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倍倍尔 -> 《我的一生》（1911）
自一八七一年到哥达的统一代表大会
各国政府和社会民主党
在统治集团中，巴黎公社引起了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极大恐慌。公社在一切具有社会主义运动的国家中得到了工人的同情，这种同情被看做是最讨厌的，并且使厌恶继续增强。再加上资产阶级和政府对于国际的力量所作的夸张的——姑且不说可笑的介绍。例如，巴黎公社虽然有法国银行的财力和巴黎各兵工厂贮存的弹药和武器可供支配，仍然说国际供给了公社二百万法郎、几千支枪、弹药等。此外，从九月初起，即从德国人势将包围巴黎时起，也就是还在资产阶级政府执政之下，就已实行全民武装了。在德国也有不少的响亮呼声要求对社会主义运动采取严厉的措施，这要是警察、检察官和法官们所乐于接受的。在这种情形下，加里波第的态度是十分公正的，他在给《罗马纽尔》编辑卡波雷拉（一八七一年八月）的一封信里写道，国际所代表的是社会中为少数特权者之故而受损害的多数部分。因此，她们必然拥护国际，如果说它的机构中有缺点，那就必须改善它。
虽然在这时期社会主义运动在奥地利无关重要，而且霍亨瓦特—沙夫莱内阁也没有显出要进行迫害的丝毫倾向，可是首相冯·博尹斯特伯爵仍应俾斯麦的邀请前往加斯泰因参加两国皇帝及其首相的会议，商讨取缔国际的办法。沙夫莱曾劝阻这个会议，但他与博尹斯特不睦，而且博尹斯特还想借此同他多年来的密切敌人会一次面，俾斯麦则为了将来的外交政策，希望通过一次会晤同他一八六六年的敌人接近一下。就众所周知的而言，这次关于国际所达成的协议是，首先要“研究”社会的局势。
但是在这期间，一个意大利的阿马调亲王做了西班牙国王，一八七二年二月初，他的政府在致列强的一个通电里发出呼救声，说国际努力违反人类的一切传统，消灭精神上的上帝，从生活中取消家庭和世袭制，并且通过它那可怕的组织形成莫大的危险。所以西班牙政府希望有一个大国来担任反对国际这件事。这个要求遭到了英国政府的冷遇。英国外交大臣格兰维尔勋爵复西班牙政府一封公文，这封公文打消了西班牙政府任何进一步行动的兴趣。他宣称，尽管国际是世界各地工人和职工会联络的中心，它在英国却主要仅限于给罢工事项提些建议。而且它的金钱也很少。根据英国现行法律，一切外国人都有绝对的权利到英国来居住，在居住期间，他们同英国的臣民一样受法律保护。他们只有犯了法，经过公开的诉讼程序，并有以公开审判手续提出的证据为佐证的判决，然后根据正式法院的宣判，才能予以惩罚。任何外国人，除非根据与外国所订互相引渡刑事犯的条约而加以遣送外，不能驱逐出境。最后格兰维尔说，直到现在还没有理由来修订有关外国人在英国居留的现行法律。
由于英国政府的这种态度，一切反对国际的国际协定都没有可能了。最后，国际于一八七二年九月间在海牙代表大会上以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前者马克思，后者巴枯宁）之发生分裂而告结束，国际的这个结局也向最胆怯的政府指出，所害怕的危险暂时不会发生。并且国际把总委员会由伦敦迁往纽约，这证明它自己也认为它的改组是必要的。
既然这样没有对社会主义者进行国际迫害的希望，俾斯麦却更加努力坚持在德国通过特别法令来迫害工人运动。这见于一八七三年四月底他在上院的发言，在发言中他声明，对付国际党（他这样称呼我们）也要像对世界性的神甫党（中央党）一样，有用严厉的法令的必要。
这次宣布以后紧接着就是行动。一八七三年六月初，他提交国会一个出版法草案，其中第二十条这样说：“凡在印刷品中用破坏道德、法律意志或爱国热情的方式攻击家庭、所有权、普遍兵役义务或其他国家制度的原则者，或者是把法律上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描写为值得仿效的、有功绩或理当如此的行为，或者以危害公共治安的方式讨论公民社会关系者，均处以二年以下监禁或要塞拘留。凡借出版物进行德意志帝国刑法法典第一六六条（违反宗教罪）所规定的行为者，处以三个月以上到四年的监禁。按照第二十一条，定期刊物的负责编辑人应与当事人同罪。
这些凶恶的规定改变了刑法的主要实质，使那些有受刑之虞的问题不可能作任何科学的讨论，此外，对一切党派都可以运用，于是这些以及其他规定使国会多数派也都顾虑重重。法律草案被否决了。
但是俾斯麦认为他的出版法草案还不够。在这次会议期间他又建议修改和加重工商业条例第一五三条，以往最多处罚三个月禁闭的情况，现在可以判处六个月，甚至一年。此外他还建议修改工商业例第一〇八条，根据新条款，业主和受他雇用的工人之间的争端应由劳资仲裁机构来决定，这机构的主席应由有关的联邦的最高司法监督机关选出，陪审员则通过区代表会议选举。因会期终了，法律草案没有解决。
次年继之而来的是破坏契约法草案和新的出版法草案，以及一八七五——一八七六年会期中的修改刑法法典的草案，最后是在一八七八年春季在暗杀事件以后的取缔社会民主党的非常法。因为从一八七四年以来社会民主党通过它的代表又能在国会里发言，我还要更详细地叙述对于这个法案的处理。
两个派别的合并问题
一八七二年以来，对社会民主党两个派别所进行的迫害的性质，按说应该唤起它们对牢固团结和统一的要求。但是对于这点，暂时还感觉不出。在一八七二和一八七三年间，两派在报刊上的互相攻击，还较以往更加激烈，报刊上的声调也蔓延到集会上。当时因为除约尔克外，奥艾尔是我们最热心的很有影响的鼓动者，所以他俩特别尝到这种斗争方式的后果，尤其是奥艾尔在柏林作鼓动宣传时，他俩常常写信到胡伯图斯堡向我诉苦。不过奥艾尔还讲到特尔克的学生和特尔克分子。由于这些事情，奥艾尔有几次在党代表大会上一讨论到统一问题就采用严厉的声调，还有他在哥达统一代表大会上的态度，都得到了说明。但这并不妨碍他诚心愿意合并，既至合并在他的协助之下终于到来时，却再没有人能比他更加努力来调解在多年激烈斗争后必然存在的种种私人之间的对立。
一八七二年五月二十二到二十五日，在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柏林代表会议上，第一次正式讨论了统一问题，在会上，早在全德织工会议上表现非常和解的会员哈尔姆，以爱北斐特同志们的名义建议“大会应当寻觅方法和途径，使德意志工人党的各派别统一起来”。这个建议在对我党进行强烈攻击之下遭到激烈的反对，最后决定转入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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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二年九月七日到十一日，社会民主工党在美因茨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莫特勒和瓦尔特希担任主席。来宾中有哈同（维也纳），他现在代表瑞士职工会。一八六九年，在维也纳叛国案开始时，也要把他逮捕起来，他却逃脱了。他在苏黎世多年，从事于瑞士的运动，后来引退，当了大木工场的主人，在苏黎世过着富翁的生活。哈同的亲密友人奥伯温德留在奥地利当《民意》报的编辑。对他发出的驱逐令撤销了。但是他现在在奥地利工人运动中所充当的角色越来越模棱两可，最后导向分裂。他并不经常居住在奥地利。在反社会党人时期，他住在巴黎，我们巴黎的党内同志怀疑他为普鲁士警察服务。他同党告别了。后来他回到德国担任《德累斯顿公报》（这是一个市政会的官报）的主编。一九一一年，奥伯温德辞职回到故乡兰河上的维尔堡。
我在叙述哈同时所以附带在这里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我在我这个作品中屡次想到奥伯温德。安德阿斯·邵乌也是当时奥地利运动中的领导人之一，他同奥伯温德发生冲突，遭到严重迫害而逃亡国外，到英国去了。
在美因茨代表大会的五十一个代表中，年轻的卡尔·格利伦贝格第一次露面，当时他已在纽伦堡工人运动中初露头角，因而受到他在里面做钳工的那个克莱麦—科列特工厂的处分。
大会上也曾讨论了统一问题。首先是布伦诺·盖塞尔的一个长篇的建议，他严厉谴责《人民国家报》编辑部对《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笔战。他要求《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立即停止笔战，这类事情只有经党委会批准才可以。这个建议被否决了。此外还讨论了三个全是拥护统一的建议。最后通过了下列建议，其他建议也因而解决了：
“全德工人联合会按照它的社会主义原则乃是社会民主工党唯一的天然同盟者；因此，代表大会向委员会建议，不断作新试探同全德工人联合会取得原则上的合作；此外应负责使所有不喜欢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基层组织持和解态度，《人民国家报》的编辑部应立即停止对垒德工人联合会及其领导人的任何论战，即使全德工人联合会方面有新的敌对行为，如果委员会不是例外地认为绝对需要作就事论事的答复，则仍以缄默作回答。”
此后不久，一八七二年九月二十日《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一篇以《给爱森纳赫党的工人的一句正经话》为题的文章，文中还是保持着老策略，对我们不称党的名宇，而且在党内制造工人与非工人之间的对立。文章中（《人民国家报》会一字不遗地加以转载）严厉指责《人民国家报》和个别党员不遵照美因茨决议而对全德工人联合会进行所谓攻击。在它那方面，经常只是站在自卫的地位，然而《人民国家报》却是攻击者。于是《人民国家报》在九月二十八日一篇以《一个答复》为题的文章里作了答复，文章署名“编辑部”，把每个批评都加以驳斥。这篇文章是李卜克内西和我在胡伯图斯堡起草后送到编辑部的，结尾说：“我们愿意从现在起对《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停止一切笔战，条件是：1．要明确地、毫不含糊地承认我们的党是一个社会民主政党，并且在提到它时，无论何时都要称呼它的正确的名字；2．要停止对国际工人协会的攻击。
我们这方面仍按以往的常例声明说，1．我们把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员当作我们的党内同志，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全德工人联合会里某些人物长久抱着断然的怀疑，直至我们怀疑的原因得到明确的反证为止；2．我们声明，准备支持召开两派的共同代表大会来商谈如何统一分歧点的建议。即使统一以至合并还不可能，那么至少必须拟定一个共同纲领并规定共同行动（在选举，鼓动等的时候）的活动形式。应由一个双方平均选举出来的委员会来监视执行议定的各点。此外，我们希望设置一个由双方平举均选出的仲裁机构，以便调查和判断由两派的一方对他方各成员所提出的控诉。我们愿意指出，我们已把类似上述的建议一再向全德工人联合会成员暗地提出，而且他们也同意了。”
在美因茨代表大会上，社会民主工党以极其郑重的形式正式表示了和解的心情；现在握住那只伸过来的手，并把和平给与德意志工人界，就落在全德工人联合会身上。
《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用毫无意义的词来答复这个建议。当后来不久拉萨尔派在柏林用暴力搅散我们党内同志的一个集会时，《人民国家报》对《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一篇形似宣战的文章，结语说：“必须使工人事业的公开叛徒不能为害。”
两派之间的斗争因此又燃烧起来，在两个主要报纸上互相攻击，并且双方互相控诉非常激烈，好像统一这件事较以往更加渺茫了。最后在一八七三年一月二十日的选举时，《新社会民主党人报》要求它的第十七萨克森选区的会员不要反对我的再度当选，这必须看做是两派在相互对待的态度上有了进步。
使我们这方面很不愉快的是，F. W. 弗里茨舍原本在一八六九年在爱森纳赫参加建立社会民主工党的，现在忽然又倒向另一方面来反对我们。
在这次互相斗争中，驻在布勒斯劳的由盖塞尔领导的监察委员会认为应该申斥《人民国家报》的编辑部，因为它擅自作了和解的建议，由此又引起了对《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斗争。
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下次代表大会答复了监察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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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时进行的警察迫害方面，莱比锡警察局长企图使德国其他地方的同行相形见绌。他在解散狂和驱逐狂上又附加一道不准人们参加海牙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禁令，以违者处四个星期监禁为威胁。他也禁止支部发展成员和为国际募集款项。当后来赫普纳不顾禁令前往参加海牙大会时，遭到了所警告的命运。他被判处四个星期禁闭，并在次年春季根据这个处罚被逐出莱比锡，后来他在莱比锡周围地区屡次遭到同样的惩罚。而且因为他同党委会也有冲突，遂决定迁居布勒斯劳，在那里设立一个出版社。
赫普纳恼恨党委会，特别恼恨约尔克的担任党书记，他只看到了其中顽固的拉萨尔分子和党里的恶劣精神，致使他通知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党看来是异常阴暗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一切拉萨尔的东西都抱着过份的怀疑，所以赫普纳这个叙述就足以使恩格斯，同时以马克思的名义，写给李卜克内西一封劝告信。李卜克内西把信的内容通知我，我因此写给马克思下列的信：
“胡伯图斯堡，一八七三年五月十九日。
尊敬的朋友！
……自从上次写给您一封关于施韦泽的信以后，已经五年多了。这个人幸而垮台了，自从那时以来还有许多别的人也垮下来了。然而我们的党却大大兴隆起来，我希望再有五年，它能够达到发表重要意见的地步。赫普纳似乎向您和友人恩格斯把我们党的情况描写得非常暗淡，非常不正确。关于这我曾详尽地写信给友人恩格斯，他会通知您的。大致说来，我认为党的情况是完全令人满意的；所有缺点都会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克服掉，当然也有必要保持适当的和气而不要强行争辩。我所以主张和气，是因为我深知，持异议的人也对党的利益怀着最大的好意和诚意。在这种情形下，我认为严厉对待意见分歧，从而激起分裂，是不正确的。但是请您不要认为，我们会因此把和气变成软弱，和气是有止境的；而且我们并不缺乏财力和权力来贯彻我们的意志……
李卜克内西希望您能把拉萨尔的著作当作一篇批判论文的对象，我也完全赞同。这样的文章是完全必要的，为了能达到必要的作用，必须是您而不是别人来发表它。这样的批判可以在各方面为德国的党铺平道路。
为了新版的《共产党宣言》，我同李卜克内西商谈过多次；但因考虑到末段，我们不能冒这个险。这件事会马上给我们套上个叛国的罪名。宣言固然当作文件印入莱比锡叛国案的册子中，也印制了几本单行本，但是这还不够，必须能够大力介绍和公开出售。这个文件再配上一篇合适的序，就会使许多人醒悟，它将证明拉萨尔派的建议是如何极没有价值。请您考虑一下这件事。
友谊的敬礼
您的倍倍尔。”
我给恩格斯的信的主要部分是：
“您上月十七日给李卜克内西一信的内容，我已知悉，因而奉上数行。赫普纳关于我们党的处境所说的显然是过甚其辞，而且特别把约尔克的影响和企图说得很坏。赫普纳这种举动，我不以为怪，他是一个非常正直忠诚的同志，但是容易动气，由于一系列的争执他对委员会而且特别对约尔克非常忿怒，认为他们坏到极点，所以措辞也极为严厉。”
于是我详详细细地分析赫普纳和约尔克为什么成为不可和解的对头，继续说道：
“约尔克除缺点外也确有优点，他十分热心地进行鼓动和按时催缴会费，这两件事是很必要的，而且是从一八七〇年的混乱时期（不伦瑞克委员会被捕）以来就陷入了紊乱状态。这里是他的领域，这方面他确是有功可述的。
第二点是我们对拉萨尔和拉萨尔主义的态度。如果您认为，我们可以不顾一切地进行，而不至于对党有严重的损害，那您将同赫普纳一样确实陷于
错误了。对拉萨尔的崇拜必须连根拔掉，这我是完全同意的，对于拉萨尔的错误观点，也必须进行斗争，但要谨慎从事。您在那里对我们的情况不可能判断清楚，而且赫普纳也太不切实际。
请您不要忘记，拉萨尔的著作事实上（这是不容辩驳的）以其通俗的语言奠定了群众的社会主义观的基础。这些著作传播在德国，比任何其他社会主义作品要多十倍、二十倍，所以拉萨尔享有这样大的声望。这种声望，通过您已充分知道的哈茨费尔德伯爵夫人、施韦泽等人的媒介，被提升为
崇拜，虽则这种崇拜由于群众的健全情感和我们自己的活动，已经
大大降低，而且天天在继续降低，可是如果以鲁莽的行动伤害这种感情，却是不明智的。
在我们自己的党内，对拉萨尔的崇拜差不多已经绝迹，但还有个别地方，例如莱茵区和西里西亚，这种崇拜仍有信徒，而特别我们不可太粗暴从事的是，以前哈茨费尔德阵营和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很多任务人越来越同我们接近，并且部分已经加入我们方面。至于拉萨尔主义在德国会有一天再占上风，是绝不能设想的；所以我们任事物安然发展下去，哪里有打击这种特殊拉萨尔主义的机会，就在哪里打它一下。我认为，《人民国家报》一直就是这样做，如果约尔克和另外几个人为此发怒，那就随他们便吧。
如果友人马克思依照李卜克内西的愿望（我所完全同意的）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几篇持客观论调的文章，科学地证明拉萨尔的理论的错误和缺点，就会给拉萨尔崇拜一个致命的打击。马克思在经济学领域的学术权威，是确定无疑的，所以这样一篇著作会发生莫大的作用。请您协助我们，促请友人马克思为党做这一工作。
把以上所述简单扼要说来，事情是这样：约尔克的影响是不重要的，他本人绝没有危险性。拉萨尔主义在党内也很少传播，只是考虑到许多诚实的但被引入歧途的工人，在适当的对待下对我们是可靠的，所以要谨慎。
我希望在这次说明以后，您不再迟疑与《人民国家报》保持合作。引退（恩格斯曾以此为威胁）会是您所能做的最错误的事，这样一来您将给敌对分子一种它所绝对没有的重要性，而损害了党……
友谊的敬礼
您的倍倍尔。”
威廉·布洛斯代替赫普纳为主任编辑。布洛斯以前曾在南德意志充当很多民主报纸的编辑，后来做我们党报《佛尔特民主周报》的撰稿人，而该报的主要读者群众却在纽伦堡。布洛斯于一八七二年加入党和国际，代替被捕的科科斯基为《不伦瑞克人民之友》报的编辑，以后为《人民国家报》的编辑，李卜克内西被释放后，他于一八七四年秋季脱离《人民国家报》，以便依照李卜克内西的愿望受任美因茨的《南德意志人民之声》报的编辑。
在那些年代，对《人民国家报》的司法迫害非常厉害，经常有两个，有时三个责任编辑被捕入狱。我们的其他党报大半也与此相似，当时除了《人民国家报》外，还有《不伦瑞克人民之友》、《德累斯顿人民通讯》、《开姆尼茨自由新闻》、《克里米朝市民和农民之友》、《佛尔特民主周报》、《侯夫日报》美因茨的《南德意志人民之声》和《屠林吉亚人民通讯》等，都是党报。
那时的领导人物都或多或少和监狱结识过，很少例外。在萨克森，还加上由地方和由整个专区驱逐出境，被驱逐出境的人中间除莫斯特和赫普纳外，还有奥艾尔、达士诺、吕塞尔、穆特、吕特、乌佛特，后来还有麦克斯·凯塞尔。
一八七三年爱森纳赫的党代表大会
巴伐利亚在那时也在反动势力之列。党委会定于一八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起在纽伦堡召开党代表大会。七月三十一日，纽伦堡市的国王特派员援引巴伐利亚结社集会法第十七条禁止开会。并且召开代表大会亦恐违犯帝国刑法第一一〇、一三〇、一三一各条和第三六〇条第十一款。委员会立即改在爱森纳赫召开大会，所以对这个奇怪的禁令并未提起申诉。现在莱比锡的警察局长吕得尔以为不应该落在纽伦堡特派员之后。于是他也禁止参加爱森纳赫会议，违者处以四星期监禁。事实上由于这禁令，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莱比锡没有代表。
这次大会出席代表共七十一人，代表一百三十二个地方的党员九千二百二十四人。大会由盖布和莫特勒主持。在讨论过程中也曾提到梅明格的讨厌事件，这事件使纽伦堡—佛尔特的党员同志发生了许多年的分裂。站在梅明格方面的有格利伦贝格，反对他的是奥艾尔和勒文施太因。大会大多数议决，梅明格做于党有害的事犯了错误，他并且通过一系列的行动置身于党外。
关于统一问题的讨论，虽同样列入议程，但由于全德工人联合会五月间柏林代表会议所采取的态度而受到极不利的影响。在那次代表会议上，弗罗梅、哈森克莱维尔、哈赛尔曼和其他发言人都坚决反对要求统一的建议。最后以全体对三票通过了李希特尔（王兹贝克）的一个由特尔克、哈尔姆（爱北斐特）、达斯巴赫（哈瑙）连署的建议，建议说：
“鉴于：1．所谓‘社会民主工党’本来是在一八六八年纽伦堡的舒尔釆—德里奇的工人教育协会联合大会和一八六九年爱森纳赫的代表大会上创立的，其目的只是想通过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之外再创立第二个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党派，它提出一个好像在政治上更为革命的纲领，以便吸引工人并由此导致德国工人的分裂，来破坏德国的工人运动；
鉴于：2． 冯·施韦泽先生现在同所谓‘社会民主工党’的领袖们的合作是共同搞垮和消灭全德工人联合会这个组织的最确实的证据，消灭全德工人联合会是社会民主工党领袖们的主要目的，他们为了这个目的不惜同那些真正无疑的反动分子相勾结；
鉴于：3．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组织和策略是同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纲领和组织完全不兼容的；
所以大会同意今年一月五日全德工人联合会理事会的决议，决议是：
考虑到对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在原则方面和形式方面都绝对没有理由为了同爱森纳赫党合并而改变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组织，
还考虑到，那个党的成员原可以任意按照全德工人联合会章程来参加联合会，联合会正是通过它的强有力的组织以及显然多得多的会员人数提供了团结工人的最好基础，
所以理事会把爱森纳赫党的所谓统一建议搁置不谈而按议事日程进行讨论。”
代表大会收到一批有关统一问题的建议，其中一部分赞成统一，一部分反对统一，一部分想在一定条件下在当前的国会选举中支持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候选人。
在辩论中奥艾尔也发了言。他说：根据以往经验，我们的党已不值得再与全德工人联合会妥协。布洛斯也表示同样意见，他更进一步要求，也不要同人民党妥协，该党在相反的情况下不同意其成员投工人候选人的票。最后奥艾尔为了阿尔伯特（格劳绍）的建议撤回柏林的建议，阿尔伯特的建议是：
“社会民主党把国会选举只看做是鼓动手段和宣传党的原则的考验，拒绝同任何其他党派合作。”
这个建议连同隆斯多夫的同志们的建议一起被通过了，后者是：
“因为我党方面已经采取了使整个德意志社会民主党统一的步骤，而全德工人联合会今年的代表会议却几乎全体一致地拒绝统一，所以代表大会声明，同上述党派，不管是为了党的统一或是为了选举，不再作任何尝试了。”
后来当我们党内同志依照这个决议在阿尔托那提出我来对哈森克莱维尔为国会选举的候选人的时候，《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却诉起苦来，奥艾尔由德累斯顿写一篇登在第一二三期《人民国家报》上的通讯嘲笑它，结尾说：“我在结尾提一句格言，请哈色耳马拉先生和稻草人哈森克莱维尔加以考虑：先做后想，招来祸殃。”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如何进行笔战。
关于一八七四年一月十日的选举结果，我已经报道了。那时我们这方面用多少金钱参加国会选举，也许是人所关心的。党在整个德国的支出达一千三百塔勒。萨克森邦委员会为了在萨克森选我们候选人的九万一千票花费了七百八十塔勒。莱比锡市和郊区的选举，包括莱比锡郊区复选在内，用去了七百三十三塔勒，开姆尼茨选举用去了三百四十五塔勒，夫赖堡—奥德朗（盖布的选区）用去了一百六十五塔勒，司透耳堡—什内堡（李卜克内西的选区）用去了三百五十塔勒。这些数目较之今日为同样用途所付出的费用可谓微乎其微。可是那时与现在却有不同。如今党员同志捐款较多，而选举工作也有报酬。往昔党内同志捐钱较少（因为他们所有不多，并且比今日人数也少），但是他们从事选举工作，多半是没有报酬的。在当时要想达到预期的效果，个别同志必须拿出平均比如今大得多的个人牺牲。当然不可忽视，现今在德国敌人所进行的选举鼓动比从前规模尤其完全不同，因此我方就需要更大的努力和更多的用费。
一八七四年新国会的第一次会议
会议于一八七四年二月间开幕。我们的代表向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建议组成一个议会党团。他们拒绝了这个建议。反之，双方同意在提出建议时互相支持，并且力求在报纸上和集会上双方不再互相攻击。这固然不算多，但其他的也必会随之而来。双方有相当多的党员同志已渐渐厌倦了这种只对敌人有利的互相攻击，他们希望，即使统一还不可能，也要就共同行动达成一个协议。
在我们党内，人们不满意于当选的代表们在国会中的态度。人们认为他们发言太少而且讲话不够尖锐。这种愤懑也屡次表现在党报上。这次会期在李卜克内西被释放后不久即行结束，所以他没有出席会议。我接到各方面写来的信件，控诉国会中的同志们所持的态度。这样，我在会期结束后写信给罗伯特·施维舍尔（他在迁居柏林后任《小说报》编辑，因而不能参加公开政治活动）说，社会民主党议员的态度普遍令人失望。在选举得到辉煌结果以后，人们期望有另一种态度。党却没有促进这种态度。《开姆尼茨自由新闻》的发行人吕伯诺写信给我说：“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在国会中巧妙地胜过了我们的同志。因此我们的人大为忿怒。”议员们自己则十分抱怨议长在通知发言时偏向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代表。这种意见也有几分真实。傅尔肯贝克代替辛森的职位，这个人，如我上文所述，是国会中历来最不公平的议长了。使他这种偏袒更加方便的，是取消发言名单，以便尽量阻止社会民主党议员发言。从现在起，议员们必须用暗号先向议长表示要发言，差不多像小学生在学校里对教师表示自己能够回答问题所做的那样。因此，对于这种发言要求看见与否，议长愿否注意和什么时候注意到这个要求，都凭议长任意安排。傅尔肯贝克肆无忌惮地利用他的职权。因此，后来温德荷斯特和他的朋友建议恢复发言名单。我们这方面的瓦尔特希为这个建议发言，却被驳回了。于是莫斯特在会期结束前不久在国会中公开检举议长的不公。他虽曾多次要求发言却只得到一次发言机会。这对他好像是一个报复行为。莫斯特在会议开始时，在往柏林以前，错误地在他担任编辑的《开姆尼茨自由新闻》上发表了一篇类似对国会的宣战书的文章，宣布将对国会作白刃战。他现在显然自食其果。他能作的唯一发言是关于种痘条例草案，这个发言又失败了。他结束这个短短发言时说：“目前我们要求公共浴室，在我们得到这个以后，我们也就得到标准工作日制了。”无怪莫斯特嘴里的这个结语，引起敌人的大笑。
但是从这次会议起，还有另外一件受傅尔肯贝克支持的以后越来越厉害的不法行为。有一个民族自由党人，希尔特堡豪森的议员，名叫瓦兰丁，曾以律师为业，他经常准备提出讨论终结的建议。傅尔肯贝克只要想结束辩论，他就给瓦兰丁一个约定的信号，瓦兰丁就顺从地提出讨论终结的建议，于是多数派——民族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就像奉命一样服从这个建议。这种打断发言的方法在国会中被称为：想发言的议员“被瓦兰丁了”，这就是说，精神上被斩首了。这种胡闹最后竟发展到把瓦兰丁的终止讨论的建议在办公室预先准备好，由议长随意使用。瓦兰丁的这种活动博得他的党团的敬意，如国会里所传说的，在他的生日他们送给他一小箱印出的讨论终结建议。
还有可以表示国会当时情况的是，议员邦伯格尔竟敢称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为受容忍的客人，人们可以不许他们有当家作主的权利。还有卑鄙的表现，即李卜克内西和我在监禁期间，每当点名表决时总是在名单上注上“未赦免”字样，这种胡闹行为直到瓦尔特希在公开会议中提出强硬的控诉才告结束。
在国会所讨论的议案中，有许多是特别重要的。有一个新的军事法案要求把现役人数提高到四十万零一千人以上（期限一年的志愿兵还不计在内），而且服役期限为七年。当时自由党人包括民族自由党人在内，对于反对规定为这许多年，还觉得有宪法上的顾虑。辩论十分激烈，但是最后俾斯麦以辞职相威胁，于是民族自由党人屈服了，接受了这个法案。在第一读时哈森克莱维尔发言，在第三读总辩论时莫特勒发言。二人都要求成立国民军。在这次辩论中毛奇曾为议案作辩护，后来常引用他所说的话：
“我们用武器在年中所争得的东西，我们就要在半个世纪内用武器来保卫它，以免它再被夺去。在这点上，我的先生们，我们不可陷于错误：自从我们战胜以来，我们到处赢得尊敬，而没有一处赢得热爱。”
我们在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所屡次预言的话由此证实了。不是战争本身而是战争的后果，即吞并阿尔萨斯—洛林，在欧洲造成越来越紧张的局面，给俄国造成了优势地位，并且不断引起新的扩军备战。对于我们关于国民军的建议，毛奇说：“我的先生们！枪支发出去容易，但是再收回就困难了！”（大笑。）
议员马林克罗特建议服役期限二年，瓦尔特希表示赞成，盖布反对，莫斯特和莫特勒弃权。哈森克莱维尔、哈赛尔曼和莱迈尔提议，准许五十四万人服役两个月，一万八千人再继续十个月，此外并实行十四岁到二十岁的青年受军事训练。这个建议只有提案人投票赞成。对于这些表决社会民主党议员的活动并不突出。
第二个对工人阶级重要的议案是工商业条例的修正案，这是把上次会期的议案在形式上略加改变又拿出来了。这一次人们勉强同意把第一五三条订得更加严厉，即违犯该条款者以往最多处三个月的监禁，今后则改为六个月以下的监禁。但是，在新的第一五三条甲款里却建议，破坏合约者处以一五〇马克以下的罚金或禁闭。在滥设公司时期，常因破坏合约而发生罢工，在经济危机爆发后，因为减低工资和延长工作时间以及不遵守议定的停工通知期限而举行自卫性罢工，这些罢工使企业家极为愤慨。企业家向联邦政府和国会掀起请愿的风潮，以期达到对违背合约者处以刑事处分的目的。联邦政府以第一五三条甲款的提案应允了这个要求。此外还有以往已经提出的有关工商仲裁机构的条例再度提出，不过略加修改，即高级管理机关可以决定陪审员的选举是否应由参与的工人和雇主来举行。哈赛尔曼对于这个法律草案有个很好的发言。我们这方面派莫特勒参加委员会，但是他没有参加讨论，只作个沉默的旁听者，因而各方面对他都很不满。委员会删去了违背合约的条款，同样拒绝了加重第一五三条；此外并决议，工商仲裁机构的陪审员只能通过利害关系人的普遍选举来产生。但这个草案在全体会议中没有讨论完。国会的多数派方面暂时还不倾向于订立特别规定或加重现行法令
第三个重要议案是出版法草案。在这个草案里包含有去年的第二十条的下列条文：
“凡是借印刷品把不服从法律或违犯法律说成是允许的事情或者是有功的事情的人，处以二年以下徒刑或监禁。凡是借印刷品从事德意志帝国刑法第一六六条所规定的行为的人，处以三个月到四年的徒刑。”
哈赛尔曼对这草案也作了一个好的发言，除他以外还有盖布发言。草案的第二十条在委员会和全体会议上被否决了。此外，该法令取消保证金并禁止现行的报纸印花税和广告税。该法令实际上只改善了普鲁士、不伦瑞克和两个梅克林堡历来的情况，而对于萨克森、中德意志和南德意志各邦却造成了种种恶化，一部分是严重的恶化，所以该法令是否被接受，起初还是疑问。这里也同帝国一切其他重要法令一样，改善总有恶化与之对立；一个对于大家都意味着基本改善的政治法令，国会是提不出的，它总是对政府压力、即对一切反动事物的代言人普鲁士让步。
应该提一下，在会期开始时又提出了在会议期间把我暂释的建议，但结果还和以往一样是否定的。赞成建议的发言人是瓦尔特希和哈森克莱维尔。进步党认为提出也无济于事，所以拒绝支持这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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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的两派在国会中讨论问题时常常不得不共同合作，这事实对于所有希望两派合并的人们是一股促进协商的新推动力。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一八七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到六月五日的汉诺威代表大会上向这里迈出了第一步。F. W. 弗里茨舍、哈尔特曼（汉堡）、迈斯特（汉诺威）等人提出建议，要声明：“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认为德国一切会民主主义的工人必须联合起来，以便达到社会民主主义的最后目的，并提议为了给这样的联合开辟道路，他们在一切公开集会上以及在党报上不要再互相斗争和敌对。关于联合的确定建议，在爱森纳赫派代表大会确实表示它也真诚追求联合之前，还不能提出讨论。”
这个建议固然经过长时间辩论后以五十对十九票被否决了，但辩论显然是以与从前谈这类事情时大不相同的情调进行的。
社会民主工党在下月，即六月十八日到二十一日，在科堡举行代表大会，李卜克内西自一八七一年以来第一次又出席党代表大会了。联合问题在这里也拿来讨论，并提出了各种建议。盖布以常务委员会名义所作的报告中对这事就已经说：“如果我们最后还要叙述一下我们对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态度，那么我们的叙述只须确认，自从国会选举以来，旧恨就在动摇中。对此大有裨益的事实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现在被人从上面用与衡量我党的标准相同的标准来衡量它。但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态度实际上还是保守的，从它的代表大会上所提出关于联合的建议在六十九个代表中只有十九票赞成而被否决，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了。我们要相应地保留，首先要注意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根本态度，因为由此可以为我们的联合策略的准则找出个基本的、即使不是最基本的时机。”在后来继续讨论关于联合建议时，奥艾尔也讲了话，他对这问题态度仍然冷淡，以悲观的口吻说：总的说来，我们大家都赞成联合，但是双方在原则上的分歧还很关重要的时候，真正的联合是不可着想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在这方面所显示给我们的希望很小，这表现在它最近的决议中，仍按宗派自称为“拉萨尔派”。我们对和解的梦想直到现在没有多大益处。达成联合的唯一方法是：加强我们的力量使拉萨尔派感觉到我们的力量。我们仍站在二年前在《人民国家报》上公布的联合方案的立场。（参看三八八——三九〇页。）为了讨论联合问题，可以召开一次全体代表大会。伯恩施坦对于这个问题比奥艾尔乐观。全德工人联合会中已有许多会员赞成联合。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的经过证实了他的理解。他说，为了求得谅解，他也赞成召开代表大会。李卜克内西在一个较长演说中说，即使合并最近还不可能，也必须为联合而努力，随后合并会自己到来，台森多尔夫先生和事实的逻辑会照管此事，如果领导者不一起来照管，就会不顾领导者而来照管这件事。莫特勒报告了关于以哈森克莱维尔和哈赛尔曼为一方而以我们的代表为另一方在柏林举行的会谈的情况。哈森克莱维尔和哈赛尔曼曾宣称，因为全德工人联合会是个绝对较好的组织，所以合并是不可考虑的。但对于在报刊和集会上和睦地并肩行进双方却是同意了。最后以绝大多数通过了盖布的一个建议，建议说道：
“代表大会声明，它倾向于两个德意志工人党派的联合。至于这种联合的方式则有待于下次会议由委员会和党的国会议员方面提出建议。此外大会转而讨论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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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堡代表大会上也曾对一事发生热烈的辩论，即有些党员同志常常以不合时宜的热心在较大地区创立财政不甚可靠的地方报纸，然后使党十分为难，因为从此以后只得不计任何代价把这种报纸维持下去。大家知道，直到最近还屡次发出怨言。有不少的这类报纸只准以维持，而给党的领导造成严重的忧虑。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下有些报纸被打垮，这对一方和他方可以说都是好事；它们至少是在战场上对优势敌人作斗争而光荣牺牲的。
科堡代表大会也曾讨论修改纲领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提出了一批建议，其中也有白拉克的建议。科科斯基—格利伦贝格及其伙伴的一个建议说，大会承认纲领需要修改，但考虑到问题在目前还不成熟，所以把修改纲领延至下次代表大会办理。这个建议在长久辩论后被通过了。纲领的修改应在报刊上提出讨论。
此外还举办些公开演讲，其中有李卜克内西和莫特勒讲的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地位，约尔克和格利伦贝格的关于工业和乡村的工人问题。格利伦贝格讲后面一个题目，作了一个对于这个问题富于启发性的好演说。
台森多尔夫为联合开辟道路。联合的商谈
盖布和李卜克内西说得有理，由于全德工人联合会现在遭到由上面来的同对我们一样的待遇，这就促使他们倾向于同我们合并。一八七三年夏季，检察官台森多尔夫由马格德堡被调到柏林市法院，成为这种迫害最重要的实行者。他在柏林市法院的第七庭中遇到该庭庭长赖希，陪审法官冯·欧索夫斯基和基尔式这三个意气相投的人，他们对于他的“救国热情”在各方面与以支持，在长久年代里在对很多党员同志的案件中成为真正的血腥法官。
台森多尔夫在马格德堡已经获得社会主义者的凶手的称号，其结果当然是，他所迫害的和痛恨的党，每次受到他所进行的打击之后就更强盛、更有力了。他是我们这个具有大量图名求利的时代中最恶劣的一个。早在一八七一年，台森多尔夫因为在我们的叛国案中没有插上嘴，就显得那么懊丧。这有下面一件事作证明，我把这件事叙述得详细些，因为它把这个最狂热的社会主义者的死敌暴露得很清楚。当我们被关在牢里不能自卫的时候，《马格德堡报》曾在莱比锡的通讯中屡次对我们肆意谩骂。随后在一八七一年三月，在苏黎世一个由侨居该地的德国人假座当地音乐厅举行的庆祝胜利大会上，发生了巨大的骚乱，据《马格德堡报》的莱比锡通讯说，我们是那次骚乱的策动人，而我们苏黎世的党员同志是执行者。附带说明一下，后来法庭确认我们苏黎世的党员同志同那个暴动毫无关系。因此，我们的律师奥托·夫赖塔格在马格德堡市法院和地方法院对《马格徳堡报》提出了刑事诉讼。使他吃惊不小的是，检察官台森多尔夫在一篇长文中说明他拒绝由官方来控诉《马格德堡报》。他在文中还对我们的一切行为作了冗长而讨厌的政治性的研讨。夫赖塔格答复说，他从来没有想央求普鲁士王室的检察署来援助我们，这有他的刑事诉讼呈文可资证明。此外他应该把台森多尔夫干涉与他无关的政治事件认为是越权的行为而加以驳斥。一个月后，台森多尔夫又写信给夫赖塔格重提这件事，在信中他轻率地承认，他直到现在还在空等着《人民国家报》发表他的信件。如果是顾虑到他本人而未发表，那他愿意奉告，这是用不着顾虑的。夫赖塔格于四月二十八日给他一封尖刻的回信结尾的几句话是：
“您在当前事件中的整个态度给我证明了，即使您对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先生的那种苛刻行动没有大肆公开宣传，您也可以荣任普鲁士王室的检察官和警官了。您可能另找路子去印您那个信件吧。”
台森多尔夫发迹了。他后来升任莱比锡最高法院的检察长。但他没有能实现他那作普鲁士司法部长的希望和欲望就死了。当时在比莱菲尔特另外还有一个热衷利禄的检察官，在一八七一年四月二十六日竟公开警告居民订阅《人民国家报》。这是无耻之尤。
台森多尔夫充分符合他的上司，特别是俾斯麦所寄与他的期望。此后几年内在柏林经他的建议而在臭名远扬的第七庭判刑的人为数甚众，而且判决越来越严峻残酷。但是我党同志的反抗也与迫害同时增长，如果台森多尔夫和第七庭的法官在临终时诚实地清算一下他们的行为，他们一定会说：我们是徒劳无功的；我们毁灭了无数生灵，破坏了许多家庭的幸福，并且以严酷的判刑摧残了许多人的生命，但是我们原想控制的运动，却把我们控制了。我们是失败者。我们想消灭的那些人依然是胜利者。
一八七四年，莫斯特在柏林因为关于巴黎公社的讲话被上述法庭判处一年半的监禁。柏林最好的组织者排字工人汉士同志，因为排印一首诗而被判一年监禁。全德工人联合会的A. 卡培尔被判九个月，但被高等法院减为三个月。弗罗梅也是被判九个月而高等法院减为六个月。大批其他同志也被处以同样重的，一部分还更重的处罚，这些案件所涉及的几乎全是些起诉无效的事情，如果在其他法院，不过处以几个星期的监禁或者罚款而已。在某些集团里，神经过敏症有加无已。一八七四年，整个普鲁士在一百零四个案件中有八十七个拉萨尔分子共被判监禁二百一十一个月又三星期。在萨克森也与此相仿，判决也越来越严酷。以往论月就够了，现在论年来处罚。我们党的人在被判罪者中占主要份额。
与司法判刑同时进行的是警察的制裁和解散。柏林全德工人联合会在六月底被警察封闭。以后当该会主席哈森克莱维尔把会址移到不来梅时，他因为违犯结社法，被判监禁两个月。此外，在柏林遭解散的还有社会民主工党的支部、劳动妇女协会、全德鞋匠协会、全德细木工协会和全德泥水匠协会。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的警察仿效他们柏林同事的榜样，也解散了那里现有的大多数工人组织。还有汉诺威、普鲁士的哥尼斯堡和其他地区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以及社会民主工党的各支部都遭到警察解散。萨克森和巴伐利亚也不落在普鲁士之后。所以在慕尼黑、纽伦堡、艾尔郎根、侯夫的工人组织也都垮了台。同时，在慕尼黑有一系列的工会组织也被解散了，其中有全德裁缝协会，画匠、油漆匠和镀金匠工会，全德五金工人协会和全德木匠协会。
所有这些事情都大有助于使甚至最反对的分子明白，面对着这种对两派毫无差别地施行的强暴惩罚，只有合并才能提高反抗力量。
因此，一八七四年十月十一日，李卜克内西写给我一封寄往兹维考地方监狱的信，信里说：
“昨天特尔克在这里；他想同我们合并。弗里茨舍今天给我来的信意思相同。根据弗里茨舍说，莱迈尔和哈赛尔曼也愿意，至少是联合起来；合并还不可能。余容面谈——国会开幕前八天我来拜访你。只说这些！可以确定的是，全德组织要完全解散；特尔克（同他的会晤妙极了）后悔地承认，神圣的组织没有表现它的优点……我们的不愿立即在十一月十五日召开联合会议，使他大失所望，而我又说明，我们不可能再退回到拉萨尔纲领，即使是改革了的纲领也不行，这使他更加失望。特尔克认为，根本用不着提到拉萨尔的名字，总之，拉萨尔崇拜纯粹出于策略性的原因，云云。特尔克的前来，是受了哈森克莱维尔（他在蔡茨）的委托，并且取得沃德的同意的。这是一派——另一派是哈赛尔曼—莱迈尔。两派之间的所谓公正人是弗里茨舍。特尔克非常痛恨哈赛尔曼。当我问起，哈赛尔曼是否对他——特尔克的措施同意，他回答说：不同意，但他必须同意！当我又反驳他说：如果你们反对掌握着《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哈赛尔曼，那你们就会被毁灭，像当年施韦泽对付反对派一样。但特尔克回答说：哈赛尔曼不能有所作为，报纸在法律上的所有者是哈森克莱维尔。”
李卜克内西还写道，他向特尔克解释说，我们在莱比锡不能作决定，他应先到党理事会所在的汉堡，在那里同盖布、奥艾尔等进行商谈。在圣诞节以前召开代表大会是不可能的，而且必须先举行一次讨论会，人们还是必须谨慎从事。“合并还不能考虑”，李卜克内西结尾时写道；但是已经开了端，事情就会继续进行下去。
在汉堡大家一致建议，双方以相等人数组成一个委员会，讨论联合的条件并拟订提案。这个为联合的努力在我们党内一为人所知，就受到普遍的欢迎。当窦曹尔同志（兹维考）十月十五日给我一封寄到监狱里的信说，他听说正在进行关于合并的协商，我回信说：这我已知道。我很高兴，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人们现在向我们靠拢，并且为和解而伸出了手。如果他（窦曹尔）得到的消息是李卜克内西“不假思索地”拒绝了建议，那是传闻失实了，李卜克内西在汉堡的行动显然与此相反。李卜克内西和我对这个和平建议是以满意的心情予以欢迎的。“历时八年的斗争费去了我一大部分精力、许多时间和其他牺牲。好了，这个斗争要一劳永逸地胜利结束了。
关于哈赛尔曼和莱迈尔的鼓动，一八七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特尔克由伊塞陇写信给理事会委员沃德（他在哈森克莱维尔服刑期间担任联合会副主席），信里面说道：
“据《人民国家报》的通告来看，‘爱森纳赫派’正在轻快地进行联合计划的商谈。如果我们不愿被他们赶过去，那么，我们也必须作最勤奋的活动，同时还要顾到哈赛尔曼和莱迈尔两位先生的反感。特别请你注意的是，哈赛尔曼和莱迈尔通过他们在第一一九期《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讲话公然说出了他们的意图，要想毫不顾联合会的领导而完全自由地进行鼓动；对于这些先生们似乎根本没有副主席存在。
因此，从各方面看来，迅速协商是绝对必要的，所以我认为必须按下列方式进行：
1．因为按照哈森克莱维尔的看法，既不能由他，也不能由你或者由理事会委员在这事件上采取正式的步骤，又因为人们到处在等待着我的旅行结果的消息，所以我在我们方面为了召集联席委员会会议作些通讯工作，直到委员会开幕为止，是有好处的……
2．为了使某些反鼓动不生危害，我必须迅速在乌培尔河谷召开一个莱因区和威斯特伐利亚的全权代表会议……”
然后特尔克也为包括卡塞尔在内的南方作出同样的建议并且自请到法兰克福、欧芬巴赫、哈瑙和卡塞尔去一趟。他在信中接着说：
“哈赛尔曼以昨天的《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社论，特别是社论结尾的话，已开始了他的反对代表会议的鼓动。”
特尔克在信的末尾请求立刻不倦地行动起来。
哈森克莱维尔赞成特尔克的办法，可是他同李卜克内西和其他几个人在蔡茨监狱中的一次谈话议妥，等到他十二月初释放以后再作下一步的行动。于是双方代表为了讨论此后的步骤在柏林会晤了。在那里商定，每方推选数目相同的会员，并各拟好自己方面关于纲领和组织的建议。而后双方代表相会，根据这两个草案再拟订一个草案，呈交代表大会作为商讨的基础。
哈森克莱维尔给他那协会成员的通告进一步公开了正在进行的合并努力的最初消息，这个通告是一八七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在《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并由《人民国家报》加以转载。他在通告中说，当他知道了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大多数会员赞成合并以后，就同也怀着合并愿望的社会民主工党进行谈判。拉萨尔派希望把拉萨尔的观点和要求纳入共同纲领，并且创设一个统一的严格的组织，这可以考虑，但是不宜轻率讨论，这一点双方代表是一致的。
合并的消息第一次向群众宣布是在柏林。在这个集会上有七个被释放的国会议员出席。大会上一致通过了一个关于联合的决议，还决定把会议经过通知在普略曾湖的莫斯特和在兹维考的我。
第二次联合运动是在汉堡约尔克安葬的时候，前面已经报道过，他是在一八七五年一月一日夜间亡故的。两派共五千人拿着二十面旗帜，跟在这个既为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始人之一，后来又为社会民主工党创始人之一，而且全心全意地为运动服务的人的灵柩后面。
一月十九日，爱德华·伯恩施坦给我一封信，在信里他道歉，因为他身为在柏林举行的民众大会的秘书并受委托向莫斯特和我传达大会最诚挚的同情，到如今才履行职务：
“我不知道您对于联合如何想法，但我相信，有一点我们大家是同意的，即这种关于联合的思想要尽可能长期坚持下去。我决不作幻想，但我知道，就是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中，对于联合的需要也是很大的。可惜那些人都是顽固不化的拉萨尔分子，所以关于这方面我们必须有所让步。”
规定的委员会由双方各八人组成。拉萨尔派委任了哈森克莱维尔、哈赛尔曼、R. 和O. 卡培尔、沃德、赖因德斯、哈尔特曼和瓦尔特，爱森纳赫派委任了奥艾尔、伯恩施坦、鲍克（哥达）、盖布、李卜克内西、莫特勒、拉姆和瓦尔特希。以后，一八七五年二月十四日和十五日，委员会在哥达开会，以便把两个非常分歧的纲领和组织草案打成一片。这个工作很不容易，最后指定由盖布、哈森克莱维尔、哈赛尔曼和李卜克内西组成起草委员会。后来该委员会宣称，参与者对于工作结果完全满意。但在党内并非处处如此。当三月五日李卜克内西把纲领草案给我送到监狱来并附带说，更进一步是办不到了，这对我好像是个晴天霹雳。我必须顺便说明，李卜克内西虽曾允诺来看我，可是并没有来，而且他和莫特勒都不认为值得把有关谈判的任何消息通知我，这已使我有几个星期非常激动，愤怒万分。我认为可以期待会告诉我的。现在我坐下米，写了一封长达数页的、非常刺激的信，在信里我尖锐地批判了纲领并且另外草拟了一个确实过于冗长的详细的对案。我又一次证实了，与外界隔离后是多么有利于空想。李卜克内西请我原谅他没有来访我和同我商谈。不过他的工作太忙，此外他还说，在一个官吏监视之下谈论棘手事件不是愉快的事情。这是对的。但是，当一个囚犯知道外面在谈判抓住了他的全部思想和感觉的事件，纵然发言受限制，他还是渴望来一次发言。李卜克内西把我的信给汉堡的党委会，在那里这封信当然也被拒绝接受。即使我最后放弃了自己的建议，我对纲领草案的不满并未因而消除。除我以外，白拉克也激烈反对这个草案。当他祝贺我四月一日毕竟出狱时，他非常激昂地表示反对这个纲领。白拉克在最近几年也不得不保持一定程度的谨慎。他因不断害病，曾屡次实行易地疗养。另一方面，营业关系（他是他父亲的商店的负责人，而且因为创设一个印刷和出版企业，财务上的负担很重，只有谨慎从事，才能避免严重的损失）迫使他不能参加党的许多重要事情。结果是白拉克不属于合并委员会，令人很是遗憾。他告诉我，他给盖布写的信会提到，纲领第三部分简直是荒谬的。拿这种胡言乱语传染党员同志，而把反对意见排斥出党，党员资格也以对此同意与否而定等等，这是可耻的。我们之间展开了书信往还，白拉克在四月十九日写信给我说：
“这一次要由我这方面请求原谅了。可是我也这样没有时间，而且必须承认，草案的第三部分使我非常扫兴，所以不乐于对这件事勉强挤出一个钟头的时间。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这个草案是无法修改的，必须另拟一个全新的草案；我现在很愿意同你在马格德堡会晤，但恐不能拟出草案，哪里有时间呢？”
最后他认为，我们既没有时间来彻底讨论，而且谁都没有时间来草拟一个草案，所以应当把委员会的草案通过批判尽可能加以改动之后，接受它作为临时纲领。对于我拟的草案的详细节目他也表示不同意，认为这应该归在一本小册子里。除我之外，白拉克为了纲领草案也同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因而引起马克思写出他那著名的批判，发表在《新时代》第九卷三八五页上。
我因此在一八七五年二月二十三日给恩格斯的一封私人信件中间道：“您和马克思对于联合问题意见如何？我不能作充分有效的判断，因为我一概不知，我仅晓得报纸上的报道。我急欲在我四月一日出狱时听到和看到事情的情况究竟怎样！”恩格斯给我的回信如下：
“一八七五年三月十八——二十八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已经接到您二月二十三日的来信，并且为您身体这样健康而高兴。
您问我，我们对合并这件事采取什么态度。可惜我们的处境和您完全一样。无论是李卜克内西或其他任何人都没有给我们一点消息，因此，我们所知道的也只是报纸上所登载的那些，而直到大约八天前收到纲领草案时为止，报纸上并没有登载什么。这个草案的确使我们吃惊不小。
我们党经常地向拉萨尔派伸出手来，建议和解或者至少是共同合作，但是每次都遭到哈森克莱维尔们、哈赛尔曼们和特尔克们的无礼拒绝，因而就连每个小孩都必然要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既然这些先生们现在自己来谋求和解，那他们一定是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了。但是，考虑到这些人的尽人皆知的本性，我们就有责任利用这种困境取得一切可能的保证，使这些人不能利用我们的党在工人舆论中重新巩固他们已经动摇的地位。我们应当以极其冷淡的和不信任的态度对待他们，能否达到合并，这取决于他们有多少诚意放弃他们的宗派口号和他们的‘国家帮助’，并基本上接受一八六九年的爱森纳赫纲领或这个纲领的和目前情况相适应的修正版。我们的党在理论方面，即在对纲领有决定意义的方面，
绝对没有什么要向拉萨尔派
学习的；而拉萨尔派倒是应当向我们的党学习；合并的第一个条件是，他们不再做宗派主义者，不再做拉萨尔派，也就是说他们首先即使不完全放弃国家帮助这剂救世灵药，也要承认它同其他许多可能采取的措施一样是个附属的过渡措施。纲领草案证明，我们的人在理论方面要比拉萨尔派的领袖高明一百倍，而在政治机警性方面却差一百倍；‘诚实的人’又一次受到了不诚实的人的极大的欺骗。
第一，接受了拉萨尔的响亮的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是错误的说法：对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这句话只有在个别的例外场合才是正确的，例如，在像巴黎公社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或者是在一个不仅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形象建立了国家和社会，而且继它之后民主派小资产阶级也已经彻底完成了这种改造的国家里。拿德国来说，如果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属于这反动的一帮，那么，社会民主工党怎么能同他们，同人民党携手合作了这许多年？《人民国家报》怎么能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法兰克福报》中吸取自己的几乎全部的政治内容呢？怎么能在这个纲领中列人了整整七项简直逐字逐句同人民党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纲领相符合的要求呢？我所指的是七项政治要求，即一到五和一到二，这七项要求中没有一项不是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要求
[1]。
第二，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原则在目前实际上已经完全被抛弃，而且是被五年来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一直极其光荣地实行这原则的人们所抛弃。德国工人之所以处于欧洲运动的先导地位，
主要是由于他们在战争期间采取了真正国际主义的态度；任何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没有能做得这样好。现在，在国外，当各国政府极力镇压在某一个组织内实现这一原则的任何企图而各国工人到处都强调这个原则的时候，他们却打算抛弃这个原则！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究竟还剩下什么东西呢？只剩下渺茫的希望——甚至不是对欧洲工人在今后争取解放的斗争中进行共同合作的希望，不是的，而是对未来的‘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的希望，是对和平同盟中的资产者的‘欧洲联邦’的希望！
当然根本没有必要谈国际本身。但是，至少不应当比一八六九年的纲领后退一步，而大体上应当这样说：
虽然德国工人党
首先是在它所处的国境之内进行活动（它没有权利代表欧洲无产阶级讲话，特别是没有权利讲错误的话），但是它意识到自己和各国工人的团结一致，并且经常准备着，像过去一样地继续履行由这种团结一致而带来的义务。即使不直接宣布或者认为自己是国际的一部分，这种义务也是存在着的，例如，在罢工时进行援助并阻止工贼活动，设法使德国工人通过党的机关报刊了解国外的运动的情况，进行反对迫于目前的或正在爆发的王朝战争的宣传，在这种战争期间实行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一年所模范地实行过的策略等等。
第三，我们的人已经让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强加在自己头上，这个规律的基础是一种陈腐不堪的经济学观点，即工人平均只能得到
最低的工资，而所以如此，是因为根据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工人总是太多了（这就是拉萨尔的论据）。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已经详细地证明：调节工资的各种规律是非常复杂的，随着情况的不同，时而这个规律占优势，时而那个规律占优势；所以它们绝对不是铁的，反面是很有弹性的，这个问题根本不可能像拉萨尔所想象的那样用三言两语来了结。拉萨尔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歪曲了后者）那里抄袭来的这一规律的马尔萨斯式的论据，例如拉萨尔在《工人读本》第五页上引自他的另一本小册子的这一论据已被马克思在《资本的积累过程》一篇中驳斥得淋漓尽致了。接受拉萨尔的‘铁的规律’，那也就是承认一个错误的论点和它的一个错误的论据。
第四，纲领把拉萨尔从毕舍那里剽窃来的国家帮助原封不动地提出来作为
唯一的社会的要求。而这是在白拉克非常出色地揭露出这个要求毫无用处之后，在我们党的几乎所有的、甚至全部的发言者在同拉萨尔分子的斗争中不得不起来反对这种‘国家帮助’之后提出来的！我们党是不能比这更自卑自贱了。国际主义竟降低到阿曼特·戈克的水平，社会主义竟降低到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毕舍的水平，而毕舍提出这个要求来
对付社会主义者，是为了夺取他们的阵地！
拉萨尔的‘国家帮助’至多也只是为达到目的而实行的许多措施中的
一个，而纲领草案却用软弱无力的词句表述这个目的：‘为了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好像我们还有一个在理论上
没有解决的社会
问题似的！所以，如果说：‘德国工人党力图通过工业和农业中的以及全国范围内的合作生产来消灭雇佣劳动并从而消灭阶级差别；它拥护每一项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的措施！’——那是没有一个拉萨尔分子能提出什么反驳来的。
第五，根本就没有谈到通过工会使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这是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组织，它靠这种组织和资本进行经常的斗争，使自己受到训练，就是最残酷的反动势力（像目前在巴黎那样）现在也决不可能摧毁它。既然这一组织在德国也获得了这种重要性，我们认为，在纲领里提到这种组织，并且尽可能在党的组织中给它一个位置，那是绝对必要的。
这就是我们的人为了讨好拉萨尔派而作出的一切。而对方做了些什么让步呢？那就是在纲领中列入一堆相当混乱的
纯民主主义的要求，其中有一些是纯粹的时髦货，例如‘人民立法’，这种制度存在于瑞士，如果它还能带来点什么东西的话，那么带来的害处要比好处更多。要是改成‘由人民来
管理’，这还有点意义。同样没有提出一切自由的首要条件：一切公务人员在自己的一切职务活动方面都应当在普通法庭上按照一般法律向每一个公民负责。至于在任何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纲领中都会列入而在这里看起来有些奇怪的要求，如科学自由、信仰自由，我就不想再说下去了。
自由的人民国家变成了自由国家。从字面上看，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在巴黎公社以后，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无政府主义者用‘
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把我们挖苦得很够了，虽然马克思驳斥蒲鲁东的著作和后来的《共产党宣言》都已经直接指出，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
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Gemeinwesen》〔“公团”〕，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文古字，相当于法文中的‘公社’。
用‘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来代替‘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这也是很成问题的。在国和国、省和省、甚至地方和地方之间总会有生活条件方面的
某种不平等存在，这种不平等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阿尔卑斯山的居民和平原上的居民的生活条件总是不同的，把社会主义社会看做
平等的王国，这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旧口号为根据的片面的法国观点，这种看法作为一定的
发展阶段在当时当地曾经是正确的，但是，像以前的各个社会主义学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样，它现在也应当被克服，因为它只能引起思想混乱，而且因为已经有了阐述这一问题的更精确的方法。
我不再写下去了，虽然在这个连文字也写得干瘪无力的纲领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是应当加以批判的。它是这样一种纲领，如果它被通过，马克思和我
永远不会承认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
新党而且我们一定会非常严肃地考虑，我们将对它采取（而且也要公开地）什么态度。请您想想，在国外人们是要
我们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切言行负责的。例如，巴枯宁在他的著作《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中要我们替《民主周报》创办以来李卜克内西所说的和所写的一切不加思考的话负责。在人们的想象中，我们是在这里指挥一切，可是您和我都知道得很清楚，我们几乎从来没有对党的内部事务进行过任何干涉，如果说干涉过的话，那也只不过是为了尽可能改正在我们看来是错误的地方，而且的确是
仅仅限于理论上的。但是您自己可以理解，这个纲领形成一个转折点，它会很容易地迫使我们拒绝替承认这个纲领的政党承担任何责任。
一般说来，一个政党的正式纲领没有它的实际行动那样重要。但是，一个
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因此，新的纲领无论如何不应当像这个草案那样比爱森纳赫纲领还倒退一步。总还得想一想，其他国家的工人对这个纲领将会说些什么；整个德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向拉萨尔主义的这种投降将会造成什么印象。
同时我深信，在
这种基础上的合并连一年也保持不了。难道我们党的优秀分子会愿意不断地重复拉萨尔关于铁的工资规律和国家帮助那一套背熟了的词句吗？我想看看譬如您在这种情况下的态度！而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的听众就会向他们喝倒彩。而且我相信，拉萨尔派会死抱住纲领的
这些条文不放，就像犹太人夏洛克非要他那一磅肉
[2]不可一样。分裂是一定会发生的；但是到那时我们已经恢复哈赛尔曼、哈森克莱维尔和特尔克及其同伙的 ‘诚实的’名声；分裂以后，我们将被削弱，而拉萨尔派将会增强；我们的党将丧失它的政治纯洁性，并且再也不可能奋不顾身地起来反对它自己在一个时期内写在自己旗帜上的拉萨尔词句；如果拉萨尔派以后又说：他们是真正的和唯一的工人党，我们的人是资产者，那么，他们是可以拿这个纲领来证明的。纲领中的一切社会主义措施都是
他们的，而
我们的党除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些要求就什么东西也没有添进去，
这个党在同一个纲领中又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说成是‘反动的一帮’中的一部分！
我把这封信搁下来，是因为您在四月一日庆祝俾斯麦生辰那天才会被释放，而我是不愿意让这封信去冒以走私方式传送时被搜去的危险的。刚刚接到了白拉克的信，他对这个纲领也有很大的疑虑，他想了解一下我们的意见。因此，为了迅速起见我把这封信寄给了他，让他看一下，而我也就用不着把这个麻烦东西再全部重写一通。此外，我同样也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朗姆，我给李卜克内西只是简单地写了几句。我不能原谅他，因为关于全部事件直到可以说太迟的时候他还连
一个字也没有告诉我们（而朗姆和其他人却以为他已经详细地通知我们了）。他从来就是这样做的——因此，我们，马克思和我，同他进行了许多次不愉快的通讯——，但是，这一次做得实在太可恶了，
我们坚决不和他一起走。
希望您设法夏天到这里来，当然您将住在我这里，如果天气好，我们可以去洗几天海水浴，这对于过了很久牢狱生活的您一定会有很大的好处。
您的友好的弗·恩·
马克思刚刚搬了家，他的住址是：伦敦西北区克雷森特街梅特兰公园路四十一号。”[3]
关于我目前的态度，白拉克随后在五月十日写信给马克思说道：
“我起先曾认为，倍倍尔会倾向于坚决行动，但是一方面受了损害的健康和必要的恢复营业工作，另一方面李卜克内西的恳切请求似乎妨碍了他。”
使我不把对于纲领草案的不满公开发表出来的，不仅有李卜克内西的请求，而且有各方面的劝说，说不要因为我的行动而把这事声张出去，因而也许使合并成为不可能。
我向这个要求让步，因为合并也是我的心愿。党对于合并的要求非常强烈，必须把对于纲领的一切疑虑置而不谈。毕竟所造成的错误以后可以加以补救。
※ ※ ※
由于国会复会，议员们要比较长久留在柏林，这样就基本上促进了领导人们对于联合的努力。国会于一八七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开幕，可是在一月三十日就闭幕了。我们的代表参加讨论并不活跃。议员们对于党的联合谈判较之国会的讨论感到更大的兴趣，尽管国会所办理的是些重要案件。议案中有法院组织法草案、刑事和民事诉讼法草案，还有一个有关国民军的法律草案，关于该草案李卜克内西和哈赛尔曼后来都曾发言。
请求在开会期间准许我们请假出狱的建议自然是又提出了，这次建议包括着哈森克莱维尔、莫斯特和我。在申述建议理由时，李卜克内西发言，他不肯放过机会把判我们有罪的讼案细细检查，并彻底粉碎这些判决。他特别着重当时莫斯特在普略曾湖所遭受的无理待遇。
继李卜克内西之后是温德荷斯特发言，他也同样激烈地控诉老汉诺威军营对于政治犯的待遇。但是关于释放我们的建议，他考虑到宪法第三十一条的内容不能赞同，不过他希望，如果一位在押的议员提出请假，政府对此应欣然同意，首相先生并应予以支持。俾斯麦为此发言并加以嘲笑说，“首相先生”在当前的情况下将赞成犯人的请假，如果他请假是因为人们在国会中长久没有听到像前面两位发言人的那种富有教育意义而又为我们长以来所缺乏的发言的话。（大笑。）国会没有料到，它由于像以往一样作了否定的决议，因而不久就陷入一种尴尬的境遇。李卜克内西等人的建议是在十一月二十一日讨论的，但早在十二月十二日，议员拉斯克尔在议员冯·本尼格森、申克·冯·斯陶芬堡、冯·傅尔肯贝克、海乃尔博士、温德荷斯特、冯·邓秦、施瓦采博士和霍亨卢恩侯爵（兰根堡）——即全部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支持之下认为有必要提出下列建议：
“因鉴于据可靠消息国会成员马容克先生由于一件法律上已生效的刑事判决昨天已经被捕，议事规程委员会以急件交议下列事项：1．根据德意志帝国宪法第三十一条在国会开会期间不经国会同意而逮捕国会成员是否为宪法所容许；2．为了预防国会成员在国会开会期间因法律上生效的刑事判决，不经国会同意而被逮捕起见，可否采取步骤和应采取何种步骤。”
这个建议是很可笑的，议会却立即予以讨论。结果像国会屡次地并且最后到十一月二十一日决定的那样，认为宪法第三十一条不适用于议员的刑事拘捕，所以主管机关也无可争辩地有权在会议期间逮捕议员。议员马容克因为担任《日耳曼尼亚报》的编辑而被判一年监禁，这个案件引起莫大的惊奇。也无可置疑的是，他的拘押在国会开会之前不久不是没有俾斯麦同意而执行的。因为事实上判决已从九月二十三日起生效，马容克的拘押既然未在会议开幕前执行，则可待至会议结束后，即一月底执行，亦无损于司法。但是俾斯麦不愿这样。他显然为了十二月四日的辩论要给中央党一个警告；至于这样一来，国会在精神上也挨了一个耳光，并且根据自己的决议而不得不忍受这个耳光，这在他看来，却是无关重要的。他认为自己出席讨论也是不值得的。因此，拉斯克尔的建议被交给议事规程委员会，但该会，如所预料，对于任何建议也不能取得一致，几天后还是毫无结果，提案又回到议会。在这里，辩论经历了同样可怜的过程。所提出的一系列建议总是被某一多数所否决。结果是使国会丧尽体面。
我叙述十二月四日的辩论，作为俾斯麦对马容克的报复行为的理由。在十二月四日的会议上，天主教的社会政治家约尔格发言评论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和不召集联邦政府委员会来监督这个政策。当时有许多法国主教把阿尔萨斯—洛林的德国籍公民当作他们的教区居民，发出一封主教通告，在通告中他们反对德意志的文化斗争的处置，这使俾斯麦很生气，发给该国大使一个通电，他在电报里说：应该查明，如果德国不可能同它的西邻持久和平相处，那么人们将不会坐待法国人完全作好了作战准备，而要自行选择适当时机先发制人。这是以战争相威胁，引起了巨大不安。根据《北德意志总汇报》上俾斯麦所说的一个名词，这通电获得了一个历史性的名称：浇冷水通电。约尔格认为俾斯麦的这种办法是一个轻松愉快地使国家冒大危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他还诉不平说，库尔曼去夏在基星根行刺俾斯麦的事件人们也要中央党负责。约尔格说，库尔曼是个半疯子，对于这种人中央党不能负责。俾斯麦为此在发言中极力攻击中央党。他提出库尔曼在狱中向他（俾斯麦）供认，读了中央党的报纸才决定行刺，他控诉中央党是行刺的共犯，库尔曼是处在中央党卵翼之下的。这句话引起很大的喧嚷，中央党的座位中间向俾斯麦连续发出呸！呸！声。在争吵中的主要呐喊人是后来的国会议长巴莱斯特伦伯爵。
俾斯麦始终不忘记这件事，因为他的狂暴天性的主要特色是一个善于怀恨的人。他的忿恨总引起我的赞赏，可是他满足忿恨的那种卑鄙讨厌的方式，却使我极为憎恶。在报怨上，他是不择手段的。
在这个开会期间，我们有个意外收获。莫斯特用一个请愿书向国会申诉他在普略曾湖所受的待遇并建议依法整顿刑事监禁。须提出关于此事的报告的请愿书审查委员会不免认可莫斯特的申诉。在全体会议上，李卜克内西也发了言，以大多数通过委员会的下列建议：
“请愿书要求首相先生办理的是，在那些迄今没有依法管理执行刑罚的联邦，特别是在普鲁士王国，联邦政府要迅速整顿刑罚的执行和监禁制度，以此保证按照刑法法典，特别是第十六条的意义来执行刑罚，尤其是徒刑；
此外，请求首相先生在普鲁士王国政府办理的是，删去同刑法法典第一十六条第二段相矛盾的一八三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规定中的第二十三条、一八五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司法部训令（五C）和柏林监狱规章的第三十七条。”
我在三十一个月的监禁以后于一八七五年四月一日（俾斯麦的生日）被释放。这一天不仅是我的家庭和我个人的一个喜庆日。各地党组织给我大量的贺信和贺电，所以可以说，党大部分也把这天看作一个喜庆日。
我的选区订于四月十一日在格劳绍举行欢迎大会，我带着家属前往参加。我在发言中对于目前的合并说道：“我满怀快乐地向往常从另一派立场作为敌人同我们对立的另一派的成员致敬；我们此后不仅和和气气地并肩前进，而且今已为我们所追求的崇高目的共同奋斗。再说，我们不久就要联合为一个单一的团体。虽则我们以往互相斗争得那么激烈，我们此后却将更强有力更勇敢无畏地反对共同的敌人。成功是必然到来的。”庆祝会的气氛极为美好，大家在实行和解的情况之下，好像是由魔掌中得到了解放。美拉内的同志接着在七月间举行庆祝大会，后来还有荷亨斯坦—艾恩斯塔尔也举行大会。
摩里茨·赫斯于四月间在巴黎亡故，他没有活着见到合并。卡尔·希尔施致悼辞。在同一个月，乔治·海尔维格也在巴登—巴登去世，他自从拉萨尔死后就离开了党。在同一年，《法兰克福报》发起为以前的“囚犯”奥古斯特·罗克尔募捐，他住在维也纳，生活十分困难。
[1] 指的是哥达纲领草案的下列各项：
“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自由的基础：
1．凡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在国家和地方的一切选举中都享有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秘密的选举权；2．实行人民有权提出和否决议案的直接的立法；3．实行普遍军事训练，以人民军队代替常备军，由人民代表机关决定宣战与媾和的问题；4．废除一切特别法律，尤其是关于出版、结社和集会的法律；5．建立人民法庭，实行免费诉讼。
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精种的和道德的基础：
1．通过国家来实施普遍的和平等的国民教育。实施普遍的义务教育。实施免费教育。2．科学自由。信仰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者
[2]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一幕第三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者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三——十页。——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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