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倍倍尔 -> 《我的一生》第三卷（1911）
维登代表大会及其前后
一八八〇年春季，我们普遍认为需要召开一次较大的党代表会议，这只有在国外可以举行。第一，必须完全澄清党对于哈赛尔曼和莫斯特的诡计和煽动的态度。第二，党有必要阐明国内局势并对此作彻底的讨论。第三，党必须听取有关《社会民主党人报》及其推广情形的报告。最后，必须对于明年国会普选的宣传措施取得一致意见。苏黎世的人和我们意见一致，认为这次会议是有必要的。我于是在三月二十九日通知他们说，我们决定，在国会正式闭幕后两天在罗曼爽或者罗沙赫集会。国会可望在圣灵降临节前不久闭幕。会议的邀请由《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部和发行部发出通知，我为这拟了个稿子附去。在国内发寄邀请通知的事由我们来办。人们在各方面都要保持和提倡极大的谨慎。
这不过是说得很好。还在能够举行集会之先，苏黎世州政府已经听到风声并访查到这事的真像。因此《社会民主党人报》在五月十六日的一期上通告说，原计划圣灵降临节那一周在瑞士举行的集会由于各种阻碍不能举行，必须延期几个月。这个通知未能早日发出，致使许多代表，其中有莫斯特，当接到通知时，已到了瑞士境内。
莫斯特借这机会也来到苏黎世。在这里同志们召集一次集会，在会上，他在每个发言人之后都讲话，来申诉他控诉党的理由。最后大会要求，《自由》报与《社会民主党人报》之间的笔战由现在起停止。但如果《自由》报无节制地继续对党攻击，那末人们就不得不把靠拢该报的信徒开除出党。
莫斯特让步了并且允诺服从决议。但他一到伦敦，就把旧的斗争继续下去，竟否认停止对党进攻的诺言。
圣灵降临节的集会成为不可能以后，我们即须从事于召开另一个会，关于这事我写信给苏黎世的人们说：
“莱比锡，一八八〇年五月二十四日。
亲爱的朋友们！
日期今晚可以决定，哈赛尔曼的事也在今晚同时决定。如果决定的日期早在八月半以前，我就不能来……马格德堡发生了一系列的逮捕，由其中一人那里查出你们的一封对我们大加攻击的信。
你们由此给我们一个恶毒的打击。你们把我们狠狠骂一顿，倒是真正的好事，但是，另一方面，可以确定，你们以这封信供给了长久寻找的反对莱比锡的武器，人们将利用这个武器。
我却认为，像现今这个可能发生并且真正发生形形色色的意外事件的时期，你们不应那样感情用事，而应保持冷静谨慎。向这里来质问我们怎么阻碍一个报纸的推销，这暂时就十分够了。此外，你们应加倍避免向这里开火，因为这事汉斯等人已经干够了。我们要看看，马格德堡事件结果如何。我们还不知道报纸是否被破获了，写信人没有提到，我们须先探询。
因为这里并没有禁止推销，我们自然没有什么禁令可以取消；在这方面你们又一次受了误会的害，你们原可以免去许多烦恼的。那末再说一遍：即使在你们认为自己绝对正确的时候也要好好保持冷静……
集会这件事被破坏，使我非常生气，因此许多人白白地作了旅行。如果人们立刻把决定延期的消息通知我，则一切都还能很及时地加以安排。此外我确信，延期没有什么损害，相反地，有些现在短时间不能来的人以后却会来。——
五月二十七日，星期一晚上决定，八月二十一、二十二和二十三日为代表大会的日期。
没有人赞成提前，许多人却赞成推得更迟。主要原因是：我们必须筹款，物品现在贵多了。讨论同往常一样，从星期六的预备会开始。
地点由你们规定。如果你们不愿使用罗沙赫，就用圣加仑，干脆用苏黎世不好吗？
我认为，由于秘密警察之故，关于确期我们暂时应严守秘密，反之可把会期大概定为八月，随后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正式公布，并且要再三要求那些想参加大会的人在你们那里报名。但是不要公开使用代表大会字样，通知上用谈话会，这使我们以后容易在法院作辩护……
反对哈赛尔曼和莫斯特的声明，各按各的式样，星期一议妥了。哈赛尔曼是由柏林人选举出来的却不敢接受委任，现在这个坏蛋竟抵赖说，人们原可以好好地在德国土地上举行会议，这对于我们纯粹是浪费钱。你们最好在编辑信箱上登个随便给哪一个人的启事说：‘能够在德国召开一个或许要许多天的巨大集会，以讨论全党事务，这只有政治上幼稚的人才会相信。’
我下星期一启程去旅行，差不多一直到六月底，请将一切信件安排得可以给较大范围的同志看。如果你们有对我个人的特别事项，请以特别函件寄给我。
你们的奥古斯特·倍倍尔。”
在我们从欧星根车站走上村庄周围的道路往城堡去的时候，农民站在田地和葡萄园里扶着他们的工具惊奇地、摇着头目送我们。当夜晚在这古老的建筑物里点起灯火，演讲人的声音由敞开的窗子响彻爽朗的秋夜时，他们还更要惊奇。但是夜越深，我越不喜欢夜晚将用草垫的前景。我幼年学艺时期的记忆忽然涌上心头，使我吃惊。此外，我也不相信红色邮政局长的意见，即使我们出好价钱，欧星根的店主人仍将拒绝供给我们饮食。我暗地里向李卜克内西解释，我们到下面那里定然会找到比这高处好些的住处，并且约他同行。他表示愿去。这样我们就离开了这伙人。果然不出我所料，村中“猎鹿”酒店的主人非常和蔼地接待我们，拿美好的土产葡萄酒，涂新鲜奶油的黑面包和出色的瑞士干酪慰劳我们。店主人一再表示惊奇，为什么“先生们”寄宿在旧宫里而不到村里他们这里来。
当我们次晨又在城堡出现时，引起了各种的嘲笑。但是恶例败坏了好意图。宫中副建筑物的住处决不再是理想的了。而且有一群爱吵闹的汉子大肆喊叫和骚扰，以至人不要打算睡觉。在第二晚，开小差的人数就大大增加，到大会结束时，夜间在故宫中坚持不去的人，只剩下寥寥无几了。
欧星根人以惊人的方式向我们表示感谢。次年，应在苏黎世举行国际代表大会。自由主义者使出一切翻天覆地的手段，使政府禁止召开大会。他们在州里募集三万多人签名要求禁止，但没有一个欧星根的农民签名。这更足以说明，他们已认识了外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他们都是正派人；他们不了解为什么不准这些人在苏黎世举行集会。
参加维登集会的代表共计五十六人，其中包括所有德国的有名的同志。出席者有：奥艾尔、伯恩施坦、比尔克特（达姆斯塔德）、加尔维、格罗伊里希、弗里茨舍、弗罗梅、格利伦贝格、哈森克莱维尔、希尔曼（爱北斐特）、考茨基、M.恺格尔、赖恩得克尔（美因茨）、李卜克内西、罗文施太因（佛尔特）、莫特勒、鄂尔敦堡（阿尔托那）、施吕特尔（德累斯顿）、陶舍尔、乌尔利希（欧芬巴赫）、瓦尔特希、法特尔（汉堡）、福尔马尔等等。
哈森克莱维尔和瓦尔特希担任主席。关于德国国内局势和财务情况由我作报告。此外，我也是莫斯特的活动的报告人。奥艾尔作汉堡—阿尔托那区的金库收入及其使用的报告，弗里茨舍作关于特别为柏林被流放者及其家属募捐的报告。此外，奥艾尔传达了哈赛尔曼的分裂企图的报告。截至一八八〇年八月一日为止，总共收入约三万六千零四十四马克。其中经我手付出的是二万四千二百五十四马克。由我付给柏林被流放者及其家属的是五千二百马克，三次国会会期付出日贴二千零三十二马克，罚金和拘押补偿金二千四百一十六马克等。工资一个钱也没有付。《社会民主党人报》另行结算。除了这些交到中央机关的钱之外，还有大宗款项是由各个地方收支的。
汉堡的一批柏林被流放者提出一个长达二十一页的抗议书，它主要是对议会党团而发，特别攻击钱的用途。一个柏林的出席代表梯特把抗议书交来，声明他依撰稿人的愿望把抗议书转交来，但他声明不同意抗议书的内容。为了使柏林同志能清楚认识出纳处情况，梯特被选入审查委员会。委员会一致决议，建议大会核准这个十分妥当的出纳管理。大会就依次一致通过。后来才知道，抗议书的撰稿人是一个被驱逐的柏林人——独眼的沃尔弗，他被揭露是一个为柏林警察服务的间谍。此外，大会还一致决议，同意议员们所持的态度及其所遵守的策略，并对在困难处境中做工作的党的先锋战士表示信任。
在进行一般讨论时，施吕特尔建议，把纲领中的“合法的”一词删去；党是非法的，它不可能作合法的活动，用合法手段达到目的的保证，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在短短的讨论后，建议被一致通过。这个决议以后在国会内外和在法院审讯中引起很大的喧嚣。这是毫无道理的。人们不是把决议当作党的处境的单纯结论，而是把它当作一种推翻以往策略的革命行动。
关于开除哈赛尔曼党籍一案的讨论占了很多时间。党团于六月二十七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布一篇号召，其中要求开除哈赛尔曼，因为在前面叙述的国会发言中他声明与俄国无政府主义一致。党团对他的声明答复说：“这话意味着与党并且特别与我们断绝关系。我们欣然接受这个断绝关系的声明。这有助于（现在特别必要的）澄清我们的队伍，把这样一个人清洗出党，他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一八七五年代表大会上统一之日起，只是勉强地在表面上属于党而暗地里却不断地、有计划地对党阴谋叛变。毁灭德国社会民主党而创立一个哈赛尔曼党——这是哈赛尔曼先生按着他的本性，通过各种阴谋和挑拨以不正当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
党团给这个控诉立刻提出证据，公布哈赛尔曼一系列的信件，由信件可以看出，他如何有系统地作反党工作并且想在《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停刊后（一八七六年九月底）利用他所创办的《红旗》来破坏刚才造成的统一。
号召上继续谴责哈赛尔曼，说他如何没有一次有勇气把他的发言在他自己的报上不加修改地刊登出来，而在他的报上他总是把他的发言改得和缓。党团要求，谁要是反对社会主义工人党，谁就离开它。“我们要求纯洁性。谁不赞成我们，就是反对我们。”
号召在结束时也转而反对莫斯特，他的疯狂行为和前后矛盾同哈赛尔曼先生的煽惑挑拨和诡计，都是远离党团的。这声明由全体议员签名，只有汉堡的哈尔特曼例外，他认为声明“不合时宜”。
奥艾尔以手头材料就毫不费力地证明，大会批准开除哈赛尔曼乃是理所当然。大会也以全体对三票同意开除。这三票中的二人声明说，因为哈赛尔曼由于他的活动，自己已置身党外，所以认为决议已不再有必要。
实际上哈赛尔曼在六月间已经无耻地公开告发奥艾尔、德罗席和加尔维，说他们进行了一次违禁的募捐。汉堡的检察署也为此进行一次预审，但无结果。莫斯特在《自由》报上也无耻已极。对他的讨论，其经过也不出所料。我由这堆积如山的材料中很容易证实他所扮演的可怜角色。把他看做已经脱党的人这一建议以全体对两票通过。
一批柏林同志是莫斯特和哈赛尔曼的信徒，企图用些特殊建议使哈森克莱维尔、李卜克内西、凯泽尔和我在代表大会上为国会的发言负责人，但是他们遭到惨败。代表大会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表现出惊人的完全一致。大会也完全一致地把《社会民主党人报》指定为党中央机关报并建议参加国会、邦议会和市区选举，而且考虑到鼓动和宣传方面的利益。
此外还决定，全力参加秋季国会选举。在复选时党员同志一般应弃权。其他的决议是：同意在苏黎世创办的国外联络站，赞成召开比利时同志们所发起的国际代表大会。
在维登宫举行代表大会的消息一时轰动了德国的警察和舆论界。警察灰心丧气，它必须承认，虽然它具有巨大的间谍机构而仍不能找出大会是何时何地举行的。资产阶级政党对于我们竟还能召开代表大会，感到震惊，它们尤其震惊的是，在大会后不久，在柏林的《论坛》报和《马德格堡报》上，发表了我们的苏黎世同志示意的高度传奇式的描写，使整个事情显现出冒险色彩。我们对此感到非常有趣。维登代表大会对党内的气氛起了极好的作用。单是举行了大会这一事实就已经大大振奋人心。人们又一次聚集在一起，老战友又见了面并且彻底谈谈，无论哪里存在的猜疑都被消除了；各个人的勇气都显著提高。大家都勇气百倍地抱着决心回家，要使维登所播的种子发育成熟。
我们的人的最初惊愕过去之后，敌人报纸掀起对瑞士的挑拨，以《十字报》和《国会议员》报为先锋。它们要求把叛徒由瑞士驱逐出去并建议策划一次叛国诉讼。但是《十字报》和同类的机关报要求瑞士无视逃亡者的避难权而将政治上可恨的人驱逐出去，这个要求只得到一个结果，在九月间开会的瑞士法学家会议表示非常坚决地拥护避难权。不引渡政治犯的原则要绝对地加以维持。瑞士在批准避难时要抱着宽宏大量的原则，但是有理由把间谍、秘密诱捕者和类似的流氓轰出去。永不能为取悦外国而发布驱逐令。
警察和法院在维登会议以后又重新热心于迫害我们。于是布勒斯劳初级法院企图把所谓当前的秘密联系竭力造成一件讼案，并且为了这目的把三千多人的信件查封了。布勒斯劳的全部邮物都被打乱了，遭受巨大的业务损害。结果毫无所得。
就是在莱比锡，警察也越来越仇恨我们。在我们头上渐渐阴云密布。在快到九月半的时候，我们约四十人聚在一起举行“生日庆祝会”，警察忽然冲入酒馆，把我们全体都逮捕了。在众多警察押解之下把我们领到警察局，进行审讯。大群的人伴随着我们。这个手续费时二小时半，毫无结果，而后把我们释放。这一事件的唯一损失是俄国的蔡特金同志，他在莱比锡当排字工人，也参加“生日庆祝会”作客。他被驱逐出境。
在我家里又进行了一次枉费心机的搜查。我也发现，检察机关对于一位声明愿作我的信件的掩护收件人的太太，宣布封锁她的信件。由此落到检察官手中的信件却不足以作为起诉材料。我也立即关照取消掩护寄信处。
斗争在继续进行。在九月二十六日的第三十九期《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一篇由我执笔而经同人同意的号召书，署名是：“德国，九月十八日，党领导机构”，其中提到维登代表大会时说道：
“……处于党目前在德国生存和斗争的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任务是非常严重的和困难的。包围我们的敌人想消灭我们，他们手里掌握有充分的反动立法手段，用‘法律的名义’来镇压我们，我们再说一遍，只有勇敢配合着智慧才能保证我们成功。
在这些条件之下每一保证成功的手段都是正当的，每一个地区的党员同志的事情是选择和采取他们认为是最可靠的达到成功的适当方法和途径……
因此，你们组织起来吧，一律像……到处组织起来，一直到最辽远的我们有信徒的地方，用一切可以想到的形式。这是第一个命令。
第二是：不倦地鼓动以争取新的读者和订户来传播我们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
第三个命令是：在各地以各种形式经常为鼓动和救济的目的募捐款项……作战需要金钱，金钱，还是金钱，因为党经常作战，所以也经常需用钱。”
接着我们劝告要谨慎小心。
“你们要小心，你们必须特别缄默——到处都有间谍——，但是你们不可胆怯。”
然后接着指出各人应持什么态度。最后又一次迫切地劝告各个选区关于下次的国会选举要组织起来。人们也应为选举募捐并且对于候选人要取得协议。
除这里节录的党领导机关的言辞外，苏黎世国外联络站却认为必须发表一篇类似宣言的东西作为传单发出，其中对维登决议的一种解释是我们不能也不许可同意的，因为它给检察官为将来的诉讼提供一个重要材料。我们在莱比锡对国外联络站这个行动的看法可以由我在九月十八日写给苏黎世同志的信里看出来，信里说道：
“……结尾还谈一谈这里近来甚嚣尘上的一点。这就是关于《马德格堡报》上似乎全部刊载的那篇宣言。
我们对于这个文件一无所知，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文件有什么目的，这大概就是W.
[1]在他的信里所说他向代表大会致贺（来自国外）的那封复信。这个简单事实证明了，我们处在多末痛苦的地位。
我奉命声明，我们全体对这类行动提出抗议，如果再有此种行为，定将在我们和联络站之间导致不可挽救的冲突。
我在这里不愿谈论这个文件所采取的形式和笔调，虽然对于这个也曾有过很不利的和很严厉的评判，我也觉得，好像你们不惜任何代价必定要超过莫斯特似的。
但是大家取得一致的是关于联络站在一件非先拿给我们审查和判断不可的事情上竟擅自行动。联络站不是个特殊机关，它不能也不许独断独行地向世界发出任何情况下都使我们负责的文件。这样的责任我们是不负的，并且像联络站在当前情况下对待我们的方式，也是我们不能容忍的。
这里所做的事情，没有不是事先经过同事的讨论的，我们必须注意，每一规定要发给广大范围和要公开的文件，具有或应具有公务性质的，事先都要给我们看，不得提前发表，也不得更改我们先前的讨论所规定的来发表……
毫无疑义，代表大会和其后的一切激起了我们敌人的无比愤怒，有系统的摧残和相应的迫害将不可避免。这种迫害势必还要加剧。
我们让联络站的权利是同国外同志通信，如果认为有益，可给与解释和报告，以及收取款项。但是一涉及任何方式要牵连广大党员的文件，我们就必须坚持，把文件通知我们并及时地取得我们对它的同意……我相信，这只是理所应当。因为领导机关是在这里而不是在苏黎世，所以那里若不事先告诉我们，就不能办理重要的有决定意义的事情。”——
我对于当时情况的理解，在下面给恩格斯的信里也谈到了：
“莱比锡，一八八〇年九月二十二日。
亲爱的恩格斯！
您三月二十七日的信，我使您等到今天才得复信。这个长久的耽搁，我可以请求原谅，因为从那时起到九月初止，我除短期间断外，几乎全是在旅行中。而这短期的间断又为其他工作所占用，以致无暇作复。
在隔了这长时间以后，我不想再回到您信中所提到的各种私人事件上去。
如果您把我盼望已久的您和马克思的相片交由李卜克内西带来，我就非常愉快了……尊著再版的情形，李卜克内西当可奉告；我曾请求他来办理这件事，因为我由于上述原因无暇及此。我若没有完全搞错的话，您的著作也遭到以前不久在布勒斯劳所遭到的没收。显然是叛卖在捣鬼，叛卖如何到处与笨拙一同扮演着不同程度的重要角色。一点钟以前，有人告诉我说，一个同志有叫卖《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嫌疑，遭到搜家。这只有被出卖才会发生。搜家的结果如何，截至目前晚上九点钟，我还不知道。当事人今天下午还偶然在我这里，当他不在家时，警察闯进家里。这情形您可以通知李卜克内西，他会对这关心的。
各种迹象暗示，在最近期内这里会有几个重大打击到来，这就是说，如果人们能为此找到材料。代表大会使他们异常烦恼，莱比锡被认为是一切这种事件的祸首。我们这里与其他地区相比，一向过着安宁闲适的生活；这生活现在到头了，我们必须鼓起勇气。
关于大会经过，您由《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可以知道一些，最重要的讨论自然须保密；大会的经过，总的说来，是使我十分满意的，它在德国同志中间起了很好的作用。如果莫斯特相信能用虚假的描写和仇视的批评给人以巨大损害，他就错了。他的信徒总共也没有几个，公然投归无政府主义阵营，像他特别以最近一期报的社论和社论后面所转载的巴枯宁革命法则所表现的那样，则对他更为有害。
我该认为，因此却也正好是您和马克思来声明与莫斯特没有关系的时机。您也许答复说，这没有必要，因为您根本没有声明过赞成他。这种理解不对。莫斯特在许多函件中自夸得有您和马克思的赞同；马克思有几次出代收报纸订费的收据，这种情况使不明了内情的人得到好像还给莫斯特物质援助的印象。事实上，莫斯特也把这一切，特别是在奥地利，大事宣传。我现在并不要求您声明赞同《社会民主党人报》，也不要求您把声明寄给它。这件事情可以用对您们很容易的方式这样办妥，即您们给我们任何一人写一封作为回答有关询问的信，由收件人（他可毋需具名）把您们的信加以发表。这对您们和对我们都会有好的作用。您和马克思的完全消极态度常常遭到不利的批评，所以一般人盼望您们积极参加并且说一说您们对于时代的想法。
您在最近来信中所说的，我们敌人的一切活动最后如何总有利于我们，尤其是俾斯麦的忙忙碌碌和破坏活动如何有助于我们的工作，这您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单只这样，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满意，我们必须把那个人所掘的坑挖得更深，并且把他的活动以及不断的普遍灾难所造成的不满，用力煽动起来，在这方面，您们必须同我们一样予以协助。
俾斯麦作了贸易部长，使我们感到很有趣的惊讶。俾斯麦在这里已陷入使他一定咬牙切齿的境地，加之在这种境地上除了播下极端不满情绪而外什么作用也不会有。他若真正制定有利于工人的法律，那他就第一，遭到整个资产阶级的反对，而且第二，他也不能赢得工人的同情，因为他即使以最好的心愿也只能提供不彻底的办法。在他迄今所担任的一切职务中，他现在所接受的，就是将来最彻底毁灭他的职务。
还有一个好处是，通过他的措施所必然引起的激烈笔战激起了漠不关心的群众，并且强迫他们参加公众活动并在公众生活上表示党派性。这又是对任何人没有比对我们更有益了。这一切都是这样有利，所以我们也必须利用这形势。如果您们能决定现在公开出面一次，我可否这样说，您们把形势加以理论上的阐明，这就会起巨大作用，而且您们的意见将不只一次为我们的敌人和俾斯麦的敌人所引用。
什么这里非常忙于目前的日常工作和各式各样往往细小琐碎的事情，以致缺乏做这种工作所必要的时间和专心，再说您们懂得的远比我们彻底。所以请把不悦之色抛掉吧。
我非常希望能到那里去一趟，和您们亲自认识一下，不过这一次又不合适，将近下月底或许可以。其余季节，包括国会会期在内，我的业务和业务旅行非常繁忙，实难分身。但是，不管怎样，毕竟要聚会一次。
谨向您和马克思致以衷心的问候。
您的奥古斯特·倍倍尔。”
[1] 大概是瓦尔特，亦即福尔马尔。——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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