就有相当多的以约翰·雅可比为理想的富裕资产者同情我们。他们团结在基多·威斯的周围。威斯是主要由他领导的《未来》报的主编。这个报是一个民主主义的大报，一八六七年由豪富的雅可比派（这是我们对雅可比的特别信徒的称呼）创办的，但因费用过大，不得不在一八七一年春季停刊。属于这一派的还有大洗染厂的创始人W. 斯宾德勒的儿子威廉·斯宾德勒、范·德·赖顿、G. 弗里特兰德博士、毛尔顿·莱维、迈尔施太因博士、包斯、斯台法尼博士（后来充当《福斯报》主编）等。还有我通过罗伯特·施维舍尔认识的当时还很年轻的弗兰茨·梅林，也属于这班人。李卜克内西和我星期天如果住在柏林，就照例在一家酒店里会到许多上述的人们，其中也常见的有保尔·辛格尔。大家彼此默契地喝所谓库彻的一种廉价摩塞耳酒，每杯五十分尼。随后也常到啤酒店去。我的酒量始终是最小的，但是施维舍尔、李卜克内西、基多·威斯、梅林都是海量。我们会有好多次喝到太阳已在天上大放光明才回家去。
我的威望的一个后果是使我受到敬重和招待，常常被邀请到熟人家中进盛大的午餐或晚餐。但是我不甚喜好这种宴会，总是尽可能避开。一八七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我写信给我妻说：
“我把今天这个星期日所有的邀请都谢绝了，我向各方声明，我已有约在先，但这不是实话。人能有几小时再做一个自在的人，就是快乐的了……此外，我希望能够早日离开此地，我对于这里的生活十分厌倦，我渴念着你们和我的家庭……如果认为人的幸福在于吃喝，那我在这里必是很幸福的了，但我并不幸福。”——
国会中的事件在新闻界掀起了更长时间的浪潮。《奥格斯堡总汇报》发表了一篇会议概述，其中谈到我对毕星建议的立场，非常善意地说道：
“倍倍尔又一次证明了他那辉煌的演说天才，从而证明了他是个完人。因为知道的人还不多，所以值得特别提出，这个莱比锡的年轻的旋工师傅，虽则他是完全孤立的，而且他那偏激的见解受到差不多一致的指责和惋惜，却在国会中赢得了完全特殊的地位，并且在多数派中，特别在极端保守派中间赢得尊敬的赞扬，他并且利用在柏林的余暇在一个同行的手艺工人那里工作，借以维持家庭生计，因而声誉更高，拉斯克尔部分无理的攻击，不能加以损害。倍倍尔同时是一个天缘凑巧的实例。如果他在童年不是过于孱弱，那么，他这个普鲁士下士的儿子一定会在军事孤儿院中教养成人，而且可以预料，现在已成为严守纪律的卫士长了。但是他那时在维茨拉受到温克勒慈善机关的教养，而且他那固有的天资和自己的勤奋，使他成为一个人数虽少而不无危险性的人民党的领袖和德意志议会中卓越的演说家。”
报道人说我在柏林的一个同行的手艺工人那里为我的家庭生计而工作，这自然是一个传说。这毕竟是件不可能的事。但是这个传说开了例；许多年以后我在一本关于社会民主党的书中又看到了这个传说。历史常常就是这样造成的。我后来还得到类似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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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党内的发展是完全符合愿望的。已经大力开始对党进行的迫害，无损于党而且对它有益。每当一个人在斗争中被摧残，就另有三个来补他的缺。有一件事可算得那时的奇事，莱比锡的市政府驱逐莫斯特出境，因为理由不充足，莱比锡警察局把驱逐令撤销。在我在柏林期间所召开的各次集会上，照例有一批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鼓动者来围攻我，这对我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我们之间的关系，尽管施韦泽辞去主席职务而由哈森克莱维尔继任，也并未改善。尤其哈森克莱维尔在《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出了一种极其粗暴的声调。十一月间，当我在制革工人罢工协会发表演说时（在这里我初次认识伊格纳茨·奥艾尔），有整整一队发言人在哈赛尔曼领导下和我对抗，想在道德方面把我打垮。这个尝试给他们造成恶果。会议结束后，当我同我的许多敌人在私人谈话中责备他们的阴险斗争方式的时候，其中二人，齐娄夫斯基和菲茵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您必须同我们斗争；因为如果社会民主党今天统一了，政府明天就会用所有的权力来加以干涉，而把党镇压下去！这两个是预知凶兆的人，因为后来统一实现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差不多就像他们所说的这样。哈森克莱维尔初任主席时也喜欢施韦泽的作风。因此，他在阿尔托那也乘坐两匹白马驾着的大马车游行。但是他不久就感到，他不是施韦泽，不适于扮演这样的角色。
十二月间，警察局长吕得尔借口莱比锡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协会违背联合禁令而予以解散。在其他地方也有仿效这个禁令的。这时我们纽伦堡的党员同志在安敦·梅明格的领导下发出援助那住在纽伦堡附近、生活极为困难的哲学家费尔巴哈的号召。由于地方上的争端他住在纽伦堡不可能了，梅明格后来就完全右倾了；他成为巴伐利亚农民同盟的领袖和农民同盟在新闻界及巴伐利亚邦议会中最狂热和最干练的代表之一。——
萨克森警察和法院的迫害随着德意志帝国的成立而空前加剧，却在党内引起极好的情绪。一八七二年一月九日，我们在开姆尼茨举行全邦集会，出席代表一百二十人。全邦的每个区域都有代表参加。我担任主席，莫斯特任秘书。决议是，力求彻底改革结社和集会法律；应为邦议会选举和区选举要求普遍、平等、直接和名选举权；贫民救济应由国家法令来规定，其费用通过累进的所得税来筹措。向受处分的协会和职工会建议，把申诉一直进行到最后的法院，如果这样没有效果，就成立地方协会。此外，要求撤销差役制度，并建议那些已经失去宗教信念的党员同志退出地方教会。——
一八七二年二月一日，瓦尔希被关入胡伯图斯堡的要塞监禁以后卡尔·希尔施也被监禁了。同时，其他监狱却也住满了被判罪的社会民主党人。个别同志还遭到极重的狱刑。
莱比锡叛国案
一八七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在柏林王宫的所谓白厅举行的第一届德意志国会的开幕典礼上，俾斯麦侯爵走向冯·施瓦采议员说道：“现在，检察长先生，控诉倍倍尔及其伙伴的案子怎么样了？”对方耸一耸肩回答说：“什么也没有！”于是俾斯麦不高兴地说：“那么就不该把这些人关起来；现在诉讼的仇恨要落在我们身上了。”萨克森财政部长冯·弗里森刚听了俾斯麦同施瓦釆的谈话，就走向莱比锡地方代表——议员比恩包姆教授说道：“这里我们的施瓦采做了一件大蠢事！”
不过冯·施瓦采先生并没有做蠢事，他只是以法学家身份，对案件内容详细了解以后说了所必须说的话。施瓦采同审问我们的法官一样，认为无法判罪，而俾斯麦完全忘记了，一八七〇年十二月十七日逮捕我们，并不是因为有了据说我们图谋叛国的任何证据，而是因为想利用在不伦瑞克委员会中查到我们的信件这一事实而把我们关进牢里。甚至有人告诉我们说，俾斯麦亲自在总司令部发出逮捕我们的指示。
莱比锡刑事陪审法庭被指定在春季开庭期间给我们判决。审讯于三月十一日（星期一）开始。莱比锡群情非常激昂。官方人士估计会发生暴动。因此我们在三月六日和九日的《人民国家报》的报头上发表下列的要求：
“同志们！
您们知道，由三月十一日（星期一）起，刑事陪审法庭开始对我们进行叛国案审讯。您们之中大概有许多人要想参加旁听。因此我们向您们恳切要求，既不要表示拥护，也不要表示反对来打断审讯。不管那里发生什么事，您们都要保持安静。我们的敌人可能用恶毒的挑衅文字或者通过雇佣的代理人设法来刺激您们，您们要粉碎这些阴谋诡计。将来的清算是免不了的。
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赫普纳。
莱比锡，一八七二年三月三日。”
这个劝告并不多余。因为害怕对我们的判决会失败，所以布罗克好斯的《德意志总汇报》、《莱比锡日报》和由汉斯·布鲁姆博士所编的《边境使者》报把送给陪审员煽动性文章而使他们反对我们这件事当作最重要的任务。并且还亲自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去影响他们。
我不想叙述这个案件的十四天审讯过程的详细情节。控诉的材料包括我们在协会、集会中的全部鼓动活动、文章和小册子以及在不伦瑞克委员会被没收的一批信件。此外，凡是过去德文版的社会主义小册子等著作，即使我们对它的出版和推销毫无关系，例如《共产党宣言》，几乎也全都算在我们的账上。还有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卡尔·汉森的一本名为《一个欧洲士兵写给他的伙伴》的小册子，虽然我们在审讯前丝毫不知有这本小册子，却也算作起诉材料。这小册子在党委员会的档案中找到了一本。因此，起诉材料在数量方面应有尽有，但在质量方面，像我们在审讯期间所再提出的，却是越来越糟了。
我们在国会中的发言，根据宪法是不能提起控诉的，但是莱比锡自由主义的报刊设法把其中最尖锐的辞句向陪审员报道。
检察官把曾参与一八七〇年我在孚格特兰的普劳恩城举行的反对麦克斯·希尔施博士的两次集会的人请了一批前来作诉讼的证人。那些演讲的内容（当时因德意志刑法法典生效而未能据以起诉）和李卜克内西的演说《论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地位》（他因为这个演说在一八六九年在柏林被缺席判决几个月的监禁），现在都被利用作叛国案的材料。起诉证人是曾出席监视我那两次集会的普劳恩的宪兵队长，此外还有其中一次会议的主席奇尔巴赫律师、一个编辑、一个首席教师和会议召集人。作为无罪证人，我们把白拉克和斯皮尔请来，他们后来一直参与这案件的审讯直到最后一场。
刑事陪审法庭庭长是冯·穆凯先生，包岑地方法院的院长。冯·穆凯先生同他的名字恰恰相反[1]，是一个魁梧的汉子，双手像屠夫，前额很低，使人惊异地问，脑子在这个头颅的何处。显然，司法部长阿伯肯是在萨克森法院院长中选择了一个智力最差的人充当刑事陪审法庭庭长。如果人们要想在一个政治案件中无论如何硬要判罪的话，那么就应该选择一个昧良心的野心家（这样的人当时在萨克森好像还没有）或者一个容易驱使的蠢材来充当这种诉讼的领导人。冯·穆凯先生绝不能胜任，他既不能掌握极其广泛的文件材料，也没有一个作这种审讯领导人所首先应有的公正和冷静。而且直到那时，他对社会主义显然还是一窍不通。常使人大笑而使他彻底丢脸的是，当他不能了解我们讲话的意义和影响而大发脾气时，于是想扮演他毫无能力也无理由扮演的驳斥我们的角色。他可谓头脑简单到一无所知了。
律师奥托·夫赖塔格和伯恩哈特·夫赖塔格充当我们的辩护人，他们辩护得非常出色。他俩反复纵横地盘问，使这常常不懂这些问话或者不知道它们的影响的庭长狼狈不堪。
陪审员中有六个商人，其中三个是由莱比锡来的，一个骑士地主，一个林务官和几个地主。这次审讯在莱比锡是一件轰动一时的大事。日复一日，宽敞的审讯厅里挤满了各阶层的旁听者。司法部长和检察长也出席了许多次。并且因为德国所有的较大报纸都有详细的报道，它们的读者现在第一次听到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追求什么（就报纸可能报道的范围来说），所以审讯发生了很好的鼓动作用。我们自然也通过我们的态度来照顾这点，特别是原为本案领袖的李卜克内西。各式各样的小活剧也不缺乏。比如当庭长因为拙笨的发问和言论而被李卜克内西所窘的时候，或他问我对于《共产党宣言》起过什么作用，我回答说：宣言出版的时候我还不到八岁；又如赫普纳一再回答说，当这个或那个文件出版时，他根本还未出生。每当这种情况发生，就成了小活剧。
我们的敌人天天到饭馆里寻访每晚在那里聚会的陪审员，企图影响他们。他们就把当天的经过谈一谈，并企图适当地加以利用。例如有一天晚上，一个上诉法院法官穆勒说：“您们想想，我的先生们，昨夜我梦见倍倍尔被释放了，我因而大为生气。”他好像认为，人们只想把李卜克内西判罪就完了。至于个别陪审员的品质如何，也可由下述一事来说明：有一天我们的一个律师在街上遇到一个陪审员，问他对于所提出的文件的内容能否有个明确的观念？这个陪审员回答说：“律师先生，坦白地说，我若不时时使用鼻烟，我就要睡着了。”最后我们以八票对四票被判有罪，为了判罪，法律上要求七票以上，就是这位先生的一票造成了有罪。
开审的第十三天，把问题向陪审员解释明白以后，在旁听者十分拥挤的情形下开始辩论。公诉人在结束他的发言时说道：“如果您不把这两个被告判罪（他没有提到赫普纳，他放弃了他）那您就是永久批准了背叛国家！”
奥托·夫赖塔格律师首先答辩，他开始先声明说，虽然在检察官的公诉发言和他的讲话之间有三刻钟的休息时间，公诉人申述理由时引起的他的惊讶尚未平息。他在数小时的出色发言中彻底粉碎了起诉的理由以后，建议释放我们。次日早晨，伯恩哈特·夫赖塔格律师发言。他在雄辩和法学方面的才干并不下于他的哥哥。大约讲了三小时以后，在结束时向陪审员说道：“如果您们肯定这个问题，那就是在萨克森创造和批准一个非法的局面。”为了这句话，他同庭长发生激烈争辩。庭长斥责了这句话。
在检察官的结束发言以后，奥托·夫赖塔格再度发言；与此相反，他的弟弟声明，因为检察官没有答复他所提出的检察官控告我们的“一定企图”究竟何在这个问题，他在一种奇怪的纪律统治着这个大厅的情况下，放弃继续辩论。我们赞成他这个声明。因此，审讯较预定日期提前一天结束。当庭长宣读陪审员的“法律训词”时，他同我们的辩护人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我们的辩护人认为“法律训词”是由错误的假设出发的，不能生效。他俩事先即已通知撤销辩诉。
经过两小时半以上的讨论后，陪审员宣布，他们认为李卜克内西和我犯了图谋叛国罪，赫普纳释放。检察官认为图谋行为离开成为事实还远，所以建议判我们两年徒刑的最高处罚，对赫普纳建议释放。法院即根据这个建议判决，并把李卜克内西和我在侦查期间的禁闭折算为两个月。
我们的党员同志对于这个判决极为愤怒。我强颜为欢，在审讯结束后同辩护人和同案被告人说，“你们知道什么，我们不管判决如何，今天晚上要往奥尔巴赫酒店（因歌德的《浮士德》中的酒店一场而出名）去喝瓶葡萄酒。”奥托·夫赖塔格说：“我们就这样办”，“而且由我们（他和他的弟弟）来会账。”
我们的妻以大声哭泣来迎接我们，她们对于这个建议自然是难以同意。认为做这类事是无聊行为，我们会成为可怕的人物。但是她们是英勇的，并且最后同我们一同前往。还有白拉克同他年轻可爱的妻子（她是陪他一同到莱比锡来的）和斯皮尔都参加了这酒会。在判决以前我们的家庭特约医师还用颇为别致的方法来安慰我妻。“倍倍尔夫人”，他同她说，“如果您的丈夫被判一年徒刑，那您还应该高兴，因为他是迫切需要静养的。”
三月二十七日，即我们接到法院判决书的那天，李卜克内西和我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了一篇简短谈话《给党员同志》，我们要求他们对事业要勇敢，尤其要设法传播现有五千五百订户的《人民国家报》。同一天我们在《人民国家报》上还发表了第二篇声明：《关于我们的判决》，其中说道：
“陪审员先生的裁判是不对的。我们所想望的和已做的事情，我们都毫不隐讳地承认了；我们并没有准备做刑法法典上所谓的叛国行为。如果说我们有罪，则一切在野政党都是有罪的。判决我们为有罪，就是排斥言论自由。
由于您们的裁判，我的陪审员先生们，您们以资产阶级的名义批准了吕森的暴行，并发给反动派一张空白的特许状。这个结果对于我们个人是无关紧要的。这场官司在传播我们的原则上起了这样莫大的作用，我们甘愿领受（判决一旦生效）判处我们的两年监禁。但是社会民主党却超过刑事陪审法庭的权限。我们的党将继续生存、壮大并取得胜利。但是您们，我的陪审员先生们，由于您们的裁判，也许宣布了现今刑事陪审法庭制度的死刑，这个单独由资产阶级组成的制度，无非是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工具而已。”
全部民主派和自由主义左派的报纸——在当时它还有作用——都站在我们这一边，只有《柏林国民报》除外。该报断定说：刑事陪审法庭是人民之声。人民之声是上帝之声，因此……。前任上诉法院院长台麦（他是迄今普鲁士法官界中最正直的人士之一，但是在五十年代初期成为反动派的牺牲品）为了我们的判决也在一家维也纳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尖锐的文章。我荣幸地于一八八二年他逝世前不久，在他退休后所居的苏黎世认识了他；他是一个特别富于同情心的人物。
冯·穆凯先生和检察官霍夫曼因为他们的救国行动而荣获奖章。至于检察长冯·施瓦采则因在起诉时协助有功，早已获奖。四月二日，约翰·雅可比声明参加社会民主工党，作为对判决的答复。柏林民主协会——不要同民主工人协会混淆了——以大多数赞成爱森纳赫纲领，就此点而言，它赞同雅可比这一行动。
我们的党员同志在党报上和许多次的民众集会上提出反对这个判决的尖锐抗议，结果自然又是不少人被判罪。
诉讼结束后不久，我患了非常疼痛的肋膜炎，好几个星期躺在床上。鼓动、国会活动、待审拘押和诉讼，再加上要求我发挥极大力量并迫使我把我的小企业加以扩充的营业上的紧张活动，都伤害了我的神经。我除了剧烈的疼痛外，还患严重失眠症。在我辗转床上不能入睡的许多夜里，我常常想到俾斯麦，据当时报新的报道，他也正患失眠症和神经痛，就此点而言，我们是同忧患者。既有同病人，痛苦就减轻了一半。
德意志国会的第一届第三次会议
一八七二年四月底，国会又开会了。我病刚好就往柏林，并在五月一日发言讨论霍维尔贝克及其伙伴取消盐税的建议。我在发言中反对一切加于生活必需品上的间接税。资产阶级为了它的阶级利益设法维持这种税务制度并继续加以扩充；他们尽可能逃避对国家的负担，却使直接税成为政治权利的尺度。议会是否相信，这种情况会导致不同阶级的和解？适得其反；资产阶级也不必惊奇，如果我们说退尔关于葛思勒所说的话：“同老天爷算账去吧，州官，你必得滚，你的时辰已经到了。”（暴风雨般的笑声。）欧仁·李希特尔声明，他不愿答复我，这就是说，不愿给我个人和我的主义本来没有的重要性。在这点上，我在私人谈话中驳斥李希特尔说，他这鄙视我的说法只是遮盖他缺乏反驳我的理由罢了。李希特尔回答说，他完全没有把我当作不值得答复那样的不重要，不过他至少当时没有把我当作像首相那样的重要（大笑），所以他没有时间来答复我。——
一八七二年“文化斗争”趋于顶点，“文化斗争”是俾斯麦在内政上最大的失策，它使德国内政向极为有害的方向发展。俾斯麦向国会提出驱逐耶稣会士出境的法令，因此掀起了激烈的斗争。在六月十九日第三读时，我发言说，英国文化史家柏克尔根据宗教争论在一个民族中的重要性来衡量一个民族的文化程度。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德国的文化程度是低的。很久以来，任何问题都没有像宗教问题引起这样多的注意。当然，宗教的理解与一个民族的社会和政治情况有着内在的联系。中央党在议会中所以强大，并不只是由于它的宗教观念，而特别是由于它所代表的社会和政治利益。天主教民众中的经济落后阶层特别喜欢加入中央党，其他资本家阶层则喜欢加入自由党。耶稣教是简单、朴实、平常、有些不拘形迹的宗教，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宗教。这整个斗争，凡是涉及宗教问题的，只是一个假斗争，实际上意味着争国家统治权的斗争。如果自由资产阶级诚意地要求进步，它就必须与教会决裂，因为资产阶级实际上是没有宗教的。宗教对他们来说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来支持他们所行使的权力和在工人中培养驯顺的剥削对象。
有人说，耶稣会同天主教毫无关系。这是不对的。耶稣会是天主教的最坚强的支持者，中央党说，对耶稣会的斗争就是对天主教的斗争，只就这点来说，它是对的。该案的辩护人主张，他们想通过该案建立和平；但是适得其反；他们得到的不是和平，而是战争。
有人还说，关于永无谬误的教条是对国家有危险的。这一点我不能了解。一切教条最后都是同科学和健全的理性相矛盾的，由这个观点来看，同样是对国家有危险的。（大笑。）一种教条越是荒诞（教皇的永无谬误的教条就是如此），就越遭到一切有思想的人的反对。也有人主张，耶稣会是不道德的。可是国家从来就毫不过问道德的事，而且首相也是最不会关心这事的人。首相所以生气，是因为人们没有把他的政策看成永无谬误的。（大笑。）如果耶稣会士和中央党的先生们乐意声明支持他的政策，那么他们就可以在教会方面畅所欲为了。（很对。）而且耶稣会越反动，首相就越喜欢它。他只是想把山南党变成他的工具。人们敢于把这样一个法律草案向国会提出，那就是蔑视国会的表现。（骚动。）自由派只是想通过对耶稣会的斗争来恢复他们由于牺牲一切人民权利而丧失的在人民中的信用。用特别法令同耶稣会作斗争，结果只会使它的信徒较以往增多起来。人民群众同情受迫害的人。公布一纸法令，要把一个人弄得无家可归，像一只野兽似的从一个地方驱逐到另一个地方，那是行不通的。在德国我引作例证的压制法令已经足够；我们用不着再添新的了。是谁把耶稣会扶植起来的？国家。如果把每年用在杀人工具上的多少亿万用之于人民的教育上，这方法要比一切非常法令更能损害耶稣会。人们建立一个现代水平的教育制度，把国家与教会分开，把教会势力排出学校，不要十年，僧侣的煽动就会完结。于是这些先生们就可以用上帝的名义在教堂中讲道，而不再有人出席。（大笑。）但是人们却不愿这样做，他们大家都需要权威，而教会则是这权威的主要支柱。人们知道，天上的权威一停止，人间的权威也就垮台了。人们害怕，这样一来，共和政体在政治方面，社会主义在社会方面，无神论在宗教方面就要得势了。我反对这法令，但是必须驳斥那说山南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同盟者的主张，认为它是无耻的诽谤。如果我们执政，则对山南主义和自由主义一样不妙。（骚动。）
在辩论过程中后来担任国会议长的巴莱斯特伦伯爵也讲了话。谈到我的讲话时，他认为，我的发言指出了，人们如果通过法律草案就会走向哪里去。人民既失去了对天上的天堂的信仰，就要要求地上的天堂，而这个天堂是国际所允诺给他们的。我强调这句话，用力高喊“很对”。
此后不久，在国会中传说着一个有趣的事。中央党的几位先生在一家饭馆谈论着教会学者多灵格和教皇永无谬误的新教条。多灵格是激烈反对永无谬误的宣言的。因此，一位教会的先生——慕尼黑的议员说道：“这个老蠢物既相信那么多荒谬的东西，他何妨也相信这个。”这句话在国会里尽人皆知，传为笑柄。
我的渎君案
公诉处决定把李卜克内西的渎君公诉与图谋叛国的公诉分开处理，并移交莱比锡地方法院。四月初李卜克内西在这里被释放。一八七二年五月底，德累斯顿上诉法庭驳斥了我们的撤销辩诉的申请，于是刑事陪审法庭的判决发生了法律上的效力。六月中旬李卜克内西入胡伯图斯堡监狱。我在国会闭幕后也还有一个控诉案要了结。我同样因为在莱比锡区的两次民众大会上的讲话而被控犯了渎君罪。我曾结合着普鲁士国王一八七〇年七月二十五日的感谢书的结束语，“我希望战争的结局将是德国的自由和统一”，作了各式各样的批评。我曾说，我们固然取得了统一，但是自由却落空了；而且在这方面比以往更坏，这我用事实为证。这正是照例发生的事情。国王们在危难的时候，不免作各种漂亮的诺言，可是等到人民牺牲了自己，救了国王，诺言就被忘记，不予兑现。检察署认为这些话里有渎君之处，法院在一八七二年七月六日进行审讯，审讯时由我自己辩护。检察官建议在我已被判的要塞监禁上增加刑期。法庭却不顾这建议，判我九个月监禁。因为这是一种与已判给我的处罚不同的处罚，所以附加刑被拒绝了；否则，如果这是九个月监禁，加上已宣判的要塞禁闭大约就有二十八个月了。此外，在第二点上，法院也不顾检察官的建议，剥夺了我的国会委任。
这一项决定是法院方面一个政治上的大错误，因为它既不能褫夺我的被选举权，同时我的党内同志，又会推举我为以往选区的候选人，并且我一定当选，法院就不得不承认它的判决为无效。事情果然也就是这样。我的重行当选对于法院是一个响亮的耳光。这是后话。
[1] Mücke，是蚊子的意思。——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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