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贝尔·胡克斯 -> 《反抗的文化：拒绝表征》（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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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蒂·罗伊夫
小小的过头女性主义走了长长的路
当代“妇女解放运动”从肇始之初，女性主义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就在应对不同意见方面存在困难。由于有着共同的经历，遭受共同的压迫，女性构成了一个性别阶级或性别等级，围绕着统一和团结这些概念建立，这使得对立和论争变得困难重重。人们通过形成单独的群体，提出不同的定义，粘贴不同的标签（激进女性主义、改良派、自由派、马克思主义派，等等）来应对分歧。最明显的是，在讨论种族和阶级差异时，人们对共同压迫这个话题的意见冲突达到了极点。有色人种妇女，尤其是黑人妇女，她们中有的人从一开始就参加了运动，有些人共同参与了妇女解放斗争和黑人权力斗争，她们呼吁人们注意差异，这些差异不会因为动情地以姐妹相称就能去除。女性主义的面貌——其措辞、理论、定义—开始发生变化。
女性间的团结变得愈加复杂，而且也有复杂的必要。忽然间，人们谈到处于物质地位优越的白人女性的经历和作为范畴的“女人”（人们常常使用“女人”来指白人女性的具体经历）时不可能不引起争论，不可能看不到这种谈论背后的白人至上的政治背景。这种变化在政治上加强了女性主义思想和女性主义运动的力量，迫使女性主义思想家们将团结这个话题问题化、理论化，迫使她们认识到各种统治结构之间的彼此关联，去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的运动。她们的工作面临着被当前年轻白人特权女性的写作破坏和颠覆的危险，后者努力想要创造一种女性主义的叙述（而非女性主义运动），这种叙述重新将物质上占优势地位的白人女性的经历摆到中心地位，否认种族差异和阶级差异，不仅表现在构建女性身份方面，而且表现在与女性主义运动的关系方面。
例如，尽管凯蒂·罗伊夫和娜奥米·沃尔夫两人著述中表露的政见不同，但她们的写作显示出好像她们的经验反映的就是典范，她们对自己的许多推断未加验证，没有考察一旦超越自己的阶级和种族界线后，她们对女性主义持有的观点和表述的女性经验是否仍然能够成立。在《美容的神话》一书中，沃尔夫讨论女性对美的不同思考方式时，没有跨越种族和阶级，没有谈到时尚杂志是否以同样的方式向所有的女性言说。白人女性与美容的关系被视为“典范”，但有些群体的妇女在应对美容问题的方式上比那些“典范”更为有力。由于沃尔夫没有提醒人们注意到这些差异，我们也永远无从听到这些不同的审美方式。非白人妇女有可能拥有某些信息、知识和策略，应该成为白人妇女以及所有妇女的典范，难道这一点在我们的社会里仍然还令人难以想象吗？读沃尔夫的书时，她对“女性”这个类别的普适化让我感到不安。但是，由于认可了种族差异和阶级差异，女性主义作品已经发生了改变，我认为沃尔夫的书不会对女性主义作品构成颠覆。然而，女性主义思想家（大多数是物质优越的年轻白人）写的书越来越多地推向市场，走向公众，成为“教材”，告诉这些读者什么是女性主义，什么不是女性主义。如此一来，任何要对普适类别的“女性”进行批判和质疑都有被剔除清理的危险。结果，我们就可能回到当代女性主义运动的起点，即错误地认为女性主义主要是为了物质优越的白人女性，女性主义也主要与物质优越的白人女性有关。
凯蒂·罗伊夫的《事后的清晨》是这一潮流的先兆，在这一点上这本书胜过沃尔夫的任何作品。该书意图构建出一个统一的年轻“女性主义”团体并且对其发起批评。这个统一的年轻“女性主义”团体对女性主义的思考反应一致，尤其在性和身体伤害等问题上。该书开篇就谈到文化家族谱系，罗伊夫所说的女性主义是这种家族谱系的遗产，母女相传。这种策略从一开始就把女性主义至少在象征意义上当成了一块地盘，就像一个小王国，只能被某些人拥有、占据，其余的人与之无缘。因此，女性主义圈子内的白人女作家们就能生出罗伊夫这样的女儿，她们觉得自己是这场运动天生的后裔。有色人种妇女和进步白人妇女要挑战的恰恰就是这种对女性主义运动的据为己有。她们向来坚持认为女性主义是一场政治运动——凡是忠于女性主义原则的人都属于这场运动，这场运动不属于任何主人。
这本书中谈到的女性主义目标，不管作者谈论得多么消极，总是而且仅仅是由白人女性制定的。《事后的清晨》声称要带来面目一新的女性主义理想，但这本书之所以令人不安，恰恰是因为它不仅抹煞了所讨论问题的视角差异，并且还在总体上抹煞了有色人种女性的声音和思想。对有色人种女性声音和思想的抹煞不能被当成作者的天真无知，而是机会主义的行为。许多有色人种女性主义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不能天衣无缝地纳入罗伊夫错误地认为构成了女性主义范式的那个门类，罗伊夫之所以拒不承认有色人种女性的声音和思想，与这个事实关系更大。她唯一一次提到一位有色人种妇女（具体地说是位黑人妇女）时，她的意图是为了讽刺和贬低那位妇女的作品。这个事实促使我决定要谈谈罗伊夫的著作。罗伊夫的举动不能表明她天真无知。她搭建起了一个女性主义竞技场，那些选中的人（她们碰巧是来自白人特权阶层的年轻女性）戴上拳击手套，要与其他女性主义一决雌雄，分出高下。罗伊夫拒不承认有色人种女性的声音和思想完全与此相吻合。
《事后的清晨》的副标题是“校园中的性、恐惧以及女性主义”，然而这本书没有为任何一所校园的女性主义提供出一幅全面的、本质的面貌。相反，在谈到约会强奸、性骚扰和色情等议题时，该书仅仅以白人女性主义者的歇斯底里和极端言论为目标进行评论，非常狭隘。当罗伊夫将耀眼的批评聚光灯打在这些女性主义极端言论上时，对于女性主义针对性别歧视、男权制和男性统治进行的意义深远的批评，她采取的方法就是对其进行遮蔽和抹煞。她自鸣得意地坚持说，自己是那种不太“死板的正统女性主义”的代表声音，代表着“比别的女性主义高明”的“某些女性主义”。但正是罗伊夫的刻意抹煞让人对此心生疑虑。
跟许多女性主义思想家的看法不一样，我认为罗伊夫的批评并不全都是错误的。我也不太关心她所说的事实是否正确。不管她喜不喜欢，她的书能引起人们的争议，其力量并不在研究领域。那些想在研究的基础上批评罗伊夫的女性主义思想家尽可以那样去做。然而从方法上来说，罗伊夫唤起人们注意的某些女性主义极端的例子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我们若能认识到这一点，该书就推进了女性主义运动。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认识到，许多女性主义思想家不仅对走这些极端提出过警告，而且还致力于不让年轻女性主义者对女性主义问题感情用事。
许多伟大的女性主义思想家（仅举几例，如朱迪丝·巴特勒[1]，奥德丽·洛德，金伯利·克伦肖[2]，黛安娜·菲斯[3]）对罗伊夫所说的那些极端行为不断进行批评。罗伊夫狡猾地故意不谈她们的作品，显得好像她自己的观点为避开女性主义教条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选择。实际上，罗伊夫的书严重依赖并且重复着她们的批评，那些伟大的女性主义思想家不断在女性主义圈子里发出声音，但她们的声音从不嘲讽揶揄女性主义追求的严肃性。而《事后的清晨》没有尊重这些女性主义的追求。
显然，终止男性对女性的暴力是女性主义的一个目标。罗伊夫完全忽视了维持男权制和容忍男性对女性的暴力两者之间的关系。在罗伊夫看来，男性对女性施暴——包括性骚扰——在我们社会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女性以各种方式组织起来抗议这种暴行，尽管有过激的地方，尽管在策略上不完美，但这是值得赞扬的。但罗伊夫太急于想一鸣惊人，而且她不愿给自己的论辩打上污点，所以她不愿意以严肃的方式讲出这些观点。罗伊夫的辩论不能让读者理解女性主义挑战男性暴力的积极方式。差不多在十年前我写了《女性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该书中谈到暴力的那一章提醒女性主义者们不要将女性仅仅视为牺牲者，而是既要认识到我们如何运用权力，又要认识到别人如何利用权力来反对我们。女性主义者对男性暴力的反应似乎让问题变得更严重，尽管我对这种反应方式提出过批评，但我不愿表现得就像女性主义组织所犯的错误，是的，有些时候歇斯底里，有些时候感情用事，会比现实的严峻性更值得探讨。嘲讽和蔑视的腔调让罗伊夫的论述显得缺乏真诚，仿佛她更关心的是如何将对手打翻在地赢得胜利，而不是对男权制进行挑战。
在“凯瑟琳·麦金农：反色情明星”这一章中，罗伊夫勉强承认自己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关注刻板女性主义教条的女性主义者。许多学者、作家、批判思想家勉力实干，这些人对女性主义在性存在、男性对女性施暴以及其他许多问题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更广泛更复杂的理解，但罗伊夫却一再用“许多女性主义者”这个短语将这些人一笔带过。这些女性主义者的名字都没有被提到。她们的著作没有被参考，也没有被引用。我们的作品以及言论缺席，显得好像只有罗伊夫一个人有意对女性主义的方方面面进行厘定和批评。暂且不说她的观点性质如何，也不考虑她提出的那些话题，她这样做的隐含意思是：大多数女性主义者都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不同政见，她们既死板又教条——她自己除外，也许还有卡米尔·帕利亚除外。假如她坚持认可女性主义内部不同声音的广泛度，认可业已存在的多种维度的批评，那么她书中隐含的前提就会失去锋芒。罗伊夫对持不同看法的女性主义者的观点和事迹只字不提。这样，她就把自己打扮成（不知这样说妥不妥）一名“受害者”，她受到惩罚是因为她愿意说出别的“年轻”女性主义者们谁都不愿意说出来的东西。实际上，拉出年轻人和她的同伴是为抹煞稍微老到的声音找借口，同时还巩固了自己作为“青年”权威的地位。然而，即使有年轻女性主义思想家已经作过类似的批评，并且现在还在作这种批评，罗伊夫对此也视而不见。她没有明说葆拉·卡门的《女性主义的命运》[4]一书。就造成年轻女性对女性主义作出反应的诸多要素而言，这本书进行的研究最精湛，讨论得最深刻。
罗伊夫为自己塑造了“特立独行”的形象，孤独地站立在女性主义的丛林中，没有人愿意听她诉说。她的这个造型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已经存在的丰富的批评话语转移开去，其中有些话语针对的目标与罗伊夫所针对的极端目标相类似，而且阐述得没有罗伊夫的粗糙。罗伊夫并非孤家寡人，她站在女性主义思想家的影子里。那些女性主义思想家充满激情地工作，使公众更深刻地意识到女性主义运动的政治意义，使公众注意到，不能简单地把女性主义等同于一种反对男性和反对性事的情绪。在《事后的清晨》中，罗伊夫坚持认为狭隘刻板的女性主义不受批评地广为流传，并且颇具代表性，因此扭曲和颠覆了女性主义思想。即便如此，她还是从中汲取了营养。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罗伊夫拒绝承认激进黑人女性、有色人种女性和进步白人女性对感情用事的白人资产阶级女性主义思想所做的一切批评。如果罗伊夫对那些推动和鼓励不同政见的女性主义思想家的作品和社会活动持欢迎态度，如果她相信了解这些观点是她的使命的话，也许她就不会对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那些来自特权背景、“创建了她们自己的死板教条”的白人女性主义者们恼怒到如此程度了。对狭隘女性主义教条的批评拷问不仅力求暴露某些女性主义活动和思想的瑕疵和弱点，而且还致力于澄清问题，以便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在有意义的女性主义目标上。但是，很明显，罗伊夫无意将自己的批评与这种批评拷问联系到一起，因为正是那种女性主义思想和实践会拓展她对白人至上资本主义男权制政治的理解。甚至，她还能够因此意识到自己的作品“按其现在的样子”何以能够推进反女性主义的计划，这些反女性主义的计划常常控制大众媒体，从单一维度刻板地表现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运动应该成为能倾听不同声音的地方，成为能够挑战观点的地方。显然，罗伊夫引人关注的地方并不仅仅是由于她关心这一点（如果这真是她兴趣所在的话）。即使她的书从来没有畅销过，但已经在主要流行杂志上广为报道，无疑会影响公众对女性主义的理解。许多不加质疑的读者会以为罗伊夫描述的那个版本的女性主义是准确的——以为倡导女性主义政治的妇女们大都思想小如芥籽，刻板教条，并乐意随心所欲地压制自由言论。罗伊夫坚持认为女性主义审查无处不在，在她所在的校园，“没有任何一个”女性主义者允许她说“艾丽斯·沃克简直就是一位糟糕的作家”。审慎的读者可能会怀疑这话是不是真的。显然，罗伊夫在那些“审查的同僚”面前略胜一筹。她做到了（无疑是通过与出版界的深厚关系）让自己的观点冲破常青藤院校研究生课程狭隘文化的禁锢，并且获得了公众论坛这个奖品。她的声音不只是得到了听众，而且得到了良好的广告宣传和促销。自己的作品如此受人关注，原因何在？那种关注和反女性主义的倒退之间，她是否看到了任何关联？在所有我读过的罗伊夫访谈录中，没有人问过她是否批判性地考量过这些问题。因为，出版界的强大影响力唤起公众对罗伊夫作品的关注，使凯蒂·罗伊夫怎么看艾丽斯·沃克显得至关重要。出版界的力量让读者相信，其他女性主义力图否认真理被压制被隐藏，是罗伊夫将这个真相公之于众。
在本文的前面部分我提到，迫使我撰文谈论《事后的清晨》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发现罗伊夫提到有色人种女性的地方仅仅只有一次，而且提到时是在贬低那位作家，这让我觉得既重要又令人不安。这种忽视与最近发表在《琼斯妈妈》[5]杂志上的对女性研究的批评紧密相关。这个批评称黑人女作家不太有学术性，却不乏读者（本来不应如此）：包括我自己和奥德丽·洛德。只有谈论白人女性的特殊体验时才可以用“女性”这个字，黑人女性作家和批评思想家对这个论断进行过不遗余力的批评，认为在发展女性主义思想和理论的时候，种族和阶级必须考虑进来。因此，我怀疑有没有必要去贬低这些黑人女作家和批评思想家。难道这种需要不是反映了一种竞争冲动，一种想让女性主义运动从这些方向偏离开去的欲望？我这样说的意思是，个别白人女性觉得某些女性主义者，“尤其是有色人种妇女”，不应当坚持让白人女性反对白人至上，由此来改变女性主义思想的方向。现在，这些白人女性试图让女性主义运动倒退，退回可以忽视、贬低，甚至可以将这些目标视为一钱不值的那个阶段。为了让一切有色人种妇女的作品能够被纳入文学经典而向经典进行挑战，这种挑战已经取得了众多进展，而这些有色人种妇女自己却受到批评、遭到挑战，这种诋毁黑人女作家的努力在这个时候出现真是个有趣的现象。罗伊夫对沃克作品的论断显得天真，但她与许多和她持相似立场的白人女性一起（例如，那个在关于诺贝尔奖的社论中贬低托妮·莫里森的白人女记者）跟保守思想家（多为白人男性）结成联盟。这些保守思想家也持相似观点，他们在许多情况下有能力阻止作品的发表，并阻止人们对作品进行评论、阅读和研究。
在《事后的清晨》，罗伊夫所唤起的对女性主义运动的想象太多是男权刻板形象的简单化反映。毫无疑问，她的声音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和喝彩，正是缘于这种简单化反映，而不是缘于她对女性主义教条有远见的批评。书的结尾部分谈到与推进政治目标的关系，罗伊夫警告读者要注意“过分热情”的危险，提醒说它能够导致出现盲点，故意夸大事实，并且扭曲观点。遗憾的是，罗伊夫没能让这个洞见指导自己的著作。
人们对女性主义运动中的极端行为，还有女性主义运动中的失误和错误策略进行批评，这固然有用，但这些批评必须能反映推进女性主义政治的真诚意愿，这对女性主义的未来至关重要。跟罗伊夫一样，我年轻的时候也写了一本争议很大的书。年轻女性主义思想家要在思想和行动方面做到有勇气，要争取权利和力量来直抒自己的胸臆，这一点非常重要，我深有体会。同时，那些倡导女性主义的人，不管长幼，无论男女，他们应该不断细查自己的情感及思想，要弄明白我们的兴趣不是出于机会主义的动机，也不是为了发出一些反映和维护反女性主义情绪的肤浅之辞，这一点同样重要。虽然我的书对女性主义思想的许多方面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质询，但这些书同时也坚持了一个首要的观点：女性主义对结束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进步革命女性主义运动必须欢迎建设性的冲突、对抗与异见，并且为其创造环境。通过辩证地交流思想观点和理想，我们能肯定女性主义政治改变一切的力量。
[1] 朱迪丝·巴特勒（Judith Butler，1956—）：美国最出名的女性主义哲学家、酷儿理论家、性存在理论家。著有《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1990），《至关重要的身体：论“性”话语的有限性》（1993）等作品。
[2] 金伯利·克伦肖（Kimberle Crenshaw，1959—）：洛杉矶加州大学法学院教授，专门研究种族和性别问题。
[3] 黛安娜·菲斯（Diana Fuss，1960—）：普林斯顿大学英语系教授，著有《从本质上讲：女性主义，自然与差别》（1989）等。
[4] 《女性主义的命运：来自二十出头这一代的声音探讨女性主义运动的未来》（1991），葆拉·卡门（Paula Kamen）二十三岁时写成。该书探讨了x一代（即美国婴儿潮世代结束后，20世纪60年代早期到7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女性的中心矛盾：抗拒“女性主义”的标签，但支持女性运动的理想。
[5] 《琼斯妈妈》（Mother Jones）：总部在旧金山的杂志，以爱尔兰裔美国妇女Ma-ry Harris Jones命名。这位自称“爱惹麻烦的人”是一位工会活动家，这份独立的非赢利性杂志以调查报告知名，自由和进步是其政治取向。它曾17次被提名、5次获得美国“国家杂志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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