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倍倍尔 -> 《我的一生》（1911）
我们的要塞监禁和在这期间所发生的事情
胡伯图斯堡
一八七二年七月一日，白拉克写给我一封告别的信，他在信里说：“如果不是因为你的家庭，我几乎要庆祝我们敌人的拙笨！比如说，你可以休养身体并多多学习；于是你就成为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了，并且最后，你亲爱的妻子虽倍尝离别的辛酸，你如果能这样经过一个使你一生又强健起来的疗养时期，她也将感到满意。”七月八日，即我入狱之日，我发表了下列声明：
“给我的萨克森第十七选区的选民！
朋友们和同志们！承莱比锡王国地方法院的厚意，以‘渎君罪’除判我九个月徒刑外，还‘剥夺我所充任的公职以及由选举而产生的各种权利’。
通过这个判决我丧失了你们付与我的委托。
朋友们和同志们！这个打击不仅是对我的打击，它也是对一向我所代表的你们的打击。它也打击了我们所隶属的党。我们要表明，它所做的打击是徒然的。你们面临采取重新选举这一着。我向你们请求在重选中再做候选人。如果按照你们的意思我没有辜负所赋与我的信任，那就再选举我。
我向你们保证，所受的‘刑罚’不能使我软化。要塞和监狱这些办法不能使我对于腐败的社会情况发生较好的观念。倚靠这种办法来施教的社会，就应当消灭。
因此，我们要用一切我们所能支配的力量和一切坚韧性来继续作战；请通过新选举把工具递在我手里，使我在以后几年还能参与这一斗争。我们的时刻总有一天要到来的。
告辞了！在新的斗争和胜利时刻再见！”
当天下午，我前往胡伯图斯堡。在车站上有一大批男人女人给我送行。我妻应我的请求同我们的小女孩留在家里。我所带的行李中有一个大鸟笼盛着一只美丽的雄金丝雀，是一位德累斯顿的朋友送来做我在狱中的伴侣的。我后来为它找到个配偶，我在胡伯图斯堡的狱中养育它，它后来繁殖了成群的子孙。在我须换车去胡伯图斯堡的达兰车站，人们为我举行一个别致的欢迎会。当我走出车厢时，所有的车务员排成一长队站在列车前面，把手放在帽缘上表示致敬。火车头司机挥舞帽子，大部分乘客也在窗上挥舞礼帽和便帽向我告别。这种同情的表示使我非常感动。
我到胡伯图斯堡后会到李卜克内西，他笑我还是招致了九个月监禁。在这里他却是聪明些。他笑得好。他后来却因为由胡伯图斯堡秘密写给《人民国家报》的一篇文章，而给负责编辑人招来了远远超过九个月的徒刑。他自以为多么小心呀！当他起草一篇文章而在措辞上有所怀疑时，他就找我商量。他把有关的章句念给我听。如果我觉得文章中有值得考虑的地方提出警告时，他就设法证明那些章句为什么是不危险的。他照例得到我这样的回答：“检察官和法官如果也照你这样想法，那你就是正确的。”于是他咬着指甲再思索新的字句。但是新的辞句时常较原来的更为尖锐。他很不愿意割舍一个在发表后会使敌人发怒的思想。
在要塞监禁中除李卜克内西外，还有卡尔·希尔施和一位开姆尼茨的党员同志。瓦尔特希的刑期已满，法院却正注意延续。我们同伴多半是五、六个人，有时也有个别因为决斗事件而被短期拘押的大学生。到我的刑期满时，我成为寄居在胡伯图斯堡的最后一人了。
我们觉得奇怪的是，我们必须到胡伯图斯堡去服刑而不到萨克森的要塞哥尼斯坦因去。原因是哥尼斯坦因没有收容平民犯人的房间，这种房间尚有待于设置。
胡伯图斯堡是因为一七六三年在这里缔结结束七年战争的和约而远近驰名。城堡是一座辫式艺术的富丽堂皇的建筑物。它的前面有一个宽大的院子，周围是一些二、三层的楼房，往昔充作内廷官吏和仆从住宿之用。当时在那里住并在那里办公的是集合在胡伯图斯堡的各机关职员们。这座建筑有些部分曾长期作地方监狱之用。这个建筑的耳房设有七、八个囚舍，是留给我们这些要塞犯人的。与胡伯图斯堡相连的有一个妇女病院和一个妇女精神病院，还有一个盲童和痴童教养院。里面住的人，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囚舍的窗子很高，还装有铁栅。隔窗可以看到我们散步所在的大荣园，墙外是森林、原野和远处的摩次申小镇。
我们囚舍的清洁由一个所谓工役来管理。为了囚舍的清洁和租费（连监狱房屋国家也不免费供给），我们每月付费五塔勒。我们的膳食取自与胡伯图斯堡相邻的维姆斯多夫的一个饭馆。我们的生活日程如下：早晨七时必须穿好衣服，然后打开囚舍门以备打扫清洁。乘这时间我们在囚舍前面的宽阔走廊上用早餐。卡尔·希尔施利用这个空闲同一个民事犯人下棋，他俩照例争吵不休，使我们非常好笑。八时到十时我们又被关起来，十时后我们在园内散步。十二时起，在冬天关到三时，夏天关到四时，而后是第二次散步，自五时起或六时起又关到次日早晨。因为我们有权利在晚上点灯到十时，于是这几个钟头成为我的主要工作时间。几个月后，我请求在上午八时到十时把李卜克内西也关在我的囚舍内，教授我英文和法文，得到许可。借这机会，我们也得以讨论党内事务和政治事件。关于营业通讯，我根据我妻每天寄来的资料来处理。
李卜克内西和我都是很爱喝茶的人。可是我们得不到茶，因为防止火灾，也禁止私自烧茶。但是禁令的存在，就是要供人破坏的。因此，我秘密弄到一个烧茶器和所必需的配料。一到晚上看守人关闭囚舍走了以后，我就开始烹茶。为了使李卜克内西也能同享，我在园内截了一根长约二米的竿子。一端用一根小绳系上由我编织的小网，里面可以放一只盛满茶的玻璃杯。茶烹好后，敲敲在我隔壁的李卜克内西的墙，于是他走到窗子那里。然后我把一杯茶用竿子伸出窗外，再转向李卜克内西的窗子，他一接到杯子就说声：“得到了，谢谢！”来告知收到。我们每人都急欲阅读的报纸，也用类似的方法来交换。我们在囚舍窗子的铁栅上横穿一根绳子，把两头接连起来，谁把报纸看完了，就用一个钩子把报纸牢挂在绳上，敲邻居的墙，于是邻居到窗子那里把报纸拉过去。
我刚把囚舍整顿出个家庭模样，就像一把怀中小刀似地直不起腰来了。近几年来过于努力和兴奋的生活，使我不觉得我的体力如何大为衰退。现在我被迫休息，紧张渐减，就不能支持了。身体非常疲惫，我好多天不能从事严重的工作。但是绝对休息和新鲜空气又渐渐使我振作起来。我的家庭医师曾安慰我妻说，一年禁闭对于我的健康是有益的，他这话很有道理。后来医师给我仔细检查身体时，也发现我的左肺叶患严重的结核病，并查出一个空洞是在要塞里痊愈的。朋友们知道这情形后，开玩笑说，我应该感谢国家把我送进监狱。我回答说，国家如果是为了我的健康而判我徒刑，那我就应该感谢。我一生常常走好运，这一次又是这样。一件可能使我灭亡的事却发生良好的结果。
在我确定无疑地要丧失自由三十一个月以后，我就决定利用这个时间竭尽全力来稍微弥补我在知识上的缺陷。因此，我一能恢复工作，就用全副精力投入工作，这是渡过逆境的最好方法。我主要是学习国民经济学和历史。我又学习一遍当时只出了第一卷的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拉萨尔的《既得权利体系》、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杜林和卡莱的著作、拉维莱的《原始财产》、罗伦兹·斯坦因的《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史》、柏拉图的《理想国》、亚理斯多德的《政治学》、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冯·屠嫩的《孤立的国家》。在我所读的历史书中间，柏克尔的《英国文化史》和威廉·齐美尔曼的《德国农民战争史》特别吸引了我。齐美尔曼的书鼓舞我写了一篇通俗性的论文，题目是《论德国农民战争，着重中世纪主要社会运动》。这本书由威·白拉克在不伦瑞克出版；后来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下，禁止发行。第二版需要修订，我因为无暇及此，没有再版。我也没有忽略自然科学。我阅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海克尔的《自然创造史》、路·毕希纳的《力量与物质》和《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李比希的《化学书简》等等。我还用一部分时间来阅读古典著作。我患有真正的学习迷和工作迷。
此外，我在服刑期间翻译了伊维·居尤和西基思孟·拉克罗瓦的《基督教社会教义的研究》，这译本现今仍以《基督教真相》的书名在出版。我为此还作了一篇反驳文章，命名：《伊维·居尤和西基思孟·拉克罗瓦的〈基督教真相〉批判，附录：妇女现在和将来的地位》。附录的文章，我相信是党员同志以社会主义立场论妇女地位的第一篇作品。我写这篇文章的动机来自我对于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空想家的硏究。我这次在监禁里也写出我的《妇女》一书的初稿，这书到一八七九年才以《妇女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书名出版，虽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禁止推销的情况下仍出了八版。一九一〇年出版了第五十和第五十一版。
我在狱中能够把这时间为我自己的利益加以利用，这是美好而且有益的，然而我还是盼望和欢迎恢复自由的那一天。但是，因为每个犯人都盼望早日恢复自由，从而表现得十分不安和不耐烦，计算着天数和钟点，所以我力图以此控制这种心情，即我为自己提出一项工作去完成，而这只有尽其全力，才能有成。后来在丧失自由时，我也使用这个方法；我觉得这方法效果很好。
我们的家属每三、四个星期来看我们一次。最后我们也办到了使他们能利用三天限期的来回车票。他们在这个时期住在乡村里。三位妇人来时每人带一个小孩；李卜克内西夫人带着他们的大儿子，他比我的女儿稍微小些。旅行是辛苦的，尤其在不利的季节。妇女和小孩必须在早晨七时由家中动身；花钱雇马车，三位夫人都认为是罪过。他们可以自上午九时半到下午七时留在我们的囚舍里，并可同我们一起在园中散步。这对我们是在监禁中很大的安慰。
我很需要体力劳动。因此我想我们应该为此在园里开辟几畦地。我们请求为此拨一点土地，遭到拒绝，但我们可以耕种沿着园墙几公尺宽的地边，要用多少都可以。就这样办了。我们带着必需的工具去做工。李卜克内西当时在写关于土地问题的论文，他自以为是农业专家。他保证，我们可以在空地边上是成一块出色的良田。但是当我们用锄头掘地时，发出了深深的叹息声。我们每一锄都碰到石头上。李卜克内西看到这样结果，也拉长了脸，我们大笑不止。这块地不是肥田，而是瘠土，我们要想有收获，就必须像我们的看守人所断言的进行施肥。于是李卜克内西和我拿着一只大筐走向园子一个角落里堆存着的混合肥料堆。凡是认识这种堆肥的都知道，若是戳它一下，就会气味扑鼻，印度和阿拉伯的一切香气都不能压倒它。但是我们不顾死活地去干，我们装满筐子以后，用两根竿子穿入提梁，李卜克内西在前我在后跑向我们的菜地。在园内做工的妇女们看到我们的动作都哈哈大笑。我在当时和以后常说，如果政府要我们做这类工作，我们会勃然大怒而加以拒绝。这是强迫与自愿之间的区别。
我们在菜地内种上萝卜种子，热烈期望有所收获。种子出得很好，叶茎茁壮地往上长，但是所盼望的萝卜却不见踪影。每天上午，只要我们一出来散步，就来个向萝卜畦赛跑，每人都想收获第一个果实。总是一场空。有一天，我们摇着头站在萝卜畦周围，并且深入研究不结实的原因，我们的看守人在那边听我们的谈话，笑着说：“您们为什么得不到萝卜，我的先生们，我可以告诉您们，您们施肥过多了！”唉呀！这样，我们的一切辛勤都白费了。
※ ※ ※
在一八七三年的头几个月内，国会又要开会，这样萨克森政府不管好歹就必须为我所保有的选区安排一次新的选举。选期规定在一月二十日。整个党把这看成一件荣誉攸关的事情，不仅要使我重行当选，而且还要使票数增多。一切能调动的鼓动力量都赶快来到选区。奥艾尔、莫特勒、瓦尔特希、威廉·司滔莱、瓦尔斯特、约尔克等都来做工作。敌人把格劳绍地方法院院长培曹尔特提名为对方的候选人，他为人平易近人，是选区里一位令人十分爱戴的先生。然而，这也无济于事。在选举日晚上计算出，我得一万零七百四十票，我的对手是四千二百四十票。不消说，这个结果在选区以及整个党内引起狂欢。这结果也给那取消了我的委任的法院一个响亮的耳光。我这次比一八七一年三月三日还多得约四千票。不仅如此。在选举以后过了几天，我那失败的竞选人在选区报纸上对我党公开表示感谢，认为党是以很公正的方式同他进行竞选的斗争的。
在选举后，奥艾尔和约尔克先到莱比锡访我妻给她道喜，而后来到胡伯图斯堡见我也向我祝贺。这是一次愉快的会晤。随后当国会开会时，我试行向萨克森政府请假参加会议。正如我所预料，没有成功。现在施拉普斯在一批自由主义议员支持下提出建议，要求在开会期间将我暂释。这个建议被大多数所否决。冯·马林克罗特议员说，他很惋惜我不能参与国会会议，但是帝国宪法第三十一条没有把议员的免罪引伸到刑事犯。
我承认，我并不对这个决议感到遗憾。如果将我暂释，那么我将因请假而延长坐牢的时间。如果我在服刑期间遇到三、四次会期，则满刑之期就不在一八七五年春季，而最早也要延迟到一八七六年夏天了。
在一个立宪国家，一个在服刑的议员，一到会期开始就马上被开释，以便能够尽他当议员的责任，这原是当然的事情。关于这一点，德国的人们是不愿与闻的。不过对于一个像我这样要服多年徒刑的议员，如果每遇会期就照例给假暂释，决不如一般的错误想法，认为是件愉快的事情。我至少把这看成是加重我的徒刑，因为它首先会加重损害我的经济生活。
李卜克内西和我当然需要至少同外面的领导同志尽可能保持接触。不过这只是在有限程度内可能。我们也可以常常秘密往外面带信，但是这样通讯有因回信不巧妙而被监狱长发现的危险，结果是对我们不利的。所以要小心才行。尽管直接通信要经过官方的检查，我们还是尽可能直接写信。往来的信件有时也呈现幽默性质。有一次我接到莫斯特由兹维考地方监狱给我的回信，他因为各种出版和言论的罪名须在那里服刑一年以上。因为这信同时把莫斯特的个性表现得非常之好，所以我把它转载在这里。莫斯特的复信是：
兹维考，一八七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亲爱的倍倍尔！
你的来信好像黑暗天空中的一道灿烂电光照射到我的隐修处，由来信中我高兴地看出，你们这些用笔墨危害国家的恶棍过得很好。——你现在也想知道我的情况如何；我愿意相信，因为我可以想到，你现在所遭遇的，正是我在迁入这里之前所遭遇过的，这就是说，你听到兹维考（Zwickau）这个地名总想到兹维肯（Zwicken）
[1]并且猜想听到一个噢的叫声。我不得不承认，我虽具有猫的坚韧性和绝望中的幽默——却不流于战战兢兢的呆气——，当我来到此地之前想到它的时候，并不像著名的五百母猪那样对它有十分的好感，但是现在既到了这里，事情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当然我不是像你那样过行宫狩猎的生活，而是沙特勒斯修道院僧侣的生活，不过我也没有感到烦闷，因为我还有许多东西要补习，所以现在利用机会努力攻读。我所收到的报纸可以供我消遣，我照日常习惯的方式（饮食，衣服等）满足一切生活上的需要。总之，我所忍受的只是自由上的惩罚，而不是肉体上的惩罚，虽然我也受到了对于一个犯人除剥夺自由而外的一切。除了一张写字用的桌子而外，我没有什么使我舒服的东西。一张自己的床铺，我觉得没有需要，不过我使用自己的枕头。囚舍完全像瓦尔特希所描写的那样（他也曾在兹维考地方监狱里住过一个长时期）；这里没有别样的囚舍；此外，人们不久也就对这习惯了，特别是这些囚舍的窗子虽高，但还很亮。每天在一个半庭院半花园的空地上，我独自一人散步二小时。没有人来访问我，所以我自然也不能接见任何人。你那时是不禁止你同家人往来的。人们对我也同对你一样，不让我刮胡子。我的灯点到十点钟。这些情况就是我由我这社会主义者隐居处能向你报告的主要事项。关于学习你当然要好得多，因为你的教授就在你身边。在语言学习上我特别感到，这里多么缺乏教师，尤其是会话没有这样一个教师简直学不成。顺便问问！你学法文用的什么课本？瓦尔特希因为我希望有一本法文文法，转送来一本十分古老、无用、繁琐不堪并且荒谬的荀肯的书（希采尔出版），我有几次在盛怒之下极想把它撕成两半。——你的关于梯也尔的文章写的很清楚。这个矮子是法国最大的阴谋家，他是个活的钱袋并且是唯一懂得如何促进君主政体的人，当然不成功，可是计划至少拟得不错：尽可能长期维持现状，然后慢慢地、在不知不觉中使共和政体消失而使君主政体出现。别的任何一个君主政体拥护者在他的地位，早就会发动政变，于是——同时折断了脖子，像一般君主政体的最后残余所遭遇的那样。在西班牙——企图使人相信——那些执政的长舌妇人只顾喋喋不休，丧失了她们那微乎其微的智力，否则她们实在不可能不与一小撮杀人放火的卡罗斯派
[2]决裂。现在希望那里也像在法国那样，不久就来个有力的大扫除。——我们事业在最近时期有这样进步，你感到惊讶；产生这些作用的原因是很多的。我告诉你：只要有一千个像你这样的人，或者甚至只是像我这样的人（不是自夸）——欧洲，不仅是德国，在五年内就会社会主义化。新生力量固然是够多的，如果胆怯不那么严重，新生力量就会表现得更多，而现在却是太少了。我们应该相信，人们在出生时大都是头朝下或者甚至嘴朝下的，因为他们不能充分张开嘴。我们不要别的，只需要嘴和心长在正当地位的人而已。——如果说我已不抱什么大的希望，那么，我仍然非常欢喜地期待下次的选举。至少要展开宣传，使火花四射。局势正合我们的要求。进步——破产、得胜狂欢——颓唐沮丧、伤兵问题、住宅问题、学校问题、几十亿问题、和平问题、投机商问题、“文化斗争”事件、厂主同盟、惩处、迫害、混乱等，这些都稍微有利于我们。因此我保养我的肺叶并磨砺我的长嘴，以便将来如果掀起选举战斗，就可以真正快乐地把许多政治海盗们打倒。——在萨克森我自然不能直接敲起鼓来，不过别处也有许多人，他们必须由人们把钉在他们脑袋前面的板子拆除下去。因为，我被警察驱逐出萨克森，虽则高等法院对于这件在法律上不可能的事情应否执行还未表示意见，不过我也不期望什么好事，至于事情结果如何，在我却也“无所谓”。对我来说，不是“无所谓的”，甚至简直不可解的是，对于这行为……
[3]可敬爱的尤利乌斯
[4]到现在还没有感动得作出说明。对了，最妙的事我几乎忘记了：万一我不顾驱逐而又在萨克森出现，则根据条文
就要把我送进反省院去！！——关于这姑且不说。——那么，若是我重获自由，也就有机会去……。
一般说来我是很舒服的，并且异常乐观。祝你好，并向社会主义学院的老住客们和你谨致敬礼！
约·莫斯特
科科斯基写给我们的信，却与莫斯特这信的性质不同。科科斯基在一八七一年在哥尼斯堡出版《民主报》，但不久不得不停刊，而应白拉克的邀请于一八七二年底参加《不伦瑞克人民之友》报编辑部。他具有极为幽默的性格，在当时党代表会议的饮酒晚会上常常被称道。他也遭到那时代的党报编辑的命运。他担任编辑的时间并不长久，却遭受了好多个月的监禁。但这并没有损害他的幽默，由下面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
不伦瑞克，一八七三年五月十四日。
尊敬的朋友们！您们好；父亲般的国家照顾周到，把您们置于特别照管之下，使您们在沉思默想中体会到一个好政府的恩惠。那三个人既然能够在火炉中唱赞美歌，那么您们，如果要塞监狱的规则并不禁止的话，为什么不可以在胡伯图斯堡的围墙内也这样做呢？
仁慈的天意，也给我三个月的要塞禁闭，因此至少一个时期不必听到吓人的呼声：科科斯基先生，稿件不够！已使思想有些安定的是，偶尔接到的几封信是必须先经过检查的，所以那些讨厌的和有刺激性的消息被去掉了。这样我也就放弃一切革命的报道，虽然我很乐意为您们阐明关于军事装备的情况，关于手榴弹和硝化甘油炸弹的最成功的制造法，这些都是产生真正奇迹的。仅仅这个消息：
汉堡，五月二十七日。煤油较稳定，当地一六·二〇——八十马克，五月，十六·二〇马克，八月——十二月，十七纸马克，一六·九〇金马克。
资产阶级已经开始羡慕您们了。最近在一个资产者团体中谩骂社会民主党人时，有一个被认为很可靠的，甚至是最可靠的投机者说：“今天交易所的消息好像冰块放在我的头上一般，我要羡慕倍倍尔，他能泰然坐在胡伯图斯堡，用不着关心行市的涨落。有人按百分之一百三十付给这样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以贴现银行的三万塔勒，然后使它跌到八十五，或者使刘易斯地下工程超过票面价格的百分之十五，我可以告诉您们，他们受够了惩罚。”这样，您们必须学习着由这方面来观察事物，而后沸腾的蛟龙毒液才会变成虔诚的思考方式的乳汁，此致衷心的敬礼——我这封信结束了，因为信就要送往邮局——我永是
您们的忠实朋友和同志S. 科科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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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三年十月二十九日，萨克森国王约翰死了，他的儿子阿尔伯特即位。因王位更替照例连带一次大赦，我们的妻子也盼望着大赦。这也难怪她们，我们的判刑和监禁在我们认为是我们活动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而她们则受到最大的苦难。但是我们一知道她们抱这种希望，就写信告诉她们，不可以存这种幻想。大赦将会到来，但不是为我们。我写给我妻的信里说，新王将宁可赦免萨克森监狱里的一切犯人，也不赦免我们。大赦的结果是很有分寸的，据我的记忆，被关在萨克森各监狱中的许多党员同志，没有一个被赦免的。这样倒好。国会在一八七四年初举行普选（因为当时国会任期只有三年）所表现的一种情绪，并没有因大赦而败坏。
我有这样一个念头，虽然我当囚犯，也可以用很有效的方式来参加选举鼓动，即写一本小册子论述历来的国会活动，为党的候选人和鼓动者提供必要的材料。想到了就做到了。小册子按时出版，书名：《国会及邦议会的活动和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三年的社会民主党》。我在小册子里加入了国会选举法、选举法条例、刑法法典中有关的规定、结社法等最重要的条款和鼓动指南，作为附录。这个匿名出版的小册子，受到党非常满意的欢迎。二十年后，有一天在往汉堡的旅途中，议员欧仁·李希特尔和我在一个车厢中遇见时，他甚至还为这件事恭维我。直到那时为止，我们虽已在国会中同事二十五年以上，彼此却还从未作过私人谈话。现在我们畅所欲言了。在谈话中，李希特尔叙述说，七十年代时，他在屠林根一个城市里的民众大会上作过演讲，在大会辩论时有一位我党同志提出他的一系列的罪恶，其中有些他早已忘记。他注意到发言人的责难是引自一本小册子的，他曾请求他的同党偷偷走到发言人那里，以便认清他所引用的是一本什么小册子。后来他得到了这本小册子，从它的内容看，他认为作为小册子的基础的想法很好。于是他决定把这种想法——虽然是用另一种形式——也拿到他的党内加以贯彻。这样，就产生了他的著名的政治入门一书。在这一刻，我以老师的身份坐在我那鼎鼎大名的政敌面前，有点自豪。大家知道，后来其他党派也照我们的榜样，出版这类政治入门的书籍。
我的小册子的另一作用是引起了威斯特伐利亚的旭夫市的一位副牧师霍好夫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许多文章驳斥我对于基督教和文化斗争的见解。我也写了一系列文章作答复，后来出版为小册子，名《基督教和社会主义》，到今天已出了很多版。
选举订于一八七四年一月十日举行。结果使我们非常满意。我们在第一回合中被选上了六个议员盖布（夫赖堡）、李卜克内西（司透耳堡—什内堡）、莫斯特（开姆尼茨）、瓦尔特希（米特维达—博格斯代特）、莫特勒（克里米朝—兹维考）和我（我的老选区格劳绍—美拉内）。在莱比锡城郊第十三选区，约翰·雅可比进入复选。全德工人联合会有两个候选人当选：哈森克莱维尔在阿尔托那和莱迈尔在什列斯希—霍尔斯坦的选区塞格堡。哈赛尔曼在巴门—爱北斐特进入复选并获得胜利。约翰·雅可比也以七千五百七十七票对六千六百七十四票获胜，但他又拒绝接受委任，这使全党不胜惊讶和不快。不错，在询问他是否愿意担任候选人的时候，他没有答应接受选举。他在他的信里说过：他对普鲁士的德意志帝国的看法，党内同志是熟悉的；他们由此可以推断，他多么不愿参加那些无益的国会讨论。党如果由于策略的原因认为提他做候选人是有利的，他也不反对，但是他必须预先声明，如果当选，他将保留决定接受或谢绝委托的自由。在辞谢信中他声称，他对于德国的新秩序的想法，一八六七年五月六日在普鲁士下院声明过了，所以他把这次参与竞选只当作抗议性的竞选。他不相信，通过代议制的途径能够把一个军事国家变成一个人民国家。
错误是在选举委员会，它在第一封信里没有要求他来个干脆明白的答复。当我们的候选人威廉·白拉克在复选中以五千六百七十六票对对方将近八千票而落选时，党内对于雅可比这一行为更为愤激。我自己也为这件事很生气，给雅可比的朋友基多·威斯博士一封信对这个辞谢委托的事加以指斥。
于是社会民主党的两派现在在国会里共有议员九人代表它们。候选人得票总数是三十五万一千六百七十，其中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候选人得十八万零三百一十九票，社会民主工党的候选人得十七万一千三百五十一票。两派的追随者人数差不多同样多；得票总数约等于一八七一年的两倍，共计约增加二十三万六千票。
这次选举的辉煌成就使高级官场以及资产阶级集团非常生气。这个结果是出人意料之外的。这说明了，党不顾一切迫害和诡计，还在不断发展，因而权威集团中蓄意已久的以特别法规来迫害党的思想也越来越浓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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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四年二月底，古斯达夫·拉式的访问很有趣地打破了我们在监狱中的日常单调生活。拉式是一个有点危言耸听的作家，他喜欢使他的作品有些夸张。在五十年代末期和六十年代上半期，他在《凉亭》杂志上和许多自由派大报上发表了很多关于奥地利人在威尼斯的丑事和丹麦人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的虐政的文章，引起很大的注意，因而卓著声名。李卜克内西和我是在柏林认识他的。他现在所以来访，是想为一篇文章搜集材料。这样的访问应在办公室里当着一位官员进行，时间不能超过一小时。但是这对拉式是不适合的。他要求狱长让我们二人单独谈话，并希望看下我们的囚舍。狱长拒绝了这个要求，说：他（拉式）应该站在他的地位上想一想，就知道这是行不通的了；如果他（拉式）是狱长，也不能有别的办法。而拉式以他那诙谐的泰然自若的神情回答说：啊，如果他是狱长，他一定允许！这句话引得我们一起哈哈大笑。
哥尼斯坦因
三月间，我们接到正式通知，将于四月一日把我们转移到哥尼斯坦因要塞去。这个消息使我们很不舒服。李卜克内西的刑期到四月中旬结束，我的到五月中旬满期，这时我们非常不适于带着书籍、稿件和各种家具再搬一次家。但是届时又延期迁移，这样，李卜克内西得于四月十五日由胡伯图斯堡起程往莱比锡。但是我却须于一八七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动身往哥尼斯坦因，由一位便衣官员陪同前往。我在起程的前一天向狱长辞行，并且对于他在许多事件中的盛意表示感谢，他非常感动。他亲热地握着我的手，然后放开我，说道：“上帝保佑您！”这在他看来，大概认为是能够赠给我的最好祝词。次日早晨五时，我要起程时，看守人全家集合起来，前来送行。这个看守人现在已调到瓦尔特亥姆监狱；我相信，他在看守我们的那个时期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此后不久他就死去了。
四月二十三日是一个美丽的日子，整个易北河谷一片绿色，百花盛开，春光十分艳丽。在走上要塞时，我们遇见要塞司令冯·雷翁哈第中将，送我的人把我介绍给他。当我们一同往上走时，将军和我谈起话来。他想知道，在胡伯图斯堡的日程和待遇怎么样。我把他所希望知道的情节告诉他以后，他表示意见说：“呐，您在我这里不会比那里坏。”
指定给我住的地方是一所从前认为可以防御炸弹的老建筑物，原先的军火库。走廊上支撑屋顶的梁柱的粗大，只有在老教堂的地基上才可以看到。房间却宽敞，有两个炮眼式的窗子，上面装着粗铁条，好像是个关杀人犯和放火犯的地方。一边的墙上立着个巨大的釉砖火炉，国家每天配给我的五磅煤炭在这个火炉里，就会不见了。虽然冬季已过，春光明媚，可是室内还是冷得厉害。我若不愿冻坏，就必须自己出钱买燃料。如果我们的全部监禁都在那上边渡过，我们单为燃料就要耗去一份小家产。
我的看守人的为人很有风趣。他年已七十，在要塞服务已三十六年，一八四九年萨克森临时政府的两个成员——托特和豪布诺，还有奥古斯特·勒克尔和德累斯顿五月起义的领导人之一米歇尔·巴枯宁（他后来是一方面饶有声望而另方面臭名远扬的无政府主义者的领袖），都曾受过他的看管。
我散步的地方十分狭窄，这地方以唯一的短短路径通向要塞小花园，那里还经常站着一个岗哨，以便把许多来游哥尼斯坦因的人同我隔开。唯一令人满意的是由要塞的一个小饭馆领取的伙食。饭馆主人似乎对我特别好；饮食不仅物美价廉，而且也非常丰富。当我第一天看见指定给我的一份食物时，感到奇怪，吃过以后更是不胜惊讶。高山空气发挥了它的效用。这里的一小队驻军的士兵诉苦说，他们在这上边从没有吃饱过，都在盼望着三个月满期后换防。
五月十四日，我被假释的日子终于到来了。在来我家问候我的人中间也有爱德华·伯恩施坦，他特意为此由柏林来到莱比锡。我在一八七一年在柏林已经认识他了。通过我的律师奥托·夫赖塔格的接洽，内阁同意给我六个星期的缓刑，然后到兹维考地方监狱服九个月的徒刑。在这期间适逢圣灵降临节，我同我妻和女儿以及几个朋友到萨克森的瑞士和哥尼斯坦因远足。这里使我很愉快的是，我所住过三星期的囚舍在这期间已升格为要塞的名胜了。导游人指点着使人注意我当时所住的囚舍的窗子。后来禁止他这样做了。德累斯顿的党员同志长期开玩笑地把哥尼斯坦因叫做倍倍尔堡。
兹维考
在入狱之前，我先访问了一次地方监狱狱长，打听他允许我作为政治犯在拘押中做何消遣。然后在一八七四年七月一日我进入这个监狱。监狱的设备以及对大部分政治犯所允许的消遣在莫斯特的信里已经给我叙述过。我可以在这里提一下。每月准许我在一个官员监视之下接见我的家属一小时。在我被监禁的第三个月，我妻来探望我一次，以后我们双方都愿意不再做这种会晤。花了路费，而晤谈中每一个字还都要忍受一个官吏的监视，这个牺牲太大。其他方面的访问，我也只是个别地接见，我对这种访问并不渴望。
我现在又以全副热情投身于工作。使我非常激动的是我妻关于我们营业处在困难地位的报告，因为这时工业大危机极其严重地爆发了，再加上一个新兴的工厂企业又对我们进行毁灭性的竞争。谁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谁就体会不到完全无法可想的感觉，使一个被监禁的人如何抑郁。我在狱中的主要工作是前面所说的《德意志农民战争史》（这书早已绝版），但是因为缺乏必要的参考书，所以这本书不会是杰作。我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我觉得，一五二五年德意志的伟大农民战争和紧在其前的那些革命的农民起义，都是德意志近代史中最重要的事件，而官方史籍却可耻地避而不谈。
一八七五年一月一日，我接到一份由莫特勒转来的电报，说约尔克于昨夜亡故。约尔克虽然性情固执，却也是一个不疲倦和具有高度牺牲精种的人。而且他非常谦逊。他在做党书记的第一年，他满足于，如他写信告诉我的，连一条新裤子也不能购置的薪水。他身后极其贫苦，党酬报他赡养了他的妻和小孩。至于约尔克的党书记职位，前一年秋季已由奥艾尔担任了。
兹维考的九个月监禁到底也忍受过去了。一八七五年四月一日（俾斯麦六十岁的生日），我被释放。在这里，狱长和我的告别也是亲热的。我一贯奉行的箴言是，尽可能适应不能改变的必然的状况，争取有利的一面。由这个观点出发，我在监狱官员执行艰巨任务时，只要对于我的人格丝毫没有损失，就尽量以遵守所规定的制度去迎合他们。所以他们总是感激的。在较大的监狱中，官员们十分忙于对付那些社会危险分子和堕落分子（我们这个美妙社会秩序的可悲产物），所以他们的工作是最艰苦的；他们若能同所监守的人们以人道相交在他们就感到幸运了。
兹维考的同志们，在我被释放那一天，集合起来表示欢迎；他们赠给我和我妻一对精美的咖啡杯，杯上题有献辞，祝我们将来长在完全安静和闲暇中永不分离地享受萨克森的民族饮料。这种祝贺是好意的，但实现就不行了。
在许许多多祝贺者中间，也有当时还是民主主义的《法兰克福报》，它在提到俾斯麦的生日时写道：
“……我们的祝贺是对另一个地方的另一个人的。他就是那位朴实的市民和工人，他在几乎不断的三年监禁后，明天要出狱了，他仍然同按判辞（关于判辞，即使今世还办不到，来世也将予以裁判）入狱时一样声誉无瑕，他的党内同志爱戴他，他的敌人惧怕他、注意他。我们既不是他的同党，也不是他的敌人，但是我们不管在哪里发现忠于主义和公正无私的努力就加以重视，对于任何一个为这些而受难的人，我们充满了极大的同情……因此向国议员奥古斯特·倍倍尔致敬和祝福。”
几个月以前，《法兰克福报》的主要业主列奥波特·宗纳曼曾把葡萄酒二十瓶给我送到监狱里，因为狱中禁止饮用，我把它转送到家里去，后来同我妻和友人同饮。四月一日，宗纳曼还为了我的被释写信亲贺，信里说：“我希望你的长期苦难就此结束。”我们自一八六六年起就以你我相称了。
※ ※ ※
我由兹维考出狱不久，接到沙夫莱教授从斯图加特给我的一封信。沙夫莱在脱离维也纳的霍亨瓦特内阁以后，回到斯图加特，在这里以研究学术度日。一八七四年他出版一本小册子，名《社会主义精义》，他在书中给与社会主义以客观的评价，因而这本书轰动一时。他现在又把他的三卷著作《社会机体的构造和生命》的第一卷寄来，并附一信，内容如次：
他不知道，我从关税议会以来是否还记得他。从那时起，我们就没有再见面，但大概常常听到彼此的消息。虽然我们对于人生的理解有许多不同之处，但对于社会问题我们都仍然深感兴趣。所以他冒昧地把他的新书寄给我一册，大概我对其中很多说法会感兴趣。如果我愿意接受他这本深费思考的书，作为纪念，他将感动欢欣。
我相应地作了答复，并且还特意补谢他在参加霍亨瓦特内阁时努力为被判为“叛国犯”的邵乌、莫斯特、奥伯温德等取得赦免。
一八七七年夏季，沙夫莱到莱比锡来拜访我。我们谈话很久。谈话的主题是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何时可以胜利。我这乐观主义者认为这个时机已经很近，他则相反地认为至少还要等两百年。我们因此争论起来。我在一八八〇年到斯图加特回拜他，我们同样地又作一次长谈，这说明，他对我们仍旧是友好地对立的。但在以后几年，他却完全变了。俾斯麦在开始实行社会保险法以后，认为他的那些枢密参议对这方面懂得太少，于是注意到沙夫莱。沙夫莱也很想受德意志帝国的官职。为了不让对他有任何不利的成见，他现在写了一篇文章，名《社会民主主义的绝望》，这表示了和他以前的见解相反的见解。海尔曼·巴尔在幼年时代也会同我们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地热心于社会主义，他为此写了本小册子，书名是《沙夫莱先生的无知》，书中对沙夫莱及其作品作了中肯而幽默的嘲笑。我和沙夫莱的关系从一八八〇年起终止了。但是他想做政府官吏的希望，如所周知，并未实现。
[1] 虐待的意思。——译者
[2] 指西班牙克里斯廷娜派和卡罗斯派的斗争，亦即资产阶级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斗争。——译者
[3] 这个地方被检查官涂掉了。
[4] 瓦尔特希。莫斯特归罪于瓦尔特希，说他设法打消他在开姆尼茨的国会的竞选，并且不让在《开姆尼茨自由报》上发表各种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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