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七九年的国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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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九年的国会会议

　　这次会期非常长；它在二月十二日开始，七月十二日结束。讨论的主题是新关税率，它引起德国贸易政策由温和的自由贸易转为保护关税的转变。同时这次会议在一定的程度上实现了俾斯麦在一八七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关于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演讲所宣布的捐税理想，在演讲中他着重反对直接税，并且主张对“大众的奢侈品”（他指明为啤酒、烧酒、糖、咖啡、烟叶和煤油），尽量科以高额间接税。对很富有的人只当作体面税来征收一种不高的直接税。
　　关税政策的转变是两种情况导致的。巨大的工业危机现在已延续到第六年，并且是国际性的，它为国内工业带来了一个激烈的国外竞争。特别是钢铁工业家高喊一八七七年一月所决定的提高铁的关税。他们不仅要求保持铁的关税而且还要把它提高。棉纺织工业家也感到英国竞争的威胁，与钢铁工业家合作。其他部门的工业家也感到外国竞争的压迫，同他们联合起来。但是工业家如果没有地主党人来协助，他们不会单独贯彻他们的计划。不久以前，地主党人曾是自由贸易政策的主要支持者，他们把小麦和牲畜主要销售到英国去，同时他们在国内和国外都取得了高价。在七十年代后半期，美国的粮食竞争却忽然惹人注目。凭借着现代化的运输工具，大批大批的粮食在英国市场上出现，以廉价排挤德国的粮食。还不止于此，美国粮食也出现在德国市场上并且有助于压低当时很高的粮价。现在地主的观点来了个迅速的转变，一夜功夫，他们成了与以前他们作自由贸易派时一样热烈的保护关派。因此，地主党人和工业家之间有了一致行动的接触点。在他们二者之间成立了巨大联盟，取得新税率，就保证了他们的同盟。国会的休息室当时等于一个暴利交易室。各式各样工业部门的代表和地主党人成百地聚集在国会休息室和党团室。在那里达成了协议，随后由全体委员大会批准。这种买卖生意所以能轻而易举地以广大群众为牺牲品，是因为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使社会民主党不能作反对新关税政策的鼓动。并且国会多数派也是厚颜无耻，运用警察在国内对集会所习用的策略，在国会中系统地封闭我们的发言人的嘴。这样，我在关于粮食关税的发言中被打断两次，许多其他我党同志（例如凯泽尔和瓦尔特希）在税率的其余项目的发言中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这还不够。在第一次讨论有关柏林宣布小戒严的总结报告时，在李卜克内西和继他之后的部长欧伦堡伯爵讲话以后就结束辩论，由此剥夺了哈赛尔曼（一个被逐出柏林的人）的发言权。可注意的是，显然在同意后没有一个资产阶级议员要求发言。
　　二月二十六日，讨论冯·海尔特林先生为扩充雇主责任法向政府所提的质问。党团方面决定由我发言。我的改革建议如下:1．召集工商业视察员会议，由他们那方面作出改革建议；2．征询国家高等商业法庭——后来的最高法院——关于雇主责任法的经验；3．根据第一条扩充雇主责任法在伤亡事故情况下的赔偿义务；4．扩充赔偿义务保险的范围，包括工业、商业、交通和农业中的一切工人；5．在伤亡事故发生时，企业主有责任提出证据，证明该项事故不能归咎于不可克服的情况；6．设立国家伤亡事故保险局，由国家管理，代替私人的赔偿义务的保险。企业主的保险费应与税款同时征收，这可使管理费用少花一些。
　　特别耸人听闻的是在这次会期中所提出的对国会议员的惩罚权的法律草案。俾斯麦并不以得到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就满足了他的迫害狂；他还想使国会中每个难操纵的反对派窒息而死。这个法律草案显然主要针对着社会民主党发言人，不过，它的规定随时也可用以对付不受操纵的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发言人。为了实施对国会议员的惩罚权，设置一个委员会，由三个议长和推选出来的十个国会议员组成。这个委员会可根据不正当行为的轻重对发言人作出下列的决定：1．当着全院谴责；2．有义务遵照委员会所规定的形式当着全院道歉或撤回发言；3．在一定时期内禁止出席国会，酌情可延至本届委任终了时。国会议长也应有权暂时不把议员的不正当的讲话列入速记的报告内。受制裁者对此有权向委员会提起控诉。
　　这个法律草案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东西，只有像俾斯麦那样天性强暴的人才能想得出来。在国会中，这个草案被戏呼为“口罩法”。一家英国大报声明说，这种法律草案只有在德国才可能。并且提这样草案的人正是议会的一切发言人中一个永无止足地用侮辱口气攻击反对派的发言人和政党的人。如果有一个发言人在一个集会上或者一个作者在一篇文章里触犯了他，他立刻就跑到审判官那里并且提出数以千计的印就的刑事诉讼。
　　党团方面又决定我为发言人。三月五日，在我的发言中对首相毫不宽恕。国会未经委员会讨论就驳回了这种友好的请人作道义上的自杀的邀请——法律草案不会是什么其他的东西。
　　七月七日的会议上，我提议一个决议，企图从当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在德国的监狱、审讯拘留所和公开的劳役所中实行禁止制造烟草。提案被否决了。
　　很早以来，议长冯·傅尔肯贝克先生的事务管理就在我们中间引起了巨大的不满，这个人是自有国会以来最不公平的议长。现在当大半的发言人在整天辩论中屡次攻击我的时候，议长连一次也没有让我答辩，这使我忍无可忍。七月十一日的会议上，我作关于议事规程的发言，大力控诉对我们所惯用的蛮横手段。后来有个机会，我们建议恢复发言人名单制，名单制是在几年前取消的，其理由是发言人的排列次序只是偶然的事情，应该把这留给议长来处理，哪个发言人首先使他觉察到，他就让哪个人发言。这次温德荷斯特也站在我们这方面。他也不得不确认，发言次序的处理具有蛮横的性质。
　　一八七九年的会议期间，国会也从事于讨论检察官台森多尔夫的建议，他要求国会准许给议员弗里茨舍和哈赛尔曼刑事处分，因为他们虽然因柏林的小戒严被驱逐出境而仍到国会开会，所以是违反禁令。但是俾斯麦的这个高材生（他最顺从俾斯麦的意志），这次却为这个大胆的要求栽了斤斗。国会一致拒绝了台森多尔夫的建议，并给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第二八条一个解释，解释说，此条不能用来对待被逐出柏林而服从国会开会召唤的议员。但是台森多尔夫在柏林市法院对这两个议员仍提起控诉，说看见他们在七月九日夜里在理希特菲尔德，因而是违反禁令。法院宣布二人无罪，因为他们并没有被从也宣布小戒严的台尔托夫驱逐出境。
　　原来那天夜里我们（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连同相当数量的柏林受托人）在当时建筑物还不多的理希特菲尔德的东部开秘密会议，来审判对党和党团有不利行为的哈赛尔曼。一时大雨如注。我们站在最密的丛林中，暴雨打在伞上，我们的讲话几乎难以听清。哈赛尔曼觉得自己完全孤立，于是让步，并且尽量承诺一切，后来又都失信。夜里两点钟，我们都是全身湿透地回柏林，到公路旁旅店投宿时，碰上了我们的柏林秘密警察，他们显然在追踪我们。他们现在告发弗里茨舍和哈赛尔曼，台森多尔夫遂据此提起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