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倍倍尔 -> 《我的一生》第三卷(1911)
地下工作
我们秘密活动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组织《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其他禁书的推广工作。这里转录我给苏黎世的人们的一系列的书信,这些书信中显示出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下这方面的党的生活。
“莱比锡,一八七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亲爱的莫特勒!
首先告诉你,柏林人拿去党团的总结报告五百份,例外地每份收十分尼,为的是把多余的钱给被流放者的家属使用。第四期《社会民主党人报》连同报告的结尾部分还未到达柏林,因而发生一种揣测,说第四期被
我们扣留了,为的是掩盖H.
[1]没有在报告上签字。这真是奇怪的逻辑,但是在柏林竟有许多人相信,因此大力推广总结报告就十分必要。
请寄三百份到这里来,可利用F.那里的Kl.小姐的地址。
第八、九、十和十一各期柏林都没有收到,因为格伦齐希被捕,地址泄漏,可能落到警察手里;惊人的是,我们最能干的人办起事来有多么拙笨。直到您们接到了地址(这几天内即办理)之前,暂时不要往柏林寄东西。如果柏林没有把地址直接寄给你们,请把那里的账单寄到这里来。
如果是像你所写的那样的布置,一切顺利,则发行部就十分完善了。我认为,即使汉堡给你们其他建议,你们也仍要保持着秘密组织。不宜把采取的布置和所设置的组织不顾一切地暴露出去。如果你们确信,协议的事可以很好地达到目的,而且一时又没有其他办法,别的路都走不通了,只有采取写信的办法,那末就写信好了。
你们或许可以由那里把有关北方的东西寄到H.;不过我们这里并不规定办法,因为你们必是最清楚地知道和看到,什么适当,什么不适当。
关于书籍和刊物的销售,我在一二日前已写过信了,你们想已收到。
我在这里只能重说一遍,即如果从这里来的建议根据那里的实际情况不能实行,你们就按那里的情况办理。我们在这里只能说明我们的思想,至于它是否永远正确和能否实行,我们不能知道。注意将来把报纸按完全确定的时间完工,这样不仅中间人,即最后的收件人也差不多能计算出寄件到达的那一天;迄今完全不可能计算出寄件到达的日子。
我接到巴黎来的一封信,信中也抱怨《社会民主党人报》到来的时间不规则。
瓦尔特希希望,不日可以接到准许旅行的通知;他的开姆尼茨的官司是阻碍……
我的著作(《妇女和社会主义》)怎么样了?请把它按期登广告。这一版只剩下二、三十本了。如果再版,我就要把它分章;它现在的结构,读起来不方便。
附件请交福尔马尔。 此致
衷心的敬礼。
你的奥·倍·”
“莱比锡,一八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亲爱的莫特勒!
你们刚从窝里出来,竟就觉得皮子痒起来;你们把別人还陷在里面的陷阱已忘到九霄云外。
完全用不着天才就可以确定,价款是谁收到的,因为邮局对这种款项有六分之五是公开付款的。
一个‘军费金库’将很适于暴露会计员并且把所盼望的、由某一方面计划已久并渴望其实现的戒严加到我们头上。由于同一理由,我反对所提到的同第十三期一起寄来的小报上的‘正式’报字样,我认为这完全无益。凡是有一个‘正式’报的地方,也就有一个‘正式’的领导机关;至少有很多很有影响的人认为如此,而且他们还相信,这领导机关是在莱比锡,这个巢穴必须加以毁灭。我至少确知,如果说我们仍旧安坐在这里未被惊扰,其原因不在柏林的某些人。每一成功都促使人们更加紧扫荡;今天却又最无耻地把莱比锡指为马格德堡选举的发源地了。所以不要做那些把我们暴露了而于你们毫无益处的事情。
考夫曼上星期在汉诺威因为违禁返回柏林和推销《自由》报的罪以及十四条其他由于《自由》报内容所犯的罪(六条渎君罪和许多条侮辱俾斯麦的罪等),被判四年监禁。这就是说,他因被控叛逆罪还要再经最高法院审理,将来一切对帝国的叛逆罪和叛国罪都由该院判决。在柏林发生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轻举妄动;幸而这鬼怪是在重颁戒严令之后才出现。
关于考夫曼的消息可以发表。
你的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比锡,一八八〇年一月十五日。
亲爱的布兰特尔
[2]!
信都收到。一月二日的报告发表以后,我不再有什么遗漏的东西要索还了。
我在前一两天写给赫希柏格的信,你收到了吧?
再说一遍,莱比锡需要一百三十份,其中一百一十七份是固定的;需要可能还要大些。第一次寄件只收到九十七份;短少的仍须按所订的数目补足。
不伦瑞克等地的通信地址都好。
我若作春季旅行,我将竭力把我们的人召集起来,彻底地同他们谈谈。你们知道恩得里斯(奥格斯堡)亡故。这令人痛惜,他是个杰出的青年。
你说:‘关于莱比锡的事我还没有决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关于刊物我们在那时曾写信给乌莱,人民书店一切属于我们的东西,都拿过来并且通知我们,但对人民书店只以现金售卖,因为它和《哨兵》报还欠我们一大笔债。因为你们同人民书店结算印刷账目,所以能够把一切它那方面的刊物关系都从账单上抄录下来。
在柏林,第八期以下的都被查获,而且因为Grg.
[3]这样能干,竟把直到第十二期和第十三期的全部收件人都记入他的笔记本中,因而警察非常省力。在这件事上有叛变行为,证据是,他在账房中被捕并且警察径直走向他存放那东西的柜子。警察可能在那里还查出其他的东西。检查直到现在仍在严格秘密进行中,谁也不知道事情怎么样。
同样准确知道地点的搜家,曾发生多次。你们可以料到,因此笼罩着很大的怀疑,人们在认为事情可靠以前,绝不肯冒一点险。
关于总结报告,柏林人们决定不予散发,因为它不够尖锐,所以就是正式投不信任票。我们给这些好人以应得的斥责;我设想,这里另有其他影响在作祟。
因为瓦尔特(福尔马尔的笔名)在他的信里也曾提到总结报告,我删去了其中几点过于尖锐的地方,所以我想在这里来说明一下,第一,他在信里就搞错了,把哈森克莱维尔的笔迹和我的混淆了;第二,由我们签名的文件必须这样持重,才不致使我们吃官司。
如果南德仍旧畅通,我们暂时不必用汉堡。直到现在,一切顺利,至少第一期如此;第二期还没有到这里。
可以介绍一个办法,在寄发样张请订户订阅时,附一小启事说明把钱用邮票或钞票夹在信中,用挂号信寄到那里去。因为人们不知应如何寄钱,汇款按国际规定应以‘法朗’汇兑,这就有困难,再者,必须署名。人们给我们汇款是有顾虑的;第一,工作本来已经够多的了,第二,人们对这事做得都是这样特别不妙,我们在这方面所以能免遭不幸,那就只有感谢我们的迄今还未被腐蚀的邮局了。
你们今后寄信可以挂号或作为汇款信件,就可直接寄交,不必顾虑;给我的可寄交我妻。
我不愿从事于《我们的目的》的修订工作;这必须彻底修订,这就给我大量工作。照它原样印吧,但是印一万份?你们想把它弄到哪里去?
现在在柏林也还有一次新的国会选举,这将是对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考验。
在第十七选区,我们除彭齐希外还有一个保守党人作竞选的候选人。
衷心的致候。
你的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比锡,一八八〇年一月十五日。
亲爱的朋友(福尔马尔)!
我将对您来信各点一一作答。
首先奉告一件使我很不愉快的事情,我不能交给马隆他那篇文章,并且也不能确定什么时候可以办到。各种各样的事情一天比一天更多地需要我的劳动力,所以凡是我必须集中思想来做的工作都几乎不可能了。上午八点至十二点业务,到一点或者一点半合作社理事会座谈会,两点到七点又是业务。我若不利用一大部分业务时间来做党的工作,则单只晚上我就不可能胜任。如果事情进行顺利,那末还可将就,但是还有大批各种烦恼和不痛快的事,所以我如果有一天像可怜的盖布,也就不足为奇了。
现在再谈其余的。
您给恩格斯的回信很好,在我通知李卜克内西以后就寄给恩格斯,他会狠狠地骂一顿。无妨,他的怨言我已经听够了,我也把这写信告诉他。
现在再说一次,也希望这是关于‘正式’报等字样的末一次,我们认为这种写法,不管出自何人,都一样地危险。您在我所论及的事情上可以看到,您自己很少阻止这种不愉快的传播。并且您在格伦齐希的事情上可以看到,您多么不能信赖我们的人。但是,否认是绝对不行的。第一,人们不相信这种否认,第二,被迫否认是不愉快的,第三,万一因为一件事情打起官司,我们的法官的主观推测就有这末大的伸缩余地,使在严格的司法意义上的‘证据’完全没有必要。
现在,您在有关莫斯特的诽谤函件的通告中又谈到了‘党的领导’。如果您第一次的通告和现在的这个一齐误落他人之手,我想要知道一下,那又如何否认。无论如何,这种爆炸的大部分要落在您的身上,我认为,这对您是决不会愉快的。
您们那里同我们的许多党内同志完全一样,他们仍生活在古老情况之中,他们仍用古老的词句讲话。但是这容易避免,并且也必须避免。
我曾盼望,您主要地能仅限于叙述莫斯特的诽谤信件,而且只是因为,就我所知,在德国而且大概也几乎在国外,没有一个人相信,《社会民主党人报》是赫希柏格的企业。如果这种想法曾经存在,我们的报告(我指的是议会党团的和后来的报告)以及充分显露出何人撰稿的文章,也早已把它驱散,并且很彻底地把它驱散。
我相信,您神经过敏,太容易激动。
赫希柏格写信告诉我,他因为通告提出他的名字,对通告感到不愉快。他自然有一切原因要尽量置身幕后。
您抓住了莫斯特的诽谤信件,很好,但是我们暂时不愿继续传播它,而且是为了赫希柏格。他遇有机会,将当面给汉斯应得的斥责。
为什么第一期这样大事铺张,您的解释我们认为完全正确。附带说一声,李卜克内西经常在德累斯顿,只在星期天,有时星期六才到这里来,所以我还没有同他谈,弗里茨舍太胖和冷淡得不露面。我这里说得是Hskr.和V.
[4],我把信读给他们听了。我也很知道,人们是多么容易流于放荡,我个人因为顾虑到错误的措施在敌人报纸上的作用,所以对于错误的措施不能过甚地表示惋借。这种恐惧心理,如我已在信里说过的,完全针对着另一方面;对于主要损害,瑞士官方的感受,我在发信后才想到。
因此,这也就规定了我们的策略,而且必须按照这个来办报。
我们要努力,只要有机会,就到处提出这些观点,如有必要,您也要按同样意思用书面写出来。
对于柏林,在我们到那里之前,似乎不必做什么。监视是大规模的、成批的,对于每个人,只要稍微认为他同被禁止的报纸或者同喜爱这样报纸的人多少有点关系,都进行家宅搜查。
您的奥古斯特·倍倍尔。”
对于这封信应予注明:《小报》是福尔马尔所编的传单。福尔马尔以笔名瓦尔特在苏黎世建立一个所谓对外联络站,它不依靠我们,保持对国外各协会的联系。我们对此没有异议。但在对外联络站的通告中常常有这样一些措辞和语句,万一这种通告落入他人之手,这些辞句必使我们在因内遭到连累。但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因为在国外——布鲁塞尔、伦敦、巴黎、日内瓦等地——各较大协会里也有德国警察在活动。但奇怪的是,柏林却多年没有探悉瓦尔特究系何人,这有冯·普特卡美尔先生在国会常常提到瓦尔特的名字可以为证。
在柏林的领导机关中,由于迫害和诉讼,人事更换很频繁。有许多次也有著名的警察代理人盘踞其中,他们在激进主义方面做得太过火,力图同我们冲突。
这里所说莫斯特的诽谤信件是针对赫希柏格的,莫斯特原来以前受过他的帮助,应当向他致谢。莫斯特却恬不知耻,对于以前友好往来而不能责备他改变见解的人,加以侮辱性的攻击并攻讦说他站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幕后。赫希柏格为此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十一期上声明说,他在党内并没有值得一提的影响,他既没有创办《社会民主党人报》,而这报也不是他的机关报。他始终既没有同党也没有同《社会民主党人报》有协议,所以他必须谢绝同这家报纸的任何共同责任。这个声明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可以起安抚的作用,他们现在可以认清,他们对赫希柏格的地位到底还是估计错了。
对于赫希柏格,莫斯特的攻讦起了作用,当他不久以后到德国旅行时他的遭遇同我一样。他经常被警察追踪。他当时曾有一夜睡在我这里的沙发上。一个警察权充卫士,在门前站岗直到深夜,但次晨赫希柏格起身绝早,当岗警又出现在屋前时,鸟儿已经飞去了。当警察看到我从铁路那边回来而后走进家里时,十分惊愕。
一八八○年二月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和我们发生新的分歧。我有个习惯,总使给党内同志的通知和指示登载在报头上,标题是:“德国,年月等”。在一八八○年二月二十九日的第九期上,编辑部在我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发表一篇号召书,发起在德国建立一个普遍的秘密组织,下署:德国,一八八○年二月底。号召书的顶点是:“这里自然不是谈论组织的适当地方;同志们只须商妥可靠地址,其余的事会跟着来的。”
这是违背我们的意思的。在整个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期间,我们严格注意于不成立一个普遍的广布全德国的秘密组织。我们确信,这个组织会在极短时间内被发现,而后必将导致更加凶恶的普遍迫害。如果同志们在一定的地方组织起来,万一被发觉,迫害不可能超出这个地方。人们若为一定目的而集会,则问题只在于追究未办法律登记手续的集会。虽然如此,在警察方面仍普遍认为,有一个广布全德国的秘密组织存在,首先我是属于它的领导机关的。来自警察方面的报纸文章和同类的小册子都认为有一个这样的普遍联合存在,而且竟由警官们在法庭前宣誓这样说。这几年来,我必须在各城市中为许多诉讼作证,证明并没有这样一个联合存在,也不能存在,只要是有关隶属于一个广布全德国的秘密组织的控诉,结果照例是宣布被告无罪。
一八八八年我欢庆一次极大的胜利,当时柏林秘密组织的领导人被控告了,说他们是隶属于广布全德国的秘密组织的。证人是三十个各级警官和我,警官中间有在我们这方面臭名昭著的柏林警察参议克吕格尔一一政冶警察首脑。我的证据推翻了三十个警官的证据,法院宣布被告们被控隶属于一个普遍的秘密组织不能成立,不过他们由于地方性秘密联合另行判决。
警察参议克吕格尔非常恼恨这个判决,他回到他的办公室后,大骂法院,说它竟对我这样一个汉子比对三十个普鲁士王室警官还相信得多。
克吕格尔这种疯狂攻击,我怎么会知道呢?原来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一个官员,他会把那里的一切事情告诉我们的。
这事以后再详述。
不消说,我们把苏黎世所计划的秘密组织才在萌芽中就铲除了。
[1] H.是哈森克莱维尔。参看第五十一——五十二页。——编者
[2] 莫特勒的笔名。——编者
[3] 格伦齐希。——编者
[4] 哈森克莱维尔和瓦尔特希。——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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