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结束女性性压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贝尔·胡克斯 -> 《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1984）

11 结束女性性压迫

　　在当代女权运动的早期，妇女解放常常被与性解放等同起来。在吉尔梅尼·格里尔（Germaine Greer）的著作《女宦官》（20世纪70年代传播最广的女权主义著作之一）的封面上，这本书被描述成“性自由的终极表达"。在封底，格里尔被描述成“一个为自己的性别而自豪的、有幽默感的女人”。（吉尔梅尼·格里尔的著作《性与命运》是对生育问题的一个有趣的反思，生育问题向作者在她早期的作品中所倡导的女性性自由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像格里尔这样的女权主义思想家相信强调性是第一位的是一种解放的姿态。她们鼓励妇女提倡性爱、享受性、尝试新的关系、在性方面“自由”。然而大多数妇女没有空闲、灵活性、接触甚或欲望来沉湎于这种所谓的“性解放”。单身并且没有孩子的年轻的异性恋女性、少女和大学生以及政治改革论者是最渴望并且也能够在性行为上模仿这种形式的群体，它从本质上说是男性性解放观点的一种逆转。提倡真正的性自由是积极的，并且妇女从经历中也懂得了产生性关系的自由、非单一配偶的性关系、尝试群体性关系和性受虐-施虐狂等等有时可能是令人兴奋而愉悦的；不过这并不破坏男性和女性在性方面的权力关系。很多妇女觉得性解放的思想让她们醒悟。在一些女权主义者继续强调性自由的重要性、反对认为它应该模仿男性模式的时候，一个更大的群体，包括女性异性恋和同性恋者开始反对性自由的思想，甚至反对与男性有性接触，因为她们认为女性受到旧式性规范的剥削。这些女权主义者越来越把男性性行为看作是令人厌恶的、是必然要剥削女性的。
　　性自由是否应该成为一个女权主义问题在当前还是个颇有争议的话题。（这一章节写完后又出现了很多讨论性问题的女权主义作品，包括切丽·莫拉加（Cherrie Moraga）的《战争岁月的爱情》，安妮·斯尼脱、克里斯廷·斯坦塞尔和莎伦·汤普森（Ann Snitow, Christine Stansell and Sharon Thompson）编辑的《欲望的权力》，罗莎琳德·考沃德（Rosalind Coward）的《女性欲望》及休·卡特里奇和乔安娜·瑞恩（Sue Cartledge and Joanna Ryan）编辑的《性与爱》等等。）埃塞尔·珀森（Ethel Person）在她的文章“性作为身份确认的关键：心理分析的观点”的结尾这样写道：

　　那么，总体上说虽然性解放对一些个人是重要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但它作为社会批评和政治策略有着很大的局限。性解放在其最坏的情况下是个人崇拜的一部分，它只要求把个人需要的表达合法化，这种需要在她看来是一种原始“冲动”的生活，是在不考虑社会顺序自身的政治性重新排序的情况下违背社会要求。取得女性自治所必须的条件是真正的性解放的前提。

　　人们并不认为反思性、改变性的观念是女性性自主的前提；因此，具有“性自由”含义的性是一个重要的女权政治的相关问题。
　　要女性来描述和批评性的消极方面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事，因为从社会的角度说，它是在这个性别歧视的社会中构成的；要她们揭露男性对女性的客体化和非人化，公开抨击强奸、色情、性暴力、乱伦等等也非难事。但要女性构想新的性规范、改变性观念则是一件困难得多的事情。只有在重视性安康的环境中这样的工作才能受到鼓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些女权主义者倾向于放弃性愉悦、性安康和性满足的问题，认为它们是一些不相关的问题。当代对于性革命或任何性表达的强调使很多女性和男性认为我们社会中已经存在性自由，并且甚至过分强调它了。然而，我们的文化并不是一种肯定真正性自由的文化。爱伦·威利斯（Ellen Willis）在她的文章“关于女权主义性革命”中批评了认为由于缺乏很多限制所以存在着性解放的社会的设想，她说：

　　因此，从激进的立场说，性解放不仅包括废除限制，而且要存在鼓励令人满意的性关系的社会和心理条件。从这一立场看，我们的文化仍然是非常具有压制性的。很明显，男女之间性方面的不平等和由此产生的相互敌对是性愉悦的毁坏性的障碍。我还要说，尽管有了性解放，但大多数在孩提时代所受的教育使成年人对性产生了非常消极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放松对性的限制使人们通过强迫的性活动和专注于性来不顾一切地努力克服障碍达到满足。对当前充斥着我们公共生活的性的强调——尤其是大量的性建议和治疗的需求——证明的不是性自由而是我们不断的性挫败。

　　把男性性行为视为天生可鄙的女权主义者们一直是那些最不愿意强调性自由问题的人。她们仅仅强调男性性表现中与加强男性对女性统治的有关的那些方面，因此她们不情愿或根本不愿意认识到在这个有性别歧视的社会中建构的性既没有“解放”女性，同样也没有“解放”男性（尽管它显然在某些方面压迫女性而不压迫男性）。威利斯认为承认“性的破坏性可以被视为一种既反映也巩固了压制制度的歪曲”，因此便有可能“设想一种连贯的女权思想，在这一思想体系中对性自由的义务扮演着一个完整的角色”。只有当个人不再受到以生物概念定义的性别的压迫的时候，如：压制、犯罪、耻辱、统治、征服和剥削，那么性自由才能存在。为了给性自由的发展设定出阶段，女权运动必须继续把焦点放在结束女性性压迫上。
　　对“性解放”的关注总是认为这种努力的目标是使个人可能更多和（或）更好地参与到性活动之中。然而性观念中让很多人觉得有压迫性的一个方面是，认为一个人“应该”参与性活动。这种“应该”是性强迫的一种表现。提倡性自由常常意味着任何不关注自己的经历的性质或得到更大性自由的个人都在精神上受到干扰或者受到性压抑。在首先强调结束性压迫而不是强调性解放的时候，有可能会设想出一个这样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选择参与或不参与性活动都是性自由的一种表现。
　　性观念目前的社会构成方式总是把积极的性表现凌驾于性的欲望之上。有性行为被认为是自然的、正常的；没有则是不自然不正常的。这种想法是与性别角色模式相一致的。男性被社会化而有性的行动，女性则不（或者只是对男性的性表示作出反应）。妇女解放主义者坚持妇女应该在性方面积极活跃，并把它视为一种解放的姿态，这有助于把女性的性欲从压抑的双重标准强加在她们身上的限制中解脱出来，但并没有消除性冷淡的坏名声。除非消除了这种坏名声，女性和男性才会在他们有欲望参与性活动时感到是自由的。他们会继续对强迫作出反应，或者是促使男性为了证明他们的“雄性”（如，他们的异性性行为）而采取性行为的带有性别歧视的强迫，或者是迫使年轻女性为了证明她们的“女性气质”（如，她们愿意成为异性恋中的性客体）而对这样的示爱作出反应的性强迫。消除附加在性冷淡上的社会坏名声就相当于改变性观念。它将对女性和男性，尤其是青少年产生很多积极的意义，青少年在这一历史时期最有可能受到带有性别歧视的性观念的迫害。最近对青少年异性恋之间的性关系的调查表明，强迫仍然是参与性活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女孩“为男孩而做”，一个17岁的女孩这样对她的母亲说（摘自爱伦·古德曼的文章“青少年的性骚动”），而男孩子这样做是为了向其他男孩证明他们是异性恋者，并且他们可以对女孩行使“男性”权力。
　　消除异性恋——强迫的异性恋——的女权运动对于结束性压迫的努力是非常重要的。在《不回头：80年代的同性恋解放》的序言中，盖丽·古德曼、乔治·雷奇、裘迪·雷奇和埃里卡·桑尼（Gerre Goodman，George Lakey，Judy Lakey and Erika Thome）把异性恋定义为：

　　对同性恋的压制和否认，认为每个人都是或者应该是异性恋，并且相信男性的统治和女性的被动角色模式是固有的优越。强迫的异性恋产生了异性恋主义，前者妨碍了自由的表达和异性恋及同性恋之间的相互支持的关系。

　　在女权运动中，同性恋女性在呼吁人们关注结束异性恋压迫的斗争方面做出了最努力的工作。同性恋女性在更大的性解放争论中对双方都支持。她们向很多异性恋女性说明了她们对同性恋的偏见是在支持和巩固强迫性的异性恋。她们还向妇女们说明了我们可以在相互之间的关系中找到情感上共有的性的满足。有些女同性恋者认为由于同性恋与生殖无关，因此它可能是支持那种性的政治的最直接的表达。结束女性性压迫的女权运动是与同性恋的解放联系在一起的。结束对同性恋者的偏见、剥削和压迫的斗争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女权主义议程。它是结束女性性压迫运动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肯定同性恋，有着不同性取向的妇女们才能抵制强迫性异性恋的长久存在。
　　整个女权运动中一直有一种把结束性压迫的斗争变成一种竞争的倾向：异性恋与同性恋者之间的竞争。在运动的早期，在“熏衣草威胁”的阴影中对同性恋的排斥和压制被认为是合理的。后来，同性恋主义被当作一种选择，可以消除处理异性恋冲突问题的需要，或者是女权主义者最正确的政治选择。即使很多女权主义者承认，反对性压迫特别是男性对女性的统治与憎恨男性是不同的，但在女权主义聚会和组织中，异性恋和同性恋女性有时都会表现出强烈的反对男性的情绪，而且那些不是同性恋者的女性和那些与男性有或没有关系的女性觉得自己不是“真正”的女权主义者。这种情况在那些可能支持女权主义但却不公开支持同性恋者权利的女性身上尤其如此。人们常常忘记了我们都处于提高激进政治觉悟的过程之中，它是一个“过程”，它使建立团结的努力遭到挫败，并且当女性没有直接支持我们认为是相关的问题时，便指责或断定她们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
　　认为真正的女权主义妇女是同性恋者的想法（异性恋和同性恋的女性都这样认为）设定了另一个性标准，这种标准把女性判断为不合格。虽然女权运动中的女性认为妇女应该是同性恋者的现象并不普遍，但在有关异性恋讨论中却把这种想法传播开来了，这些讨论认为男女之间的生殖器接触都是强奸，认为在情感和性方面属于某个男性的妇女必然不可能承担忠诚的、女性身份的政治义务。就像结束性压迫的斗争旨在消除异性恋主义一样，它不应该赞同任何一种性选择：独身、双性恋、同性恋或异性恋。女权主义者需要忘记我们所作的政治选择不是由我们选择与谁有生殖器的性接触来决定的。芭芭拉·史密斯在她给《家中少女：黑人女权主义诗选》写的序言中断言：“黑人女权主义和黑人女性同性恋主义是不可互换的。女权主义是一项政治运动，而很多女性同性恋者并不是女权主义者。”很多异性恋的女性也同样不是。即使女性在性方面与男性有关系（我们中间的很多人从自己的经历中知道政治选择无疑会改变个人关系的性质），她们也可以承担女权主义斗争的激进政治责任，认识到这一点对于妇女，尤其是对异性恋的妇女是非常重要的。所有的妇女都应该知道她们可以不管自己的性取向如何而承担女权主义的政治责任。她们需要知道女权运动的目的不是建立“政治正确”的性规范。从政治上说，承担着结束性压迫责任的女权主义者必须致力于消除对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的压迫，把它作为能让女性（和男性）自由选择性伴侣的整体运动的一部分。
　　女权主义者必须注意到我们对异性恋主义的合理批评不是在攻击异性恋行为。作为女权主义者，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妇女，她们实际上认为有异性恋取向的妇女既是叛逆者也有可能是反对同性恋者。对异性恋行为的批评使那些希望与男性有性关系的妇女觉得自己不能参加女权运动。她们得到的信息是“真正的”女权主义者都不是异性恋的。这很容易让人把支持非压迫的异性恋行为与信仰异性恋主义相混淆。例如，对于《难道我不是一个女人》中的“攻击异性恋主义对于加强那些希望与男性在一起的妇女的自我概念毫无用处”的说法，同性恋女权主义者谢丽尔·克拉克（Cheryl Clarke）在她的文章“失败的改变：黑人社区中对同性恋的憎恨”中这样回答道：

　　胡克斯间接地给了同性恋女权主义者们一击，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人是黑人。胡克斯还会有效地攻击异性恋主义的制度，因为它是美国黑人妇女受压迫的最根本的原因。

　　谢丽尔·克拉克误解并且也错误地解释了我的观点。我并没有涉及异性恋主义，并且正是异性恋行为等同于异性恋主义才使克拉克看起来似乎是在攻击这种行为本身而不仅仅是异性恋主义。我的观点是如果我们社会中的广大异性恋妇女觉得自己受到轻视或者被视为在做什么错误的事情，那么女权主义永远都不会吸引她们。我的评论的目的不是要以任何方式责备女性同性恋者，因为她们并不是批评或者在有些情况下指责所有异性恋行为的惟一女权主义群体。
　　正如旨在结束性压迫的女权运动应该创造一种女性同性恋者和男性同性恋者不再受压迫的社会环境、一种能让他们的性选择得到肯定的社会环境一样，它也应该创造一种社会环境让异性恋行为不再受到异性恋主义的约束，让它也得到肯定。这样做的一个实际理由是，认识到作为一项政治运动的女权主义的发展要依赖于广大妇女的参与，其中大多数是异性恋者。只要女权主义的女性（她们可以是独身、同性恋、异性恋等等）批评男性的性行为，并且其范围包括了与男性有性关系的妇女，那么女权运动便被破坏了。造成了无益也是不必要的分割。同时，只要任何的支持异性恋主义的话被当作是对同性恋的隐蔽的攻击，那么我们便是在巩固认为它们是、也应该是相互对抗的性行为的想法。要想在不以任何方式批评异性恋的情况下指出同性恋的积极或消极方面是可以做到的，反之亦然。虽然爱伦·威利斯没有在她的文章中讨论到同性恋对于女权主义的女性来说是一个政治上更加正确的性选择这个观点，或者讨论到这代表着把一种性标准强加给妇女的企图，但她对新维多利亚逻辑的评论适用于对女性与男性的性接触的攻击：

　　新维多利亚主义也破坏了女权主义对权利的反对，把女权主义与她们自己的性态度等同起来，把和她们意见不同的妇女从运动中排挤出去。由于她们有关恰当的女权主义者的性行为的主张附和了传统的遒德评判和当前来自右翼的反对性行为的宣传，所以她们散布的犯罪感也是很有效的。很多认识到自己的性的情感与新维多利亚理想相矛盾的女权主义者陷入了困惑而有歉意的沉默。毫无疑问，有很多妇女静静地得出了结论：如果这种理想是女权主义，那么女权主义便是与她们无关的。其结果是运动中广泛传播的冷漠、不诚实和极大的不团结，运动面临着威胁到其生存的顽固的敌人。

　　目标在于消除性别歧视压迫和性压迫的女权运动不能忽视或放弃妇女所作的异性恋的选择。很多妇女尽管是异性恋者，但她们认识到并且接受了她们不一定非要是异性恋（可以有其他的选择）而是仅仅或者首先选择了异性恋的想法。她们的选择应该得到尊重。通过选择她们享受了性自由。她们的选择可以不像那些反对她们的人所说的那样受到异性恋特权的影响。大多数异性恋特权与一个妇女在异性恋关系中可能受到的剥削和压迫的程度相比，便显得很无力。也有例外。很多妇女选择异性恋是因为她们喜欢与男性个人有性接触。女权运动丰富并且扩大了同性恋性行为的范围，因此没有理由不可以对异性恋进行同样的做法。有着异性恋取向的妇女需要知道，即使女权主义向男性对女性的性剥削提出了挑战和反对，但它不是一项否定她们的选择的政治运动。
　　有一些女权主义者（我也是其中之一）相信，如果个人被告知他们必须在相互对抗的性行为中作出选择（最明显的便是异性恋和同性恋），并且服从于所选择观点的期望，那么结束性压迫的女权运动将不会改变具有破坏性的性规范。性的欲望改变了范围并使其具有多样性，很少像一些规范所说的那样是“惟一的"。一种自由的性行为不会教妇女把她们的身体视为是可以让所有的男性或所有的女性得到的。它赞成一种建立在个人交流基础上的开放或封闭的性。性取向思想中的含义是认为任何有性倾向的人都可以接近一个人的身体。这是一种提倡客体化的概念。在异性恋中，它使每个人，尤其是妇女，成为性客体。由于性政治造成的权力差异，妇女们很可能会被任何男性接近，因为男性受到的教育是他们应该接近所有女性的身体。如果抛弃去除了性欲望的特殊性的规范和标志，那么性行为将会改变。就像斯苔芬·希思（Stephen Heath）在《性的凝滞》中总结的那样：

　　压迫的结束是重新建立一种使男人和女人都自由的社会关系，没有任何性的商品化，作为一种性的特性消除了流通和交换中的暴力和疏远，一种性的特征，符合了这种或那种形象、这种或那种观点，符合“性"。

　　虽然有着“异性恋”的特征，但由于性压迫的政治性，这个社会中的很多妇女很少从男性那里产生性欲望；男性的统治破坏并且扭曲了这种欲望。这是男性强加在女性身上的性压迫的恶劣行径，这使女性难以提及与男性的积极的性交流。异性恋的女权主义者越来越多地指出，她们选择与某个男性个人有关系，但反对认为她们欢迎或接受任何男性的示爱的异性恋观点。这种行为攻击了强迫性的异性恋，这种异性恋否认女性有权利通过判断这种关系是否支持和肯定她们来选择男性性伴侣。女性们坚持维护选择的权利，向认为女性的性行为是为了满足男性的性需要而存在的想法提出挑战。她们的努力加强了结束性压迫的斗争。选择的权利必须成为个人之间一切性交流的特征。
　　随着结束性压迫的斗争的进展必然会出现的一种变化将会减少性行为的纠缠，这不一定意味着性行为的减少。这意味着性行为将不再有社会赋予它的重要性，这个社会用性来表现维持性别不平等、男性统治、消费主义的目的，以及把注意力从社会革命的需要中转移开的性挫败和不愉快。就像斯苔芬·希斯评论的那样：

　　真正的问题和任务总是社会革命。赋予性特权并不意味着性解放；实际上，它不过是一个简单的事实，社会通过这一亊实来发展，并且以之为参照，在有效的变革过程之外保障社会秩序，精确地建构一个包容性的空间和“革命”或“解放”的意识。

　　要消除性压迫，女权主义者必须继续努力形成一种性政治理论。我们必须记住结束性压迫的斗争只是改变社会和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