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贝尔·胡克斯 -> 《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1984）
4 姐妹关系：妇女们的政治团结
妇女是受性压迫最严重的群体。和其他形式的群体压迫一样，性别主义能维持下去是通过制度的和社会的结构、通过实施统治、剥削或者压迫的个人、也通过牺牲者自己，他们已经被社会化而使自己的行为与现状保持一致。男性至上的思想使妇女们相信我们是没有价值的，并且只有通过男性或者与男性结合在一起才能有价值。所受的教育使我们认为，相互之间的关系只是在减少而不是丰富我们的经历。我们还被教育说妇女是“天生的”敌人，我们之间永远也不会有团结，因为我们不会，不应该，也不可能相互联合。这些内容我们都学得很好。但如果我们开展一场持久的女权运动就必须把这些都忘记。我们必须学会在团结中生活和工作。我们必须了解姐妹关系的意义和价值。
虽然当代女权运动为妇女们提供了一个政治团结的场所，但姐妹关系并没有被看作是妇女们将为之而工作和斗争的革命成就。妇女的解放论者对姐妹关系的观点是建立在共同压迫的思想基础之上的。不用说，主要是资产阶级白人妇女，她们的观点解放而激进，公然声称相信“共同压迫”的主张。共同压迫的思想是一种错误而虚伪的说法，它掩盖和混淆了妇女们各种复杂的社会现实的本质。性态度、种族主义、阶级特权和其他偏见把妇女们分裂开来。只有面对这种分裂并为消除它而采取必要的行动，才能有妇女们长久的联合。尽管所有妇女共同的经历很有价值，但对于共同压迫的一厢情愿的思考或浪漫的幻想是不可能消除分裂的。
近几年里，姐妹关系作为一个标语、格言和战斗口号不再能唤起团结中的精神力量。现在有些女权主义者似乎认为，由于我们的分歧，妇女之间的闭结是不可能实现的。放弃表达政治团结的姐妹关系的观点是在削弱女权主义运动。团结有助于加强斗争的反抗力量。没有联合阵线——妇女们必须采取主动并且显示其团结的力量——就不会有结束性压迫的、以广大群众为基础的女权运动。除非我们可以表明分裂妇女的障碍可以被消除、团结可以存在，否则我们就不能希望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去进行变革。重点已经从姐妹关系转移开了，因为很多妇女——她们为所受到的共同压迫、同样的身份和其他共同性而感到气愤——批评或者完全脱离了女权运动。对姐妹关系的强调常常被视为掩盖了处于控制地位的资产阶级白人妇女的机会主义的情感要求。它被看作是掩盖很多妇女剥削和压迫其他妇女这一事实的隐藏法。黑人妇女积极分子弗罗伦斯·肯尼迪（Florynce Kennedy）早在1970年时就在为文集《姐妹关系是有力量的》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对妇女之间是否存在团结表示了疑问：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才会对姐妹关系的奥秘：“我们是姐妹”，“不要公开地批评一个‘姐妹’”等等，感到难以接受。当一个女法官问我的当事人她所说的被她丈夫打的瘀伤在哪里（就像家庭法庭的法官西尔维亚·杰芬·莱斯那样），巧妙地说她肥胖，当另一个充满敌意的女法官放弃自己的资袼，却拒绝命令好斗的丈夫离开房子时（即使他在其他地方还有适合居住的财产）——这些法官不是我的姐妹。
妇女们反对建立以肤浅的联合观点为基础的错误的姐妹关系是很明智的。如果我们让这些歪曲或者制造这些歪曲的妇女（很多妇女现在告诉我们妇女之间的联合并不重要）引导我们来贬低姐妹关系的话，那么我们便错了。（在当代女权运动的早期著作中（如《红长袜宣言》）使用了妇女作为牺牲者的形象。琼·卡塞尔在对女权运动中姐妹关系和象征主义的研究著作《一个叫做妇女的群体》中审视了女权积极分子之间的团结意识。像李·弗里茨这样的当代作家也追忆作为牺牲品的妇女形象来鼓励妇女团结。芭芭拉·史密斯（Barbara Smith）在她的《家庭姑娘》的序言中也讨论了这一趋势。）
当我们相互团结时妇女便会壮大，但我们不可能用资产阶级白人妇女解放论者所说的姐妹关系模式来形成长久的关系或政治团结。根据她们的分析，联合的基础是共同的牺牲，所以她们强调共同的压迫。这一联合的概念直接反映了男性至上的思想。性别主义意识形态告诉妇女们做个女人就是做一名受害者。妇女解放论者没有批判这一观点（它掩盖了妇女的经历——在她们的日常生活中妇女不总是被动的、无望的或者无力的“受害者”），而是迎合它，把共同的牺牲变成了妇女联合的基础。这意味着为了感觉到女权运动与她们的生活是有关系的，妇女们必须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作为受害者而联合在一起造成了一种形势，在这种形势下，过分自信的、自我肯定的妇女常常在女权运动中没有一席之地。正是这种逻辑使白人妇女积极分子（与黑人男性一起）提出黑人妇女非常“强大”，因此不需要积极地参加女权运动。也正是这种逻辑，使很多白人妇女积极分子不再接受受害者的身份时就放弃了女权运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渴望被视为“受害者”的、最强调受害者角色的妇女却要比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妇女更加有特权、更加有力。一些有关对妇女暴力的文章便是这种倾向的例子。每天受到剥削和压迫的妇女不能放弃她们对自己的生活行使着一些控制权力的想法，尽管这些权力是相对的。她们不能仅仅把自己看作是“受害者”，因为她们的生存还依赖于继续行使她们所拥有的任何个人权力。对这些妇女来说，在共同牺牲的基础上与其他的妇女联合将对她们造成心理上的道德败坏感。她们在共同的力量和资源的基础上联合其他的妇女。这正是女权运动应该鼓励的妇女联合。这样的联合是姐妹关系的根本。
作为“受害者”联合在一起的白人妇女解放论者没有被要求去面对她们自己经历的复杂性。她们不会相互挑战来审视她们对与自己不同的妇女的性别主义态度，也不去探索种族和阶级特权对她们与其他种族或阶级的妇女之间的关系的影响。承认自己是“受害者”，她们便可以对自己在维护性别主义、种族主义和阶级主义中所扮演的角色不负责任，在此过程中她们坚持认为男性是惟一的敌人。她们没有认识到和面对内部的敌人。她们没有准备放弃特权去做那些在发展激进的政治觉醒中所必须的“肮脏的勾当”（建立政治认识所必须的斗争和面对，以及很多在日复一日的组织工作中完成的乏味的任务），首要的任务是对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价值观、政治信仰等等作出客观的评价。然而姐妹关系成了另一种掩盖事实的东西，另一种支持体系。她们对姐妹关系的观点受到了种族主义和阶级主义有关白人女性气质的设想的影响，即白人“女士”（即资产阶级妇女）不应该受到任何让她不安或不舒服的东西的困扰，并且不应该接触可能会导致对抗的消极现实。她们对姐妹关系的观点要求姐妹应该“无条件”地互爱；她们应该回避冲突并且把争执降至最小；她们不要相互批评，尤其是在公开场合。在一段时间内这些要求创造了一种团结的假象，压制了竞争、敌意、不休的争执和辱骂性的批评（垃圾），这些通常是女权运动中的规则。今天很多有着共同身份的小派别（如WASP[译注：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即美国社会中享有特权的白人]工人阶级、学院派白人妇女和无政府主义的女权主义者等等）都在使用这种姐妹关系的模式，但参加这些团体的人尽力去相互支持、肯定和保护，同时则对处于她们选择的群体之外的妇女表现出敌意（通常是通过极度的诋毁）。在一个有选择的范围内团结起来的妇女通过排斥和贬低她们群体之外的妇女以达到加强纽带的目的，这与总是产生在父权制之下的妇女之间的个人团结非常相似——唯一的不同是对女权主义的兴趣。
在当代女权运动的开始，我（和很多其他黑人妇女）常常在妇女研究课、提髙意识组织、会议等等这些场合中听到白人妇女们对缺乏黑人妇女参加者这个问题的反映，她们强调这与女权运动的结构无关而是认为黑人妇女已经得到了解放。很多白人积极分子在著作中采用了“强大”的黑人妇女的形象（如萨拉·伊文思的《个人政治》；贝蒂塔·安普萨克的《妇女的遗产》）。
为了在妇女中发展政治团结，女权主义积极分子不能固守着文化的支配性意识形态所规定的关系。我们必须有我们自己的关系。可以作为我们团结的基础的是以结束性压迫为目的的女权运动的政治职责，而不是共同牺牲或者对一个共同敌人的错觉的反应。被赋予了这样的职责后，我们不会把精力集中在获得与男性的平等这个问题上或者仅仅放在反对男性统治的斗争上。我们不会再接受根据性别压迫的结构而对好女孩或坏男孩所进行的过于简单化的划分。在我们有能力反抗男性的统冶之前，必须打破自己对性别歧视的依附；我们必须努力改变女性的意识。妇女们通过共同揭露、审视和消除我们自身中的性别歧视的社会化，可以相互肯定和增强自己，从而为发展政治团结建立一个坚实的基础。
在女性和男性之间，性别歧视首先表现在男性统治的形式上，这种统治导致了歧视、剥削或者压迫。在妇女之间，男性的性别至上主义价值是通过一种多疑的、防卫性的和竞争性的行为表现出来的。使妇女们毫无理由地觉得受到相互间的威胁的正是性别歧视。性别歧视教妇女们成为男性的性客体，那些对此提出批评的妇女们轻视那些没有对此提出批评的妇女，觉得自己比她们优越，在这种时候性别歧视也非常明显。性别歧视使妇女蔑视抚养孩子，膨胀了工作和职业的价值。妇女们告诉孩子只存在着两种行为方式，即统治或被统治，这正说明了对性別歧视意识的接受。性别歧视教妇女们仇视女性，于是在日常生活中与他人接触时我们便有意无意地将这种仇视付诸行动。
虽然当代女权主义者，特别是激进女权主义者唤起人们注意妇女对性别歧视意识形态的接受，但支持父权制以及不加批评地接受性别歧视思想的妇女们可以忘记那种社会化，这种情况却没有得到强调。支持女权主义被认为与批判所有形式的性别歧视是一致的。贴上“女权主义者"的标签被认为是一种个人转变的标志；于是，价值观改变的过程便不是被忽略了就是不能被解释清楚，因为它没有任何根本的变化。有时，一些旨在提髙觉悟的组织为妇女们提供了探究她们的性别歧视的空间。这种对自己和其他妇女的审视态度常常成为一种转化的催化剂。乔·弗里曼（Jo Freeman）在《妇女解放的政治》中描述了交谈小组的作用：
妇女们聚集在小组中交流个人的经历、问题和感受。这种公共交流使人们认识到被认为是个人的东西其实是公共的：被看作是个人的问题其实有着社会的根源和政治解决的办法。交谈小组批判了心理压迫的影响，帮助妇女们将它置于女权主义的背景之中。妇女们看到社会结构和态度是如何从出生开始便在塑造她们并且限制她们的机会。她们研究了妇女们在社会中被贬低的程度以及她们是如何对自己和其他妇女产生偏见的。她们学会了自尊并理解群体团结的价值。
在提高认识小组不再受欢迎后，并没有形成新的小组以起到与其相似的作用。妇女们创作了大量的女权主义作品但并没有强调摒弃性别歧视的方法。
我们生活在一个宣扬时尚和对不同的价值进行暂时性的、肤浅适应的社会中，所以我们便会很容易地相信在极少或者根本没有变化的场所产生了变化。妇女们相互之间的性别歧视态度便是这样的一个场所。在全美，妇女们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辱骂其他妇女，其方式通常是恶意的闲扯（不要把它与进行积极交流的闲聊混为一谈）。电视里的肥皂剧和晚间剧也不断地把妇女之间的关系描绘成相互攻击、蔑视和竞争。在女权主义者中，对妇女的性别歧视表现在对那些没有加入到女权运动中的妇女的辱骂、对她们完全忽视以及缺乏关心或兴趣。这一点在大学校园中尤其突出，在那里，女权主义研究常常被看作是一种与女权运动无关的学科或计划。1979年5月，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在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的毕业典礼上对她的听众说道：
我不是在要求而是在告诉你们，不要加入到对你们的姐妹的压迫之中。虐侍她们孩子的母亲是妇女，必须要有另一个妇女，而不是一个机构来阻止她们这样做。对学校校车纵火的母亲是妇女，必须要有另一个妇女，而不是一个机构来阻止她们这样做。阻止别的妇女在亊业上得到提升的是妇女，必须有另一个妇女给受害者以帮助。羞辱顾客的社会和福利工作者也可能是妇女，必须要有其他女同事来平息她们的愤怒。
我对妇女们相互之间的暴力感到惊恐：职业暴力、竟争暴力、情感暴力。一些妇女对另一些妇女的奴役让我感到惊恐。职业妇女社会中的相互诋毁越来越玦乏尊严也让我感到惊恐。
为了开始一场政治化的、基础广泛的女权运动，妇女们必须更加努力地克服在性别歧视的社会化还没有被忘记时存在的相互之间的疏远，如对同性恋的憎恶、以貌取人以及有着不同的性方式的妇女之间的矛盾。尽管女权运动是一个使妇女个体和群体团结到一起的契机，但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转变妇女与妇女的关系，尤其是相互之间陌生的妇女或者来自不同背景的妇女。如果我们想建立坚实的个人关系和政治团结，就必须重新开始努力去帮助妇女们忘掉性别歧视。
种族歧视是妇女团结的另一个障碍。当代女权主义者所表达的姐妹关系的意识形态没有承认白人妇女对其余多种族妇女的歧视、剥削和压迫，使得这两个群体无法感觉她们有着共同的利益或政治关注。同时，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也会使交流变得困难。在黑人和白人女性之间的关系上尤其如此。从历史上看，白人妇女对很多黑人妇女来说都是白人至上主义者，最直接地对她们行使权力，其方式要比带有种族歧视的男性更加地残忍和灭绝人性。今天，尽管受到白人至上主义父权制的统治，黑人妇女的工作环境中的直接主管、老板或者领导常常是白人妇女。黑人妇女认识到白人男性和女性从种族统治中得到特权，她们很快地对提倡姐妹关系的女权运动作出反应，指出其矛盾——我们要加入到剥削我们的妇女之中去帮助她们得到解放。很多黑人妇女听到的对姐妹关系的提倡都是在谙求帮助和支持一项根本与我们无关的运动。正如托尼·莫里森在她的文章“黑人妇女如何看待妇女解放”中所说的那样，很多黑人妇女并不尊重中产阶级白人妇女，也无法想像去支持一项不会给她们带来益处的事业：
黑人妇女会嫉妒白人妇女（她们的外表、她们安逸的生活、男性对她们的关注）；她们会害怕她们（因为白人妇女对黑人妇女生活的经济控制）；甚至还会爱她们（如保姆和家里的仆人）；但黑人妇女发现要尊重白人妇女是不可能的……但黑人妇女没有把白人妇女作为有能力的、完整的人来钦佩，无论是与她们竞争极少几个普通妇女可以得到的工作职位，还是在为她们倒垃圾的时侯，都把她们看作任性的、可爱的、坏脾气的孩子，而没有把她们视为有能力应付实际问题的真正的成年人。
白人妇女对实际生活非常无知——可能是出于自己的选择，也可能有男性的帮助，但无论如何她们都是无知的。她们完全依赖于婚姻或者男性的支持（情感上和经济上）。对于性，她们是偷偷摸摸的、完全放弃或压抑。那些有钱人则把管理家务和抚养孩子的事都交给他人去做。（甚至现在，对于黑人妇女来说听到有关谈论解放的女权主义仍是一件可笑的亊，有的女权主义者们家里那些善良的黑人老奶奶正负担着带孩子和擦地的日常劳动，而解放了的那一个则是因到家里检查家务、进行纠正、再和孩子们玩玩）。如果妇女解放需要这些老奶奶才能兴旺的话，它便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很多人认识到中产阶级白人妇女所说的妇女解放运动要在损害贫穷和劳动阶级妇女的情况下才能服务于她们的利益，而这些受到损害的妇女大都是黑人。当然这不是姐妹关系的基础，而且如果我们加入这样的运动的话，黑人妇女在政治上便是幼稚的。然而，从政治组织上来看历史上和当前黑人妇女参加斗争的情况，重点应该放在政治团结的本质的发展和阐述上。
白人女性歧视和剥削黑人妇女，但同时在与她们的交互作用中嫉妒她们并与她们竞争。没有一种交互作用的过程可以产生能使信任和相互关系发展起来的环境。白人妇女用这种忽视对种族歧视问题进行关注的方式形成了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后，她们把呼吁注意种族问题的责任转向了其他方面。在讨论种族歧视或者种族特权时她们不必采取主动，只是听非白人妇女在不以任何方式改变女权运动结构、不丧失她们的支配地位的条件下讨论种族歧视问题。有了更多的有色人种妇女参加到女权组织中，她们便可以通过喜欢更多的人加入来表现她们的关注。她们并没有面对种族歧视。在最近几年，种族歧视已经成为女权主义讨论中一个被接受的话题，但不是黑人妇女呼吁人们关注它（从运动的一开始就这样做了）的一个结果，而是作为白人女性对这样的讨论进行确认的结果，这是一个表现种族歧视是如何起作用的过程。格罗莉亚·约瑟夫（Gloria Joseph）在她的文章“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种族主义三者的矛盾关系”中说道：
到目前为止，女权主义者还没有在一个与性别歧视平等的关系上具体地证实在反对种族歧视斗争中的潜力或能力。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最近写的有关女权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文章便是这个问題的一个典范。重复了很多黑人女作家巳经说过的话，但人们对她文章的称赞再一次表明黑人的有效性需要由白人来证明。
女权主义者们对种族歧视问题的关注通常是要把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如此”结构合法化。正如白人至上论者或资产阶级男权统治者的赞助性行动议程一样，那些关于种族主义的冗长讨论或者流于口惠的重要性都旨在唤起对当代女权运动的“政治妥当性”的注意，而非进行彻底地抵制我们社会当中来自种族主义者的压力的斗争（不仅仅是女权运动中的种族歧视）。由于焦点涉及罪恶和个人行为，有关种族歧视问题的讨论已经成为含蓄的性别歧视。种族歧视之所以成其为问题不仅仅是因为白人妇女积极分子个人是种族主义者。她们代表了这个社会中妇女的一小部分。她们开始时可能都是反种族歧视者，但消除种族歧视仍然需要成为一个中心的女权主义议题。种族歧视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女权主义议题，因为它与性别歧视者的压迫是相互联系的。在西方，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哲学基础是相似的。尽管带有民族优越论的白人价值观使女权主义理论家们认为性别歧视先于种族歧视，但她们是在企图创造一种进化的文化概念，这与我们的生活经验是完全不一致的。在美国，维护白人至上即使没有优于维持严格的性别角色划分，但它也是相当重要的。只要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反种族主义抗议时，对白人妇女权力的关注也就加强了起来，这不仅仅是巧合。即使是在政治上最天真的人都会知道，当一个白人至上的国家被要求对受压迫的黑人的需要和白人妇女的需要（尤其是那些来自中产阶级的白人妇女）作出反应时，它会为了它的利益而对白人作出反应。结束种族歧视的激进运动（一项很多人为之付出生命的运动）远比那些为了满足向上爬的白人妇女的需要而开展的女权运动更有威胁。
这丝毫没有贬低女权运动的价值，也没有减少女权运动对于认识反种族歧视斗争重要性的需要。如果女权主义理论向妇女们展示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总是相联系的方式，而不是把一项斗争置于另一项的对立面或者公然地忽视种族歧视，那么它是可以做出更大贡献的。女权主义者的一个中心问题一直是为妇女争取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力的斗争。白人至上的概念正是依赖于白人种族的延续。白人父权制维持对所有妇女的身体控制是有利于延续白人在全球的种族统治的。任何一个每天忙于帮助妇女得到控制自己身体权力，但却是—个种族主义者的白人妇女积极分子都否定和损害了她的努力。当白人妇女攻击白人至上的时候，她同时也就参加了消除性压迫的斗争。这只是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本质相互交织、互补的例证之一。其他还有很多问题有待于女权主义理论家们去论证。
种族歧视让白人妇女用与激进斗争毫不相干的方式来构成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种族歧视的社会化教导中产阶级白人妇女认为她们必然比其他群体的妇女更加有能力领导广大女性。她们一次又一次地表现出她们不想成为女权运动的一部分，而是想领导它。即使中产阶级白人妇女解放主义者对于基层组织工作的了解不如很多贫穷的和劳动阶层的妇女，但她们也确信自己的领导能力，并且自信地认为在理论和实践的形成中她们应该占主导地位。种族歧视教人膨胀的重要感和价值感，特别是当它和阶级特权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大多数贫穷的和劳动阶级的妇女，或者甚至是个体的、中产阶级的非白人妇女都不会认为她们可以在得到不同群体的妇女的支持和加入之前就可以发起一场女权主义运动。伊丽莎白·斯帕尔曼（Elizabeth Spelman）在她的文章“种族和性别的理论：对黑人妇女的删除”中强调了这一影响：
这是一个种族歧视的社会，它部分意味着白人的自大总的来说被他们与黑人的不同和想像出来的优越性所深深地影响。白人可能认为他们自己不是种族主义者，因为他们并不拥有奴隶或者仇视黑人，但这并不意味着白人的自大感不是建立在种族主义基础之上的，它对白人和黑人的利益和负担的分配是不公平的。
积极参加女权运动的白人妇女不愿意面对种族歧视问题的原因之一，是她们傲慢地认为她们提倡姐妹关系是非种族歧视的姿态。很多白人妇女对我说过：“我们希望黑人妇女和其他非白人妇女参加到运动中”，完全没有感觉到她们认为自己“拥有”运动，她们是邀请我们这些“客人”的“主人”。
尽管女权运动中现在的焦点是消除种族歧视，但在理论和实践的趋势上并没有什么改变。白人女权主义积极分子现在在课程大纲中包括了黑人妇女的作品，或者邀请某个有色人种的妇女去教授有关她那个人种群体的课程，或者确保有一个或者更多的有色人种妇女加入女权主义组织（虽然有色人种妇女的这一贡献是必需的和宝贵的），但她们常常试图掩盖这样的事实：她们完全不愿意放弃她们对理论和实践的支配地位，而这种支配地位如果不是在一个白人至上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她们想要操纵有色人种妇女的企图——这是非人化的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并非总是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在这个时代》的1983年7月号发表了特莉莎·法妮西埃罗（Theresa Funiciello）的一封信，其主题是贫穷妇女和女权运动中体现了种族主义本质的妇女运动：
在由纽约分会NOW主办的有关城市妇女的会议之前，我接到一个来自NOW的代表（名字我忘记了）的电话，要求能有一个有特殊资格的福利事业的发言人。提出的要求是她不要是白人——她可能“太会讲话”——（比如说，不能是我），也不能是个黑人，她可能会“太愤怒”。她也许可以是波多黎各人？她不应该说任何有关政治或分析性的东西，而只能局限在“妇女运动给我带来了什么”这个主題上。
法妮西埃罗组织了一个多种族妇女组织取代了会议作为对此的反应。这种行动表现了姐妹关系的精神。
对种族歧视的另一个反应是取消种族歧视讨论会，这种讨论会通常是由白人妇女领导的。这些讨论会是重要的，但它们的焦点主要是对个人偏见的精神宣泄和心理认识，而不强调政治义务和行动中的相应变化的需要。一个妇女参加了消除种族歧视讨论会，学会认识到她是个种族主义者，她的威胁性并不比那些没有参加讨论会、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妇女小。对种族歧视的认识只有在带来变革时才会有意义。在消除种族主义的社会化方面，还要作更多的研究、写更多的文章、对所发现的东西进行更多的实际操作。很多白人妇女每天在行使种族特权，但没有意识到她们在这样做（这解释了种族歧视讨论会中强调忏悔的原因）。她们或许并没有有意识地去了解白人至上意识形态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她们对待与自己不同的妇女的行为和态度。白人妇女常常以共同的种族身份联合在一起，而没有自觉意识到她们行为的意义。这种无意识的维持和白人至上的延续是危险的，因为如果我们认识不到种族歧视态度的存在的话，便没有人能为改变它而斗争。例如，一群相互不认识的白人女权主义积极分子可能共同出席一个讨论女权主义理论的会议。她们也许感觉她们之所以团结在一起是因为她们同为女性，但是当一个有色人种的妇女走进房间时，气氛会明显改变。白种妇女会变得紧张、不再轻松、不再愉快。她们不自觉地感觉相互之间关系密切，因为她们共同的种族身份。把她们结合在一起的“白”是种族主义身份，它直接与作为“他者”和“威胁”的非白种人的经历相关。有很多时候，我与白种妇女谈到种族主义的团结，她们都否认它的存在；这就像有性别歧视的男性否认性別歧视一样。除非白人至上为白种妇女所了解并加以攻击，否则就不可能有白种妇女和各个人种群体妇女之间的团结。
妇女们会知道，当白人女权主义者不是简单地承认女权主义运动中的种族歧视或者唤起对个人偏见的注意，而是积极地反对我们社会中的种族压迫的时候，她们已经开始用一种严肃而革命的态度来面对种族歧视。妇女们会知道，她们已经承担了消除种族歧视的政治任务，当她们帮助改变女权主义运动方向，当她们担任领导职位、形成理论或与其他肤色妇女接触之前，就致力于消除种族歧视的社会化，这样她们就不会再维持或延续种族压迫，或无意、有意地虐待或伤害非白种妇女。这些是建立白种妇女和有色妇女间政治团结基础的真正激进的举动。
如果有了姐妹关系，那么白种妇女并非惟一必须面对种族歧视的群体。有色妇女必须面对我们对白人至上观念的接受，“内部化的种族歧视”，这会导致我们感到自我嫌恶，相互发泄对不公平、而不是对压迫力量的愤怒，相互虐待、伤害，或导致民族群体之间不努力相互沟通。来自不同民族群体的有色人种妇女会相互敌视、怀恨或者相互竞争。亚洲、拉丁或北美印第安群体常常觉得自己因为共同仇恨黑人而与白人联合。黑种人对此作出的反应是，延续这些民族群体的种族歧视模式和形象。于是产生了恶性循环。除非我们承担起责任（不仅仅是在反种族歧视基础上），共同了解我们的文化，分享我们的知识和技能，从多样性中获得力量，否则有色人种妇女之间的界限就不会消除。对于隔离我们的障碍以及克服这种障碍的途经，我们需作更多的研究、写更多的文章。我们民族群体的男性常常比我们有着更多的相互接触。妇女想得太多的是工作和家务方面的责任，于是我们便缺乏或者根本没有时间去了解我们群体或社区以外的妇女。语言的不同常常妨碍我们沟通；我们可以通过相互鼓励学说西班牙语、英语、日语、汉语等来改变这一状况。
使不同民族的妇女群体交流产生困难、甚至不可能交流的一个因素是，我们没有认识到，一个文化中的行为规范在另一种文化中是不被接受的，在跨文化中它会有不同的意义。通过“美国的第三世界妇女”课程的反复教育，我懂得了学习我们所说的相互之间的文化规范的重要性。一位学习日本传统的亚裔美国学生解释说她不太愿意参加女权主义组织，她请别人注意到女权主义者们讲话太快且不停顿，她们领会快，随时作出反应。她从小受到的教育是，讲话前先停顿、思考，考虑一个人的话对别人的影响，她感觉亚裔美国人尤其如此。她表示在出席女权主义组织的各种场合里有跟不上的感觉。在我们的班级里，我们学会允许并且理解停顿。在这一文化规范上达成共识，我们的教室里形成了一种允许不同交流方式的气氛。这个特别班的成员主要是黑人妇女。几个白人女学生抱怨说课堂气氛“太敌对”。她们用课前噪声的强度和对峙来说明这种敌对。我们对此的反应是，解释她们所认为的敌意和侵略性，我们认为那是在开玩笑逗乐，是对欢聚时的愉快的一种热情的表达。至于讲话声音响，我们觉得那是许多人在一个房间讲活的结果，也是文化背景的原因：我们许多人都是在每个人都高声讲话的家庭中长大。抱怨的女学生，受的是白种人的中产阶级的教养，把高声直接的讲话与气愤联系在一起，我们解释说我们不是这样联系的，并鼓励她们转变文化规范，把它当作正面的举动。她们转变了规范后，在课上不仅开始有了有创造性的、愉快的经历，并且也懂得了沉默和轻声讲话在有的文化中意味着敌意和侵害。通过理解相互之间的文化规范、学会尊重彼此的差异，我们有了共同体和姐妹关系的意识。尊重多样性并不意味着统一或一致。（我在旧金山为“第三世界妇女在美国”的教学经历大大地丰富了我对不同文化背景妇女的了解。我对那里所有的学生表示感激，特别是贝蒂和苏珊。）
这些由多个种族组成的课堂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认识和承认我们和别人的差异和这些差异在多大程度上决定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因为我们中许多人从小到大都害怕这种差异，所以我们必须不断相互提醒去理解这种差异。我们谈到有必要认识到我们在不同程度上都遭受苦难，但我们并不都受压迫，受压迫的程度也不同，我们许多人担心我们的经历不相关，因为这些经历与其他人的受压迫或剥削的经历不同。我们发现，当人们真正把中心放在自己的经历上，而不是以一种竞争的方式与别人相比时，我们便会有更强的团结感。一个叫伊莎贝尔·伊丽戈叶（Isabel Yrigoyei）的学生这样写道：
我们受压迫的程度不同。这不是什么愉快的事。我们必须从我们之中讲话，讲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自己的压迫——谈论别人的压迫不应让我们感到骄傲。我们没有感受到的东西，就永远不要说。
当我们把中心放在个人经历上，开始交流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有着共同民族背景的人也各不相同。我们对这些差异的理解意味着，没有我们可以被定为“墨西哥人经历”、“黑人经历”等等的单一的经历。一个长在讲西班牙语的农村家庭的美国墨西哥妇女的生活经历，与一个住在资产阶级白人占大多数的新泽西郊区、讲英语的家庭中的美国墨西哥妇女的生活经历是不同的。这两位女性不会自动地团结在一起。即使她们来自同一民族群体，也必须努力地发展姐妹关系。看到这些不同类型的差异，我们也用我们的倾向去与其他的倾向相比较，来评价某些经历。我们也许认为，同样住在美国的，但讲西班牙语的墨西哥人比讲英语的墨西哥人在“政冶上更加正确”。我们不再被动接受学到的倾向，用它去进行比较和判断，于是我们便从每一种经历中看到了价值。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我们不同的经历常常意味着我们有不同的需要，看到并不存在一种用以提高政治觉悟的策略或公式。通过制订不同的策略，我们致力于团结，同时也承认差异。如果我们要发展政治团结，妇女们就必须探索相互进行跨文化交流的多种方式。当有色人种的妇女努力共同相互学习时，我们承担了建立姐妹关系的责任。我们不需要依赖于白种妇女指引我们形成团结；机会主义常常把她们引向其他方面。我们可以和反对种族歧视的妇女一起在我们内部建立团结。在政治团结、在女权运动中我们可以联合在一起。我们可以恢复姐妹关系这一概念的真正意义和价值。
划分种族界限时，阶级是妇女间的一个严肃的政治划分。早期女权主义文学作品中常提出，如果贫困的和劳动阶层的妇女加入到运动中，阶级就不那么重要了。这种想法是否定阶级斗争的存在，也是否定通过剥削而获得的阶级特权的存在。为建立姐妹关系，妇女们必须批判和否定阶级剥削。一个资产阶级妇女，带一个不太有特权的“姐妹”去一家高级餐馆用餐，她也许承认阶级，但她没有抛弃阶级特权——她是在行使这一特权。穿二手衣服，住穷社区低价房子，但一边却在买股票，这不是一种团结那些被剥夺了权力或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的姿态。至于女权主义运动中的种族歧视方面，阶级的中心集中于个人的地位和变化。除非妇女接受在美国重新分配财富和资源，并为这一目的而努力，否则就没有超越阶级的妇女联合。
十分明显，女权主义运动至今主要服务于资产阶级白人男性和女性的利益。最近加入劳动大军（女权主义运动鼓励和促进的人口）的很多来自中产阶级的妇女促进了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凯罗琳·伯德（Caroline Bird）在《两份薪水的婚姻》中强调这些妇女（大多数是白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帮助支撑了衰退的经济：
工作的妻子帮助家庭在通货膨胀期间维持生活水平。劳动统计局的调查结果表明在1973—1974年间，夫妇中一方有收入的家庭的购买力下降了3个百分点，而妻子也工作的家庭则只下降了1个百分点……妇女们会特别努力地维持她们认为受到威胁的生活水平。
妇女们不仅仅维持着标准。职业妇女们把几百万个家庭带入中产阶级生活。她们的收入意味着家里是住公寓还是住独门独户的房子，孩子是否能上大学……
在外工作的妻子开始创造一种新的富裕——同时……也是一种新的贫穷。
十多年后，很显然大量的白人妇女个体（特别是那些来自中产阶级的人）会随着女权运动对追求名利的支持以及在许多行业中的赞助性计划而在经济上迈出大步。然而，大多数的妇女仍然和过去一样贫穷，甚至更加贫穷。对于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来说，新闻广播员芭芭拉·沃尔特斯百万美元的薪水代表着妇女的成功。对于那些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水平、只得到微薄的利益（如果有的活）的劳动阶层的妇女来说，这意味着继续的阶级压迫。
李·弗里茨的《梦想者和行动者》便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它说明了这样的事实：自由的妇女试图掩盖阶级特权是以剥削为基础的；富有的妇女支持并且容忍那种剥削；遭受最大痛苦的是贫穷、生活水平低下的妇女和儿童。弗里茨试图通过强调上层社会妇女心理上的痛苦、她们在男性控制之下的牺牲来唤起对她们的同情。她的“富有的妇女”一章是这样结束的：
女权主义既属于贫穷的妇女，也属于富有的妇女。它可以帮助她理解她自身的利益是与所有女性的进步相联的；依赖之中的舒适是一个陷阱；金丝笼也有栅栏；无论富有还是贫穷，我们都在为父权制服务中受到过伤害，尽管留下的创伤各不相同。内心的骚动促使她去看心理医生，这可以为这场运动产生力量，只有这样的运动可以治愈她的创伤、让她获得自由。
弗里茨轻易地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只要存在可能经历性别歧视或剥削的富有的妇女，那么统治和剥削便是必然的。她轻易地忽略了阶级斗争。
来自下层阶级群体的妇女毫不困难地认识到社会平等妇女解放主义者在谈论解放的同时也提到了平等地追求名利和阶级灵活性。她们也知道在这样的解放运动中谁将会受到剥削。每天面对着阶级剥削，她们不可能轻易地忽略阶级斗争。海伦是一位在一个资产阶级白人“女权主义者”家中当女仆的白人劳动妇女，在她的文集《妇女危机》中提到了自己对女权主义者的花言巧语和实际行动之间的矛盾的理解：
我认为妻子是对的：每人个都应该是平等的。她不停地这样说道。但是然后她让我不停地在她的房子里工作，我和她是不平等的——她不想和我平等；我并不怪她，因为如果我是她的话也会像她那样牢牢抓住我的钱。也许男人也是这样做的——他们牢牢地抓着他们的钱。这是一场大的战斗，就像它总是关于钱的。她应该知道。她不会给她的“帮佣”丰厚的薪水。她是公平的；她不断地提醒我们——但她不会“解放”我们，就像男性不会“解放”他们的妻子或者秘书或者其他在他们公司里工作的女性一样。
妇女解放主义者不仅仅把心理上的痛苦与物质剥夺等同起来以弱化阶级特权；而且还常常认为它是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她们设法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很多妇女遭受着心理和物质上的双重痛苦，仅仅出于这个原因，她们的社会地位便应该得到比追求名利更多的关注。当然，遭受心理痛苦的资产阶级妇女比那些遭受物质剥夺和情感痛苦的妇女更加有可能得到帮助。资产阶级妇女和劳动阶层或者贫穷妇女之间在观点上的基本差别之一是后者知道，由于是女性而受到歧视或剥削可能是痛苦而非人的，但不一定像没有食物或栖身之所、饥饿、重病缠身而得不到医治那么痛苦、非人或者有威胁性。如果由贫穷的妇女为女权运动制定议程，她们可能会认为阶级斗争是女权主义的一个中心问题，认为贫穷和被剥夺的妇女要努力地去理解阶级结构以及它使妇女们相互竞争的方式。
坦率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中多为白人妇女，她们强调阶级，但并没有有效地在女权运动中改变对阶级的态度。尽管她们支持社会主义，但她们的价值观、行为和生活方式仍然是由特权形成的。她们还没有形成集体政策来让没有激进政治观点的资产阶级妇女相信消除阶级压迫对于结束性压迫的努力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她们没有努力地联合贫穷的和劳动阶层的妇女，这些妇女可能不一定认同社会主义者，但一定赞成在美国有重新分配财富的必要。她们没有努力让所有的妇女都提高认识。她们把很多精力都用在了谈论白人男性左派、讨论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之间的联系，或者向其他女权主义者解释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是革命最好的策略。对于阶级斗争的强调常常被错误地理解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们单独的领域。虽然我呼吁人们注意她们没有采用的方向和策略，但我希望强调的是这些问题不应该在女权运动中由所有的激进分子来提出。当妇女面对阶级主义的现实并且承担消除它的政治任务时，我们便不会再经历女权运动中曾经那么明显的阶级冲突。我们只有把中心放在妇女间的阶级界限上，才能建立政治团结。
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阶级歧视把妇女们相互隔离开。在女权运动中，对策略和重点的分歧和不一致导致形成了很多不同政治立场的群体。分裂成不同的政治派別和特殊兴趣群体对本来就很容易被消除的姐妹关系造成了不必要的障碍。特殊兴趣群体导致妇女们相信只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应该关注阶级问题；只有同性恋女权主义者才应该关注对男女同性恋者的压迫；只有黑人妇女或者其他有色人种妇女才应该关注种族歧视问题。每一个妇女都可以有反对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异性恋主义和阶级主义压迫的政冶立场。当然，如果她坚决地反对所有形式的群体压迫，那么她可以把她的工作中心放在某个特定的政治问题或者某个具体目标上，这种广泛的观点将在她所有的工作中体现出来而不带有特殊性。如果女权主义积极分子反对种族歧视和阶级剥削，有色人种妇女或者贫穷妇女等等在场的话也不要紧。这些问题将被作为重要的问题提出来，尽管个人遭受特殊剥削最严重的妇女仍然处于这些斗争的中心。妇女们必须学会接受这样的责任，即反抗可能并没有直接侵害到我们个体的压迫。与我们社会中的其他激进运动一样，当对个人的关注和个人优先权成为参加的惟一理由时，女权主义运动便受到了损害。在我们表现出对所有的人的关注时，便是加强了我们的团结。
“团结”是一个在当代女权运动中很少提到的词。人们更加强调“支持”这一思想。支持可以意味着赞成某个人认为正确的观点，或者为它辩护。它也可以意味着作为较弱结构的支撑或者基础。后一种意义在女权主义者圈子中有着更大的意义。它的价值从对共同牺牲的强调中体现出来。妇女们承认“牺牲”，也就是承认了无助、无力和需要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指女权主义者，即“姐妹”的支持。这与对姐妹关系的肤浅观点是紧密相连的。简·鲁尔（Jane Rule）在她的文章“以一切应有的敬意”中评论了它在女权主义者中的作用：
支持是妇女运动中经常用到的一个词汇。对太多的人来说它意味着给予和接受绝对的赞成。有的妇女非常善于在关键的时候从中退出。太多的人则相信没有它则不行。它是一个错误的概念，产生了很多妨碍理解的障碍并且造成了真正的情感伤害。真正的支持不是对重要判断的迟疑，而是指即使是在有严重分歧的时候也能做到自尊和尊重他人。
如果妇女们带着丰富而不是诋毁的目的来进行批评、加入到建设性的和人道的分歧和争论之中的话，就必须消除妇女们的仇视女性的传统，这个传统包括相互之间的厌恶、残酷以及恶语相向。当对所有的重要判断都迟疑，妇女对妇女的否定、攻击性的态度也就没有被忘却。当妇女们认为我们是不同的、认为我们必然会有分歧的时候，它就没有被忘却，但我们相互之间可以有分歧、可以争论，但我们的行为不能像是在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战斗，不能感觉到我们通过对他人的恶语相向而丧失自己的尊严。口头上的分歧常常是一个背景，在此妇女们可以证明她们参加了常常是男性之间的有输赢的竞争，尤其是在竞技场上。妇女也必须像男性一样学会如何与他人在不竞争的情况下进行对话。规则暗示妇女可以在不相互诋毁的情况下保持分歧，如果她们认识到她们并非将丧失价值或自尊，即使被批评：“只要我的生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便没人可以污辱它，所以我不必让任何人为我的可怕的敌意而背上错误的包袱。”
妇女们需要在将有意识形态分歧的形势下走到一起，并且致力于改变那种相互影响，以便相互交流得以产生。这意味着当妇女们真正走到一起，而不是虚伪的联合的时候，我们便会认识到我们是分裂的，我们必须产生出克服恐惧、偏见、怨恨、竞争等等的策略。女权主义者圈子里的极端否定的分歧已经使很多女权主义者回避群体或者个人的交流，而这种交流中很可能有着能够产生对话的不同意见。安全和支持被重新定义为群体内部的事务，这些群体的参与者都是同一类人，有着共同的、相似的价值观。没有一个妇女会希望进入一种她会在精神上被摧毁的情境之中，妇女们可以在敌意的对峙中相互面对、斗争并且超越敌意达到理解。结束敌意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但如果它可以成为使我们达到更多的明澈和理解的催化剂，那么它就是有意义的。
妇女们需要有经过敌意然后达到理解和团结的经历，只要把我们自己从性别歧视的社会化中解放出来，这种社会化让我们回避交流，理由是我们会被牺牲或者伤害。我曾经多次有过这样的经历：在演讲中我说的话激怒了某个听众，从而导致了武断的、有时是敌对的口头交锋。这种情况让人感到不舒服、消极和徒劳，因为那里有愤怒的声音、眼泪等等，但过后也许我会发现那样的经历会使我和听众都产生更大的明澈和发展。有一次，一位善于言辞的黑人妇女社会学家邀请我到她授课的班里去讲话。那个班里有一位可以被当作白人的年轻的墨西哥妇女。当我说到被当作白人给了她一种与那些黑皮肤的、永远不会被想作白人的人完全不同的种族观点的时候，我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我指出任何一个不知道她种族背景的人遇到她可能都会认为她是个白人并且据此和她产生联系。当时这样的假设激怒了她。她变得非常愤怒并且最后哭叫着冲出了教室。老师和其他的学生一定把我看成是个没有得到一个姐妹的支持反而把她气哭的“坏家伙”。她们对我们的聚会不是愉快的、不带感情色彩的而感到愤怒。我在那样的情境中自然也觉得很难过。可是，几个星期后，那个学生与我联系，探讨她在遇到我之后得到新见识和认识的感受，这对她的个人发展很有帮助。像这种开始似乎只是由于压力或者敌对而显得消极的事件，可以变成积极的发展。如果妇女总是刻意地回避面对面，总是处于“安全”之中，那么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经历任何革命性的变化、任何个人或集体的改变。
当妇女们积极地用真正支持的方式来争取理解我们的差异、改变误导和被曲解的观点的时候，我们便是在为政治团结奠定基础。团结与支持不同。为了团结，我们必须有共同的兴趣、信仰和把我们团结起来、形成姐妹关系的目标。支持可能是偶然的。它可以被给予，但也可以轻易地收回。团结要求的是长久的承诺。在女权运动中，如果我们要发展，便需要差异、分歧和不同。正如格瑞斯·李·伯格斯（Grace Lee Boggs）和詹姆斯·伯格斯（James Boggs）在《20世纪的革命与发展》中强调的那样：
对于矛盾现实的相同评价构成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概念的基础。批评和自我批评使那些由于共同的目标团结在一起的个人可以有意识地利用她们的差异和局限，亦即消极性，以促进她们积极地提高。对这一过程的普遍表达是“把坏的东西改变为好的东西”。
妇女不需要完全消除差异以求团结。我们不需要一起承受共同的压迫以求平等地斗争来结束压迫。我们不需要用反对男性的观点把我们联合在一起，我们必须共同分享的经历、文化和思想的财富是那样的伟大。我们可以成为姐妹，共同的利益和信仰、我们对差异的正确评价、我们的为了结束性压迫的斗争和政治团结把我们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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