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讨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倍倍尔 -> 《我的一生》第三卷（1911）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讨论

　　新选出的国会在王宫的白厅里开幕了。人们期待着，皇储会来代替还在养伤的皇帝宣读御前演说。但是既不见皇储也不见首相到来。这项职务却由首相的代理人施透耳堡—维尼该罗德的奥托伯爵来执行。
　　这件事引起了热烈的公众议论。人们由此所得的结论是，皇储不同意非常法令，因而拒绝为国会揭幕。而另一方面俾斯麦却又因皇储拒绝揭幕而愤然不来，所以由其代理人荣膺此职。
　　在最高集团中的蛙鼠之争总是有趣得很，但是事情并不因此而有所变更；因为非常法令草案将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通过，这根据选举结果和大部分报纸的论调看来，已经毫无疑问了。
　　这议案胜过五月的那一个之处，在于它比那一个经过更彻底得多的加工。但是所持的理由却极不充分。议案中说，由于行刺事件和随之而来的许多侮辱君主罪行，联邦政府确信，在广大社会内充满着蔑视一切道德教训和法律条例的思想，这对国家和社会有巨大危险。所以有必要制定反对作为那个危险的代表者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法令。
　　接着是简短而且很肤浅地描述一下自从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一八六三年）和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一八六四年）以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在这种贫乏的历史性叙述以后，接着是转录国际和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章程、爱森纳赫纲领和哥达纲领以及一八七七年的根特宣言。国际章程中有这句话：

　　“第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宣布：这个国际工人协会和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彼此间和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而不分肤色、信仰和民族。”^[1]

　　这句美丽的无可争辩而只有赞扬的话现在却用作实施一个非常法令的理由。接着又摘录了党在一八七六年和一八七七年哥达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那些都是公开的文件，每个从事于工人运动的人都知道。人们现在必须用这些辞句作为希望把社会民主党烧掉的火葬柴堆。
　　九月十六日在冯·傅尔肯贝克主持之下开始讨论这议案。首相代理人的发言揭开了辩论之幕，他的发言内容非常简陋，几乎用不了五分钟。首相没有参加讨论。国会多数派既有坚决意志为他取得一个如意法令，他又何必多费言词呢？
　　议会的第一个发言人是中央党的代表，议员彼得·赖欣斯波格（欧尔贝）。那时候虽说文化斗争已被粉碎，可是中央党还觉得周身疼痛。一个非常法令，虽是对付它所痛恨的党的，它由结果看来，却也是可疑的。它的信徒到了自己也处在非常法令之下以后，还不了解这种态度。所以赖欣斯波格声明“暂时”反对通过和修改法令草案。
　　保守党的冒失鬼之一，议员冯·海尔多夫（伯第拉）却不这样。他干脆明显地表示拥护法令草案，还提出询问说，单是非常法令是否就够了，是否宜于按这个意思来修改国会选举法，以保证更成熟的年龄和更长的定居期，并且是否适合把国会的立法期加以延长，以期铲除政治生活中日益增加的不安。
　　他最后的心愿在九年后如愿以偿了。
　　继海尔多夫以后，我作为党团的第一个发言人讲话。党团一直认为，要坚决反抗这个法令的全部和各个细节，为了这个目的给各种不同的内容指定了发言人。瓦尔特希和凯泽尔都未能参加辩论，他们那时候正在监狱里。
　　按照我那进攻是最好的掩护的原则，我以二小时的发言对议案和先发言人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我首先叙述法令草案的来历，由此证明官方的陈述与真实情况有很多的矛盾。接着我攻击警察局的恣意胡为和在行刺期间法院残酷的判决，这些都属于德意志近代史上最悲惨和最可耻的事件，是德意志帝国的污点和耻辱。（呼喊守秩序。）随后我谈到党的历史。我指出了，俾斯麦在他一八六二年九月进入普鲁士内阁后立即企图通过他的代理人来影响运动，指出了他与拉萨尔进行谈判，指出了他的枢密参议洛塔尔·布赫尔努力拉卡尔·马克思做《国家通报》的撰稿人，指出了施韦泽在全德工人联合会所充任的角色等等。这些事件清楚地表明，俾斯麦的动机决不是对社会民主党的厌恶。宁可说他为一种愤恨所驱使，他恨党证明了他的那些计划都是行不通的，并且成为他的政策的最激烈的敌人，这促使他用按正理决不能加在我们身上的暗杀案作压制我们的非常法令的借口。
　　我继续说，但是用这个法令，却不能达到所追求的目的。社会民主党将在这个法令之下并且通过这个法令才正好获得信徒。对党的兴趣将会增长，失败者将不是我们而是我们的敌人。所以人们应该把这个法令草案丢到他应去的地方——字纸篓，在对我们的斗争中，不能依靠虚假的控告和空话，而要凭着事实和证据，而这是至今还没有被提出来的。
　　我继续阐述，我们将如何根据一切预料，在反社会党人法令之下为传播我们的思想而努力，而警察奈何我们不得，并且如何把禁书的传播范围扩大到以往所没有的程度。在将来会表明，这个法令是达不到它的目的的。
　　我的发言，如继我之后的发言人的讲话所证明，达到了所希望的作用，国内国外一切党派的报纸也都为此忙碌起来。继我发言的是普鲁士内政部长欧伦堡伯爵，他和他的同僚司透耳堡—维尼格罗特伯爵一样，讲话很短。他满足于由我的一篇著作中引证几句话，用以证明党是暴力颠覆者的一个信徒。此外，他否认社会民主党同政府代表之间有关系，或者只在党不是现在的党的时期有关系。他绝不知道有像我所叙述的那种协定或联系，在把他在各个细节上都能答辩的事实引证出来之前，他就必须最坚定地否认这些勾结企图。民族自由党议员班伯格博士却不这样，他在简短发言中企图说明社会主义学说的危险性，但是也以不愉快的心情讲述，统治集团对于社会民主党并不是一贯持反对态度，这由俾斯麦对于拉萨尔的关系就可以证明。他说，至于我所说的那些话，一部分是人所共知的，一部分却是新的。但是斯托克尔、托特牧师及其伙伴所创办的《国家社会主义者报》所代表的观点，是以我们为掩护，它所起的作用却更危险得多。他建议，设立一个由二十一人组成的委员会。这个法令需要深入和仔细地加以审查，因为我的发言使他深信，为了保护社会使之不受我向他们提示的危险，应不惜任何努力。班伯格以往在巴黎作了差不多二十年的政治亡命者，现在才由我的发言知道了什么是社会主义。
　　第二天，俾斯麦出席，为的是对我进行辩驳，他请原谅他因健康关系一直未能出席会议。但他现在所以出席，是为了来反驳那种由我做喉舌所编排的故事，免得使这故事成为历史。俾斯麦反对我的讲话的实质，我在第一卷（参看第五十等页）已叙述过。这里我请你们去参看。他在发言结尾时保证：他由我的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一八七一年五月）才认识到社会民主党的真实性质，并且从那时起成了我们坚决的敌人。他也一再尝试过，如议会所熟知，想通过立法措施把我们当作国家和社会的敌人加以取缔，但是这个他没有能在议会中得到贯彻。社会主义报纸曾威胁并高喊“给予警告”。“警告你们了。警告是什么？却不是别的，而是虚无主义的刀子和诺比林的猎枪。是的，我的先生们，如果我们应该以这种方式生活在一个土匪社会的暴政之下，则任何生活都失去其价值。”（右派鼓掌）。现在是保护皇帝的时候来。“至于说在这种时候我们中间也许有几个人成为暗杀的牺牲品，这是非常可能的；但是每个遭到这事的都会被人纪念，说他是为祖国的利益，为祖国的巨大利益而阵亡在光荣的战场上。”右派听了这句话之后爆发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我们抗议，我要求作议事规程的发言，因为首相侮辱我们，要求喊他守秩序。但是议长已经让那个保守党的老煽惑者冯·克莱斯特—瑞曹夫先生发言，这个人就以一个为他的阶级特权而斗争的普鲁士基督教正统派容克那种完全狂热的态度咒骂我们。他把我们在报纸上和集会中的整个活动都说成图谋叛国的行为。我们的歌成为战歌，我们的整个活动都是备战。我们夺去了人民的宗教，结果人民在今生就已经不仅要求同等权利，而且要求同等享受。他结束他的痛骂时，诉说广大群众的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忘恩负义和危害着基督教的道德堕落。
　　我现在作议事规程的发言，要求不仅对首相，也对污蔑我们图谋叛国的冯·克莱斯特—瑞曹夫先生发出守秩序的警告。议长否认前面发言人的讲话有我所说的意思。他必须对于每个干涉他的领导工作的尝试加以驳斥。
　　白拉克接着发言，与这个辩论所采取的激昂性质相反，他说得非常安详。对于内政部长和冯·克莱斯特—瑞曹夫先生从我们的著作中所引的话，他引用资产阶级作家著作中的话来回答，其中一部分来自文化斗争时代，其尖锐超过人们所能援引来反对我们的一切东西。对于班伯格的自由主义经济的理论，他用社会主义对于国家和社会的理解来答复。他也声明，我们的敌人制定非常法令并不能制服我们。
　　继白拉克之后，阿尔萨斯的厂主道尔夫斯发言，他设法证明，他们在米尔好森的所谓福利设备是一个对付社会民主党的密诀。但是还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失效之前，米尔好森就改由社会民主党人作他们国会中的代表了。继那个阿尔萨斯人之后的是一个波兰人发言，他亲身体验到普鲁士制定非常法是对付波兰人的。他激烈地反对这议案。这促使接着发言的冯·卡尔多尔夫先生更热心拥护这个法令。在欧仁·利希特尔一个较长的发言之后（他在发言中特别同首相取得谅解），就由多数派决议结束总辩论，因而我要答复首相的讲话的发言被取消了。我只有在私人讲话中反驳他那些针对我而发的谰言和谬论。
　　议会决议照班伯格的建议，把议案移交给二十一人委员会。按说既然对于被告的党要有所决定，就应容纳该党一个党员参加这委员会，使它能够发言和答辩，并作确有必要的更正，才是正理，也是议会的义务。议会中一部分人也有这种倾向。问我们党团要选举谁到委员会时，党团建议选举我。反对我的阴谋立即发动起来，所以我落选了。
　　在委员会中进行了热烈辩论。民族自由党左翼在拉斯克尔领导下又想做绝不可能的事。尽管是关于非常法的问题，他们却要设法尽可能来限制警察的任意胡为。他们想借此防止社会民主党的所谓合法要求（即后来称做我们努力的“正当核心”）受到法令的打击。还有另外的在资产阶级集团内与社会主义革新运动有连带关系的努力也不要受到打击。委员会右派的意见却是相反，他们认为，人们必须做全部工作；必须剥夺社会民主党以无害的形式进行它的有害企图的任何可能性，于是就必须信任管理机关，不要用不清楚的和模棱两可的法律规定来掣它的肘。由于赞成一切缓和建议而反对这个议案者的帮助，拉斯克尔及其伙伴胜利了。当然，经验给予的教训是，这个不彻底的决定只是一根不能限制管理机关的细线；它们正是随心所欲地解释法令。
　　由委员会，继而由全体会议所通过的主要修改如次：法令草案中说，协会、各种联合、以及合作金库、集会、印刷品、募捐，一旦发觉是为破坏现有国家秩序或社会秩序而努力的，就应禁止或镇压。按委员会以至全体会议的决议，这句话如下，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或是共产主义的颠覆现有国家秩序或社会秩序的企图，一旦显示出危害治安，特别是危害各阶级人民的和睦时，就应加以禁止或镇压。
　　一个字眼上的争执。鳗鱼是炒着吃或者炖着吃，对它是无关轻重的。
　　此外，根据草案，应设立一个七人的常务委员会，由联邦议会内部推选，凡对下级各机关所判决的处分有不服的，可向该委员会提起最后的上诉。委员会和国会决定,设立一个九人委员会，由联邦议会内部推选四人。其他五人由帝国的或各个邦的最高法院人员中按人数分担。国会相信，由此可以取得较大的保证，使人不至于太粗鲁地解释这个条例。而实践证明，它在这里又错了。这个申诉委员会的判决却是这样的反动，以致我们一八八〇年在莱比锡党领导机关里决议，因为没有用处，今后不再向它提出任何申诉。
　　草案第二〇条，即后来法令的第二八条，是关于所谓小戒严的规定，在一个地区里如果社会主义的活动企图威胁了治安，则所有的集会都须报请警察厅批准。委员会和国会决议，国会或者邦议会的选举集会不受这个规定的限制。汉堡市政府却规避了这个规定，它根据地方法令的规定，连这样的集会也禁止了。所以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整个有效期间，除开一八九〇年二月的国会选举时期（当时业已确定该法令到九月底就要取消了），社会民主党在那里没有举行过一次选举集会。汉堡市政府这种手段对它毫无益处；因为在法令统治之下，三个选区全部落于社会民主党之手，并为它所保有。
　　第二〇条即相当于第二八条的另一个修改（也是一个改善）是这样的，凡是根据所说的这一条发出的指示，必须立即或酌在下次会议上向国会说明它发布指示的理由。通过这个决议固然从没有阻挡住小戒严的宣布，但使我们有可能，年复一年地在谈论这样措施时来批判执行法令的情形。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辩论因此成为照例的事情。
　　草案的第二次讨论开始于十月九日的全体会议。中央党由其领袖口头声明，它将投票反对法命草案。声明中说，它虽然是社会民主党的坚决敌人，也不能赞成这样一个非常法令，这个法令使国民的权利保障发生问题，把所排斥的和允许的企图都一概打击了，并且用警察的揣测代替了法庭的判决。一个普通法令，面对着国内日益增加的危险，是可以要的，它在有关出版、结社和集会的越规行为方面可作刑法的补充。也期望现在采取积极措施，借以消除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尤其是工人阶级生活中确实存在的而且传布很广的不良状况，“以便使正义、敬神和和平，特别也是国家—教会方面的和平，在帝国取得完全的统治地位”。
　　根本说来，中央党所要的，比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提供给它的还要多些；它要法令普遍严厉化，要普遍反动。
　　拥护议案的第一个发言人是议员马歇尔·冯·比贝施太因男爵，他后来是外事局局长，末后是驻君士坦丁堡和伦敦的公使。马歇尔，一个魁梧威严的人物，那时候是曼海姆的检察官，他在那里也曾一再充当控诉我党同志的公诉人，被控者中间有弗兰茨·约瑟夫·艾尔哈特。这次公诉引起了一个有趣的插曲。艾尔哈特的被控是因为他曾撰拟一个公告，向曼海姆选区的选民推荐我为曼海姆的党员候选人，说我是个孚众望的人，因为争取人民自由和人民权利而被判要塞监禁二年。这是关于一八七七年一月的国会选举。冯·马歇尔先生以检察官的身份把这个说法看成是一种歪曲事实，由于这种歪曲事实，上级的命令遭到了昧着良心的蔑视。他根据德意志帝国刑法第一三一条控告艾尔哈特，并建议把这个血气方刚的罪犯判处徒刑以示儆戒。至于我，则并不是因为我为争取政治自由，而是因为图谋叛国才被判罪。首席法官已经要就此结束审讯，这时艾尔哈特请求发言，说他虽是被告却也有几句话要说。他得到发言机会，在那筒短的、用最纯粹的普法尔茨方言所作的答辩里是用这句话来结束的:“我的法官先生，您们不要相信上面坐的那个人(检察官)，他会把小虱子说成一个大象。”马歇尔赶快抓起报纸遮在面前，免得被人看到笑容。但是法庭相信检察官，把艾尔哈特送进监狱三个月。他后来的态度同刑法对他起了教育作用的说法相反。
　　冯·马歇尔先生和他那些同党的煽动家相反，是一个温和分子。他赞成人们很可以达到预期目的的短期的法令。继他之后发言的是宗纳曼，他声明反对这法令。俾斯麦还在一八六六年战争时期与宗纳曼不睦，对他作了回答。
　　我怀疑俾斯麦个人对谁怀恨更深，是对欧仁·李希特尔还是对宗纳曼。我相信是对宗纳曼，因为欧仁·李希特尔，尽管他的一切反抗，总还是个好普鲁士人，但他痛恨宗纳曼这个南德意志的反对普鲁士的人，这个“共和主义者”，他认为他的机关报《法兰克福报》对法兰西共和国较之对德意志帝国更同情。所以才有在一八八四年国会选举，宗纳曼同我们的候选人沙保尔进入复选，法兰克福的民族自由党向俾斯麦请示应该选举谁的时候，他叫人回答说“侯爵愿要沙保尔。”于是沙保尔当选了。
　　俾斯麦有一种习惯，他一旦怀着斗志(他上述的那一天就有这种战斗情绪)，很少固定在当前所讨论的问题上。他为宣泄胸中的愤慨，他会从这一事件跳到另一事件，向挡他路的敌人猛攻。议长时常弄得无可奈何，既不敢打断他的话，而又不便阻止被攻击者的自卫，因而使辩论扯得远远超出本题范围。这次也是如此。
　　他同宗纳曼争吵以后，又向我们进攻。先前曾以法国为社会主义的试验场；巴黎公社被打倒后德国成了试验场。随后他抱怨说：德国人是天生的批评家，他们以诽谤官厅和制度为乐事。这话特别适用于进步党，它在各大城市为我们掘松土地；它是“社会民主党的早熟果实”。接着他又重新攻击我的。谴责我们的鼓动方式和我们把群众诱进圈套的手段。接着，他抱怨我们刑法的温和、法官的慈善、迁徙自由、大城市的娱乐对群众的诱惑。他的发言是个发自容克及其伙伴心灵深处的哀歌。但是这个发言丝毫没有政治家对于资产阶级世界的本质和活动的了解，而资产阶级世界的本质和活动却是他所抱怨的一切和使社会民主党成为他必须顾到的社会生活一个必然现象的根源所在。
　　他继而抱怨资产阶级各党派的分裂，抱怨资产阶级党派方面缺乏信任和迁就。他在结束发言时要求结成各部分互相信任的紧密队伍，以便使帝国经得起一切风暴，并能有效地抵抗风暴。这些要求，根据俾斯麦自己在各党派互相斗法之中和在这次发言中为达到他的目的而努力的结果看来，对于议会却是要求过奢。他的话结束时没有任何喝采的表示。
　　次日，哈赛尔曼得到机会来答复俾斯麦的攻击和挑拨。他在他的大部分发言中做得确是巧妙。但在结束时他自己却陷于挑衅。对于俾斯麦前一次攻击我的发言，哈赛尔曼答复他说：我们不磨匕首来对付俾斯麦侯爵，我们鄙视用匕首从背后刺人；我们如果战斗，我们就面对面地战斗，但是如果有人铸弹磨刀来对付我们，那么我们也要说：“如果我们应该生活在上述这样的一个土匪社会的暴政之下……”于是会场中起了骚动。议长因为所谓挑起吵闹向哈赛尔曼喊守秩序。哈赛尔曼继续说：“挑衅者并不是我，我已充分说过，我宁愿走和平的途径(大笑)，是的，我宁愿这样；但是我也准备好放弃生命。俾斯麦侯爵也可以想一下三月十八日。”^[2]
　　勒维(卡尔倍)继哈赛尔曼之后发言说：我谢谢发言人先生，他为捍卫自己的事业离开了倍倍尔体系而率直地把话说出来。冯·本尼格森先生现在也来发言, 想用冗长的讲话来掩盖掉他在霍德尔行刺后的第一次讨论非常法案时所持的合理立场。他现在说：天父，宥我。
　　在第二读时，争辩越来越激烈。全体资产阶级党派付出全部力量，来捍卫它们的立场。我们这方面发言的是白拉克、弗里茨舍、哈赛尔曼、李卜克内西、赖因德斯和我，我们大半都发言数次。在讨论该案第四条，即后来法令的第八条时，白拉克引起了激烈的争吵，这一条涉及解散协会，有协会被封闭的申诉过期无效的规定。白拉克在短短的发言中，特别尖锐地反对这一规定。后来他忽然离开发言稿，在大厅中高呼:“我的先生们，我愿意告诉您们，我们瞧不起整个法令！”
　　我们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而议会中绝大部分都是怒气冲冲，议长向白拉克喊了一声遵守佚序；但是在外面，在全国，党为这样强烈表示我们对法令的态度而欢呼。
　　十月十八日，法令草案的第三读开始。冯·朔列麦尔(阿尔斯特)议员以中央党的名义又声明一次坚决反对草案：谁要是像我们这样处在这些非常法令之下，则现在而且永远也不能投票赞成非常法令。这话讲得很漂亮。但是在后来讨论延长该法令的时候，却又是另一个样子；就在中央党中赞成法令的也越来越多了，再不然就不参加表决会议，这就保证了多数赞成延长。
　　我们这方面又由李卜克内西作一次发言，以最坚决的方式对法令作斗争，固然知道，像他在发言的开始就说的，事已决定。他发言只为尽责任。他用这句话来结束：“会有一天德意志人民谴责这次侵犯他们的福利、自由、荣誉的罪行。”十月十九日举行了两次会议；议员们急于要回家。第一次是十点半，第二次是二点十五分开始。第二次会议专为名义上的表决。表决时寂静无声。随后议长宣布结果。出席会议的议员三百七十人〔全院共三百九十七人)，其中赞成者二百二十一票，反对者一百四十九票。即赞成者多七十二票。随后俾斯麦起立，宣读皇帝的诏书来结束会议。但是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向议会致辞。他洋洋得意地说，不管在讨论开始时表现出多大的意见分歧，却有一个使一切赞成人士感到满意的解决。如果这个法令在其有效期间不能达到它的目的，则联邦政府又将以信任的心情请国会考虑哪一种办法好些，是把这法令严厉化或是修改一般立法。于是联邦政府抱有希望，在它忠实执行法令不辜负国会的信任以后，国会将根据需要不吝予以帮助和支持。
　　忠实执行法令这种保证，活像一句讽刺话。一个为官署开一切方便之门的法令是一张任意胡为的许可证。这很快就会表现出来。并且对于每个蛮横暴行，只要是对付我们的，俾斯麦就是它的第一个保卫者和辩护人。
　　在他随后宣布国会闭幕以后，议长照例高呼吾皇万岁。在这中间我们已走出大厅，并且我们虽然是失败者，仍神色自若地离开会场，希望会有一天到来，即使还要经过一段艰苦时期，我们将作为胜利者回到这里。我不讳言，当我起程回家时满腔愤恨。我当时立下决心，只要是力所能及，就尽一切力量来破坏这个法命的效用，并且我信守了我的誓词。
　　我们的敌人赶快干起来。第二天就公布了这个法令。从十月二十一日起这个法令生效。

^[1]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第十六页。——译者

^[2] 指一八四八年三月十八日的柏林革命。——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