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党人报》

“亲爱的朋友！
　　苏黎世不能一切都那么顺利进行，我们大致已经想到；因为虽则不痛快的事，照您自己所说的，多由于缺乏正确的理解和某些胆小怕事，可是一切事都会逐渐就绪。
　　如果施拉姆远远避开，赫希柏格又常常旅行在外，那末伯恩施坦就应当给我们建议两个人来为他料理业务而按时向我们报告。一个坚强和正规的发行部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很希望，特别是伯恩施坦可以多照料一下，因为他既是一个商人，必定有安排行政的才具。我也曾写信说过，适当的做法是，应考虑发行部必须发展何种业务，并应考虑发行部必须尽可能领导和组织书刊业；乌莱要全力从事于发行部工作，对于他，工作是不缺的。附件是有关发行的，请转交乌莱。我们都有坚定的信念，报纸不久即可自给自足。各处的情绪都是有利的。收入在开始时难免困难。人们还不懂得自己去设法，而且有时候还要劝说和组织。特别要提倡的是，您处在领导地位，要大力使大家知道，报纸的订购和阅读是不犯罪的，而只有把它转给第三者才算犯罪。我只要把最急迫的工作处理过以后，就要写几篇文章，谈论我们的人受到反社会党人法处罚时的态度。人们能忍耐许多许多的东西，但不愿容忍非常法令，即使申诉没有益处，人们仍要控诉到最高法院，以便使我们那时更能毫无保留地在国会中取攻势。您对莫斯特和《自由》报的那种策略，我们完全同意，这从一开始就没有意见分歧。莫斯特无论怎样常常写信，我们也不看它。他因此在他自己有理性的信徒面前把自己判决了。事实上，单只报纸的出版就在各地造成了最有利的印象，即使是在迄今一直完全站在莫斯特那方面的人们那里，情绪虽然没有立即转变，却已有显著的动摇。到现在为止，据我所悉，报纸的态度是人所赞成的……
　　请您在报头上发表一个为被驱逐者募捐的有力号召。我简直没有办法了，今天又有七个最近由柏林被逐出的人（全是家长）来到这里，我再也不知道应到哪里去弄钱。请您注意马代的残暴策略，他以深思熟虑的恶意，主要是把家长驱逐出境。这家伙显然是以挑拨为目的，愿使那些被他的蛮横行为逼得没有办法的人们来一次暴动或一次新暗杀。此外，请您注意，这种放逐只有一个目的，即使愚人认为再宣布戒严是有理的。
　　还要奉告的是，我因为为被放逐的人募捐而被控，在再前一个星期宣布无罪。紧接着就宣判了。
　　您可以在号召上说明，人们可以将款寄到德国已知的地址去，此外编辑部以及发行部也可以声明已为此做好准备……
　　我们全体致以
　　衷心的敬礼。

您的奥·倍倍尔。”

“亲爱的倍倍尔！
　　多谢您的以及F.和L.^[1]的通知，它使我们终于看清楚了实情。但是事情从一开始就决不是那么简单，由以前莱比锡的来信以及对希尔施的误会和纠纷，即可证明。如果莱比锡一开始就阻止苏黎世人所要求的审查，则误会和纠纷就不会发生。人们如果这样办并通知希尔施，则一切就绪。但是因为没有这样办，所以我把现在的作成的和压下的通知和以往所有参与者的信件，再来作一次比较，只得出这个结论，即使赫希柏格对我说的，苏黎世人的审查只是为希尔施而设，对于福尔马尔原是多余的，这话不无道理。
　　关于基金的事，我不诧异您把它看得那么轻易。这事您才尝试第一次。希尔施却正从《灯笼》报得到实际经验，我们已多次看到并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所以他若对于这点认为要郑重考虑，我们只能说他是正确的。《自由》报在第三季度里尽管有一切津贴，结算起来还是亏空一百磅，等于两千马克。我从不知道有哪一个在国内被禁止的德意志报没有大宗津贴而能维持。请您不要被初步成功所迷惑。私运本身的困难逐渐才会显示出来并且还要不断增加。
　　您所说的议员和一般党领导人对于保护关税的态度，完全证实了我信里的话。已经够糟糕的是，党自夸胜过资产阶级，而在这第一个经济考验上却同民族自由主义者一样分裂，同民族自由主义者一样不懂事，他们却至少还可为他们悲惨的崩溃辩护说，这里同资产阶级的实际利益相矛盾。更糟糕的是，人们把这分裂暴露出来，行动既无把握而又摇摆不定。万一不能达成一致，那末就只有一条道路：宣布问题为纯粹资产阶级问题（它本也就是这样），而不参加投票。最糟糕的是，人们竟允许凯泽尔发表他那不幸的发言和在第一读时投票赞成那个法令。在这次表决后，希尔施才攻击他，并且如果凯泽尔随后在第三读时投票反对这个法令，这并不能把事情给他弄得好些而是会弄得坏些。
　　代表大会决议作不得借口。如果党在今天还要以代表大会在适意的和平时期所决定的一切旧决议案来约束自己，那就是给自己带上枷锁。一个有生命的党所据以活动的法律基础不仅必须是自己制造的，而且必须是随时可以修改的。因为反社会党人法使一切代表大会成为不可能，从而使修改旧的代表大会决议案，都成为不可能，所以也解除了那个决议案的约束力。一个党被弄得不可能作为有约束力的决议的时候，它的规章只有在它那活的、经常变换的需要中去寻找。但如果它要使这些需要服从现在已经僵硬和死亡的以前的决议案，就是自掘坟墓。
　　这是形式上的。但那个决议的内容才使它失去效用。第一，它同纲领处于矛盾地位，因为它容许批准间接税。第二，它同党的不可拒绝的策略有矛盾，因为它允许批准向现今的国家纳税。第三，它所说的译成清楚德语如下：
　　代表大会承认，对保护关税问题不够了解，不能作出赞成或反对的决定。所以它声明对这问题无权过问，同时它为了亲爱的公众之故仅仅提出几句部分地毫无意义、部分地互相矛盾或同党的纲领相矛盾的陈词滥调，于是就以摆脱此事为乐。并且这个无权过问的声明本是在太平时期用来拖延当时纯粹学院式的问题的，而在如今问题急如星火的战时，难道应当以这个声明约束全党，一直等到通过一个新的、而现在又不可能作出的决议案才算法律上有效地取消它吗？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希尔施对凯泽尔的攻击在议员方面所造成的印象如何，这次攻击反映了凯泽尔的不负责任态度在国外的德籍的以及非德籍的社会民主党人方面所造成的印象。并且人们毕竟应当了解，不仅要在自己的四境之内，并且要在欧洲和美洲面前保持党的声誉。
　　因此，我来谈一下这个报告。不管报告的开头多么好，它对保护关税的问题上的辩论的分析多么巧妙，但是在第三部分中的向德国庸人的让步是令人很不愉快的。为什么要这一段完全多余的关于‘内战’的叙述？为什么要逢迎‘舆论’（这在德国总是啤酒店里的庸人的议论）？为什么在这里要把运动的阶级性完全抹杀？为什么要让无政府主义者这样拍手称快？何况所有这些让步是完全无用的。德国的庸人是懦弱的化身，他们只尊重那些威吓他们的人。但是那些想取悦于他们的人，他们认为和自己是一样的，他们对这些人的尊重不会超过对自己的尊重，就是说，毫不尊重。现在，在庸人们的愤怒的‘风暴’，即所谓舆论，显然又已经平息下去，而捐税的重担却又直接压在这些人的身上的时候，为什么还要说这些甜言蜜语呢？我真希望您能知道这件事在国外产生了什么样的印象！党的机关报由站在党的中心并进行着斗争的人来编辑，这当然很好。但是，假如您在国外住上半年，那末，您对党员在议会中向庸人表示的这种完全不必要的谦卑，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在公社失败以后袭击法国社会党人的狂风暴雨，完全不同于德国诺比林事件后的叫喊。法国人表现得是多么骄傲和自负啊！您能发现他们这样软弱，这样恭维敌人吗？当他们不能自由讲话时，他们就沉默；他们让庸人去尽情地喊叫；他们知道，他们的时代是会再来的，而这个时代现在已经到来了。
　　您关于赫希柏格所说的那些话，我很愿意相信。我完全没有必要反对他的私人品格。我也认为，他通过社会主义者所受的迫害才明白他内心深处所想的是什么。我力图使他明白——可能徒劳——他所想要的是资产阶级的，而非无产阶级的东西。但是当他已经制成一个纲领以后，我假定他不是力图也使纲领得到赞扬，那末我对他的信任必然超过了德国庸人的软弱。那篇文章以前的赫希柏格和以后的赫希柏格完全是两个人。
　　我现在在第五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却看到一篇易北河下游的通讯，其中奥艾尔以我的信为借口来控诉我（虽未提名，但已充分暗示出来），说我‘播下对最可靠同志的不信任的种子’，就是说，我诽谤了他们（究竟在那里我会有权利这样做。）他还不以此为满足，还用我信中根本没有的既愚蠢而又无耻的东西来造我的谣言。看来，奥艾尔幻想我想向党要点什么。但是您知道，不是我向党，相反地，是党向我要点什么。您和李卜克内西知道：我唯一向党要求的是，请它不要打扰我，以便我能够完成我的理论著作。您知道，十六年以来我总是不断被请求为党机关报写稿；并且我也写了稿，我应李卜克内西的坚决的预约而写了大批的文章、整本的小册子，如《论住宅问题》和《反杜林论》。至于我为此而从党得到的隆情盛意（例如代表大会为了杜林而进行的愉快讨论），我不详述。您同样知道，在党存在的期间，马克思和我自愿地对国外敌人捍卫了党，我们为此对党只有一个要求，即它不要不忠实于自己。
　　但是如果党要求我同它的新机关报合作，则不言而喻，党至少应该照顾到，不要还在谈判没有成功的时候，由这一机关报的一个名义上的共同所有者把我当作诽谤者而加以诽谤。我从没有见过任何文献上的或其他的荣誉规范与此相合，我相信，就是一个卖身投靠的下流作家也不能容忍这个。所以我必须提出质问：第一，对于这种无缘无故的卑鄙的侮辱，您能如何给我恢复名誉；第二，您怎样保证类似情形不再发生？
　　此外，我还想就奥艾尔的诽谤指出，我们在这里既没有过低估计党在德国所必须克服的困难，也没有过低估计尽管如此还是获得了成就的意义和党员群众至今还保持着的模范行动。当然，在德国获得的每一次胜利，如同在其他任何地方所获得的胜利一样，都使我们高兴，甚至使我们更高兴，因为德国党是一开始就依靠我们的理论发展起来的。但是，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认为特别重要的是：德国党的实践，特别是党的领导所发表的公开言论要符合总的理论。我们的批判当然会使许多人不愉快，可是，如果党又一些人住在国外，他们不为当地斗争的纷繁复杂的情况和枝枝节节的事情所影响，他们时常根据适用于各国现代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格言原则来衡量党的事件和言论，他们又向党反映这些行动在国外所产生的印象，这对于党和党的领导来说，一定要比任何无批判的恭维更有益处。
　　致友好的敬礼。

弗·恩格斯。”

“亲爱的恩格斯！
　　虽然我的工作堆积如山，我所以这样迅速奉复，因为想尽快把您那方面的严重误会加以澄清。您把十月二十三日第五期上的通讯看成针对您的。这是误会。在那一天，奥艾尔，我可向您保证，还没有看到您的信。他是在那天以后才收到您的信的。那篇通讯我一看就知道，奥尼尔显然是指汉斯·莫斯特，而不是其他的人。即使他当时已接到您的信，我仍是这样想法，理由很简单，因为在阅读信的这个小圈子里谈不上‘播下对可靠的同志的不信任的种子’。如果奥艾尔把这类他无论如何也理解为完全合法的分析（因为它是针对一切参与者的）作为一篇通讯的题材，那他也就太天真了。
　　我希望，这个解释可以使您确信，您的理解是不正确的，因而您由此得出的一切推论也都是不正确的。赫希柏格如果真正作过声明，审查只是为希尔施而设，而对福尔马尔却是多余的，那我就简直不解了。根据我对于这些人的理解，赫希柏格对希尔施必然比对福尔马尔更为同情，因为福尔马尔的整个本质有点暴躁，一点也不随和。而且在当时迫切的时事问题——关税问题上，希尔施远比福尔马尔同赫希柏格接近，因为赫希柏格是个绝对的自由贸易派。
　　您说，在苏黎世人们企图把希尔施置于审查之下时，我们应该立即加以干涉。关于这，我必须回答说，这在希尔施正式拒绝了的时候我才知道。此外，我还可以保证，福尔马尔所愤怒的是，人们对当时处境很不安定的他迟迟不给明确的答复，因为尽管希尔施已经表示辞谢，人们仍然劝他接受，并且赫希柏格竟为这个目的去到巴黎。不过今天再把这个继续写下去，是无益的。
　　关于我们对于关税问题的态度，您的意见也不对。正因为我们不能向我们的人发表谈话，所以我们比别的时候要更多考虑到他们的意见，而且事实上他们的意见是多种多样的。关于凯泽尔，我们未能阻止他那‘不幸的发言’，因为事先我们不能知道他有这样一个发言。他确实曾很勤奋地练习了这题目，但他在适当时刻却说不出来，被多次打断发言弄得不知所措。一件倒霉事，别的人也曾遭遇过。事后来说，他若是不发言，我们还更高兴些，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像希尔施在《灯笼》报上那样苛刻对待他。
　　凯泽尔也并没有在第一读（正确的说，是第二读，因为第一读就是一般性辩论，所以在第一读时没有付表决）投票赞成法令，他只投票赞成提高铁的关税和几件别的项目。在第三读时他也曾投票赞成提高铁的关税，但是最后却反对整个法令。
　　我确信，如果党能在一八七九年召开代表大会，结果它的决议将完全像两年前那样，而且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在这个纯粹实际的问题中有各种不同的潮流在，单纯的否定在选民圈子里难获同情。只要我们还参加议会，我们就不能持单纯的否定态度，群众要求，在无损于明天的事的情况下，也要照顾到今天。
　　我承认，人们在这方面容易做得太过，但究竟准许做到何种程度，这是需要不断地、仔细地按各种情况加以讨论的。在一切这些场合，很容易发生意见分歧，尤其是像您们这种不与群众相接触的人更容易如此，可是群众是人们必须首先顾到的。
　　无论如何最近的马赛代表大会^[2]是富有教育意义的，会上对于关税问题所作的决议同我们两年前的几乎字字相同。
　　现在谈一谈我们的总结报告。在一开始我就向您承认，这个报告原是可以比它现在更尖锐；但请您不要忘记写报告时所处的环境和条件。根据我们的出版法人们在德国可以逮捕我们，当然，我们现今要避开这个。
　　我们原可以完全不要论革命的一章，只是面对着莫斯特那继续不断的控诉和污蔑（因为只有他一个人讲话，他就能够迷惑许多人），这样一个说明是必要的。我也不相信，由有关的一章能够看出对啤酒店里的庸人让步，我们并不那么天真。我们原已把我们用‘舆论’字样的意义说得很够清楚了。当然，我们同时也提到小市民和农民在内，他们近几年来有大批的人追随我们，并且在最近选举中在许多地区拯救了党的荣誉，因为雇佣工人一方面受厂主的压迫和追逼，另一方面又遭到经济危机，常常不走近投票柜，而且有时即使心怀愤怒，而仍同意投票反对我们。
　　我不是爱好卑躬屈节的人，我近边的其他人也不是这样的人；当初我若认为，我们敌人中即使只有一个会从我们的总结报告里看出丝毫像感伤或者退让的东西，那我也就不会署名了。您们在那里对这里的情形不能有正确的观念，所以您们用完全另一种标准加以衡量并批评在德国国内无人想要批评的东西。我们的敌人不误会我们，我们也不误会他们。我们生存着而且不让人把我们弄死，这使他们绝望，他们完全不了解，人们没有高级官厅的许可而竟能生存下去。但正因为我们被禁止公开讲话，相反地，我们的敌人却有无限的发言权，所以我们在讲话时，就尽量小心，以免使他们得到有效的进攻机会。
　　这是个我认为对于我们绝对无损而益处却很多的策略。我再说一遍，我们的敌人并不误会我们的策略，这表现在安然让人对我们做出极难置信的蛮横行为，但是我们却使其不能继续追逼，而在现今情况下，这是必要的也是成功的。
　　您们的批评我们总是乐于接受的，并且也希望您们在报纸上（只要不以侮辱的方式）无拘束地实行批评。我们承认，正是现在更有交换意见的必要，因为相属性和一致性的感觉往常所通过的千百条管道现在都被堵塞了。总之，我觉得可以这样说，我们了解您们的立场远胜于您们了解我们的立场，由此可见，哪方面比较困难。
　　我希望，十二月十日马格德堡的选举又是个小小的兴奋剂。也许我们作一次新选举以替换白拉克（他认为他不能继续合作）。我们想把这个选举延缓到一八八〇年。
　　汉斯在我写给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的信里作了几处歪曲原意的改动，我想他是故意的。
　　谨向您和马克思致以
　　敬礼

您的奥·倍倍尔。”

“亲爱的倍倍尔！
　　当我认为奥艾尔暗示着我的时候，我有充分的理由。日期不能证明什么。他显然不是指莫斯特的。那么您问一问他自己，他指的是谁，然后我们看看他说了什么。我确信误会不在我这方面。
　　赫希柏格确实作了所提到的声明。
　　在同赫希柏格协商时您多半不在场，这我知道，并且我也不想要您对这件事情负责。
　　关于关税问题，您的信恰好证实了我的话。如果说意见是多种多样的（当时情形确是如此），那末，人们如果照顾到这多种多样的意见，人们就恰恰必须放弃投票，否则那只是照顾到了一部分人。但是为什么保护关税部分比自由贸易部分更值得照顾，这却令人不解。您说，您不能在议会方面抱纯粹的否定态度。但是当您们大家终于投票反对法令时，您毕竟持着纯粹的否定态度。我只是说，人们在一开始就本该知道要抱什么态度，他的行动就本该同最后表决相一致。
　　能使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不抱纯粹否定态度的问题，是非常有限的。这一切都直接触及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问题：工厂立法、标准工作日、雇主责任、用货物支付工资等。此外至多还有些纯粹资产阶级意义的形成真实进步的改良：币制统一、衡制统一、迁徙自由、扩大个人自由等。人们大概将暂时不用这些来麻烦您了。在其他一切经济问题上，如保护关税、铁路国有化、保险业等，社会民主党议员必须经常坚决保持一种观点，即不同意增强同人民对立的政府权力的东西。但是当党本身不断发生意见分歧时，从而自然引起弃权、否定，就会更容易加强同人民对立的政府的权力了。
　　您关于凯泽尔所说的话，把事情弄得更糟糕。如果说他一般是为保护关税讲话，那他为什么又投票反对呢？如果他想投票反对它，那他又为什么为它讲话呢？如果说他很努力地研究过这题目，那他怎么会投票拥护铁的关税呢？若是他的研究有一分钱的价值，那他必定知道，德国有两个冶金工厂，多特蒙德联合工厂和王室与劳拉冶金工厂，它们任何一个就足以供应全国的需要；此外还有许多较小的厂子，所以在这里，保护关税是纯粹的荒谬东西，这只能有助于占领国外市场，所以要末是绝对的自由贸易或者是破产。铁厂厂主只有这样才会希望保护关税，如果他们结合成一个集团，一个阴谋团体，它给国内市场强行定出垄断价格，而把剩余产品在国外廉价倾销，就像目前已实行的那样。凯泽尔就是为这个集团，为这个垄断资本阴谋团体的利益讲了话，并且就他投票赞成铁的关税而言，他也为这个集团，为这个垄断资本阴谋团体的利益投了票，多特蒙德联合工厂的汉塞曼和王室与劳拉冶金工厂的布来希罗德会暗笑这个还努力地研究过这题目的愚蠢的社会民主党人。
　　您无论如何必须设法获得鲁道尔夫·梅耶尔的《德国的政治投机家》。不知道这本书里所列举的近年来的欺诈、破产和政治行贿的知识，就不可能判断现在德国的情况。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宝库那时候竟没有为我们的报纸所充分利用？这本书自然是被禁的。
　　总结报告中我所指的主要是这几处：第一，把赢得舆论看得那么非常重要的一处——谁若是使这个因素反对自己，谁就会陷于瘫痪——，一个生存问题是，‘要化仇恨为同情（同情！那些刚才在恐慌时候显得像坏蛋的人们的同情！）’等。用不着费那么大力，尤其因为恐慌早已成过去了。第二，党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那末也反对它自己必须进行的和无论如何要进行的战争）并以全人类普遍结为兄弟为目的（按字面说，每个党都是如此，按实际说，没有一个党如此，因为我们在资产者愿意继续作资产者的期间，也不愿同他们结为兄弟），不能致力于内战（那末，即使是内战是达到目的唯一手段的情况下，也不能致力于内战）——这句话也可以这样来说：一个斥责一切形式的流血的党，既不要血管放血，也不要截断患坏疽症的肢体，也不能致力于科学的活体解剖。为什么提出这样说法呢？我不要求讲话要‘激烈有力’，我也不谴责报告，说它说得太少——，相反地却太多了，省略点才好。后面的好得多，幸而汉斯·莫斯特没有注意这两处，他可以从中得到资本的。
　　但是《社会民主党人报》郑重宣布李卜克内西等在萨克森宣誓，这却是个失策。汉斯不会放过这个，他的无政府主义的朋友就会继续加以利用。马克思和我认为事情本身并不像，比如说，希尔施在起初心情激动时所感觉的那末危险；您们必须知道，是否‘巴黎值得一个弥撒’像亨利四世为了使法国避免一场三十年战争而成为天主教徒时所说的；是否好处这样大，值得自相矛盾地宣誓，而且这是唯一不能给人惹起伪誓诉讼的誓。但是如果宣了誓，就必须保持缄默，等到别人嚷起来，然后有充分时间来辩护。如果没有《社会民主党人报》，汉斯就连一个字也不会知道。
　　您给著名的酒鬼和笨蛋的打击，使我们高兴得很。我们将负责把这向巴黎继续传播，只是法国文字怎样才能翻译出上述的豪迈字句，颇费踌躇。
　　此外，我们没有忽视我们在这里，如人们所说，好说话，并且您们的地位要比我们的困难得多。
　　小市民和农民的参加固然是运动突飞猛进的标志，但是如果人们忘记了，这些人是不得不来的，而且他们只因不得不来才来，那就对运动有危险。他们的参加是无产阶级确实已成为领导阶级的一个证明。但是因为他们是带着小市民和农民的观念和愿望而来的，所以人们就不可忘记，如果对这些观念和愿望让步的话，无产阶级就起不了它那领导的历史作用。
　　亲切地致候。

您的弗·恩格斯。”

“莱比锡，一八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亲爱的恩格斯！
　　奥艾尔昨天来信说，他那个通讯是指莫斯特和艾尔哈特。那末您瞧，我是对的。
　　附件是赫希柏格不久以前寄来的。其内容请您注意。对于保护关税问题以及与它有关的东西，我不再谈了，我看，这事我们在信上是得不到一致的。
　　我来谈一下宣誓的事。关于这事，希尔施最近写了一封非常愤怒的信件并且恳求李卜克内西不要受‘腐败的莱比锡环境’的影响。我不知道，希尔施意中何所指，但是我可以断言，不需要莱比锡方面任何压力来使李卜克内西做他迄今所做的事情。特别是对宣誓问题，我站在另一立场。我的看法也是要宣誓，因为人们若不愿举行宣誓，那末就根本用不着选举；但是我想，在举行宣誓之前要说明，宣誓只被看成一种必须举行的仪式，因为没有这种仪式就不可能进入议会，也就不可能执行委任。宣誓并不能扰乱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和主义的观点。李卜克内西反对这种观点。我却由于显而易见的理由不愿再继续和他争吵。我同样认为，如果我们的人在邦议会中也像我们在国会中所一贯保持的那样，一切亲密交际（庆祝会、会长宴会、议会酒会等）概不参加，那就会好些。现在每次发生这类事，就给某些报纸提供恶意报导的材料，并且因为我们不能开口，这样的新闻还有助于在我们自己人的队伍里制造不愉快的争论。在事态像这里这样简单的地方，就应避免一切足以引起分歧的事情。李卜克内西过于感情用事；谁要是对他客气，谁就要求什么都可以，萨克森邦议会在和蔼可亲方面很有修养。此外，我希望，关于这件事情您不要给他写信，危险对他是没有的，他惹起的只是些他能容易避免的各种小小不愉快。
　　马格德堡选举是又一次小兴奋剂，并且将大大地激怒我们的敌人。再复选时我们多得二千到三千张票，一方面因为我们争取到新因素投入战斗，另一方面，这时有一大部分曾投票赞成进步党候选人的工人和小市民，现在跟着我们走了。
　　可惜我们在新年后的几个月又要选举了。白拉克因病不能再保持他的委任，将在年底把它辞去。奥艾尔将代替他参加竞选，这是区受托人的决定。
　　敬礼和握手。

您的奥·倍倍尔。”

“伦敦，一八七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亲爱的倍倍尔！
　　我不了解，奥艾尔怎么能说是指莫斯特等而言，因为他在文中还那么清楚地把他除外。不过这我就不提了。
　　在第十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有一篇《历史的回顾》，这必定是来自三星之一的手笔。其中说：只有与小品文学家如古茨科夫和劳柏^[3]相比，也就是说，与那些即使曾有政治性质，也早在一八四八年之前已把最后残余葬入坟墓的人相比，社会民主党才是可尊敬的。还有：‘一八四八年的事件必定要来，或者，如果各国政府都满足了时代的要求，就带着和平的一切幸福而来，或者（因为各国政府不这样做）除暴力革命而外可惜并无其他途径。’
　　有一种报纸可以合法地哀悼第一次为社会民主党打开了大门的一八四八年革命，在这种报纸上是没有我们的地位的。这篇文章和赫希柏格的信清楚地表明，三星企图把他们在《年鉴》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观拿到《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观相媲美。我不理解，在车子已经走得这样远以后，您在莱比锡除了公开决裂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阻止这件事的。您像过去一样，把这些人看成党内同志。我们是不能这样做的。《年鉴》上的文章斩钉截铁地把我们和他们分开了。只要这些人还认为他们和我们同属一个党，我们就不能同他们进行谈判。这里所谈的各点是在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内甚至连讨论都不可能的。在党内讨论这些问题，就表示整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有问题。
　　的确，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最好是不要撰稿。如果我们只是提一些抗议，而过几个星期还得公开声明自己退出，这样做也于事无补。
　　我们很遗憾，正是在这种被压制的时候，不能无条件地支持你们。当党在德国忠实于自己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时候，我们曾经把其他一切考虑都放在一边。但是现在，当混入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已经公开显示出本来面目的时候，情况就不痛了。他们一旦被允许把自己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一点一点地偷运到德国党的机关报中，这对我们来说，就等于这个机关报干脆已经停办了。
　　宣誓事件没有使我们十分感动。人们也许（如您所想的）能找到一条别的道路把不愉快的外表消除一些，但那没有很大的关系。所希望的谨言慎行，我们将注意。
　　马隆的杂志会发生好的作用，因为第一，马隆不是惹祸的人，第二，他的同事在法国人中间会设法使事情不离正轨。如果赫希柏格梦想在这里为他那小资产阶级花样弄块基地，那他将会发现，他的钱白化了。
　　马格德堡的选举使我们很高兴。德国工人群众的不可动摇性是值得钦佩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工人通讯是那上面唯一的好东西。
　　赫希柏格的信附此奉还。这个人已不可救药。如果我们不愿参加《未来》报那一伙人，这是个人的虚荣心。但是这些人中有三分之一我们以往和现在都还完全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并且另有大约三分之一却是臭名远扬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而这竟自称为一个‘科学’杂志！赫希柏格还认为这杂志起了‘启蒙’作用；这证明他自己的那样特别清楚的头脑，这个头脑直到今日，任凭我的一切努力，还不能领会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区别。一切分歧都是‘误会’。完全同一八四八年民主主义的叫嚣一样。否则却认为是‘过早的结论’。当然如此，因为每个从这些先生的空谈中引证一定意义的结论都是过早的。他们不仅要说这些话，而且也要尽可能说相反的话。
　　可是，世界历史是沿着自己的道路走的，它不会理会这些聪明而温和的庸人。在俄国，事情在几个月内就会发展到决定性的关头。或者是专制制度崩溃，于是，随着这个强大的反动堡垒的崩溃，欧洲也会马上刮起另一种风；或者是爆发欧洲战争，而这次战争也将把现在的德国党埋葬在一切民族争取本民族生存的不可避免的斗争之中。这样的战争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不幸，它可能使运动倒退二十年。但是，新的党终究一定会由此建立起来，它在欧洲各国也许会摆脱现在到处都阻碍着运动的各种疑虑和浅见。
　　致友好的敬礼。

您的弗·恩·”

“莱比锡，一八七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亲爱的朋友！
　　现在是整顿发行的时候了；我们到现在只收到第七期，而且都特别晚。原因何在，我不知道。不可能快点寄递吗？在柏林到现在还缺第四、六和七期；如果这样下去，我们就要失去这个最重要的据点。这究竟是发出地点还是收件地点的毛病，我不知道，关于这您们必须研究一下。我这一次等候国会开幕，只是以便进行鼓动……
　　关于报纸的态度，我建议采取最坚决的笔调；我们的人的情绪越来越左倾。不断的惩罚和戒严的恢复激起了极大的愤怒，他们要求把这种愤怒表达出来。我同样建议，抛弃法国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我的看法是，对于法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如果能把他们同激进主义者分开，那就再好没有了。工人党的独立性是我们在德国始终以一切决心来维护的，我们也必须把它介绍给法国工人。再说，法国人必定知道得最清楚，他们能从激进主义者期待什么。我不相信这些激进主义者，他们对公社的态度都是卑鄙无耻的，毫无例外。
　　卡尔·希尔施马上利用您在这一点上摇摆不定的态度，在一封写给L.^[4]的信里攻击您。对于这一层，您和我们都不重视，因为希尔施现在决不是个适当的公正无私的评论者。但是我相信，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的大多数同志站在他那方面，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
　　我们的任务必须是，尽我们的影响所能及的范围，使法国人越来越向左倾，借使他们终于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组织……
　　我再请求您一次，发行部要把全付注意力放在迅速送报纸到德国各地这个工作方面。
　　请您和所有的同志致以
　　衷心的敬礼。

您的奥·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