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男性：斗争中的同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贝尔·胡克斯 -> 《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1984）

5 男性：斗争中的同志

　　被定义为结束性压迫的女权主义使女人和男人、女孩和男孩都可以平等地加入到革命性的斗争之中。到目前为止，当代的女权运动主要是由妇女的努力而产生的，男性极少参加。这种不参与不仅仅是反对女权主义的结果。自由女权主义者把妇女解放定义为妇女得到与男性的社会平等的同义词，于是她们努力创造了一种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中，她们，而不是男性，把女权运动称为“妇女的工作”。尽管她们攻击劳动中的性别角色划分，指责制度化的性别歧视把没有报酬的、低价的、“肮脏”的工作分派给妇女，但同时她们也分派给了妇女另一个性别角色的任务：进行女权主义革命。与女的解放主义者号召所有的妇女都参加女权主义运动，但她们并没有不断地强调男性应该承担起积极为结束性压迫而斗争的责任。她们争辩说，男性是强大的、是厌恶女人的、是压迫者——是敌人。女性是被压迫者——是受害者。这样的言谈加强了性别歧视的意识形态，它把两性间基本冲突的观念置于一种颠倒的形式之中，其中的含意是妇女的能力必然会损害到男性。
　　至于其他的问题，坚持“只有妇女参加”的女权运动和充满敌意的反对男性的态度则反映了参加者的种族和阶级背景。资产阶级白人妇女，尤其是那些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对于有特权的白人男性否认她们平等地拥有阶级特权而感到嫉妒和愤怒。在一定程度上，女权主义为她们提供了一种表达愤怒的公开场所和政治讲坛，她们可以利用它来引起人们注意社会平等的问题、要求变化和促进特殊的改革。她们并不急于让人们注意到这样的事实：男性并不享有共同的社会地位，父权并没有否认阶级的存在和种族特权及剥削，并不是所有的男性都同样从性别歧视中获益。她们不想承认资产阶级白人妇女尽管是性别歧视的受害者，但与那些贫穷的、没有受过教育的、非白人男性相比，她们有着更多的权力和特权，受到剥削或压迫的可能性也更小。很多白人妇女解放主义者始终没有关注被压迫的男性群体的命运。为了可以继续行使种族和（或）阶级特权，她们认为这些男性的生活经历不值得她们去关注，于是疏远了他们，同时也把注意力从她们对持续的剥削和压迫的支持中转移开了。像“所有的男人都是敌人”以及“所有的男人都憎恨女人”这样的说法把所有的男人都归为一类，于是便认为他们都在平等地行使着所有形式的男性特权。《红色长袜宣言》是努力把反对男性的姿态作为女权主义中心立场的第一批书面声明之一。宣言的第三条是这样的：

　　我们认为压迫我们的力量来自男性。男性至上主义是统治的最古老、最基本的形式。所有其他形式的剥削和压迫（种族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等）都是男性至上主义的延伸：男人统治女人、少数男人统治其他的男人。整个历史中的所有权力地位都是男性统治和男性导向的。男性控制了整个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并且用身体力量来维持这样的控制。他们用他们的权力使妇女一直处于较低的地位。所有的男性都从男性至上主义中获得了经济、性和心理上的利益。所有的男性都压迫过妇女。

　　反对男性的观点使很多贫穷的和劳动阶级的妇女，尤其是非白人妇女远离了女权主义运动。她们的生活经历告诉她们，与资产阶级白人妇女相比，她们与和她们同一种族和（或）阶级的男性有着更多的共同点。她们知道这个群体中妇女所面对的不幸和痛苦；她们也了解男人们所面对的不幸和痛苦，并且同情他们。她们有着与他们一起为了更好的生活而挣扎的经历。这一点对于黑人妇女来说尤其如此。在整个美国历史中，黑人妇女在所有反对种族压迫的斗争中一直承担着与男性同样的责任。尽管有性别歧视，但黑人妇女一直同样为反种族歧视做出了贡献，而且在当代黑人解放运动之前，黑人男性就经常地认识到了这一贡献。就是这样的纽带把黑人妇女和男性联合在一起。他们已经了解了政治团结的经历。正是这种共同的反抗斗争的经历使黑人妇女拒绝一些女权主义者的反对男性的观点。这并不意味着黑人妇女不愿意承认黑人男性性别歧视的事实。这也不意味着我们之中很多人不相信我们将会通过抨击黑人男性或者对他们作出类似的反应来反对性别歧视或者对妇女的仇视。
　　资产阶级白人妇女对于在解放斗争中产生的妇女和男人的联合没有概念，与男性也没有这么多在政治上合作的积极的经历。父权制的白人男性统治通常贬低女性的政治影响。尽管在黑人群体中也普遍存在着性别歧视，但每个人都认为黑人妇女在社会制度中的角色——无论是主要的还是次要的——是重要的和有价值的。在一次对克劳蒂亚·泰特（Claudia Tate）的采访中，黑人女作家玛娅·安格路（Maya Angelou）谈到了她对黑人和白人妇女在她们各自群体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的认识：

　　黑人和白人妇女在我们各自的群体中处于奇怪的位置。在黑人社会群体中，黑人妇女总是处于支配地位。也就是说，在教堂里，总是休斯顿修女、托马斯修女、韦瑟瑞基修女在使教堂充满活力。在世俗群体中，总是洛蒂做饭，是玛丽到正在举行热闹的晚会的波尼塔家里去。而且，在我们的群体中，是黑人妇女抚育孩子。白人妇女在她们的社会制度中地位是不同的。实际上是她们的父亲、丈夫、兄弟、儿子、侄子和叔叔的白人男性对白人妇女这样说，或者至少有这样的含义：“我其实不需要你来运行我们的制度。我在某些地方是需要你的，并且你只能留在这些地方——在卧室、厨房、育儿室里和底座上。”黑人妇女从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话。

　　
　　没有黑人妇女作为参加者和领导者在物质方面的投入，很多黑人群体中的男性统治制度是不会存在的；并不是所有白人群体中都是如此。
　　很多黑人妇女拒绝参加女权运动因为她们觉得反对男性　　的态度并不是行动的合理的根据。她们相信充满敌意地表达这样的情感会加强原本就存在于女性和男性之间的对抗，从而强化性别歧视。多年来黑人妇女（和一些黑人男性）一直为克服这种黑人女性和男性之间的由内在的种族歧视（即，当白人父权制认为一个群体导致了对另一个群体的压迫）所导致的紧张和敌意而努力着。黑人妇女对黑人男性说：“我们相互之间不是敌人”，“我们必须反对教我们憎恨自己和互相憎恨的社会化”。这种主张黑人妇女和男性联合的态度是反种族歧视斗争的一部分。如果白人妇女解放主义者强调在反对使我们相互仇恨和害怕的性别歧视社会化中需要女性和男性的话，这原本也可以成为女权主义斗争的一部分。她们选择了强调仇视，特别是男性的妇女仇视，指出它是不可能被改变的。因此在妇女和男人之间便不可能存在任何有活力的政治团结。来自不同种族背景的有色人种妇女们和积极参加同性恋运动的妇女们一样，不仅仅在反抗斗争中经历了妇女和男人之间的团结的发展，而且承认其价值。她们不愿意把自己与反对男性的资产阶级白人妇女联系在一起从而贬低了这种联合。鼓励妇女和男人之间的政治联合以反对性压迫会引起对女权主义的改革潜力的注意。反对男性的观点是一种反动的观点，它使女权运动看起来似乎是一种可以使白人妇女夺取白人男性的权力，用白人女性至上的统治来代替白人男性至上的统冶的运动。
　　在女权主义者的组织中，女性分离主义的问题最初是与反对男性的观点分离的；它们只是随着运动的发展而出现的两个观点。很多只有女性参加的性别单一的组织之所以会形成，是因为妇女认识到分离者的组织可以有助于妇女提高认识，把发展团结的根基置于妇女之中，并且通常可以对运动起到促进作用。人们认为有男女都参加的群体会因为权力的过失而陷于困境。分离者的组织被视为一个必需的政策，而不是一种攻击男性的方式。最终，这些组织的目的是平等相结合。
　　当激进女权主义者，如蒂-格瑞斯·阿特金森（Ti-Grace Atkinson），把性分离视为女权运动的终极目标时，分离者组织的积极意义便消失了。反动的分离主义来源于认为男性至上是我们文化的绝对方面，认为妇女只有两种选择：接受它或者从中退却去创造亚文化。这种观点否定了革命斗争的一切需要，并且对于现状没有任何威胁。芭芭拉·利昂（Barbara Leon）在她的文章“为了融合而分离”中强调男性至上主义者更加愿意女权运动停留在“分离和不平等"之中。她举例提到了乐队指挥安东尼娅·布里科努力把一个全是女性的乐队变成了男女混合的乐队，结果却发现她并不能得到后者的支持：

　　只要安东尼娅·布里科把自己局限于证明妇女是合格的音乐家，那么她的努力便会被接受。要她找来100名可以在乐队中演奏的妇女或者为她们找些经济支持并不困难。但事实证明要寻求对男性和女性在一个真正融合的乐队里演奏的支持是不可能的。为融合而斗争是对男性至上的一种威胁，因而也就更难做到。
　　妇女运动现在也处于这样的阶段。我们可以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接受分离，但那将意味着恰恰失去了发展这项运动的目标。反动的分离主义阻碍了女权主义的发展。

　　在当代女权运动的过程中，反动的分离主义使很多妇女放弃了女权主义斗争，它甚至保持了一种已经被接受的女权主义组织的形式，如，和平运动中自治的妇女团体。作为一种政策，它助长了对女权主义斗争的忽略，使它变成更像一种对个人问题的解决方法，特别是与男性有关的问题，而不是一种旨在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改变的政治运动。为了重新把女权主义作为革命斗争来加以强调，妇女们不能让女权主义成为另一个不断表达两性之间敌对的场所。妇女们积极参加女权运动以在反性别歧视的斗争中形成新的、包括男性在内的政策的时候到来了。
　　所有的男性都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支持和维护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女权主义者们在加强我们对这一事实的认识时，使之达到一定程度，但又不陷于困境是至关重要的。这样的程度就是，我们不强调那种更不被强调的观点，即男性可以不剥削和压迫妇女而过着维护生命的、有意义的生活。像妇女一样，男性也被社会化了，被动地接受性别歧视的意识形态。当他们不需要为自己接受性别歧视而责备自己时，他们必须承担消除它的责任。一些把分离主义作为女权运动目标来推动的妇女激进分子，在听到重点被放在了受到性别歧视迫害的男性身上时感到非常地愤怒；她们坚持认为“所有的男人都是敌人”是事实的表现。男性没有受到性别歧视的剥削或压迫，但他们在某种方式上也受到它的迫害。这种迫害是不能被忽略的。当没有办法消除男性对妇女的虐待和压迫的严重性，或者否定男性对剥削行为所负的责任的时候，男性所经历的痛苦便可以作为一种呼吁引起对变化的需要的注意的催化剂。男性认识到性别歧视在他们的生活中所造成的痛苦的结果会让他们中的一些人建立提高认识小组来审视这一点。保罗·霍纳塞克（Paul Homacek）在他的文章“男人的反性别歧视认识提高小组”中解释了这些组织的目的：

　　男人们说了很多不同的寻求提高认识小组的理由，所有这些都与女权运动有着根本的联系。他们中的大部分正经历着由于他们的男性性别而遭受的情感痛苦并且对此感到不满。有的人曾公开或者私下里接触到过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并且不断地被批评是性别歧视者。有的人之所以加入是因为他们对社会变革的责任和认识到性别歧视和父权制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必须要改变的社会制度的要素。

　　
　　霍纳塞克描述的提高认识小组里的男人们承认他们从父权制中获益，但也被它所伤害。和妇女的支持小组一样，男人们的小组也有牺牲政治分析和斗争而过分强调个人变化的危险。
　　分离主义意识形态鼓励妇女们忽视性别歧视对男性人格的负面影响。它强调两性之间的分化。如乔伊法官所说，分离主义者认为在指出性别歧视的受害者的问题上有“两种基本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男人压迫女人。另一种观点认为人就是人，我们都受到严格的性别角色的伤害。很多分离主义者觉得后一种观点是同化的标志，代表妇女们拒绝面对男人是敌人这样的事实——她们首先坚持的是第一种观点。两种观点都精确地描述了我们的尴尬处境。男人的确压迫女人。人们被严格的性别角色方式所伤害。女权主义者应该承认伤害——它存在。它没有抹去或者减轻男性支持和维护他们在父权制下剥削和压迫妇女的责任，这种剥削和压迫的方式远比由对严格的性别角色方式的男性遵奉而导致的心理紧张或情感痛苦更加严重。
　　积极参加女权运动的妇女没有想用任何方式把焦点集中在男性的痛苦上，为的是不会把注意力从男性的特权上转移开。分离主义女权主义者的言论指出所有的男性都平等地享受着男性特权，所有的男性都从性别歧视中得到积极的利益。然而那些通过性别歧视意识形态被社会化的贫穷的或者劳动阶层的男性相信存在着他作为男人应该独自拥有的特权和权力，但发现在他的生活中如果有这样的利益的话，也极少会自动落到他头上。与美国的其他男性群体不同，他总是关注着他所受教育中的男性的观念和他不能按照这样的观念快乐地生活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他常常被“伤害”，留下情感的创伤，因为他没有社会教给他的“真正的男人”所应该拥有的特权或权力。因为被疏远、受到挫折，于是他很愤怒，于是他可能会攻击、虐待和压迫某一个或者所有的妇女，但他并没有从他对性别歧视的意识形态的支持和维护中得到积极的利益。当他殴打或者强暴妇女时，他并不是在行使特权或者获得积极的利益；他可能会在行使自己被允许的惟一形式的统治中感到满足。促使他对妇女进行性别歧视虑待的统治阶级的男性权力结构从他的行为中得到了真正的物质利益。只要他攻击妇女但不是性别歧视或者资本主义，他便是在帮助维护一种让他获得极少（如果有的话）的利益或特权的制度。他是一个压迫者。他是女性的一个敌人。他也是他自己的一个敌人。他也受压迫。他对妇女的虐待不是情有可原的。尽管他被社会化而做出这样的行为，但现有的社会运动会让他能够为自我恢复和解放进行斗争。他忽视这些运动，选择了继续压迫和被压迫。如果女权运动忽视他的尴尬处境，无视他所受到的伤害，或者只是把他作为另一种敌人而一笔勾销，那么我们是在被动地宽恕他的行为。
　　男人作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过程在男人是劳动阶层和贫穷的黑人群体中尤其显著。黑人女权主义者芭芭拉·史密斯在她的文章“对另一篇有关黑人女权主义论文的注释，或者，真正的敌人请站出来？”中说黑人妇女不愿意面对黑人群体中的性压迫问题：
　　

　　把性压迫称为一个问題，那么我们便不得不承认自己在威胁着一个我们一直视为我们的同盟的群体——黑人男性。这似乎是开始分析我们生活中的性关系或性政治的障碍之一。“男人不是敌人”这句话同时忽视了女权主义和父权制的事实，并且也忽略了一些重要的现实。如果我们不能接受某些男性是敌人这一思想，尤其是白人男性和另一种意义上的黑人男性，那么我们将永远也不会弄清楚一些事情的原因，比如说，我们为什么每天被殴打，为什么会被迫施以绝育手术，为什么我们被我们的邻居强暴，为什么我们12岁时就怀孕，为什么我们的家里有着超过我们可以养活或照顾的数量的孩子。承认黑人男性的性别歧视并不意味着我们成了“仇视男人者”或者必须要为了我们的生活而消除他们。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为争取有一个与他们交流的不同的基础而斗争。

　　
　　黑人群体中的妇女不愿意公开地讨论性压迫，但她们一直知道它的存在。我们也已被社会化，去接受性别歧视的意识形态，并且很多黑人妇女觉得黑人男性虐待妇女是男子气概受挫的反应——这样的想法让她们认为虐待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情有可原的。绝大多数黑人妇女认为只是公开指出这些男人是敌人或者把他们视为压迫者对于改变这种情况并没有什么用处；她们担心这只会导致她们更大的牺牲。指出压迫的事实，在它之中的或者它本身的，给被压迫群体带来的变化不会比要求额外关注的特权群体多。公开地提到性别歧视通常不会导致对黑人的民权斗争作出反应的制度化的暴力。（不过私下提到时常常会遇到暴力压迫。）黑人妇女没有参加女权运动不是因为她们不能面对性压迫的事实；她们每天都在面对它。她们不参加女权运动是因为她们从女权运动的理论和实践中，特别是那些让广大群众看的文章中，看不到有什么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到目前为止，女权主义把男性视为敌人的言论几乎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如果女权主义者呼吁人们注意统治阶级男性和普通大众男性之间的关系，后者尽管没有得到什么维护生活的利益，但还是被社会化而去维护性别歧视和性压迫，那么这些男人可能已被激发起来去审视他们生活中性别歧视的影响。女权主义者在提到男人对妇女的虐待时常常把它当作是在行使特权而不把它视为一种道德沦丧、精神错乱和丧失人性的表现。例如，在芭芭拉·史密斯的文章中，她把白人男性看作是“美国社会中的主要压迫群体”并且讨论了他们统治他人的本性。在这段文章的最后她作了这样的评论：“不仅仅是富有和有权力的资本主义者约束和毁坏了生活。强奸者、杀人犯、运用私刑者和普通的抱有偏见的人也由于这种白人的男性特权而在行使着真正的、暴力的权力。”这段陈述的含义是认为对妇女进行暴力犯罪的行为既是特权的一种表示也是对它的一种肯定。性别歧视的意识形态使男人们相信他们对妇女进行暴力虐待是有益的——尽管这没有什么益处。然而，当我们始终把这些行为看作是反常的权力关系、对自己的行为缺乏控制力、情感上的软弱、极端地失去理性以及在很多情况下是精神彻底错乱的表现的时候，女权主义者也肯定了这样的逻辑。男性被动地接受性别歧视的意识形态使他们可以肯定地理解这种非正常的行为。只要男人们被灌输把对妇女的暴力虐待与特权等同起来的想法，那么他们就不会理解这对他们自己或者他们对别人所造成的伤害，也不会有改变的动力。
　　投入女权革命的个人必须提出男性可以忘记性别歧视的途径。当代女权运动从没有鼓励妇女们向男性指出他们的责任。有些女权主义言论完全“拒绝”与男性有关的妇女。多数妇女解放主义者都说：“妇女已经照料、帮助和支持别人太久了——现在我们必须得为自己考虑考虑了。”妇女在性别歧视中帮助和支持男性长达几个世纪后，突然受到鼓励让她们收回她们的帮助，因为这成了一个“解放”的问题。坚持把焦点集中在个人主义、自我的重要性和由妇女解放主义者所理解的“解放”上并不是一个空想的、激进的有关自由的概念。但它的确为妇女个人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它与帝国主义父权制国家所维护的、把独立与自我陶醉等同起来的独立思想是一样的，而且缺乏对战胜其他人的关注。这样，女权运动的积极分子们只是转移了对文化意识形态的统治——而不是在攻击它。她们没有对现状提出实际的选择方法。事实上，即使“男人是敌人”这样的表述基本上也是男性至上的“女人是敌人”学说的逆转——现实版的古老的亚当和夏娃的故事。
　　回顾过去，强调“男人是敌人”显然把注意力从改变女性和男性之间的关系上转移开了，也从男人和妇女共同合作忘却性别歧视的途径上转移开了。积极参加女权运动的资产阶级妇女利用了两性之间自然分化的概念来吸引人们对努力得到平等权力的注意。她们希望能从把男性描绘成敌人、把女性描绘成受害者中得到很多东西。她们是这样一群妇女：一旦她们在阶级恃权中得到了平等便会抛弃她们与男性的联系。她们最终更加关心的是在阶级特权中得到平等而不是消除性别歧视和性压迫的斗争。她们坚持与男性隔离加强了这样的感觉：她们这些没有男人的女人需要平等的机会。大多数妇女由于经济不独立，在离开男性后不会有自由。认为妇女可能通过不与男性接触来反抗性别歧视的分离主义观点反映了一种资产阶级的观念。凯茜·麦卡利斯（Cathy McCandless）在文章“关于种族主义、阶级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一些思考”中指出，从很多方面讲分离主义都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因为“在这个资本主义经济中，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分离的。”但她也讲道：

　　从社会的角度说这就完全是另一个问題。你越富有，你就可以越少承认那些自己所依赖的人。钱可以让你买到很多的距离。如果有足够的钱，甚至可以对男人看都不看一眼。控制着你看着的人是一种极好的奢侈，但让我们来看一下：多数妇女的日常生存都得和男性有面对面的接触，不管她们喜欢与否。在我看来仅仅出于这个原因，批评那些与男性有联系的妇女不仅达不到效果，而且还近似是在批评受害者。尤其是如果出来规定这种标准的妇女是白人或中上阶层的妇女（我自己的经历中就常常是这样的）和那些不适用于这些规定的妇女的话。

　　贬低那些迫使很多妇女保留与男性接触的生活必需和不尊重妇女希望与男性保持接触的愿望一样，都给那些可能对女权主义非常有兴趣但又觉得她们不能达到政治上的正确标准的妇女造成了不必要的利益冲突。
　　女权主义的作品虽然谈到了危机，但没有充分地谈到妇女在与男性的日常的微妙接触中应该如何直接参加到女权主义斗争中。如果女权主义谈到由于性别歧视无所不在因而存在着负面因素的交流方式是可以改变的，那么它便在政治上与那些每天都在公开和私下与男性有接触的大量妇女是相关的。每天都与男性接触的妇女需要能让她们把女权运动与她们日常生活相结合的策略。由于当代女权主义没有充分地提及或者根本没有提及这些困难的问题，所以它把自己放在了社会的边缘而不是中心位置。很多妇女和男人都认为女权运动正在“那里”发生着或者发生过了。电视告诉他们“解放”了的妇女是一个例外，她首先是一个追求名利的人。广告中会表现一个白人妇女从职业装换成轻薄暴露的衣眼，还一直在唱着：“我把熏肉带回家，放在锅里炸，永远也不会让你忘记你是一个男人”，这种广告重申了她对名利的追求将不会妨碍她扮演男性至上社会中为妇女设定的性客体的陈旧角色。
　　声称支持妇女解放的男性常常这样做，因为他们相信没有了他们觉得有负面影响或局限性的固定的特殊、严格的性别角色后他们将从中获益。他们最愿意也是最渴望改变的角色是作为经济提供者。像上面提到的那种广告是在向男性确保妇女可以是负担家计的人，或者是“惟一负担的人”但仍然让男性统治她们。卡罗尔·汉尼斯克（Carol Hanisch）的文章“男性的解放”探讨了这些男性利用妇女问题来使自己获益，特别是那些与工作有关的问题：

　　另一个主要问题是男性想从劳动力中退出来，让他们的女人去工作养活他们。男人们不喜欢他们的工作，不喜欢激烈的竞争，也不喜欢有老板。这就是所有关于作为“成功标志”和“成功人物”的抱怨和牢骚。那么妇女也不喜欢这些东西，尤其她们得到的工资还比男性低40%，通常做更乏味的工作，而且还很少得到“成功”的机会。但对于妇女来说，工作往往是在家庭中、在与男性的关系中得到平等和权力以及一些独立的惟一途径。一个男人可以放弃工作和很多东西而仍然在家庭中保持主人的地位，为自己赢得很多的自由时间，因为他干的工作和他的妻子或情人干的不一样。在大多数情况下，她们除了妻子的工作和自己的职业之外还要分担更多的家务劳动。而他并没有努力把他的工作做得更好、去结束残酷的竞争、去摆脱老板，而是让他的女人去工作——这和过去花钱找替身替自己服役没有什么不同，甚至更加卑鄙。而这一切都是以结束“陈腐的角色区分”或者类似的胡说八道的名义做的。

　　
　　这样的“男性解放运动”的形成只是对妇女试图让女权主义服务于男性个人的机会主义利益的解放运动的一种反应。这些男性把自己看作是旨在解放男件的性别歧视的受害者。他们把严格的性别角色视为他们牺牲的根本原因，而且，尽管他们想改变有关男性的概念，但他们并不特别关注他们对妇女的性剥削和压迫。自我陶醉和普遍的自我同情是这些男性解放群体的特征。汉尼斯克在她的文章中作出这样的结论：

　　妇女们不想假装软弱和被动。我们不想要虚伪、软弱和行为被动的男性，也不想要虚张声势的超人或者别的什么。女人要的是男人的诚实。女人希望男人勇敢——勇敢的诚实，在他们的追求中敢作敢为。勇敢的热情、性感。妇女们希望她们自己也是如此。是男人们变得大胆激进的时候了。敢于去探寻他们自己剥削的根源，看到并不是妇女或者“性角色”或者“社会”造成了他们的不幸，而是资本主义者和资本主义。是男性勇敢地说出他们真正的剥削者并和他们进行斗争的时候了。

　　敢于对性别歧视和性压迫诚实的，选择承担反对和抵抗它的责任的男性常常发现他们自己是孤立的。他们的政见受到反对女权主义的男人和女人的蔑视，而且还常常被积极参加女权运动的妇女所忽视。莫利斯·科勒利（Morris Conerly）在圣克鲁斯的地方报纸上谈到了他为公开支持女权运动所作的努力：

　　与几个男人交谈的时候肯定会提到妇女解放的问题。随之而来的便是一些大笑、窃笑、生气的嘀咕和谴责。有人一致认为男人处于一种被围困的处境之中，所以必须紧密团结以抵抗被误导的女性的攻击。必定无疑地，有的人会来问我的观点，我的观点是我完全支持妇女解放。这让他们非常惊奇，他们看着我就好像我的眉毛上爬着虱子一样。
　　他们在想：“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我是一个明白女人不是我的敌人的黑人。如果我是一个有权力的白人，就可以理解要维持现状的原因。即使那样，对剥削和压迫他人的道德沦丧的学说的保护将是不可原谅的。

　　科勒利强调说公开支持女权运动对他来说并不容易，这需要时间：

　　为什么要花些时间？因为我知道对妇女解放的支持将会给我带来的负面反应，这种反应让我感到恐惧。我能在自己的脑海里听到来自兄弟姐妹们的这样的声音：“你是个什么样的男人？”“谁是穿裤子的？”“你为什么穿着那种白人的狗屎衣服？”等等，等等。当然这样的攻击我是预料到的，但到那时我的信仰已足以让我承受公开的嘲笑了。
　　发展伴随着痛苦……但我的经历是具有真实性的。

　　积极从事反对性别歧视斗争的男性在女权运动中有着一席之地。他们是我们的同志。女权主义者们已经认识并且支持这些承担起反对性压迫的男性的工作——例如针对暴力者的工作。那些认为这种参与没有价值的妇女解放主义者必须重新考虑和重新审视革命斗争发展的过程。由于与女性的关系而产生痛苦，个体的男性有加入到女权运动中来的趋势。通常一个女性朋友或伙伴已经让人们注意到了他们对男性至上的支持。乔·斯诺德格拉斯（Jon Snodgrass）在他为自己编辑的书《致反对性别歧视的男性：一本知识读物》所写的序言中这样告诉读者：

　　当妇女的解放运动中有一些方面吸引了男性，那么我的反应基本上是一个典型的男人的反应。我受到运动的威胁并报以愤怒和嘲笑。我相信男人和女人都受到资本主义的压迫，而不是女人受到男人的玉迫。我争论说“男人也受到压迫”，需要解放的是劳动者！我并没有看到男人和女人（劳动阶级）之间的等级差异，也不把它归因于男性的统治。现在我认为我对父权制的视而不见是因为我的男性特权。作为男性中的一名成员，我不是忽视就是压制了妇女的解放。
　　我对妇女运动的全部介绍是通过一种个人关系……随着我们关系的发展，我开始不断听到对性别歧视的批评。作为男性的反应，开始的时候我报之以愤怒和否认。不过，后来我及时认识到了这种批评的正确性，最终甚至认识到了我对这种批评的否认中所带有的性别歧视。

　　斯诺德格拉斯参加了男人提高认识小组并于1977年编辑了这本读物。到20世纪70年代末，对男性反对性别歧视小组的兴趣下降了。即使男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支持妇女的社会平等的思想，但是与妇女一样，他们没有把这种支持与结束性压迫的斗争、与将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女权运动等同起来。把女权运动视为结束性压迫斗争的男性必须在他们反对性别歧视和性压迫的斗争中更加地明确和公开。只有男性在结束性别歧视的斗争中承担了同样的责任，女权运动才会反映出我们想消除的性别矛盾。
　　分离主义的意识形态鼓励我们相信妇女可以独自开始女权主义革命——事实上我们不能。既然男性是维护和支持性别歧视和性压迫的主要动因，那么只有让男性承担起改变他们和整个社会的意识的责任才能成功地消除性别歧视和性压迫。经过几百年的反种族主义的斗争后，有比过去更多的非白人在呼吁人们注意白人在反种族主义斗争中必须扮演的主要角色。在消除性别歧视的斗争中同样如此——男人也是一个重要的角色。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更加适合领导女权运动；这意味着他们应该在反抗斗争中承担同样的责任。特别是男人在女权运动的揭露、面对、反抗和改变他们男性同类的性别歧视这一方面有着重大的贡献。当男人表示愿意在女权主义斗争中承担同样的责任、去完成任何必要的工作时，那么妇女将承认他们的革命工作，承认他们是斗争中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