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倍倍尔 -> 《我的一生》第三卷（1911）
非常法令颁布后接着发生的作用
当国会在九月十七日结束第一读并将法令草案移送委员会讨论时，议会党团即往汉堡，以便在那里同党的常务委员会商讨，一旦法令生效，应采取何种对策。常务委员会中的情绪绝不是愉快的。自从奥艾尔由汉堡迁往柏林加入《自由报》编辑部那时起，奥古斯特·盖布是五人常务委员会中唯一重要的人了。盖布因而觉得自己孤立，并且在战斗中没有他现在所期望的真正支持者。而且盖布虽然是一个才华过人、无可訾议的正直和具有专门知识的人，能以冷静和安详的态度处理业务，但是生来就没有斗争性。对敌人发威风，不择手段地击败敌人，这是他本性所没有的东西。另外还有两种情况，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但可说明他的态度。盖布有心脏病，这由他不久即死亡可见，我并且在一次搜查他家时被迫作证，也觉察到这个情况。但是使我们大家非常惊讶的是，在他死后才发现，他的经济情况并不像我们所估计的那样。他似乎是个小康之人，有个可以使他过好生活的生意（图书出租处）。他那得其妻协助建立起来的舒适的家和他的好客支持着这种想法。但这是个误会。比如说，他若在宣布汉堡一阿尔托那小戒严时还活着，而首先被驱逐出去，那末，他在经济上就会破产，这对于这个特别敏感的人将意味着什么，是可以想像的。这样一来，盖布对于工作负担也会难以胜任，这负担在非常法令之下，即使他不再担任常务委员会正式委员，也会日益增加。对于薪金，同样也不用想。
这一切盖布当然很清楚，于是他声明，无论如何要辞职，并且认为，在法令生效之前应该把党解散，以免被警察解散，这使我们不愉快地大吃一惊。但是，盖布一辞职，汉堡将来不可能仍做党中央所在地。
我们和盖布之间发生一次激烈争辩。为了减轻他的工作，人们曾做各种各样的建议。但是他毫不回心转意。因此我说明，党不再有同志们困难时来请教求助的中心是不行的。如果汉堡拒绝了，我提议莱比锡，而且我准备继任盖布的职位做司库，面临着即将到来的牺牲去筹集款项，我现在看作是最重要的活动。就这样作出决定。于是盖布把金库剩余的最后一千马克交给我。这是我将来在反社会党人法令之下作财政部长的基金。
盖布催促立即宣布把党解散，因为他不愿再执行他的职务，我们也只好让步；因为在引颈受刑之前的几个星期时间若再组织一个临时常务委员会等到警察来解散，那会是个笑话了。于是决议，发出通告，声明把党解散。但是在做法上却引起了不满。因为没有由常务委员会或中央选举委员会（这是常务委员会自从台森多尔夫在普鲁士实行禁止党组织以来的名称）以一道宣言向党声明解散组织，并提出它的关于以后工作的建议和鼓舞它的勇气，而是由秘书德罗席在《前进报》上发表一个通告，语调的干燥无味，内容的软弱无力，几乎是无以复加。由于我们的抗议，说秘书的通告是不够的，应由常务委员会并由其成员签署声明解散组织，才又在《前进报》上发表一篇这样的声明，日期是十月十五日，登载在十月二十一日的《前进报》上。但是这篇通告并没有把情绪改善。委员会声明，已向警察局呈报解散，所以从现在起已没有中央集权的党组织存在，也就再没有正式组织了。于是正式组织消灭。汇款也不再有用。不应再汇款给盖布。不仅如此，人们还要求，无论哪里还有党的分支存在，都要立即解散。通告结尾说：在策略上要一致，在艰苦时期也要这样，这就是一个更为美好的将来的保证。
在汉堡会议上一致认为，静候法令公布后对党进行打击，听凭处置。无论如何决不许自愿地退出阵地。事先已经料到，党和职工会的机关报要首先遭到封闭。那时期共有政治性机关报二十三种，每星期出版六次者八种，出版三次者八种，出版二次者四种，出版一次者三种。另外还有《新世界报》，是一个消遣性的附刊。此外出版的还有十四种职工会报纸。这些报刊多数是在十六家印刷合作社印制。
人们预料，这些机关报如果被封闭，就会有大批人员，如编辑、发行人、零售者、管理人员、排字工人、各色帮工立即生活无着。为了尽可能救济这些失业人员，必须试图创设力求迁就这个法令的新报刊来代替被封闭的报刊。拉斯克尔和委员会报告人在非常法令讨论会上却声明过，各种报刊只要改变态度，就可以不予封闭。但是这些诺言是不会兑现的。除新创设报刊之外还应当致力于写作一般有教育意义的作品。有人建议创办报纸，因为这可以成为我党同志之间保持联系的一种最方便而且最无害的方式。如果用这样或那样形式都无济于事，则很多领导人员不得不流亡到国外，这对党说来是个巨大损失。他们既然被打上社会主义者的印记，鉴于雇主集团的心情，他们是找不到位置的，而且由于经济危机之故，已有大批劳动力供雇主支配。
至于人们不久也必须计算到，有大批人员因为党的关系被逐出境，从而他们的家属陷于困苦，这个我们起初却还没有想到。根据当讨论小戒严时权威人士的声明，我们起初认为不会宣布小戒严。我们错了。还在十一月底以前，柏林就宣布了小戒严。在一八八〇年继之而来的有汉堡—阿尔托那及其近郊，此后有哈尔堡，一八八一年六月底有莱比锡的城市和行政区等地都宣布了小戒严。不管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下采取哪种手段，在宣布小戒严时，都证明所谓“忠实”执行法令乃是欺人之谈。
法令一经公布并生效后，打击就密如冰雹而来。在几天内全部党报，除《欧芬巴赫日报》和纽伦堡的《弗兰克每日邮报》外，都被封闭了。职工会的报刊除印刷工人联合会机关报《通讯员》而外也都遭到同样的命运。印刷工人联合会也是如此，只有希尔施一邓克尔联合会是唯一暂免解散的职工会组织。一切其他组织都成了法令的牺牲品。还有很多地方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协会也同样被解散，还有教育协会、歌咏协会和体育协会，因为它们的领导人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也就被认为是社会民主主义协会，在那里面，如法令的条文所说，显露出“以危害公共治安，特别是以危害各民众阶级的和睦的方式进行社会民主主义的、颠覆现有的国家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尝试”。
谁在今天读到这条文，谁就情不自禁地摇头，也许不由自主地发笑。但在当日这条文却是严肃无比。警察用笔一划，就毁灭掉多年以种种辛苦和牺牲所建设起来的事业。
不是按期出刊的作品也被禁止，被摧残者的范围因而更加扩大。柏林警察总局公布一系列的禁令。在第一批八十四种禁书名单上，好像是讽刺似地把列奥波特·雅可比的《黎明》列为第一。一些与社会主义毫不相干的作品也成为这种狂热的禁令的牺牲品。例如奥古斯特·罗克尔的《萨克森起义和瓦尔特亥姆监狱》和威廉·斯宾德勒的各种《协调的和不协调的事物》。甚至奥地利的前部长沙夫莱教授的著作《社会主义精华》也被禁止，后因提起申诉，该项禁令才又取消。
至于要想代替被封闭的报纸来创办新报纸的企图，则因必须根据情况万分小心地编辑，所以在第一年几乎全归失败。人们曾尝试在《自由报》被封闭以后，在柏林以《柏林每日邮报》的名称创办一个没有色彩的报纸，但被视为《柏林自由报》的后身而立即被禁止了。共发行人因此被判高额罚金。与莱比锡的《前进报》一同作了法令的牺牲品的还有一系列的该省出版的报纸：《阿尔登堡人民报》、《萨克森第十四选区人民报》、《木尔登谷的人民之友》、《格罗采一贝皋人民报》和《孚格特兰自由报》等。同样，《中德意志报》、《自由报》和《新莱比锡报》都遭禁止。一八七九年，继续被禁止的有《莱比锡观察者》、《德意志周刊》和《漫游者》，一八八一年最后被封闭的报纸是《国民报》，在先还有一个小滑稽报《小灯儿》也遭到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给它造成的命运。这时我们在莱比锡经年累月致力于创设一种报纸的各种尝试。我们所得的经验是，报纸订阅情况一达到自给的程度就被禁止了。由于这种情况和其他各种怀疑的观察，我们发现，我们有一个坐在事务所里的警察间谍作发行人员，我们自然立即用必要的道义上的步骤把他驱逐出去。我们随后还试行同一个资产阶级出版家，在他的商号共同出版一种报纸。但为时不久即发生意见不合，于是我们放弃这个企图。因为几乎到处都采取像柏林和莱比锡那样的措施来对付我们，所以我们有好几个月要维持几百人及其家属的生活。各方面都向莱比锡我们这里来求援，对于他们，我们就是竭尽全力，也只能使极小一部分人满意。
那些当时不参预事件的或者甚至在国外有了可靠保护的我党同志，后来认为必须严厉批评领导人员的“不活动”。那些好人、但是坏乐师对于事情的真实情况毫不知情，这些情况我们原不能公开地大喊大叫使人周知。这些批评家中有的人是根据维登代表大会记录来作判断的，还情有可原。但是这个记录是骗人的。这是篡改过的，完全像后来哥本哈根代表大会记录必须加以篡改一样，我们不愿自相攻讦和控告。所以在这些记录中虽然发表了对于党领导的攻击，而对于党领导为他们自己辩白的话和所要报告的全部重要东西，却尽量保持缄默或者只轻描淡写地复述一下。这也是用以欺瞒官署的。
在我的回忆录第一卷中我写着，一八六七到一八七一这几年曾是我生平工作最多的时期，而在一八七八年秋季到一八八一年秋季这三年中可以说是我生平最不舒服的时期，因为这是我生平最烦恼的时期。并且工作也是过多。在这期间，我因为有我的生意，不至于有物质上的烦恼，而奥艾尔、布洛斯、哈森克莱维尔、麦·凯泽尔、李卜克内西、莫特勒和其他许多人则相反，他们多少总有时候一贫如洗，那么，还有比党务重担，特别是筹措款项的麻烦首先落在我身上，更是理所当然的吗？于是十六小时的工作时间对我成为定例。
在从事外部事务之前，首先要把家里整理就绪。所以我们（李卜克内西和我）把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公布后不久有人愿供给我们款项在国外出版报纸的提议暂予拒艳。为了避免发生错误的揣测，我附带说明，对我们作这种建议的不是卡尔·赫希柏格。赫希柏格和在莱比锡的奥托·夫赖塔格以及少数当时靠近党或属于党的富裕的人都曾捐献款项，我们以此解决了最迫切的困难。因为通过党来募捐起初是渐渐流行起来的，而且也是应到处流浪的流亡者的要求而起的。需要救济的人数在第一年就特别大，而且在不断增加。
在这样情况下，党必须从近处着手。最要紧的首先是巩固立足之地，重新集合那些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第一阵风暴之下溃散的群众，并为他们撑腰。如果说当时领导人头脑昏乱，党必须由群众来拯救，这也是错误的。群众和领导是互相依赖的，没有那一方，这一方也就不能有什么作用。在领导（就广义而言）中间也许有多得使我们不愉快的匪徒和懦夫，可是我们因为他们大多数有物质困难而多加原谅。但在群众中，尤其在中、小地区，也充满着重重的灰心丧气和停止活动。这就需要多次的秘密会议和集会以及有力的鼓动，使这些失去勇气的人们振作起来，促使他们再行活动。这一点成功了。关于这些辛苦的、绝对必要的活动，不能也不许让参与者圈外的人有所见和有所闻，否则要遭到告发自己的处罚。
当我们这样全力活动，要从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迄今给我们造成的废墟中，拯救出还可能拯救的东西的时候，在十一月二十九日，一个消息使我们大吃一惊，消息说：头一天晚间，《帝国通报》上发表了一个内阁公告，宣布柏林小戒严。继这个突如其来的凶讯之后，第二天就有个布告，把我党最著名的同志六十七人驱逐出境，其中有伊·奥艾尔、亨利希·拉考夫、F.W.弗里茨舍，除一人外全都是家长。有几个还限定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城市，其他多半是限四十八小时以内，少数几个宽限为三天以内。宣布柏林小戒严的消息在柏林市内外引起巨大骚动。没有一个人能明了这一暴行的原因，就是资产阶级报纸以至极右派都表示怀疑。
在讨论法令第二八条（小戒严）时，议员温德荷斯特表示怀疑，认为这种极端的手段可能容易被滥用。于是委员会报告人议员冯·施瓦采（德累斯顿）设法用声明来安慰他说：“这（关于第二八条的应用）显然只有在这样情况下才予以考虑，即在整个县或地区内遭到社会民主党的鼓动的破坏，以至扰乱了市民对法律保障和法律治安的一般理解；以至人们能预料，公共治安会被某种不法的暴动所危害和破坏；以至，总而言之，用普通的、只能对付个人的手段的地方法令已不能维持法律保障和法律冶安。”另一个保守党议员发表类似的意见。如果政府把委员会报告人冯·施瓦采议员的这篇声明诚实地当作宣布小戒严的基本条件，那就既不会对柏林也不会对后来遭到此事的本区内其他城市宣布小戒严了。没有一个公正人士会认为在那些城市和地区已经存在着像冯·施瓦采议员所假设的那种认为有必要使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第二八条的情况。这正足以证明，在讨论非常法时为安慰疑虑情绪而作的一切解释和诺言而今都成为空洞的遁辞，没有丝毫价值。
由于柏林的大批流放，我们在莱比锡的处境更加恶化了。现在又要为那些无以为生的失业同志找位置，为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在他们无法生活期间筹款维持生活。奥艾尔往汉堡去了，在那里的一家新办的《司法日报》找到位置。柏林印刷合作社的业务主任拉考夫流亡到伦敦去了。少数被驱逐的同志渡过“大池”到美国去了，多数来到莱比锡——其中有F.W.弗里茨舍——和汉堡。为了再筹措一笔款项，在其余委员会成员同意之下我草拟下列通告，分送给一切我认为适当的人们。
“莱比锡，邮戳日期。
尊敬的先生！
由于一些大约您已详知的事件，有大批的人无家可归，无以为生，和其家属都陷于凄惨的灾难之中。
对于这些遭难的人尽可能予以救济并帮助其改善生活，可以说是最简单的人类义务的要求，因此我敢在我相当多的友人同意之下，恳求您对遭难人稍予资助，并请以此意义劝说贵亲友。
尊款请惠予寄交下列地址：M.考比赤先生，德累斯顿，圣母堂六号和七号；或J.倍倍尔夫人，霍普特曼街二号，莱比锡。
至于捐款的忠实使用，整个事件的谨慎处理，都可向您保证。
奥·倍倍尔敬启”
我的募捐得到出于我意料之外的成绩。后来，当法令执行得越来越严厉并且被逐者的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有个别国会左派议员也从事募捐。甚至议员拉斯克尔不久因曾投票赞成法令而受到良心的谴责，也参与了这等事。
至于说为被逐者安插工作位置，在我们，如我曾说过的，是困难万分的。经济危机还正处于顶点。几乎一切行业都存在着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现象。如有哪个流亡者幸运地找到个位置，警察马上就出现并告知雇主这个可怜鬼的秘密，雇主常常是厌恶地把这个刚才录用的工人又辞退了。于是他必须重新捆起行李，拿起放行杖。这对于年迈的人，是个艰苦的遭遇。
不断的驱逐和警察对被驱逐者的恶意加害，却达到我们的救国人士所没有料到的效果。这些迫害使这些流亡者怀着无比的悲愤，从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城市，到处寻找伸出双臂迎接他们的我党同志，于是他们以一腔怒火和悲愤感染那些招待他们的主人，鼓动这些人团结一致并行动赶来。因此成立了大量的地方性的秘密结合，这些若没有流亡者的鼓动是难以实现的。这件事使人想起在纪元的最初几百年罗马皇帝及其爪牙对基督教徒的迫害。他们面临迫害而逃亡到帝国最遥远的角落，到处宣讲作为他们被迫害的原因的新学说，并且这样就最好地颠覆了那把他们当作颠覆者而害伯他们的帝国。必须指出，被逐者多半是学识渊博、具有魄力的人，当时对党贡献最大，他们对党的报答比党为他们提供的财政上的牺牲多一倍和二倍。这渐渐被我们的敌人觉到了。各小城市的市长和地方官署不断向上级法院呈递被逐者在他们地区惹祸的诉状。所以自从一八八六年起，至少在柏林，驱逐出境只是极其例外的事。人们对那些在犯禁的道路上被捕的人，当他们服刑以后，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驱逐你们出去，到外面你们就煽动，但在这里我们严厉监视你们，使你们不能展其伎俩。
我用什么眼光判断一八七八年年底，即在法令生效两个多月之后的局势，可以由下面十二月十二日给福尔马尔的一封信里看出来，他在那时期还因出版罪在兹维考监狱中服长期的徒刑。
“如果说我让您为我这几行信等久了，那我就必须重复老调来请您原谅：工作过忙。惩罚、驱逐等等给我带来了大堆工作，这是在制定法令时我没有想到的。不但不是很安静，我现在的工作却比以前全年的还要多，幸而我长期未离开这里，才使我能把我平常所不可能办完的事都办完了。我们现在都非常忙碌，为了给无以为生、无家可归的人筹措必需品。结果倒也使我满意。虽在悲惨的时期（因为生意普遍极不景气，并且至今我们总处于最近几年来最不利的冬天）同志们还是尽力捐献，这就足以羞煞那些可悲的小人和现在在报刊上表现出最无耻的样子的可怜的无赖汉。
您很难想像，这几个月以来自由主义报刊这群走狗怎样不断地、并且甚至当现在我们的嘴已被封住的时候仍用谩骂和攻讦向我们袭击。这是播种的一粒恶种子，它不会带来好果实。
您的被逐我们自然是晓得的，您当然要上诉，但也当然同样无结果。现在人们对社会民主党人可以为所欲为，对于我们没有公理与法律。
最可笑的是国家高级委员会对于镇压手段的申诉的判决；它较之警察还胜一筹。有了柏林最近的这些事件，其余更不待言。
凯泽尔这星期也在这里，他还是很倒霉；他想到布勒斯劳去。
如有任何需我效劳之处，即请函告，不要客气；只要是可能做到的，即应照办。此外，请您表现出必要的旷达宁静。即使您现在在‘自由’中，那您也会感到极其愤怒和厌恶，对于我们说来，德国在今天只是监狱。
衷心的致候。
您的奥·倍倍尔。”
关于国家申诉委员会的效用，我以前曾作过说明，现在再由已故教育部长包塞的日记中摘录一段加以补充，它说明，这个申诉委员会不作别的事。它的组织性质本就是为了这。包塞在一八七八年十月二十日写道：
“俾斯麦首先提出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实施！联邦议会一通过，立即呈送皇储，以便最快公布……认为最高法院委员冯·格瑞维尼茨、克劳隋茨、汉恩和德利乌斯充任申诉委员会司法方面的成员，实际上十分可靠。司法部长还推荐最高法院参议冯·霍莱本，并且想借此（在我看来并不见得圆通和巧妙）把普鲁士全体法官都标榜为实际可靠。俾斯麦侯爵认为，如果普鲁士法律家都像检察官台森多尔夫那样，那么，上诉法院就会很需要他们；但是普鲁士的检察官们大半自以为并不是政府官吏，而是独立自主的法官。他把巴登首席检察官奇菲尔称为示儆的榜样。所以人们不用想使巴登法官进入委员会。”
五个月以后，一八七九年三月二十八日，我给福尔马尔的第二封信里写我们的处境说：
“我收到了本月二十三日来信。我若不是不断过分劳累于极其矛盾的而且也常是最不舒服的工作，因而渐渐趋于愤激，而这种愤激也就使我的情况绝不可喜的话，早就给您写信了。如果一个人被各方面请求策划和帮助，他也认为这事完全必要，但很少能做到，这是最使人难过的。我记得在几个月前曾写信告诉您，经济危机给我们的物质方面的摧毁较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大得多，如今仍是如此而且范围较以往更大。各个企业到处都经常难以维持，如果这样继续下去，那就可以像数学那样准确地计算出它们什么时候停止营业。至于在这样情况下，尤其是到处基金有限，想要减少劳动力的必然远远多于想增加劳动力的，也就不言而喻了。
我们的老熟人中间莫特勒和凯泽尔完全失业，维麦尔着手用芦苇制造笔杆，瓦尔特希，因为最近人们强迫他离开此地（他以前住在这里是没有登记的），想在开姆尼茨从事鞋业，独臂的赛菲尔特想试作一下沿街贩卖书报的生意，凯泽尔、哈森克莱维尔和李卜克内西不得不仍留此地，至于能留多久，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敢说，因为《新世界》报的订户显著减少而濒于亏蚀，并且其他企业也只是不好不坏地挣扎着。如何在这种环境中给您找个合适的位置，我以至上的善意也无法知道。或许可以做点翻译工作，印成小册子的形式销售，但当然不准冒犯禁的危险。这里的合作社或可接受出版；但由此所能获得的补助仍然微不足道。我想同李卜克内西谈一下，看是否能找个外埠通讯的职务。我担心您不能接近S.，S.非常小心，小心到了胆怯的程度。
我适才想到，您或许可以来做库尔第和吕格在苏黎世四月一日所创刊的《苏黎世邮报》的通讯员。当我在耶稣复活节后不久在那里时，他们对报纸的情况是满意的。他们自然也不能多所作为。库尔第以往是《法兰克福报》的编辑人之一，您可以直接写信给他，信总归是寄到报馆，您若不认得他，您可以提到我。”
所以我们的困难不小，但是必须把它们克服，而且也克服了。说党好像是耐心忍受一切，是错误的。这种貌似恭顺的态度完全不与首相相投合，他还是最乐意看到我们情不自禁地实行暴动。至于地下工作，他是想不到的。那时有人听到他说：“必须这样长期激怒和窘迫社会民主党，直到它动起手来，以便把它彻底消灭。”直到法令将取消时，即当威廉二世由于国际保护工人会议的召开和人所周知的一八九〇年的二月公告而开始走入其他道路的时候，他还是持同样的理解。就是在其他权威人士中，尤其在军界，传布着这种信念，社会民主党对于非常法的公布将报之以公开暴动，但竟没有这回事，使人很诧异。人们只把这看做是我们胆怯的明证。一八八〇年春季，哲学家马因兰德的姐妹就这样告诉我，我认识她本人，她不久以前到柏林访问了几个星期（这位夫人是在欧芬巴赫住家），她在这期间参与了也有很多警卫队军官在场的大宴会。晚间谈话也提到了社会民主党，那些军官所表示的对我们的憎恨，使她吃了一惊。其中一人这样说：“这些家伙如果胆敢动起手来，我们就把他们杀得血流成河，深及踝骨。”
但也为了在老皇帝那里日益煽起反对我们的相应情绪，人们向他谈论关于我们的所谓计划的最恶毒的鬼话。只有这祥，才可能当这位老皇帝出外几个月后于一八七八年十二月七日（在柏林宣布小戒严后九天）又回到那里时，对向他致敬的市参议员们说道:“业已证实了，有分支广泛的联合，以打倒国家的元首为其直言不讳的原则。”人们用这样的故事来恐吓威廉一世，正像后来费利赤内阁用相同的故事使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二世害怕社会民主党那样。而且人们试图对威廉二世用同样的手段。访问过皇宫的熟人曾一再对我说，威廉一世的办公室里的办公桌上放着对于我党最恶毒的挑拨和诽谤文件。要达到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
事情对于那些高高在上的先生们一如对于其他的世人，他们认为可以欺骗人，而他们被欺骗了，他们认为可以支配人，而他们被支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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