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倍倍尔 -> 《我的一生》第三卷（1911）

序言

　　去年七月二十一日，倍倍尔由苏黎世给我一封信，信里首先对我当时进行的笔站表示很感兴趣，随后接着说：

　　“我立了个遗嘱，希望你能同意，即如果我在《我的一生》第三卷完成前竟然去世，那末你可以就已准备好付印的稿子出版。我还要做的不多了，这一卷写到一八八二年就完了。往后可以快些进行了。
　　但要预先说定，稿子除文笔上的修改以外不能有其他变动。事实上只有发现我所举的事实是错误的，而我必须改正的时候，才可以有所变动。特别是，我所提到的还在世的人们的名字，只要我自己在原稿上没有略去或缩写，翻印时它们也应当不被略去或缩写。……因为我没有有意地错待任何人，而历史真实性也不容给涂上色彩，所以也没有理由把写好的东西加以改动。
　　这一卷若在我死前未能完成，我认为决不要由你或其他人来续写……
　　请把这信谨慎保存，以便作为证件。”

　　在这个嘱托之后，倍倍尔在信里又写到夏季的计划和家庭琐事，说他的情况是令人满意的，还谈到几个议会党团人物，随后用这话来结束这封信：

　　“我现在从事第三卷的写作，是逐段做到可以付印的程度并把其余的稿子附在后面。”

　　这封信的整个精神表示出，他还希望由他自己来完成他的回忆录，这是他非常关心的事，而他指定我为出版人，只是个预防措施。就是七月二十九日他给我的下一封信，也十分关心于现代和当时由于议会党团对关税案的态度而引起的笔战。他所讲的同摩尔肯布尔在耶拿党代表大会上宣读的那封信相仿。他虽然抱怨他的“无力工作”，但把这情形描写为“意欲进攻却在斗争面前被吓回来的怪现象”。他因无力战斗而愁闷，他把无力战斗同无力工作同等看待。战斗和工作在他有同样意义。但紧接着他在那封信里也提到第三卷的工作，这工作他只中断几个星期。对于我促使他注意一八七六年考查出来的事，他回答说：

　　“你所写的关于《柏林自由报》上的声明和攻击的事，我不知道，或者同许多其他事件一样，我全忘记了。我忘记了多少东西，我研究第三卷的有关文件时每天都体会到了。”

　　这是倍倍尔关于他的回忆录第三卷最后告诉我的话。这表示他正在从事完成他的工作。两个星期后，他就逝世了，离开了每个工作、每个斗争。他安安静静地长眠了，未受到长时间对死搏斗的痛苦：这是永别的无限悲痛中的唯一安慰，这种悲痛使我们每个人感到抑郁，即使是没有幸运同倍倍尔本人作朋友的人；只要是关心我们伟大事业因倍倍尔的死亡而失去了它最有力的和最忠诚的先锋战士的人，都有这种感觉。
　　倍倍尔遗留下来的写作材料一到我的手里，我立即开始执行我的亡友的遗嘱。
　　我的工作，如倍倍尔所已指出，是不大的；基本上只是编辑的整理工作。文字上不够流畅的地方加以修整，同时也务求尽量保持作者的特色。引文和日期都尽可能与原件核对。送去付印的信件中有许多人的名字因简便起见只写了开头的字母。凡是不言而喻的名字，我就把它的全称写出来。如果只是很有可能，则在脚注中注明原名。有少数几个名字，我不能确有把握来断定，所以只好仍旧只用开头字母。
　　自然，倍倍尔有意要讳用全名的地方，则仍用开头字母。
　　相反地，我却没有仅仅暗示或完全隐讳一个完全写出的名字。
　　倍倍尔在这一点上的严格规定使我有点失措。看起来，他像是迫于毫无顾虑地热爱真理，不得不从事使许多有声望的同志陷于窘境的揭露。使我惊讶的是，我一点也未发见起了这种作用的东西。也许那些会使几个名字感到痛苦的实情，要到后面才提出，而现在却永远埋没了。
　　我只把准备好付印的稿子拿来发表。倍倍尔搜集了超出这部著作的广泛的材料。书信、公文、剪报、摘要、传单和许多这类东西。材料直到一八九〇年，对于编党史的人提供许多有价值的指示。
　　我想在这里转录一段给施吕特尔的信。这封信有关爱北斐特案件。我在文德尔的倍倍尔传的评论里曾提到，他好像把这案件和倍倍尔对此案的作用几乎忘记了。文德尔没有提这个讼案。不过在后来的版本上他确乎补足了这个遗漏。虽然如此，读一下在审讯期间倍倍尔自己在一八八九年十二月一日所写的东西，也会感到兴趣的：

　　“案件是件空前未有的丑事，是检察署和警察局的耻辱。
　　他们不会梦想到，把我个人拉进公诉里去，就是为他们准备好了悲惨的失败。检察官在第二天就已经暗地里说：这个人弄坏我的整个案件，往后还更要糟些。我希望案件对最大多数的被告都能一切顺利。他们有一部分吃了本地的历史和他们对苏黎世以至伦敦的关系的亏了。
　　令人烦恼的是这将耗费大量时间。但是想到，如果我不在那里，被告们非常可能像羊似地遭人宰割，因为他们没有掌握这类材料，那么，有所牺牲，我也是不后悔的。
　　我想，这是他们在德国上演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秘密勾结的案件。”

　　这确是这类案件的最后一次。不久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就取消了。
　　同时我也发见一系列短短笔记，但这些笔记不过是以少数字句确定日期而已。个别部分没有说明，即令是零碎的说明也没有。除这里发表的稿子以外，我没有能发现任何可以作为倍倍尔的《回忆录》来发表的东西。要在这个准备好付印的稿子里加入任何东西，就会是此卷的续作，这是作者所不许的，也当然不许，因为所有这类的加添，哪怕是无可非议的，总不能认为是倍倍尔的回忆录。
　　我决不续加。但因为这个著作是骤然中断的，我只可以给加上一个用以结束的后记。这里我发表几封倍倍尔同恩格斯的往来信件，时间是属于遗稿的最后部分的。
　　这样，我作为编者的工作并不很大。但是它所给我的享受却大得多，单就它允许我重温一道意味着我们党的英雄时代的那些时期来说，这享受就已经很大了。凡是能够参与那时期党的工作的人，在记忆它时，没有不感到自豪的。年轻的一代却可以从对那些胜利的艰苦的考验的回忆中为他们面前的伟大斗争吸取勇气和力量。因为最艰苦的事情还在我们面前：夺取政权。
　　倍倍尔想在这个斗争中作我们的前导这个最热烈的希望不能实现了。但是我们伟大的先驱者的不朽的东西，继续生存在我们中间并将引导我们走向胜利和凯旋！
　　一九一四年一月。

卡·考茨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