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倍倍尔 -> 《我的一生》第三卷（1911）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推广和红色邮政局长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一个干练的发行部经理至少也与一个干练的编辑同样必要。如果没有一种力量能管理运报纸到德意志帝国这个非常困难的运输事务和在国内推销的组织事务，那末，就是最好的报纸对我们有什么用？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人，他虽有不可避免的失误，却从不气馁也从不惊慌失措，而是愉快地总找到新的途径和方法来蒙混边界上那末多的看守人，报纸再好有什么用？因为报纸刚一出版，德国警察就通过他们派在苏黎世的、或者在那里用大价钱设法收买的间谍，尽最大力量来追踪正在运动大批报纸的秘密道路。并且动员了沿德意志—瑞士边界的看守人补瑞士的警探的不足，他们最大的野心是截获一批递送的《社会民主党人报》。
自今以后在推销报纸的经理与德意志警察的边防军之间所进行的十年斗争，是曾发生的这类斗争中最有趣的。它最大限度地要求取攻势者一方坚毅、谨慎、巧妙和精细，并且只有这样才能胜利完成，于是逐渐在瑞士边境的这边和那边有相当多的又勇敢又机智的同志同苏黎世的经理机构手携手地从事这共同事业。但是要物色这些同志并相应地加以训练，却不是件简易工作。这事还是成功了。这些同志中不仅有来自平民的，而且有在铁路上工作的，竟有做警察工作的，在运送禁物时他们加以协助。属于警察的有君士坦兹的巡警长B.，他给我们许多帮助。例如有一天，他奉卡尔斯卢合的检察官费塞尔之命逮捕一个被追踪的同志，而这同志就是他头一天夜里让在他的住处住宿并协助其逃跑的那个人。B.后来离职了，住在瑞士当富翁。他的财产是他在温特图尔开始做鞋生意赚来的。在德国同志中，特别是阿道夫·格克和他的兄弟卡尔，此外在欧芬堡有奥登里特和豪埃森同志，在君士坦兹有商人安诺尔德，在巴登的夫赖堡有Fr.豪格和在阿尔萨斯的米尔好森市的他的兄弟雅科布·豪格，在维林根和贝西格海姆有鲁茨弟兄，在巴塞尔有古特曼和许多其他的人，这些人都担任或者介绍走私的工作。后来，尤其是当《社会民主党人报》从一八八八年夏季起在伦敦出版，汉堡成为报纸的入口，推销工作主要是威廉·石罗德和施坦因法特主持。
许多推销人部分地由于他的活动屡次受到监禁处罚。例如，阿道夫·格克被监禁十一个月，他的兄弟卡尔七个月，奥登里特四个月，豪埃森三个月等等。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堆存地点和运送机会有时十分奇特。报纸曾长时间存放在维林根的一个教堂的讲坛梯子下面。《社会民主党人报》在莱比锡地区的推销者克莱曼同志，在他被逐出莱比锡之前，一直把报纸保存在他充当市剧院包厢看门人时所使用的柜子里。当德皇威廉二世有一次由英国旅行归来时，他没有料到，在他乘的船舱里装有大批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下级官吏和国营企业的工人阶层一旦为一个与政府敌对的政党所收揽，政府就对付不了这个政党；政府原是靠这些阶层的服役而存在的。于是政府的基础就动摇了。
当《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办时，乌莱同志充当发行人，他显然是个干练的、精明的鼓动者。但不久即表现出，他不适合居这个职位，他缺乏商业才能。可是在他担任这职位的短时期，仍旧有个很有价值的收获。他收揽了鞋匠J.贝里同志（一个巴登的农民之子，乔居在君士坦兹附近的交界处克略兹林根），就有了一个出色的走私工作的组织人。J.贝里把他扮演这一角色的经验写了一本小书，名叫《红色战地邮政及其他》，他在书中有趣地描写那些与他的活动有关联的冒险故事。乌莱的不能胜任，促使我写信给莫特勒，问他是否乐意担任这职务，但是莫特勒回答说，他非不得已不愿离开德国。过一个时期以后，福尔马尔和我又写信请他，他当时住在慕尼黑附近的尼姆芬堡，这一次他接受了我们的建议。从此我们给适当的位置找到了适当的人。
莫特勒作为一个商人曾在毛织工厂实习，但是他为了彻底学会业务，也曾在厂内做了较长时间的工人。所以他可以说是行伍出身。但是莫特勒却不仅是商人，而且是个具有诗人和艺术家天才的人。他是一个天资聪颖的人，一个谐趣横生的愉快伙伴。每当莱比锡博览会临近，他代表他所创设的克里密朝市纺织合作社来到莱比锡时，我们的妻子总是很欢喜。在他叙述的故事中，幻想占着重要地位。他对世界的看法总是和我们不同，但是听他讲述，仍令人喜悦。他也是一个好演说家，能使听众不禁得到灿烂的印象。他所以特别适于担任这个新职务，是因为他有魄力和机智。他也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劳动力，有高度的牺牲精神，认真负责和可靠。他在报纸的包装方面发挥了特别的技巧，有时当信件寄，有时打包裹。谁出现在“奥林波”（这是苏黎世同志对莫特勒住处的称呼，这地方同发行部有联系，外人不能到），谁就必须在发行的那天也来工作。由于住址或地点更动、信件被扣、收件人的叛卖或被监视，致使通信地址经常改变，因而引起许多工作并需要大加小心。但是若有哪个要往德国去的同志来到“奥林波”，这个同志就必须忍受一种特殊的处理。“红色邮政局长”（这是同志们不久就给莫特勒的称呼）于是命令这位同志脱得只剩汗衫衬裤，然后用信件把身体及四肢艺术地以多种多样形式包裹和衬垫起来。这办法总以参加者大笑为结束，然后他可以去搭车，到边界那边去把额外的负担卸在可靠人的手里。我还没有听说过，有哪一次这样装备起来的同志被边界那面的守门犬抓到过。
相反地，总是由于自己人的笨拙和轻信，整批运货曾多次在边界上或在内地被抄去。每次这样消息传来，红色邮政局长也大发雷霆。那时助手贝里必须出动，另觅新路线或选任新的、善于搞报纸和著作走私的走私人员。
这里如果不提莫特勒的妻子一下，我的记载就会有个漏洞。他俩原籍在同一城市，符腾堡的艾斯林根。青春的爱慕把他们联合在一起。莫特勒夫人忠实地辅助她的丈夫。谁对她的尤利乌斯作不利的评语，谁就吃苦头。莫特勒在苏黎世狼溪上游的住宅，是这样选择出来的。他由住宅远望当时还没有建筑起来的周围地方，至感便利。因此，特别是柏林警察局经常派到苏黎世的许多警探不能趁人不备地溜到住宅跟前。如果有陌生人来到“奥林波”，请求入内，“阿姨”（莫特勒夫人由于天性好客，我们戏称她为“阿姨”）就亲自迎到门口，问他来意，同时她用最锐利的眼光把来客由头顶到脚趾打量一番。他经过对他提出的审查，而后才被允许进入圣地——发行部。如果是这一对夫妇的亲信，则被邀入至圣地——一间布置舒适的住室。
但是，虽然有一切的预防措施和一切有充分理由的怀疑，却仍然发生过一回事，一个后来被揭穿是危险的警探和秘密诱捕者的人竟进了莫特勒的住宅，这人是前巴登炮兵上尉冯·艾伦贝克及其妻。但是我们一对这位先生发生怀疑，他和他那确是无辜的妻子就必须退出。
我以后还要谈到艾伦堡。
这里还可以略述一下我们苏黎世朋友的一些私人活动。苏黎世渐渐成为干练力量的一个完整参谋部。除伯恩施坦、莫特勒、福尔马尔之外还有《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两个排字工人理查·费雪尔和陶舍尔，莫特勒的助手德罗席，卡尔·考茨基和后来的亨利希·施吕特尔，再就是苏黎世的同志裁缝贝克和钉书工人卡尔·曼茨（在柏林的《自由报》被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摧残之前，他曾在柏林充任该报最后的负责编辑），还有别人。一八八三年年底，当施吕特尔被驱逐出德累斯顿以后并且在斯图加特不能得到使他满意的生活的时候，由于我的建议，我们邀他到苏黎世组织刊物的销售。党的档案整理工作也归他来做，关于档案的创设我早在莱比锡的《前进报》，此后又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倡议过。裁缝贝克，一个快乐的伙伴，是当时的大学生彼得·卡拉格欧维奇（后来塞尔维亚国王彼得）的“宫廷裁缝”。彼得·卡拉格欧维奇常同我党同志往来，有时也参加摩尔俱乐部的欢乐座谈会，他当时是个经常发生金钱恐慌的穷鬼。为了稍微解救他的恐慌，他促使裁缝贝克把他的账上的价格提高百分之五十。于是彼得的账一由其家属支付，彼得就可以由贝克那里取得超出部分。国王彼得在巴尔干战争期间对《新苏黎世报》的一个采访记者承认说，他的青年时代在苏黎世过得多么美好，《新苏黎世报》当时为人民福利和人民幸福做的计划多么高超。但梦幻总是要破灭的。在巴尔干还有许多政治家和高级官员在年轻时候在苏黎世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拥护国际。但不应当因此责备他们。我对他们比对任何普鲁士的容克子孙（其中有几个出自老贵族）都更加敬重，这些容克子孙当年也是在苏黎世读书，但是他们回家时仍同往苏黎世去时一样愚昧。
在苏黎世有时日子过得非常愉快，虽则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下，我们也不是黯然寡欢。国内丑事和暴行的消息经常由多方面传到苏黎世，再加上被逐和亡命到苏黎世来的人的叙述补充，固然增高了我们的同志对于这些情况的愤慨（这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态度上可以觉察到），但也仍有时刻，人们感到自己与其说是党人，不如说是人而纵情欢乐。照例在摩尔俱乐部（这是纪念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以前在柏林成立的同名组织，自称是我党同志的联合会），如果我们来到苏黎世（这每年总有许多次），那就特别热闹。于是人们特别虔诚地唱起著名的《齐希[1]市长歌》，他在四十年代行刺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结局相当奇怪。爱德华·伯恩施坦于是领唱，合唱团唱重叠局。继这个歌之后唱同样著名的《煤油歌》和类似的讽刺德国情况的歌曲。或者由爱德华·伯恩施坦和卡尔·考茨基（当时他们二人是不可分离的）来个二部合唱，能使顽石软化、肝肠寸断。或者作些其他无聊事，使我们笑个不停。在摩尔俱乐部的底层开会的房子里，著名的苏黎世诗人哥特弗利德·恺勒尔住过一个短时期。有一天夜晚，保尔·海塞来拜访他，底层的吵闹特别厉害。海塞问恺勒尔，是谁在吵闹，恺勒尔用苏黎世方言回答说，是社会民主党人。保尔·海塞以滑稽的激昂声调朗诵：“在门槛下面那里地狱在沸腾。”但是这些和善的喧哗者，在把一个被揭露的间谍狠狠地揍一顿或者给他指出，“巴特罗从哪里取得果汁[2]”的时候也会成为非常不和善的。例如，对萨克森间谍施米特就是这样，据悉，施米特是一个下流罪犯，德累斯顿警察局用国家的钱资助他。在被揭露后施米特回到德累斯顿时，被依法起诉，并被判处五年监禁。
莫特勒一到苏黎世就职，我们之间就展开了活跃的通信。这些信件虽然内容有趣，我却只能转录极小一部分，否则我这著作篇幅就太大了。转录我同马克思、恩格斯、福尔马尔和其他人的通信时，也必须采取同样的审慎态度。由于莫特勒的参加管理，《社会民主党人报》大大改观。事业有了推动力，并且读者人数增长很快。一八七九年年底，即成立后三个月，《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销路已达三千六百份，考虑到私运到德国去那种极大的困难，这是一个意外的大成就。并且销路越来越大，但是走私的困难也增加了，因为边防军增加了两倍以至三倍。所以几年以后，就发生这问题，是否适宜把大部分的出版物在德国秘密印制。现在被禁著作的印制发生更加迫切的同样问题，这些著作的销路也是不断增加。这时迪茨和格利伦贝格同志都来帮助苏黎世的人们出主意和参与其事，他们想用这为党立下大功。字模以绝妙的方法私运到德国。报纸有时在这里，有时在那里印成，有时如果环境许可，就较久在一个地方印。警察不久就觉察到了，也许边境官吏一时所抓到的寄件报纸越来越少，就通知警察说，报纸必定主要是在德国印刷了。警察于是尽全付力量来寻找秘密印刷的地方。但是徒劳。只要不是做得拙笨，警察的智能是发现不了的。这里没有叛徒，凡参与印制这些书报的同志都是第一流人物，他们的保密和熟练都是可靠的。在整个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期间，警察没有能够发现一次印制禁品的场所。例如，格利伦贝格以简直闻所未闻的胆量长期印《社会民主党人报》。纽伦堡的警察猜想，《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在沃尔兰公司——柯尔伦贝尔格的公司印刷的。警察不分日夜、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搜查，然而始终没有结果。
迪茨同志也担了很大风险把我的书《妇女与社会主义》秘密地印了许多版。这是一本内容广泛的著作，早已需要印制，而且被发现的危险也一天大似一天。我了解他的处境，当他有一天写信给我说：他所从事的事情却是件危险得要命的事。斯图加特的检察官，大约是听到传说，也为了印制禁书这件事曾对他进行预审。但是恋爱的辛苦白费了。[3]
这样，我们大部分人的头上悬着达摩克里斯的利剑[4]。这个人由于这个原因，另一个人由于另一原因处于危险之中。并且，我们之间如果发生分歧，这种危险把我们又团结在一起；由于秉性和理解的不同，这种分歧是很自然的，而且因为不能在公开场合发表意见，就更容易发生分歧。只要一个党存在，以往、现在和将来都是这样。但是面对着共同的敌人，我们任何时候都是团结起来严阵以待，而且这个阵营一天比一天强大。
关于这件事迪茨同志写道：
倍倍尔打算把他的书《妇女和社会主义》的完全新修订版在德国印制。出版社名称应该是一个瑞士商号。决定在德国印刷的版本仍留在内地，从而比在国外印制必须私运越境的容易推销。倍倍尔和我意见一致，把这著作在斯图加特印书馆印制。苏黎世期刊出版社(J.沙柏里茨)声明，它的商号名称可以印在著作上并且担任国外销售事宜。原书名改为：《妇女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出版后约半年有人向官厅告密说，这著作是我印制的。进行了一次搜查，在印刷所中沒有发现这本书，相反，可靠地确定了，根据出版法，这本书现在已失时效（六个月），那么迫害也就不能再来了。这事件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个余波，后来冯·普特卡美尔先生在国会下次开会时为政府所提出的法令草案作辩护，根据这草案，违反出版法罪的时效期限将由半年提高为三年。但国会立即加以拒绝。冯·普特卡美尔先生在他的文件下面还放有一本倍倍尔的书，这书当时用的是《一八八三年工厂监督报告书》的蓝色包皮，销路很广。
根据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而宣布的禁令原文如下：
“《妇女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奥古斯特·倍倍尔著。期刊出版肚(J.沙柏里茨)出版，苏黎世一八八三年。柏林王室警察总监。一八八三年十一月二日。禁令包括用印有题名：《一八八三年工厂监督报告书》的封面包着来推销的版本在内。柏林王室警察总监。一八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一八七九年的第一版已经是用封面纸包皮发行的，上面印着“恩格尔，统计学，第五册”。
[1] 亨利希·路德维希·齐希（一七八九——一八四四年），民主派，曾任斯托科夫市长，一八四四年谋刺威廉四世未成，被处死刑。——译者
[2] 意指掌握了详细情况。——译者
[3] 关于这事件迪茨同志写道：
倍倍尔打算把他的书《妇女和社会主义》的完全新修订版在德国印制。出版社名称应该是一个瑞士商号。决定在德国印刷的版本仍留在内地，从而比在国外印刷必须私运越境的容易推销。倍倍尔和我意见一致，把这著作在斯图加特印书馆印制。苏黎世期刊出版社（J.沙柏里茨）声明，它的商号名称可以印在著作上并且担任国外销售事宜。原书名改为：《妇女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出版后约半年有人向官厅告密说，这著作是我印制的。进行了一次搜查，在印刷所中没有发现这本书，相反，可靠地确定了，根据出版法，这本书现在已失时效（六个月），那么迫害也就不能再来了。这事件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个余波，后来，冯·普特卡美尔先生在国会下次开会时为政府所提出的法令草案作辩护，根据这草案，违反出版法罪的时效期限将由半年提高为三年。但国会立即加以拒绝。冯·普特卡美尔先生在他的文件下面还放有一本倍倍尔的书，这书当时用的是《一八八三年工厂监督报告书》的黄色包皮，销路很广。
根据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而宣布的禁令原文如下：“《妇女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奥古斯特·倍倍尔著。期刊出版社（J.沙柏里茨）出版，苏黎世一八八三年。柏林王室警察总监。一八八三年十一月二日。禁令包括用印有题名：《一八八三年工厂监督报告书》的封面纸包着来推销的版本在内。柏林王室警察总监。一八八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一八七九年的第一版已经是用封面纸包皮发行的，上面印着“恩格尔，统计学，第五册”。
[4] 达摩克利斯是西西里暴君的侍臣，暴君为使他知道幸福无常，一方面享以盛宴，同时在他头顶上空悬挂一把利剑。——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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