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贝尔·胡克斯 -> 《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1984）
12 女权主义革命：在斗争中发展
今天几乎没有人提到女权主义革命。考虑到这种革命会简单而迅速地发生，好战的女权主义积极分子们觉得标志着早期女权运动特征的行动浪潮——抗议、组织和提高认识——是它要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所要采取的一切措施。虽然女权主义激进分子认识到要消除性别歧视的压迫就必须改变社会，但女权主义的成功主要产生在改革的范围内（这主要归功于像“面包和玫瑰”和“康巴伊河集体”等激进组织的努力和眼界）。这样的改革帮助很多妇女在现有的白人至上、父权制制度中的很多领域内向与男性社会平等迈出了重要的步伐，但这些改革没有与减少性剥削和（或）性压迫相一致。占主导地位的性别价值和设想依然没有受到触动，在政治上保守的反女权主义者要破坏女权主义改革是很容易的。很多政治进步的女权运动批评者把改革的推动力看作是反生产的。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在她的文章“女权主义：改革或革命”中赞成改革，认为它是革命过程的一个阶段，她写道：
改革者的头脑中可以有一个远大的目标，它就像是一幅新社会的图画。改革将一点一点地填满这个画面。有的改革相对来说没什么困难（如同工同酬），其他的要做到则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如每份工作同等机会）。但无论困难是大是小，对于每种变化社会中总会有一个先例——在某个地方，并且所需要的变革只是那些将产生在人们期待的新社会的画面之中的。于是在长期的一系列少量的改变之后，每件事都会逐渐改变从而使整个制度变得完全不同……在这种变化模式下，一系列的改革可能会形成革命。
改革可以是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但重要的是所进行的改革的类型。女权主义关注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中改善妇女社会地位的改变使很多妇女和男性都没有看到社会整体改变的需要。如“平等权利修正案”（ERA）运动便把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资源用到了本应该是一项广泛的政治运动的建立女权主义选举区的改革上面。这种选举区将会确保ERA的成功。不幸的是，把用女权运动来教育广大妇女和男性、告诉他们这将会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作为首要目标的革命性改革并没有在进行。参加女权改革的妇女考虑得更多的是得到与男性的平等和与男性平等的权利，而不是改变社会。
妇女运动中很多激进的积极分子对于在现在的社会结构中得到与男性的社会平等并无兴趣，而更加倾向于攻击带有剥削和压迫性的性别歧视行为。她们把男性看作是坏人、“敌人”，她们把注意力放在揭露男性的“罪恶”上。批评和攻击色情作品便是一个例证。色情作品显然是在提倡贬低妇女，提倡性别歧视和性暴力。并且，如果不对社会的改革和暗含的性的改革加以更多的强调，那么对于色情作品的不断谴责是毫无结果的。女权运动并没有更严重地注意这场更加重要的斗争。（在艾莉斯·安科尔斯[Alice Echols]的文章“文化女权主义：女权主义的资本主义和反色情品运动”中可以找到有关女权主义反对色情作品工作的政治主张的更加全面的讨论。）对“男人”和“男人的行为”的关注掩盖了对妇女在政治方面发展自己的强调，后者使我们可以开始进行能为建立新社会秩序铺平道路的文化变革。很多女权主义者的认识的提高集中在帮助妇女理解个人生活中的性别歧视的本质，特别是与男性统治有关的内容上。当然这是一项必要的工作，但不是提高认识的惟一工作。
女权主义的提高认识没有有效地使妇女形成革命性的政治主张。在极大程度上它没有帮助妇女理解资本主义——它是如何作为一个剥削女性劳动的制度来运作的以及它与性压迫的相互联系。它没有促使妇女们去了解像社会主义这样的不同的政治制度或者鼓励妇女去创造和设想新的政治制度。它没有对物质主义和我们的社会对过度消费的沉溺进行攻击。它没有向妇女说明我们是如何从剥削和压迫全球的女性和男性中获得利益的，或者向我们说明反对帝国主义的途径。最重要的是，它没有不断地促使妇女们去理解，只有投入到革命中、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旨在结束性压迫的女权运动才能成功。
新的社会秩序在逐渐建立。这对于美国的个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我们已经被社会化，相信革命要么总是伴随着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极端的暴力，要么革命的发生是非常迅速的。我们受到的教育是寻求立刻满足我们的欲望和我们的要求得到尽快的答复。和这个社会中的其他任何解放运动一样，女权主义也历尽艰难，因为这些态度没有使参加者形成一种使革命得以成功的长期斗争的义务。于是，女权运动没有能维持其革命运动。它只是一次成功的反抗。格瑞斯·李·伯格斯和詹姆斯·伯格斯强调了反抗和革命之间的区别：
反抗是革命发展的一个阶段，但它不是革命。它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因为它代表了“抵抗”，这是被压迫者的人性的声明。反抗让被压迫者和每个人都知道一种形势已变得让人无法忍受。他们在被压迫者中形成了一种交流的方式，并且同时让那些对他们同类的命运一无所知的人打开眼睛和耳朵。反抗挣断了把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联系，对现有制度的合法性和假设的永久性提出质疑。他们动摇了旧的价值观从而使社会中个人之间和群体之间的联系不可能再维持现状。社会的惯性被打破了。我们只有了解了反抗能做到些什么才能看到其局限性。反抗可以瓦解社会，但它没有提供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所需要的东西。
虽然女权主义反抗是成功的，但它并没有形成进一步的革命发展。从内部来说，它的进步受到一些女权主义积极分子的阻碍，这些女权主义者并没有认为运动的存在是为了所有女性和男性的进步，她们似乎认为它的存在是为了让个人参与者得以提升，她们受到与占主导地位的女权主义意识形态不同的意见和思想的威胁，她们努力压制不同的声音，她们不承认有必要继续努力创造一个解放的意识形态。这些妇女抵制人们对占主导地位的女权主义理论进行批评性的审视，拒绝承认其局限性。从外部来看，阻碍女权主义运动的是有组织的反女权主义行动，还有那些因尚未完全了解问题的两方面而不知采取何种立场的妇女和男性在政治上的漠不关心。
为了超越女权主义的反抗阶段，为了打破构成当前女权运动特点的僵局，妇女们必须认识到重组的必要性。女权运动有其积极的方面，但我们必须承认在通过政治教育来提髙大众对女权运动的必要性的认识方面，女权主义的组织者和参加者都还没有形成一种策略。如果女权主义是一项用革命和变革的方式来影响整个社会的政治运动的活，那么这种策略便是有必要的。我们还要面对这样的事实，即女权运动当前面对的很多进退两难的局面是由资产阶级妇女造成的，她们用服务于她们的机会主义的阶级利益的方式形成了这项运动。我们现在必须努力改革其方向，以便各个阶层的妇女都能看到女权运动是服务于她们在结束性压迫中的利益的。认识到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利用了女权运动，不应被视为是在攻击所有的资产阶级妇女。有个别的资产阶级妇女在批判其阶级特权；她们在政治上是进步的；她们已经、正在或愿意用一种革命的方式投入到女权运动之中以推动其发展。重新建构女权运动的阶级政治思想是一种策略，它可以让所有阶层的妇女都加入到女权主义斗争中来。
为了创立一种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女权运动，我们必须有一种能让每个人都接受的有关解放的思想。要创造这种革命的思想，只有去理解、涉及和吸收那些处于边缘的、受到性压迫和其他形式的群体压迫的人们的经历才行。他们必须作为理论的创造者和行动的领导者到女权运动之中去。在过去的女权主义实践中，我们满足于依靠一些自封的个人，其中有些人更加关心的是权威性和行使权力，而不是与来自不同背景和持不同政治观点的人进行交流。这样的人没有去了解女性共同的经历，而是强加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的影响。领导者是需要的，领导者应该是那些承认自己与群体的关系并且对它负责任的人。她们应该有能力表现爱和同情，通过她们的行动来表现这种爱，并且能够进行成功的对话。保罗·弗瑞尔认为这种爱可以改变统治：
然而，没有对世界、对女性与男性深切的爱，对话是不可能存在的。给世界定名是一种创造和再创造，如果不倾注爱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同时爱也是对话的基础、是对话本身。它必然是重要的主题并且不可能存在于统治关系之中。统治体现了病态的爱：统治者的虐待狂和被统治者的受虐狂倾向。由于爱是一种有勇气的行为，而不是恐惧，所以爱是对他人的承诺。无论哪里有被压迫者，爱这一行为都将承担起他们的理想——解放的理想。这种承担由于是有爱的，因此也是对话方式的。
妇女们必须在理解了我们所有的人（无论种族、性别和阶级）都曾经与现存的压迫制度共同行动过的情况下开始女权主义的革新工作。我们都必须在意识上与这一制度隔绝。我们之中有些人比其他人隔绝得快。延伸到我们自身的同情和对我们在意识与行动上的改变是一个过程的认识，必须伴随我们接近那些在政治上还没有觉悟的人。我们不能用政治优越性来促使他们加入女权斗争，这种优越性只是使运动变成另一种压迫性的等级制度。
在我们可以动员广大群众之前，必须再次得到那些曾经积极于女权运动但由于幻想破灭而离开的妇女们的关注、支持和加入。有太多的妇女放弃了女权运动，因为她们无法支持少部分控制着女权主义言论的妇女的思想，女权主义言论是赋予实践以活力的理论的发展。有太多在意与男性的联系的妇女离开了女权运动，因为她们认为把男性视为“敌人”是一种不具建设性的模式。有太多的妇女不再支持女权主义斗争，因为它的思想过于武断、专制而且非常封闭。有太多的妇女离开了女权运动因为她们被认为是“敌人”。女权主义积极分子应该注意到苏珊·格里芬在她的文章“一切意识形态的方式”中提醒我们的话：
对世界的深刻的政治认识并不会产生敌人。实际上，产生由环境无法解释的怪亊是忘记了首先解释由环境产生行为的政治观点，相信所有的人天生都具有创造、快乐和善良的能力，在适当的环境中人类的天性可以得到绽放。
如果一项解放运动主要是用对敌人的仇恨，而不是用对可能性的预见来激发自己，那么它一开始就被自己打败了。它的观点便不会再有作用。尽管它声称自己赞成解放，但它的语言不再是解放的。它开始在它内部要求审查制度。它对真理的观点越来越狹隘。一场以唤起真理开始的运动变得从外表看具有欺骗性，开始反映出所有它声称自己反对的东西，于是它现在也是某些真理的对立面了，并且像旧的压迫者一样开始隐藏自己。
为了恢复女权运动的革命生命力，妇女和男性都必须开始重新考虑和形成它的方向。尽管我们必须认识、承认和感激女权主义反抗的重要性及发起这种反抗的妇女（和男人）们，但我们必须愿意批评、重新审视和再次开始女权主义工作，这是一项富于挑战的任务，因为我们没有历史先例。进行革命有很多方式。革命的发起可以是、也通常是用暴力推翻现在的政治结构。在美国，加入女权主义斗争的妇女和男性知道我们的权力远远不如我们的反对者，他们不但有人类所知道的每一种军备，而且还有进行和接受暴力的学术意识以及维持暴力的技能。因此，这不能成为社会中女权主义革命的基础。我们的重点必须放在文化变革上：消灭二元论、消除统治制度。我们的斗争将是渐进的、长久的。任何进行女权主义革命的努力都会得到由全球反抗强权的受压迫民族发起的解放斗争的帮助。
有关一个对立世界的观点的形成对女权主义斗争是很有必要的。这意味着一个我们非常了解的世界，一个让我们感到“安全”的世界（即使这种感觉是建立在幻想之上）必须被根本地改变。也许正是这种对每个人都必须改变，而不仅仅是那些被我们定为是敌人或压迫者的人必须改变的认识，至今一直在检验我们的革命动力。如果旨在结朿现有压迫的女权运动要进步，如果我们要改变当前的现状，那么这些革命动力必须自由地为我们的理论和实践赋予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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